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产业热的冷思考

新能源产业热的冷思考（精选4篇）

新能源产业热的冷思考 篇1

继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后，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也被列为下一步重点扶持的产业增长点。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帆风顺，反倒是一些现实瓶颈应引起重视。在近日召开的“2009中国风能产业对话资本论坛”上，有业内人士就坦言，我国约有三分之一风电装机容量被白白浪费了。

近年来，在政策激励和追求超额利润的冲动下，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然而，这种粗放增长却遭遇到诸如成本高企、下游容量偏小、资源浪费等问题。在新能源领域高涨的热情背后，缺乏冷静的审视。这期间，有关部门的合理政策规划与适度政策扶持不能缺失。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累计约1215.3万千瓦，比2007年增长106%，电装机容量已连续五年实现翻番。在此期间，嗅觉灵敏的各路民间资本对新能源产业趋之若鹜。

然而，在新能源领域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是许多实体企业饱受痛苦煎熬。一方面，新能源产业是科技发展进步的产物，需要资本与技术多方面的支持，较之于传统能源研究开发投入与企业日常运行成本要高昂得多。据初步估算，若以煤电成本为基数，生物质发电成本为1.5倍，风力发电成本为1.7倍，而光伏发电成本更高达11～18倍。产业前期技术投入大、项目周期长等特性让诸多盲目进入的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缺失了技术和资金的支撑，低层次上马的新能源项目往往会因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带来新的资源浪费，这显然与政策初衷不符。例如，目前我国有太阳能生产企业300多家，形成1亿元以上规模、真正能叫得响的品牌却只寥寥数家。

另一方面，新能源下游的容量偏小，制约了产能的合理输送，也掣肘了新能源的产业化发展。典型的例子便是，西北、东北和华北本是我国风电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这些地区大部分处于电网产业的末梢，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因而难以对当地的风电资源进行充分有效利用。就全国来看，诚如业内人士所言，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虽然在2008年底已突破1200万千瓦，但其中仅有8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入网发电。国内市场的狭窄，倒逼许多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目前，中国的太阳能电力企业大多从欧洲和日本高价进口晶体硅，加工制成太阳能电池后，再返销回当地，等于是在为国外环保事业“打工”。

一个房地产行业曾带动中国经济10年的增长。从产业性质上看，新能源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要比房地产强得多。但是，该产业目前无序发展的现状却无助于实现新经济增长点的历史使命，新能源领域的盲目“看多”情绪需要适度冷却。

应当看到的是，企业虽然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但却无力构建新能源领域的合理布局。相反，其盈利冲动甚至会阻碍技术创新的研发与应用。对此，行业监管部门应当承担起政策引导的责任，在产业发展之初提供助跑的能量。时下，购买方不愿意为高价的清洁能源埋单，是制约市场需求的一大因素。因此，政策补贴的多寡与指向，直接决定了产业内优势企业的发展机遇。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国内新能源企业在这方面同样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问题，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理应大有作为。

相对于朦胧预期中庞大的新能源市场，现有的政策扶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此观之，一份完备的产业振兴规划的确让市场翘首企盼。(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7月15日)

后记：

全世界都已经行动起来，没有人会怀疑—“第四次”能源革命已经到来。

当华尔街破灭的金融工具链，证明了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球现存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财富来填泛滥化的货币时，整个全球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

也许，当一阵阵“新能源”投资和追捧的热潮退去的时候，真正扎根生长的技术才会慢慢显现，中国的“新能源”之路也会逐渐清晰。

新能源产业热的冷思考 篇2

老龄产业是老龄社会基础性、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是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2016-3-5)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旅游、养老和健康等生活和生产服务业。江苏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早,老龄化程度高,且呈现“二大三高”的特点:绝对数量大、地区差异大、高龄、高速、高抚养比。据预测,江苏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在2017年、2027年分别进入深度和超级老龄化社会②。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老龄产业整体发展不成熟,存在着冷热不均现象。各方力量进军老龄产业促成产业“热”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真地思考该产业发展中“冷”的问题,从而促进产业有序发展。本文试图剖析江苏省老龄产业冷热不均的状况及原因,并从老龄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推进PPP模式、促进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以及全社会营造社会化的养老氛围等几方面去分析促进老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措施。

一、老龄产业“热”的表现

(一)老龄产业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早在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布了对养老服务业的指导性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2013年更被业内人士称为老龄产业“政策年”,先后有《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48号)以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49号)等重要意见和办法出台。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江苏省在1986年先于全国13年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2013年底全省基本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并朝重度老龄化发展。江苏省对发展老龄产业高度重视,其中2014年是江苏省老龄产业的“政策年”,养老服务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2014—2020年),全省2014—2015年共出台了14项养老服务的省级发展配套政策。同时,省内各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发展政策,见表1。特别是《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4〕39号)的出台,将养老服务产业列入省现代服务业重点支持方向。

单位:份

数据来源:通过收集和整理江苏省民政厅以及各市(县)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养老服务栏目中2014年、2015年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表示没有形成正式发文编号的意见、条例、通知、办法等文件。

(二)大量资金投向老龄产业

首先在财政支持下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和扶持功能在不断加强。江苏省财政支出中,每年投入4亿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4年江苏省财政引导资金超过6亿,省老年公寓累计投入5亿多元③。2014年江苏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38 273万元,其中用于养老服务项目的支出近20 000万元;2014年江苏省又提出了金融支持及政府购买两大新的政策并且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2015年7月,在3500万省级政策引导资金带动下,有600多家上亿元的养老大项目落户江苏省。

(三)社会各界对老龄产业高度关注

近年来社会对老龄产业关注度不断提升。中央及地方媒体分别创建了老年之声、夕阳红栏目以及官方微博。依托“夕阳红”栏目推出的老年生活用品专卖店,专门经营老年人吃穿住用行、健身、休闲、娱乐等数万种老年用品,目前已经形成了全国连锁经营;此外,央视栏目、财经对话等新闻媒体也十分关注老龄产业的发展情况,节目数次聚焦于老龄产业发展状况及相关政策,引起人们更多关注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的发展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各大科研机构以及高校致力于老龄产业的研究。2015年6月26日由南京大学商学院案例中心策划,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江苏省老龄产业协会、南京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了“江苏省首届养老产业十大经典案例评选结果发布暨养老高峰论坛”,论坛评选出安信颐和常州国际颐养中心、贝杉国际-娱乐养老研究中心、金陵胡天然养生养老社区等十大特色企业,这些企业分别在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娱乐养老、互联网+养老、老年金融以及养生养老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政策、市场驱动还是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老年事业与老龄产业的发展,这充分体现出老龄产业发展的“热”。

二、老龄产业“冷”的表现

虽然老龄产业很“热”,但其发展中还存在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监督管理滞后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我们既要看到老龄产业“热”的一面,更要关注其“冷”的一面,从而破解老龄产业发展障碍。论文认为“冷”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重形式轻落实

仅从江苏省及各地方出台的各项政策来看,社会力量进军老龄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一路“绿灯”,但实际情况并不尽如此。社会力量在进军老龄产业中享受到的扶持和优惠政策体现在三点:一是在土地利用;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用水、用电、用气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土地利用扶持政策中,国家规定是人均用地0.1m2,江苏提出是0.2m2。然而在具体运行中民办养老机构仍然不能够享受到公平对待,在建设和运营中土地规划和利用仍然面临重重阻碍,高额的房屋租金成为民办机构面临的重大成本开支。仅从南京市来看,由于城市拆迁、房东长租等问题,每年都会有几十家养老院消失。

税收优惠政策一般采取的是先征收后返还的方式,然而在企业按照正常标准缴税之后,返还的时间却遥遥无期;很多民办养老机构也在用水、用电、用热、用气等方面,一直被要求按照工业标准或商业标准,并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方面,政策的落实也不到位,应有的补贴没有下放到企业和老人手中的现象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措施虚的多实的少,重形式轻落实,有翔实的规定却没有实施的细则,这对于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方式,不利于产业发展。

(二)企业发展重概念轻内涵

目前的老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方面。就居家和社区养老来看,企业在为老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概念轻内涵的问题。虽然养老服务涉及对老年人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急等方面,社区养老也设有棋牌室、阅览室、老年人活动场所等,但往往存在提供的服务不够彻底、服务项目单一、内容不全,没有为老人提供真正贴心、舒适、“接地气”的服务。如有的居家养老服务仅是定期到老人家里量血压、血糖等,时间长了反而遭到老人的推脱和拒绝。老人真正需要的剪指甲、洗脚、理发等贴心服务却无人问津,这也成为企业不能够争取到老人及其家庭信任,从而打开市场、扩大客户群获取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大量进军养老地产的企业,发展中重圈地、重销售,通过养老服务获得土地的优惠政策,建设了所谓的老年公寓,但发展中重设备轻服务、重硬件轻软件、重高端轻中低端,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是服务和照料。这些养老地产企业,只是建好了供老人居住的房子,没有切实挖掘老人的需求,后期所需的家政、餐饮、娱乐、休闲、康复、医疗、陪护等相关服务难以跟进,所以不少开发商停留在“卖养老房子”的阶段。

老年旅游产业发展中也存在着重概念轻内涵的现象。一些常规旅游团“冒充”老年旅游团,或以低价吸引老人,但对于老年人的餐饮、住宿以及旅行中的医疗健康服务等都没有具体的设计。老年保健品行业利用老年人对健康保障的迫切需要重推销轻规范,这些违规行为利用老年人防范意识较低的特点骗取老人的信任,对于老人的健康产生威胁。

(三)老龄产业重短期轻长期

江苏省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重短期轻长期的问题。

1.从长远发展来看,目前省内还没有立足于新常态下适合江苏实际情况的系统化的老龄产业法规条例,也缺乏站在省内长远发展高度的顶层设计的制度性安排。另外我国老龄产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市场规范、评估体系和行业监管机构,许多老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难以进行评测和监督,老龄产业处于不规范发展状态,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2.从长远来看,护理人员短缺必然成为制约老龄产业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相关政策中已明确要加强和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培养专业的护理型人才,但是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本身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考虑到年轻人本身的择业倾向、照顾和服务老年人工作的特点,目前为老人服务是一件苦、累、脏但收入低、没有社会地位的工作,如果不配套提高护理人员的工待遇资、提供特殊岗位津贴、提高其社会地位等统筹政策,护理人才短缺将是常态。

三、冷热不均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化、市场化的养老观念还不成熟

受传统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老年人对于自身的养老消费观念还不成熟。在传统家庭养老以及“养儿防老”的观念影响下,老年人潜在的消费需求被遏制,不能够有效转化。老年人一直勤俭节约不舍得为自己花钱,将资产几乎全部用来支撑子女和下一代的发展,因此虽然老年人群体增加、消费群体增多但是真正转化成的实际消费还不足,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推行缓慢。目前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为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是子女不孝的表现。另一方面,进军老龄产业的各类企业也只是看到了老年人群体这一重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市场,各类企业盲目投资,行业发展松散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同时缺乏对老年人需求的调查与评估预测,提供的服务不能切实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老年人的潜在需求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消费,因此养老市场化的道路困难重重。

(二)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

在老龄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政府如果定位不准确,反而会阻碍其发展。

1. 政府的越位。

老龄产业中,政府的越位体现在没有把市场推在前面,存在大包大揽提供养老产品和服务的现象。如政府建立的公办养老机构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硬件设施齐全且价格低廉等优势深受老人们喜爱,而民办机构由于优惠政策、用地等问题往往位置偏远而且收费较高,在养老市场上处于劣势,因此造成了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民办养老机构床位闲置的现象。此外老年大学的开办成为老年人丰富文化生活获取教育的重要途径,但不少政府办的老年大学利用先天的优势获得了很多资源,却挤占了老龄文化产业市场,不少企业表示做低端客户不赚钱,高端的客户有了政府的老年大学再难以争取。

2. 政府的缺位。

(1)行业准入机制和发展标准缺乏。无论是老年产品还是养老服务,老龄产业的行业准入制度、提供服务标准都没有严格的规定。老年产品的生产不是依托于残疾人用品就是依据医疗器械的生产标准。全国现行的老龄产业相关国家标准仅有七项,行业标准有八项,而只有一项涉及老年用品。(2)监管缺位。养老地产中重销售轻服务,老年产品和老年旅游行业重推销轻服务。虽然政府对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会依法进行查处,但处罚体系往往没有太大的“杀伤力”。政府监督检查机制不到位、考核和评估机制不详实,使得这些投机行为导致了老龄市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3)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还不够。养老服务业是微利行业,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开头一公里需要政府引导打通,但是如果政府的支持只停留在制度层面而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对于仍在坚持的企业来说前景并不乐观。如江苏省从2011年3月1日起,对省内户籍人口中所有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尊老金。但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与金钱相比,老人最需要的是养老服务,如果政府的尊老金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符合要求的企业来提供的话,这将大大撬动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并为这些企业开发提升更多的养老服务项目提供平台和可能,也真正发挥尊老金养老的功能。

(三)相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老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从前文分析看,政府虽能提供相应的公共资源,但在管理过程中会出现缺位与越位现象。而企业天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出现市场失灵。社会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企业以及老百姓之间的桥梁,能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类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弥补政府与市场不足,在老龄产业发展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社会组织是政府加强老龄产业管理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缺乏政策扶持,活动资金有限,相应专业人员技术支撑缺位等因素,江苏省相关社会组织不仅数量规模小,且专业化水平不高,属于自生自灭状态,且发展后劲乏力。导致老龄产业发展缺乏相关的规范和行业自律,专业性的评定机构不能够有效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发挥脱离政府的“第三组织”的作用,没能承担起老龄产业有序发展的监控评估作用,对养老地产、养老旅游等市场不规范的行为不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行动。

四、建议和思考

(一)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确保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先后指出老龄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并能部署和落实到“十三五”期间。作为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应该制定老龄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并纳入省“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整合相关部门职能,统一机制,形成合力,从系统工程的高度制订详尽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出台老龄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目前省39号文的意见以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2016年3月1日起施行)仅涵盖了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以及医护机构等养老服务业,对于养老用品业、涉老金融、涉老保险以及养老地产等重要老龄产业缺乏指导性。本着统一协调原则,省内各相关部门要不断探索符合省情的扶持方式,从土地、融资、补贴等多方面出台老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发展老龄产业,并切实保证相关政策真正落地。未来,省内养老相关优惠政策还需要更加清晰化、体系化,同时地方政府应出台更为具体的执行细则。

(二)推进PPP模式,促进多元化的社会参与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将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领域以来,该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快速升温。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江苏在PPP模式涉足老龄产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4年作为全国推广运用PPP模式试点的首批省份,江苏省14个试点项目中有2项涉及老龄产业,分别是无锡九如城养老综合体和常州市天宁区老年服务中心,这为我省老龄产业发展引入PPP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④。

PPP模式运用两方资金,固然可以解决老龄产业巨大的资金缺口,但我国老龄产业尤其是养老服务业投入高、门槛高、盈利低的现实是PPP模式的巨大障碍。如南京有半数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笔者认为,基于目前江苏省“9064”的养老结构,大部分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以及养老机构普遍存在土地成本高、专业人员缺失、难以盈利等问题,应重点发展和推广居家养老服务的PPP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需进一步明确在土地、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民资进入市场扫清障碍,同时加大和完善政府购买力度,可探索将尊老金发放变为尊老服务券发放等方式撬动养老服务业市场,促进PPP项目盈利,达到双赢目的。

(三)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健全是判断一个行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老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作为养老服务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养老服务实践者,社会组织具有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的独特条件和天然优势。总之,社会组织是养老服务行业管理能力和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参与行业服务和质量管理监督的重要力量。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首先政府需要积极落实政策。其次,社会组织则要壮大自身的服务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提升自身资金筹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拓展养老服务范围,目前我省许多社会组织为老服务仅停留在精神慰藉方面,不能提供老人真正需要的服务,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再次,相关社会组织和孵化组织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行业自律。

(四)营造社会化的养老氛围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缩小、成员流动以及结构变化使单纯依靠血缘关系的家庭养老已经无法满足养老需求。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且随着社会发展,为了更好地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养老服务由家庭向社会转移是必然趋势,而养老服务社会化是拓展养老服务需求,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前提。但是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许多老年人还不能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有条件有需求的家庭往往顾忌舆论压力不敢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去,而老人也往往对市场上的养老服务认同度不高。基于此,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中,政府要合理定位,确保“兜底”的作用,防止缺位越位;企业在进军老龄产业时,应该从供给侧改革,从供给的角度打造老龄产业的商业模式;在看到老年人广阔的市场空间的“营利性”以外,还应该认识到老龄产业的“公益性”,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切实从老年人出发,建立起老年人的信任关系,让老人敢于消费、放心消费、乐于消费,扩大老年客户群,激发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带动老年人养老观念的转变;老年人自身也要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好规划,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转变消费观念,形成自我养老的观念和消费意识。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下,通过全社会齐心协力逐步营造社会化的养老氛围,并在整体的项目建设和运营中融入生态的理念,发展生态养老产业,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形成老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西乡茶叶热的冷思考 篇3

□总产值按现价计算6.5亿元

(按不变价计3亿元) , 茶

王叶产值占种植业产值的

向华

43.3%, 占农业总产值30.2%。全县茶园面积、

杨产量、产值均居全省产茶晓县之首, 成为我省乃至西兵北地区最大的产茶县。茶

叶产业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最能带动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的优势产业。全县23个乡镇中有22个乡镇产茶, 其中万亩以上的产茶乡镇10个, 种

考茶农户5万余户, 从事茶业生产人员约15万人。拉动二、三产业增收过亿元,

茶农户均增收3875元, 人

均增收千元以上, 每年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3.6万人, 直接增加劳务收入1.18亿元。国家统计局西乡调查队2011年二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抽样调查显示, 仅峡口镇两户小型茶场, 每亩茶的毛收入都在七八千元以上, 甚至过万元, 一年种茶收入是种粮收入的三倍多。与此同时, 以“茶”为载体的招商引资活动成果显著。截至目前, 新建成或扩建茶叶初制加工厂累计达279个。每年举办的“茶文化节暨樱桃旅游节”已成为我省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茶事盛会。

尽管西乡茶产业在近年来有了快速发展, 取得了较大成效, 但从国家统计局西乡调查队近期一项调查中不难看出, 从总体发展态势看, 西乡茶产业发展的层次依旧较低, 距离产业化发展、建设现代茶业的要求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茶园技改投资少可持续发展堪忧

当前西乡大部分投产茶园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种植的老式茶园, 无性系良种茶园比例小、单产低。茶树良种化是茶叶生产优质高效的基础, 无性系又是茶树良种化的基础。由于无性系良种比例小, 茶园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 新技术推广应用程度不高, 导致茶叶品种老化, 单产低, 效益不高。而推广高产的无性系良种的标准化茶园, 却遭遇成本太高, 茶农难以接受的局面。

西乡调查队在对罗镇胡家茗茶茶场抽样调查中, 胡老板介绍说, 自己有茶园近600亩, 茶场占地一亩多, 固定资产120万, 茶叶经销店城乡各一间, 属于产供销一条龙的中等茶叶企业。茶园基本是以前的老品种, 每年茶园生产投入不足10万, 每亩不到200元, 仅仅只进行简单的除草、修剪、施肥和深翻。而更换优良品种, 每亩投入近3000元, 整个茶园就得180万以上, 短期还见不到效益, 因而没有谁愿意在这方面志愿投资。

整个罗镇周边、全县产茶区大致都是这个情况。不可否认, 县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去年整合了各种资金, 拿出200万对于7500亩良种茶园进行补贴, 再加上汉中市的补贴资金, 每亩良种茶园能够补助200多元, 但是对于仅良种费用每亩就达到1500元的高产茶园来说, 茶农负担还是很重, 所以良种茶园推进速度较慢。鉴于此, 西乡县许多茶叶企业甚至大型龙头企业基本已抛弃源头茶园建设这一块, 而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短期见效快影响大的营销环节, 中小型的茶叶经销商更是做起了成品茶的二传手, 形成了产茶不卖茶, 卖茶不产茶的局面。如此不花精力提高茶的品质和产量, 而只靠营销谋利的短视行为, 必将竭泽而渔, 对整个茶叶产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茶叶价格居高不下抑制消费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西乡调查队调查,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西乡茶叶价格可以说是芝麻开花, 一年更比一年高。以罗镇熊氏茶场午子仙毫为例, 今年好的已卖到2300元/斤, 一般的也在1200元/斤左右, 而去年最好仙毫还没超过2000元, 一般的也不过七八百元, 价格增幅二、三成以上, 甚至更高。调查发现, 工费高、采茶难是茶叶价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

西乡调查队分析认为, 造成人工费高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工价的普遍上涨。二是外出打工劳务输出使本地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 加之二季度正是春耕备耕, 油菜收割, 抢种水稻的农忙时节, 形成用工荒。三是西乡茶偏重春夏茶生产, 尤其是仙毫加工, 时间太短太集中, 只好加价抢收原料。四是无序竞争, 抬高行情。而茶叶价高居不下, 也将抑制茶叶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作坊式茶场多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

目前西乡茶叶生产很大程度上仍沿袭传统分散的农户和小茶厂生产经营方式,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技术难以规范, 产品质量不稳定。茶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

媒介命名热的冷思考 篇4

每天, 媒介都在生产无以计数的新闻;每天, 媒介都要给不同的新闻事件命名。有些命名很快烟消云散, 有些命名却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新闻热点。不论是“处女卖淫”案、“女版许霆”案、“毒疫苗事件”, 还是“兽兽门”、“犀利哥”, 这些新闻流行词的背后, 折射出当前媒介命名的热潮。

从传播学理论来看, 媒介命名权的背后, 体现的是媒介授予地位功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一项研究中指出, 大众媒介能够赋予某些公众议题、公民个体、组织和社会运动以地位。当一个人或某种社会政策在媒介上经常受到称赞时,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上升。拉氏指出, 受众无疑都同意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看法, “如果你真的很重要, 你将成为大众媒介的焦点;如果你已经是媒介的焦点, 那么你一定是重要的。”[1]

这一法则如果应用到媒介报道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或小人物身上, 能获得更鲜明的印证。不论是前一阶段走红网络的流浪汉“犀利哥”, 还是因为拍摄上访者而“被精神病”的彭宝泉, 背后都有着媒介力量的介入。若不是因为打扮奇特而被网友视为最“有型”的流浪汉, 再加以媒介的放大聚集, 一个处身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同样, 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遭遇, 如果没有媒介的广泛关注及普遍同情, 很难想象他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自由。

那么, 媒介是如何进行命名的?在命名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利益方的制约?媒介命名又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责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将有助于我们廓清迷雾, 以更冷静的态度来思考命名热中的媒介角色。

一、媒介命名的策略:贴标签

媒介如何命名?用最通俗的话语来概括, 就是“贴标签”。英国传播学者戴维·巴特勒指出, “对事件进行鉴别、给他们命名下定义, 与其它事件联系起来———例如‘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事件’。这样就给事件‘贴了标签’。”[2]就理论渊源而言, “贴标签”理论主要来源于新闻的建构现实论。如传播学者S·霍尔等人在《作为社会生产的新闻》中就认为, 媒介并非只是透明地报道本身就“自然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新闻”其实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终产品, 这个过程从对事件进行系统地分类和选择开始, 按照社会建构起来的一套范畴确定话题。[3]

从思维方式看, 媒介的“贴标签”往往存在一种定型化的倾向, 也就是说, 新闻媒体的筛选、鉴别、分类, 以及最后做出命名的举动, 实际上都在主动地与自身熟悉的、早已定型化了的新闻事件相联系。现实生活中, 新闻事件各有不同, 但媒介的命名却并不陌生。不同的命名、标签, 已经对该新闻事件的性质作出界定, 并引导受众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在这样一个建构过程中, 新闻事件变得“有意义”起来, 从而为受众理解新闻事件设定了框架和路径。而所谓的“意义”, 往往要建构在基本的社会背景之中, 建立在受众的社会与文化身份范畴之内。

假设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媒介可以为其贴上事故、犯罪、恐怖袭击等等不同标签。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大众媒介, 会按自身的理解为事件赋予意义, 贴上标签。我们可以设想, 若是发生在美国或中东地区, 一个普通的爆炸也可能会与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然而, 若发生在中国呢?

2009年6月5日, 成都一公交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发生爆炸并进而燃烧。针对这一新闻事件, 国内媒体的命名都很谨慎, 如《新京报》将其称为“成都公交车燃烧事故”。这一命名, 主动回避了“爆炸”这一容易与“恐怖主义”相联系的敏感字眼, 将其界定为事故。这种命名方式无疑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也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至于究竟是不是事故, 媒介还可以在其后的跟踪调查中进行调整。最后警方调查显示, 成都公交车爆炸原因来自于人为蓄意纵火。于是, 新华社在2009年7月2日发出的专电标题则是:“成都6·5公交车特大放火案告破犯罪嫌疑人当场死亡。”之前的“事故”到其后的“犯罪”, 事件性质大有不同, 显示出媒介所贴标签的差异。

一般来讲, 媒介贴标签, 要根据记者编辑对新闻事实的判断来进行, 最普遍的做法是突出主要新闻点, 如爆炸、抢劫、诈骗、卖淫等等不同界定。媒介应该根据新闻价值规律来进行选择, 但在具体实施中, 还会与媒介的立场、价值取向等存在密切关系。为了迎合受众而片面突出某个细节, 忽视整体事实真相的做法, 在一些市场化媒介中并不鲜见。

在当前中国媒介实践中, 媒介选择突出哪个新闻点, 经常要受到不同类型新闻事件操作方式的微妙影响。如果是政治事件, 媒介命名一定要稳妥, 多习惯将会议名称或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命名核心要素。如两会报道、十七大报道、新疆“7·5”事件、拉萨“3·14”事件等皆是如此。民生事件似乎命名空间较大, 但对于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 媒介也会小心处理, 以地名作为关键词来命名者居多。如贵州瓮安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当然, 商业化媒介为了增加卖点, 喜欢在此基础上加入最能吸引眼球的词语。比如“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后, 有媒介在命名中增加了一个“毒”字, 就变成了“山西毒疫苗事件”, 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

对于一般社会新闻、娱乐新闻, 媒介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大, 将新闻要素加上“门”的处理方式就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命名策略。虽然以往以“门”作为命名关键词并不鲜见, “水门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那时的“门”还多与某种政治丑闻相联。从2008年的“艳照门”开始, “门”走进了民间, 不论是有根据还是没根据的事件似乎都能与“门”挂钩。于是, 类似“技校门”、“兽兽门”、“局长情书门”等命名不断涌现出来, 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新闻热点。

二、媒介命名背后的利益博弈

媒介在命名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任何非媒介的命名, 不经过媒介的传播与加工, 就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 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在命名中也要受到各种利益方的制约和影响, 在此过程中, 媒介有时必须要达成一定的妥协, 有时又可以在规定范围内尝试主动性的发挥。

首先来自于权力部门。针对重大事件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 权力部门往往会界入媒介的报道, 各级宣传部门也会发布种种报道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 作为“喉舌”的媒介必须要遵从宣传部门的统一口径, 这是一种刚性的制约。如2008年四川地震灾害, 媒介报道的大框架均为“抗震救灾”, 还有如“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 “打砸抢烧”一个字也不能少。

当然在具体操作中, 媒介也会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利, 这主要针对一些民生事件。如三鹿奶粉事件, 政府称其为“婴幼儿奶粉事件”, 而媒介中则有“肾结石宝宝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说法, 甚至有的直接冠以“毒奶粉事件”。但不论何种界定, 媒介都会自觉将命名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其次, 来自于以权威部门、专家学者为代表的强势话语集团。他们代表了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借助自身的专业素养, 对某类新闻事件进行定性, 然后媒介进行再加工、再传播。如在有关违法乱纪、违背社会公德事件的报道中, 媒介经常采访一些法律界人士、教育专家、社会学家或者其它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他们经常为当事人贴上“心理不健康”、“人格发展不健全”的标签, 从而直接影响受众的判断。有时专家的一家之言, 甚至会影响到某类群体的命运。如北大某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认为, 老上访户99%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一观点并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撑, 激起民间的强烈反对, 迫使该教授不得不就表述不当致歉, 但并未因此收回自己的观点。在此情况下, 媒介就需要发挥公共平台的作用, 形成公开的意见讨论, 以避免受众对媒介的质疑。

随着解释性新闻在媒介报道中比重日益增大, 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在媒介命名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介需要他们从专业、理性的角度分析、解释新闻事件, 掌握话语权力的专家学者们也需要媒介, 没有媒介, 他们的观点无法传播, 因而他们在媒介当中所进行的命名, 一般也与媒介达成默契甚至是适当的妥协。

第三是民间力量的影响。民间力量在当今社会更多体现为网民舆论, 网民往往对某些社会事件进行过滤、提炼, 运用形象化修辞为其命名。“躲猫猫”、“绿坝娘”、“被自杀”、“猪坚强”、“范跑跑”、“史上最牛……”等等, 都体现着网民的智慧及娱乐精神。随着网络力量日益强大, 许多传统媒介也开始从网络中寻找新闻源, 找寻那些具有流行潜质的热词, 对其进行加工、推动、再传播, 从而使更大范围的受众了解并接受。

“躲猫猫”一词曾流行一时, 到底它是怎么出炉的, 《南方都市报》网眼编辑王星在《怎么种出大新闻———从躲猫猫和HD90假币谈新闻的再发现和再传播》[4]一文中有所揭示———“躲猫猫”最早只是网络论坛上的小范围称呼, “还是没有真正流行起来, 还是几个帖子和博客里的热情, 还是小众的愤怒”, 其后, “我们既然看到了这个词能流行起来, 有开始流行的趋势, 那就不妨先走一步, ‘拔苗助长’, 就把它当成流行词先做出来。”于是, 网眼刊登了《网络代有新词出最近流行“躲猫猫”》一文, 在被其它报纸转载后, 再经过若干网络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 “躲猫猫”成为一时之热。

三、媒介命名的伦理责任:充分调查、客观报道

在现今中国, 媒介掌握着绝大多数的信息资源, 影响着最广泛范围内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理解与认知。在这种情况下, 媒介命名更要强调伦理责任, 只要充分调查、客观报道, 赋予新闻事实以中性判断, 才不会误导公众。

以2009年的“云南小学生卖淫案”事件报道为例。当事人张安芬、刘仕华在初次索赔无果后想到了报纸。以下是张安芬的原话:“刘仕华有一天看报纸, 我不认字, 平时都是他读报纸给我听, 听到一个很小的事情, 政府部门都出来赔礼道歉, 我就想, 我们受这么大委屈, 咋还不找报社呢?”[5]于是, 她找到了当地一家报纸。之后, 那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调查》出炉, 从而使这一个体事件转为全国媒体关注的公共焦点。各地的媒体纷纷进入云南, 听取当事人的叙述, 描述当事人家庭的贫困, 同情一家人的不幸遭遇, 质疑警方的粗暴执法, “处女”卖淫一时间成为网络热点。然而这一事件的发展就像无间道, 其后警方指张安芬造假, 媒体发现自己似乎受骗上当, 于是谴责的声音开始转向张家父母。某媒体发出报道《云南“卖淫案”学生父母:很后悔作假》[6], 张安芬在记者采访中承认女儿卖淫, 承认说谎。于是, 夫妇俩人一下子从被同情的对象, 成为逼女“卖淫”的“恶”父母。大部分媒体也干脆放弃了追踪报道。而此后又有少数媒体在进一步深入报道中指出, 张安芬承认女儿卖淫的过程中伴随着警方刑讯逼供的嫌疑, 而记者们都未曾采访过的卖淫女本人或许只是个不良少女而已。经过了起起伏伏、反反复复, 媒体的命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受众似乎陷入了“罗生门”叙述之中, 茫然不知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其实, 这正是媒介没有进行充分的事实调查而匆忙命名带来的后果。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媒介还要注意客观报道。如果先入为主, 倾向性过于明显, 同样也会导致媒介命名的失误。“女版许霆”梁丽捡金事件的报道, 就是典型的例证。

许霆事件, 经过媒介的广泛报道, 已经成为“值得同情的犯罪”的同义词。“女版许霆”的命名, 直接包含着媒介的评判立场。这个说法来自2009年5月19日《广州日报》的独家报道。事实上, 该案发生于2008年12月, 当时《深圳特区报》曾报道过, 标题为《三名清洁工见财起意盗走14公斤黄金饰品》。这一标题基本上尊重了事实。事隔半年后, 《广州日报》的标题则更变成了:《清洁工“捡”到14公斤黄金面临盗窃起诉》, 报道将该案直称“女版许霆案”, 并引用梁丽律师说法称不应构成盗窃案。该报道不仅将梁丽称为“女许霆”, 还称其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并引用其丈夫的话, 称“老婆是个勤俭持家的妇女”。这一报道在案件尚未明了时, 先入为主地将梁丽塑造为受害者形象, 冠之以“女许霆”的命名, 充分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引发舆论的又一波同情风潮, 从而间接影响到法院的判决。法院虽通过多种证据, 还原出最初事件发生的诸多细节 (梁丽所作所为并不像当初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那样, 是无意“捡拾”, 背后可能更像是有意为之) , 但或许是基于汹涌的民意, 法院最后宣布不起诉。从当事人来看, 梁丽 (或者其律师) 为规避风险, 编造谎言或可理解, 但媒体却不加分辨, 偏听偏信, 照单全收, 于是, 一场被误导了的全民法理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作为大众媒介, 最重要的是公信力。一旦媒介为了追抢命名权, 弃客观报道准则于不顾, 将公众引向错误的方向, 从长远来看, 损害的将是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诚信。

摘要：媒介命名是媒介授予地位功能的体现, 通过命名、下定义, 媒介赋予新闻事件意义。媒介命名就是“贴标签”, 要受到权力集团、强势话语集团和民间力量的影响, 但媒介依然拥有主动权。媒介在命名中, 应遵循充分调查、客观报道的原则。

关键词：媒介命名,授予地位,贴标签,客观报道

参考文献

[1]Paul F.Lazarsfeld, Robert K.Merton.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C]//John Durham Peters, Peter Simons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233-234.

[2]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M].赵伯英、孟春,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95.

[3]张国良.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 (第一辑) [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48-153.

[4]王星.怎样种出大新闻[OL].新浪博客[2009-05-1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445870100d03x.html.

[5]王恺.云南“小学生卖淫案”[J].三联生活周刊, 2009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