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文本（精选10篇）
英译文本 篇1
1 引言 (Introduction)
本文以笔者翻译的和平公园译文为例, 从任务描述、任务过程、案例分析等环节入手, 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 通过比较平行文本, 总结出了此类文本翻译的一般策略。
2 任务描述 (Task Description)
旅游文本多用文学色彩的语句陈述事实功能性的内容。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困惑:究竟用文学翻译的原则去译, 还是用非文学翻译的思维去处理?文学翻译侧重艺术欣赏, 致力于寻找寓意和美学真相, 强调的是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以“作者中心、原文至上”为操作策略。而非文学翻译侧重信息交流, 致力于寻找事实真相和功能真相, 强调的是事实和信息的清晰性, 翻译策略上往往是“读者中心、交流至上”。考虑到译文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 而不是作品欣赏, 因此适宜采用非文学翻译的方法。另外, 中文旅游文本的特点是语言华丽, 善用修辞, 比如四字结构。而英语旅游文本语言简洁、直接、信息量大。因此, 译文应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基础上, 根据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差异和东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 通过省译、释义、顺译等多种翻译方法, 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
3 任务过程 (Procedure Description)
3.1 译前分析和准备
3.1.1 建立术语表和储存多种表达法
什么叫做术语?就是用比较专业的结论来说明论述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观点, 它具有单一和统一的特性。一般来说一个术语只说明一个概念。同一范畴内的概念问题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我们翻译学之中对于术语已经是比较重视了。很多翻译者非常重视术语的重要性。在做翻译的时候能够利用术语资源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翻译结果。我们一般可以运用多种表达方法来描述一个概念。当一个常规性的概念经常出现在一个常规的文本之中的时候, 翻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可以用多元化的表达方法来处理,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译文更加活泼生动。如“增长”可译为:“rise”、“go up”、“increase”等。查找术语是要找到唯一, 储存多种表达法是多多益善, 所以译前准备的这两项任务可以说是走了两个极端。
3.1.2 查找平行文本
在相关的功能翻译理论之中, 一般来说原文的译文只是一个信息源。原稿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用的信息, 换而言之不是所有的原文之中的信息都有交际的实用价值。翻译者可以依据语言环境的实际交际需求对原文进行译前信息处理。选取有用的翻译信息, 在必要的时候补充不足的信息。我们对于信息源的处理标准是依据实际的语言交际环境来选择的。翻译者对于我们目标文本有着一定的主观分析。在翻译过程之后总具有同类型的语法功能和同一体裁的文本可以为我们的翻译者带来一定的参考意见。
“平行文本”这个术语是指不同的语言文化之中的有着相似的交际功能的语篇类型。我们需要对“平行文本”进行一定的归纳和分析研究, 对于源文的对应特点来进行一定的比较, 在翻译文之中呈现出这样的特性。旅游文本的英语翻译是为了让译文阅读者对于阅读对象更为关注。我们需要对英语旅游的文本来做一些特性分析研究, 以便让这些译文特征达到功能翻译的理论研究水平, 以此来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
平行文本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现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借助于互联网可以很容易查找到国外的公园简介、旅游点简介, 在翻译中可以参考其中的句式, 使译文显得更为地道, 更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在翻译和平公园时参考了网上查到的两篇平行文本, 一篇是The Ancient Town of Winchelsea, 另一篇是Burlington City Park。
3.2 校译
再好的翻译, 难免有疏忽和错漏, 即使没有错误, 也需要在文字上进行润饰。因此在初译稿完成后, 必须对译文做校改。严格把好笔译质量关, 对照原文改正错译、漏译、不准确、不通顺的词句, 对通篇文字进行润饰, 力求词语与体裁相符, 能为读者所理解。必要时还需与作者和读者沟通查证, 以保证翻译的质量。
4 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以下我就翻译和平公园为例, 分别解释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4.1 省译 (Omission)
传统的翻译策略强调忠实于原文, 而功能翻译理论强调预期的译文功能, 即译文功能是向受众传递原文的各种信息还是要与受众交流实现交际目的, 这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因此在旅游文本翻译中, 根据汉英两种语言审美特点及行文特点的差别, 汉语中大段的华丽辞藻和平行结构, 如果逐一直译, 势必出力不讨好, 译文读者看到后会有堆砌罗嗦之感。因此, 可对词语进行适当删减。从译文预期目的考虑, 大多数外国游客阅读旅游宣传资料是为了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增加旅游乐趣, 而不是进行风俗民情等研究, 过分详细的专业知识等可以适当删减。往往完全的忠实原文不仅没有必要, 也不太可能。
例1:上海和平公园始建于1958年, 位于虹口区东北部, 公园占地面积260亩, 其中水面积47亩。公园共有4个大门, 分别位于大连路-控江路、新港路-虹镇老街、天宝路近阜新路和新港路-瑞虹路, 交通便利, 方便游人出入。
“交通便利, 方便游人出入”我曾初译为“It’s conveniently located and easily accessible.”在修改译文时, 我意识到这属于同义堆叠。这种结构在中文里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必要的, 它可以加强语气, 达到结构上的平衡与对称。但是在英文中, 要强化语言意义, 让信息得到一定的扩展, 不能只是简单地依靠词汇的增加来进行添加。我们需要通过句型的调整来实现上下结构的变换。同一种语意的重复使得词汇显得比较累赘, 这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大忌讳。词汇的机械堆砌只会让整个句法结构显得更加的臃肿, 造成语义上的啰嗦。
我曾想过改译为“it’s easily accessible.”又想过把“conveniently located”和“easily accessible”都删去, 换一个意思更准确的表达。但随后考虑到“公园共有4个大门, 分别位于大连路-控江路、新港路-虹镇老街、天宝路近阜新路和新港路-瑞虹路”, 其实就表明了“交通便利, 方便游人出入”, 于是干脆省译。
译文为:
“Built in 1958, Heping Park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Hongkou District in Shanghai, covering an area of around 43acres, including a water area of around 8 acres.It has 4 gates, conveniently situated near Dalian Road at Kongjiang Road, Xingang Road at Old Hongzhen Street, Tianbao Road near Fuxin Road, and Xingang Road at Ruihong Road, respectively.”
例2:在提升生态景观同时, 公园以人为本, 在南侧游人较密集的4号门区域新建了和平广场, 占地约6000平方米, 广场入口正对瑞虹路, 并沿瑞虹路中轴线方向朝公园内延伸。植物配置上, 运用自然起伏的地形, 采用大量的观花和色叶树种, 形成更丰富的“春景秋色”。
此段初译为“The park is people-oriented.To the south of the park, the 6, 000 m2 Heping Square was newly built at near the No.4 gate where visitors are more concentrated.The Square entrance is just opposite to the Ruihong Road and extends into the park along the axis of the Ruihong Road.Landscape plants and flowers are planted on the naturally rolling ground in order to build picturesque spring scenery with autumn hues.”
修改时考虑到这样译是被中文牵着鼻子走, 而且也存在主谓不一致, 不能说“entrance extends”。“以人为本”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语言, 这样的词汇在西方人看来非常的空泛, 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事实上, 通过对公园内实实在在的设施景观的描述, 读者可以自己体会到所谓的以人为本。
“广场入口正对瑞虹路, 并沿瑞虹路中轴线方向朝公园内延伸”, 基于翻译要考虑文本接受地点及传播媒介, 而目标读者阅读译文的地点就是在和平公园, 并且外国游客对上海的道路并不熟悉, 广场的具体地理位置并不是一个非交代清楚不可的问题。最后定稿为:
“Next to the No.4 gate on the south and directly facing Ruihong Road is the 6, 000 m2 Heping Square.There, landscape plants and flower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best fits the rolling terrain to enhance the view.”
省译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一定要基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与把握才能使用, 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简化, 不然反而影响到交际目的的实现。
4.2 其他翻译方法及策略
例3:和平公园是一座以中国自然园林风格为特色的综合性公园, 园内有体现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百花馆、水榭、石舫, 可供游客傍湖品茗, 赏心悦目。公园山、水、建筑、植物, 配置相得益彰, 风光怡人, 景色秀美。
在处理“和平公园是一座以中式自然园林风格为特色的综合性公园”这句时, 初译曾简单用了这样的结构“The park’s feature is its...”。在修改时我想到, 英文是以动词为基础的, 这样句子可以显得简练、有力、意思清楚。而中文则会习惯用许多模糊、笼统、抽象的名词。因此在翻译时不应该跟着原文的结构走, 所以定稿时我把feature当动词使用, 采用“Featuring a typical Chinese natural garden style, the park comprises...”这样的结构。
“公园山、水、建筑、植物, 配置相得益彰, 风光怡人, 景色秀美”这句。我初译时曾译为“water scenes, classic buildings and exotic plants make the scene more beautiful and pleasant.”但落笔即意识到这样不妥。“make”完全是一个多余的动词, 既不有力又意思不明, 造成了整个句子冗长拖沓, 而事实上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通过其它的词语来完成的, 最后定稿为:
“Featuring a typical Chinese natural garden style, the park comprises a traditional Flowers Hall, waterside pavilions and stone boats, where visitors may sit down for relaxation while enjoying the pleasant view of artificial rockeries, water scenes, classic buildings and exotic plants.”
5 实践总结 (Summery&Conclusion)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 在旅游文本英译中要运用“以译文读者为中心, 交流为目的”的原则, 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译者应灵活采用多种翻译策略, 在中文的模糊语言和英语的逻辑语言之间寻找一条可以沟通的路径。
摘要：笔者结合翻译和平公园的体会, 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指导旅游文本英译中的应用。中文旅游文本的两大特征, 一为文化信息丰富;一为语言华丽、喜用修辞。译者应当充分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文化背景, 尤其是他们撰写和阅读旅游文本的习惯。本文以和平公园翻译任务为例, 试图为旅游文本英译提供一种翻译策略, 以期提高翻译质量和工作效率。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翻译要求,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旅游文本英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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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卦爻辞文本考辩及其英译 篇2
关键词:《周易》;卦爻辞;考辩;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9)08-0131-4
Abstract: Zhouyi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However, translation errors in current translations of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of Zhouyi can be easily found at the word and sentence levels.Taking versions from Legge, Wilhelm/Baynes, Palmer, and Wang Rongpei as the exampl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egetical mistakes and translation errors of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of Zhouyi, and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is great classic as follows: translate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instead of the loan characters; choose the original meaning or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a word according to the philosophic sense of the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add punctuation to sentences on the basis of the main ideas of each line, hexagram and Zhouyi as a whole; complete the elliptical part of the source text in translation; put the marked clauses in normal word order.
Key words: Zhouyi,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exegetical studies, English translation
1. 引言
《周易》在数千年的经学时代被尊为“群经之首”,其卦爻辞记录了中国古人战争、商旅、渔猎、婚嫁、祭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并通过这些内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而深邃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思想。自16世纪开始,《周易》便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其中理雅各译本是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由德文转译的英文译本,以上两个译本虽历时久远,但至今仍被公认为权威译本。彭马田译本吸收了20世纪易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成为20世纪末一个崭新的《周易》英译本。汪榕培译本是21世纪初国内出版的最新《周易》英译本。现根据以上各译本讨论《周易》卦爻辞英译过程中几个典型的文本考辩问题及误译现象,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2. 本字与通假字
“通假”是我国文化典籍中常见的文字现象,指古人用甲字(如“蚤”)代替与之音同(或音近)的乙字(如“早”),表示的意义与乙字相同(或相近)。 前者称通假字,后者指本字(即表本字之义) (王海根,2006:2)。译者往往不能辩明原文中的通假字或不能正确识别其本字而造成误解和误译。
例1.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否·卦辞)
卫礼贤/贝恩斯译本(1997:52):“Evil people do not further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uperior man.”
《否卦》讲去否求泰之道。否,闭塞不顺畅的意思,象征君子之正气得不到伸张,而小人的邪气却在不断生长。否之匪人,指受到闭塞的是不该闭塞的人。从否卦的意义看,“匪”应当是否定词“非”的通假字,而并不是“为非作歹之徒”。《周易》卦爻辞将为非作歹的恶人称为“寇”,如《需卦》九三:“需于沙,致寇至。”以上译文将“匪人”译作“evil people”,译出的是原文的通假字而非其本字,与原文意义不符。根据全卦的卦义,试将原文改译为:“When the way of the noble man is obstructed, it is unfavorable for the noble man to hold firmly to the truth.”
例2.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困·九五)
彭马田译本(1995:159):“Nose cut off, foot cut off. Confined by high officials. But then, slowly, come words. It is good to worship and make offerings.”
《困卦》教人如何面对困难,脱离困境。“劓刖”是古代割鼻、断足的酷刑。“赤绂”指红色的服饰,借代为诸侯大夫。该爻讲君子受到高官的迫害,甚至遭受刑狱之灾,但君子若能坚守正道,便能慢慢地从逆境中解脱出来。根据全爻的意思,“说”应该是“脱”的通假字。以上译文将“说”译为“come words”,译出的是通假字而不是本字,实为误译。试将原文改译为:“Nose and feet cut off, the noble man is persecuted by high officials. But his suffers will gradually come to an end. It is good to make offerings.”
《周易》是上古时期的文化典籍,通假字十分普遍,如《遯卦》上九:“肥遯。无不利。(“肥”通“飞”)”;《讼卦》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锡”通“赐”)”;《噬嗑卦》上九:“何校灭耳。(“何”通“荷”)”等。认识通假是翻译古籍的必备素质,译者应辨明原文的通假字,并在译文中译出其对应的本字。
3. 本义与引申义
词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词义引申是词义发展变化的主要途径,即以词的本来意义为基础,通过联想而产生新义。《周易》卦爻辞中的词汇有的取其本义,有的取其引申义,情况极为复杂。本义和引申义的交叉使用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理解难度,译者往往不能正确取舍词汇的本义或引申义而造成误译。
例3.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六三)
理雅各译本(Legge, 1977: 162):“...He enters his palace, and does not see his wife.”
据《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宫,古者贵贼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 (陆德明,1983:415)由此可见,“宫”之本义乃“房屋、房室”的统称,自秦汉以后才特指古代帝王居住的宫殿。《周易》卦爻辞大致成书于殷末周初,距秦汉相去久远,因此英译原文时当取其本义。以上译文取“宫”之引申义,译为“palace”实为不妥,试将原文改译为:“...He enters his house, and does not see his wife.”
例4.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
汪榕培译本(2007:57):“A withered poplar tree sprouts; an elderly man marries a wife. Nothing stands in the way.”
“女”本义指年轻未婚女子,又引申为“女性”。女妻,即娶年轻女子为妻,该爻用枯杨长出嫩芽比喻老夫娶少妻孕育着新的希望和生机。因此,在《大过》卦九二中,“女”当取本义。以上译文忽略了“女”在原文中的特殊意义,仅将其视为一种性别而在译文中省略不译,大大降低了原文的感情色彩,试将原文改译为:“A withered poplar tree produces burgeons. An elderly man marries a young wife. There is nothing of disadvantage.”
《周易》是上古时期的文化典籍,经历了数千年演化引申,词义很可能发生扩大、缩小或转移。英译《周易》卦爻辞时,译者应根据卦爻辞的义理详细考证词汇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意义,切不可望文生训,错解经旨。
4. 句读
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往往没有标点。人们读古书时,在书上加些圈圈点点,表明哪些地方是句中顿,哪些地方是句末停,这就是句读(沈祥源,1998:283)。辨明句读是典籍翻译必经的步骤。《周易》言辞古奥,且成书年代去今久远,这给《周易》卦爻辞的句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句读歧义往往导致误解,并进而造成误译。
例5. 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初六)
彭马田译本(1995: 77):“The army tries to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pitchpipes and this is useless and brings disaster.”
《师卦》讲行师用兵之道。律,纪律的意思;师出以律,即出兵打仗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否臧,“以律的反面,亦即失律”。(金景芳等,2005:90)“师出以律”和“否臧”是两种并列的情况,而“凶”仅对后者而言,因此原文正确的句读应该是“师出以律。否臧,凶。”但由以上译文推断,译者没有正确识别“否臧”的意思,并将原文读为“师出以律否臧,凶。”译文将“否臧”和“凶”同视为“师出以律”的必然结果,这不仅与原文意义不符,且有悖常理。根据该爻的意思,试将原文改译为:“An army must be highly disciplined.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inauspiciousness in wait.”
例6.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小过·上六)
卫礼贤/贝恩斯译本(1997:242):“If one not extremely careful, somebody may come up from behind and strike him.”
《小过卦》讲对待过失的正确态度。弗过,即没有过失,但要防止过失;若放纵不理,则极有可能铸成大错,进而带来凶险。该爻充分体现了防微杜渐的思想,原文正确的句读应该是:“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但由以上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将原文读为:“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过防之”,即采取过度的防备措施,有违“易道尚中”的观念。《周易》卦爻辞往往以“中”为吉,如《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又如《师卦》九二:“在师中。吉,无咎。”译文“extremely careful(极端地小心谨慎)”也与《周易》的“中道”精神不符。试将原文改译为:“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mistakes. Connivance is harmful, which invites inauspiciousness.”
句读是理解《周易》卦爻辞的难点,不同的句读会对同一原文产生迥然各异的解读,但这些解读必须合乎情理以及《周易》卦爻辞的义理。英译《周易》卦爻辞时,译者应根据每卦每爻的中心思想和《周易》的整体精神给原文正确断句,理清原文的结构层次,以避免误译。
5. 成分省略
古代典籍为了使行文更加简洁或增强修辞效果,常将句子的某些成分省去。《周易》卦爻辞简洁洗练,省略句十分普遍,译者往往不能正确辨别或补充卦爻辞中的省略成分,进而造成误译。
例7.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蒙·六三)
彭马田译本(Palmer, 1995: 71):“Do not marry this woman. See the golden husband without a body. There is nothing to be gained from such a person.”
《蒙卦》讨论教育和启蒙的思想。“取”,通“娶”;“金夫”,指有钱的男子;“躬”,据《说文》(许慎,2005:396):“躬,身也”。“不有躬”,指失去自我。《蒙卦》六三爻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见利忘义、为金钱所迷惑而不顾人格的女子形象,告诫人们不要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原文“不有躬”承前省略了主语“女”,而以上译文将“金夫”作为“不有躬”的主语,误解了原意。试将原文改译为:“Do not marry this woman, for she loses her personality when she sees a wealthy man. There will be no advantage.”
例8.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随·六三)
汪榕培译本(2007:35):“If you cling to a superior man, you will lose the company of an inferior man. Although you may get what you seek after, youd better stick to yourself.”
《随卦》论随从之道。随从并不是毫无目的的盲从,人们必须认清时务,坚守正道,选择正确的追随方向。“系丈夫,失小子”意思是告诫人们在随从之时要有一个恰当的抉择,即追随前者,而远离后者。“丈夫”本义指成年男子,在本爻借指思想成熟、目光远大的人物。“小子”本义指未成年的男孩,在本爻中借指思想幼稚、目光短浅之辈。原文“随”承前省略宾语“丈夫”;“随(丈夫)有求,得”,意思是讲只有追随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才能有所收获。以上译文不仅没有补充原文省略的宾语,而且漏译了原文中不可或缺的“随”字,读者很难通过译文理解原文的真谛。试将原文改译为:“Follow the distinguished man but estrange from the inferior man. Such following will ensure you what you are seeking for.”
省略是《周易》卦爻辞中常见的句法现象,包括:(1)主语省略,如《乾卦》九四:“(龙)或跃在渊,无咎”。(2)宾语省略,如《坎卦》上六:“系(之)用徽纆,置(之)于丛棘,三岁不得。凶。”(3)介词省略,如《观卦》六二:“窥观,利(于)女贞”。英译《周易》卦爻辞时,译者应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正确识别原文的省略成分,并在译文中适当地加以补充,使语义结构更加完整。
6. 语序颠倒
语序是指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一般有常式和变式的区别。常式句是句子成分按照一般的习惯用法正常排列的句式;而变式句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语法和修辞效果而颠倒正常语序的句式。《周易》卦爻辞中有大量语序颠倒的变式句,译者往往不能拟清原文的成分结构而造成误解和误译。
例9.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损·上九)
卫礼贤/贝恩斯译本(1997:161):“...One obtains servants but no longer has a separate home. ”
《损卦》阐述了“损”和“益”的辨证道理。该爻位于《损卦》的最高位,表明损削的行为已至于极点,此时不但不能继续损削于下,应反而有所增益,比喻当政者非但不能继续有损于民,反而应多做有益于民的事情,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得臣谓得天下人心归服。‘无家谓归服的人很多,不分远近内外。”(金景芳等,2005:329)原文中“无家”应视为“臣”的后置定语,但由以上译文可以推断译者将“无家”当作了“得臣”的并列谓语,误解了原意。试将原文改译为:“...One obtains suppor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his family.”
例10.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乾·九二)
理雅各译本(1977:57):“In the second line, undivided, (we see its subject as) the dragon appearing in the field. It will be advantageous to meet the great man.”
《乾卦》用龙的不同态势来比喻一种应时变化的精神。“见”,通“现”。“利”,名词活用为动词,有利的意思。“大人”,指德才兼备的伟大人物。“见龙在田”,主谓倒装,应读作“龙现在田”,表明此时“龙”已经脱离了潜伏状态,上升到地表,比喻伟人出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应当适时地施展自己的才德,泽被苍生。因此“利见大人”应视为“利大人见”的倒装,即有利于伟人出现。以上译文将“大人”作为“见”的宾语,没有正确地传达原文的寓义。试将原文改译为:“The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 It is right time for the great man to come out.”
《周易》卦爻辞中的变式句包括:(1)谓语前置,如《中孚卦》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应为:鹤在阴鸣,其子和之。)”(2)宾语前置,如《鼎卦》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应为:我仇有疾,不能即我。)”(3)定语后置,如《讼卦》九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应为:其三百户邑人,无眚。)”这些变式句形式多样、成分复杂,译者应将颠倒了的成分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将变式句正确地还原成常式句,理清原文的成分结构,从而减少误解和误译。
7. 结语
文本考辩是典籍翻译的必经步骤,也是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周易》卦爻辞的形成去今久远,语言艰深晦涩,古奥难训,这给《周易》卦爻辞的英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于译者的文本考辩失误,当前的《周易》卦爻辞英译本存在诸多理解和翻译错误。英译《周易》卦爻辞时,译者应该对原文进行细致的字词考辩和句法分析工作,因此译者不仅需要扎实的英文功底,而且必须具备较深的古文造诣和国学功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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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宣文本英译失误探究 篇3
一、政府外宣文本的厘定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宣研究专家张健教授指出, 政府外宣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国家领导人讲话、政府工作报告及军事等方面, 属于应用翻译范畴。中国翻译协会会长黄友义指出, 外宣翻译即把与我国相关的各类信息译为外语, 并通过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传播。基于此, 笔者认为, 政府外宣文本的英译可定义为通过各类平面媒体及立体传媒将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转化为目标读者可接受的语言进行对外宣传, 从而实现有效交流的目的。
二、译文失误分析
1. 文本特点。
政府外宣文本的文本特点不同于文学作品、技术写作等其他文本, 通常含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它代表中国政府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军事利益、世界和平、科学发展等方面的立场和声明。所以,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发表对外讲话时措辞谨慎。这些使得译者选词造句必须准确忠实。另外, 政府外宣文本不可避免地含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术语、科技新词或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无对应的英语译文可供参考, 必须另起炉灶, 重新翻译, 方能阐释其含义。如果是生搬硬套, 译文则使目标读者不明就里, 产生误解。
2. 语言因素。
中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言系统, 前者属印藏语系, 是由象形字符组成的表意语言。后者属印欧语系, 是由字母组成的拼音语言。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和语用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译者往往会按汉语的句子语序、表达习惯去翻译, 导致译文不伦不类。主要表现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
译文准确与否, 尤其是在政治文献翻译中, 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或公众的利益。其中一个典型的失误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译文。笔者在网上搜索到1, 800, 000个“Mainland China”, 即使中国最具权威的官方英文网站中国日报在其204篇英文报道中也使用了该译文, 但是该版本的政治陷阱在于它的内涵是“台湾中国”, 即两个中国。正确译文应是“China’s mainland, Chinese mainland, mainland of China”。这些译文不仅准确而且立场鲜明。再如“胜利召开”常被译为“successfully convened”, 目标读者会想当然地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存在很多阻碍, 经过大量努力之后才使这次会议成功召开。“不幸遇难”则被译为“be unfortunately killed”, 目标读者不禁要问, 难道遇难还有幸运的?同样, 类似“积极、认真、大力”等用来限定动词的现象, 在政府外宣文本中比比皆是, 而这些积极词汇在译文中是不应该出现的。
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在新闻的信息突显、段落安排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有时此类文本为取得特殊的语言效果, 其写作风格会倾向于宏观词汇和夸张的语言, 以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而这正是目标读者对政府外宣文本译文所最为反感的, 他们关注的是事实信息。因此, 原语中的信息中重点和语句结构都需要重新调整, 以适应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与阅读习惯。例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将乘风破浪地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译文一:The ship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ll brave the wind and sail into the glorious destination of modernization.
译文二:China will stride ahead in building socialism like a ship braving the wind and sailing into the destination of modernization.
译文一不仅没有任何语法错误, 而且完全“忠实”原文, 但是却违背了目标读者的心理接受能力, 与其传统信仰相矛盾。
3. 语用失误。
何自然认为语用失误并非普通遣词造句中使用语言出现的错误, 而是表示说话语境不合时宜、说话内容欠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因素造成交流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此类失误不是语法或句法层面上的简单错误, 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译文的信息功能与感染功能受到影响甚至扭曲。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过程中, 由于说话方式或表达习惯的不同, 或者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缺乏了解, 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误解、障碍或冲突, 影响交际。根据英国语言学家Tomas观点, 语用失误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语用语言失误, 即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用在外语上或特定语言环境下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用意而造成的语用失误;社交语用失误, 即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 往往涉及到哪些话该讲, 哪些话不该讲, 说话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 人们的相对权利和义务等, 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例如:“平均主义”在汉语中表示给予同等待遇而不考虑工作量的行为, 含有贬义。而egalitarianism在英语中则是一个褒义词, 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 如果把“反对平均主义”译为“oppose egalitarianism”, 就是对egalitarianism一词含义的扭曲与误解, 给目标读者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倡导两极化, 并蓄意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妨译为“leveling-out”更为准确。再如“战争”一词通常在政府外宣文本中被视作隐喻, 而目标读者对此类词汇较为敏感。如果照字面翻译, 他们会误认为中国太过好斗, 这与我国奉行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构筑区域经济制高点” (make efforts to lead in regional economy) taking up the commanding point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防汛抗旱指挥部” (Flood Prevention and Drought Relief Center) Flood Prevention and Drought Relief Command Center, 显然括弧中的译文更自然准确, 少了浓浓的火药味。
4. 文化因素。
翻译就是对不同的文化在准则和规约方面进行比较, 从而发现两种语言可能引起文化翻译问题的差异, 并根据翻译要求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 文化是复杂的整体, 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对语言又有制约作用。因此, 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潜意识植入本土文化元素, 忽视了目标读者及预期交际效果。汉语中认可的文化不一定就被目标读者所接受, 甚至会触犯禁忌。另外, 相当部分文化负载词没有对应的英语译文。因此, 文化差异意识, 包括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及价值观都是译者翻译过程中应考虑的重要元素。文化差异会干扰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码和输出。只有深挖源文本背后的含义, 才能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译出从文化角度可以被接受的译文。译者应时刻谨记政府外宣文本英译的目的旨在交流传递信息, 而非展示汉语的美学价值。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对于政府外宣文本的英译, 如果过分强调形式、语序、风格等方面的绝对对等, 译文势必会拗口、冗长, 不符合目标读者的思维模式, 从而导致误解。政府外宣文本是旨在取得特定交际效果的语用文本, 译文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语言的流利性、简洁性和准确性。中英两种语言差异多于共性, 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做到不受母语、文化背景及个人水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 准确的译文是基于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译者应与时俱进、更新知识、调整自我, 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局势。
摘要：政府外宣文本的英译在对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目标读者了解我国的窗口。但此类文本的英译存在诸多问题。文章首先界定了此类文本, 然后就英译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进行分析研究, 得出对此类文本特点认识不足、译者自身语言因素、语用失误及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是导致交际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政府外宣,英译失误,语言因素,语用因素,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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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文本 篇4
【关键词】广西地方法律文本 英译
语料库 构建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2C-
0081-02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意识到构建法律文本语料库的重要性，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也有学者提出构建我国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观点。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上就我国国家法律进行研究。对于如何构建地方法律语料库，学者关注比较少，而从语料库的视角来研究我国地方法律文本英译则更少见。本文拟从语料库规范法律语言的视角来探析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
一、语料库与法律语言的规范化
语料库是指为了某种科学研究的目的而收集的、通过计算机可读形式进行保存的语言文本的集合。这一语言文本集合，既汇集了大量的自然出现的口语材料，也汇集了大量的书面语材料，尤其是一些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这些材料都应科学规范地标注不同的语言信息，如此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语料库。语料库在规范法律语言方面有如下作用。
（一）语料库与法律文本的规范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有着明显的文体特点，即准确性与模糊性、单一性与包容性、逻辑性与审美性。这也就说明，法律要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才能做出准确的表达。要规范法律语言，就要对已有的法律特别是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而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使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旨在探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及差异性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法律语言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也属于语言应用研究的范畴。语言应用研究要借助必要的语言材料，因此，法律语言的研究也离不开翔实的法律语料。法律语料库对法律语言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语料库与法律文本英译的规范性。语言需要规范性，否则人们不可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法律语言也需要规范性，法律英译更需要规范性。法律英译规范性是指在法律翻译中使用官方认可的规范化的语言，避免使用方言和俚语，同时尽量使用正常语态，慎用被动语态、外来词、缩略语词等。
我国法律与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的法律，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司法体制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英汉两种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句法结构而言，汉语属于意合，而英语则属于形合。英汉语言的这种差异给我国法律英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何使我国法律英译本更具可读性，更符合英美国家法律语言的表达习惯，为更多人所熟悉，篇章结构更为连贯、衔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我国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语料库可以帮助译者提高理解的准确性，精确把握词义，区别词义的褒贬、文体色彩，把握文体风格、语用习惯、修辞手法，确定术语和统一译名。一言蔽之，较之传统的翻译方法，利用语料库进行法律英译，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快速检索、丰富的实例、信息容量大、提供更多选择判断的机会。据此，笔者认为，语料库对于提高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构建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
根据当前《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地方人大、省级地方政府，省会所在地的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都有立法权，属于地方立法。就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南宁市政府均有立法权，可以起草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就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情况对法律进行变通。为了适应广西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早在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公室组织人员就编译了《广西涉外法规规章政策汇编》（中英文对照本），这为国际友人了解、熟知广西地方法律文本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但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仍需规范化，这是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公室的翻译人员有限，非常需要外界包括高校英语专业教师以及非官方力量的支持；广西地方法律英语翻译人员主要来自广西区属且位于南宁市高校的部分英语教师；广西尚缺乏足够的法律英语翻译人才，尤其是既有法律知识又具备扎实英语翻译能力的人才。对此，笔者认为，建立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加大投入研究经费。要建立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应建设一支高素质、能胜任研究重任的研究队伍，及购置必要的设备、资料等。这一切都需要资金支持。广西有关部门应从有限的财力里面，腾出相应的经费，设立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建立专项资金，确保满足此项工作的需要。此外，广西区政府需要就此增加财政性拨款。科研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有关高校的积极参与。为此，广西有关高校还应充分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专项资金。2010年，为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地方高等教育质量，中央财政设立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地方高校的重点发展和特色办学。据此，广西有关高校应统筹安排使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
（二）整合学科间的力量。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不同的学科知识，单凭一个学科难以实现，必须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要构建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应充分整合语言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由于相关研究人员分属于不同部门，需要人事、科研等部门牵头，将有关研究力量组合起来，真正形成一股合力，惟其如此，方可开展语料库构建的各项工作。应为语料库研究建立实验室，提供相对固定的研究场地。构建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少问题，研究人员应定期集中交流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收集及标注法律文本英译语料。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其中语料的收集、标注尤为关键。换言之，所收集的语料全面与否、标注是否规范等直接影响到语料库能否成功建立。而语料的收集及标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这对于本身就有教学及科研任务的高校教师而言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能充分利用学生的力量，必将大大加快研究工作的进程。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应充分利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有利时机，将语料库的构建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尤其是抓好英语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以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作为其研究方向，甚至可作为其毕业论文选题，使其分专题、分门别类做。在此过程中，导师与学生一起努力，共同探讨如何收集语料、如何标注语料等。如前文所论述，语料库的构建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同样，英语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与计算机、法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力合作，这样才能确保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毫无疑问，充分利用硕士研究生的力量，对于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很有意义。此外，为了提高研究效率，加快研究进度，有必要对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如可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进行短期学习，或者邀请有关专家来广西做专题辅导。外出学习或邀请专家的专题辅导均可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这将有助于加快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构建的进程。
本文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如何构建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诚然，关于广西地方法律文本英译语料库的构建，还需要更多微观层面上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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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2010年项目（201010LX299）
【作者简介】吴 俊（1973- ），男，壮族，广西桂平人，广西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语义、英语语篇、英汉文化与翻译。
（责编 苏 洋）
英译文本 篇5
1 概述中国译者论及文本“形式”的翻译处理
王佐良曾说“诗的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好处……如果去掉翻译,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1], 可见诗歌翻译好比为本土文化量身订做一件华丽锦袍, 让世界文化也跟着增添一抹光泽。那么能够呈现诗歌优雅形式的翻译则无可厚非称得上是对异域文化的一种加冕, 这里就中国译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来谈谈他们是如何理解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形式”处理的。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总体可分出两条脉络:其一, 翻译的首要核心当“忠”于原文, 不仅是内容和文字信息的转换上, 还力求译文体裁甚至形式与原文的对等忠实。如严复的“信、达、雅”。不过其“雅”强调尽量多地使用古汉语, 让译作蕴含古风雅韵, 方便中国读者去欣赏品味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文学底蕴和文化价值。这“雅”当是对原文形式风格的忠实对等有所保留了。再如鲁迅主张的“直译”而不是呆板的“死译”, 针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 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2]。在引入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 则更多是在译出精髓思想的同时还尽力保留了洋味, 其译作在表达风格、语言形式乃至文本体裁上多是强调忠实对等的。其二, 追求佛家所说之“意境”, 不论是否忠实于源语文本, 只要是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的信息和中心思想, 是否必须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表达形式则不那么重要, 因为只有不被束缚在这样的框架下才能带给目的语读者同源语读者等同的理性与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则恰好体现了这一条。傅雷认为翻译当像临画,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理想的译文就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一般。钱钟书则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显然他们是在努力增加译者的创作成分, 从而使译文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里更具生命力。不过在这两大脉络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中推敲取舍地游刃有余的翻译家当数许渊冲, 许老从几十年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富有艺术价值的理论, 即大家常提及的“三美”论。在他看来文学翻译简直是“化学”, 这“化学”可具体为“美化之艺术, 创优似竞赛”。“美”即“意美、音美、形美”;“艺术”则寓意着“翻译是艺术, 不是科学”;“创”是说“文学翻译等于创作”;“优”即“翻译要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似”指“意似、音似、形似”;而“竞赛”则是说“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 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4]。综上所陈, 可见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形式”处理早已得到译者们的重视, 下面就以《静夜思》的多个英译本为例进行分析, 看看不同的译者是如何处理的。
2 多个英译本案例分析
2.1 译本对比分析
《静夜思》一诗在韵律上并非排列得非常工整押韵, 但仍符合中国唐诗的大传统AABA式。形式结构颇为严谨, 全诗共分四行, 每行五字, 是一首五言绝句。下面选取了中、西方译者颇具代表的六篇译作。
1) A 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By Xu Yuanchong)
2) Before the bed shore the bright moonlight at hand,
I fancy it was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to look at the bright moon,
and lowered my head to think of my native land.
(By Zhang Bingxing)
3)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Hoarfrost?
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n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By Weng Xianliang)
从上面例举的译文可见, 中国译者通常会保留原有的诗歌形式, 采取“忠实”策略。前两首译作各自共分四行, 每行字数上许老用了7、6、7、5, 从而保证了每行字数较为均匀地排列;张氏则安排成9、8、10、10的分布, 稍显逊色却也“八九不离十”尚算考究。翁显良的译文显然与原诗形式差别很大, 译诗共三行, 每行的字数分布也毫无章法, 采用西方惯用的口语化写诗抒情手法, 读来好比一篇迷你散文, 意思通俗易懂, 情感流露于字里行间, 却不免少了些耐人寻味的意境与丰富抽象的浓浓思乡情。对比三首译作, 许老在保留诗歌形式的基础上, 通过巧妙的选词定字, 用一个直角梯形状递进式地呈现出来, 为弘扬中华文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做了一段很好的宣传片, 让目的语读者能直观形象地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优雅与独特魅力。
1)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 head to look, 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 I thought suddenly of home.
(By Tr.Witter Bynner)
2)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By Tr.Herbert A.Giles)
3) Athwart the bed
I watch the moonbeams cast a trail
So bright, so cold, so frail,
That for a space it gleams
Like hoar-frost on the margin of my dreams.
I raise my head, -
The splendid moon I see:
Then droop my head,
And sink to dreams of thee-
My father land, of thee!
(By Tr.L.Cranmer-Byng)
三位外国译者的译作在诗歌行数上前两位皆保留了四行成诗的原有风貌, 不过Bynner则没有充分意识到字数齐整分布对讲究形式美的中国诗歌的重要性。Giles在每行的字数分布上倒是花了一番心思, 呈现8、7、9、9的格局, 同时还创造性地改变了原诗的感情基调。选用大量动词 (例如:“play”, “glittering”, “wandering”, “raise”, “lay”, “arise”) 使译作呈现出活泼的跳动感, 俏皮地表现诗人的乡愁。这种基调风格的转变虽更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却扭曲了原诗的抒情线路, 失了文化意象内涵的真实。第三首则较大地改变了诗歌原有的外在形式, 译作划分成类似宋词那样的上下两阙, 并且两段运用了头韵且形式接近, 选择上下照应的行文风格, 将景与情割裂了开来。
各译文在深层结构 (即句式结构的选择) 上也做了些改变。“疑是地上霜”一句是说诗人开始并不知道地上的亮光就是白色的月光, 而是疑惑猜测着由于天气渐入深秋, 夜晚气温寒凉, 地面起了一层银白的薄霜。这也仅是陈述心中猜测, 并未选用问句将疑问了然于纸上。可翁显良和Bynner却都选用了疑问句, 这就削弱了诗歌本身的含蓄美, 当然翁氏选此句式算是为了匹配其译作的散文体, 而Bynner则可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品味还不够火候。另外原诗并未使用叠字来增强抒情效果, 可最后一篇译文借助反复句式 (如:“so bright, so cold, so frail”、“and sink to dreams of thee—my father land, of thee!”) 加强诗人抒发的怀乡情。这些句式上的改变虽能帮助译者更好地抒发情感, 却在细微处削弱了李白诗歌的飘逸洒脱之气, 微观上与原诗风格相违背。
2.2 原因分析
不同译者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译文在形式上可谓各有千秋, 已然不是源语文本最初的模样, 原因如下:首先, 汉语和英语各自的本质特点决定了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的差异。汉语是意合语言, 英语是形合语言, 因此汉语在句式句法上不像英语一般有着严格的章法和约束。这一特点又着重体现在中国诗歌上:善于用最少的文字来描述最丰富的画面, 表达最意味深远的情感。所以要让译诗像汉语诗歌那样保持每行的用字大体一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英语要用到大量的虚词来完整句子以清楚地表达其中的逻辑关系和文字含义, 而汉语通过单纯的词语累加就能间接传达隐含的丰富情感和意境。其次, 翻译目的与译本功能决定了翻译策略的使用。西方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 大多倾向选取中国古典文学文本, 这是由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理解上的局限性当然也有中国近现代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中的地位决定的。那么西方译者的翻译目的多是为西方读者挖掘更多的异域风情、带去更多的新奇信息, 因此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和翻译含有很大的“取悦”性。当这样的翻译目的占据主导时, 体现在对源语文本进行“形式”的处理上则会出现更大的“归化”倾向。相较之下, 中国译者在英译工作中有着更艰巨的使命和责任。他们潜心钻研如何更好地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学领域中一个更高的位置, 从而让中国在文化层面上以主人的身份去向世界说话。所以中国译者的翻译目的旨在介绍中国的典籍佳作, 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学形式。那么中国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译本内容对于西方读者的可读性, 还要考虑到文学气质的高度保真, 表现在对文本的“形式”进行处理上则更忠实于原文, 倾向选用“异化”策略。
3“形式”美的新解读
前文所述之疑惑始作俑者在对“忠实”和“对等”理解上的模糊, 还有对“度”的把握太过宽松。中国译者在长期的英译工作中坚信的“忠实”理论应当理解为对源语文本作者的高度信任和欣赏, 相信其文本价值, 忠诚于原作者的思路和情感, 欣赏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文化价值观。有了这种尊重并欣赏的信任, 才能实现“忠实”, 这样的“忠实”是绝对无法和死板的“对等”划等号的, 是高于西方学者所提的“对等”理论的。许老认为“中国学派的优化论, 再创论, 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对等译论, 能解决西方译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西方还在必然王国挣扎, 中国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了。”[5]至于翻译过程中如何把握“忠实”的度, 许老说过“若要好译文, 就不能死在对等上。我是在对等和好译文能统一的时候, 就用对等译法;在二者有矛盾时, 却舍对等而取好译文了。有时即使二者没有矛盾, 但能找到比对等译文更好的译法, 我也不采用对等的译文。”[6]因此, 翻译过程中在处理源语文本的“形式”时必须摒弃那种呆板追求“对等”的思想, 而要以“忠实”作切入点进一步推敲如何通过“形式”忠实地表达原作精髓, 之后若有更好更妙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创造性地大胆应用。
“形式”美不能只理解为译作与原作“形式”上的忠实, “形式”对多数类型的文学作品主要指体裁, 而对诗歌来说还应当包括行数、分节及字数分布, 同时还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领会了表层形式对内容表达的辅助和限制作用后努力挖掘源语文本的深层结构, 即细化到篇章之下更小的语言单位:包括前后衔接、句式结构和短语的类别、排列。这些是继推敲选词之后要考虑到的语法层面的语言表达。二是酌情延伸到源语文本的语言风格和感情基调的体悟上。这二者对于文本来说就相当于颜料和选笔之于画作的关系, 是呈现美的艺术作品的关键修饰。我国译学理论提倡“意境”与“美感”结合的最高理想, 那么为文学审美奠定基石的这两大元素就不可在文本翻译的“形式”处理中被忽略。形式之于内容是辅助亦是限制, 对源语文本进行翻译时“形式”美的实现可以助译者一臂之力, 具有重要的目的论意义;“形式”的美感可以促进音韵美的形成, 两者配合可更好地将目的语读者带入译作中, 从而获得等同于源语文本读者的共鸣感和归属感。三者颠倒过来互相推动方能“化境”, 如此一来才更为全面地理解了许老提出的“三美”当在动态中实现平衡的理论。
4 结束语
不论是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还是立足促进文化交流的层面, “形式”美的实现其价值不可小觑。文中借由学习中的疑惑, 对比分析《静夜思》的多个英译本, 最终找到困惑之因。从新的角度解读了“形式”美包括怎样的内涵、外延及“形式”美的实现对促成优秀译本的作用。
摘要：文学作品的核心灵魂凝聚在文本内容里, 然而也需要借助适合的外在形式来辅助并促进其表达效果。因由对如何处理源语文本的形式产生了困惑, 故通过《静夜思》多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对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论中的“形式美”进行了讨论。尝试从新的角度对“形式美”进行解读。
关键词：中国诗歌,忠实,对等,“形式”处理,“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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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英译文本现状探析 篇6
一、中国法律法规的译本现状
入世后，法律法规清理和相应译文译本制定与颁布的数量已日渐不能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对外需求，这催生中国提供更加全面系统、权威稳定的官方译本，尤以英译文本为其首要需求。
（一）法律法规的译文译本公布版本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尚未制定与发布。
中国相应立法机关和政府机构已对“公司法”、“合同法”、“外贸法”、“三资企业法”等重要民商事法律法规进行了英译，许多主要基础性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没有正式官方译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
（二）法律法规译文译本的发布机关分散不一，管理不统一。
刊载相关国家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媒体系统在此环节上显得薄弱。全国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除宪法(中英文本)外迄今没有系统性或者指导性地刊登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外文文本;最高人民法院英文版的法律法规只有两页目录，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更是无处可寻。查阅“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需要到其执法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而这些都是国家基础性法律。大多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的网站上也只能偶尔查阅到零散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涉港澳和双边协定或多边条约的英文文本。
（三）法律法规英译本的国家制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没有保障。
其一，不同位阶之“法”的译文译本缺乏统一有效的规范指导(如，全国性法律和(立法、司法)解释等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组织翻译和审定;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组织翻译和审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由各部门、各地方组织翻译和审定)。 (4) 其二，非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如各种出版社、翻译社、学术团体等的译文译本良莠不齐，这些多出于商业目的下，缺乏相应司法机关指导和监督，当然没有权威性可言。
（四）法学/律翻译研究限于语言而止于法律。
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上进行调研，查阅“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等学术文献网上2005—2008年近200篇(近乎全部)“法律翻译”类文章后发现：研究角度基本为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学理论，如功能理论、关联理论和简明法律语言原则等，研究范围绝大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和语用学等，研究宗旨为语言学某个分支的发展而进行的拓展。
二、以“法”的理念建构译本规范
鉴于中国法律法规的译文译本现状，关注“法”的语言转换且注重“法”的概念、规范、原则和理念的转化，从方法论上探索法律法规的英译文本的体系化制定和构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一）研究法律译文译本与法的关系。
国际上多边、双边性公约或条约，乃至民商事合同或仲裁协定等一般都规定签字语文文本应有相同之意义，即“同时作准的语文文本”。实际上任何两种文本都是存在差别的，法律翻译过程所受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存在于诸多方面。
1. 法律文本翻译与法的关系。
法律文本/书翻译的目的读者最终是法律人，译文译本必须能够得到最接近原文的法律文本的内涵意义。法律英译文本的接受者主要是外国法律人士，为保证法律条文的内容性所期待的法律效果的实现，我们应不惜使用较为刻板的外文法律词汇(如法律术语中的拉丁语)和法律文体(英文文书)，同时应考虑到与国际条约和惯例保持一致性。
2. 法律译文译本与法律解释的关系。
法律翻译与法律解释实质上都是法律的诠释形式，解释一般通过原文进行且通常有国家正式解释，翻译则通过第二语文力求作出保证一致的解释和适用而保留单一法律的唯一性文本且通常没有国家的指导、规范和监督。国际法领域公认的法律解释原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 (5) 就用语语境(context)、使用目的及宗旨(object and purpose)、通常意义(ordinary meaning)和善意解释(in good faith)这四组法律词汇，意味着法律法规的译文译本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解释。虽然现实中的法律解释必须遵照不同社会、国家体制下的法律文本，对其内容的解释也要参照相应的法律体制，但应认为该条文对译文译本制定了“拟制”的翻译标准。现实中人为造“法”的翻译已使得量译文译本背离原法律条文或文书意义，因此以“法”之精神”确立译文译本规范或衡量准是必要的，应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译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不“遵译守法”的译本必须“绳之以法”，此法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
（二）统一法律译本的制定方针，确立法律文本翻译原则。
1. 保障“法”的统一性、唯一性和准确性。
法律文本翻译的统一性应该上升为政府的工作，法律术语、法律译本应该保证唯一性，众多的译本意见必须统一于具有法定性的唯一的翻译版本。
2. 确立法律译本制定必须遵从“法”的原则。
(1)译文内涵符合法律精神，译文语言符合法律行文。将法律表达作为主要目标，译文译本要能在实践与原文(中文)法律文本上产生同样法律效果。(2)法律在译本与原文上求同存异原则。法律体系(体制)、法律语言文化差异很大，因此译文译本应该允许差异并努力缩小差异。 (6) (3)法律语言文化比照补足原则。译文译本须尽量用目的语或目的法中既有成分进行比照，比照欠缺时替换，替换欠缺时补充。如，《200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6条确定履行的质量规定，如合同中既未规定，又无法根据合同确定履行质量，则合同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使其履行质量达到合理标准，且不得低于此情况下平均水准。
（三）细化法律译本翻译的具体规范。
1. 规范法律文本翻译格式。
格式，是所有法律文本或文书必须遵守的第一前提。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不同类属法律文本上都有自己的行文惯例。《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第2.1.19条(按标准条款订立合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2000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都有法律文本的行文惯例。
2. 遵循固有法律行文习惯。
法律句式，从语法学上亦然由句法与词法构成，但法律翻译所用法言法语言毕竟有其独特性，不可在译文译本翻译中想当然删减或增加;法律语言中同义反复(Parallelism)或近义词重复现象也大量存在;法律行文中插入语成分(Interruption)同样俯拾即是。
3. 恪守法律术语，严谨准确措辞，如法律语言行文使用大量关联词和沿用的许多古英文或者拉丁文等。
三、简论
旅游网站文本英译语言风格探析 篇7
一、旅游文本翻译的理论基础
功能派翻译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转换、交际互动和目的性行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应为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在翻译中,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间必然产生互动,因而,译文不应再追求传统翻译论中以原文为核心的机械对等模式,而应强调翻译目的,考虑受众的文化干预因素,把重心放在是否达到对受众的宣传效果上。
二、中英旅游文本语言风格差异
中英文遣词用字不同,其语言风格上的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审美意识和文化心理的差异。汉语旅游文本言辞华美,讲究声韵和谐、情景交融,常运用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实现网站的功能目的。相比之下,国外网站的英语旅游文本强调语言客观简洁、避虚就实,忌讳重复、累赘等文字堆砌现象。通过提供景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等准确详实的文本信息,给浏览者直观可感的印象,实现网络宣传的目的。
三、旅游网站文本英译语言风格误区及对策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旅游文本翻译兼具呼唤型与信息型文本的特点。即在准确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要考虑翻译的对外宣传功能。因而,在处理具有呼唤功能的信息型文本时,译者需考虑中西审美观的不同,重视语言风格差异存在的客观性。在翻译时,应将汉语中大量描述性、渲染性文字适当进行弱化处理,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向读者传达重点信息。因为过多的文字修饰不但不能起到寓情于景的目的,反而会令目的语读者感到不知所云。以沈阳旅游官网中对东陵的英译为例,该描写呈现典型的中式螺旋型特征。介绍了东陵面傍浑河,背依天柱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现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使读者身临其境,勾起其旅游愿望,译者使用大量修饰语对风光景色进行重笔渲染,描述了东陵依山傍水、草深林密、清幽肃穆、古朴典雅、气势宏伟、令人流连忘返等特点。这显然受汉语写作常式的影响,导致译文语义重复、行文堆砌。译者忽视了译文读者并非中文读者,该描写并不符合英文审美角度。英语文本通常对风光景色不采用过多描写,而重在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等信息的传递。因而,译者应考虑读者的表达修辞习惯,对旅游景点中过度渲染的内容进行弱化处理,使用简约朴素、明快利落的语言进行翻译。另外,译文应以读者为中心,尽量模仿国外景介语气,采用You Form形式,即第二人称叙述,注重读者效应,避免过度使用正式书面语。这样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将读者带入语境,唤起读者积极参与的意识。
总之,翻译这一文化活动必然包含译者理解原文的主观体验,以及寻找准确语言对原文进行表达的客观描述过程。只有站在读者的角度,才能避免使译文限于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交际功能。
摘要：通过分析沈阳旅游官网文本英译存在的语言风格问题,提出以目的语读者为出发点,打破原文和译文的机械对等,使译文更好地发挥预期功能。
基于功能视角的旅游文本英译策略 篇8
20世纪70年代发祥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 主要包括弗米尔的目的论 (skopos theory) 、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 (text type theory) 和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 (translation action theory) 。
弗米尔 (Hans J.Vermeer) 是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之一。弗米尔在1978年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 (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文中首次提出翻译目的理论。“目的论的主要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选择翻译策略, 而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和原文的功能。原文在翻译中只是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卡塔琳娜·莱思 (Katharina Reiss) 根据卡尔·布勒 (Karl Bühler) 的语言功能三分法把文本划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文本都有其特定的意图与特定的对象, 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信息型文本给读者提供纯粹事实, 如信息、知识、观点等, 主要功能是告知读者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现象, 如参考书。对此类文本的翻译, 译者应做到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的内容。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作性作品, 信息传递形式特别, 语言具有美学特点, 如诗歌。译者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 如果不愿改变源语文本的属类, 就得制造相似的文体效果。感染型文本目的在于感染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 如广告。在翻译感染型文本时, 译者应以目标读者的同等反应为指导原则。
贾斯特·赫尔兹-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 不但是一位翻译教师, 还是一位翻译理论家, 其论著颇丰。在其代表作《翻译行为理论与研究方法》中, 很少使用“翻译”一词。依据她的论述, 翻译被描述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 这些信息由专家培养出的信息传递者发出……所谓翻译行为, 就是把译者的一切行动涵盖在内, 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翻译, 而且也包括释译、改编等其他类型的文本构建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为对目标文本的构建, 但是它的构建并不仅仅取决于译者的意愿, 因为完整的翻译活动的链条包括发起人和委托人、译者、原作者、目标文本接受者、目标文本使用者等一系列的参与者。他们在目标文本构建中均有着至关重要的分量, 因此, 作为译者应当事先和所有与翻译行为相关的人员达成高度默契, 以与他们一同完成目标文本。
二、旅游文本的英译
(一) 旅游文本的类型和功能。莱思认为, “这种文本 (旅游文本) ……目的就是要让普通游客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 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知识, 并且还起着商业广告的作用。”根据莱思的分析, 旅游文本是一种特殊的文本, 即信息型加诱导型的综合性的文本资料。此类文本不仅有跟旅游景点相关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 还有对旅游景点生动形象的描写。这样一来, 不仅给游客提供了景点的相关信息, 也引起了游客参观的兴趣。旅游文本具有两大功能:传递信息和诱导行动, 其中诱导行动为主要功能, 而传递信息为辅助功能。英译的旅游文本其目标读者是外国游客, 文本的作者是谁游客并不会去关注, 关键是文本能否完整传递景点信息、能否激起游客的情感反应以及能否诱导游客采取最终行动。
(二) 旅游文本英译的原则。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者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遵循目的、连贯和忠实三大法则。而这三大法则在旅游文本的英译中也有着较强的适应性。“目的性法则是指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 即结果决定方法;连贯性法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 也就是说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 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语际连贯, 即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三) 旅游文本的英译策略。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在旅游文本的英译实践中, 译者可以采用适用的英译方法及翻译策略, 以达到传递信息、诱导行动的功能, 使外籍游客未游先好奇, 未行更期待。
1.音译法。音译是指直接用汉语拼音标注于景点名称之后, 音译法既是名称翻译中最简单的一种, 又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汉语旅游文本中, 民族、地方名称或独有文化信息等特殊词汇不乏其间, 但是这一类词汇在英语中却无法找到其相对应的译注, 这时译者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
2.意译法。所谓意译法是指与逐字逐句翻译的直译法相对的一种方法, 是指在理解原文的大概意思基础上所采取的翻译行为。“为了更好地实现预期的译文功能, 达到吸引游客的宣传效果, 可酌情对那些一时无法翻译或者勉强译出却让人不知所云的段落进行重新组织, 甚至可根据目标语言处理同类语篇的习惯加以改写, 对原文进行意译”。汉语中, 整齐对偶、声韵和谐是语言表达形式的重要特色, 且还偏重于大范围地使用华丽的辞藻。而英语中的景物描写却讲究实景实写, 句式客观朴实。因此, 对于景物描写中过多的言辞渲染的文本资料, 译者可以运用意译法加以调整。
3.删减法。删减法就是指删去原文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冗长信息, 省略不译, 但是译者在使用此方法的前提是要确保原文重要信息能准确传达。中文旅游文本言辞华美、喜欢引经据典, 译者在翻译时如果将这些内容原封不动译成英文, 就会对外国游客的造成阅读障碍。所以适当删减不但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而且还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4.增加法。“增加方法, 是旅游文本翻译时常用的一种方法, 增加意味着在译文中引入原文所没有包含的内容, 补充理解原文所需要的隐性知识, 帮助读者接受译文”。由于文化类同性较弱, 海外游客对中文旅游资料中所涉及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之甚少, 因此他们在解读与旅游景点相关的名人逸事、历史事件或典故传奇时会遇到理解障碍。译者在此类旅游材料的翻译中, 更需要植入相对应的文化元素,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全方位了解景点景区, 还可以促使他们的“游兴”更浓。
三、结语
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指导我国旅游文本的英译具有关键性作用。译者通过此理论的有效指导, 灵活应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进行旅游资料的英译, 增强了文本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实现了译文的提供信息和诱导行动的文本功能, 吸引了海外游客不断地来到中国, 最终实现传播中国文化, 促进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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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eiss 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sPress, 2004
[4]马翠霞.功能目的论在旅游景点翻译中的应用[J].企业导报, 2010
英译文本 篇9
【关键词】 旅游文本;英译;规范化
进入21世纪,中国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以其无比强劲的增长势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届时,中国将可能成为全世界的顶尖旅游胜地,每年吸引的国外游客将达1.3亿人,位居全球第一。在此过程中,高效的旅游宣传与交流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例如,西班牙旅游当局认为国家旅游业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其秘诀便在于“精心的、高质量的和有效的宣传”;而意大利旅游界指出旅游宣传是带动国家旅游业前进的“火车头”。中国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民族性,文化色彩和地方特征,旅游英语(Tourism English)正是我国对外宣传,展现民族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1 旅游文本对外英译规范化的目的
语言是交际的主要工具和媒介,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现实社会中,英语是不同民族之间实现语言交流的最為广泛的方式。作为信息时代的全球语,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交流工具之一,英语,不论是作为母语,官方语言还是第二语言,其使用的人口数目一直在递增。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断巩固着英语作为全球语的重要性,但同时,旅游业也需要借助英语这种工具来促进全球人民进行文化,经济的交流,以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旅游英语的内容丰富,涉域广泛,它将语言知识与旅游专业知识完美地结合起来,承载了宣传中华民族文化之使命,又有很强的实用性与社会效益,因此具有极为积极的研究意义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2 旅游文本对外英译规范化的意义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旅游文本被翻译成了英译作品,然而,我国国内的旅游文本对外英译历史较短,这就导致了旅游文本的对外英译中良莠不齐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规范、不正确的翻译、中国式的英语(chinese-styled English)随处可见,授人以笑柄。一些旅游翻译错误百出,这不仅对各景区、景点、旅游地乃至整个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也对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害处,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阻碍。因此,旅游文本的对外英译急需进一步规范化,其重要意义具体有以下2点:
2.1 准确传达信息
国外著名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把文章根据功能分为三类: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旅游资料是一种对外宣传资料, 应该属于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章。旅游资料的主导功能是诱导性,因为旅游资料的目的在于吸引游客,激发他们参观景点的兴趣,并增加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但是,这个目的的取得必须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为前提。读者在做出决定去游览某地之前和在参观景点的当时都希望得到相关信息和背景知识。所以信息性也是旅游资料的一个重要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信息性是前提,诱导性是最终目的。要处理好旅游资料中大量的文化信息, 译者必须要以偏向译文、侧重读者的方向为准则。译者不能不顾及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接受能力, 让英语就范于汉语的概念和意象, 追求语言文字和信息量的“对等”转换。
因此,译文必须是流畅的外文, 译文必须合乎英语的语法表达, 也就是说要用流畅, 英语本族语能接受的惯用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信息, 让读者正确了解原意。片面强调形式对等, 字面对等,只会使译文生硬难懂, 甚至违反原意, 引起外国游客的反感。
2.2 促进我国旅游文化的对外交流
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世界上各民族在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有着与其他民族相似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旅游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意识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旅游英语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地理、法律和宗教信仰、民俗风尚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而汉英旅游资料之间亦存在着语言文化、文体、句式等差异。总而言之,旅游文本的对外英译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旅游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 其中虽不乏在历史、考古、文学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学者,但这些人总是少数。因此, 译者在工作中要切实替旅游者着想, 尽量选用通俗易懂的常用词汇。除非万不得已, 否则尽量少用专业词汇。因为不能期望旅游者在使用旅游手册、导游图时还捧着本词典, 去查那些生癖的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旅游资料在介绍某地时, 通常谈及面积、月或年平均气温, 谈及河流时等要交待其长度, 谈及其艺术珍品时, 偶而提到其大小和重量。汉语资料往往用中国人习惯的市制或公制, 像平方公里、亩、摄氏度、尺、寸、公斤等, 而英美读者又只熟悉他们惯用的英美制, 像平方英里、英亩、华氏度、英里、码、英尺、英寸、镑等等。这时, 译者应考虑将市制、公制换算为英美制, 因为, 大多数英美人于平方公里、摄氏度、尺、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于平方英里、华氏度、英尺一样没有概念。如照汉语资料原样译过去, 信息传递的效果就会让人难以满意。
3结束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文本的对外英译过程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过程,需要译者对译文要有深入的理解, 在把握住旅游文本的功能和翻译原则的基础之上, 处理好文中的文化因素, 进行规范化的翻译活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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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梅,杨寿康.从文化的角度看旅游资料的英译[J].中国翻译,1996,(5):11.
英译文本 篇10
透过多元系统的视角, 描写《大清律例》的英译过程及其折射的权力博弈, 应首先考查主题的确定与文本的甄选, 即分析究竟哪些因素综合决定了“翻译什么 (what to be translated) ”。笔者以为, 这个问题的探讨绝不能脱离英国争夺海外贸易霸权的时代背景, 然后结合赞助人的超商业意图, 解读译者序言 (Translator’s Preface) , 必将赋予我们相当的启示。
一、译入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经济面貌及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
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近代史册中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上承源自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 下起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
1. 自由市场思想与海外贸易霸权
议会君主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奠定资产阶级的法治基石。牛顿代表的科学运动使瓦特等发明家不断技术创新, 通过机器生产推进纺织、造船等行业蓬勃发展。
即便如此, “英国经济的特征仍然是贸易而不是工业” (摩根主编, 王觉非等译1993:445)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这应归因于倡导新重商主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充分缜密地论证了低关税自由贸易思想, 令名流政要尽折腰。
疆域狭窄的不列颠群岛为寻觅工业产品的倾销地, 亟须开拓海外市场。战争亦是欲达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十七世纪以来绵延至十八世纪末的历次英荷战争, 逐渐摧毁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传统殖民强国荷兰的航运业, 其东方贸易霸权地位也只能拱手让予大英帝国。
重新划分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已在所难免——荷属东印度公司日益丧失主导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简称BEIC) 。从此, 英国将长远目光投向中国。英国渴望广袤的市场, 而中国正符合其理想。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dominions of China, which a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gave rise to,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at time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several of the Continental nations, and are at present, with respect to Great Britain, of such a nature and extent, as to be very essentially contributive to her national prosperity...
(Staunton 1810:vii)
2. 中英贸易摩擦
出乎英国人意料以外的是, 清政府不仅长期严控对外贸易, 至乾隆年间由于中欧贸易经常诉诸武力, 后逐渐演变成主要针对英、荷等国的闭关政策 (1) 。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十一月初十日, 撤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 “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 (2) 。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 又准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的《防范外夷规条》, 全面管制外商。
“一口通商”的局面使得英国输出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因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而无法融入中国市场。此外, 中国还向英国商品抽取百分之二十的高昂税率, 海关官僚的腐败又滋生大量难以预料的额外费用, 此所谓“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 (马戛尔尼2006:156) , 遂导致双边贸易巨额逆差。
不列颠人认为他们的地位受到歧视, “毫无自由贸易可言” (马士1991:99) , 要求清政府增开商埠、减免课税, 这也成为英国朝野的普遍共识。于是, 就有了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 率团访华之举, 其用意在英王乔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 致马戛尔尼特使的私人指示内表露无遗, 即恳请中国皇帝保护英商的利益 (Staunton1797: (V1) 53-54) 。
3. 英国使团访华
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八月初十日, 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皇帝。据其日记陈述, “吾等曲一膝以为礼” (马戛尔尼2006:100) 。至十三日乾隆皇帝83岁万寿之期, 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 “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凡三跪九叩而礼毕” (同上, 120) 。
皇帝启跸回銮后, 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议互派使臣, 并向清廷转呈六事 (同上, 155-156) 。
第一, 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 经营商业。
第二, 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 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 买卖货物。
第三, 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 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 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 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 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 不加禁止。
第五, 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 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 请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第六, 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 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 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
乾隆皇帝则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 赐英王敕书拒绝所请, 反严旨督促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于五十八年 (1793年) 九月初离京。
为改善贸易关系到访的英国使团, 自认有别朝鲜、安南、缅甸等前往贺寿的属邦, 即盼能在西方逐渐成形之国际法精神下平行相见, 却又毫无保留地接受贡船才拥有的免税待遇, 并对易货、购物等无关外交的事务, 提出许多违背使节身份的要求 (黄一农2007:37) , 最终招致皇帝愤懑, 所请通商诸事一概回绝, 此所谓“觐礼之争”。
如今看来, 这不止缺乏沟通导致的文化碰撞而已, 更深层次地折射了新旧帝国构建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 (何伟亚2002:26-27) 。何况马戛尔尼的门户开放要求隐含殖民扩张的野心, 被清廷严拒亦理所当然。
无论怎样, 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仍是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 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3) 的傲慢心态。
TRANSLATOR’s PREFACE (粗体由本书作者添加)
This Great Empire, too well assured of the competence of its ow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esources, to be induced to seek, and, if not too powerful, at least to distant and compactly united, to be liable to be compelled to enter into alliances an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Powers of Europe, has never as yet, except in a precarious and limited degree, admitted of any species of intercourse.
(Staunton 1810:iii)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 小斯当东的言辞中已隐隐透露出英国人并非不想武力征服华夏, 唯恐相去路途遥远且其辖地联系紧密, 只能对清廷无视欧洲列强的现状深感愤愤不平。
TRANSLATOR’s PREFACE
It continues to this day wholly regardless and independent of those nations of the West, whose general superiority in policy and in arms has triumphantly extended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almost every other exciting society of mankind.
(同上, iii)
4. 司法考察与律法研究
鉴于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 英国政府极其看重对华关系。然而, 贸易摩擦导致司法纠纷频发, 其裁判结果又时常不可估量, 崇尚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和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的不列颠人偏好经验主义实证分析, 他们急切想要了解的就是规范清朝社会生活的具体律令条例。正如《大清律例》英译本序言所述:“the laws of a nation form the most instructive portion of its history” (同上, xv) 。
为此, 英国遣华的外交贸易使团不惜招揽众多法学专家研究清律。马戛尔尼伯爵本人就曾在伦敦学习法律, 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从男爵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st Baronet) 则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使团虽未达成通商之目的, 却在访华过程中详细考察当时清朝的司法活动, 因而被西方社会普遍誉为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
远航结束后, 斯当东基于马戛尔尼伯爵及使团指挥官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 (Sir Erasmus Gower) 的私人文件, 撰写并出版正式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汉译书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 由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从男爵 (Sir Joseph Banks, 1st Baronet) 亲自选配插图。
毫无疑问, 他们已经发现清朝通行的“家长制原理”迥异于欧洲诸国依法裁判的习惯 (田涛&李祝环2007:78) 。紧接着, 研究编撰成册的基本法典便提上议事日程, 需要克服的只是语言障碍。
二、译介活动的实施者及其赞助人。
早在马戛尔尼筹备访华期间, 译员难觅的困扰就已经凸显 (Staunton 1797: (V1) 43-44) 。幸而使团逗留中国之际尚有其他意外收获——孕育了一位杰出的汉学家, 那就是《大清律例》的英文版作者小斯当东。
小斯当东 (1781-1859) 出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索斯贝里 (Salisbury) , 年仅十余岁便以侍童身份伴随时任外交官的父亲前往谒见乾隆皇帝并接受赏赐。这次游历使小斯当东接触到大量汉语知识, 对中国文化也产生浓厚兴趣。
自1798年开始, 小斯当东常任英属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理处代表, 并着手完成《大清律例》的传译, 前后共耗时八年。毋庸置疑, 东印度公司正是此项浩瀚工程的幕后赞助人。
1. 赞助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超商业性质
英属东印度公司又称可敬的东印度公司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简称HEIC) , 有时也称约翰公司 (John Company) , 以区别于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
其历史可追溯至1600年12月31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Queen Elizabeth I) 正式将为期十五年的皇家特许状 (Royal Charter) 授予富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伦敦商人, 以“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with the East Indies”名义, 独占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地区的贸易垄断权。鉴于伦敦商人的东印度公司利润丰厚, 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I) 又于1609年重新颁发了不设期限的特许状, 除非连续三年没有盈利才会被撤销。
最初, 这只是家私营股份公司, 董事会由持股人大会 (the Court of Proprietors) 选举的一名总督和24位董事组成, 并定期向持股人大会汇报业务形势。尽管如此, 东印度公司并非普通的商贸企业, 它同时享有在其独占区域内制定法律规章、实施行政管理并建立贸易据点的特权 (汪熙2007:25-26) 。随着时间变迁, 公司还组建了雇佣军, 成为殖民印度的真正统治者。
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虽始于明末清初, 但每年经由英国船舶运销广东的商易总额极其有限, 即便十八世纪中叶亦不过数万镑。直到1784年方才出现转机, 英国议会通过《交易法案》 (Commutation Act) , 将茶叶的从价税自119%降为12.5%, 有效打击了走私活动。此后, 公司出口额逐年递增, 至马戛尔尼访华时期已接近百万镑, 但距离实际可能达到的最高额相去仍远 (Staunton 1797: (V3) 471) 。
东印度公司期待继续扩大对华贸易, 难免频繁接触风俗迥异的清朝官吏, 因而有必要尽可能通晓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事实上, 谒见乾隆皇帝的英国外交贸易使团就是由东印度公司赞助的, 其收集情报的范围及规模远远超越商业需要, 仅《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附录部分就涵盖了《长城以内中国本部的人口和面积统计表》 (Table of thePopulation and Extent of China proper, within the Great Wall) 、《中国本部各省缴交北京国库的款项统计表》 (Account of Revenue received into the Imperial Treasury at Pekin, from the different Province of China Proper) 、《主要文官职别、数目和薪俸表》 (A List of the chief Civil Officers of China, distinguishing their Number, Station, and Salaries) 、《主要武官职别、数目和薪俸表》 (A List of the chief Military Officers of China, their Number, Rank, and Salaries) 等详实资料 (Staunton 1797: (V3) 467-470) 。
满怀觊觎之心的不列颠商人意欲洞悉中国社会全貌, 而小斯当东所译《大清律例》则正好提供了“更加简明扼要又令人满意的诠释”。
TRANSLATOR’s PREFACE
...a faithful version of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might,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supplementary matter, not only prove interesting as far as regards its immediate subject, but likewise afford a more compendious and satisfactory illustration, than any other Chinese work that could have been selected, the peculiar system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rinciples of its internal policy,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national habits and character,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general state and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in that country.
(Staunton 1810:i)
2. 译者:文化学者小斯当东的商业政治背景
维基百科介绍小斯当东的身份是英格兰旅行家及东方文化研究者 (English Traveler and Orientalist) (4) , 但其实际背景绝非如此单纯。
小斯当东出身外交官世家, 他父亲是马戛尔尼伯爵的至交好友, 曾被荐任1793年访华使团秘书, 并获授权在必要情形下继任特使职位 (Staunton 1797: (v1) 36) 。小斯当东本人则长期效力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理处, 甚至于1816年, 还以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名义与正使威廉·皮特·阿美士德伯爵 (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 、副使亨利·埃利斯爵士 (Sir Henry Ellis) 出使中国, 再次敦请清廷废除公行制度、多开商埠、允许自由贸易。返回不列颠后的小斯当东还数任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 (1818—1852年) 。
正因其身份的特殊性, 小斯当东影响最为深远的译著除《大清律例》 (Ta Tsing Leu Lee, 1810) 外, 就是《异域录》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1821) ;其他知名作品则包括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 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1822)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1824) ;Observations on our Chinese Commerce (1850) 等。
所有这些著作皆表明小斯当东主要关注的无疑就是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 尤其是外交和贸易关系。即便涵盖部分关于汉语文学研究成果的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也以商业考虑为重, 该书序言对此给予了明确说明 (Staunton1822:iv) 。
小斯当东的商业政治背景还决定了他的立场与看待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以往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传教士, 这是因为传教士总以无比神圣的态度看待其宗教事业。
TRANSLATOR’s PREFACE
...persons thus situated should be, generally spea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trong pre-disposition in favour of a people, for the sake of whose conversion they had renounced their country, and devoted their lives;and of a government, from whom, at one period, they had received extraordinary kindness and indulgence, and upon the continuance of whose protection the success of their future undertakings was foreseen almost entirely to depend.
(同上, v-vi)
有鉴于此, 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的原作及译著即便汗牛充栋, 依然“欠缺客观性与鉴别力”, 并“极度渴望以最讨人喜欢、最令人愉悦的角度”解读中国最古老的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晦涩作品 (同上, vi) 。
长久以来, 中国人总是自诩较其他“蛮夷之邦”拥有知识与道德方面的优势, 欧洲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深信无疑, 但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伯爵访华的小斯当东却不以为然, 只留下帝国迟暮的印象。
TRANSLATOR’s PREFACE
...their knowledge was perceived to be defective in those points in which we have, in Europe, recently made the greatest progress, and to which we are therefore proportionately partial.Their virtues were found to consist more in ceremonial observances, than in moral duties;more in profession, than in practice;and their vices, when traced and discovered upon occasions where they were the least expected, seemed to deserve a more than ordinary degree of reprobation.
(同上, ix)
上述论断当然有失偏颇, 却也包含部分事实真相。更重要的是, 小斯当东的观点增强了不列颠人的自信, 为中英之间平等通商建交提供理论依据。
TRANSLATOR’s PREFACE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opinions most generally entertained by Chinese and Europeans of each other was to be imputed either to prejudice, or to misinformation;and that, upon the whole, it was not allowable to arrogate, on either side, any violent degree of moral or physical superiority.
(同上, ix-x)
小斯当东坚信唯本国人自己撰写的文献才更能反映该国的真实状况, 这些文献中最具分量的就是国家的基本法典。
TRANSLATOR’s PREFACE
After making every allowance for national partialities, prejudices, and defects, whatever they may be, it will generally be found, that the best and most authentic information of the state of any country, having pretensions to civilization, is contained in the works of the natives, and i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同上, xii)
因此, 无论从主题的重要性而言, 还是着眼法典制定机关的权威性, 《大清律例》都符合小斯当东研究中国社会制度的意图。
TRANSLATOR’s PREFACE
Among the multifarious 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ancien as well as modern, which are still extant, and hitherto untranslated into any European language, the Ta-Tsing-Leu-Lee, or Imperia Code of Penal Laws, certainly ranks with those of the first class, in respect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of which it treats, and the pre-eminence of the authority by which it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as well as, at different periods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successfully sanctioned and confirmed.
(同上, xv)
摘要：《大清律例》是鸦片战争前夕, 英属东印度公司赞助斯当东从男爵翻译的中国法典, 其目的之一即洞悉清政府的统治理念与方式, 从而为发动殖民战争作准备。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该译介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异质因素, 展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博弈。
关键词：《大清律例》,多元系统,权力博弈,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本, 第一分) , 2007.
[3]马戛尔尼著, 刘半农译.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4]马士著,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5]摩根, 肯尼斯主编, 王觉非等译.牛津英国通史[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6]田涛&李祝环.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8]Staunton, George Thomas, Tr.Ta Tsing Leu Lee (大清律例) [C].London:Printed for T.Cadell and W.Davies, in the Strand, 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