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精选12篇)
历史纪录片 篇1
一、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和现代启示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1]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对纪录片刻画时代精神、保存群体记忆功用的阐述已被广泛认可接受。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被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表现内容和表现题材上涵盖了革命历史、人文历史、文化历史和历史人物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丰富和繁荣的局面。央视纪录片频道和地方各级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的先后开辟、互联网传播和影院传播的发展为历史题材纪录片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平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慢热升温现象,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
历史关照现实。美国学者罗宾·温克在《牛津欧洲史》序言中论述:“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给我们的方位。”[2]今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内部的纷繁变革和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风云变幻,今天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一个更客观、更真实和更理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辨识那些曾经被有意无意掩藏着的历史的真实和原始的面貌。同时,人们也需要从一个更高的历史站位,以一种自信的文化精神和超俗的审美意趣,获得对今天社会一种全新的文化认知。随着诸多历史话题被重新解密,诸多文献资料被公之于众,通过历史参照现实社会,解读现代社会,消解现实困惑,无疑成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给人们的审美动因。“观众欣赏历史题材纪录片,其行为的意义恰在于通过影片实现过去与现在、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借助历史逻辑实现身份认同,进而定位自身的现存状况和未来发展可能。”[3]2012 年福建教育电视台落实党的十八大促进文艺繁荣的部署,创作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正是基于这一动因,“希望通过现实中发生的事实,从历史的角度和全球的维度, 给出思考和看待当下的新视角”,[4]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达到互相借鉴彼此了解的目的,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二、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的创作表现及现实意义
(一)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故事取材
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取材于福建泉州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的人生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学系的普通教师吴文良开始收集散落在泉州街坊闾巷的外来宗教石刻,并试图揭开这些石刻之谜。即便是战乱、 贫穷、家庭变故都不能阻挡吴文良的执着研究。他以一个穷教师的杯水车薪四处奔走搜集石刻资料,刻印成《泉州古代石刻集》一书供世界学者们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并由此和弘一法师、世界考古大师夏鼐、郑振铎、郭沫若等人结下深厚的情谊,正式步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以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证明中古时代享誉世界的“刺桐城”就是今日的泉州, 因此被誉为“填补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他生前多次将研究价值极高的宗教石刻捐献给国家,馆藏在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地。因为研究外来宗教石刻,吴文良在文革中含冤而死。文革后,其子吴幼雄继承父业,对泉州宗教石刻研究继承发扬。父子俩历经七十八年的坎坷波折,终于在新世纪泉州申请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迹前,将凝聚两代人研究心血的专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出版,成了证明泉州古港雄风的不容辩驳的权威资料。该纪录片不仅通过发生在一个家庭的故事展现人物的胸襟、抱负和精神境界,也意在引领观众透过今日泉州星罗棋布的历史遗存,发现和探寻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精神之源。通过描述宋元时期刺桐城万商云集,世界多种宗教文化历史文明水乳相融的背景,启迪观众反思现代社会为各种利益纷争矛盾突起的社会现实。随着故事的落幕,纪录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从自然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段时间的线性整体;而从社会意义上说,历史则是一堆时间的碎片,一块岁月不完整的拼图。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无限接近地去记录线性时间的整体, 而社会学家和艺术家的责任则是从无数历史的碎片和拼图中描述和还原历史的真相。如何让观众透过历史的碎片和拼图读懂《刺桐石刻》的现实意义?创作者(笔者)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挖掘,记录一段历史的存在,并以一种现代的思维理念,现代的价值取向进行诠释和解读,引领观众理解、互动、思考,从而产生更现实、更深远的教育意义、艺术品味和思考价值。
(二)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的创作分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刺桐石刻》首先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家庭父子两代人在默默值守的文化传承中,人生的跌宕起伏、情感的往复纠葛和精神的难能可贵。创作者以大量的采访为基础,感同身受地走进人物的生活状态,细心体验和品鉴人物生活中的每一种心态、每一缕思绪和每一次变化。在尊重历史和人物情感的前提下,力求以平视、微观、个性化的叙述方式架构故事、铺叙情节。让观众从心灵上真正碰触和感受到一段遥远逝去的历史,为观众在解读历史和反思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无形的桥梁。
1.两条线索叙述故事,拉近历史人物与当今观众的距离
对于这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创作者进行了点、线、面的观照与思考,以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来结构叙事,生成文本。《刺桐石刻》运用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形成前景故事与背景故事,并分别蕴含着现代启示。前景故事以“一本书两代人”的人生故事为核心,即吴氏父子近一个世纪倾尽心力执着研究泉州宗教石刻的人生故事,表现其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博大无私的胸怀和热烈深沉的桑梓情怀。用当今的社会语境来解读,吴氏父子是实现中国梦的典型人物。他们的人生是在造梦逐梦,最终经过不懈努力梦想成真。创作者对吴氏父子生命意义和生存意义的探寻和挖掘是为了引领观众从他们的人生轨迹里找寻到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答案。《刺桐石刻》的背景故事是通过挖掘吴氏父子特定的研究对象———历经千年风霜洗礼的宗教石刻所蕴含的历史事实,铺陈出泉州在中古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之一,万商云集, 世界多种宗教文化和异域文明水乳相融的宏阔的历史画卷。 最后,片子藉由主人公吴幼雄的一句采访反问提出作者的思考:“我们在中古代时候就有多元一体文化的存在,今天为什么不可能有呢,今天的人不是更聪明更进步吗?”这个“为什么”就是《刺桐石刻》故事之外更加意味深长的话题。两条不同时间线上的故事依靠三方不同宗教的石刻形成交点,在现代和远古间交织、穿越、对话、关照,形成该纪录片的结构层次。吴氏父子在研究石刻,也是在对话历史。观众在了解吴家的故事,也是在解读历史,思考当下。
其次,创作者在主人公的生活空间里挖掘内在的复杂、 微妙、敏感的情感张力,塑造其多纬度的人生世界。《刺桐石刻》展现了吴文良父子与鲁迅、弘一法师、夏鼐、郑振铎、郭沫若、陈梦家、黄展岳、蔡国强等重要人物鲜为人知的交往与情谊。学生物的吴文良为何迷上宗教石刻的研究?南方小城的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缘何得到如此众多大师们的青睐提携? 世界级的考古大师夏鼐和普通中学教师吴文良如何结下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看似普通的墓碑石刻到底蕴涵着多少深邃的历史真相?作者为观众解开这一个个谜团,也是在串联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并挖掘主人公现实生活里内蕴的矛盾冲突。在采访过程中,创作者倾注了对这个家庭隐私和伤痛的理解和尊重。昔日跌宕的家庭故事,在主人公吴幼雄的口中平静地叙述出来,沧桑与激荡都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蕴含在故事里的是浩然磅礴的民族国家之情,血肉相连的亲情, 温馨动人的友情等。作者从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命运的层层关系抽丝剥茧,构成互动和回应,形成纪录片富有生命感的起伏跌宕的内在节奏。
再者,创作者挖掘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运用还原和复现的表现手法,营造原型情境。要打开主人公人生的书本,就要在最有效的影像中重构现实,解析人生。吴文良先生已于1965 年在文革中含冤离世,他留下的影像只有照片,作者只能通过“情景再现”来还原和复现他的生活细节,丰富电视表现画面。吴氏父子的生命状态是研究宗教石刻,购得一块石头要寻找、搬运、清洗、刷扫、拓印;研究的状态往往是端详、 深思、忘我的;研究的工具包括放大镜、刷子、纸笔等。对这些生活状态的还原,作者采用的是意象性的局部特写镜头。例如研究石刻中一只摩挲石刻的手、收集石刻中一双疾走的脚、搬运石头中翻转的自行车的轮子,或者是披星戴月的研究中光影下的人物轮廓,鸿儒谈笑间人物的虚实相照等。“记录现实不等于表现真实,捕捉事物的现象不等于揭示本质。 捕获到局部真实不等于抓住了主体真实。”[5]作者对还原复现的细节关照到主人公生活年代的服饰特点、道具及家庭生活场景等的真实性,再通过这些意象镜头的选择、连缀和缝合, 剪辑成完整的故事情节,营造了一种历史时空、历史氛围、历史心境,对观众形成感染力、说服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2.多时空交错,拉近历史事件和现实的距离
最好最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刺桐石刻》的开篇从元末给泉州地方经济造成重创的“亦思巴奚”之乱写起,这个 “引子”之后,作者写到:“历史的烟尘似乎并没有搅扰了南方这座小城繁衍生息的生活”。一千年前的故事,真相似乎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刺桐石刻》对泉州现存的历史遗迹进行了逐一拍摄,这也是一次从地方元素中提炼地域文化精神,对地方文化进行历史解读的过程。
首先,创作者以故地重游的方式来拓展画面空间,延伸记忆的时间。在泉州的清真寺、九日山、灵山圣墓等历史宗教遗迹,主人公吴幼雄穿行其中,打开尘封的历史,重拾记忆的碎片。吴幼雄的脚步和身影构成一种意象,穿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随着人物故事和历史背景故事的展开,散存在泉州地域的历史古迹、民风民俗被有机地串联,活跃了起来, 历史故事也娓娓道来,观众的情绪也不断被触发与激荡。
除了大时空大背景,创作者亦追寻小时空小背景。堆放着各类宗教石刻的吴家小院多次呈不同角度的影像出现。对吴氏父子来说,这个凝固的空间记录着他们曾经的岁月,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场所,是他们鸿儒谈笑追求理想之地,也是他们人生激荡起伏的归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承,都在这里被清晰地赋予可以理解的人生坐标。虽然吴家小院是个凝固的影像空间,却将流动的时间拉回,观众也恍若从前。同时,大量的典籍、老照片、手稿、笔记,研究记录,严谨地成为史料的佐证。这些可靠的历史镜像将历史、今天和未来纳入共同的思考视野,帮助观众对《刺桐石刻》的主题实现了多元的解读。
3.充分挖掘具有凝练性与暗示力的弦外之音表达意象
首先,通过情节色彩来形成意向。片子中讲述再现吴文良的故事被处理成黑白色调,直观地形成过去和现在的区分和对比。尤其是讲述文革中吴文良含冤离世时,黑白影像显现了历史的肃穆和命运的无常。但是,在描述中古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华历史故事时,频繁出现的泉州历史遗存却呈现绚丽的色彩和唯美的拍摄风格,创作者借此寄喻着对那段消逝了的文明的怀想并寄予希望泉州文化能重新再现耀眼的光芒。其次,通过音效来形成意象。《刺桐石刻》的历史背景源于海上丝绸之路。海,在片子里是一个历史环境意象。日落暗淡的海意味着繁华不再;千帆竞发的海意味着太平盛世, 经贸繁荣;朝阳蓬勃的海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重新起航。海潮声声,像乐曲中的复调结构,在片子中往复出现,从古至今恒古不变,充盈着浓浓的思念,成为片中最和谐最纯粹的伴奏。不管是色彩还是特殊音效都具有创造写意的形式美学,也具有本质记录的真实美学,在纪录片中呈现出一种回味的意境,让浓浓历史气息弥漫开来。
三、纪录片创作当以审慎的态度挖掘潜藏在历史深处的真实意义
“纪录片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发人深省的思考,一种态度鲜明的个性观点,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6]通过回溯历史,探触历史的真相,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题材纪录片永恒主题之一。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历史的参照明确现实的定位,凸显作品的价值,是纪录片创作者不懈的追求。综上所述,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就是创作者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创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史料和个人口述历史,以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责任感来深入挖掘一个地方性题材,通过一个普通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通过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命运的多重关系的挖掘,体现出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次的反思。这份理性的思考,显得深刻、深沉、凝重,尤为可取。
摘要:历史关照现实。通过历史参照现实社会,解读现代社会,消解现实困惑,成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给人们的审美动因。历史题材纪录片《刺桐石刻》讲述一个普通家庭两代人的命运。笔者在文中阐述了《刺桐石刻》创作如何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通过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多重关系的挖掘,以审慎的态度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真实意义上升至理性的高度,引领观众解读历史并反观今日社会,从中获得理解和思考。
关键词:解读历史,审视今天,《刺桐石刻》
历史纪录片 篇2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新疆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领土。从古至今,有助多民族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凡是在新疆劳动、生息、繁衍的民族,包括当代的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不仅为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巩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创造了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共同个体。在多民族的共同体中,每个民族多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共同开发建设新疆过程中求同存异,不断走向包容、和谐。
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日常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互相影响,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面对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又进一步加强了民族融合。
历史纪录片 篇3
[关键词]高中历史课堂纪录片跨学科互动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00111
历史纪录片是易于开发又非常优质的课程资源,具有其他教学资源所没有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在纪录片领域不断进行拓展和引进,使我们不必拘泥于文字资料这单一素材。笔者所在学校教研氛围浓厚,教研组中年轻教师比较多,对于将纪录片运用于教学辅助的想法层出不穷,笔者也投身其中,苦乐参半。现将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做如下探讨,望能起抛砖引玉之功。
一、选择好纪录片的题材资源
相比教科书,历史纪录片有影像独有的魅力,对人感官的冲击力和内心的感染力都是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国外一些高科技摄影技术的应用,让纪录片更是生动精彩。学生在欣赏一个个精美镜头的同时,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幻。但是我们一定要以历史事实说话,慎重选择素材。在讲授必修一《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课时,笔者和一名年轻教师就因该使用《抗战八年》还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起了争执。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服从于教材,服从于大纲,并据此指导学生。但笔者在一些本专业学术期刊中清楚地看到对抗战中国民党所起作用有新的观点和史料分析,我们在教育教学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学术观点而一味地照本宣科。就历史学科本身而言,它是一门严肃的社会学科,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理论,运用信息技术的确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大量的信息和资料,但资料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如不谨慎选材,很容易误导学生。
二、利用纪录片展开跨学科教学与讨论
笔者一向认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有共通之处,通过纪录片的辅助能引出学生的思考与拓展,实现跨界讨论。其中有几个案例可圈可点。
一是必修二《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教学中,笔者课前与政治学科同事合作,将政治经济学中的知识点做一回顾,结合CCTV拍摄的《货币》和BBC的《货币大师》中的一些片段,并引用政治学中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指导学生深入讨论。学生们甚至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纸币“交子”与 银票。然后笔者又播放了《历史转折中的选择》片段并提出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会启动新政,而德国却走上法西斯专政的道路?”学生利用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节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各个学科的教学却能互相渗透,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获益匪浅。
二是对美国历史频道和BBC纪录片系列素材的利用。美国历史频道以人文关怀为核心,关注各式各样的题材,并提供独特新颖的视角。其平实简朴的纪实风格、捕捉热点的敏锐性、轻松的叙述方式和详尽生动的影音使它被誉为“历史博物馆”。BBC纪录片系列在我国也受到广泛喜爱。笔者在历史教学中引用这两个系列纪录片,都是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播放,甚至在一些单词较简单语速较缓慢的材料中,播放时只使用英文字幕。此举在初行时争议颇多,但是在笔者邀请了英语教师加入其中后,学生慢慢能接受,现在甚至有的英语教师会要求我们剪辑一些音频作为英语课的听力与朗诵练习资料。学科之间相得益彰,不亦乐乎?
三、利用纪录片教学但不能减少师生的互动
同样在讲述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同事引用了日本NHK电视台《映象的世纪》的一个片段。纪录片中有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之后的惨烈情况,并有如下一段解说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约为六千五百万人,其中的四千万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屠杀无抵抗的市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笔者没有料到的是有学生询问教师这部纪录片中有没有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内容,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表示愤怒:日本人只知道自己遭了苦难,怎么不反思悔过?亦有一些学生表示日本活该。而教师只与学生进行了简单交流后就转入下一环节。笔者认为,这位教师在这个环节的处理上丧失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教育的契机。
二战末期的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事件,从价值评判上有一定的复杂性。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确实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对战争的结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是不是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所有“反”法西斯的行为都值得完全肯定?教师在这一环节,不仅应播放纪录片片段,还应出示相应的材料,引导学生多角度、完整地思考问题,这样纪录片的使用效益才能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叶永广.历史·影视·教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2]赵惠.影像时代的历史课堂教学[J].现代教育论丛,2009(1).
历史纪录片 篇4
关键词:口述历史纪录片,新历史主义,历史理性,叙事分析
近些年, 口述历史纪录片在参与历史意识表达与关照现实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随着叙事者对历史微观解构形式的发展, 对纪录片叙事而言, 确定叙事视角的核心是创作者选择从谁的角度去观察和叙述历史事件, 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 总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 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 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 历史其本体并非作为文本存在, 而是受众通过文本去探寻历史意义。抗战纪录片作为口述历史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纪录片多次涉猎的体裁领域, 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镌刻了不同的文化印迹、政治印迹与社会群体记忆建构, 其在创作中历史意识的表达与风格化叙事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视觉”范围的原则。
一、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文本观与话语建构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是一种“文化文本间性”存在, 作为文本的历史是符号性的而非实在性的, 是差异性的而非同一性的, 是支离破碎的而非整体性的。这等于是用文化或文学“符码”去取代更基本的政治、社会、性别等“符码”。作为叙史文本的一种, 纪录片只是再现历史的一种碎片组成部分, 它所起到的作用和其他类别的叙史文本相互呼应和对照, 对历史进行叙述与重现。口述历史纪录片作为影像形态的文本载体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也是政治话语的一种。《一寸山河一寸血》拍摄于1997年, 跟卢沟桥事变距离整整60个年头。如果对《一寸山河一寸血》用画框连缀起来进行时空审视, 影片故事时间从1931年江桥抗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 是一段漫长的民族血泪史。基于口述历史纪录片具有微政治属性和纪实特性, 其在创作和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对叙事有巨大的影响。“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话语还‘构成’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一寸山河一寸血》在政治话语构建中既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情感与民族认同, 又真实客观地反映和认可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做出的牺牲和努力。纪录片中通过史料文件展示与场景再现等方式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片中还揭示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与国民高涨的抗战情绪, 突出共赴国难这一主题, 也满足现今两岸同胞对历史的深刻且热切的诉求。
二、镜头语言与细节展现的历史理性
历史理性, 是指理性地看待历史, 不因种族、国界、社会制度等限制对历史客观理性的判断, 而应看到历史带来的两面性和客观的推动作用。编导大量真实采用的历史镜头, 对抗战将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的奔走行动, 作长距离的前后跟拍, 既完整地展现出极具真实感的空间布景, 又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抗战的艰苦卓绝与民族意志, 使着重点高度集中。纪录片里多处可见表现主义的大反差布光, 以及往今当事地的画面强烈对比。在剪接手法上, 常常有意反常规而行, 作动接静或静接动式的跳跃式组接, 对比强烈, 不乏令人色变的战场残酷的冲击震撼;镜语的又准又狠, 再加上音响突然地闯入, 凌厉逼人。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战斗的全面过程, 纪录片还采用了大量地图示意与虚拟画面表述。
纪录片中表现淞沪战役之残酷, 从当事人的言语之间可见一斑。“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 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 一个旅管两个团, 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 后来他们都牺牲了。”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与老兵一样, 都是耄耋老人, 回忆往事, 两位老人泣不成声。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回忆, 他们一个师1.5万人左右, 到最后, 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部队, 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地投入战场, 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 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的一段话。
三、新历史主义下历史叙述的微观视角
2000年以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电视媒介的影响扩大, 越来越多的抗战历史影像并不拘泥于电视剧、电影等艺术形式, 电视纪录片作为重现历史的优秀载体更加频繁地出现。而抗战类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重大转变, 新出现的作品大多从过往宏观叙述历史与官方话语的制约, 转向关注个体的微观历史叙述, 迎合了受众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思考。
《一寸山河一寸血》拍摄过程历经10年, 采访见证人800人, 其中不乏抗战亲历者, 包括幸存老兵、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以及张学良亲自口述, 这些亲历者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如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变、滇缅运输线的修建还有日军侵华罪行。而且当时接受采访的历史见证者大多已是人生暮年, 这段口述更显得弥足珍贵。福柯认为, “我们应透过论述去还原历史, 而该种论述, 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换句话说, 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 亦并不是对于过去事件的单纯纪录”。《一寸山河一寸血》作为多次再版完善后在央视播出的抗战纪录片, 与最近几年新出现的如《我的抗战》、《东方主战场》等代表性的采用口述历史的手法呈现的纪录片竟然不约而同地舍弃了宏观叙述与官方话语, 从讨论两党矛盾、敌后与正面战场的主次等问题上转向关注个体, 从微观视角展开记忆建构和叙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为代表的口述历史抗战纪录片对于“视觉”范围的界定与表现对于国内抗战纪录片创作者或许有借鉴、启迪作用。
四、民族理念与思想价值的多元化呈现
一部抗战纪录片的意义升华集中体现在是否符合民族理念下的真实再现与客观描述,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第一个在台湾完整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并且正面表现中共敌后战场的抗战纪录片。两蒋时代, 在政治意识的强暴之下, 台湾除了几部歌功颂德的官方宣传片外, 从来就不曾有过一套翔实、公正和比较完整的纪录片, 而《一寸山河一寸血》改变了台湾抗战纪录片一味丑化和歪曲共产党形象、一味歌颂国民党功绩的纪录风格, 正视了历史, 揭露了真相。“历史和叙事的表现总是受到表现的传统的限制, 这些表现就是在传统中进行, 它描绘了一个文本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历史事实, 历史呈现, 史学意识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
《一寸山河一寸血》作为过去并未公开播放的抗战纪录片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由中央电视台引进并播出具有更深层次的思想价值。一、对顽强作战、英勇抗争的人民致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叙述国共两党合作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管是正面战场上国军的殊死抵抗, 还是敌后战场共产党展开的游击反击, 都体现了中国军民英勇无畏、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其中描述战时广播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生活用了整整一集, 抗敌演剧宣传队进行巡演进入乡下打入民间, 在没有交通工具和经济支撑的情况下, 坚持文艺工作。还有大量篇幅讲述战争时期那些无私奉献的百姓, 如收养烈士遗孤的妇女, 婚后送丈夫上战场的妻子等。这些事件颇具感染力, 极易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二、铭记血泪交织的抗战历史, 强调伟大抗战精神。《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等的叙述更为客观真实, 结合亲历者口述, 受众再次经历了一次集体化创伤记忆。中华民族是个温和的民族, 中国是个主张和平的国家, 但这并不代表历史可以轻易抹灭, 对于国家、民族经历的悲壮历史, 我们更应当铭记, 这成为民族的道德义务, 具有深刻的规范意义。
五、结语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越来越多的抗战题材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也在集体记忆建构与历史理性表达中层出不穷。新媒体时代下, 两岸同胞也通过多种信息渠道相互表达民族情感。但在国民党败选后, 两岸关系再次陷入不明朗的境况, 所以在地缘政治与国际霸权主义的影响下, 抗战纪录片创作与历史叙述更应注重几种呈现方式:
一是在官方拍摄国家层面阐述的“影像抗日战争史”, 多采用微观个人视角与宏观叙述相融合的方法, 结合“历史语境”下事件的选择感染受众, 达到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 如《大抗战》中淞沪会战的剧集中, 上海小女孩冒着炮火硝烟向四行仓库守军赠送国旗这一事件就极易感染受众、调动情绪, 如果对于微观叙述与个人视角的把握更加独到, 其实质上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建构的。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 篇5
从2013年5月13日起,中央电视台在一套综合频道晚间的黄金时间段“魅力纪录”隆重推出《苦难辉煌》这部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总共12集,我利用晚上孩子睡着的时间前观看了《苦难辉煌》。以下是我观后这部纪录片后的心得体会:
一、《苦难辉煌》是一部怎么样的纪录片
《苦难辉煌》纪录片根据著名作家金一南同名著作改编,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摄制。该纪录片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初期到西安事变这一段历史,描述了我们党和军队早年的革命史,围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
《苦难辉煌》多角度、宽视野、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征程,重点刻画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这两次历史性转变。该片首次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影像史料,真实还原了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个历史场景,回答了在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历史使命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方法各条道路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大问题。
二、观后《苦难辉煌》能感悟那一份厚重、一份悲壮、一种精神、一种辉煌 《苦难辉煌》的多维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征程和革命精神;重点刻画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虽然只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历史的一个阶段,但“看似写历史,实则写今天,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回答了1840年以来,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历史使命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方法试过了,各条道路走过了,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大问题。它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党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倍尝艰辛而愈加成熟的高贵品格;看到的是这个党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砥砺自己的意志,增长自己的智慧,积聚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的坚强意志。高扬的是共产党为广大人民群利益而奋斗的精神旗帜,鼓荡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苦难辉煌》以其全新的视角、鲜活的语言、激越的精神、深邃的思想把那段错综复杂、变革深刻、波澜壮阔的沧桑历史生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观看振憾电视画面的同时,更多地能感悟那一份厚重、一份悲壮、一种精神、一种辉煌。
三、观看《苦难辉煌》纪录片给我的感想
观看《苦难辉煌》就是就能通过电视画面看中国的苦难史,看中国的辉煌历史。我们触摸的是厚重的中国历史,思考的是中国的未来。
在和平和发展作为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际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我们前面并没有一条洒满鲜花的道路需要踏过一片片荆棘,迈过一道道门槛,甚至是前人从未遇见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依然是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而作为一名普通干部,我们要牢记革命先辈的教诲,传承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信仰,完成他们的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昔日的战场已硝烟散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宏伟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历史是相对的、辨证的。过去相对现在是历史,现在相对未来是历史。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作为一名党员,在今后的工作,我最重要的是拥有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好地去工作,增加为群众服务意识。
苦难之后是辉煌,不经历苦难,哪里来辉煌?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健康向上地生活着,因为我们降生在和平年代,因为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工作和生活。我们的大环境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努力吧!青年!向上吧,青年!
寻找一部改变历史的中国纪录片 篇6
来自美国的华裔纪录片导演罗宾从没想到,她的人生会因为寻找一个叫李灵爱的中国女子而改变。她发现了一部被人遗忘的纪录片,也重新发现了一个人的一生。故事中,有乱世,佳人,英雄和硝烟……但事实上,这个故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浪漫和传奇,在它的背后,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一次艰苦的旅行,一段被湮灭了的历史,还有两代华裔女子孜孜不倦的寻找。
那部纪录片名为《苦干》,反映了当年中国抗战的真实场景,获得了1942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但随后神秘遗失。如今,它被重新发现。
30年代的中国名媛
罗宾出生在夏威夷,是一个华裔移民家族的第四代,她长着一副典型夏威夷华裔女人的模样,有点像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花木兰,长长的黑发,晒足了阳光的淡棕色皮肤,极具感染力的温暖笑容。她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读写汉字,但知道自己的中文姓氏是: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那是图腾一样勇猛又神秘的象征,她喜欢这个意象,并且常常强调它。
几年前,罗宾正在为自己的第三部纪录长片寻找素材与灵感,一个酷爱侦探小说的朋友给她寄了几本有着真实人物做背景的悬疑类图书,其中就有李灵爱的作品《生命是长久的》,它的书脊上印有一个大大的古拙汉字:生。
在那本书中,李灵爱详细记述了家族从中国移民到夏威夷生根发展的历史,但却对本人经历着墨甚少,只在书的结尾处,轻描淡写地记述到,自己曾经在二战期间和一位名叫雷·斯科特的摄影师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叫做《苦干》的纪录电影。
出于好奇,罗宾搜索起这部电影的资料,让她大吃一惊的是,《苦干》曾经获得过1942年的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但是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库里,对于这部电影竟然只有文字记载而无实物收藏,在资料名录中,《苦干》词条标注着“遗失”,而事实上,这部由李灵爱策划并投资的纪录片也是奥斯卡历史上唯一一部没有留存资料的获奖影片。
华裔,女性,夏威夷……几个重要的巧合关键词,还有那部刚一闪现就消失的电影,这一切都让罗宾怦然心动。几乎在一念之间,罗宾就决定,她要走进李灵爱的故事中,去寻找那部叫做《苦干》的电影,并且,还要将这个过程本身拍摄成一部像侦探故事一样的纪录片,名字就叫做《寻找“苦干”》——虽然在那个时候,她并不知道等待她的答案将会是什么。听起来,这有点像另一个版本的《寻找小糖人》。
一旦开始着手寻找,罗宾发现,她能够借助的现存资料并不多,在维基百科词条上,李灵爱的身份是演员、舞蹈家与作家。但经过深入探寻,罗宾并没有在李灵爱的履历中发现重要的并且能够流传于世的艺术作品。
“其实,与其说灵爱是艺术家或者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倒不如说她是一个名媛或者社交明星更为贴切。” 罗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灵爱1908年出生于夏威夷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李启辉是孙中山早年学医时的同学,母亲江隶香也是著名的妇科医生。作为一对早年深受传教士文化影响的中国夫妇,李灵爱的父母给予了子女们中西混杂的教育背景。李灵爱中学时就读于夏威夷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私立名校普纳荷(Punahou),后来这所以讲究领袖价值与精英教育的学校又出了一位著名校友,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许在传统中国人的审美观中,灵爱并不算一个典型的闺秀淑女,但是,她非常非常有魅力,多才多艺,并且特别善于与人沟通交流。李灵爱热爱并且向往中国,她曾经在上世纪的30年代(抗战之前)来到中国,当时,她的哥哥与姐姐正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读书。”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罗宾正坐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的大厅里,不远处的东单,就是当年协和医学院的旧址,“这真是奇妙。”罗宾扬了扬眉毛,看了看周围,“能想象吗?70多年前的某段时光,灵爱就生活在我们附近的这片土地上。”
在北京,李灵爱研习了中国民间舞蹈,学会了民间游戏踢毽子和抖空竹,她甚至还对京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企图拜师梅兰芳。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跟随一个没有像梅兰芳那么有名气的京戏演员学了一段时间。
李灵爱还在北京遭遇了爱情,并缔结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她只有过那一次婚姻,维持时间很短,她没有子女,但我肯定,她一定有过许多的爱人,灵爱从不缺乏关注和追求。”
李灵爱是那种永远走在风口浪尖之上随时准备让你大吃一惊的女人,洒脱,时髦,没那么中规中矩,但任何人却永远无法忽视她的存在。所以,当年,当别的名门淑女戴着缎手套端坐在歌剧院中听歌剧,李灵爱却在学习如何驾驶运输机和轰炸机,企图前往中国协助作战。
罗宾曾经找到过一个1993年拍摄的采访视频,并将它用在了自己《寻找“苦干”》的纪录片中。时年85岁的李灵爱,也依旧是一副时髦装扮,穿着宽袍大袖的中式衣服,额上覆着一条类似清代女子宫装的头饰,宽宽的绸布缎带上,点缀着一朵硕大的绢质牡丹花。在采访中,她的思路清晰,以很快的语速和干脆有力的语气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曾经拥有过美丽和野心,生命力旺盛,但却极有可能不太好对付的老太太。
“我和灵爱的生命真的有很多巧合,甚至我父亲少年时代还曾在灵爱家族创办的明伦学校中学习过中文。”罗宾说,“她的故事甚至帮我解决了很多我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从夏威夷来到斯坦福,大学时代的罗宾开始对自己的出身和种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赛珍珠到谭恩美,从《大地》到《喜福会》,她大量阅读一切她能够找到的和中国有关的女性作家作品。但这一切,都没有后来接触到的李灵爱显得鲜活生动。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即便她的家庭很富裕,她也接受了极为良好的教育,但我知道在李灵爱的时代,她也依然遭遇了很多的不公与歧视。”
罗宾曾经找到过一份当年李灵爱在美国移民局接受入境盘问与调查的记录,上面贴有李灵爱的证件照片,穿中式丝绸衣服、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的少女,嘴唇上浮现出一个冷冷的、略微带点骄傲味道的笑容。
“在发现李灵爱之前,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但是,李灵爱却从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中,中国人是高贵的,并且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都始终以此为荣。是灵爱改变了我的看法。”罗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让李灵爱付出太多热情与努力的那部电影呢?它究竟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又隐藏在哪里?
“我们总是对现实关注太多,
而对祖先关注太少”
“你知道,在寻找的过程,我常常觉得答案就在眼前,但却总是触碰不到。” 罗宾抬头望向窗外,北京的春天,杨柳刚刚冒出了新绿。“就像是外面树上的叶子,你能看到它在风里摇晃着,但是,当你伸出手去,就是摘不到。”
虽然李灵爱的故事让同为夏威夷华裔的罗宾收获了一个让她颇为“心有戚戚焉”的“隔世知己”,但关于电影本身却进展不大。后来,罗宾又了解到,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着一部只有35分钟的《苦干》片段,她随即联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卡特,并从卡特那里得知,学院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于《苦干》完整版本的寻找,而卡特对于罗宾的工作也深感兴趣。
无奈之下,罗宾决定重起炉灶,开始探索另外一条线索——寻找电影《苦干》的摄影师雷·斯科特。在此前罗宾已经知道,斯科特的职业是图片摄影师,李灵爱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被雷此前赴中国拍摄的抗战图片深深打动。
雷·斯科特,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类似中文语境中“张勇”或者“李伟”之类,委实太过普通的姓名。根据年龄和时代线索,罗宾不得不大海捞针般地在讣闻和墓碑中,寻找任何一个有可能叫做雷·斯科特的美国男人。
后来,罗宾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墓园网站。它正是由民间志愿者发起,为寻人而建立起的。全美各地的志愿者们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标明具体地点,上传到网络上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这里,经过仔细核对,罗宾确定了斯科特的墓地信息,并由此顺藤摸瓜,在Face Book上找到了雷·斯科特儿子的账号,罗宾在他的页面上留言,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与电话号码。后来,罗宾接到斯科特儿子电话的时候,她形容自己的兴奋:“心脏砰砰砰地一直跳,仿佛就快要从胸口跳出去了。”
在电话中,斯科特的儿子告诉罗宾,自己对于父亲所拍摄的电影几乎却毫不知情,罗宾的心又沉下去。面对罗宾的沉默,对方又表示自己并非父亲的独子,他还有三个兄弟,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一些什么。
后来,罗宾形容自己的寻找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希望的过程,过山车一般循环往复地前行着。
最终,是斯科特家的第三代——雷·斯科特的孙女米歇尔·斯科特为罗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线索。米歇尔是一位画家,她告诉罗宾,自己曾在斯科特家的老房子地库里,发现了很多祖父留下来的资料,有照片、底片和一些手稿,而米歇尔也模糊记得,祖父在世时,曾向自己提起他曾经拍摄过一部关于战争的纪录电影。
谜底就此揭开。
一卷90分钟的《苦干》胶片,就在斯科特家老房子的地库里,静静沉睡了几十年。
“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多么在乎。这也许就是人类的通病,人们总是对于当下所发生的现实过于纠结,但对于祖先的历史却常常显得漠不关心,我想,在这点上,也许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罗宾总结道。
一部改变历史进程的电影
在找到《苦干》的完整版之后,罗宾把严重损坏的胶片拿到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进行后期修复。
经历过一系列长达3年的现代科技手段介入还原之后,罗宾终于见到了修复完成的85分钟的影片原貌:江南的风景,青的山,绿的水,细眉细眼的女孩对着镜头羞赧地一笑,然后当你慢慢沉浸在如同水中摇曳的青荇一样葱绿柔软的生活中,镜头突然一转,战争来了。
暗黑中,伴随着悄悄的一线光,罗宾看到了燃烧着熊熊战火的中国城市,日本军队用机关枪扫射,无数人在迁徙逃离,再也没能回到故园,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可怕的轰炸。并且,影片还记录了当时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身影,而担任该片引言部分讲述人的,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林语堂。
那是罗宾第一次完整地观看这部电影。她看到,李灵爱变卖了祖母祖传的珍贵首饰,在一次次登台表演和募捐中,换来珍贵的彩色胶片和运转资金,并且倾尽所能地帮助斯科特联络到一切在中国能够为他们的拍摄提供方便的人们。
斯科特行进三万里,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牛车、驴车、羊皮筏……以及任何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步行,扛着他那台珍贵的16毫米摄影机,走过弥漫的硝烟,走过戈壁和炸毁又修复的滇缅公路,黄浦江的码头,还有重庆朝天门340级的石阶。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从此,之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美国被卷入二战。而在此之前,远东战场上的中国,已经在风雨飘摇中咬紧牙关苦苦支撑了4年。
同年,电影《苦干》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并不仅仅在70年后改变了罗宾的人生,甚至在当时,它就悄悄改变了历史。
公映之后,《苦干》成为了许多民间团体帮助中国收集外援支持的宣传片;很多美国青年也受到电影感染,从而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观看电影后不久,就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但李灵爱与斯科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而有着丝毫的改变。战争过后,李灵爱依旧以叛逆者的姿态存在于家族的版图中,她的家人们只知道这个女孩儿一直在离经叛道地活着,却并不知道她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而斯科特在拍摄过《苦干》之后,又回到了图片摄影记者的老本行中,并终生以此为职业,《苦干》也成了他一生中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
斯科特和李灵爱分别在1999年和2002年去世,如果不是此前李灵爱在书中闲闲的几笔,他们的一生便不会有人知晓。
在电影《苦干》结尾处,斯科特和李灵爱赋予了这部影片一个今天看来也依旧显得令人震撼的俯拍镜头,一个长达17分34秒的轰炸场面。那是1940年8月19至20日,日军轰炸重庆时,斯科特趴在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镜头,他也见证了日军出动了370架次飞机,在半小时内扔下了200吨炸药。
去年,因为重庆有关机构购买了电影《苦干》的中国版权,罗宾在电影拍摄完成的74年后,第一次来到了重庆。站在沙坪坝的夕阳下,罗宾觉得,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接下来,她要与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商讨引进《苦干》35分钟片段的问题,并且积极努力地为自己《寻找“苦干”》的纪录片寻觅在中国的落脚点。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事特点 篇7
1 叙事的煽情性
历史文化纪录片由于其关注的视角一般都集中于严肃性的历史文化,相较于备受中国民众欢迎的娱乐节目对手中缺少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当今媒体市场化越来越浓的中国,有情怀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也必须将能够吸引受众的商业因素吸纳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力求历史文化纪录片又叫好又卖座。
人是社会化动物,因一“情”字以区分于这世上万物,在忽略掉财富、文化等分化人类的因素,“情”具有普遍性。历史文化纪录片用煽情性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能够引起最大范围内的受众的共鸣,并且煽情性的叙事也能够增加纪录片的趣味性,可以为历史文化纪录片吸纳更大的受众人群。
2 点评的深刻性
历史文化纪录片专注历史文化,但是历史中的事物以及人物都与当今隔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距离,这种无法磨灭的距离感造成了历史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让当今的人们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有了难度,但是历史文化纪录片承载着电视社教节目教育性以及公益性的使命,它的初衷就是让自己变成“没有围墙的学校”的一部分。因此,为了让中国民众能够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纪录片的制作者除了让受众知道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等表象事物之外,还有必要让受众了解表象事物之外的本质;不仅要让受众在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过程中建构历史骨架,也要让历史有血有肉。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在某一事件告一段落时做一定总结性、深刻性的点评,有利于拓展受众思维的广度以及深度。
3 叙事画面的虚与实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电视属性使它与带有煽情性和点评性的广播读物区分开来,电视属性要求纪录片不仅要有声音和文字,还需要用影像来呈现历史文化中的事物和人物。但是,又因为历史中的事物属于过去式,时间上的距离迫使我们无法用镜头去真实拍摄当时的情景,但是为了真实感人,纪录片的导演会在必要的时候选择对历史“虚”化的再现手法,力图将历史的情景逼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虚”化手法,包括扮演、搬演,让现代人穿上古装,在被设计好的古代情境里展现古时人物的所作所为,这种情景再现的方式不仅让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历史情景,还激发了观众的观影情趣。
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种通过扮演、搬演的情景再现方式又因为有了现代真实人物的参与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纪录片中通过搬演、扮演等方式再现历史情境无不是按照历史书籍中记载的事实来还原的,“虚”的表现形式是以真实实际为基础的。
4 画面语言——蒙太奇和长镜头的组合性叙事
纪录片的画面语言大概可以分为两类:长镜头镜头语言和蒙太奇镜头语言。这两种镜头语言的特征各异,长镜头镜头语言比较注重客观性表达,而蒙太奇镜头语言比较注重主观性表达。客观性表达有利于历史情境的直接再现,而蒙太奇镜头语言的主观性特征会使历史文化纪录片具有戏剧性效果。虽然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比较重要,但是收视率也是纪录片制作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法宝。因此,在近几年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制作人员也将电影中经常使用的长镜头和蒙太奇镜头,让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更加直观可信,也因为戏剧性的叙述方式增加了纪录片的可视性,让纪录片变得更加精彩,受观众追捧。
5 全知视角的广泛运用
全知视角,就是一种未经选择的视角,是叙事行为天然具有的视角。顾名思义,这种叙事视角要求叙述者无所不知,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事物,他都知晓。由于全知视角的“强大性”,受众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收获最多的知识,但是由于全知视角倾其所有将自己所知的一起都展现在观众面前,这让受众无法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在知识接受面前陷入了被动。
但是,历史文化纪录片自诞生起,便被赋予了“传授知识、弥合知沟”的社会使命,让观众收获知识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知视角的运用有利于历史文化纪录片实现其教育功能。而且,在具有巨大知识含量的历史文化纪录片面前,能够施展想象力的人群首先是对纪录片中展现的历史知识有了一定理解的高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历史纪录片 篇8
一、从美学的角度透视《京剧》的审美
纪录片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如果要从美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纪录片的话,那么美学的评判标准应该和媒介话语和纪录片内容本身相结合去欣赏,这样的历史话语下对《京剧》纪录片的审美才具有客观真实性。
(一)自然美是纪录片中的特色
自然的展示依赖于纪录片中对于生活化、原生态京剧状况的展示,它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又高于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时常关注到的却又恰恰被忽略的。《京剧》这部纪录片中在演员的台前幕后的对话,以及上妆时的场景常常会让大家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这些也恰恰是京剧幕后最为真实的故事再现。“唱、念、做、打”需要演员们在幕后的刻苦 练习,镜头将演员练声、练功的场景融汇其中,的确让我们回到了艺术最原始的理解中。即便是美丽的艺术作品,它的背后也浸满了汗水和泪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用这句话来形容京剧中的色彩最完美不过。本身京剧就贯穿了中国各个地方戏剧中的文化元素,无论是唱腔上的变迁还是服饰、脸谱上的搭配。京剧的文化元素都深深包含着中华各族人民的原生态文化,可以说京剧之所以称得上“国粹”是因为这里融汇了太多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结晶。
纪录片的拍摄离不开镜头的应用,从镜头之间的取景到画面构图,《京剧》在影视视觉效果上都称得上完美,令我们难忘的有在上海滩岸边一位花旦演员娓娓动听的唱着京剧的场景,结合着上海这座大都市应有的“灯光”配合,俨然把观众拉入了现代化的艺术殿堂。镜头的不落俗套,灯光色彩的和谐搭配,我们在赞叹这部纪录片美的同时更应当从镜头的表现力入手。
(二)和谐美是纪录片中的轴心
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随着主客观关系之间的产生而增长并发生变化。美学家朱光潜曾经在审视美中这样说过:“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和谐指的是一种关系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审视。在纪录片中,剧中各个元素的组合是一种和谐的搭配,历史的展示与现实的表现也是一种和谐的搭配,就连剧中与剧外的我们也能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组合之间方能产生和谐的美。
回眸历史与现实,我们常常贯穿于京剧的个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从各个关系之间的组接和阐释中,在和谐关系的推动下,观众渐渐以此为基础理解了纪录片对京剧历史厚重感,文化优越感的美的表现。本片从历史事实入手为观众呈现了京剧曲折的发展史,这其中充分折射出京剧随着时代变迁、家国兴亡乃至京剧演员个人的命运沉浮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京剧传承创新、融汇进步与包容创新。《京剧》中的故事化陈述风格和场景表现还原了原始的纪录片拍摄手法,选取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独具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剧目、唱段等与现实之间的戏剧发展产生了最鲜明的对比。似乎,和谐的故事叙述和影片展示已经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
(三)意境美是纪录片审美的延伸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人的延伸”。笔者将这位传播先驱者的思想引入纪录片的审美当中也似乎看到了荧屏里纪录片中京剧的另类美 (在剧场看不到这样的美,直观上的显象美感)。然而,纪录片的抒情性的话语在作品中往往与剧中的人物、剧中的场景虚实相生、相互融合以此来展示出纪录片中的另一种意境美,镜头中众多灵动性事物相互组合也是产生意境美的另一大原因。超越了京剧本身的具体形象把观众主观看到的有限场景中的元素与主观的审视相结合,再加上解说词的积极引导也会产生纪录片意境的美。纪录片中的意境美就是如此,意境的美感实际上囊括了众多主观与客观的组合、客观上的对立统一、主观认知上的审视。
笔者认为纪录片可以说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一面镜子。纪录片是通过媒介进行大众传播,并且以影像纪实的方式在多元话的文化价值坐标里寻找支点,对人类的社会生存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本身的存在关系进行详细的考量与展现,是实现价值和意义追寻的一种影视表现形式。意境的渗透使得《京剧》美的展示已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现象,而是一个集合。在美学的角度里我们找到了一种心理机制的活跃方式在逐步的观察实践当中慢慢有了意识的觉醒,从而形成了一种审美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结构主义中的关系 > 关系项目,还是解构主义里各项的活跃会超脱整体。《京剧》纪录片的艺术是多元化的,在美学角度的审视中也有待于提高发展。
二、从艺术的角度透视《京剧》的审美
纪录片的艺术审美表达在故事中理性目的的诉求与感性传递的相互作用下,在纪录片对京剧日常生活化与世俗情趣诗意化的表达里,在庞大详尽的历史渊源构架中,其审美生成逐步得到了完美的实现。纪录片的艺术审美特征首先表现在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影像动人性;其次,结合日常生活中对京剧的记录与复制,不断发现生活中京剧的美、电影里京剧的美;同时,也为平淡的京剧演变发展的历史故事注入美的元素和理念;京剧艺术作为纪录片审美对象存在的前提,是它自身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独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表现形式又与表现的内容相统一。
(一)纪录片是一种发现艺术
纪录片中的艺术并不在于一味的假设、营造、虚构,而在于挖掘、再现。在对《京剧》这部纪录片的艺术审美中必须看到其“再造”的价值,它将京剧的广阔天地中挖掘出的最有表现性的独具象征性意义的、最有趣的京剧故事,将最可塑造的人物与最有表现力的京剧表现艺术,将自己的倾向性和思想意图异常鲜明地表达在荧屏上。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创作最重要的前提是发现、挖掘,创作者只有从生活中去观察取材,从现实中去发现美,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纪录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地生活,那就是美的。”发现的手段和能力是一个导演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在纪录片的展示中,发现能力直接感染到影片影视效果的影响力。
(二)纪录片是一种影像艺术
从纪录片的传播来看,《京剧》成功走上荧屏并获得一定的认可与其较好的影像艺术表现和传播载体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早期的信息传播交流中,信息手段演变有6个阶段:1.最初的符号传播;2.语言产生;3.文字的出现;4.印刷时代的到来;5.电子时代的发展;6.网络新媒体时代。在当代传播领域,从语言主因型向图像主因型的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人们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文字阅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过程。
(三)纪录片是一种剪辑组合艺术
剪辑组合是纪录片编辑的常用手法,这其中包含了对影像的剪辑组合与叙事的剪辑组合,可以说这种模式贯穿纪录片《京剧》的始终。表现技巧上多为“蒙太奇表现”和“长镜头表现”。走进这部影片,我们能够发现《借东风传承》这集中对于古戏和现代京剧的叙述切换中运用了联想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手法,烘托出传承京剧文化中的历史厚重感。“长镜头”的运用在剧中主要是一种叙事的镜头,在文字表达上起到解说总体情况的作用。两者的有机结合为京剧叙事和影像表现都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剪辑中《京剧》也关注了观众欣赏影片时的生理、心理因素,避免了观众的视觉疲劳。当然, 剪辑是表现内容的手段与方法,究竟纪录片应该怎样剪辑, 怎样审美,这一切要与观众的感觉相融合。
三、从社会的角度透视《京剧》的审美
纪录片是一门电视影像艺术,从影片的本身性质来讲, 纪录片的首要作用就是对于事实的纪录。所以,从社会的影响力来看《京剧》的审美构成,其深刻的纪录性能够唤起我们对于京剧的重新认识,唤起大家对于京剧未来的保护意识, 其本身已经发挥了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同时,纪录片也对我们形成一种认知文化的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社会的角度中对一件艺术品的审美能力。
(一)历史话语下纪录片现象的重构
京剧的历史话语下,更具意义的不是重复更迭的舞台喜剧而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只不过京剧又进行了重新的加工和处理,反映的还是这个时代的本质。从京剧在晚清时的蜚声于世,到文革时期演变成为的八大样板戏,再到百花齐放,京剧创作与时代经济发展相结合。时至今日,京剧渐渐与歌曲相融合。每个不同的历史机遇下京剧的地位、京剧在社会中的分量都是有所变化的。
时代文化的语境变迁下,京剧的演变发展具有共时性。京剧演变过程与当下人们的生活环境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文化偏向“消费主义”的色彩。京剧从最早的剧场表演对外戏班演出,现在逐渐走上荧屏。CCTV- 10频道就是专门的戏曲频道,在荧屏上播出以后,京剧的众多元素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视觉欣赏反差,直接导致京剧的表现元素在不断变化。观众通过电视可以身临其境地将自己延伸到京剧的历史环境当中,而在剧场里我们只能依靠演员的卖力表演来审视京剧。这样的感受也是当下媒介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对文化认知上的差异。
当下,我们应当在《京剧》这部饶有趣味的历史纪录片中找到京剧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位置,重新对这门艺术的形象有一个新的定位和理解。
(二)纪录片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京剧》向我们展示了“国粹”京剧是对各个民族不同戏曲元素之间的吸收与创新, 辩证的“扬弃”传承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纪录片是展示民族形象,挖掘文化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京剧》的展现中被分解为某地方戏曲的兴衰、某位戏曲人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在编辑手法的表现力下以及解说词的应用,我们能够在各民族特性中找到民族融合的共同之处。《京剧》悄无声息地将京剧的这些生活场景搬上荧幕,对民族文化是一次很好的推广。同时,历史故事的再现,深刻说明了关注民族文化命运,思考文化生存传承对民族融合有着深远的影响。存在是文化继续、繁荣的前提,积极地在展示民族文化个性的同时也为多个民族间互相交流、相互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三)纪录片对观众的文化审美教育引导
《京剧》的成功播出是中华民族形象的正面展示,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张名片。如今,究竟如何塑造大国形象,如何做好对于中国形象“正能量”的传递,利用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似乎更容易被各国人民接受。随着纪录片艺术表现力的增强,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审读能力也会随之加强。在大众传播里,纪录片的传递方式正逐渐成为新媒体发展下“知识性”文化力量的中坚。
“泛娱乐化”带来的京剧表现形式的演变。随着普通观众审美意识的提升,历史剧演绎的那种枯燥、乏味早已被观众所拒绝。而现代京剧的表现手法中,过去固有的悲剧色彩因为许多成分的蜕变而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色泽。对比产生美,“泛娱乐化”的大潮已不单单影响在演员们的表现力上, 观众的脱离才让审美开始脱轨。其实这些影响审美发展的因素一直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努力提高软实力,相信这些威胁都是纸老虎。
摘要:京剧被人们称为“国粹”,唱京剧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娱乐活动,2010年京剧被收录进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拍摄的《京剧》这部纪录片里,舞台表演艺术呈现给我们了一场鲜活的场面,历史语言的加工演绎更令观众印象深刻,剧中的情景再现穿插回忆,更是把我们带到了京剧最为繁荣的时期。
历史纪录片 篇9
一、历史层面
电视纪录片的历史层面指的是能够完整地表达以往一段时间所发生的特定事件的内容单元。在电视纪录片中, 一般来讲, 它是由多个历史层面组成的。
1. 历史层面的选择:
在不同的纪录片中, 所截取的历史层面是千差万别的。在时间的长河中, 从哪一点截取能切中主题, 编导应有足够的估计和把握, 因为他对纪录片的展开将起到直接的制约作用。比如, 浙江电视台拍摄的《嫁给中国》和哈尔滨电视台拍摄的《奥莉娅的故事》分别是表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 其截取历史层面时间差约50多年。《嫁给中国》拍的是18岁的奥地利姑娘瓦格纳同中国公派留学生杜承荣相爱的故事, 编导以他们相识、相知、相恋的历史层面为截取点。而《奥莉娅的故事》拍的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奥莉娅和中国小伙子李广生相爱的故事。25岁的奥莉娅是一位俄罗斯妇女, 她生活在中国的哈尔滨, 1997年2月19日, 她在哈尔滨市《新晚报》上发表了《救救我的中国丈夫》的文章, 奥莉娅的丈夫患有严重的尿毒症晚期, 生命垂危, 为挽救丈夫的生命, 在记者的帮助下, 她向社会发出了呼吁。编导以奥莉娅为救患病的中国丈夫李广生四处奔波为截取点, 目的是让观众对奥莉娅这个俄罗斯姑娘的呼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纪录片中, 历史层面的截取与选择, 完全是为最大限度地表现主题的。
2. 多个历史层面的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 在电视纪录片中表现的历史内容, 往往是由多个历史层面组成的。他们之间相互渗透, 相互制约, 相互促动, 使纪录片的力度不断加深。
在纪录片创造过程中, 编导在第一个历史层面即说明制约层面确定之后围绕着主题, 在说明制约层面结束之后, 还要做进一步的阐述和深化, 如果要表现的历史层面内容多而复杂, 那可以多层面加以阐述。要层面清楚, 层面与层面之间应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层层深入。还以《嫁给中国》为例, 瓦格纳同杜承荣结婚后来到中国, 一住就是六十一年, 瓦格纳生儿育女, 为丈夫养老送终。编导选取了这六十一年为第二个历史层面, 进一步来表现瓦格纳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感世界。如果片子做到这就结束了, 那就成为一般的爱情故事了。而《嫁给中国》的编导又从地域差别、生活差异、观念差异所形成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方面深化了两种文明的深刻冲突、碰撞。瓦格纳成了东西方文化及于一身的代表, 他的人格力量得到了升华。这就形成了第三个层层递进的历史层面
纪录片的历史层面中, 有时会出现一个有数个更小的各自独立的侧面组成的层面。它使一些繁杂琐碎的历史内容更加条理化, 形成一个完整的层面, 可以加深整体阐述的力度。
二、现实层面
纪录片的现实层面指的是现在发生的并能说明一个问题的人物、事件的内容单元。一般来说, 现实层面在纪录片中占有的比重比较大,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事物近期发展的过程。
现实层面的表现形式
在电视纪录片中, 每一个现实层面几乎都脱离不了这样的表现形式:A以现在时为标准所拍摄的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单元B以现在时为标准采访的人物, 人物所表述的是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为内容单元。现实层面的这两种表现形式, 有时可同时地出现在一个现实层面中, 比如电视系列片《庐山》中的第一集, 采用了对庐山风光拍摄的同时, 主持人又进行了一番现场的评说和介绍, 使本应是风光片的纪录片, 又增加了很多耐人寻味的话题, 放大了纪录片的内涵表现。
现实层面的表现形式根据纪录片的内容决定, 编导早构思的时候应给予充分地思考。
1. 现实层面的选择
一般来讲, 电视纪录片现实层面的选择是很重要的。纪录片选择的切入点对全部故事的发展起着统领作用。比如纪录片《最后的山神》, 讲的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传人, 他不满意现有的定居生活, 喜欢山林里的狩猎生活, 虔诚地崇拜山神。而他的儿子对山神满不在乎, 与他形成强烈的鲜明的反差, 山神的脸谱就成了反映两代人思想观念差异的晴雨表。选择山神为切入点, 对下面故事的发展起到了统领的作用, 同时也使纪录片自然流畅。
2. 多个现实层面的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 电视纪录片是由多个现实层面构成的。他们之间在逻辑上、内容上以及生活本身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层面关系, 他们之间是环环相扣的层面关系。
摄制不同的纪录片, 现实层面的选择是不同的, 有的纪录片, 为了更完善说明一些问题, 在某个现实层面上, 出现了主线和副线, 或几条线相互关联或交叉, 加深了纪录片现实层面的力度。
比如纪录片《龙脊》, 以九岁的潘能高为主线, 且潘能高又是纪录片的切入点, 编导为了说明小寨村孩子上学的情况, 分别加入了四条副线。一是潘能高的好朋友在班里考第一的潘军权的情况;二是在希望工程的救助下又重新上学的失学孩子石梅珍的情况;三是失学儿童潘井妹的情况;四是五年级学生潘继思为了筹集学费, 利用假期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淘金, 以解决学费问题的情况。主线与副线交织在一起, 编导通过一个主线和四个副线, 把每个现实层面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加深了表达的力度, 更为说明主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部完整的纪录片中, 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相互补充, 相互交叉, 选择的好, 就会使纪录片起伏跌宕, 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 给观众娓娓道来的感觉。
对于电视纪录片历史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探讨有助于对整部纪录片的把握, 使所拍摄的纪录片更加完善,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为提高纪录片的整体水平大有益处。■
历史纪录片 篇10
细节,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纪录片的细节,是指纪录片中能够集中反映事物本质特征、揭示作品内涵、激发观众兴趣的“特写”。纪录片可以没有情节,但细节不可或缺[1]。
1.1 讲述故事时,要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故事,对于历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会比模糊的讲述更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强整部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在纪录片刚开始,讲述彭永恩和夏洛特结婚这一段的解说词是这样的:“这里是位于徐州市中心的基督教堂,1914年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出资一万美金,美国传教士安思东主持建造。就在教堂落成这年的8月1日,彭永恩和另外一位传教士夏洛特在这里举行了婚礼,这年彭永恩38岁。”在这段解说词中,准确的时间、地点,建构了纪录片可靠的真实性。
1.2 叙述史实时,涉及尽可能多的细节
史实的细节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纪录片的感染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1.3 纪录史实时,引用日记等资料
对于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当事人的日记、见闻录等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些成为纪录片撰稿时的重要依据,其中也包含许多细节。例如,在讲述日军攻占徐州时,编导就直接引用了彭永恩当时的日记(小乔治·布朗《遗产——传教士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这段讲述既有具体日期,也有具体事件、数量,对于纪录片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2 核实历史史料,最大限度还原历史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它要求创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以非虚构的方式从事创作[2]。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真实,这就要求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时间、空间和细节等方面都是真实的。
2.1 重要史实,必须多方核实
纪录片中有这样一段讲述:“1936年,华北平原遭受洪水灾害,黄河、淮河相继决堤,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一些人辗转来到徐州。国际组织要求彭永恩组织大规模的救灾活动,于是,他雇用这些难民修筑铁路、公路,平山口就是那时修整的。”虽然编导在调研时就了解到了这一信息,但并未经过详细的核实。因此,撰稿时,编导分别向彭永恩研究者李建华,彭永恩同事的儿子丁文志进行核实,并在徐州市档案局查阅了《徐州交通史》。根据当事人的讲述、史料的记载,编导不仅核实了这段史实,而且还补充和扩展了相关内容。
2.2 细节史实,仍需进一步核实
在讲述1938年4月,侵华日军包围徐州这段史实时,原来的解说词为“徐州境内的两条铁路都被切断,中国军队大规模撤离”。讨论稿件时,编导组提出当时徐州境内的铁路究竟是被谁切断的,是中国军队,还是日军?为此,编导特地访问了徐州著名文史学者李世明,进一步核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铁路是日本军队为防止中国军队增援破坏的。尽管是一个细节,但对于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来说,任何一个史实的不准确都会对其真实性造成伤害。因此,尽管是细节的史实也要进行核实。
3 客观讲述历史,剔除主观臆断因素。
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美国传教士彭永恩抗战时期救助徐州难民的事迹,涉及人物的报道,要求我们不神话、不美化,不拔高、不贬低,保持真实、客观、独立的立场。
3.1 客观讲述,不拔高、不美化人物
美国传教士彭永恩191 1年就来到徐州,直到1949年最后离开中国、离开徐州。在徐州近40年的时间里,他修桥补路、赈济灾民、办教育、办医院,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抗战时期救助徐州难民的事迹。尽管他所做的这些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难民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当年到中国、到徐州来的主观目的还是传教。因此在讲述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能一味拔高、美化彭永恩所做的一切。
3.2 解说词应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语境下创作
历史题材纪录片解说词,要在当时的语境下进行创作,尤其要注意不能用既定史实替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例如,在这部纪录片中讲述七七事变的解说词是这样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这其中,没有出现“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个历史名词,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个历史名词,这个名词是后来的历史学者勘定的。所以,解说词应放在时代背景的语境下创作。这一点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创作中尤为重要。
4 悬念设置,讲好历史故事
4.1 强化戏剧性冲突
纪录片的撰稿和拍摄过程中,在确保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把生活中的矛盾转化为戏剧的冲突,是纪录片讲故事的有效途径。纪录片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对其进行凸显。例如,这部纪录片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了一个主要内容,分别是彭永恩在徐州做的公益事业和彭永恩抗战时期拯救难民的事迹。每一部分都是一个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过程,每个故事都有其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在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观众对于彭永恩其人其事的认识,从而深化了纪录片的主题。
4.2 设置故事的关键点
关键点是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是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纪录片中要善于设置关键点,引发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情绪共鸣。在这部纪录片开篇时,编导就设置了一个关键点:“这两张美国人的照片为什么会挂在徐州市第二职业中学的会议室里,他们和徐州、和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徐州二职高的会议室里挂着美国人的照片,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矛盾和冲突吸引着观众继续往下看。在接下来的部分,编导又设置了一个个故事的关键点:彭永恩如何学习汉语,为什么要参与救灾等公益事业,抗战时期为什么要救助难民,在受到日军威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救助等。几乎每间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故事的关键点出现,以此吸引观众一步步深入到纪录片中。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要用细节讲述故事、客观讲述历史、设置悬念、在不破坏事件本身真实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并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启发,实现纪录片的目的,从而获得成功。
摘要:历史题材纪录片《一座城市的记忆》是2015年徐州广播电视台的重点题材,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传教士彭永恩在徐州救助难民的故事。从2014年10月,编导发现这个选题,开始前期调研,撰写脚本,到拍摄、撰稿、剪辑、制作,这部纪录片用时近一年。本片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彭永恩的事迹至今仍让徐州父老感动不已。这部纪录片荣获2015年度江苏省广播电视彩虹奖三等奖。作为这部纪录片的编导,笔者试图从注重细节、史料核实、客观讲述、悬念设置等几个方面分析、总结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手法,以期对此类纪录片的创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一座城市的记忆,核实历史,讲述历史
参考文献
[1]林晓.电视纪录片解说词的细节魅力——以央视《舌尖上的中国2》为例[J].东南传播,201(10).
《旋风九日》 历史揭秘纪录电影 篇11
纵观全球,纪录片固然从来没有成为过电影市场的主菜,但也不乏引爆观影热潮的大作。美国“刺头儿”导演迈克尔·摩尔几番制造出票房大卖的话题之作《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法国的雅克·贝汉及其团队不断以《迁徙的鸟》《微观世界》和《海洋》发现自然真实的影像奇观;韩国从《牛铃之声》到《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接连冲到年度票房榜前列;就连台湾地区,也出现过《看见台湾》这样票房超过2亿新台币的口碑之作。
中国大陆的情形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自从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以及《舌尖上的中国》之类纪录片大热,纪录片市场的回暖与升温都是可见的。但是要试图改变观众只在电视上观看纪录片的惯性思维,尝试进入影院欣赏,依然是需要逾越的一大关隘。可喜的是,敢于吃螃蟹的越来越多。去年以来,被官方划归为“纪录电影”范畴的《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动辄收获数亿票房,却也引发争议。严格来讲,这些由热播电视栏目衍生而来的电影形态与电视栏目并无二致,最多算作“真人秀电影”或“综艺电影”,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它们的票房表现多少证明了“真实”并非没有市场,对于亟待市场破冰的纪录电影来说具启发和鼓舞性。
更具参照意义的是以《归途列车》《小人国》《飞鱼秀》《乡村里的中国》等作品为代表的一系列尝试,尤其是范立欣,这位曾获得艾美奖的导演堪称是国内目前最具国际视野、并熟稔主流商业纪录片模式的纪录片制作人。他一年一步走,执导的《归途列车》曾尝试在北京MOMA艺术影院做长线放映,后以“一城一映”的形式推广至若干城市;担纲监制的《千锤百炼》也曾以超过200家影院的规模在全国公映,虽然票房反响均不尽如人意,但为纪录电影的市场推广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2014年暑期,批着一层“粉丝电影”的薄纱,范立欣的《我就是我》以全然的商业电影操作模式推向市场。这部电影通过纪录2013年“快男”选秀,完成对中国电视选秀十年历程的总结陈辞,并尝试以此为窗口进入90后的心灵世界,最终差强人意地获得接近700万元票房,几乎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国产纪录电影行情的摸底。
说回《旋风九日》。严肃的政治题材,却规避掉正襟危坐的宏大叙事形态;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也特别注重从历史的细微之处挖掘不一样的新意。不论是在国内首次引入漫画手法描摹领袖人物、还是以快速剪辑营造高强度视听节奏,出身新影的导演傅红星都在自觉地与新影风格形成区别。加之邀来跨越政界、商界、文化界多位巨擘大佬的集体吆喝,都毫不掩饰本片对于市场和观众的强烈渴望。
1979年,鄧小平为期九天的访美带来了中美关系的破冰。2015年春夏之交,在《复仇者联盟2》的强大攻势下,这部《旋风九日》似乎也担当起为纪录电影破冰的历史重任。不论最终结果如何,种种迹象表明,纪录电影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假以时日成为电影市场不被忽略的别样存在。
历史纪录片 篇12
一、历史档案类纪录片的“真实”观
纪录片按照题材内容,可以分为社会人文类和自然科技类的纪录片,而历史档案类纪录片属于社会人文纪录片的重要研究范畴。因为,历史档案类纪录片,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整合,对历史认知、反思,用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的叙事视角,给予观者。其实, 影像不等于“真实”,真实分为三个层次,外在真实、内在真实和哲理真实[1]10,其中哲理真实是真实的最高层次,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人性价值。纪录片不存在绝对真实,因为真实是相对的概念, 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同纪录片创作者拍摄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纪录片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真实。
但是历史档案纪录片想要表达“真实”之观感,亦有很多难点,例如,如何把繁多的历史资料重新整合,如何利用新技术来表现过去。因此,历史档案类纪录片除了运用传统的叙事手法,“空镜头”、“情景再现”等,三维动画制作等技术层面的东西变得更加重要。北京卫视2009年开播的《档案》,属于运用档案展示的手法,进行历史故事讲述的栏目,在摄影棚内运用30平方米的LED显示屏,将过去的真实历史、档案类资料进行数字化展示。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质,档案资料不易保存。但是这种档案数字化的保护方式,却让观者感受第一手档案资料,用真实的材料说话。历史是延伸的,能够运用新技术、新的叙事手法,把“真实”的历史无限追溯和延伸,已经成为当下历史档案类纪录片的大趋势。
二、历史档案类纪录片中表现“真实”的叙事手法
最早提出历史和史学思想如何用影像表达的是在1988年,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书中提出 “影像史学”的概念,并且作者提出了书面的内涵转换为影像是否有损失的想法。因此,如何看待新生的历史纪录片叙事手法对历史的“真实”表达变得更具意义,以下的几点正是基于此,进行历史类纪录片表现“真实”的叙事手法的研究。
1.“口述历史”。以往的历史档案纪录片,善用官方人物的话语,但却常常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表达愿望,尤其是真正了解“历史”的那些人物。“口述历史”就是用一个人的视角来看历史,讲述历史。讲述者的言词仅是作为一种见证而被引述,并非终极,只是一种被历史合力所构建的可能存有“偏见”的“声音”,但可使历史相对完整和客观,挖掘历史潜在的多种可能性[2]165。以贾樟柯2009年导演的《海上传奇》讲述的上海历史故事为例,为了突出人文主义和普通民众的声音,贾樟柯不仅把镜头植根于表现上海的城市环境,更采用了大量人物的口述,从陈丹青、杨小佛到杜美如,再到新生代上海人韩寒等十八位讲述者,这一系列人物的采访穿插历史事件发生的字幕,充分展现了他对历史的迷恋。因为“口述历史”是最富理解性的,勾勒出大致的历史轮廓。历史的沧桑感与富有历史、时代感人物的采访口述相结合,更体现出历史的沧桑与人的命运。
2.“现代技术还原历史段落”。随着影视艺术制作技艺的进步, 技术的力量也在改变着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回顾纪录片的诞生时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纪录大师罗伯特·弗拉哈迪在人类学纪录片《北方的那努克》中,它却以搬演的方式翔实地描述了因纽特人修建冰屋、用渔叉捕鱼等业已消失的传统,观众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搬演来的场景,认定它们就是现实本身,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事件展开的特殊地域背景。地域的偏僻给人带来一种时间上的疏离感[3]4。加之很多场景在导演拍摄时,难以捕捉到,只能进行人物扮演。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了解世界、 了解历史的视阈变宽,如果再在历史档案类纪录片中大量进行搬演甚至人物扮演,那历史档案类纪录片中那些逝去的时间和空间, 便得不到受众的有效认可。然而技术提供了还原的可能。现代技术的进步,还原历史段落,这也并不代表是对传统纪录片创作理念的违背。虚拟现实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物质现实的复原,是影像本体论的数字化延伸,这种还原是真实再现无法实现的,其对真实的还原程度,更是真实再现所无法企及的[4]184。以我国传统历史纪录片拍摄为例,大多是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的堆砌,是一种平面的表现手法,而新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特技摄影、 3D、玛雅等技术的普及。《郑和下西洋》、《大国崛起》等都运用了数字技术,产生了身临其境的艺术境界,生动地还原了历史事件的瞬间。《故宫》中更是将故宫建造、位置环境等整个变迁过程“立体”展现,一切历史人物,变得活跃,千万兵马摇旗呐喊等场景完全“复活”,数字的影像技术,赋予了历史档案类纪录片更翔实的表现手法,也用精美的视听效果抓住了受众。
3.“演员再现历史情境”。“真实再现”也叫搬演或者摆拍。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人物扮演和场景搬演的方式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的、可能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这也就正如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曾所说的“重拾现场”。真实再现的几种方式:局部暗示、场景重现、戏剧段落再现、变形再现、模拟历史人物的主观视野。“历史”的本质属性就是“真实”,因此历史档案类纪录片必须遵循事实拍摄,因此对于纪录片中是否能够运用“真实再现”, 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因为演员如何把握住历史情境的还原程度,以及完全复原原来的历史面貌是不可能的。金铁木执导的纪录片《大明宫》中,几乎为唐朝中每一个历史人物找到了扮演者, 片中画面构图精巧,但是人物没有一句台词,一切靠解说词来完成画面阐述。导演周兵在2005年拍摄的《敦煌》,更是“用一个人物亲身经历的事件切入。用故事化的方法来呈现一段真实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用剧情的推进片子,演员成为故事的主角,运用了大量的面部特写,但如同《大明宫》也是靠解说词完成台词,这种“演员再现历史情境”的真实再现,必须以历史的准确性为基准,这样才能让历史档案类纪录片更具戏剧性和观赏性。
三、历史档案类纪录片“真实”叙事手法的再认识
真实都是相对的,绝对真实只是一种人类理想、精神世界的感知和认识的永恒神话,纪录片不可能达到并获得这种神话,它是存在于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一个神话[5]42。致力于表现真实人物和真实环境是纪录片不变的定理“,真实”也总是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关于历史纪录片的“真实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纪录片从真实的再现,走向了虚拟的真实。如果用纪实和虚构的拍摄手法将纪录片分类,则将其分为纪实和虚构的创作手法。因此,要用开放多元的思维来看待纪录片,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虽为虚构的拍摄手法,但是, 这却为历史类纪录片,尤其是年代久远、资料缺失等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观众开阔了视阈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综上,历史是文化的溯源,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根源。历史档案类纪录片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正如贾樟柯说,“在我用电影同步观察中国变革10多年后,我越来越对历史感兴趣了。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形成它的原因。”人类不可能拥有绝对意义的“真实”,对历史类纪录片来说,“真实”不应是一个学术的藩篱,还停留在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应该赋予“真实”更广阔的表现历史的叙事手法,接受多元化的纪录片创作手法、叙事手法,挖掘历史类纪录片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历史档案类纪录片发展到今天,作为一种极具历史感的片种,本真也在于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的真实表现。 历史档案类纪录片打破了国界,在感情日渐苍白、人心浮躁的现代社会,让观众更加了解历史的真实维度。纪录片亦是人类文明的一盏明灯,带着诗意前行。正如著名纪录片学者何苏六所言,你的艰难与执着可能就是我明天需要面对的;我的温暖与幸福也许就是你昨天走过的。
摘要:纪录片是视觉艺术中的精神之巅,本文基于哲思性最强的历史档案形态的纪录片进行研究。基于近年来热播多部纪录片和节目,国内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大明宫》、北京卫视的《档案》等,探讨其“口述历史”、“现代技术还原历史段落”、“演员再现历史情境”等具代表性的叙事手法如何再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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