异化的大众文化

异化的大众文化（精选3篇）

异化的大众文化 篇1

一、党在农民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

1.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段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土地革命、抗战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这些大事件, 它们都体现了党用马克思主义去引导、教育农民群众的经验。例如,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毛泽东、彭湃等人通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协会、通过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进行宣传。土地革命时期, 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更加的系统化, 创立师范院校、结合农民群众思想上的特殊性采取标语、口号等形式, 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 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农民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改革开放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 农村面临着经济落后、农民思想封建保守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为了激发农民投身于社会建设中的热情。思想上, 党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中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思想观念破除农村落后、腐朽、封建迷信思想。经济上,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建立互助小组、合作社, 用集体主义思想去代替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 走集体致富的道路。改革开放后, 由于农民的职业构成多样化、思想观念混合化、国际形势复杂化, 要求党推进马克思大众化的进程更迫切, 形式更多样。这时党首先培养一批有力的基层队伍近距离的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让农民群体始终与党的领导保持一致。最后结合农民群众从事职业实践的特殊性, 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农民的生产相结合, 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新时期农民群体差异化对马克思的主要影响

1. 农民群体中思想差异化的现象存在

由于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受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宗教思想在农村长期存在, 农民群体思想存在多元化的现象。当时对农民群体的宣传方式主要是单一的基层党组织的上传下达, 对农民群体的思想观念的宣传内容比较整齐划一。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农民逐渐进入市民的角色, 城市生活的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促使了农民群体的思想产生多元化, 主要表现在农民群体年龄层次思想状况的不同。50年代-60年代的农民, 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 思想价值观念相对传统, 带有一定的保守性。70 年代-80年代的农民主要适应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 而且经历过改革开放后思想逐渐开化, 思念观念主要呈现一定的混合性。20 世纪90 年代初, 我国义务教育的普遍施行, 农民阶层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在思想上表现为新的状态。因此, 整个农民阶层思想上出现了旧、混、新的分化趋势。

2.利益诉求逐渐分化

根据年龄阶段的分化, 我们暂且把农民这个群体分为三代群体。第一代农民大约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 这一代农民的文化成都较低, 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农村的农业生产上, 农业劳动技能熟练、收入比较低下、思想价值观念上比较单一, 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比较低, 主要希望通过从事体力劳动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开支就行。第二代农民主要集中在70-80 年代出生, 这一代农民家庭结构主要是核心家庭。由于传统农业所得收入逐渐减少, 他们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开支, 这一代农民面临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住房问题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三代的农民主要集中出生在90 后, 由于受目前婚恋习俗的影响, 他们的父母会在城镇地区买房居住, 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 由于缺乏从事农业劳动的过渡阶段, 他们的利益诉求偏高, 主要希望从事技能轻巧的工作, 渴望能够自主创业, 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政治权益上的保障, 有一定的学习专门技能的渴望。

3.从事的职业实践的不同

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去“化”农民群体这个大众, 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这个群体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那么要想在农民群体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必须要结合农民群众职业实践。从事不同职业实践的群体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由于职业实践主体性的差异所造成的。所谓的职业实践主体性的差异化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人们职业选择变多影响人们的意识进而影响人们的理论选择。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生产实践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是人的生存、发展和全部社会的基础, 因此只有结合农民群体从事的农林渔副牧业生产活动的具体特点选择不同马克思主义内容、教育手段、宣传方法、技巧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

三、推进农民群体马克思大众化路径选择

1.以解决实际需求为立足点

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农民从事的职业多集中在劳动、技术等就业环境较差的岗位, 收入偏低、缺乏社会保障, 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得不到保障等, 精神生活比较缺乏。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精神层面可以结合各种各样的大众娱乐方式, 在农村、或者城镇中农民工群体集中居住地定期举行汇演、开展新科技农业技能大赛, 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贯穿其中, 增强农民群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愉悦性, 不断地丰富他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在实践中, 不断地完善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中始终保卫农民群体的利益。从宏观方面角度出发把农民群众基本利益通过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同时在社会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 通过让农民群体能够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从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由衷的信仰。

2.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通俗化、宣传科学化

由于农民群体自身思想上比较保守、封建、滞后, 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坚持在内容、宣传手段上要贴近农民群体生活实际, 要通俗化。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要根据农民群众日常的生活实践方式进行宣传。在内容上, 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农民生产活动的成功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破除错误的经验主义。在宣传上, 利用基层党员干部的纽带作用, 要求基层干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理论、方针通过结合党的故事、人物故事对农民群众进行讲解, 激发群众主动学习的兴趣。在宣传方式上利用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 设置红色革命网站、宣传栏张贴、公共基础设施出现标语等方式, 让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体中做到入口入心。

3. 力求建立农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倒逼机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长期的被农民群体所掌握、运用必须要激发农民群众学习它的积极性, 从思想上主动地去学习它。这就要求在农民群体之间去建立一种倒逼机制。所谓的倒逼机制区别于过去“我教你学”的形式, 而是一种“敏而好学”的状态。要形成这种机制必须从几个方面出发: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必须实现内容上与农民群体相契合, 通过科学性的指导解决这个群体实际的需求;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农民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 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最后作为农民群众自身要不断提高文化素质, 力求能够读懂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再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生活中。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OL/EB][2009-9-26]新华网.

[2]李波.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09 (1) .

[3]吴欣.乡村治理中党的领导问题[J].理论与改革, 2012 (5) .

[4]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N].陕西日报, 2011-9-30.

[5]列宁, 列宁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69.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515.1470.

[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15.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OL/EB] (2012-12-31) (2013-1-31) , 新华网.

[9]王晓青.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辩证关系[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5) .

[10]仲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诉求[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0 (5) .

异化的大众文化 篇2

一 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不论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是停留在“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层次上,都还没有深入到对当代大众社会“非政治化”问题的解构。这就意味着传统批判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一)科学技术异化:在工具理性批判中

按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工具理性是指目的理性或技术理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丧失和价值塌陷,是源于工具理性异化。他希望消除“工具理性异化”,重构社会的合理化。可是,韦伯不承认“工具理性异化”连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失落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造成的。就像韦伯那样,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和《工具理性批判》(1967)等著作中对“技术理性异化”作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分析。他认为,技术理性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大地损伤启蒙理性的价值和声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问题的“祸首”。霍克海默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置换成“技术理性异化”,企图达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化问题的深刻批判。

不过,与韦伯相比较,霍克海默认识到工具理性异化不是单纯的启蒙理性扭曲,还是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1933)中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阿多诺在《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中宣称:工艺的原理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原理。他这样写道:“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他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马尔库塞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技术和科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角色,但他们用“工具理性批判”而不是“意识形态批判”来探讨“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和实质。在他看来,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全面侵扰了生活世界的安宁、单面化了人们的认知标准,人们所要选择的是“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工具理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批判着眼于工具理性异化对启蒙理性的压抑和摧残的批判性分析。工具理性批判不是针对“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而是重建启蒙理性,恢复启蒙理性权威。对“工具理性异化”现象实施“工具理性批判”的确必要,但要把一切“异化”、“物化”、“意识形态化”都归结为“工具理性异化”,势必扩大“工具理性批判”的效能,乃至模糊它们间的本质差异。

(二)科学技术异化:在意识形态批判中

青年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以虚假的“合理性”遮蔽了现实世界的破碎化、原子化,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单纯的商品关系、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意识”更是无产阶级理解生活世界的屏蔽;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消除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柯尔施在同一时期也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和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总体性革命”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最主要任务。稍晚的葛兰西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也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构成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真精神,提出1845年前的马克思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意指它是非科学的思想理论。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阿尔都塞撕毁了包裹“意识形态”范式的“物化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面纱,使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第二,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转向“意识形态批判”。

与阿尔都塞相比较,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大代表。他不赞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批判”,何况“工具理性批判”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还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范式需要一次“变革”:即由“意识形态”范式转向“意识形态批判”,并由针对马克思学说转向针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已“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2],“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3]更何况科学技术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一体化”的根源。“一体化”,亦即“单面化”,即一个社会制度与个人的趋同化和一致化。“一体化”对人实施最严重、深刻的精神压抑和摧残,让人们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4];“一体化”社会充满了矛盾,是“病态加剧”的社会;“一体化”的劳动则是压抑人、摧残人的活动,不是人的爱欲本能的自由的“渲泄”,“无论他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他是生产的还是接收的,也无论在劳动时间还是在休息时间,他总为这个制度服务。技术分工把人的存在分裂成片面的操作和机能,受资本主义过程的调整。”[5]因而,“一体化”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合法化作论证——提供“一体化”制度、标准和模式。正因此,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流分析范式。这就告诉人们,如果不寻求意识形态批判,非但工具理性批判不能深化,且难以指向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层逻辑。

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异化论的意义表现在:(1)由意识形态视域转向意识形态批判范式,(2)在科学技术异化问题上发挥“意识形态批判”,(3)从科学技术异化问题的思考中领悟到工具理性批判的要旨,(4)接受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命题及其主旨思想。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异化”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为“科学技术批判”所代替。第一,虽然“意识形态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要比工具理性批判深刻些,揭示了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根源和实质,但在整体上始终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平。第二,传统批判方法没有“解释学方法”参与。马尔库塞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方法”的影响,把“意识形态批判”导向心理学和认识论;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把工具理性批判导向重建启蒙理性。可是,在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既作为第一位生产力又表现为意识形态;且两方面都被现代资产阶级所利用,更加隐蔽地服务其政治统治。第三,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命题的阐释有两个弱点要消除:一是他的“单面性”认知逻辑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双重性”;二是他始终着眼于科学技术的“辩护功能”而轻视其社会“建构”功能。

(三)科学技术异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科学技术批判

以哈贝马斯之见,虽然科学技术已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命题的全部意义并不能还原为某种“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到只采用某个“意识形态批判”就能解决问题。人们必须寻求“内在主义[6]他们承认,马克思启示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条件下,“科学获得的使命”就是成为资本家阶级“致富的手段”,也是成为工人阶级“生产财富的手段”[7]570。科学技术能使资本家阶级摆脱贫困,却并非能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科学技术能成为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强大力量,却也“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571对人自身施加控制力。可惜,在一些学者的批判视野中,马克思上述文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被当作“工具理性批判”(也有学者视其为“意识形态批判”)弃之一旁,而把其中的“科学技术异化”思想主题化。

哈贝马斯也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要深刻,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的现代社会中却“失效”了。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也是工具理性批判的。前一个逻辑上,马克思极力通过虚假意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后一个逻辑上,马克思通过技术理性及其异化——劳动与劳动异化——的批判,修正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论证“剩余价值”。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行为,“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8]71-72。虽然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它“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尤其在现代社会,一切成果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就连生产力自身的连续提高都“取决于科技的进步”,更不用说“科技的进步”早已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基础。第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前提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而建立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和“补偿纲领”取代了上述两个原则,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致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丧失了合法化基础。第四,哈贝马斯警告我们: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时,它还导致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许多基本理论“失效”:一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不再是工人们的剩余劳动而是被科学技术所取代;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的不再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而是被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之争所取代;三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被科学技术和“补偿纲领”所取代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这样看来,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失效了,更不要说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了!由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在当代社会中表现为“第一位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异化”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大众社会“非政治化”,因而传统“科学技术批判”必须转向“批判的解释学”,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传统批判范式的困境,也才能有效地揭示“非政治化”大众社会的“真相”。

二 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的解释学

作为“批判的解释学”——科学技术批判,为什么能够解剖科学技术异化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深层逻辑呢?除了前文所述,根本的一条是“批判的解释学”已经构成为“科学技术批判”的内在逻辑指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哈贝马斯率先把解释学方法、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异化、生活世界殖民化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批判”,这就是“批判的解释学”范式。依他之见,就“解释学”而言,批判的解释学是深层解释学,它使得“解释学”不再是“文本意义”的解释者而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实施“解构”和“建构”的开拓者。就科学技术批判而言,批判的解释学也是深层解释学,它直接地探寻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层本质。这是一般解释学所不能为的。批判的解释学试图通过批判的、反思的对话、理解和综合,达到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新“症候”——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批判性阐释”。

那么,批判的解释学到底是有什么样内涵?是什么样的分析范式。这个问题是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间的争论焦点,即:解释学方法要不要批判思维?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关于理解及其本质的学说。本文的意义不是读者赋予的而是作者在形成本文时确立的,本文的意义是客观的。理解就是阅读本文,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达到对本文意义的客观把握。虽然在实际阅读中,由于“前理解”和“间距”的影响,往往出现意义“增值”或“不足”,甚至“误解”,但是,任何理解都要忠于本文意义。这并非“批判”所能做到的。因此,解释学方法要坚持客观主义原则,这是保障“理解”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理解”不会走向意义逻辑深层,因为他的解释学方法只是读者对本文的单向度的“直线式理解”,不是通过人们相互间“沟通”、“对话”、“商谈”乃至“争论”,达成的“一致”、“共识”。哈贝马斯强调道,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至多是“文本学”的,而他的“解释学”方法是在“扩展的语言”[9]上“融入”批判思维,超越了“文本意义”和“理解”本身,且走向“社会”、“历史”、“生活世界”,是“深层解释学[9]“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就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或各自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要么达成一致,要么发生争执。解释者可以悄悄地设定,他参与到了作者及其同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形式关系当中。”[9]人们以批判的“再解释”为视界,维护和扩大“读者”的主体通性及其主体间“谅解”的合理性,消除主体对本文意义的“依附关系”,“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9],确立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那些“没有经过反思的意识形态……,会由此发生变化”[9],走向未来的选择必定是批判的解释学,亦即“深层解释学”。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汤普森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了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方法意义,称之为“深层解释学”。他认为,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因而一般解释学方法不能揭示其内在意义,只有把解释学方法“融入”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视其为“一个更全面的方法论”,一个“作为分析文化现象……的一个总的方法论架构”[10],发挥其方法论的能量,才能从“权力与统治的关系”上“进行批判性思考”,理解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即是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危机。汤普森的“深层解释学”的理论意义在于:(1)意识形态内蕴了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但要在批判的思维上激发其作为解释学方法的能量;(2)西方当代文化危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权力危机——因为西方文化已经异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基础,因而指向其逻辑深层的文化分析不能没有解释学方法的有效参与。

汤普森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不能排除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启示。除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的“深层解释学”也是其思想的重要启示源。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深层解释学”,批判的解释学应对20世纪60、70年代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社会景观。当科学技术受到“资本主义歪曲的合理性”的污染而失去了自身纯洁性时,它必然沦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8]42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抛弃我们现有的技术”,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观念,更不会有“人道的东西”和“负有责任”的科学技术。人们要将分析视界转向反思性社会批判,诉诸批判性解释模式,探索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不变的规律性”,化解种种“曲解的交往”对“科学技术”的束缚,从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力量中解放“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人类。除此之外,“批判的解释学”也针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科学技术危机等问题;关键在于它使批判性思维和解释学方法有机地“融入”社会批判理论,更新改造了“意识形态批判”,完成了批判文化异化和科学技术异化以及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方法论转型——这是新型的“科学技术批判”。虽然汤普森在分析西方当代文化危机的意识形态化之维正是把批判思维和解释学方法“融入”到意识形态批判中,使之“文化批判”走向“深层解释学”,既改造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又指向西方文化危机的内在逻辑。但是,哈贝马斯的作为一种“科学技术批判”,批判的解释学之所以又是深层解释学的,根源于它能够推进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层次,推进了对“科学技术异化”批判的逻辑层次,走向对“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本质揭示。批判的解释学的优势在于:(1)不是一般解释学方法的简单重复而是批判的、反思的方法的中心化;(2)不是简单地扩张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功能而是尽可能地整合工具理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优势;(3)不是着眼于单纯的文化危机而是从科学技术异化延伸到大众社会的“非政治化”领域;(4)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的阐释;(5)不是单一视域而是多重视界的融合;(6)作为“科学技术批判”,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三 西方现代社会:

显现“非政治化”社会景观

那么,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大众社会的消费化;有人说,它是大众社会的工具理性泛滥、启蒙理性扭曲的“非合理化”;也有人说,它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或原子化、单面化、一体化……。与众人相比较,哈贝马斯由科学技术异化到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审查中认识到“非政治化”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复杂的内在逻辑。作为“科学技术批判”,批判的解释学就是针对这种“非政治化”揭示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真相”——内在逻辑。

(一)深层表现

哈贝马斯认为,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深层表现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民主政治的科技化。

1.所谓“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是指从政治上看,科学技术为稳定政治格局、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协调社会各方政治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分析道,在表面上看,二战后科学技术的研发、转化和运用都是民间行为,实际上是国家政治行为。

第一,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重建任务顺利进行。20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获得了巨大成功。科学技术本身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短期内提升了西方社会生产力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西方民主政治重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快速提升了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世界霸权之所以在战后25年间走向顶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有效地发挥了政治功能,它为美国实施其世界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第二,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相对平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相对缓和。以电子技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力量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管理能力,促使全社会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高效调整,新兴产业、行业、部门大量出现,使得那些掌握了新技术和科学的工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队伍快速成长、收入和福利明显改善,所谓“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改变了政治力量格局,形成一个“哑铃式”社会政治格局,它被称为战后西方社会的“稳定器”。

第三,在新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民主政治摒弃“贵族化”和“精英化”,选择“大众化”,美之名“民主政治”。科学技术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人们有了较多时间和方便渠道过问和参与“政治事务”,比如电子投票箱、直播电视竞选辩论、网络政治评议……。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科学技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为国家政治生活“大众化”、“平民化”提供方便,但是,这种“大众化”、“平民化”却被现代资产阶级说成是“非政治化”,并在全社会营造所谓“非政治化”社会景观。实际上,“非政治化”并非任何政治因素“不在场”;恰恰相反,不仅某个“政治因素”始终“在场”,而且其介入得更深刻,其方式更隐蔽,给大众造成一个假象:“平民化”和“大众化”就是“非政治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刻意营造所谓大众社会“非政治化”,恰恰反映了他们实施更加广泛且深刻的“政治化”社会管理的真实企图。只不过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有效地遮蔽了其政治企图的“在场性”。

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方便了现代资产阶级营造“非政治化”大众社会。具体说来,(1)它不是阻隔大众参与“政治”,而是诱导他们参与那些程式化、概念化的政治生活——即“政治空壳化”日常生活,使大众远离真正的国家政治生活,达到维持资产阶级政治合法化的企图。(2)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不是消解而是故意“遮蔽”日常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色彩。资产阶级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暗示”让大众深信:虽然现代生活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连同科学技术又都是源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

2.所谓“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是指从科学技术上看,民主政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政治保障,这是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顺利完成,都不是偶然的,是获得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持。具体表现在:(1)政治家带头广泛地采用先进技术知识管理国家和公共领域秩序,他们成为推广先进技术和科学的重要力量,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示范作用。(2)国家政治任务的设计、实施往往结合技术和科学进步的需要,并通过国家行政权力为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政策,保障其规范化、有序性展开。(3)西方当代政治理念提出,从“权本位”转向“技术本位”,国家间竞争与对抗不再是硬实力的较量而是科学技术力量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当代国家间竞争的主动权;确立科技立国、科技强国、专家治国的现代治国理念,推崇“软实力”竞争,诱导大众远离政治、崇尚技术和科学;当代政治家应当懂得科技,并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保驾护航。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政治化与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所谓大众社会“非政治化”。

(二)深层根源

以上分析显示,西方现代社会的“非政治化”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是直接关联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科学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创造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丰富了日常生活内容,更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极大可能。正因此,全社会都看到了科学技术带来了很多好处,而且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直接地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走向科学技术、从事科技的研发和转化工作,许多人都把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和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在努力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上,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社会景观——即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技术化”和大众日常生活的“政治空壳化”。

当然,这种“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科学技术异化构成了这种社会景观的直接成因,那么除此之外,一事实上还有某个深层原因,我们认为,这就是:现代资产阶段国家竭力寻求一个持久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一般说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职能”及其所实施的“补偿纲领”在当代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度发挥既是科学技术异化的直接根源,又是“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深层根源。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社会出现,并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开出“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处方”——新的国家干预政策。这一政策是以“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和“补偿纲领”为核心,它们代替了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维持长期“平稳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政治合法化”资源。

其实,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新干预政策”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既互为因果又同时构成了“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主要根源。

(三)基本内核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政治辩护功能是其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基础。而现代社会“政治空壳化”却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更深刻社会表现,它向我们显示,科学技术异化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所谓的“辩护功能”,而是更加隐蔽的“政治建构”功能,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在当代社会中,既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基础,又是改进现代化生活的最重要手段。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异化”和“非政治化”社会景观在实质上仍然是“技术统治论”的。“技术统治论已经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觑,它确实服务于与技术问题相适应而对实践问题加以排斥的新的政治,因而它与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人们的制度机构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技术统治论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模糊人的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界限,‘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为掩盖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所以,技术统治论必须使论证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脱离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它们非政治化。”[11]我们知道,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论”把本属于政治领域的议题转移到非政治领域变成大众普遍关心的技术问题,把技术合理性当成实践合理性,把社会发展进程理解为单纯的技术研发、转化和运用过程,以直线管理方式重建大众对民主政治的忠诚度。在现代民主政治背景下,“技术统治论”放弃暴力控制方式,转向对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的控制。这一切都在于要营造一个日常生活“政治空壳化”的虚假的社会景观。

其实,“技术统治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政治因素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资产阶级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施行,且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诱导了大众迷信“科学技术万能”,把大众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捆在一起,使大众社会“非政治化”成为既成的社会“事实”,强化大众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忠诚度。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那样,“拜物教”状态下的科学技术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劝告大众服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需要。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科学技术异化,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科技的研发和运用走向“非人道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歧途。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除,其生产方式不作根本变革,不论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科学技术异化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况且,哈贝马斯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非但不能正确地审查“科学技术异化”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反而陷入了拒斥“科学技术”的认识误区,以所谓“交往合理化”社会为终极目标,确立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人们一定能够揭示“科学技术拜物教”、“科技万能论”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实质,用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性地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也一定能够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5.

[3]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9:106.

[4](美)Marcuse H.One-Dimensional Man[M].Boston,1964:9.

[5]Marcuse H.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M].Boston,1972:1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5.

[10](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3.

异化的大众文化 篇3

纵观国际教育体制演化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都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必须的教育趋势, 高等教育机构也一直倾力于探索将有限或稀缺的教育资源在“大众”与精英”间进行最佳分配与整合的路径。

2002年在经历数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 2005年, 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300万人, 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 浙江、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则更是高达34%、52%、53%, 我国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后, 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高等学校的数量成倍增长, 规模、质量、结构、功能的失调发展也伴随而来,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定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大学教育质量与大学生毕业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入学率大幅增加与就业率降低的问题;如何解决适应性、守成性的就业型教育与大学生创业创新意识养成的矛盾。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探寻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显得尤为迫切。

然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的发展战略布局与培养模式是:精英教育机构———重点大学大办成人教育、高职教育、网络教育, 高职高专则热心于“专升本”, 办成多科性大学, 进一步争取评上硕士、博土授予单位, 成为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大多数全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以办成国内或省内一流, 国外或全国有影响的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巨型大学为己任。显然这些有违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单一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矛盾, 势必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大众化教育要走出困境亟需我国高等学府反思其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分层定位, 让一部分有条件实施精英教育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承担精英教育任务, 大部分院校与学科专业承担大众教育任务,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举。这点在我国教育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 他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后, 应该确立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 两种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两类不同层级的高等学校科学定位, 从而构建高等教育新的体系。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选择: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

正如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家马丁·特罗所指出的, 大众化时代精英教育不仅不会消失, 反而还必须强化。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定位选择, 是实施精英教育, 还是选择大众教育, 这既要考量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区域发展的需求, 更要根据现实的教育资源状况和进一步取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本科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不仅体现在办学理念上, 而且还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则具有尝试“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植入精英培养模式”的条件。

1、合理的生师比确保了精英教育所需教师资源

截止2011年年初我国约有357所普通高等农林院校和其它高等院校林科分学校, 2001—2011年期间全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年均招生人数平均为320多人, 毕业班本科生年均约为300人。从表1可以看出,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规模扩大基本处于稳定水平, 甚至近几年出现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更为显著,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规模小与发展稳定使得该专业形成了合理的生师比, 有助于确保教育质量。2004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 》规定, 综合、民族、工、农、林、语言、财经、政法等院校生师比不超过18, 而目前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的生师比不超过5, 开展精英教育完全可行。

2、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掌握了实施精英教育的关键

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学位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这支教师队伍承接了众多重大研究课题, 获得了精英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同时收获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 同时教师能给学生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 使学生能利用各种渠道自主探索学习知识与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在课程设置方面, 拥有和利用优质的教学资源, 建立基础宽厚、学科交叉和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 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架构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机制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有利于学生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知识架构和发展途径, 这些均为精英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高素质的专业生源使精英教育实施顺理成章

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生源评定以一本分数线为基础, 同时还十分重视考生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和社会实践才能, 招进了一批来自广西、湖南、江西等农业大省的学生, 这些省份对农林经济管理人才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同时这批学生也能很好地把理论知识灵活地应用于社会实践。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大众化背景下的战略定位, 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农业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将助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朝普及方向发展, 实现向精深方向发展。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 在今天美国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比它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加精英化了, 同时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 高等院校或者特色专业需要把重点放在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上。同时精英型教育需要在专业规模扩张和保证教育质量两方面进行权衡, 需要对培养模式进行审慎抉择。

三、精英教育“异化”———大众化教育中的学业导师制

大众化教育中的精英教育是采用“早期淘汰机制、胜出者接受专门教育”的英国式庇护流动模式, 还是“将选择过程尽可能推迟, 所有人都可参加公开竞争, 最后产生少数精英”的纯美国式竞争流动模式, 目前悬而未决。然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精英模式称号的选择相比精英教育的功能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当今精英教育的功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与传统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培养官僚学术人才的功能相比, 知识经济、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的功能更多的关注经济因素, 是社会的良性发展。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大学的必然选择, 而像英国牛津、剑桥, 美国的耶鲁、哈佛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殿堂、英才的摇篮, 其特有的导师制功不可没。因而作为精英教育“异化”形态的学业导师制有望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现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培育精英人才的战略工具。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育模式的转型可以以学业导师为切入点, 本科生导师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 导师给予学生学业生活, 做人和治学双面指导, 有利于本科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学业导师的职责在于提供给双方共同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机会, 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培养他们独立学习、思考、工作的能力, 给学生充分的自由, 放而不弃。

1、导师制的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性思维

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 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导师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 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导师的责任是鼓励创造性的进行探索, 建构和再建构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导师制有利于对精英因材施教, 在专业上精耕细作, 挖掘和开发他们的潜力, 从而促使独立钻研、开拓创新, 导师制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且师生研讨过程中的辩论及讨论, 有利于倡导在导师和学生间积极的思想交流, 要求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 也锻炼了精英的逻辑思考及临场反应能力, 同时它培养起了精英人才的自尊、自信和自我展示的热忱。

通过导师制, 我们可以把大学的集体教学与导师的个别辅导相结合起来, 把学业发展与个性发展、生活价值观教育等结合起来, 培养全面发展的精英人才。通过导师制, 能够反映精英培养方式上的独特性————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再加上独特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实现了对精英的全面培养。

2、基于导师制的系统培育机制

在教学目标上, 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 改革专业教育, 实行选修制, 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 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 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 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在教学内容上, 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精英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在教育目的上, 强调自发原则,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在这种系统培育机制下, 我们可以逐步积淀注重学术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

3、学业导师制的推行措施

采用学业导师制培育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优点是:一来可提升学院的知名度和创建优势专业;二来能给专业突出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和展示才华的平台。具体的推行措施与方案包括以下方面。

(1) 基于本科新生自愿自主并结合对其分类分组推行学业导师制。在新生进校时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并组织专业教师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面试, 经过筛选, 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分类分组, 学业导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将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与潜力技能特长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调整, 因材施教, 力求每位学生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深造、提高, 成为专业造诣较高的人才。

(2) 通过“教学机制”促进学业导师制。基于学业导师制的精英培育方式从封闭型、象牙塔式的精英培养逐渐转变为自由的全方位的培养, 从单一的学科设置发展成为多样的、可供选择的学科。同时不断改革教育与教学, 课程体系, 除了正常开设的课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专业发展的需求专门增设相关课程, 例如聘请图书馆经济管理专员对学生进行专业数据库分析介绍、文献索引、文献查新,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法等。

(3) 学业导师作为本科生提高专业水平、进行科研立项的指导者。学业导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引导学生开展科技学术活动从而提高专业水平。组织学生参加导师所在课题组或导师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思维习惯和科学研究思想。大学生如果能参与科研课题, 会使创新性潜能得到及时发掘。

摘要：文章系统梳理我国高等院校战略布局, 发现高等教育目前陷入“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模式两难选择窘境。文章基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现状, 提出合理的师生比、高素质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高素质专业生源基础使得该学科可以走出这一困境, 实现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 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学生导师制, 导师制的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性思维, 同时文章提出了基于导师制的系统培育机制与具体推行措施。

关键词：大众化教育,精英教育,异化,学业导师制

参考文献

[1]老教授协会课题组:高等学校精英教育定位问题的探讨[J].高教与经济, 200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