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

唐宋文化（精选12篇）

唐宋文化 篇1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极, 对包括政治模式、哲学思想、文艺创作在内的多个传统文化领域均有深远影响。隐逸文化在唐宋时期以一种全新面目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吏隐。吏隐, 顾名思义, 即以做官为隐居[1]。从唐代开始, 这种吏隐思想开始获得普遍关注, 并在中唐之后为愈来愈多的士大夫所认可并加以履行。关于唐宋吏隐思想的流行状况, 可参见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2]以及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3]两文中的详细考证, 兹不赘述。“吏隐”思想的流行使得唐宋隐逸文化由此呈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色。详论之如下。

一、隐逸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逸本是避世行为, 从伯夷、叔齐二人首山采薇、不食周粟始即标志着隐逸与世俗社会以及物质享受的背道而驰。这种脱离世俗物欲的人生范式固然使隐逸文化具有高雅脱俗的格调, 但由此引发的另一问题也不能回避, 即隐逸自其产生之初即面临的一个窘境:精神享受与物欲享受难以兼得。这一窘境不单是由传统文化重精神而轻物质的一贯倾向所导致, 另一个重要而且现实的原因还在于隐士的经济状况。对于一个拒绝出仕的传统隐士而言, 要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已是不易, 更遑论讲求物欲享受, 如孟浩然所言的“一丘尝欲卧, 三径苦无资”是许多士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很多时候经济原因甚至迫使原本有志隐居的士人迟疑、退缩。针对这一窘境, 前代隐逸文化分别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儒家文化视野中的隐逸者常以道德之高洁来对抗物质之贫乏, 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论语·述而》) 。所谓君子安贫乐道是也。道家文化视野中的隐逸者则以精神的逍遥自得超越生活之困苦, 如庄子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庄子·天下》) 。所谓内在超越是也。汉代名教化的隐逸之士近于儒家之安贫乐道, 六朝自由化、审美化的隐逸文化则近于道家的精神逍遥。尽管唐代之前的隐逸文化都针对自身的物质窘境都做出了相应引导, 但不可讳言, 这些引导实际上都是采用了一种回避的策略, 并未真正解决隐逸文化中精神自足与物欲享受难以兼得这一关键矛盾。而唐宋时期新兴的吏隐思想则直面现实, 着力打通精神享受与物欲享受之间的隔阂, 实现隐逸精神与世俗生活的共融。需要指出的是, 在唐宋吏隐思想中, 这个“吏”往往偏指地方中下层官吏, 这是唐宋吏隐文化所特有的“中隐”思想, 也是它不同于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间”以及晋人所谓的“小隐隐陵薮, 大隐隐朝市” (王康琚《反招隐》) 之处。“中隐”这种身份设定使得吏隐之士既可以逃避繁重政务的牵绊, 同时也因其固定的俸禄收入而解决物质困窘。对中隐思想做出最佳表述的是白居易的《中隐诗》, 全诗如下:

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 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 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 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 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 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 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

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前代士人出处选择的反思以及对个人新出路的探索。对白居易而言, 传统士人“入丘樊”式的“小隐”缺点是“太冷落”、“苦冻馁”, 而另一种“住朝市”的“大隐”因距离政治中心太近, 又不能避免政治风波的涉及, 导致“多忧患”、“太嚣喧”。在这一处境中, 作者折中调和, 既在行迹层面上的选择“出”的身份, 又在精神层面上保持“隐”的状态。这样既能通过俸禄收入而免于饥寒, 解决生活层面的物质窘境, 又因为“隐”的心理状态和有意选择的清闲性官职, 得以避开政治风波, 获得全身远害的效果, 同时不被世俗政务牵绊精力 (即诗中所云的“不劳心与力”、“终岁无公事”) , 而将生活重心转向登临、游荡、高卧、一醉等自由享受, 在精神和物欲两个层面上都获得逍遥自适。经过白居易改造后的吏隐思想完美地融入了世俗生活的内容, 彻底解决了隐逸文化中精神自由与物欲享受不能两全的窘境, 给原本偏于精神审美的隐逸文化填入了世俗化、生活化的内容。对于后世士人而言, 中隐这种生活方式完美地解决了隐逸生活中精神与物欲之间的矛盾, 故而在唐宋两代获得普遍认同与接受。

二、隐逸身份判定的超越政治化

隐逸本就是逃避政治的行为, 虽然从汉代开始, 隐逸因其道德宣传价值而被政治权力所认可、宣扬, 且唐宋之前的隐逸者因其名望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人物有所交往, 但他们极少亲身参与政治。一旦在身份上与政治有所关联, 其隐逸性质立刻受到质疑。这样的例子在六朝屡见不鲜, 如上文所提及的邓粲曾出仕为别驾, 虽然邓粲以“隐初在我, 不在于物”为自己辩解, 且时人“无以难之”, 但最终结果仍是“于此名誉减半矣”[1]2151, 谢安曾高卧东山, 一旦出仕, 被人讥为“远志”化为“小草” (《世说新语·排调》) , 著名的《北山移文》正是对出仕隐士的讽刺。可见六朝之时隐士一旦出仕, 则其隐逸身份即受到否定。而官场中人, 虽然能达到近似隐者的超越政务束缚、精神逍遥自得的境界, 如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 处事无事事之心”[1]1992、谢朓“即欢怀禄情, 复协沧州趣”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 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未把他们的身份与隐逸联系到一起。结合上述两方面材料可以看出, 在唐代之前, 隐逸身份的判定标准仍是外在行迹, 在身份上, 隐逸与政治不能共存。但从唐代开始, 隐逸的判定标准已逐渐改变, 隐逸文化开始出现内在化的趋势。由盛唐杜甫的“闻说江山好, 怜君吏隐兼” (《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 、“吏隐道性情” (《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等诗句中可以看出, 最晚至于盛唐, 时人已经承认了“吏”与“隐”的可共存性。杜甫之后, 中唐韩翊、白居易、晚唐姚合、宋代王禹偁、欧阳修、苏轼、曾几等人都对“吏隐共存”这一观念作出了认可性的论述, 详见上文所提及的蒋寅及张玉璞两文, 兹不赘述。相对于与政治不能共存的传统隐逸文化而言, 吏隐思想具有自身的优势。对于深受儒家入世价值观影响的读书人而言, 传统的避世隐逸虽然获得了个体自由, 但完全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无遗憾。而经过吏隐思想改造后的隐逸文化在身份判定标准上打通了隐逸与政治之间的隔阂, 使得隐逸不再局限于外在行迹, 而是偏重于内在心态, 使隐逸这一概念在外延判定标准上实现了从外在的去政治化到内在的超越政治化的转变, 这也使得士人能够既获得精神上的逍遥自适, 又能借助官吏身份,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使个人的人生价值得到更圆满的实现, 故此吏隐观念在唐宋两代被中低层官僚群体普遍认可并广泛奉行。

三、隐逸思想内涵的三教合一

中国的儒、道两家在先秦之际已经成型, 两家虽一倡入世, 一倡出世, 旨趣歧异, 但都对隐逸文化影响深远。而从初唐至于盛唐,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发展成熟, 且影响日众。自中唐之后, 三教合一的思潮日趋鲜明, 最终在北宋时期达到成熟的巅峰, 形成儒释道兼综的宋型文化。这种综融三教的宋型文化被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华夏文明演进的最成熟形态, 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且对同时期的吏隐文化也影响深远。在汉代之前的隐士身上, 其主导特征或是儒家之守节不屈、独善其身, 或是道家之和光同尘、逍遥自得, 鲜有能兼之者。而在六朝玄学的文化背景中, 隐士们既信守儒家所宣扬的基本道德伦理, 又不拘泥于表层的礼节束缚, 任情而行, 潇洒不羁。如陶渊明, 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高节, 也有“素琴本无弦, 漉酒用葛巾”的洒脱, 可谓兼取儒道。然而六朝隐士们虽然遵循儒家的基本伦理, 却最终放弃了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内核: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产生于唐宋三教合一文化思潮中的吏隐思想则兼三家之长而用之。它于心灵境界中取禅宗重内在明悟的思路, 倡导平常心是道, 于生活态度则取道家之随缘任运, 不以是非得丧而内萦己怀, 这两者结合使个人心灵始终保持清明平和, 即所谓的“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范仲淹《岳阳楼记》) 。同时在行为层面上, 吏隐文化又继承了儒家对个体社会责任感的重视, 提倡“进亦忧, 退亦忧”, 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参与政治建设。这种既保持了内在逍遥的精神境界, 同时还兼顾个人社会责任感的人生范式, 无疑是三教合一的吏隐思想相对于传统隐逸文化的优越性的体现, 它也成为宋代之后众多士大夫所效仿的人生范式。

综而论之, 唐宋隐逸文化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拓展, 尤其是在世俗化、内在化及三教合一化方面集前代之大成, 完美解决了士人群体长久面临的出与处、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它既集前代注重内在精神逍遥与道德自足的古典隐逸文化之大成, 同时在其内部世俗化的发展思潮中, 又蕴含着注重现世享受的近代隐逸文化的新萌芽。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古典隐逸文化的成熟期, 同时又是传统隐逸文化由古典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承接期, 这是我们研究隐逸文化乃至传统文化整体发展中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

摘要：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在六朝时期已经成熟, 并不断发展。在唐宋时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 传统隐逸文化以吏隐的面目重新出现, 并在身份判定、生活方式以及思想内涵上较之前代均有较大改变, 对之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唐宋,隐逸文化,吏隐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 1974.

[2]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J].苏州大学学报, 2004 (2) .

[3]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J].文史哲, 2005 (3) .

唐宋文化 篇2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几乎人人熟记成诵的小诗，其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让许多少年产生美好的憧憬，也让许多人颇费思量。

茱萸历代都被作为祭祀、佩饰、药用、辟邪之物。早在周代，茱萸就由于被视为非凡之物而被当作祭祀不可或缺的八种美果之一；在汉代，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茱萸的多种药物用途而开始重视培育、栽植茱萸；传说中战国时期的楚国王妃就佩戴着茱萸做的饰物。因此，人们对它格外钟爱，以致形成了饶有风味的茱萸风俗，即于重阳之日，登高畅游，携茱萸女，插茱萸枝，佩茱萸囊，饮茱萸酒，吟茱萸诗，极尽欢娱之乐。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故古人又把九月九日重阳节称为登高节、茱萸节、茱萸会。

茱萸风俗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历史悠久，只是到民国以后，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茱萸风俗才渐渐衰落，唯登高之俗尚存于民间。茱萸还可以酿酒，唐代著名隐士寒山曾有“暖暖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终归不免死，浪自觅长生”的诗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汉中地区茱萸主产县佛坪县利用当地资源，生产出了茱萸牌系列果酒、饮料，其味醇美，药效显著。茱萸因其本身的价值以及历代赋予的传奇色彩，使文人们很喜欢用它作诗料，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不同心境。历代文人笔下，以茱萸寄言亲友欢娱之情的诗赋很多，其中以唐宋诗人为最。以下是笔者搜录的唐人茱萸诗，与诸位共同品尝。

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哪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 戴叔伦《登高乘月寻僧》：“插鬓茱萸来未尽，共随明月下沙滩。” 卢纶《九日奉陪侍郎》：“睥睨三层连步障，茱萸一朵映华簪。” 耿讳《九日》：“步蹇强令避藻井，发稀哪敢插茱萸？”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春，翡翠横钗舞作愁。” 杨衡《九日》：“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权德舆《酬九日》：“他时头似雪，还对插茱萸。”《九日北楼晏集》：“风吹蟋蟀寒偏急。酒冷茱萸晚易醺。”

张鄂《九日晏》：“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九日》“城远登高并九日，茱萸凡作几年春？”

白居易《九月九日登巴台》：“闲听竹叶曲，浅酌茱萸怀。”《九日寄微之》：“蟋蟀声高初过雨，茱萸色浅未经霜。”

雅淡：唐宋词的文化选择 篇3

也正是在北宋，文化中心南移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语。词为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如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

的确，随着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社会习尚、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急剧变化，“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前则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576页)。“犹多古风”的唐代，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文化，色调浓烈雄放，史称唐型文化；而“别成一种社会”的宋代，其中心地位的文化为江南文化，色调淡雅婉媚，文化史家谓之宋型文化。正如一些文化学学者所言，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石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八骏”，乾陵石雕中粗壮雄伟的石狮，李爽墓中双手握拳、昂首挺胸、足踏怪兽、远眺怒吼的陶天王俑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两宋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宋代建筑尚白墙黑瓦，槛枋梁栋，不设颜色，专用木之本色；宋代瓷器、书法、绘画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即如宋人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参见《中华文化史》634页)概言之，唐型文化的审美特质为“雄浑”，而宋型文化的美学意蕴乃“雅淡”。雅淡，正是江南文化的本体特征，而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中的审美文体——词，正以婉约雅隽、细腻雍容为审美主位。就词体的审美流变看，处于“雄浑”与“雅淡”审美转变的轴心人物，乃南唐后主李煜。

后主李煜是南唐时代江南文化的代表人物，词体一入他手，格调巨变，审美观念至彼亦情韵独具，遂成江南文化审美风格的标志。他的审美理想直承六朝“婉媚”、“畅情”资质的同时，自己又鼎力“改革花间派涂饰、雕琢的流弊，用清丽的语言、白描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抓住自己生活感受中最深刻的方面，动人地把情感表达出来，给人深刻的艺术感受”(新加坡谢无涯《南唐李后主词研究》)。李煜审美趣味的独特之处，在于追求一种疏离色欲的“纯情”。在继南朝“文、笔之辨”，“人心”、“文心”分割的基础上，能自觉地开掘“情、欲疏离”的审美意境。因此，他的“畅情”并非“纵欲”，他的“婉媚”亦非“淫靡”，在审美方式上开“雅化”风气之先。情、欲，乃审美与非审美的两个不同观念，纯情为雅，私欲为俗。刘熙载言：“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艺概·词曲概》)后主的词作常为纯情抒发，力避俗欲纷扰，因而显得清雅真丽，虽粗服乱头而不掩国色。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指的似为此种“雅化”风范。李煜在亡国前的深宫之作是纯情抒发，他于国破家亡后“日夕以泪洗面”亦复如是。然而，“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士大夫之词也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铺陈爱情的美丽和脆弱。因其美丽，故能成为其政治生涯、仕途经历中的一丝温情；因其脆弱，故极易破碎毁灭。正如一尊晶莹澄碧的古玉器，它的任何一条裂隙都能使至情之人征引出人生的缺憾。士大夫之词在对爱情的吟咏中便潜隐着一种深沉博大的人生悲慨。

下面是李煜的《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首词反复使用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春红、胭脂等颜色字；江水如蓝，林花似火，正是人生得意尽欢的青春季节。世界的灿烂似乎涵咏着未来的美丽和辉煌。然而春日的胜景总是苦短，寒雨如抽，夜风如刀，将春红和春红所象征的一派浓情斫尽，春景锦缎似的容颜一瞬间憔悴殆尽，美丽永远如梦一样稍纵即逝，不可把握。“太匆匆”用叠字叠韵，韵调迂徐舒缓，犹如心灵深处沉重的叹息，透露出一种彻骨生命之寒意。又《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叶嘉莹教授对这一首词的分析极为精到，大意是说：“春花秋月”仅仅四个字，就同时演出宇宙间永恒与无常的两种基本形态：春花秋月无尽无休。而人的生命却随着一度的花落月缺而长逝不返了，“往事知多少”将人世无常之词写得动魄惊心。“春花秋月何时了”乃是写宇宙之运转无穷，往来之茫茫无际。“往事知多少”乃写人生之短暂无常，是去者之不可揽返。“何时了”三字却又早已透露出了负荷着无常之深悲的人，面对此无常无尽的宇宙之运转的深深的无奈。“问君能有几多愁”，对人生作彻底的追问。“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乃作彻底的答复：人生所有的只是一片滔滔滚滚的永无穷尽的悲情而已。

只有把后主放在审美文化演进的位置上，才能看到他纯用白描、畅情率真、笔致雅化的词史意义和美学贡献。“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是对他把词由为礼歌而作纳入抒情畅情轨道的精辟概括，从此，词体遂成抒发情性的中介，雅化的词家情致使词的审美层面提高，因而，词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李煜功不可没。后主风雅疏狂，不事雕饰，确为江南第一词手，后人尊他为“词王”殊非过誉。

宋词的雅正审美风韵建构于北宋，成熟于南宋，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就是指此而言。这种流变的基础，在于中国文化的南迁至南宋的最终完成。南宋以降，以“雅淡”为审美特征的江南文化居于中心地位。雅淡美韵的形成，亦得自江南地域山明水秀的“江山之助”。因此，沈德潜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之地。”(《艿庄诗序》)词至南宋，从表达方式看，已由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变为词人的自身独白，语言的纯化、雅化，典故的精选、活用，使得词作丽而不俗，具有浓厚的书卷气，集中映现江南士人的品格和气质。

据考，宋室南渡，政治中心代表人物的籍贯亦江南化，其“明慧文巧”的气质使雅正之风几臻极致；同时，在南宋，江南士大夫居于政治集团的中心地位，已成中华文化南迁的重要标志。因而，词体作为一种雅化文体要求越来越高，正统词人提出，词应“无一点俗气”，甚至“宁僻无俗”。曾慥《乐府雅词》在选词时，将柳永词汰除尽净，其原因乃在柳词“涉谐谑”。同时，此时与柳永当年以俗词“忤仁庙”而落第的遭遇相反，雅词已成士人“释褐”的资本，且倍受皇帝青睐。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载有太学生俞国宝于小酒肆醉笔写词，而极为高宗爱赏，赐官荣登庙堂的逸事。因而，典雅风韵在词体上显现更著。“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所谓“工”，所谓“变”，就是指词体的雅化程度而言。

典雅精致风韵，确为南宋一代词家情致。雅以为“淡”，远去俗气，兴于六朝江南文化的审美观，南宋词人也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理想纳入六朝以来的江南文化传统，认祖归宗，以见所自。靖康之后，“晋宋风味”、“晋宋人物”几乎成为当时品评作品及人物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规范。南宋词人正是以“晋宋风味”来雅化自己的词作的，这样，词遂成文人士大夫抒怀寄意孤芳自赏的一种新诗体。姜夔孤高雅洁，性情冲淡，其词亦具凄清逸怀之美，在中国词美学史上被目为雅词代表人物，亦为江南文化艺术精神之集大成者。词论家都认为他独具晋宋风韵。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说：“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陈撰《玉几山房听雨录》亦云：“南宋词人……要以白石为极诣，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灭，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周密《齐东野语》尝为自叙：“参政范公(成大)以为(白石)翰墨人品，皆似晋宋雅士。”时人皆以白石深得晋宋遗韵。

事实也正是如此，姜夔确为江南文化艺术精神陶溶出来的一位词人，他的词备具山林缥缈之美，亦显孤高凄清之姿，为一代雅词之宗。据《砚北杂志》载，顺阳公盛赏白石，“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寂寞而凄凉。这里表现的孤高与清绮之美正是雅词的特质。白石身处江湖，爱赏自然，常于玉雪映梅、新柳被水的清幽中寻找一种澄澈空明凄清冷寂的境界，以“自琢新词”，表达其江湖林下的清趣与雅韵。

浅析唐宋时期的鹤文化 篇4

关键词：唐宋时期,鹤文化,道教,绘画,诗词

一、唐宋时期鹤文化盛行的原因

(一) 唐宋时期经济的发展

古人爱养鹤, 鹤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因他们的独特外形和生活习性比较符合古代文人的审美, 因此和古代文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而鹤作为宠物来饲养, 其难度肯定要比普通的猫狗等要复杂, 花费也更多。唐宋时期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为饲养鹤等高级宠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唐宋时期道教的兴盛

唐宋时期的统治者在推崇佛教的同时也推崇道教, 修盖道藏。并且在《云笈七签》中有记载证实了鹤为的坐骑的事情, 在人们的心目中, 鹤早已成为了神仙和道士的化身, 并且备受人们的尊重。在道教文化中, 鹤是最能体现道教文化精神的。鹤的舞姿翩翩, 引颈高歌, 与道教所倡导的羽化成仙, 超然物外十分相合。

(三) 唐宋时期传统文化的融合及思想提升

唐宋时期的许多文人墨客等都受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 儒释道三家思想交融的影响。在思想方面时常表现为:儒家入世的思想和老子庄子远离世界的思想共同存在;儒学中的 “仁”、释学中的“慈悲”和道家的“劝善”三者之间相交织。 又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遭遇不同, 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思想感情, 这些促使了他们借鹤抒怀, 在诗里、在画里、在文字里。 同时也使唐宋鹤文化艺术得到繁荣发展。鹤的形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日趋多样化。一些隐逸之士与鹤结缘, 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千古美谈和佳篇。这些现象都标志着鹤文化从神化进入艺术化的过程。

二、唐宋时期鹤文化在文艺中的体现

(一) 唐宋时期鹤文化在诗词中的体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诗词歌赋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 那么唐代可称为这个王国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个诗词风靡的时代, 不少诗人把鹤作为题材, 把它写进诗里, 用它们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文人墨客, 情致优雅, 大多都是爱鹤之人, 白居易就是其中之一, 可称得上“爱鹤狂人”。他曾写过大量的关于鹤题材的诗词, 都特别的美且具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感鹤》就是一首以鹤喻人的寓言诗。诗中带有故事性的韵味, 诗的大部分都在描绘鹤, 只在尾部写了四句议论, 而且是把诗的语言和鹤的生动形象紧密地结合起来, 并不是概念化的, 深浅分明, 造成抑扬跌宕的层次感, 使人感受到那种遇见小的利益就遗忘了自己的人格, 遇见大的利益就失去了绅士风度, 不过是徒有 “清高”的姿态而已, 一旦有利可图, 就会原形毕露。我想: 只有“低头只恐丹砂落, 晒翅常疑白雪消”这种清高孤傲的丹顶鹤才是他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吧。

(二) 唐宋时期鹤文化在绘画中的体现

唐代可以说是鹤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社会经济为文学艺术者提供了物质条件, 美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绘画打破了传统作画理念, 主张“师法自然”, 把“自然”称为“师”, 加入个人的思想感情。这一主张为绘画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形式。在许多山水画中我们会经常看到鹤与松树组合在一起, 那是一种美好愿望的体现。 他们注重意境和情感的表达, 有山有水, 有缭绕的云雾, 有优雅飞翔的仙鹤, 有美丽的红日, 体现了一种羽化而登仙的感觉。唐代画鹤的大师边鸾就是画鹤的代表。宋代皇帝赵佶更是专门以鹤为题材创作了《瑞鹤图》以粉饰太平。

三、唐宋鹤文化对后世文艺的影响

丹顶鹤拥有黑白分明的羽毛, 高挑的身姿, 优雅的走姿, 可谓风度翩翩, 优雅脱俗, 被评为“一品鸟”。除此之外, 鹤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鹤文化在后来的延续和发展中遍布了我们的生活, 一些服饰上也会画有鹤图案, 可是因为古人曾把怀念离世老人加以“驾鹤西游”的美好寓意, 所以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把带有鹤图案的衣服穿在身上了。 在一些艺术品中, 人们也巧妙的引用了鹤的优美身姿。还有柔美的太极拳中的“白鹤亮翅”, 客厅里挂着的《松鹤延年图》 都是鹤文化深入生活的表现。不仅在中国, 朝鲜和日本也把鹤当做一种美好的寓意, 把它和松树画在一起, 作为延年益寿的象征。从古至今, 从国内到国外, 鹤文化一直被人们继承和发扬着。

以上就是我国唐宋时期鹤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其生命力十分强大, 影响深远, 为后世文艺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创作题材和艺术构思。

参考文献

[1]陈阳阳.唐宋鹤诗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03.21.

[2]张鹏.鹤题材绘画的沿革与探究.山西大学.2011.06.01

[3]杨兆芬.鹤文化之探究.武夷科学.2006.06.15

[4]崔昊.东北地域山水画笔墨语言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0.

唐宋词有感 篇5

“自古逢秋悲寂寥”，正如刘禹锡所言一般，大多数人对秋的感受是寂寥之感，然唐宋词亦有它的经典之味。这一经典之味，便是涵盖其中的愁之味道。

每每提到唐宋词，难免会有些惆怅之情萦绕在心口之上，不禁感觉到酸楚。我想这就是唐宋词的魅力所在。它让人能够与词如藕般相连。即使折断，也有点点愁丝相连。纵观唐宋词的发展史，我觉得可以将这种愁大致分为三大类。即岁月之愁、相思之愁、家国之愁。

岁月之愁中，较我个人而言，蒋捷的一首《虞美人》，让我甚是喜欢。“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伤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在时间的推移上，他从少年、壮年而又写到如今，用“歌楼听雨”、“泛舟听雨”又到如今的“僧庐听雨”，这一不同的年代所做的不同事物，来表达出一种岁月易逝人亦已老的情感，本身就是对岁月易逝的惆怅而又无可奈何。同时他把对岁月的愁之情也是贯穿整首词作之中，况且“听雨”，在心静时更易令人感伤，顿生愁绪。最后一句更是表达作者愁之深切，以致听窗外雨滴到天明。提到这里，不禁想起温庭筠的《更漏子》，也是用雨写愁，“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同样的点滴到天明，却是不同的效果。前者注重写的是岁月之事，后者强调写感观。“叶叶”“声声”这一叠声词，则是将一幅雨滴秋叶图展现在读者眼前，也表达出作者的愁绪如落雨一般，虽是滴滴，却是不尽。

晏殊的《浣溪沙》也是对岁月流逝的遗憾愁苦之情。“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一首词整体上是对春光的爱惜，推广而言之，这也是变相的对岁月的一种爱惜。“夕阳西下几时回，”充分展现词人对岁月流逝一去不返的反问？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词人看花凋落，感叹春的消逝，然而纵使自己独自徘徊小径，独自伤感，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只能“无可奈何”，其中饱含了多少伤感与无奈的愁楚。以及《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也表现叫春春不住的情感，体现对岁月难留的的苦闷无奈之感。

说到相思之愁，不得不提及我所喜爱的女词人，李清照。她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她的经历让她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沁人心脾的词作，为很多大词人所欣赏。而且，她善于将化无形之物的“愁”为有形之物，生动而深刻，令人难忘。像《醉花阴》里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在这里，易安将人瘦的程度堪比黄花，使读者能够自然感受到易安的身形消瘦程度。而上片中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就是将“愁”融入描写中，仰天而看，雾薄云浓，愁直达昼。本就内心苦闷，再加上又是重阳佳节，更易思人，更是雪上加霜。“玉枕纱橱，”本就是寒冷之物，而词人所谓的“凉”，更是佳节之日却无佳人相伴，顿生凉意。而在《武陵春》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是对生活多变的感慨，对亲人逝世的悲痛。“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本来是无形”

之物，而词人却巧妙的把舴艋舟放到这里，使舟载愁，能够让读者展开无限想象，把无重量无形的愁化为有质有形之物。不禁让我想起太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把愁写出了长度，很有感觉。再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剪梅》中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种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相思同生，却生愁花两朵。而“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化自范仲淹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然范词平实板直，易安的词“眉头”与“心上”相对应，“才下”与“却上”成起伏，语句很工整，同时表现手法十分巧妙，使得词句更具魅力。

柳永的词又是我一钟爱。像是他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上阕主要描写周遭景物，“危楼”、“残光”“凭栏”都表现出一种春愁，而下阕的“对酒当歌”“强装欢乐却还是无味，”而无味的原因却是为伊。人憔悴尚且不顾，何况衣带渐宽呢。说到这里，不禁然想起王国维的三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当然晏殊的《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沉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这首词都表达词人的离别相思之苦。人若愁苦，只因人是多情种。

还有一种就是家国之愁。首先是闻名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河南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说到这首词，不得不提及背景。岳飞被主张议和的宋高宗召回。岳飞痛感坐失良机，收复失地，洗血靖康之耻难以实现，而产生悲切之情，全篇虽未提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感觉作者对国家未来之势的愁苦之情。

除却岳飞，不得不提及南唐后主，李煜。他的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亡国之君心事多，亡国之下则如破败小楼，一轮明月挂在空中，然而却再难寻找故国，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是多么悲切，多么愁苦，多么抑郁。问君？亦自问，几多愁？却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浪淘沙》中“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曾是君主，纵欢享乐，而今只能寄予梦中。“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不能独倚栏杆，只是望尽江山，却以非李。只能将这种情怀寄予天上人间。愁是写在凭栏之处，愁是达在望尽江山，愁在只能梦中忆往事。

读多种之词，感多人之感。看词人沉浮，憾人生无奈。我虽只分三类，但各色情感，岂能我一区区小女子可分乎？只能以此略表心中

之敬。

能不忆唐宋？ 篇6

唐宋时期，没有专业的诗人，一个人作诗作词，只是感情的抒发；即使诗词被传唱，也不收取版税。吟诗作赋只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命表达。若说他们有什么职业或专业，那就是做一个“士”或“君子”。所谓“士”，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文化精英，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孔子说，“士志于道”，就是说，士的使命就是探究、施行和维护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万物与人间社会的基本规则。

天道太高，理性有限的凡人怎能得知？一是借助“民意”，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一是靠士来探究，即所谓“仰观天则，俯察人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一个士，而是许多个士；不仅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于是形成了文化传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有儒家。人间社会的治理，表面上看，有世俗政权。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创立只是因为掌握了暴力优势，夺得统治权也多是满足“坐天下”的私念。而朝廷的正路应是提供公共物品，遵行天道。这时士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提出建议，纠正朝廷错误，目的就是将这个追求私利的统治集团引导到遵从天道的轨道上来。

然而世俗政权与士之间的合作并不确定。有时合作得很好；有时不能很好合作；有时根本不能合作。极而言之，朝廷“有道”的简单标志就是能够与士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制度化地引进士，并保证他们发挥作用，反过来也就能够保证朝廷的“有道”；朝廷“无道”的简单标志就是不愿或不能与士合作，因而因缺乏士的匡正而“无道”。对于士来说，一般就有两种对策，即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提到“隐”，就会想到陶渊明，他是“无道则隐”的典型。他曾五次出仕，不只是为了糊口谋生，还因心有不甘，不愿轻易断定天下无道。当他最后一次失望时，就义无反顾回到田园，纵然穷困，也不再“见”。何以见得他此时已断定“天下无道”？他在其《感士不遇赋》中感叹屈原、贾谊、董仲舒、李广、张释之等之不遇，也就是在反过来谴责当权之无道；而最终是用来隐喻当世的黑暗。魏晋篡权而又被篡，靠的是暴力和阴谋。怎会再相信天道，怎能听得进道德劝诫？而一旦选择归隐，陶渊明就真正隐到底了；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俯仰观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境界。

不过，孔子虽说“无道则隐”，但对他自己却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是说他宁愿颠沛流离到列国辛苦游说，也不愿生活在有道的安宁世界中。孟子也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说明儒家圣贤说“隐”只是针对一般情况，他们对自己都有更高的要求，即以自己的辛劳与生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拯救天下于无道。所谓“以身殉道”，可以是像屈原那样投汨罗江，也可以像比干那样直谏而死，还可以是荆轲刺秦王。实际上，在儒家的政治图景中，可以帮助的政权是有道的，无道的政权则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已没有资格再做“君”了。既不是“君”，就可以推翻。所以孟子说：“只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

虽然儒家认为革命是纠正偏离天道的最后手段，但也强调不应轻易发动。孔子批评《武》乐“未尽善”；王阳明也曾说过：“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革命毕竟要流血，代价太大。历史地看，通过革命革除暴政的情形还属少数，其作用只是警示，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手段纠正世俗政权的错误。可以想见，士通过进谏匡正政治缺失，则是保证世俗政权不太远离天道的主要形式。

不过由于有了革命，改朝换代就是纠正偏离天道错误的长期性制度安排。尤其是目睹前一朝代如何崩溃的新朝政治领导人，会深刻反思，总结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正是有这种政权变换的前例和欲保天命的长远视野，使得新政权的创立者同时就是一个制度创立者。在这一制度中，核心内容是纠正政治领导人偏离天道的错误；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谏议监察制度。

有文字记载的谏议制度创始于周，经汉代形成制度框架，到唐宋则发展成熟。有唐一代，未有一个台谏官员因言被诛（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二○○五年版，217页）。宋太祖则直接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秘密誓约”刻在石碑上，并警告子孙不得违背，否则必有天罚。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才能创造一个“有道则见”的环境，谏议制度才能发展成熟，也才能不是一个摆设，而发挥真正的功效。

实现谏议功效的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保证士大夫和台谏官员有最充分的发言权利。钱穆说，谏官就是监察皇帝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82页）。如果皇帝有错谏官不提出批评，那就是尸位素餐，应该辞职。对于宰相及百官，那更可以“风闻言事”，即可以对消息来源保密，或有失实也不受责罚。如果皇帝都可以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如果严肃的政治批评受到鼓励，作为文化副产品的诗词又会有什么禁忌？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诗人词人们其实就是活跃在唐宋政治舞台中的士大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过台谏官员。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张九龄、高适、王维、张说、柳公权、崔道融、元稹、司空曙等（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108页）；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作好诗的制度条件是，要排除任何外在威胁对内心创造过程的干扰。显然谏官和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互动，而共享着同一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起源于他们自幼受到的“以身殉道”的教育。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苏轼幼时，母亲教他读《范滂传》，读到范滂受宦官迫害赴死，其母从容相送的情节时，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不愿意？”母亲回答说，“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转引自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二○○○年版，26页）既然生命的意义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士的精神就超越了世俗的利益和权力，当然也就超越了最大的权力—世俗政权。

“士志于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进谏。尤其是担任谏官之职而不进谏，反而感到惶恐。白居易《初授拾遗》一诗中写道：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当他最初担任低级谏官还不到一个月时，并没有钳制舆论的恶劣环境，只因还未出现值得批评的事情，就对自己没有尽责感到羞愧。

范仲淹认为宋仁宗想率群臣向太后祝寿是公私不分，上书反对，并建议皇帝可率皇族在内廷“行家人之礼”。范仲淹的举荐人晏殊嫌他惹祸。于是他致信晏殊说，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对皇帝过失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如果您“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举我呢？（转引自李涵等：《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29页）

士大夫们很清楚，进谏就是行道。欧阳修对范仲淹很是钦佩，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这不仅是欧阳修与范仲淹之间的互相砥砺，而且道出谏议制度的基本目的，也描绘出它的行为方式。所以士大夫们有着维护这一制度的高度自觉。面对王安石对台谏官员的打压，苏东坡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既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种通过进谏对皇帝的直接制衡，就是基础性的宪政原则。保证它的存在，就是保证所有派生制度与政策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也才能保证凡人做出决策大致能遵行天道。

据胡宝华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约有一百七十一起向皇帝进谏的事件，“除去三次结果不明以外，其余未能纳谏者五十四次，纳谏者一百一十四次，进谏成功率为68%”（《唐代监察制度研究》，215页）。据宋靖统计，北宋自仁宗朝至钦宗朝止，“封还词头共二十五例，其中成功事例十五例， 未被采纳者七例，不可考者三例。中书舍人通过封还词头的方式直接改变决策的事例占 60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载《史学月刊》二○○七年第十一期）。所谓“封还词头”，就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可因认为诏书内容有问题而驳回，这是一种直接谏止皇帝错误决策的手段。过了这一关，还有门下省，更是审查皇帝诏书的正式机构，发现问题驳回被称为“封驳”。

因而，唐宋朝廷发出的诏令，才可能既不是一个人的一时意气，也不是一个人的偏私之举，才更接近公正与有效。因而才会有盛唐，才会有富过盛唐的宋代。据吴慧估计，唐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约四千五百二十四斤（《中国历代农业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195页）。据麦迪森估计，唐代的人均GDP已达四百五十美元（按一九九○年美元折算），宋代则达六百美元（《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19页）。这几个数字非常惊人。至于商业发达、都市繁华，有《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是通过进谏匡君而使道行，百姓安康，社会繁荣，士就有最大的成就感。他们也就会认为，虽然从世俗政治角度看，天下由一家一姓统治；但从天道的角度看，天下是大家的。所以士大夫关怀天下，就是关怀自己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有了这样的视野，才会有天下豪情。甚至不管有道无道，这天下都是需要担忧的，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天下是他们的视野，“君”和“民”都在天下之下，天下之中。

有天下情怀，思绪和想象才能在天地间自由驰骋，才会有风流千古的诗篇，“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以天下为己任，才会有张扬而豪迈的人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关怀天下，就是关怀天下苍生，视民如伤，才会有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才会有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才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伟大关照；以进谏为行道，才会痛责谄媚之风，才会有白居易之《采诗官》。

当然，士大夫们也绝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完人，能够完全参透天道。苏东坡说：“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之所以设立台谏，是因为“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蔽也”。通过这种内在制衡制度，将错误消灭在萌芽之中，以避免“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转引自《苏东坡传》，118—119页）。既然台谏也是凡人，他们与皇帝、宰相和百官的互动中，就不会百战百胜。况且他们自己也可能犯错误，遭到弹劾。因而，遭受挫折虽不是他们所乐见，也在意料之中。甚至明知如此，也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如韩愈明知谏止过度事佛会触怒唐宪宗，却仍坚持上《谏迎佛骨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贬谪是士人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他们虽然留恋京城，但到了贬谪之地，却经常融入当地社会，关心民众，了解下情，交结名士，创办书院，兴利除弊。如在潮州，韩愈帮助当地百姓灭除鳄鱼，用自己的薪俸支持学校，而到了袁州则解放了七百多奴婢。而苏东坡在被贬谪黄州时，发现当地有杀婴恶俗，则立刻上书鄂州太守，要求制裁杀婴者，并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自己也每年出十缗钱，以救贫穷之家的婴孩（《苏东坡传》，211—213页）。至于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我在儋州东坡书院看到一幅《坡仙笠屐图》，画中苏东坡头戴斗笠，脚登木屐，一副本地农人打扮，惹得妇孺皆笑，图中题称“潇洒出尘之致”。

贬谪也使士人们经历了一次宦海浮沉，让他们反省自身，思想激荡，超越时空，精神升华；也同时激发他们诗词灵感。如果没有被贬谪于江州，我们怎么能拥有“江州司马”的《琵琶行》，让我们领略文字描绘的动听乐曲，还更有“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果没有被贬谪黄州，我们怎能拥有苏轼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的《赤壁怀古》？他虽认错地点，这首词仍不失磅礴气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如果士人们注定要为直谏行道付出代价，也许被贬谪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它并没有剥夺士人的公职，而只是让他们到更偏远荒蛮的地方去履职。它既是对士人们的考验和磨炼，也是对他们视野的扩展，更是边远郡县的幸运，还是辽阔疆土的某种治理方式。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有被贬谪的记录。反过来说，这正是他们的光荣。如果他们没有这一阅历，就说明他们不曾发出击中要害的谏言，也不曾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也就没有为维护天道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所以当范仲淹第一次被外贬时，亲朋们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外贬，同僚们称赞他“此行愈光”；第三次则被称赞为“此行尤光！”“光”即光荣。苏轼从儋州北返途中游金山寺，看到一幅自身以前的画像，便题画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三个流放地作为他一生功业的标志，不正说明苏轼自认为的一生价值所在吗？这里既包括犯颜直谏所起的作用，也包括在边远郡县利民生、兴文化的举措，还包括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对他的心路历程的影响，精神升华的推动。

既能“以身殉道”，就会无畏和勇敢。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士人的勇敢不仅体现在直言极谏上，也体现在危难时和战场上。韩愈只身前去宣慰藩镇首领王庭凑，唐穆宗担心他遭杀害，告诫他不要“驰诏径入”，但韩愈却认为“止，君之仁；死，臣之义”，“日驰三百自嫌迟”，最后完成使命（李道英：《韩愈》，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4—25页）。北宋时范仲淹经略西北，民谣颂之“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最后迫使西夏元昊称臣请和（《范仲淹传》，93—110页）。

可以想见，勇敢与无畏可以增加诗词中之豪气。南宋时岳飞身为军事将领，为后人留下一首“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辛弃疾青年时在金起义，以数十人攻上万人之军营擒叛徒。他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回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陆游到陕西南部筹划北伐，登高兴亭北望终南山，“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想象着长安“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由于文明的悖论，南宋终被元所灭。文天祥率兵抗元，兵败后被俘，至死不降。他的《过零丁洋》气贯长虹，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让人读之每每感奋不已。而最后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宋幼帝投海殉国。这是一种能产生宋词的文化。而元朝的统治，除了任意侵犯人身和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削弱了自周以来不断发展成熟的文化。科举制被取消，直到很晚才恢复；虽保留了御史台制度，谏议制度却不复存在；元帝虽表面尊孔，却只是为维护统治而用；唐宋时期的匡君以行道的制度毁于一旦。

以后的明清，仅从台谏制度角度看，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的水平。明清虽都有台谏制度，但在初年都有严酷的文字狱，不少士人因文获罪，甚至丧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因拒谏而杖杀十余名台谏官员。“风闻言事”也被禁止。清代雍正皇帝将台谏合一，“使得言官事实上丧失了‘匡君过’的功能”（林乾、句华：《言官与康乾政治》，安徽人民出版社二○一三年版，119页）；他又创立军机处，架空了士大夫组成的内阁和议政大臣会议，宣告“中国古老的台谏制度的完结”；原来的中书省“封还词头”和门下省的“封驳”制度完全被绕开，对皇帝的制衡被打破，他的旨意直接下达，再也“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不受朝臣的掣肘了”（同上书，128页）。

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非常粗略地把唐宋放在“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大概念下一并抛弃，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直接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对清代残存的中华文化的理解，已经失去唐宋时期所包含的士人的真精神，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匡君以行道的气概，以及相对成熟的台谏制衡制度。

奇怪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常有“后说优势”，以与现代西方宪政相比的不足之处，完全否定唐宋为代表的制衡制度；也以“历史局限性”为由，否定唐宋士人的超越情怀。实际上，任何一个在现代发展成熟的制度，都是以本社会的历史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不无关系；没有对十三世纪尚有缺陷且未实施的“大宪章”的肯定，就不会有后来英国君主立宪。

十年“文革”，中华文化被横扫落叶。只是有一点儿东西漏网，这就是唐诗宋词。无论怎样说，家长总觉得应该让孩子背诵唐诗宋词。因为它们很美。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美。在中学里，士人们必读的“经史子集”已被缩略为“语文”。顾名思义，这是一门有关文字技巧的学问；因而诗人就是“语文”很好的那些人。老师在分析词意和句子结构时，一般不会告诉学生在其背后那宏大深远的历史与制度环境。其实，辞藻排列，终要有精神点睛。那就是士人们心怀天下，傲视君王，替天行道，关爱苍生的精神。思绪不会被禁忌打断，才情则装上自由的翅膀。

除了唐诗宋词，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当初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曾被“外放”杭州。如今我们知道杭州为什么那么美了。有白堤，有苏堤。春天来时，湖风拂面，柳岸闻莺，姹紫嫣红，唐宋遗留的文化密码在等人读。当女儿刚读小学时，我带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杭州。当时的美景我们难以用语言描绘，还好她刚背会了几首描绘江南景色的唐诗宋词，其中有一首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唐宋文化 篇7

但唐宋“闲愁词”的主题是否仅此而已?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反映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主题:

1.“闲愁”作为一种心理意识,是时代环境、个人遭际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唐宋词的“闲愁”主题,往往就存在于另有寄托的伤别之词和近于兴的伤春之词中。

这种伤别之词,在韦庄、柳永等人词中是真的伤别念远,如柳永的《雨霖铃》写出了委婉凄恻的离情;在冯延巳、晏殊、欧阳修、辛弃疾等人的词中仅仅是以伤别作为抒情的契机,从而借助其他美丽的形象传达心灵的某种境界,是另有寄托的。如2015年江苏高考试卷中的诗歌鉴赏题,辛弃疾的《鹧鸪天·送人》虽为送人而作,而所写的多是世路艰难之感。因为此时他已到中年,在仕途上已是经过不少挫折,所以在词的末尾,他才吟咏出“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还有比它更险恶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

人生是美好的,最美的是青春时光,青春又是极为短暂的,因此,词人们更多地由对生命的留恋转向对华年的咏叹与追忆。表现在词中,就是大量伤春之词。所谓伤春,实际上就是对青春的无限眷恋与遮挽不住的感伤。不过同是伤春,有的重在身世之悲,有的旨在抒写时代的哀感,晏珠与辛弃疾的伤春,李清照前后期的伤春,都有截然不同的寄托。如晏珠的《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词中所写的并非一时,所感的也并非一事,而是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一个侧面: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慨叹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难以逾越,慨叹对已消逝的美好事物追寻总是徒劳,在山河风雨中寄寓着对人生哲理的探索[2]。

这种情绪,正如叶嘉莹评晏殊的《踏莎行》(细草愁烟)词云:“可能会有人认为,晏殊这里无非是表现了一种伤春的情绪,欣赏起来,于现实并无怎样重大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这里欣赏晏殊的词,并非是要大家同去伤春落泪,而是在晏殊的伤春情绪中,实在是有一种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的慨叹和惋惜存在,更在极幽微的情思的叙写中,流露出了很深挚又很高远的一份追寻向往的心意。这种情意,虽然表面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伤春怀人之情而已,但是隐然间却可以使读者的心灵感情感受到提升的作用,这种言外的引人感受联想的作用,正是词这种韵文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质和成就[3]。

又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以含蓄的笔墨,写出了对南宋朝廷暗淡前途的担忧,把个人感慨纳入国事之中。春意阑珊,实兼指国家大事,并非像一般词人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绮怨和闲愁,这显然不是单纯地谈春光的流逝,而是另有所指。

2.人的天性中含有一种企羡的动机和能力,它既是人类进化的原动力,又是人生痛苦的一大根源,越是富有知识、敏感多思的人,这种企羡的意识愈强,因此也有更多的失落的痛苦。

其实,把内心渺茫的希冀与无涯的企羡,表现为对一个虚无缥缈的美女恋人的追求,在我国的诗歌源头《诗经》中已达到这种境界。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唐宋“闲愁词”中,也有很多是借用这种传统的抒情模式,以表达内心的企羡与孤寂的心境。其所思之人眉目不省,却自觉如姑射仙人,超凡脱俗。其所抒之情,使人感到意蕴醇厚,风调娴雅。如冯延巳的《鹊踏枝》:“百草千花寒食路,香东系在谁家树。”从词面看,自是相思之词,而王国维视之为忧世之作。又如晏殊《蝶恋花》,上片已言“明月不谙离别苦”,王国维称之为忧生之词。叶嘉莹的分析更深微具体。她评冯延巳的另一首《鹊踏枝》(梅落繁英)云:“正中所写的不是感情之事迹,而是感情之境界。虽然词中也有‘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之类的话,但是他所怀念的人却大可不必确指。因为‘其所写的乃是内心寂寞之中常如有所期待怀思的某种感情之境界。这种感情可以是为某人而发的,但又并不使读者受任何现实人物的拘限’。”[4]

“闲愁词”的基本内涵都是对人生最根本问题反思的产物,它的魅力自然与其艺术表现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在于它反映了人性心理结构的深层意识。这也许正是“闲愁词”能够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摘要：唐宋词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其内容、题材更多姿多彩。本文从闺情相思、伤春伤别的题材表象,揭示唐宋“闲愁词”中忧生伤世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唐宋闲愁词,闺情相思,伤春伤别,忧生伤世

参考文献

[1]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词鉴赏辞典.第618页.

[2]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词鉴赏辞典.第123页.

[3]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词鉴赏辞典.第142页.

唐宋文化 篇8

第一、品类齐全, 选择合理。词选, 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学现象, 滥觞于唐、五代, 兴盛于两宋, 以后历代有之。自唐、五代迄于两宋, 产生了大量词选, 仅文献记载的就达几十种之多。明清以降, 有些学者即致力于唐宋人选唐宋词的汇集、刊刻工作, 筚路蓝缕之功, 实不可没。清代谭献拟仿王士稹《唐人选唐诗十种》体例, 选《花间集》、《尊前集》等唐宋词选本, 重行甄录, 但其意在取材, 不在存真。宣统元年, 武进李氏圣译堂曾计划刊刻宋人选宋词, 然而仅刻《梅苑》一种。上世纪30年代, 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亦选定了宋人选宋词十种, 即《尊前集》、《草堂诗馀》、《花庵词选》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名儒草堂诗馀》、《天下同文》、《中州乐府》。近来, 吴熊和先生亦“依《唐人选唐诗十种》例, 取宋人选宋词十种, 各择善本重校, 汇为一编” (吴熊和《宋人选宋词十种跋》) , 包括孔夷《兰畹曲集》、鲖阳居士《复雅歌词》、曾慥《乐府雅词》、桑世昌《回文类聚》、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阳春白雪》、增修本《草堂诗馀》、《乐府补题》、周密《绝妙词选》, 学界曾为之振奋, 惜其亦未能付梓。尔来, 上海古籍出版社终于完成前人未竟之愿, 出版了《唐宋人选唐宋词》。此书与前人策划的唐宋人选唐宋词相比, 品类齐全、选择合理, 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宋词选的本来面貌。谭献所选十种词选, “重行甄录, 意在取材, 不在存真。又以周密《绝妙词选》为鹄的, 必然失去诸选的本来面貌。” (《宋人选宋词十种跋》) 夏承焘先生宋人选宋词十种中的《天下同文》、《中州乐府》, 有名不符实之嫌。前者为元人周南瑞编, 凡五十卷, 非词选专集, 而是一文、诗、词混合集, 只有卷48、49、50载卢挚、姚云、王梦应、颜奎、罗志可、詹玉、李琳7家29首词 (据《彊村丛书》本统计) ;后者为金人元好问所辑金人之作。因此, 二者都不能算是宋人选宋词。不仅如此, 夏先生未将宋人的一部重要词选《梅苑》纳入其宋人选宋词十种, 不知何故。吴熊和先生所选宋人选宋词中的《兰畹曲集》、《复雅歌词》, 实际上均早已佚失。前者是据周咏先辑本中所录的16首;后者依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本10则, 与原选4300馀首之规模, 相去甚远。故皆不能反映二选的本来面目。桑世昌《回文类聚》凡4卷, 前3卷为诗, 第4卷为词, 共选录苏轼、晁次膺、张安国、王安石等13家55首词, 也不能算作宋词选宋词选本。而《唐宋人选唐宋词》以《云谣集杂曲子》始, 至《绝妙好词》止, 所选品类既有民间词选, 又有文人词选, 且以后者居重。同时, 又严格时代界限, 所录词选基本上为唐宋人选唐宋词, 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唐宋人选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因此, 此书堪称是第一部真正的唐宋人选唐宋词的汇编。

第二、版本考究, 校辑精当。诚如王水照先生所言, 《唐宋人选唐宋词》所收录的选本均是以善本、佳本为底本, 经过词学界著名学者、专家精心校点;且还在善本的基础上,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补入不少词作, 使其更加完美, 质量可谓上乘, 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如黄大舆《梅苑》, 原刊于蜀地, 只有400馀阕。后临安书棚本, 列入目录者凡508首, 而实际上仅收词410馀阕。赵万里又辑得18首, 名之曰《群贤梅苑》。《唐宋人选唐宋词》所收之《梅苑》以《楝亭藏书十二种》本为底本, 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圣译楼刊本、赵万里辑本。并将圣译楼本曹元忠所辑《月上海棠》、《朝中措》二词分别补入了卷5、卷10;赵万里补辑的18首词亦被置于卷5、卷10相应位置。这是目前《梅苑》最为完整的本子。另外, 《唐宋人选唐宋词》在每部词选前皆附说明, 对该选的作者生平、版本流传、前人校勘等情况, 皆予以说明与爬梳, 厥功甚伟。

第三、保存词籍, 寓评于选。词自唐、五代产生以来, 作者风起云涌,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等各种原因, 许多词人别集皆已佚失。对声名显著的词人来说, 保存其词作的渠道很多。而那些声名不显的中小词人以及佚名词人, 保存词作的途径就少多了, 词选无疑是保存其词作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论, 沈荃《蒪阁诗藏序》所谓“选则存, 不选则亡”, 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存《花间集》、《梅苑》、《乐府雅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草堂诗馀》、《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唐宋人词选, 在保存唐宋中小词人以及佚名词人词籍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 “两宋词人有别集者不足百数, 见于这些选集的则多达数百家, 其重要性本无可取代。”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 然而, 这些词籍多处于零散状态, 有的未经整理, 影响了其普及与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宋人选唐宋词》, 将比较有代表性的10种唐宋人选编的词选, 裒为一集, 细加校点,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无疑, 这对词籍的保存、传播、普及和研究, 都具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 选择就意味着批评。唐宋词选本不仅具有保存文献之功能, 而且还兼有词学批评性质。《唐宋人选唐宋词》尽可能地将词选选编者的评语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全唐五代词》、《全宋词》中, 可窥唐宋词创作之概貌, 但很难把握唐宋人词学批评意识。词选本及其序跋、评注, 不仅展示了当时词坛的创作风貌, 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昭示出选编者的词学批评意。如赵崇祚编集《花间集》意在应歌娱乐, 黄昇编集《花庵词选》重在为唐宋词存史, 周密编纂《绝妙好词》旨在开立宗派, 《乐府雅词》具有明显的复雅意图。特别是《花庵词选》, 于词人下系以小传, 又附有评语, 是典型的评选结合选本, 具有重要的词学批评价值。《唐宋人选唐宋词》所收多数词选, 皆能载其序跋、评注, 基本上保存词选原本风貌。如此, 省去许多翻检之烦, 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唐宋诗歌比较 篇9

宋诗和唐诗在创作风格和艺术风格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唐诗在表现生活上几乎达到了极致, 对于抒情写景也是信手拈来, 这无疑给了宋人巨大压力, 所以要从唐诗笼罩的阴影中走出来是很困难的。因此宋人在不断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与唐诗完全不同的路。相对于唐诗的纷繁华丽, 寓情于景, 文采华茂不同, 宋诗归于平淡, 返璞归真, 从生活的细节中感悟纯真的道理。

宋朝历经里300多年的历史, 这也使得宋诗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下面就以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及作品试做分析。

北宋初年, 白体诗兴盛, 代表诗人当首推王禹:。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说“送铲五代旧习, 诗有白体, 昆体, 晚唐体。”故王禹在文学上各处五代浮糜之风, 而倡导复古, 诗文的内容从此变得充实, 风格平易流畅, 这对宋诗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比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 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 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 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 村桥原树似吾乡。”此诗不在有唐诗的纷繁华丽, 因而通俗易懂。本诗是作者第一次被贬时所作, 主要写秋天傍晚山林的景色, 在欣赏风景的同时, 突然发现眼前村庄的小桥和原野上的树木与自己家乡十分相似, 从而勾起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以触景生情的手法平叙淡描的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和家乡的怀念。

北宋中期更是人才辈出, 梅尧臣“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只运用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便写出了“梅”与“雪”各自的特点;苏舜钦从容观潮“晚泊孤舟古祠下, 满川风雨看潮生。”同样是看水, 李白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满腔的壮志豪情就好似这三千尺瀑布水一样倾泻而下, 势不可挡;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仅仅一个“绿”字便画出了一幅江南春景, 而后运用了一个问句就完全表现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思乡之情;而苏轼的”若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诗人并未动用太多的笔墨去描写西湖风景之美, 而将其比作西施, 衬托出西湖美景就好似西施般风情万种;更有黄庭坚的“未到江南先一笑, 岳阳楼上对青山。”这样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到了南宋, 更有范成大的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范成大的纪行诗不同于别人, 这组纪行诗是其在奉命使金的途中所作, 所到之处尽是江河沦陷, 山河破碎, 人民备受折磨, 盼望光复的情形。故诗中多表达爱国壮志和凭吊爱国壮士的, 如“州桥南北是天街, 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 几时真有六军来?” (《州桥》) ;这一时期诗人描写中原多是出于想象, 而范成大却是亲临其境, 故其感触格外深刻。

在范成大隐退石湖的十年中也写了许多田园诗, 以《四时杂兴》最为著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 田园诗多是士大夫作为静谧心境的产物, 而对农事描写甚少, 即便是偶尔出现的农夫、渔民也都被赋予了隐士的特性, 比如王维、孟浩然。唐代诗人中, 元稹、张籍到是也写过不少关于农民劳作的诗, 但并未写及田园风光。而这一时期范成大却将上述两种情况融合在一起, 全面而真实的描写了乡村生活的场景, 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创造性、突破性的发展, 如《四时杂兴》第十五、三十:

蝴蝶双双入菜花, 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 知有行商来买茶。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无论是行商卖茶, 还是耕耘纺织, 这才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诗人本身也以一个农夫的身分去写诗, 去体验生活而并非一个隐士,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反映乡村生活的诗。这便是与唐诗最大不同之处。

纵观整个唐诗史, 无论是初唐四杰还是中唐的李白, 乃至晚唐的李商隐, 相对于宋诗都呈现出华丽的特点。有王维“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这样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典范;也有孟浩然“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这般气势壮阔;更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豪情洒脱;还有杜甫“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这般深沉的呼唤。

通过这一对比, 更突出了宋诗与唐诗的不同, 更展现了宋诗以平淡为美的独特魅力。

2 宋诗重理, 唐诗重情

两个朝代的诗风不同, 更是两个朝代的人生活态度不同所致, 当然这与社会背景、经济文化及当时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唐诗以写景抒情为主, 即便是要叙事说理也是将其寓情理于景色之中, 往往个人情感意识较为浓重, 哪怕是写一个简单的事物, 也会赋予其一定的浪漫色彩。宋诗以说理为主, 无论是写人写景还是咏物记事, 都有意识的从平常的生活中阐述诗人感悟到最简单的最质朴的生活哲理和对人生的深沉思索, 故多是有感而发之作。

宋代的“说理”诗不胜枚举, 然而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第一人要属朱熹, 如其《观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整首诗毫无半点唐诗的痕迹, 既没有起伏跌宕的感情抒发, 也没有引人入胜的迷人景致, 但全诗却充满了理性气息。虽是观水有悟, 实则确实观书有感, 意思是告诉人们要心如止水, 事理通顺就得通过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

唐人以诗的角度去生活, 这也使得唐人在作诗中侧重于内心感受, 或纵情山水, 或感慨历史兴衰, 或吊唁英雄事迹, 或同情百姓疾苦, 因此唐诗就具有了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韵味。在诗文情感方面, 宋诗较于唐诗的确逊色不少, 但在哲理表现上宋诗则更胜一筹。

3 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另一特点就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宋诗的以文为诗, 即多记叙铺陈, 在议论中抒发自己的感受, 诗风上逐渐变得散文化, 虽不能全部代表宋诗的特点, 但在反对西昆之后, 这的确成为宋诗的主流。

宋诗以议论为诗, 是说宋诗善于议论, 且议论不借助假想的物象, 这与唐诗以抒情写景入诗是有很大不同的, 例欧阳修《再和明妃曲》中“虽能杀画工, 于事竟何益。”及“红颜胜人多薄命, 莫怨春风当自嗟。”议论之简洁精辟, 同时又富有情韵。

宋诗以才学为诗, 是指宋诗善于用典,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是主要代表, 例如《演雅》一诗中咏及蚕、蛛、蝶、燕等四十三种动物, 而黄庭坚本人并未到自然界中观察这些鸟兽鱼虫, 而是从古籍中认识它们, 又如“茶”本是生活用品, 但在他的诗中却成为文人墨客不可或缺的内容《双井茶送子瞻》:“人宜风日不到处, 天土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 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 落岂霏霏雪不如。为若唤起黄州梦, 独载扁舟向五湖。”本诗将茶置于高雅的文化环境中, 并与文人的高雅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内蕴。

上述三点阐明了宋诗与唐诗的风格差异, 宋诗的情感经过了理性的制约, 而比较温和内敛, 不像唐诗那么热烈张扬, 故宋诗的长处不在情韵而在思想。

略论唐宋诗歌的理趣 篇10

那么, 什么是诗歌的理趣呢?所谓理趣, 既要包含某种哲理, 让人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又要具有诗的趣味, 也就是有诗味。所以, 我们认为, 如果一首诗通过某个艺术形象表达某种哲理, 使人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我们就说这首诗具有了理趣。

在唐宋浩如烟海的诗歌中, 有不少是寓含理趣的, 有不是诗人是理趣高手。

先看唐诗。无论古风近体, 无论律诗绝句, 无论五言七言, 都有一些含有理趣的警句。譬如说, 王之焕的诗歌句“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表面上看不过是叙述自己登楼的过程的感受, 实际上它有很深的意蕴。它不仅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了比前两句更宏大的视野, 更广阔的境界, 而且将高瞻才能远瞩的深邃哲理自然寓于其中, 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 所以, 它一向被人们用作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形象比喻, 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再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两句写的是: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 但是来年春风一吹, 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 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这里, 诗人发现了真理, 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 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 是一首生命的颂歌, 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在唐代, 杜甫是一位理趣高手, 如他的《江亭》:“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这里, 诗人从景物中联系情思, 在情思中说出一种道理。这种道理不是抽象的, 是和景物结合的:水流得缓, 使人的心思停止争竞。云停着不流动, 使人的意念也活动得迟缓了。人在争竞中, 心意用在争竞上, 到了自然界里, 忘掉了争竞。说明厌倦竞争的生活, 到大自然中去可以得到心情安定的。这个道理不是抽象地说出来的, 是从水的缓缓流动, 云的停止不动中使心里忘掉争竞中悟出来的。又如前文所述的杜甫的《后游》:“江山如有待, 花柳自无私。”看到江山花柳像在等待人们去欣赏, 用来说明大自然是无私心的道理。这个道理也不是抽象地说的, 而是从江山花柳的供人欣赏中悟出来的。这样结合景物来说明一个道理, 从景物中见理, 就是“理趣”。在唐诗中, 其他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等等, 无不是理去盎然的诗句。

与唐诗想比, 宋诗在理趣方面更出色一些, 出现了许多理趣体现得比较完美, 比较典型且传诵千古的佳作。

大诗人苏轼就是一位绝顶高手, 这里我们不必分析他那首家喻户晓的《题西林壁》, 单看那首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的《琴诗》, 就知道他是如何擅长这类诗了: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一首极富哲理的诗歌, 诗中巧妙地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 引起人们对于琴, 指头, 琴声三者关系的思索。从哲学的观点来看, 美妙的乐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整体都是由若干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部分, 要素组成的。以上就是我们从本诗中得到的哲理性的启示。这里, 诗人寓理于物, 就着具有典型性的形象来阐发它的理性意义。这只是使具体的形象和抽象的哲理对立统一于诗中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 诗人们常用的, 仍就使“风骚”以来的比兴手法。

欧阳修由一首题为《画眉鸟》的七绝, 就是运用比兴以鸟喻人的:

“百啭千声随意转, 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 不及林间自在啼。”

诗的前两句始写美丽的画眉鸟在花中, 树上兴高采烈地纵情歌唱, 无拘无束地飞来飞去。后两句始诗人的感叹:坐听笼中鸟儿那无精打采的鸣叫, 远不如放它们到山林中去的自由自在地歌唱。很明显, 诗人在这里并不是吟咏欣赏鸟儿的闲情逸致, 而是在借题发挥, 抒写对人生的一种体味和褒贬, 那就是:对禁锢思想, 窒息性灵的社会现象的抨击和对广开言路, 广开才路的思想境界的憧憬。“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的这句名言, 用来说明它这首绝句的构思, 倒是颇为恰当的。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由一首叫《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的诗歌, 从标题看, 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一则读后感, 一则书评。写书评儿不谈书, 却来精心描绘一方小小的池塘, 可见是一种比兴。原来诗人是用“半亩方塘”比喻所读的书, 用水中的“天光云影”比喻书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 那不断流来的“源头活水”, 则象征着书的作者那精湛的思想和高深的造诣, 而这思想和造诣, 正是这首诗歌取得成功的根源所在。但是诗中池水和源头的关系的比喻, 意义绝不限于思想领域, 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 根本固则枝叶荣, 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由源头活水来。”在这里, 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通过以上的鉴赏分析, 我们不难领会:

理趣, 是诗情和哲理的统一。诗中哲理, 是诗人通过敏锐的观察, 深切的体验, 从自然界, 社会中提炼, 概括, 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 在诗中总是说得那么精致隽永, 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作用在于:引人深思, 给人智慧, 启发人们对世界, 对人生作更深入的理解。

理趣, 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它意味着“以理入诗”, 有时还要“以议论为诗”。但是, 这理, 这议论, 一刻也离不开具体形象, 而且往往是通过比兴的手法和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我的唐宋兄弟 篇11

李清照说：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我说：下了一夜暴雨，大院里栀子花肯定开了，我偷些去学校送女同学。

这就是我和唐宋才子的差距，这就是我对待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所以一首《春晓》，历经千年，妇孺能诵。而我的栀子花，只能被班主任当作我斑斑劣迹的证据，使我有幸得到班里最后一个加入少先队的荣誉。班主任不解风情，孟浩然、李清照的伤春惜花，与我送花给女同学的行为不都是对美好的向往？

孟浩然，公元689年生，襄阳（今湖北襄阳）人，终生不仕。

唐宋两朝，一生没有入仕的大文人不多，孟浩然和姜夔比较典型。

在当时看来，二人都满腹牢骚、痛不欲生；现在看来，没当成官未必是件坏事。诗人做官，就跟军阀作诗一样，结果都好不了。

孟浩然可以种种田、喝喝酒；姜夔可以填填词、泡泡妞，不比当个官来得逍遥快活？

四十岁之前的孟浩然比较可爱。那时候他是真的不愿入仕，长年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鹿门山，此地也曾是三国时庞德公的隐居地。

也许唐朝的隐士都比较牛，何况像孟浩然这样诗名在外的隐士。想想那时候的读书人也真是矛盾——既向往魏晋高士的隐逸之风，又希望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匡国济世，奈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称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士名流除了腹中才学，飘逸俊朗的外貌气质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谓之：“美颜不裹痴骨。”

唐朝的士子对名士的评点，深受魏晋遗风影响。

自然，像孟浩然这样“风神散朗”、品行高洁的隐逸诗人，在当时是很为世人倾慕的。李白、王维、王昌龄、张九龄等名士都与孟浩然有交往。

狂傲如李白，在《赠孟浩然》诗里对前辈也是狂拍马屁：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连李白都叹“高山安可仰”，可见孟浩然在当时诗坛的江湖地位。

想必那段田园隐居的日子，孟浩然过得也是恬静悠闲。最能体现他诗歌风格和闲适心情的当属《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我一混社会的哥们儿对这首诗有极其经典的翻译：“今天吃得不错，重阳节还来吃！”我绝倒。

《过故人庄》深得陶渊明田园诗真味。王维虽也写田园诗，可那毕竟是朝中大员想象中的井田阡陌，哪抵得过孟浩然生于其间的泥土气息。

四十岁那年，孟浩然对人生的态度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也许是生计无着，也许是其他原因，孟浩然赴长安应进士试。

初到长安，这样一位高士，名流公卿自然争相邀请赴宴。

一次，在太学的宴席上，士子们赋诗作乐，孟浩然一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钦服，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后世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皆是千古名句，可词境都与孟浩然的“疏雨滴梧桐”雷同，应该是从孟浩然此句中化出。

有才华不等于会考试，孟浩然科考落第。之后，王维、张九龄等都为其入仕做过努力。《唐才子传》说了一个王维帮孟浩然的故事：

一日王维邀孟浩然至内署商较风雅，突然闻报玄宗亲临。孟浩然也是个土包子，惊慌之下钻入床底躲避。王维不敢欺君，据实奏闻。玄宗素闻孟浩然大名，只是一直没有见过，就命孟浩然出来拜见。帝问曰：“卿将诗来耶？”本来多好的一个机会啊，皇帝都仰慕你的诗名，让你现场作诗一首，你随便写首歌功颂德、感叹盛世逢明君的诗不就结了？皇帝一乐，赏个四品五品的官帽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可叹我们灰头土脸的孟夫子啊，估计床底下钻进钻出的，被床架子把脑袋撞出包了，脱口吟出：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几句诗，哪一句都是牢骚。王维在边上估计脸都绿了。也就是我们的盛唐皇帝气度大，若换作乾隆，孟浩然保管吃不了兜着走。

玄宗虽没有龙颜大怒，但闻之很是不悦，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

确实也是，你孟浩然从未求仕，又何来被皇帝所弃之语，这不是往三郎头上扣屎盆子。难不成孟浩然自比孔明，怪皇帝老儿没有三顾鹿门？

玄宗最后倒也没难为孟浩然，只是“命放还南山”。

唯一一次入仕的机会就这样被孟夫子砸锅了。当然《唐才子传》谬误颇多，这也只能当个传说听听。

孟浩然离开长安时的心情是凄苦失落的，他曾给一名叫远的僧人写信——《秦中感秋寄远上人》：

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

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

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

这里我们应该能了解孟浩然为何突然在不惑之年求取功名。“三径苦无资”就是句大白话，想归隐苦于没有钱。“黄金燃桂尽”一句是说长安物价水平太高，消费不起了。

你说这世界把人给逼的，活生生能把好人逼成坏人、坏人逼成好人。

想当隐士没money，想入朝堂没门路。孟老师啊，人家陶潜都能回家种田，海瑞可以回家种红薯，你就不可以回去弄几亩菜地啊，非要坏了你的晚节，哭着喊着要去当官，而且你这当官的动机也不纯哪！

我这里倒不是在指摘孟浩然，我是太理解他欲上不能、欲下不能的心情了，都是穷人家的苦孩子。

孟浩然离开长安的时候，给王维留了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留别王维》

唉，“只應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守得住寂寞，愿做那没有看客的孤单舞者。连发条微博、微信都盯着看有没有人回复，有没有人点赞，更别说是一世的寂寞。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我的唐宋兄弟》

唐宋时期狩猎赋综论 篇12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国力强盛, 文化繁荣, 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蒸蒸日上的国势极大地拓宽了唐代众多知识分子的眼界和心胸, 于是产生了继承汉大赋风格的颂扬王朝声威、赞美最高统治者的赋作。唐宋时期对于汉赋既学习与接受, 又超越和发展。从赋的形式来说, 唐代的赋, 一方面仍然有大量古赋的产生, 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为适应科举考试而出现了律赋。它在继承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改造, 形式上更加严格, 并且摒弃了汉大赋堆砌名物, 好用僻字的缺点。

初唐四杰作赋颇多, 格调高昂, 开一代新风, 然未有狩猎赋存世。《历代赋汇》“蒐狩”类收录的唐代狩猎赋计八篇, 其中除了李白《大猎赋》为古赋外, 其余常衮、路季登、陆贽、裴度、频喻、李咸等六人的七篇狩猎赋皆为律赋。另《文苑英华》、《全唐文》收有王起《弋不射宿赋》, 亦为律赋。

李太白心高气傲, 才华横溢, 凡事不甘落于下乘。为与崔颢《黄鹤楼》争锋而做《登金陵凤凰台》;为力压司马相如、扬雄而做《大猎赋》。《大猎赋》明显学习《子虚赋》、《上林赋》, 但想象更加奇特, 并且着重于“以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 赋中对天子蒐狩之礼进行颂扬, 并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子虚》、《上林》、《长杨》、《羽猎》, 徒以“计麋鹿之多少, 夸苑囿之大小”相胜。

大章按步以来往, 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迹乎日月之所通, 囊括乎阴阳之未有。……于是擢倚天之剑, 弯落月之弓。昆仓叱兮可倒, 宇宙噫兮增雄。河汉为之却流, 川岳为之生风。羽旄扬兮九天绛, 猎火燃兮千山红。乃召蚩尤之徒, 聚长戟, 罗广泽, 呵雨师, 走风伯。

从《大猎赋》中这段对帝王出猎场景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到李白那一贯的豪迈气质。大章本是大禹的臣子。《淮南子·坠形训》:“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 二亿三万三千五里七十五步。”这里用大章的典故, 表面上是说天子手下将士善走, 实际隐喻着当今天子是像大禹一样的圣贤之君。这种隐藏式奉承与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阳子骖乘, 纤阿为御”和《上林赋》中的“孙叔奉辔, 卫公参乘”一脉相承,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对帝王的赞美也反映了唐代知识分子对太平盛世的讴歌以及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 不能简单地视为歌功颂德或阿谀奉承。

至于《大猎赋》的艺术成就是否真的超越了汉代狩猎大赋, 则各家学者说法不一。祝尧在《古赋辨体》中评说:“《大猎》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 用事遣词, 多相出入。”[1]又评李白《明堂赋》说“实从司马、扬、班诸人之赋来, 气豪辞艳疑若过之, 若论赋格则不及远甚。盖汉赋体未甚俳, 而此篇与后篇《大猎》等赋则悦于时而俳甚矣”。[2]在祝尧眼里汉大赋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李白实有所不及, 这种衡量的标准显然有失公允。但也有人认为此赋已经盖过了汉代辞赋大家所作之赋, 《全唐诗》收有任华的一首《寄李白》, 就对《大猎赋》大加赞赏, 把《大猎赋》放到了汉赋四大家之上, 可谓推崇备至。笔者以为, 李白《大猎赋》与汉代狩猎大赋相比谈不上孰优孰劣, 只能说各擅胜场, 难分轩轾。所以尽管这两篇赋 (《明堂赋》和《大猎赋》) 立意未能高出古人多少, 格局却不完全落套, 描写也有较精彩的地方。”[3]

古赋篇幅宏大, 铺采摛文, 动辄数千字, 特别适合描写帝王的大规模狩猎场面。而律赋相对短小, 赋家采取这种形式反映狩猎活动场面时明显格局偏小。上述八篇以狩猎为题材的律赋均在三四百字, 表达的侧重点多在于强调狩猎活动与古礼的契合, 夸赞当朝皇帝的伟大可与前世圣人相比肩。常衮《春蒐赋》以“畋狩得时, 献禽合礼”为韵, 里面提到“事且载於《周礼》, 迹宁诫於《虞箴》”就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路季登的《皇帝冬狩一箭射双兔赋》以题上六字为韵, 其中说“于是行冬令, 稽旧章”, 点明了帝王冬狩是因袭旧制。裴度《三驱赋》以“搜畋以时, 网去三面”为韵, 频喻的《开三面网赋》以“仁圣之道开三面”为韵, 王起的《弋不射宿赋》以“君子仁及飞鸟”为韵, 文中提到“三驱之礼未弘, 五豝之仁为小”, 都是用了商汤开三面网的典故。频喻的另一篇《畋获非熊赋》以“有开必先, 是膺明盛”为韵, 有“小殷汤之教祝, 同周文之猎贤”之句, 明言狩猎, 暗指明主在朝, 四方人才均应前来投效。陆贽的《圣人苑中射落飞雁赋》以题为韵, 内容全在夸张皇帝的射技高超, 甚至盖过了传说中春秋时期的神射手养由基和纪昌。唯有唐中宗时学士李咸的《田获三狐赋》非为讨好帝王而做, 此赋以“田获三狐, 吉无不利”为韵, 乃为客人都尉崔公所做, 表现了普通官吏的狩猎之乐。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 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 正为此尝试。就赋体而论, 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4]历代赋各有其特点, 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 (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 皆备, 赋之为用, 实超过前人。宋赋与宋诗、宋词、宋文一样力求革新, 不步蹈袭前人。题材较前代更广泛, 并好在赋中发议论, 往往以文为赋, 语言散文化, 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 追求理趣。而宋代的赋则走上了散文化的发展道路。唐代狩猎律赋已经放弃了汉赋中的讽谏作用而专注于颂德。《历代赋汇》“蒐狩”类只收了一篇丁谓的《大蒐赋》, 其序云:

观《子虚》《长杨》之作, 皆远取旁索灵奇瑰怪之物, 以壮大其体势, 撮其辞彩, 笔力恢然, 飞动今古, 而出入天地者无几。然皆人君败度之事, 又于典正颇远。今国家大蒐, 行旷古之礼, 辞人文士, 不宜无歌咏, 故作《大蒐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 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 以取其丽则, 奇言逸辞, 皆取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近似者。彼以好乐而讽之, 此以勤礼而颂之, 宜乎与二子不类。[5]

丁谓此序比李白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不同的思维模式, 其“勤礼而颂之”的创作则显明地以颂德为旨归。而“丽则”这一范畴最早见于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 后经历代文人阐发、运用, 成为论赋的基本标准。丽则主张丽而有度, 反对丽以淫, 要求言辞华美、内容雅正。丁谓本人的人品如何姑且不论, 其《大蒐赋》确实已经做到了“雅正”。

两宋国势积弱, 北方的金辽在掠夺中原物产资源的同时, 也向中原文人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赋这种传统文体随之传到塞外。并且北方游牧民族弓马娴熟, 狩猎活动频繁, 金辽之人用赋来表现狩猎场面实属正常。据《金史》记载, “熈宗猎于海岛, 三日之间, 亲射五虎获之。 (完颜) 勖献《东狩射虎赋》, 上悦, 赐以佩刀、玉带、良马。”[6]《辽史》记载:“壬子, 御元和殿, 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 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7]又有“ (刘) 三嘏献圣宗《一矢毙双鹿赋》, 上嘉其赡丽。”[8]以上几篇金辽狩猎赋今均不存。

当代赋学研究者多数偏爱先秦至南北朝赋, 对唐宋金辽赋却重视不够。尤其是宋代文学繁荣, 名家辈出, 却只有一篇狩猎赋传世, 有待我们继续整理古代文献, 争取找到更多的篇目, 使这些优美的文章在世间重放光彩!

摘要：唐宋两个朝代, 赋体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为赋体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狩猎赋的篇数超过之前几代, 质量却参差不齐, 当代赋学研究者往往轻视这段历史时期的赋作。本文介绍了唐宋时期狩猎赋的总体情况并就部分代表作品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

关键词：唐宋,狩猎赋,大猎赋,大蒐赋

参考文献

[1]祝尧.古赋辨体[M]//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366:809.

[2]祝尧.古赋辨体[M]//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366:806.

[3]马积高.赋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2 8 8.

[4]许结.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M].社会科学战线, 1995 (3) .

[5]陈元龙.历代赋汇[M].凤凰出版社, 2004, 6:2 4 8.

[6]脱脱.金史[M].中华书局, 1975, 7:1559.

[7]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 1974, 1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