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精选9篇）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1

摘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历时已久, 尤其对日本古代文化影响深远, 并至今留存。研究二者之间的交流史, 可以勾勒中日跨文化交流的概况, 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参照。

关键词：汉字,日本,文化,汉语

一、汉籍、汉字及儒学的传入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 就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汉籍的传入有种种说法, 但有文献涉及者, 主要有徐福赴日、神功皇后远征新罗、王仁上贡献书等三种说法。

汉字和汉籍儒典的传入, 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讲演汉籍的风潮兴起, 同时, 出现了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的现存日本最古老文献《推古朝遗留文》。

而汉字的传入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一世纪初。这个时期中国王莽时代的货币已经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京都出土的铸造货币, 上面就铸着“货泉”二字, 这是日本出土的最早记载着中国文字的文物, 而这个时代能够掌握并使用汉字仅仅局限于少而又少的贵族、学者,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这些汉字不过是一些复杂的图案罢了。

公元400年以后, 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深化, 日本人才开始普遍地学习汉字。到5世纪时, 日本上层贵族开始普遍使用汉字书写, 而且已经用汉字书写汉诗文了。汉字之所以会流行, 是应为日本语是单纯音节结构, 使用标音的汉字比较方便。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汉字为一字一音节, 而日语的单个汉字会有多音节的情况。

语言文字, 是文化的源泉和载体, 我们可以说, 日本文化的载体就是从中国传入的。六世纪以后, 日本派出遣隋使以及遣唐使, 带回大批中国的儒家经典, 广为流传, 不仅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也为汉文学的引进开辟了道路。儒家学说之所以会在日本发展起来,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提高皇室的文化修养以及在社会上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以及行为规范。也就是皇室控制政权是由于“天命”, 是神的旨意。

二、《白氏文集》与《源氏》物语

平安朝时期, 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作品, 莫过于《白氏长庆集》。白氏的作品传入日本始于承和5年。随后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当时在日本凡谈及诗文者言必称《白氏文集》。平安朝设立了《白氏文集》的讲座, 而讲座的参与者就是日本数代的天皇。而在同一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几部文学作品诞生了, 这就是《枕草子》与《源氏物语》, 代表了白诗的影响达到了巅峰。

日本文坛广为流传《白氏文集》的原因如下 :一是白氏诗文字通俗, 词汇丰富, 体顺而律, 含义丰富 ;二是白诗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 尤其是日本所谓的“庶民”生活, 追求一种生活的美和沧桑、辛酸 ;三是白诗追求与自然的融合, 对季节的变化尤为细腻和感伤。最后是因为作品贯穿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 非常容易被日本文化接受。

当然, 从以上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于白氏讽刺诗的“兼济之治”的摄取并不是那么积极, 而是更多关注其闲适诗的“独善之心”。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白居易的诗文, 是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 是有选择与扬弃的。

白诗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学, 而且对日本古代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物哀”, 整个日本骨头里渗透出来的忧伤和凄凉之风, 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成果”。

三、宋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古代教育以儒学等中国文化作为基准, 利用从中国输入的经学、史学、律学、天文学等各类书籍作为教科书进行国训教育, 受教育对象是贵族。而当宋学由于特殊原因登上日本文化历史的舞台后, 受教育的范围反而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宋学占据了儒学的主流,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统治阶层从当时政治革新的需要出发, 采用宋学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的留宋僧人既修炼禅法又热心宋学, 他们回来时带了大量的宋学著作, 有利于宋学的传播与研究。三是宋学吸收了禅宗的认识论与修养法, 与禅宗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即所谓“宋儒之学, 其入门皆由于禅”。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都流行着这样的说法, 就是从宋学入手, 然后参禅。由于以上的原因, 宋学的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此, 此前以公家社会为中心的旧儒学, 到了室町时代中期, 被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所替代。儒学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禅僧社会。宋学与当时流行的、以禅宗为主体的新佛教的融合, 推动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结语

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说, 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流史。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是从上到下的, 中国文化的普及就这样贯穿了日本的各个阶层。

时至今日, 我们还可以深深感觉到, 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 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小城镇狭窄的街道, 都是那么干净、漂亮。但是身在其中, 总能感觉到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萦绕着这个国家。或许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得太细致了, 无法统观全局, 最后就只能着眼于文化的细节, 包括对命运无常的喟叹和对四季流逝的感悟等等 ;日本把中国文化中“人性”的部分发挥到了极致, 但也因此给自己平添了许多哀愁。

参考文献

[1]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M].中华书局, 2002

[2]张立文, 李甦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东方出版社, 1998

[3]李国梅.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及融合述论[D].曲阜师范大学, 2010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2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作 者：高梧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年，卷(期)：“”(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经济伦理 政治文化 影响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3

燕赵地域文化是我国地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历史上“燕赵”并称,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指战国七雄中的燕国和赵国。燕赵两国的疆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西至太行山,南抵古黄河,东临大海。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和山西省北部等广大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山水相依交错纵横,成为众多民族生活繁衍的地方, 因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的形式中,既有激烈的战争,也有和平的共处,相互依存、 彼此促进。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邶风”“鄘风”“卫风”的部分民歌便已孕育出燕赵地域的诗歌风貌。 像《邶风 • 静女》清新明快,感情真挚;《鄘风 • 柏舟》热烈激荡,体现出抗争的愤怒;《鄘风 • 墙有茨》讽刺辛辣、 含蓄而尖锐;即使《卫风 • 氓》一样的弃妇诗也是情真意深, 哀婉传神。战国后期,荆轲辞别燕太子丹,于易水慷慨悲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成为燕赵悲歌垂范后世的不朽之作而吟咏不衰。

进入汉代,汉乐府机关采集了“燕代讴,雁门、云中、 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汉书 • 艺文志》)。 这其中的“燕代讴”和“邯郸、河间”歌诗即燕赵民歌。虽然汉乐府民歌在汉武帝之后亡佚很多,但仍有很多优秀的民歌经受住了大浪淘沙而得以传唱后世,这其中尤以《陌上桑》 最为著名,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陌上桑》出秦氏女子, 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该诗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塑造出了一位贞刚果敢、机智洒脱的女子形象,展现了燕赵人民的磊落豪爽、重情守义的优秀品格。

汉末以降,邺城逐渐成为曹魏政权的中心。虽然以曹操为首的邺下文人大多并非燕赵之士,但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足迹却踏遍燕赵的山河土地。可以说正是燕赵的风物人情丰富了他们创作的艺术特色,并反过来对燕赵地域的诗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华、张协等燕赵籍的西晋著名文学家都是在邺下文人所创造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进入北朝以后,是燕赵文学最具特色的时期。随着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少数民族民歌的苍劲激昂、 朴质天然的风貌受到燕赵地域文化的浸染后,形成了题材广泛,感情真挚纯朴,风格清新自然、热烈活泼的北朝民歌。 其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那“天苍苍、野茫茫”辽阔无垠的北国风光正是燕赵人民开阔胸襟、爽朗情怀的自然体现,是燕赵地域文化中慷慨豪迈、重乎气质等特点的最纯朴的表现。

自先秦以来,燕赵地域战争便时有发生,因而产生的边塞诗历代不绝,进入唐朝以后,许许多多的诗人无论是贬谪北疆,还是到边塞的节镇幕府入幕或是漫游,都使边塞诗成为唐诗中重要的一种题材而远胜前代。从唐初开始,唐朝诗人便往赴幽蓟,对边塞的风物、地貌、人情都十分熟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人高适和他的代表作 《燕歌行》。高适其人慷慨有奇志,狂放而尚气节,出于行伍, 曾两次深入幽燕,而使其诗纵横顿宕,沉雄浑厚,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赞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与边塞景物共同构成一幅幅气势磅礴、格调高远的燕赵画卷。

燕赵地域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某一时期诗人群体的创作上的影响,而且还体现在对诗风转变、披荆拓路的影响。随着诗歌自四言而趋向五言、七言在体势上的完备和自然律向人为规范的四声、平仄转变以后, 在南朝末期至隋唐初期,诗歌逐渐着重于艺术形式。致使永明体、宫体诗一时瑜亮,此时的诗歌走向愈趋狭隘。在此不破不立的历史转关之际,正因有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先后提出作诗应有刚健骨气,复兴风雅、追足建安等诗美理想,才使得唐初诗歌“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并为盛唐诗歌繁荣的到来铺垫了广阔而坚实的道路。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4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体制 详见中国古代史专题一

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制度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含义：

1、专制主义：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表现为皇帝个人专断独裁。

2、中央集权：指全国各种军、政、财权归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执行中央政令。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的，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

二、概况

1、基本特征：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实行世袭，独断、随意、权力来源借助神权。

2、基本矛盾：A.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B.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三、发展总趋势：

1、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2、中央权力加强、地方势力削弱

3、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日益加强；

4、加强对官吏的选拔和控制

四、评价：

积极影响：政治上：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抵御外来侵略。经济上：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上：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防止分裂；文化上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保障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长久不衰；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

消极影响：经济上：超稳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延缓了小农经济制度的瓦解。政治上：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使人民毫无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皇权专制极易产生暴政、腐败现象，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思想文化上：独尊一家，钳制人们的思想，催残了文化，严重阻碍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导致文化专制主义，使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受到抑制。

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演变过程

萌芽：战国

建立：秦朝； 巩固：西汉； 完善：隋唐 加强：北宋

强化并衰落：明清

六、中国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努力：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

考纲C层次八

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指广义的文化，也就是文明，对世界影响颇大。

1.思想方面。

（1）儒家思想辐射东亚：儒家思想约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越南（秦始皇戍五岭、赵佗建立南越国），约于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6世纪初，又经朝鲜传入日本。①儒学逐渐成为三地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Ａ、三国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Ｂ私学—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

Ｃ尊孔—三个国家都建有崇奉孔子的文庙，定期举行祭孔大典。

②越、朝、日三国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越南和朝鲜都仿照中国，以科举制选拔官员，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日本学生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中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③儒家思想深深渗入三地人们的社会观念、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上述三国仍保留不少与中国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

（2）儒学远播西方：耶稣会士来华（16世纪中后期）后，更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的翻译与西传 ①过程

A、16世纪：a、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罗明坚曾向欧洲寄回《大学》、《孟子》的部分译文。

b、长期居留中国的利玛窦贡献尤为卓著，他悉心钻研儒学，不仅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西方，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以很大篇幅对儒学及其社会影响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

B、17世纪：a、明朝天启年间，金尼阁对“五经”作了部分翻译，刊印于杭州。b、清朝康熙年间，寓居中国20多年的柏应理回欧，他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编著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内容包括作者对儒学的详细介绍、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四书”译文等，并附有中国王朝纪年表。

C、18世纪：已有相当数量的儒学著作译本及相关介绍经传教士之手流往西方。②影响：儒家思想传入后，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欧洲掀起儒家文化热。18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深受启发，大加赞赏，孔子与儒学由此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面思想旗帜。（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皆对儒学大加赞扬，把孔子哲学作为理性的组成部分）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3.文化方面（狭义的）

（1）唐朝至19世纪上半叶，东亚诸国形成以中国本土为地理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其中以汉字、儒学、律令、天文、历算、医学、中国化的佛教等主要介质辐射于整个东亚地区，从而形成的文化圈，称为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2）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

（3）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

（4）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

（5）《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蒙古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 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茶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英国的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考纲C层次九

孔孟之道

一、概要： 孔孟之道C

儒家的经学化B

程朱理学B

二、儒学演变：

一、孔孟之道（C）

（一）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1、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

2、孔子的主张：

①“礼”，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

②“仁”，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③“义”，孔子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3、评价：

①保守的一面：面对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变革希望通过恢复过去西周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来实现治国救世，且强调等级制度。②积极的一面：孔子的学说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在历史上被称为“圣人”。

重视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实现社会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有借鉴意义。

（二）孟子继承发展儒家学说

1、背景：战国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

2、孟子的主张：

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与开端。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③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

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3、评价：“仁政”的主张是当时抑制统治者暴政的有力武器，民本思想也考虑到下层民众的需要，被广泛认同。但孟子的“民本”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三)荀子的思想

①从“性恶论”出发；②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③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

二、儒学的经学化(B)

1、背景：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家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2、形成：汉儒大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

3、内容：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伦理上强调 “三纲五常”；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 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评价：董仲舒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神圣化，其学说对巩固国家的统一有积极作用，“天人感应”的主张也有利于限制君权。但儒学的独尊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不利于其他学术的发展。

三、程朱理学（B）

1、背景： ①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儒、道、佛三教并行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②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2、内容：

①北宋中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二程”还将天理与礼治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

②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核心是天理论，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提出“明天理、灭人欲”。

③“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3、影响：

“二程”、朱熹的学说世人习称“程朱理学”，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严重束缚个体独立、自由；但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特民族性格——重气节、重道德、富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有积极意义。

附

1、为什么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落？ 第一：儒家自身：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

第二：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独尊儒术的结果；

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是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 第四，经济因素：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社会与同样强调稳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附

2、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1）春秋：孔子,仁、礼，创立阶段

（2）战国：孟子，仁政；荀子，礼法并用，初步发展阶段（3）秦朝：秦始皇，崇法排儒，遭到打击（4）汉初：黄老之学，逐渐复苏

（5）西汉：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正统、黄金时期

（6）两宋：朱熹，天理论，新发展时期（7）维新时期：利用

（8）新文化运动时期：否定

附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5

中国戏曲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期的傩戏时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国戏曲受到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形成了能够代表我国文化特色的风格特征。

剧场作为戏曲演出的场所, 是戏曲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剧场有不同的特点, 种类繁多, 例如游艺棚、勾栏瓦肆中的小剧场以及王公贵族所使用的戏楼等。这些剧场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 都直接跟戏曲表演有关。

事实上, 中国的戏曲表演除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 古代剧场对戏曲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2. 古代剧场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特征十分明显, 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虚拟化和程式性的表演, 这种表演一般都会与简洁的舞台形式相辅相成, 极具中国意味。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事戏曲行业的演员位于社会底层, 属于“倡优隶卒”贱流之辈, 备受世人唾弃,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被迫无奈, 人们是不会选择走上戏子这条道路的。因此, 从事这个行业的演员一般来说经济条件较差, 文化程度不高, 受到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戏班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没有能力也缺乏相应程度上的审美水平来对剧场舞台进行精心设计。所以, 中国古代的剧场没有外国剧院的那种富丽堂皇, 而是一切从简, 朴素大方。

中国古代剧场特征十分明显。从空间上来说, 整个舞台中的三面面对观众, “除装饰性的‘门帘台帐’ (守旧) 、‘一桌二椅’外几乎空无一物。”[1]在这种相当开放式的简单的布局的映衬下, 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够转移的观众的注意力, 因此舞台上演员的演出就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在无形当中提高了对演员自身的要求, 除了要具备相当高的唱功之外, 头饰的装扮、服饰的精美以及甚至脸谱的描绘成为演员演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 戏曲演出过程中脸谱的精心描绘以及戏皂靴、水袖成为中国戏曲的代表性元素。

一部完整的戏曲一般来说由多场组成, 相当于外国戏剧中的幕。在外国戏剧的演出过程中, 每一幕剧的开始、结束都会伴随着舞台场景、道具布置的变化, 以此来表现时间、地点、背景的变更。而在中国戏曲当中, 由于受到戏曲的早期形式——歌舞百戏的影响, 再加上受到舞台实际的限制, 演员的上场下场就代表着每场戏的开始和结束。因为舞台布置简单, 几乎不存在道具, 所以演员的上下场就代表了相应的场景的改变。每场戏中的场景虽然不会通过实物加以展现, 但有些会在戏文中通过演员的唱词演唱给观众听。观众在观看演员表演的同时, 脑海中会不自觉的联想此时此刻的场景,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联想到的是符合自己审美观念的场景, 再加上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 在没有实际的舞台场景布置的前提下, 反而达到了另外一种耐人寻味的戏曲演出效果。

“程式化是哥们艺术戴规律性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2]由于剧场舞台空间自由简练, 在戏曲表演中慢慢形成了较多程式化的东西。例如, 演员的动作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相对应的动作的简单模仿, 而是在生活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 保留特征性的代表性的动作, 再加以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夸张, 久而久之变成了程式化形式的一种,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坐船、上马等动作。这些程式化的动作在表演过程中既不依赖现实道具, 又相对来说灵活规范, 赋予演员可以自由发挥自身特点的空间, 因此受到广泛接受。程式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脸谱。中国戏曲中按照人物的性别和性格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几个行当, 其中各个行当里又有以年龄、出身而区分的不同种类, 脸谱的颜色有红、蓝、黄、绿等多种颜色, 每种颜色所代表的人物性格皆有不同。通常来说, 演员一上台, 观众就会在不借助任何道具的基础上, 通过其脸谱分辨出这个任务的性格特点, 为接下来戏曲的欣赏奠定心理基础。

中国传统审美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意兴的表达、想象的空间, 而不是对现实的模拟。“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中国戏曲是以写意性手法为依据, 可以自由时空转换的舞台艺术。”[3]演员的虚拟表演以及舞台的空间限制, 让观众在明知道是表演、假象的同时去体味戏曲之美, 并伴随着符合自己审美需求的想象空间, 从而获得一种超脱的审美快感, 而不会被眼前的具象之物所束缚。因此, 中国古代剧场的自由简洁使得戏曲表演本身在无形当中迎合的人们的审美需求。

3. 结语

中国古代剧场由于受到众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具有简单朴素的特点, 然而正是这种特点造就了中国戏曲特有的程式化、虚拟性等特有的审美特点, 对于戏曲的发展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我们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剧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与西方剧院的特点截然不同。中国戏曲在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正是受到了古代剧场的影响, 具有了与众不同而又耐人寻味的独特审美特点。

关键词：古代剧场,戏曲,特点,审美

参考文献

[1]史晨暄.中国古代剧场与戏曲文化初探[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 2004 (05) :21-24.

[2]唐忠会.中国艺术史中的“程式化”探微[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0 (01) :84-87.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6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 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 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 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 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 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 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 会动摇其统治, 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 文字狱迭起, 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 自汉晋而隋唐五代, 迄至宋之明清, 长期兵祸战乱, 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 《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 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 时常面临家道中落, 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 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经千辛万苦, 历百难千劫, 矢志不变初衷, 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 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 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 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 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 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 活埋儒生数百人, 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 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 而“……《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史记·八国年表》) 。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 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 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 广开献书之路, 收罗天下图书, 征集的主要对象, 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 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 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 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 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 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 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 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 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 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 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 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 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 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 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 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 如祁氏澹生堂, 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 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 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 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 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 概然进呈书籍641种, 共5 762卷, 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 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 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 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 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 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 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 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 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 每夕往返数十里, 摭拾文澜阁残编”, 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 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 为保护藏书的完好, 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 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 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 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 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 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 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 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 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 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 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书籍是宝, 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这种共识, 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 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 或费手抄之勤, 或节衣食之费, 得之艰而好之笃, 情壹志专, 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 无不加意考察, 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 而楚弓楚得, 苟非绛云之炬, 及裹物代薪之不幸, 其他大抵转相售购, 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 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 实幸往昔藏书家, 互相保留, 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 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 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 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 也是私藏的利用, 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 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 或雇人代劳, 或抄自官府, 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 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 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 每从人假借, 必皆抄写, 自课日五十纸, 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 必躬自录本”, 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 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 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 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 “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 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 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 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 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 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 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 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 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 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 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 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 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 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 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 费时又费力, 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 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 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 他们既是藏书巨擘, 又都是出版大户, 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 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 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 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 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 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 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 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 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 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 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 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 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 为要经营印书业, 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 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 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 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 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 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 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 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 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 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 “于是缥囊缃帙, 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 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 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 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 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 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 “各随所好, 共集大成, 不但表彰前贤, 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 响应者众多, 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 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 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 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 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 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 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 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 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 正是对典籍负责, 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 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 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 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 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 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 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 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 遍访各家、书肆, 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 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 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 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 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 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 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 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 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 除陈寿《三国志》外, 尚有郭颁《魏晋世语》, 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 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 南北朝的藏书家, 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 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 。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名才并集, 文学之盛, 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 特别是《文选》一书, 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 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 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 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 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 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 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 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 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 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 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 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 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 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 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 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 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 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 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 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 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 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 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 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 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 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 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 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 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 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 举世第一, 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 才使中国历史不断, 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 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 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 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 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 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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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璇琮, 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1.

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 篇7

关键词：中国教师,古代思想文化,教育,智慧

近现代以来, 中国教育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中国现代教育大部分理论和思想都是西方国家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先进性和优秀性。只是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时候, 也应该重视本国一些优秀的思想理论。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作为中国人, 一定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特色, 包括思想, 行为等等, 这些特色是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那么中国教师同样也可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汲取现代教育的智慧。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观, 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传道的“道”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并不是传授知识的工具, 除了传授知识, 教师也应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天人合一”讲的是一种和谐的观念“故人者, 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篇》, 就是说“天人合一”这种和谐必须是有人主动发起的。这种天人合一不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含义, 它具有内省性和道德意义, 是寻求心灵的宁静与开阔, 寻求人与人, 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在中国当今教育里体现在素质教育里的道德发展和心灵发展。一个教师若是能理会这种思想进而影响学生, 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良好的价值观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教师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教学过程当中, 可以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教育过程的和谐性

这主要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和谐;知识和能力的和谐;品德与才能的和谐;认识与情感的和谐;内心世界与外界的和谐。

(二) 教育环境的和谐性

教育环境的和谐就是要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这三方面功能互补, 形成三位一体、整体优化的育人环境。

二、中国古代因材施教, 由博返约等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温故知新, 学思并重, 由博返约等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现代中国教师可以从中汲取到优秀的教学智慧。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教师应尽自己的努力去了解学生。对于传授知识而言, 教师应更注重引导学生去思考, 所谓循循善诱和学思并重就是为了在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同时学到知识, 而不仅仅是学到知识。然而中国的现实却与此相反, 这也是中国学生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的学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太过注重专业化而忽略了博学。这里并不是说不用专业化, “博”和“约”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孔子说:“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韩愈在《进学解》中一方面强调博学, 提倡“俱收并蓄, 待用无遗”, 另一方面, 又特别重视精约, 提出“提其要”“钩其玄”的主张。那么现在不是要专业化人才吗?为什么要“博”呢?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 人是有情感的, 人是要追求幸福的, 不能把人当机器去进行教育。专业化的教育只会把人培养成有生命的机器人, 这必然导致社会的矛盾。作为教师必须明白这一点,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给学生传递全面发展的意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理想教育, 倡导最优化的教学, 提倡人文教育以及素质教育, 这些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找到缩影。

三、中国古代“以身作则”的思想

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其实不只是儒家, 道家﹑墨家等都有提到这一思想。如果一群学生能以一个教师为榜样, 那么这个教师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教师的言行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造成影响。所以一个教师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对于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想境界时常会表现在人格魅力上。如果教师的人格魅力能够吸引学生, 那么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也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如何能做到“不令而行”, 需要教师不断去提升自己, 教师学习也应由博返约。而教师的精神修养也可以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当然这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为中国现代的教师, 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是既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 就应勇敢的担起责任, 以身作则, 提升中国教师应有的智慧, 帮助自己的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王建辉.古代教育思想的现代传承[J].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2]全忠, 谷小龙, 邬淑红.古代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实践的启示[J].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2 (2) .

[3]张玉霞.从《论语》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代理论价值[J].管子学刊, 2007 (1) .

由《明宣宗行乐图》看古代射箭 篇8

一、射箭这项活动的历史演变

射箭的历史演变是由生产技能转变为军事技艺, 进而再演变为竞技项目。射箭活动经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演变, 可以说是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首先是生产技能时期。在原始社会, 人类生产力低下, 弓箭还是“石镞”, 人类通过石头等器具辅助打猎, 捕获食物以维系生存, 这时的射箭活动还只是生产技能的一种表现。

其次是军事技艺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私有制代替公有制,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 掠夺的战争日益频繁, 而弓箭的轻便、射程远这一特点便被人们巧妙地运用到了战争之中。人们把在捕获猎物的过程中学到的技能转变为军事技能。同时官方也为提高军事能力, 在教育中把射箭也列为课程之一。在我国西周时期, 学校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 男人自童年起便开始普习射术, 射这一技能也成了判断男子本领大小标准之一, 也被称为“男子之事”。《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 习射、御、角力。”由此也可见当时对射箭这一技能的重视程度。

最后是作为竞技项目的时期。各个时期并不是清晰地隔离开来的, 在周朝时期, 射箭也有作为比赛项目之一, 但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评判射之技能, 而在于通过射这一行为来考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行, 被称为“礼射”。在魏晋时期则出现了最早的“银杯赛”, 由于当时战争还比较频繁, 战争是国家大事, 当时的魏孝武帝十分重视武功, 为了提倡射箭, 便经常举行射箭比赛, 赢者可获得银质奖杯, 上面还会刻上获胜者的名字, 跟我们现代的比赛奖杯有相似之处。在明朝的武状元比试中射箭也会作为考核项目之一, 为了宣传射箭, 提高影响力, 宫廷提倡射箭娱乐, 从《明宣宗行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特点。在我国的唐宋时期, 射箭运动在民间也广为开展, 庙会、社火等集会时多有射箭比赛和表演。

二、古代射箭时的动作要领

《明宣宗行乐图》射箭局部, 明宣宗稳坐凉亭欣赏宫中射手在箭场比箭, 箭靶与射箭人员距50米许, 其中一人搭箭、满弓, 欲与预射。从此人的站位、搭箭姿势、扣弦等动作可以看出, 在明朝时期, 我国的射箭技术已经很高。

射箭的第一个准备工作便是站位。从图中可以看出, 该射手要站在起射线上, 左肩对目标靶位, 左手持弓, 右手拉箭, 两脚开立与肩同宽, 身体的中心放稳, 使身体的重量均匀地落在双脚上, 保持身体微微前倾, 从《明宣宗行乐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射箭时人的身体是前倾的。该项技术已经与现在体育射箭相近。

同时, 可以看到其他射手已经把箭搭在箭台上, 箭尾朝向自己, 并把箭尾槽扣在弓弦箭扣上。以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用来扣弦, 其中食指置于箭尾上方, 而中指及无名指则置于箭尾下方, 左手推弓, 将箭固定好, 准备开弓。开弓即射手以用力将弓拉开, 使右手“虎口”靠位下颌, 在射箭瞄准时要求射手要在开弓的同时将眼、箭的准星和靶上的瞄点连成一线, 以此来提升命中率, 在图中局部可以明显看到。

结合现在体育知识与《明宣宗行乐图》可以知道, 射箭的关键要领在手部。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有些许变化。如在射箭过程中, 有“弓左箭”和“弓右箭”之分, “弓右箭”即上文提到的左手持弓, 右手拉箭;而“弓左箭”则是右手持弓, 左手拉箭。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战争过程中已习惯以右手为主, 左手为辅, 张弓搭箭时便往往采用“弓右箭”这种方法。但是, 一般情况下, 射箭都必须经过执弓、取箭、拉弦、瞄准、放箭一系列连续动作, 在战争中或者比赛中, 射发对象往往变化无常, 如果死板地以常规方法进行射发的话, 很容易会错失战机。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也会采取“左右开弓”之法。能“左右开弓”的, 在我国古代也是相当普遍,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民歌《李波小妹歌》中写道:“李波小妹字雍容, 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迭双;妇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便是歌颂了一位巾帼女射将“左右驰射”的英姿, 由此也可见这一射箭技巧已经普及到了女子身上, 也可见其普及程度, 在《明宣宗行乐图》射箭局部图中也可以看到“左右开弓”之射手。

从《明宣宗行乐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射箭的扣弦和拉弓法。但图中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代表古人的射箭法。

首先是后手, 后手即右手, 后手主要用于扣弦。在扣弦这方面, 古人生练出许多套路。而汉人和胡人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在汉人中主要是以拇指拉弓法为主, 即在扣弦时以大拇指扣弦, 其他四指均未扣弦。宋人《钟馗射妖图》中钟馗之右手发箭时便是采用的拇指拉弓法, 敦煌346窟五代射手其姿势和钟馗相似, 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而胡人中主要采用的是三指、二指拉弓法。谭旦冏先生《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中提到:“后手 (即右手) 大指与食指均屈曲共同组成圆形, 箭后端扣帽子部分 (即箭尾部有缺口可扣弦处) 即被放在圆形中 (即“日”字中的一横) , 其余三指拉弦, 射时三指放弦, 箭扣便借弦的弹力而离弦, 脱去日字”, 这种手法便是“三指拉弓法”了, 这里用以勾弦的是后三指。还有的用基本动作要领中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而二指拉弓法则均是用食指与中指, 箭夹在二指中间。应该知道明代是汉人王朝, 那么《明宣宗行乐图》中体现应当是汉人的射箭手法。

其次便是前手, 前手即左手, 左手主要用于张弓。姿势是左手的大拇指像月弦, 食指弯曲像月弧, 组成半圆形的空洞, 箭松松地放在这个空洞里, 达到射出时箭虽然通过空洞但是不挨着的地步, 其他三个手指头握住躬钯。这就是前手。还有后来的记载是这样描述前手的, 将食指前伸, 大指与中指平握, 当前手中指接触到箭镞时, 弓就已拉满, 可以瞄准发射。敦煌346窟五代射手的前手就是用的是后面三个指头即中指、无名指、小指握住弓弝, 拇指、食指前伸, 箭架在伸出的大拇指上, 与上面论述完全符合。《威弧获鹿图》中乾隆之左手也是后三指握弓, 前二指分开, 箭才离弦, 手姿未变, 与上面是一样的。

古人所指的胡人拉弓的方法是弯拇指, 用食指拉住勾弦, 其他的手指动作并没有详尽的说明。两者手势明显的区别是, 用大拇指勾住弦的话手背则是向上的, 若用其余手指勾住弦, 那么手背则和地面垂直。另外经过考证, 还有元人和清人在绘图中显示射箭者使用后手的一只食指勾住弦的。跟上述的胡法正好吻合。胡法主要是用来骑射, 手部姿势有两种, 一种是仅用食指勾住弦, 一种是上述的二指、三指拉弓法。而对于胡法,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弓箭无力。可能这个说法主要是外行人的看法。因为拇指拉弓和食指拉弓相比, 拇指拉弓的力气更大些。并且, 除了骑射, 步射得距离相对较远, 需要用那些比较大的硬弓才能保证射程, 而骑兵则可以冲锋到最前方, 采用近射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可以保证射得更加准确, 采用的弓箭也是轻巧便于携带, 而不同于骑射所需要的大型硬弓箭。近射的弓箭很方便立即引弓, 所以有种说法叫做“胡法力少, 利马上;汉法力多, 利步用”, 意思就是汉人所采用的射法有利于步行采用。另外还有新疆的锡伯族仍然保留着从小习射的传统。而且他们射箭还是使用扳指, 主要是用象牙和兽骨做成的。这样就说明了为什么汉法喜欢用拇指拉弓, 就是因为扳指的关系。有趣的是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 在前手的拇指上也用扳指。一般扳指在右手上, 起着防滑护弦的作用, 但是套在左手上, 可能是因为除了护手的作用外, 还有箭的制作不够挺直, 弓的弹力不够大的原因。有人将指法也归纳汉法和胡法, 然而, 古人看重的是本事, 并不看重教条, 射箭法并不完全固定, 只要能拉开弓, 命中率高, 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射手。

《明宣宗行乐图》中的人物的射箭只是为了娱乐, 很少出现紧急情况, 因此采取的应当是比较基本传统的动作, 如左手张弓, 左手扣弦, 但也有表演式的展示射箭技巧, 如采用左右开弓, 由此也可看出古人射箭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是不拘一格, 灵活多变的。

三、古代射箭需要的护具

古代人射箭, 需要携带的东西基本的有弓矢、箭筒, 还有就是护指、护臂和弓衣。从《明宣宗行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射箭时都会戴上护具。护具包括护臂、护指和弓衣。

首先是护臂, 也就是臂衣。古人为了便于劳作, 喜欢在两臂上带上臂衣。它主要是用皮革、麻料制成的, 其作用主要是保护胳膊。而古人射箭所穿的特殊的臂衣, 主要是为了防止弓箭弹伤。特别是那些大型的硬弓箭, 一旦剑拔弩张, 箭射出去后, 很容易伤到人, 不可小觑。

古人还喜欢在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上套上一种特制的指套, 其中大拇指上的指套非常讲究, 使用象牙制成, 称之为“决”, 它的作用主要是把弓弦勾住拉满。其余三个指套的质地都是皮革, 之所以用皮革主要是因为靠大拇指把弓弦拉满, 箭射出时, 其余三个指套的皮革指套有利于箭滑出, 减少摩擦。

套弓的皮套叫“弓衣”。在弓衣外面往往还有一层弓衣。因为弓箭的制作非常艰难, 有时要花一到三年的时间, 因此古人在保藏弓箭时也很讲究, 把弓悬挂在通风处, 并且用皮料装起来, 为了防止磨损擦坏。由此可见古人对弓箭非常重视。

通过对《明宣宗行乐图》的研究, 可以使后人对古人射箭有更加充分的了解, 很多猜测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尤其是结合了其他历史资料以及参考后人的一些发现, 可以使我们对弓箭的动作要领这一方面了解得更加具体, 许多有争议的点比如图上绘出的射箭人手势动作的前后不一致, 某个手指的用法异常都使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答案。通过对古代射箭运动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学习, 和古人射箭的指法的进一步探索, 让我们对古代射箭这个运动更加了解, 也体现出了古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 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摘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而射箭活动也可谓是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的积淀。本文将以《明宣宗行乐图》为依托, 从古代射箭的历史演变、射箭时的动作要领、射箭的护具等方面对古代射箭这一活动进行简单介绍。

关键词：《明宣宗行乐图》,古代射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育

参考文献

[1]崔乐泉.中国古代的射箭活动[J].中华文化画报, 2008 (5) .

[2]余辉.从明宣宗画鼠说起[J].紫禁城, 1996 (2) .

[3]巴永善.关于拉弓臂合理用力问题的探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 .

中国古代饮文化初探 篇9

一、辅食饮品

古正餐之饮不同于今的最大表现是“汤”本指热水、沐浴用水;而相当于今天“汤”的古代饮品主要是“浆”。另外, 古之常见辅食饮品还有“羹”和“粥”。

1. 浆。

《说文·水部》“浆, 酢浆也”[1]941。《玉篇》“酢, 酸也”[2]532。“浆”是米类发酵后微酸的浓饮。又《释名》:“浆, 水也, 饮也, 或云浆, 酒也。”[3]62这些是“浆”指普通饮水或酒的主要说法。

《周礼·天官》载“酒正”需辨四饮之物, 郑玄注:“清, 谓醴之泲者。医, 《内则》所谓或以酏为醴……浆, 今之浆也。酏, 今之粥。”[4]669可见先秦“四饮”分别指清酒、浊酒、浆和粥。又《天官》:“浆人掌共王之六饮, 水、浆、醴、凉、医、酏, 入于酒府。”这里便多出了“水”和“凉”。郑玄注:“郑司农云:‘凉, 以水和酒也。’玄谓凉, 今寒粥, 若糗饭杂水也。”[4]670可知“浆”不等于“水”或“酒”。

“浆”应是《说文》和《玉篇》中所释的酸饮, 古籍文献有证。如《颜氏家训·书证》“江南别有苦菜, 叶似酸浆”[5]411。此形象解释江南苦菜特点是叶味如酸浆, 可知南北朝晚期时“酸浆”仍很普遍。古之米浆有以“粟”为之, 《梁书·陆襄列传》“襄母尝卒患心痛, 医方须三升粟浆”[6]409。“浆”常用作喻指浓稠或浑浊的液体, 亦可见“水”或“酒”之态相对“浆”更稀薄清冽。如《明史·志第四》:“十月丙辰, 马湖底涡江水白可鉴, 翌日浊如泔浆, 凝两岸沙石上者如土粉, 十七日乃澄。”[7]455就观感来说, 米饮“浆”较浓稠, 且自古如此。另外“浆”多是凉饮。《三国志·魏书九·夏侯玄列传》裴松之注有言:“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 太傅父子冷如浆……’”[8]297

“浆”与“水”或“酒”之所以偶存混谈, 概因三者有过渡关系, 即“水”加米发酵成“浆”, “浆”再经深度发酵、蒸馏和过滤成为“酒”。加之“水”从来是重要饮品, 而“浆”与“酒”一是正餐之饮, 一是佐餐之饮, 只是出现时间早晚和普遍性的差异, 故后世易混不足为怪。

实际上, “浆”不仅有传统米制, 少数民族还有以酪所制种类, 如《汉书·西域传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9]3903。“浆”还有较多口味, 如《三国志·魏书六·袁术列传》裴松之注有言:“时盛暑, 欲得蜜浆, 又无蜜。”[8]210《文选·屈平〈东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浆”[10]1514。总之, “浆”上古即有, 常以米类发酵至微酸而成, 是普遍的正餐之饮。后世发展出较多口味, 乃至衍生出重要饮料“酒”。

2. 羹。

“羹”之形, 据《仪礼·士婚礼》云“肉有汁也”[11]967。《楚辞章句》卷三“彭铿斟雉, 帝何飨”[12]14, 可知上古已有羹饮。《史记·殷本纪》:“ (伊尹) 负鼎俎, 以滋味说汤, 致于王道。”[13]94此侧面反映上古“羹”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又“羹”需五味调和, 故常用以比喻治世之法。《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和如羹焉, 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14]443。对一般百姓或落难之人而言, 和羹不可能俱备复杂的食材原料或佐味配料。《庄子·让王篇》载, 孔子厄于陈蔡之间, 七日不火, 食藜羹不糁[15]981。“藜羹”便是难以下咽的无米生野菜汤。后文人效仿, 竟以喝藜羹示清高。古诗多有体现, 如陆游“纸被平生足, 半碗藜羹百味全”, 朱敦儒“争似野人茅屋下, 日高淡煮一杯羹”。相对而言, 君王之“羹”常具特殊意义。《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矣, 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16]1716又《唐才子传·李白》载“龙巾拭吐, 御手调羹”[17]35, 可见自古便有君王调羹为赏赐。总之, “羹”亦上古即有, 虽是正餐之饮, 但一般人只能食用素汤, 权贵才得享调以五味煮制的肉汁。

3. 粥。

《说文解字注》“糜”下有:“以米和羹谓之糁……《释名》曰‘糜, 煮米使糜烂也, 粥淖于糜……’”又“黄帝初教作糜”[1]564。可见“粥”产生于上古, “糜”为初貌。“粥”有重要地位, 特定节日须饮粥, 《礼记·月令》“ (仲秋之月) 行糜粥饮食”[18]1373。丧期饮食规定只能喝粥, 《仪礼·丧服》“歠粥, 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不食菜果。”[11]1097《资治通鉴·齐纪三》魏太皇太后冯氏亡后“帝感其言, 为之一进粥”[19]4296。另外古时赈灾常施粥。《清史稿·李鸿章列传》:“开市肆, 通有无, 施粥散米, 中外帖然。”[20]12021古代少粮, “粥”是普遍饮食。《战国策》卷二十一载“ (触詟) 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21]768《清史稿·儒林一》:“ (李柏) 尝一日两粥……”[20]13109又《忠义四》“兵一日两粥……”[20]13554。上至权贵下至平民, 乃至军队均常饮粥。相传白居易得皇帝赐粥而“口香七日”, 可知此“粥”选材上乘。而古代多灾荒, 大多数人饮粥没有好的材料。“粥”种类较多。如《礼记·问丧》:“……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18]1656《晋书·石崇列传》“崇为客作豆粥”[22]1007。《全唐诗·储光曦〈吃茗粥作〉》“淹留膳茶粥, 共我饭蕨薇”[23]1378。《新唐书·阳城列传》“屑榆为粥”[24]5569。总之, “粥”与“浆”、“羹”同属我国重要传统饮食的正餐之饮。此外还有以下专饮。

二、茶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据陆羽《茶经》记载, 它“发乎神农氏”[25]20。而《大公网》2009年1月10日报道, 浙江田螺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完整茶树根, 并有茶壶等其他文物。《日知录》卷七专释“荼”为“茶”本字, 中唐始作“茶”, 并引《困学纪闻》说明了茶的食材起源、种属和产地的特质[26]587。又《周礼·地官》专有“掌荼”官, 且这种“疏材”在周时专用于丧礼[4]748。晋孙楚《出歌》云“姜桂荼荈出巴蜀”[27], “荼荈”与调味料“姜桂”并举, 可知茶之初味并非清香。又《本草衍义》卷七:“晋温峤上表, 贡荼千斤, 茗三百斤。”[28]26可见, 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东汉华佗《食经》“苦茶久食, 益于思”[27], 此为记录茶的医用价值。

源自川蜀之地的饮茶习惯, 向中原各地各阶层传播, 后随着时地变迁及社会发展, “茶”脱离了一般饮食形态, 附加了文化色彩。至今, 茶的种类及实用价值更加广泛, 中国茶文化影响了周边乃至世界茶文化形成[29]。这并非一言可述的, 故此处暂不谈及。

三、酒

《说文解字》段注:“酒, 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一日造也, 吉凶所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 禹尝之而美, 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1]1246早期“酒”一日而成, 不似今发酵再提纯之酒辛烈。后杜康以黏高粱制酒已近于今。人性善恶皆可因“酒”, 或有宾主互拜之礼, 或有酗酒淫乱之行[30]。故有君王因之而远制酒人的典故。最初, 一日制之酒简易, 味淡, 偏甜, 即酤, 又称醴;而较烈一些的称醲、醇。文献有记载酒变酸之事, 此多因酒之过滤不足, 酒器不洁导致糖分沉积而变质。上古酒器已多样化, 有尊、壶、卣、彝、罍、缶、爵、斚、觥等。

《诗经》有很多体现“酒”之用的篇章。如《豳风·七月》“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31]391, “酒”可贺寿可宴请, 此类古礼皆沿袭至今。除前文所说清酒和浊酒的最早类别, “酒”后来有花香与果香的重要种类, 如唐诗有“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关于“酒”的典故极多, 如阮籍常醉酒以明志、李白斗酒诗百篇等。古之雅士对酒的钟爱与精神寄托可见一斑。

粮食缺乏的古代, “酒”易造成极大浪费, 甚至激化权贵与百姓的矛盾。《尚书·酒诰》便是周人总结商灭教训的专文[32]206。又《晏子春秋·内谏篇》有弦章曾死谏饮酒七日的景公[15]11。古时禁酒, 还有一个原因是祈求消解天灾。如《隋书·刘昉列传》“后遇京师饥, 上令禁酒”[33]1132。但严禁之下仍有为利而冒死酿酒者, 《新唐书·王仲舒列传》:“初, 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 民私酿, 岁抵死不绝, 谷数斛易斗酒。”[24]4985对违反禁酒令的苗头, 少数民族统治下亦有相关惩罚, 如《金史·食货四》“以酵粥为酒者, 杖八十”[34]1106。历代对“酒”的态度除了“禁”, 也有君主赏赐和为补灾年时的放松禁令, 《元史·世祖本纪》:“以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 民多失业……弛宁夏酒禁。”[35]293

四、其他饮品

古代还有以花果蔬菜类植物或乳类制成的饮品。如《明史·外国七》载, 当时的“榜葛剌”国即东印度“不饮酒, 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7]8447。李清照《摊破浣溪沙》“豆蔻连梢煎熟水, 莫分茶”。《蛮书》卷七“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36]190。又《蒙鞑备录》“出入止饮马乳, 或宰羊为粮”[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