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形成机制

制度形成机制（精选12篇）

制度形成机制 篇1

目前,我国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正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应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如何构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研究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深入剖析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的结构对于我国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基于此种理解,笔者将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放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分析制度经济学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内涵的影响、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与体系结构。

一、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内涵

信息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审计单位的一种内控制度,而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则是对信息系统审计实践的一种制度安排。信息系统管理制度的不规范,系统间关联对比关系的不完善,系统重要功能尤其是校验功能的缺失等都是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发现薄弱环节也是信息系统审计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刘汝焯等,2007)。信息系统审计也是独立的第三者就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有效和效率性,以及信息系统能否有效地使用组织资源并帮助实现组织目标发表意见。信息系统审计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除对行为人所给信息系统的怀疑与不安。而信息系统审计这种制度安排也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约束。倘若没有一种规范或制度来约束信息系统审计这种制度安排,也不能起到解除上述怀疑与不安。

根据青木昌彦(2001)基于博弈论对制度的定义,审计部门有两种行为选择:采取信任或谨慎的态度;而被审计单位也同样有两种行为选择:提供好的信息系统或者提供坏的信息系统。同时假设审计部门采取谨慎的态度都可以查出被审计单位的欺诈行为。因而,可以得到下页表1所示的一个假设收益矩阵。

利己主义是影响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因,因此,爱尔维修把自身利益原则在人类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视同为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信息系统审计活动也不例外。信息系统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若采取(好的信息系统,信任)的策略,则双方都可获得8的收益。由于没有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或准则对审计人员进行规制和约束,如果被审计单位构建坏的信息系统,对A的利益进行损害获得4的额外收益进行均分,加之没有任何惩罚措施,则审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的收益变为(10,10)。如果审计部门采用谨慎的审计态度,不与被审计单位勾结,假设会花去4的成本,审计部门的收益变为4,而被审计单位构建坏的信息系统被查处,被审计单位的收益变为0。对于审计部门来讲,不管被审计单位构建好的信息系统,还是坏的信息系统,在缺乏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对审计部门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因为存在10>4或8>4,于是,审计部门最好的策略就是采取信任的态度。而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取决于审计部门所采取的态度,若审计部门采取信任的态度,被审计单位则构建坏的信息系统,若审计部门采取谨慎的态度,被审计单位则构建好的信息系统。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中,当被审计单位了解到审计部门的策略时,则会走向勾结的境地,共同侵害审计委托人的利益。这样,最优结果(10,10)便会实现,即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勾结共同侵害委托人的利益。

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的勾结使得被审计单位倾向于提供有欺诈行为的信息系统,将一些违规的内部控制嵌入到信息系统中,如在财务子系统中加入反记账、反结账等功能,从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会计信息处于混乱的状态。为规范信息系统审计行为,解除对行为人所给信息系统的怀疑与不安,需要信息系统审计规范这种制度约束或控制信息系统审计行为。假定存在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对审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的行为进行处罚。当被审计单位提供坏的信息系统时,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勾结的行为被查处,则给予审计部门或审计人员12的惩罚,被审计单位也同样给予12的惩罚;若信息系统审计部门或审计人员采取信任的态度,没有保持应有的谨慎态度,即使被审计单位在信息系统中没有欺诈行为,也给予5的惩罚,则表1就演变成为表2的矩阵:

对于审计部门来说,由于存在4>-2和4>3,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谨慎的职业态度所获得的收益都大于采取信任态度所获得的收益,所以审计部门在进行信息系统审计时会采取谨慎的职业态度。同样,被审计单位由于存在8>-2和8>0,被审计单位会倾向于提供不存在欺诈行为的信息系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在信息系统审计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信息系统及其基础结构的日益复杂,使得信息系统审计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信息系统质量做出评价需要多方面的信息技术知识(Leon Strous,1998)。边泌认为利益不可能是天然和谐的,法官的职责就是通过仲裁实现利益一致。若无审计规范对审计行为进行控制,信息系统审计比财务审计、环境审计与绩效审计等更易出现审计单位与被审计单位共同勾结的欺诈行为。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可知,信息系统审计市场将会是一个柠檬市场,审计规范的缺失无疑会导致整个市场只出现低质量的信息系统审计行为,加剧利益相关者的怀疑与不安。信息系统审计规范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审计人员的动机与行为,使审计人员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受到相应规范与规则的制约。它通过处罚、社会道德以及社会舆论等手段使违规者付出高昂代价,由此保证信息系统审计工作开展,为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的优化配置服务,使得社会井然有序。

二、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对“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提供过两种答案,即自发演化生成和理性设计生成。而这两种答案在经济学中,则分别是沿着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行展开的:一是哈耶克的演化生成论传统;二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演化生成论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赫维茨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舒贝克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了。本文以哈耶克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进行研究。

哈耶克在分析社会制度演进时有一个很强的行为假设,他认为人的行为既具有遵循某种行为规则的特征,又受着他自己所持有的观念的引导。所谓遵循规则与观念的引导,是指行为上两个不同层面的特征。行为规则存在于社会的文化、道德伦理、习俗、习惯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为该社会每个人所模仿和默会,又在无形之中规范着人的行为选择。行为规则主要是对人的行为施加禁令和约束,为每个人划出自由行动的范围,至于在这个范围内朝何处努力,则受到观念的引导。观念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之中,它引导人的努力方向,告诉人们达到何种人生目标,实现何种价值。在哈耶克的理论逻辑中,人们所持有的观念同人们所遵循的一般行为规则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观念对行为的引导将居于优先地位,观念将引导人们去改造同其观念不符的行为规则。哈耶克在运用这一假设时,主要针对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观念,一为进化论理性主义,一为建构论唯理主义。他认为这两种思想观念分别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制度系统形成机制,即进化论理性主义制度形成机制和建构论唯理主义制度形成机制。

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是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企业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由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构成,那么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这些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什么呢?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又是什么呢?而深刻理解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度形成机制对于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结构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哈耶克对制度形成机制的阐述,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的形成机制也存在两种状况,即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观念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形成机制和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形成机制(如图1、图2所示)。

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观念的审计规范形成机制建立的基础是自然法,也即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在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根据信息系统审计的一般行为规则形成信息系统审计的成文法,包括信息系统审计法规,信息系统审计准则、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等。同时根据信息系统审计的成文法形成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实施细则,包括信息系统审计的实务公告以及执业规范指南和法人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基本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是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据此形成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信息系统审计人员会理性的运用并坚持,指导信息系统审计行为。当然以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作为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的基础不排除借鉴国外先进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同样也不排除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进行理性设计与改造。而全权社会中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形成机制以理性设计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取代由文化进化与竞争选择所形成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由此形成全权社会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

三、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结构

哈耶克关于制度演化思想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从认识论上强调人类有意识地设计和指导我们的制度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能力之局限性。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经济秩序问题实际上是某种沟通交流的问题。我们需要某种沟通交流的渠道,以使我们能互相学习,透过这种学习过程,就可以逐渐找到做事的较优办法。若信息审计规范这种制度安排也按照演化的思想,则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能适应信息系统审计实践的要求。而以马克思为先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试图通过“计划和行政控制措施”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主张制度设计生成。鉴于信息系统审计本身明显的特性,笔者还是倾向于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正式制度安排应在借鉴哈耶克的建构论唯理主义制度形成思想的基础上,融入理性设计的思想,而不是仅仅靠制度的漫长演化的。

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则不同。由行为人的具体情感和感受状态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经济活动赖以产生的一般环境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Weber,1968),情感或者传统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行为建立出来,通常它是一个时间问题,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同样如此,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而不依靠理性设计可以完成。

根据哈耶克的制度形成思想以及上述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制度形成机制的阐述可以推导出如图3所示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结构,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构成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安排的设计与实施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在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以审计法规为基础,将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结构融入到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中,让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结构成为审计规范制定的规范,对具体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并提供应用的基本概念,根据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结构制定信息系统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审计准则与职业道德准则以及其他信息系统审计规范。

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是从信息系统审计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信息系统审计主体做出规定,信息系统审计的各项工作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审计规范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既有区别,又互相渗透,共同在信息系统审计工作中发挥引导和约束作用。这里主要阐述审计法规与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审计准则以及质量控制之间的关系。

1. 审计法规的主导地位。

审计法规在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居于最高层次,它统驭着其他各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换言之,其他各项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定要符合审计法规的要求。审计法规的层次性高,适用性最广,例如《审计法》、《注册会计师法》不仅适用于传统的财务审计,也同样适用于信息系统审计。审计法规在内容方面一般不会非常详细,也不会面面俱到,而是一些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审计法规的原则性是制定其他各项审计规范的依据,其他各项审计规范不能违背审计法规所确定的原则;审计法规的抽象性需要其他各项审计法规来具体化,或作必要的补充和解释,以使审计法规的精神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审计法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出现其他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与审计法规相抵触时,应遵循审计法规的要求。由此可见,审计法规在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的正式制度安排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2. 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审计法规的关系。

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法规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两者在发挥作用时相互促进、相互依靠。一方面,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法规的社会作用是相同的,都是调整审计关系,维护正常的审计工作秩序。在发挥其各自作用的同时,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审计法规互相依靠,互相促进。审计法规是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得以遵循的坚强后盾与保障,而审计职业道德为审计法规的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审计法规也是存在着显著差别的。

3. 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审计准则和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之间的关系。

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审计准则与审计质量控制准则是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主体,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审计准则与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之间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主要从思想观念上对信息系统审计人员提出职业要求,信息系统审计准则主要是从操作技术上对信息系统审计人员提出执业要求,信息系统审计质量控制主要从内部管理上对审计机构提出质量控制要求,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种规范,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职业道德规范是判断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如果职业素质差,则不能胜任信息系统审计工作,从源头上保证参与信息系统审计工作人员的素质;审计准则主要是从操作技术上规范信息系统审计行为,对整个信息系统审计过程进行规范,若没有审计准则的限制,信息系统审计人员也无从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工作;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则是对信息系统审计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保证审计机构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因此,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审计准则和审计质量三者在审计工作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审计规范体系的主体。

与此同时,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审计准则与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之间又存在着区别:(1)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用于规范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重点是规范信息系统审计人员,审计准则用以规范信息系统审计人员,而审计质量控制用以规范审计机构。(2)规范的内容不同。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主要有职业道德原则、技术准则、对客户的责任、对同行的责任以及承接业务的责任等,信息系统审计准则规范的内容主要有一般准则、外勤工作准则、审计报告准则和技术方法准则,信息系统审计质量控制规范的内容分为全面质量控制和项目质量控制。(3)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侧重于从社会道德上规范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要求从事信息系统审计职业,应遵守职业道德,审计准则侧重从执业技术上规范信息系统审计人员,要求审计人员在从事信息系统审计工作时应遵守操作程序,而审计质量控制侧重于从内部管理上规范审计机构,要求审计机构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做到全过程的质量控制。(4)作用方式上不同。一般认为信息系统审计准则属于自律性规范,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属于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两律性规范,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属于自律性规范。

四、结束语

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应当包含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同时,信息系统审计规范是一种公共品,国家审计准则的制定部门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①应当采用理性设计的方式完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而不应当坚持进化论的观点,这样有利于加速我国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定进程,避免信息系统审计实践缺乏审计规范指导的问题。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往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理性设计的重点应当放在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正式制度安排方面,完善信息系统审计法规、审计职业道德、审计准则以及审计质量控制准则,而不是放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②倡导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理性设计并不排斥引进国外诸如ISACA、IIA等机构之类的先进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相反,我国应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以减少我国自行设计和制定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时间。③信息系统审计准则主要是从操作技术上对信息系统审计人员提出执业要求,而信息系统审计职业道德是从思想上规范审计人员,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则是审计机构所提出的要求。为缓解我国信息系统审计行为缺乏审计技术指导的现状,应当首先强调信息系统审计准则的制定,而不是职业道德与审计质量控制准则的制定。

参考文献

[1].刘汝焯等编著.计算机审计——概念、框架与规则.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刘杰,罗继荣.谈信息系统审计规范制定的路径选择.财会月刊,2011;18

[3].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制度形成机制 篇2

“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

箍咒’，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

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从着力建设廉洁政府的高度，提出了今年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各级党委应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学习贯彻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来抓，以依法行政、高效履职为重点，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要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严格财经纪律和财务管理，坚决制止奢侈浪费，进一步细化要求，明确责任，加强落实，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

“劝退”应形成良性倒逼机制 篇3

山东某大学本科生院下发的《2013年春季学期本科学生学籍处理标准及要求》，让不少学生寝食难安。文件除了照例重申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外，还对368名在校生提出成绩警告。其中，对260人降级修读，对97名学生做出劝其退学决定，理由是“警告甚至多次警告，成绩依然很差”。（据《现代快报》报道）

看到这样的报道，尽管为这些被“劝退”的学生感到惋惜，但站在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站在国家人才培养战略角度，此举非但不应受到责备，反而应该值得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讲，高校能打破“惯例”，是提高自身教学质量、赢得社会认可的救赎之举。

不同于西方大学的“宽进严出”，我国大学基本遵循“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万千考生挤高考独木桥，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一旦考上大学，许多大学生便觉得前途无忧，不再像往日那样热爱学习，甚至沉溺于电脑游戏、聚会、恋爱等活动，白白荒废了学业。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当下，这样的结果是令人痛心的。这其中，纵有大学生青春年少自制力差的原因，但大学自身把关不严、缺乏淘汰机制也脱不了干系。

当下的大学校园学生逃课成风，在“60分万岁”的导引下，许多学生到考试前一两个星期才找到同学笔记复印一下，背一背就走进考场，往往多数都能顺利通过。而许多老师碍于情面，也碍于自己的教学成绩，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让一些成绩本不达标的学生拿到了合格的分数。这样的现象，在大学中并不鲜见。“你好我好大家好”，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毕竟这些学生还要走向社会，职场上是真刀真枪，来不得半点虚假，绝不是一纸文凭就能包打一切的。

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入读一所大学并不是难事，但是要从大学顺利毕业绝非易事，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学有着严谨科学的评价机制，国外的教师也不那么讲情面，因此，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是非要下一番功夫的。而且，越是顶尖的大学，淘汰率也越高，甚至达到30%的比例，这对国内大学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这样做的结果，保证了大学教学质量，学生有了真才实学，而学校也获得了尊重，赢得了信誉。

制度形成机制 篇4

传统经济学把完全竞争市场作为研究市场结构的参照系。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需求方由无数的消费者组成, 单个消费者只是市场中沧海之一粟, 无力影响市场需求。同样, 供给方由无数的厂商组成, 单个厂商的产量对市场供给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样的话, 每个具体的消费者和厂商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行市场谈判, 他们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既然每个具体的消费者和厂商都不参与价格谈判, 那么市场价格从何而来?经济学家用“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来解释:需求方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方的供给曲线之交点处, 便是均衡价格和均衡交易数量。

然而, 现实中的价格形成机制都是“人格化”的, 具体的消费者和具体的厂商都在积极参与价格的形成, 不同程度地影响价格的走向。小到蔬菜、水果、服装, 大到汽车、住房等商品, 最后的成交价格都是交易双方谈判的结果。在生产要素市场上, 谈判往往具有战略意义, 如中国钢铁企业与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应商的价格谈判。在西方劳动力市场上, 工会与资方的谈判, 不仅涉及工资水平而且涵盖报酬支付方式、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

可以说, 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 也很难找到纯粹的“非人格化”价格机制。现实世界里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以及买卖双方的谈判共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价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买卖双方谈判和博弈的过程。

二、医疗价格:从供方定价到双方谈判

为了完整把握医疗领域的谈判机制与价格形成机制, 应该分两个步骤来认识。

第一步, 传统的医疗领域即医疗保险产生之前, 医疗市场只涉及患者和医生。虽然市场中有很多医生, 但是医疗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医生各有专长, 即使同一领域的医生, 由于经历经验、师承门派等原因, 医疗水平及治疗风格差异很大, 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因此, 医生总是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另外, 医生在一个地区长期行医就会形成自然垄断, 对新医生的进入形成壁垒。

医生和患者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 决定了患者缺乏消费者主权以及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患者既缺乏讨价还价所必须的医学信息, 又缺乏讨价还价的时间和心思, 更担心讨价还价对医生治疗的负面影响。这完全不同于可以货比三家、从容砍价的一般购物。在医生和患者之间, 患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医生成为价格的制定者, 患者则是价格的接受者。

第二步, 引入医疗保险机构后, 医疗保障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 形成了三方主体、两个市场的格局。三方主体即患者、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供方;两个市场即保险市场与医疗市场。医疗保险除了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 还有几种重要功能:一是谈判功能。医疗保险产生后, 医疗供方面对的不再是弱势的患者, 而是具有强大谈判力量的购买大户;二是信息功能。单个患者没有能力改变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 患者无法承担搜集信息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但是医疗保险机构则不同, 医疗保险机构搜集相关医疗信息并进行评估, 为大量的参保人提供就医指导。对于医疗保慑功能。如果说单个患者对医疗供方缺乏有效的制约, 作为购买大户的医疗保险机构则有多种制约手段。医疗供方可能不在乎一个患者, 但是不会不在乎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一群患者。单就“取消医疗服务定点资格”的权力, 便足以威慑医疗供方。

在历史上, 医疗价格的形成机制经历了从供方定价到双方谈判定价的过程。医疗保险产生以前, 医疗定价权掌握在医生手中, 医生根据患者的贫富差异实施价格歧视, 对富人高收费, 对穷人低收费甚至免费, 当然, 穷人与富人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是有差异的。医疗保险产生之后, 逐渐形成了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供方的双方谈判定价机制, 这种定价机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谈判内容和谈判主体

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供方的谈判内容十分广泛, 远非医疗价格一项。包括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选择预付制还是后付制, 具体而言, 是选择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制、按病种付费制还是按服务项目付费制;是否干预医疗供方的诊疗过程, 对医疗供方有无特殊的限制, 如是否采用“第二手术意见”, 要知道, 医生一直非常重视行医的自主性;医疗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以及其他事项。因此, 结果并非一定是“低价者中标”。

需要指出的是, 英国、德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组织制度同我国具有重大差别。这些国家都清晰地区分了医生区分, 因为我国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是“单位人”, 个体行医被边缘化。在英国, 虽然1991年改革以前公立医院的医生类似于公务员, 但是, 即使在那时广大的全科医师也是“个体户”;1991年以后, 试行购买方与提供方分离, 促进内部市场竞争, 购买方分别与全科医师、医疗集团签约。在德国, 医生被区分为诊所医生和医院医生, 以往二者具有严格的界限, 诊所医生不能从事医院治疗服务, 医院医生也不能从事门诊治疗, 虽然后来有所松动, 但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加拿大对医生与医院的区分更加清晰, 这一点与美国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美国医生典型的行医方式是个体行医, 医院只是医生的“工作车间”, 也就是说, 医生是医生, 医院是医院, 二者相互独立而非雇佣关系。直到今天, 虽然部分医生被医院雇佣, 但是医生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传统一直被保留, 仍有大量的医生拥有自己的诊所。这样, 英国的购买方、德国的疾病基金、加拿大的国民医疗保险和美国的各种医疗保险组织就必须对医生和医院分别进行谈判。

谈判主体包括买方主体和供方主体。在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 买方主体不是同每一个供方主体分别谈判, 而是采用集体谈判的形式, 谈判主体层次很高。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门诊服务报酬由疾病基金的最高层协会和合同医生协会谈判决定, 由此形成双边垄断的格局, 谈判双方均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 都知道对方不可替代。于是, 外部竞争消失了。同样, 加拿大为管理部门代表患者与医生协会就价目表进行谈判, 也是一种典型的双边垄断。特别提出, 在双边垄断情况下, 买方处于垄断地位, 卖方也处于垄断地位, 谈判结果未必就是低价格。美国的情况则不同, 可以是一对一的谈判 (例如, 某一保险机构与某一医疗集团的谈判) , 也可以是单个保险机构与医生组织的谈判, 具有较强的竞争性, 很难见到双边垄断型的谈判。

四、国际经验

(一) 医药价格是买卖双方谈判谈出来的。

不是提供方说了算, 也不是购买方说了算, 更不是政府拍脑袋拍出来的。尤其要重视买方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即便是政府定价也应该借鉴谈判定价机制。

(二) 谈判层次未必越高越好。

买卖双方最高层次的谈判将导致双边垄断的格局, 这种谈判形成统一的供应合同, 在供方的各成员间强制实施, 供方成员之间的竞争消失了。

(三) 谈判的结果取决于谈判双方的力量对比。

买方垄断有利于买方;卖方垄断有利于卖方。在买卖双方都不是完全垄断的情况下, 结果有利于哪一方, 取决于双方相对垄断程度。

(四) 卫生行政部门的作用在

于通过区域卫生规划, 影响新建医院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医院床位数的增减等投资项目, 而非日常经营项目。

(五) 医疗保险机构作为消费者的代表, 主导药品价格谈判以及药品目录的制定。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医疗保险研

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篇5

○竹

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因此，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和纪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效的纵向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与集团公司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门的横向监督协调机制和措施，致使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确保集团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决策机构（个人）及权力执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以监促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勤俭、廉洁、高效的企业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监督系统的合力。重视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广大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控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言堂”的专权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即以权制权。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厂务公开、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离职审计和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强专职监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同级党委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便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集团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虑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惩处”手段，即各基层纪委在行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只对同级党委进行宣教工作、效能监察工作和党风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办案件工作要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集中管理，纪委不办本单位的违纪案件，而是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统一从其它单位协调办案人员和力量进行案件调查核实。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报请集团公司专门渠道审批拨付，各基层纪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团公司负责。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新动向的要求，不论所建什么样的监督主体机构，都必须充分协调以纪检、监察、审计、保卫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赋予一定的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从而形成案件调查和惩处四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调查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

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未完)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关键词： 舆论监督 知情权 表达权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机制研究 篇6

关键词：天生国际企业 特征 理论基础 形成机制

1 天生国际企业的基本特征

关于天生国际企业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描述。有的从国际化的方式来进行描述，如Ganitsky称这些企业为天生的出口商；有的从国际化的速度来描述，如Preeee将之称为即时的国际企业；甚至有的研究者从企业规模的视角来加以理解，例如Joly称为国际小企业等。可以看出，天生国际企业的外延非常广泛，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会发现企业国际化的速度和程度成为把握天生国际企业的两个重要参数，沿着这种思路，将天生国际企业的特征归纳如下：

1.1 发展过程的超常规性 所谓超常规性是指天生国际企业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先通过国内经营积累各种经营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进口或出口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然后通过契约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最终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天生国际企业而是在成立后不久就以不同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甚至有的企业一开始就直接面向国际市场。

1.2 发展方式的爆发性 按照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企业的国际化是企业优势突破外部风险的产物。如果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缺少了向外扩张的能量而使之不能。但天生国际企业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对其进行优势的积累，而是企业优势的快速融合与急剧膨胀，迅速从国际市场配置生产要素。

1.3 竞争优势的非均衡性 天生国际企业之所以能够爆发式的从事国际经营活动，企业自身的优势并不体现在综合实力上，而是在理念、技术、管理方面具有极其突出的优势而形成的。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内部的各种条件是不可能均衡发展而形成整体优势，它是破格式的发展而形成的。

根据天生国际企业的基本特征，可以将天生国际企业作如下理解：它是指在企业成立之初或创办不久就面向国际市场，从全球的视角配置资源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2 天生国际企业形成机制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天生国际企业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上是以介绍外国的研究成果为特征。国外学者对天生国际企业形成的机制可以归结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2.1 利基市场论 所谓利基市场，指向那些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国再到全球，同时建立各种壁垒，逐渐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例如Madsen与Servais认为，由于国内某种市场狭窄、需求量小，所以企业不得不将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

2.2 国际人才论 它的主要观点是天生国际企业的创立者必须是具有国际化眼光的人才，甚至拥有国际商务的经验，这样的创立者具有全球配置资源的视野和能力，而且他们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能够讲多种语言，对国际市场的销售渠道和经营规则十分熟悉。Saarenketo认为，创立者具有国际业务经验是天生国际企业形成的重要条件。所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一部分天生国际企业的创立者或大部分员工有过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思维视野具有国际性。

2.3 技术进步论 持有该观点的国外学者认为，天生国际企业得益于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物流技术的发展为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中小企业与国外商业伙伴的联络和沟通变得更加方便，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物流技术的发展，使商品在国际间的流转更加快捷，也大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减少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国际化经营的制约。

2.4 关系资源论 关系资源就是人脉资源，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社会资本理论的奠基者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就是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拥有的，嵌入在企业内外部的关系网络中的，通过协调的行动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和机会的各种资源的集合，关系资源是网络结构中各节点的联结方式。总之，关系资源作为企业存续和发展的外部条件，为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各种机会和便利。对于一个综合实力不是特别强大的企业而言，要开展国际化经营，没有广泛的海外关系网络，是难以克服文化冲突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天生国际企业的创立者通常是移民并且本人或者其家庭成员与海外市场存在一定的联系。

3 天生国际企业形成机制的理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关于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后发优势理论和差别产品理论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后发的中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国际经营知识，通过知识的转化，企业甚至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国际资源，而不必遵循国际化的渐进原则进行自我改造；而差别产品理论认为，在同一类产品中存在着多维度的差异，例如款式、结构、形状、附加功能等。因而使同一类产品内部千差万别，即产品的异质化，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产品差别不断显现。如果中小企业能发掘某些大公司忽略的或无暇顾及的市场，并在创立之初即瞄准这些市场，同样具有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本文在整合上述两种理论的相关内容，对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机制作系统的分析。

天生国际企业从本质上看是国际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基于对国际化的速度和程度两个方面有别于一般的国际企业，因此，研究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机制要从这两个参数入手，加以系统分析。

3.1 从企业边界范围的参数来看 天生国际企业甚至没有在国内经营或者经营的时间很短，就能够突破企业的边界而进入国际市场，可以推断在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中，总有被边缘化的部分。这种被“忽视”的特殊市场，往往是有实力的国际大型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没有触及到的市场空间，但比较适合那些中小型企业发展。因此，被边缘化的国际市场也为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预留了发展空间。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在国际市场中，总存在一些特殊需求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只能由某些国家的某些企业进行供应，如资源性商品。由于世界各国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的某种需求在本土国家无法或很少生产，而对于能够大量生产和供应的外国厂商而言，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推动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有些海产品的需求，在本国没有甚至很少供应的情况下，只能拉动国外企业的出口。其实，这种理性分析的结论与利基市场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3.2 从企业国际化时间的参数来看 天生国际企业在成立之初或成立不久(一般认为2～6年)就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如此之快的国际化速度背后，必然隐藏着企业内部的某种优势迅速形成，否则是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究竟是什么优势能够快速地在企业内部形成呢？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战略的聚焦点，就可以发现企业竞争内生论大致经历了从“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到“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再到“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三个阶段。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入手，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的差异是由于企业资源异质性，即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内部的异质的、稀却的、难以模仿的、无法替代的专有资源。企业内的资源有很多种，而经营者往往困惑于无法确定自己的独特专有资源在哪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知识资本比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更重要。相反，隐性知识和优秀的知识管理能力是形成不可模仿的竞争优势的关键，隐性知识可以在组织内广泛地传播而难以被其他公司模仿，较高的知识管理能力是迅速获取和传递新知识的基础，员工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成为企业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这种学习不但是知识的学习，而且还要强调心智模式的修炼。因此，一旦一个组织建立了基于隐性知识的竞争优势，竞争者是很难与之相比的。它可以通过保持隐性知识优势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

所以，企业能在短时间内要获得优秀的知识管理能力，显然企业必然拥有一支懂国际经营、具有全球视野的团队有关，否则，企业在短时间内能够开展国际化经营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结论与国际人才论的观点一致。

4 基本结论

4.1 国际市场的边缘化为天生国际企业形成提供了拉动力 企业是基于市场需求而存在的，国际市场细分的无限性是天生国际企业形成的基础。产品差异理论指出，消费者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市场细分。从当代世界市场的特点来看，个性化的需求十分明显，理论上的市场细分可以从不同标准无限划分。但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制约，国际企业不可能将目标市场全部定位于所有的细分市场，这就决定了有实力的大型国际企业留下了国际市场边缘化的部分。在这种边缘化的国际市场中，一般没有大型国际企业的竞争，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为天生国际企业的形成产生了拉动力。

4.2 国际经营经验和知识的集成为天生国际企业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国际经营与国内经营最大的不同就是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些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即使国际市场中存在被大型国际企业“忽视”的部分，如果企业缺乏具有国际眼光的经营者和员工，机会也不可能变成现实。更何况国际市场的机会稍纵即逝，把握商机谈何容易。所以，天生国际企业内部必然拥有一个懂国际经营、会经营规则、了解国际市场动态的团队。创立者与员工团队只有具备国际经营的经验和知识，才能将瞬息万变的国际利基市场内部化。

4.3 先天性的独特优势为天生国际企业形成提供了突破力 按照企业内部优势来源的相关理论分析，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参与竞争，必须具备某种优势，这些优势来源于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经验等要素。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优势应该来源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综合能力，但从天生国际企业成长时间来看，无法具备这种综合实力。企业只能从某种特定优势出发，而且这种特定优势足以突破企业国际化经营而带来的各种阻力。根据现行研究的成果来看，这些企业往往在技术优势、国际经营的经验或知识的特殊优势，或者具有国外的关系资源优势，形成“破格式”的国际化经营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欧阳峣.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2期.

[2]冯奎，莫郁.全球价值链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J].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5期.

[3]易志高.中国企业国际化的M-I-V战略模式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7期.

[4]王莉.基于整合优势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分析框架[J].商业时代.2008年第22期.

[5]郑准，王国顺.基于关系网络视角的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型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

企业财务危机形成机制研究 篇7

企业危机是由内部管理因素与外部环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导致企业危机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管理不善, 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制度、法人治理、企业文化、危机意识、信息沟通和内部干扰等。从对企业危机发生影响的方式上看, 有些管理要素是企业发生危机的根源, 有些管理要素既是危机发生的根源也会加速企业危机的发生, 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可以称为企业危机发生的中介变量。此外, 不同的原因对企业危机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一) 影响企业危机发生的要素及其分类

根据波特的市场竞争理论和钱德勒的企业管理理论, 张良森 (2007) 将企业危机形成因素初步划分为企业外部环境、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企业运营管理等四个方面。如果企业存在危机倾向, 这四个方面至少有一个方面存在问题。因为运营管理的范畴很大, 包括的要素很多, 张良森进一步将企业的运营管理分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企业内部干扰、企业认知能力、内部信息沟通、危机意识、行业环境等八个方面的要素。这样, 包括企业外部环境、企业战略和企业组织结构要素后, 共有11个企业危机影响因素。为了便于研究, 张良森将上述11个要素归类为三大类别的危机影响要素:企业组织管理因素, 包括企业战略、组织结构、法人治理、管理制度和企业认知能力;变化干扰因素, 包括环境变化、内部干扰和行业制度;激化扩散因素, 包括企业文化心理、危机意识和信息沟通。

(二) 实证研究结论

张良森 (2007) 采用管理学界研究企业危机发生可能性最常用的方法, 即评估一定时期内危机趋向事件的数量和指标来界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以这种可能性作为因变量, 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使用结构方程对问卷结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进而得出了企业危机发生与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程度和相互作用方式并构建了企业危机形成机理模型 (图1) 。

(1) 三类危机原因对企业危机发生的影响。组织管理因素、激化扩散因素和变化干扰因素都对企业危机的发生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组织管理因素对企业危机的影响最大, 激化扩散因素次之, 包括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和内部失误在内的干扰因素对企业危机的影响最弱。三类危机原因对企业危机的作用机理是:变化干扰因素是企业危机爆发的触发性事件, 会干扰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从而降低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并诱发企业危机;内部管理因素对企业危机的影响更直接, 程度更深, 良好的内部管理可以有效抵御内外变化干扰事件对企业的影响, 提高企业对危机的防控能力, 降低危机的发生, 反之, 则会直接导致甚至加速企业危机的发生;激化扩散因素是企业内部管理软环境, 会降低或加剧内外干扰因素的变化幅度, 如果企业文化、危机意识和信息沟通不良则会降低内部管理对不利事件的解决与处理能力, 从而促成企业危机的爆发。

(2) 变化干扰因素对企业危机发生的影响。对企业管理造成变化干扰的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操作和管理失误以及行业制度三个方面。张良森的研究发现, 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操作不当和管理失误对危机的影响最大, 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对企业危机的发生产生显著的影响, 行业制度方面的原因对企业危机发生有正的影响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通过调查样本的比较, 企业内部管理不当和操作失误等变化干扰性质的小事件与企业文化和危机意识密切相关, 更容易导致企业危机的发生。

(3) 组织管理因素对企业危机发生的直接影响。在企业内部管理因素中, 管理制度、战略管理、企业认知、法人治理等四个因素对企业危机发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组织结构对企业危机发生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从对企业危机发生的影响程度上看, 依次是管理制度、战略管理、企业认知、法人治理和组织结构。通过实证样本的分析, 张良森发现, 管理制度, 特别是风险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约束,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就更有可能发生。风险管理控制不力, 内部干扰事件就会增多, 当内外干扰事件超过企业正常管理能力水平时, 企业危机就一定会爆发。

(4) 激化扩散因素对企业危机发生的直接影响。对企业危机的发生具有激化作用的因素包括企业文化、危机意识和信息沟通等三个方面。这三个因素是企业内部管理的软环境, 对企业管理起着“润滑剂”或增减组织交易成本的作用。任何一个企业和管理者都不能忽视企业文化、信息沟通和危机意识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管理层和企业员工的危机意识也会阻止企业危机的发生。反之, 这些企业有效运行的“软件”会加剧企业危机的发生。这些因素既直接影响企业危机的发生, 也通过扩大变化干扰事件的影响和损害内部管理因素来间接促成企业危机的发生。在促成危机发生方面, 危机意识大于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大于企业文化。

(5) 激化扩散要素对危机发生的传导、扩散效应。在企业危机发生过程中, 组织管理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干扰同样会借助企业文化、信息渠道和危机意识发生交互影响。在企业文化、内部管理和外部干扰之间交互作用对危机的影响研究中, 张良森发现企业组织管理因素单独对企业危机产生影响, 而企业变化干扰因素与企业文化、危机意识因素则共同影响企业危机发生, 企业变化干扰因素既直接影响到企业危机发生, 又通过企业文化因素间接影响企业危机发生。

综合企业危机形成的一般机理, 张良森主要从企业内部管理要素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经营危机发生的一般规律。企业经营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要素, 这些管理要素即企业法人治理、各项管理制度、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层的认知、企业文化、信息沟通和危机意识等。这些管理要素的质量决定了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力, 也决定了产生于企业内部干扰事件的多少和企业解决这些干扰事件 (风险事件) 的能力和水平。当企业的管理能力不能解决内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干扰事件 (风险事件) 时, 在触发事件的影响下, 企业经营危机就会爆发。进一步, 由于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互为条件相互转化, 企业经营危机的形成和发生至少会引起企业的财产损失、投资失败、费用上升和收入下降中的一项或多项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现金流量和现金存量的减少, 当债务到期企业的现金存量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 就会引发企业财务危机。

(三) 财务危机形成的会计表现路径

彭韶兵和邢精平 (2005) 系统地研究了企业财务危机的内涵和特征, 构建了企业财务危机形成机理的会计表现路径, 如图2所示:

彭韶兵和邢精平认为, 诱发企业财务危机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费用升高。费用升高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自有资金出现不足,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企业不得不增加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 同时, 负债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导致企业费用水平增高, 形成恶性循环, 巨额负债无法偿还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导火索。二是销售收入下降。销售收入下降所形成的财务危机会计表现路径与费用水平原因完全一致。三是过度扩张的投资策略。过度扩张的投资策略将导致资金周转短缺, 企业不得不增加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 同时, 负债利息的支出将进一步导致企业费用水平的升高。如果项目无法按期投产, 或者投资收益与预期水平差异较大, 企业将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而巨额负债无法偿还将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二、财务危机形成过程模型的构建

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连接点是企业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 公司治理层是全过程的管理———战略决策、监控和调整, 企业管理层负责战略的执行和局部微调。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是企业实际上的最高权利和决策机构, 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和企业经营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的工作。缺乏良好治理模式的公司, 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体系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 就像一座地基不牢固的大厦;没有企业管理体系的畅通, 单纯的治理模式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蓝图, 而缺乏实际的内容。因此, 为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目标, 需要公司治理机制和企业管理机制的有机结合,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 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结合商业失败模型、企业危机生成的机理模型和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会计表现路径, 笔者构建了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过程模型 (图3) 。由图3可以看出, 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和外部环境都会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产生影响。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外部因素通常充当触发性事件促成财务危机的发生, 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触发性事件是现金流量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一) 公司治理缺陷对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影响

公司治理缺陷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形成产生影响。一是由于公司存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导致代理人对公司利益的直接或间接侵占。具体体现为: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层丧失独立性、未履行忠实义务或行使不当行为导致企业财产的直接减少和企业筹资能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代理人的利益侵占会直接导致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行情或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重大影响, 从而导致现金流的断裂, 并诱发企业财务危机。二是由于公司的治理层存在企业认知缺陷而导致企业战略决策错误。错误的企业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企业财务指标的恶化, 同时企业缺乏对战略的及时修正和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调整, 或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的修正行为无效, 这样, 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财务危机的发生。

(二) 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的共同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战略正确, 但被企业管理层错误地执行。在企业战略执行过程中, 由于受到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控制失败, 公司治理层面的监控和调整失效, 造成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风险事件不断发生, 企业没有及时地应对、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或难以应对, 从而引发企业经营危机。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 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互为条件、交互影响, 经营风险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导致企业业绩的持续下降, 财务指标恶化;企业业绩的下降不仅会导致股价重挫, 使投资者丧失信心, 更会影响公司的融资渠道和商业信用, 使企业再融资能力渐趋枯竭;不断产生的亏损也会消耗企业已经积累的经营成果, 使公司的再生产能力下降;此时如果遇到市场行情的持续不利变化, 如经济衰退或行业竞争的加剧, 则企业销售收入的下降、成本费用的上升或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将会导致企业现金流的逐渐减少, 在债务到期而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存量来偿还到期债务时, 企业财务危机就会发生。

(三) 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外在表现

企业财务危机的外在表现是财务危机发生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显性特征。由图3可知, 财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财务状况恶化, 财务状况恶化表现为负债比率的上升和现金的减少。财务状况恶化有两条路径:一是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收入下降和 (或) 费用上升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导致企业现金净流量减少, 同时也导致企业筹资能力下降、债务比率上升和固定利息费用的相对上升;现金净流量的下降会影响到企业下一次的资金循环和周转, 即导致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下降, 这样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如此恶性循环, 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二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负债比率的上升和筹资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企业利息费用的上升或占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资金, 造成企业现金的减少, 导致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和盈利能力的下降;如果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目标, 逐渐减少的现金净流量会导致企业偿债能力的逐步下降;如此恶性循环, 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

基于上述分析和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过程模型可知, 财务状况恶化是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外在表现和直接原因,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是财务危机发生的内在基础, 公司治理弱化是现代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崔学刚、王立彦、许红:《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关系研究——基于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1]崔学刚、王立彦、许红:《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关系研究——基于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2]崔学刚:《董事会治理效率、成因与特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财贸研究》2004年第4期。[2]崔学刚:《董事会治理效率、成因与特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财贸研究》2004年第4期。

[3]戴璐、汤谷良:《财务负责人的公司治理角色与战略管理角色冲突》,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3]戴璐、汤谷良:《财务负责人的公司治理角色与战略管理角色冲突》,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探究 篇8

一、全球经济发展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世界经济在曲折中得以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但复苏减缓

在经历了一轮经济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已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态势, 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种复苏正慢慢减缓:美国经济由于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宽松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私人部门持续的疲软, 无法给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欧元区由于债务危机, 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由于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件的影响, 经济持续下滑, 但随着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 经济逐渐呈现好转的态势;世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增速普遍回落, 这是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加大和受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影响造成的。

2、全球经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受供求因素、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波动及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 但仍维持在高位上, 全球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 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3、债务危机不断加深, 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巨大, 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深受其害, 经济和社会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 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风险。现阶段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反复大幅震荡。

4、全球经济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经常出现纠纷甚至摩擦, 各国为了规避各自的经济风险, 只是根据本国的利益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 全球经济的宏观政策难以协调, 因此全球经济风险难以进行统一整治。不协调的全球经济宏观政策是阻碍全球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需要各国的共同关注。

二、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 而与该国的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出现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一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过程中, 主要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其价值下降。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 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是首当其冲的;其次, 中国处于国际生产的最末端, 也就是加工制造阶段, 如果不改变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格局将难以改变, 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也将更加明显, 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再次,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决定了中国是美国融资逆差的主要提供者, 由此原因, 中国也将面临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巨大风险;最后,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 不能够妥善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变动, 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影响中国汇率的稳定性。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1、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牙买加协议规定, 美元不与黄金挂钩, 美元汇率实现自由浮动, 从此牙买加体系取代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 由于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大都通过美元结算, 为了降低经济风险,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储备或者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的一种现象加剧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 进而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失衡。

2、各国的投资储蓄不平衡

经常账户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实际资产的流动, 它是一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组成部分, 包括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个项目。在国民收入的恒等式中, 如果不考虑政府部门, 投资储蓄的不平衡就会引起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国民储蓄持续偏低增加了经常账户的逆差;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国内投资遇冷, 不利于这些国家的进口, 加剧了经常账户的失衡;日本和主要的欧元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也增加了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

3、国际分工格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为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掌握着国际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美日等发达国家就通过将制造业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来提高其经济收益。在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分工格局日渐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出口制造产品和自然资源获得有限发展,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顺差地位, 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主导世界经济, 大都处于国际贸易的逆差地位。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着国际收支的实现, 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4、全球流动性过剩

由于美元资本市场十分发达, 亚洲新兴国家庞大的金融储蓄都流向美国, 这正好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并且全球储蓄与计划投资平衡下的长期利率比较低, 因此造成了全球金融的流动相对过剩。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劲和流动性使得贸易顺差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 这种现象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 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 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的因素正在不断地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相互交织。正确认识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对于探究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究、完善。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根源[J].环球财经, 2013 (2)

商业集群“竞合”结构形成机制 篇9

1 商业集群传统竞争战略失灵

传统的规模竞争、差异竞争和价格竞争战略在商业集群中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首先,绝大多数的商业集群都是由分散经营的小型商业贸易企业组成,其中没有哪个企业在资本、知识和能力方面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一统江山,况且即使个别企业有能力进行规模化经营也无法满足顾客在日用品和小商品方面的复杂性需求,因此,商业集群中企业一般不具备采取集中规模化竞争战略的条件。

其次,虽然商业集群顾客需求的复杂性和分散度均很高,客观上为企业采取差异化经营战略提供了条件,但是商业集群中企业相互之间密切接触,经营行为透明度高,产业秘密对区内的经营个体都是公开的(王缉慈,2001),知识的迅速扩散使差异化竞争战略难以奏效。

再次,商业集群经营的绝大部分商品是劳动密集型和无技术含量的大众化货品,利润相对较薄,缺少降价空间,一旦采取低价策略,势必导致恶性竞争和假货横行,湖南邵东和浙江温州的专业化交易市场就曾因过度价格竞争而一度陷入“柠檬市场”困境,所以,低成本战略也不是商业集群中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理想途径。

2 商业集群内部化整合的管理困惑

商业集群企业通过内部化整合同样会遇到不少难题。

首先,单一企业难以满足顾客对小商品的复杂需求。具有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收入结构、不同性别年龄、不同个性特征的众多分散消费者,对小商品的需求千差万别,而且同类小商品的替代性很高,更新换代速度很快,这些因素要求生产企业具备提供多样化、小批量的工艺流程和灵敏、柔性的组织结构。然而,小商品的低价值根本无法支撑复杂性组织的高额组织管理成本,所以,纵向整合不是小商品生产经营的最佳选择。

其次,大企业的集中规模化生产方式不适合小商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特点。小商品的结构简单和零部件很少,因此,相应的生产工艺简单,生产中使用大量的劳动力手工制作,不需要复杂的机器设备,也就不需要组织复杂的大型化制造企业。

另外,小商品缺乏制定统一生产标准的基础。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独家拥有其他企业不能掌握的技术,技术比较雷同,相应的产品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不可能把商品的型号、款式、尺寸、重量、颜色等用统一的标准固定下来,在小商品发展的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3 商业集群网络化“竞合”结构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竞争机制和内部化整合都与商业集群运营规律相背。事实表明,商业集群将向着具有“竞合”结构特征的多茨与哈默尔(1998)描述的联盟网方向演变。联盟网由一组联盟组成(多个伙伴多个联盟),其成员之间相互依赖性比联盟组合强,但统一性不如联盟网络。联盟网相比联盟网络存在一些“结构洞”,“结构洞”使商业集群具有极强的新陈代谢能力因而充满了活力。商业集群通过归行划市,然后在内部又按经营商品特征分成了许多更加细分的小型专业化市场,在每个细分的专业市场内部以及不同的专业市场之间经营主体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细分的单个专业市场内部,经营主体之间结成关系紧密和高度统一的局部子网络,而不同的专业市场子网络又相互联结组成了更大的联盟网,但大联盟网内的各个局部子网络之间缺少统一性。用图形表示的商业集群联盟网描绘了网络系统成员之间的联系,小圆圈代表商业集群经营主体,A、B、C表示不同的细分专业市场联盟网络,它们相互依赖组成了商业集群联盟网(见图1)。

例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具有网络化竞合结构特点。经过长期的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演化成由分属不同行业、相对独立的袜子市场、衬衫领带市场、文体用品市场、饰品市场、工艺品市场等28个细分小商品市场形成的“竞合”市场结构。而且,在同一细分市场(联盟网络)中,如袜子市场,门店或摊位两种经营方式各自经营的产品在品牌知名度和质量档次上有所不同,交易摊位或门店又根据不同的地段在经营品种和方式上而有所区别。长期以来,在袜子市场自然演化出了一定的“竞合”格局,使得大量的袜子经销商根据各自的定位,在市场中选择适当的经营品种和方式,彼此既相关又互不干扰。

参考文献

[1]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0-160．

软件项目风险形成机制研究 篇10

1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软件项目风险的研究, 在软件项目风险因素分析方面, 常金玲[3]基于项目实践和软件工程原理, 将软件系统开发风险归纳为7个大类、36项风险因素;张天宇等[4]在分析软件企业项目开发特点的基础上, 提出软件项目开发的关键性风险因素, 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在软件项目风险管理方面, 潘春光等[5]总结了Boehm和Charette的风险管理框架、Higuera和Haimes的持续风险管理框架模型、Hall的六学科风险管理模型以及基于CMM/CMMI的风险管理框架等;还有一些学者在软件项目风险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6,7]。现有研究很少有从软件项目风险形成的根源和形成机制方面进行, 而分析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机制对于认识和管理项目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软件项目风险及特点的基础上, 研究其形成根源, 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机制, 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软件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 也可为软件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2 软件项目风险的类型与特征

软件项目属于智力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技术性强, 在项目开发的各阶段都需要细致、复杂的手工劳动以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受人的因素影响较大;另外, 由于软件产品的抽象性以及用户需求的不稳定性, 使得项目目标难以明确、任务边界较为模糊, 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也很难度量。因此, 与传统项目相比, 软件项目的风险更为复杂。根据软件项目的开发流程, 可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各阶段的风险具体见表1所示。

由此可见, 软件项目风险的特点主要有:

(1) 随机性。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超越人们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 由于软件项目需求的不确定性、系统设计和实施的复杂性等, 使得风险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及风险后果的出现表现出随机性。

(2) 复杂性。软件项目特别是一些复杂应用项目开发周期长、涉及面广, 在整个过程中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 而且, 这些风险因素之间还存有复杂的关系, 使得项目风险的复杂性非常显著。

(3) 动态性。软件项目在开发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风险, 这些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并具有传递效应, 而且风险的影响效应还可能会在传递中不断积累和放大, 对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产生致命影响。

(4) 损失性。如果软件项目各阶段的风险没有消除, 甚至连试图降低风险的努力都没有, 这时潜在风险就会变成真正风险甚至是现实, 从而造成实施效果下降、预算超支或实施周期延长等恶性后果或损失。

3 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根源

3.1 软件项目的复杂性

软件项目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 其复杂性主要来自技术的复杂性、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项目管理的复杂性。

3.1.1 技术的复杂性

技术是实现软件产品所用到的具体手段和方法, 也是实现软件产品的基础。在这方面, 软件产品与计算机、汽车或建筑存在很大的差别, 因为后者在开发中往往会有大量的重复部分, 计算机系统虽然也较为复杂, 但软件系统比计算机系统更复杂, 在软件实体扩展中不仅是相同元素的重复添加, 更是不同元素的添加, 而且这些元素还以非线性递增的方式交互作用, 使得软件开发技术的复杂度以更大的非线性级数增长。另外, 王连成[8]提到, 复杂产品开发的复杂性主要是源自其开发过程固有的无序性, 这种无序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过程阶段间的反向影响性, 即后一阶段的开展需要以前一阶段的实现为其提供条件的同时又会反过来对前一阶段或以前若干阶段的活动提出变动要求;二是开发活动并行的不协调性, 即同一阶段的活动在同时开展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影响, 一些活动的中间或最后结果可能影响另外一些活动方式的条件。

3.1.2 项目管理的复杂性

项目管理主要涉及项目的范围管理、时间管理、质量管理、沟通管理和人员管理等。在范围管理上, 由于软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实体, 在签署项目合同时, 大多条款是关于功能概要上的描述, 很难对具体范围进行详细描述, 再加上需求变更频繁, 使得范围管理更加复杂;在质量管理上, 除了因功能描述不清等而导致的质量管理复杂外, 还有因用户满意度要求提高、项目管理范围扩大而与之相应的质量标准体系还不是很成熟等, 造成质量管理难度较大;在人员管理上, 由于软件项目及其开发工作的特点, 制定一个既重视财务指标和客户满意度指标, 又能突出人员创新和团队协作方面的指标就显得很重要, 而均衡与协调的管理方式是较为复杂的;在沟通管理上, 由于常出现项目组与客户之间因项目范围的变更而起争执、项目组成员间因意见不合而产生冲突等, 使得项目经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沟通协调;在时间管理上, 由于软件项目是不可见的, 再加上是以人的脑力劳动为主, 估算出的时间与实际项目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而增加了项目时间管理的复杂性。

3.1.3 环境的复杂性

环境是指存在于项目内外并影响项目绩效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 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技术等一般环境, 以及竞争者、用户、供应商和新进入者等任务环境, 前者由于各要素的异质性或多样性以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了项目分析与实施的复杂性, 而后者由于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较多且差异较大, 增加了彼此交互的复杂性, 影响项目进展。内部环境的复杂性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部环境系统结构的复杂性, 软件项目开展时一般都设有若干项目小组, 每个小组内又含有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 这些人员及小组需要密切配合与协调;二是内部环境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 即各子系统之间构成一个关系复杂的网络并具有广泛而紧密的联系, 一个子系统的变化往往会作用到其他子系统, 而且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三是内部环境的智能性, 软件项目的原材料是人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项目的内部环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具备适应、调节、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进而增加了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3.2 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软件项目属于“知识转移型”产品, 受人的因素影响较大。根据人类认识论观点, 人们在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性使得任何人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全面预见未来而成为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因此, 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人在项目实施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错误, 而这些失误和错误正是导致项目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 影响人的认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

(1) 物质手段, 即物质形态的认识工具, 是人类为了突破自身认识器官的局限而有目地制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工具的总和。在软件项目开发中, 这类认识工具包括软件需求工具、软件设计工具、软件构造工具、软件测试工具、软件维护工具和软件工程管理工具等。虽然这些工具降低了开发人员的工作难度, 提高了对软件产品的认识能力, 但开发工具的功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强大, 而且现有工具的发展应用跟不上时代要求, 如许多测试工具仍是就问题论问题, 缺乏统一性和通用性。

(2) 方法论手段, 即观念形态的认识工具。康德认为, 虽然认识起源于感觉, 但仅靠感觉是不会形成关于对象的认识, 要保证认识的客观和有效, 还需依赖于人所具有的先验认识能力, 需要整理、联结和规范感性材料。也就是说, 认识中形成的理论和方法对认识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软件项目开发中, 软件开发方法也一直不断演变, 如结构化软件开发方法、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基于PUP的软件开发方法、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方法、敏捷性软件开发方法以及面向Agent的软件开发方法等。然而, 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软件开发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 使得现有软件开发方法离人们所追求的高效率和高质量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也决定了当前软件开发方法应用的有限性以及演变的无限性。

(3) 人的生理基础。健全的感官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是人开展认识的前提基础, 但这些生理条件只是为人的认识活动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性, 即它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说, 只有人们经过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 掌握了各种知识结晶和认识形式后, 认识活动才能成为现实, 大脑和感觉器官也才能成为真正的认识器官和认识基础。然而, 现实中,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而历史积累下的知识成果是广泛的, 而且还在不断出现新的知识。同样, 在软件开发时, 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编码到测试等, 涉及多个方面的专业知识, 人们在精通某一专业知识时, 其他知识难免就会相对缺乏, 而软件项目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各模块及子系统间具有很强的耦合性, 任何相关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

3.3 项目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引入时间因素后事物的特征和状态不能充分地、准确地加以观察、预见和测定。一般项目的不确定性既包括项目内在不确定性和项目外在不确定性。

3.3.1 项目内在不确定性

软件系统的开发本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和减少现实系统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 但自身的产生过程却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具体有:

(1) 需求分析的不确定性。软件需求分析主要是研究问题, 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以及解决问题存有的约束, 然而, 人们在软件系统开发之前是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时的需求以及其未来的走势, 这一点已被Wegner[9]利用数学方法给出了严格的证明。

(2) 从需求到设计和编码转换的不确定性。软件项目不同于传统的建筑项目, 需要在多个抽象层次表述系统, 如需求分析模型、设计模型和源代码执行模型等。在这些不同抽象层次间转换时常会引入不确定性, 如设计模型是否忠实于需求分析模型、概念模型在编码中是否被编码人员正确理解等。

(3) 重用项目成果的不确定性。重用已有项目成果从理论上讲可以回避前面两方面的不确定性, 但在实践中仍会引入很多不确定性, 如:重用构件的接口描述是否准确和完整;可重用构件或子系统是否满足当前应用的要求;给定一个重用构件, 如何调整以满足现有系统的约束条件等。

(4) 测试工作的不确定性。在制定测试计划时, 需要确定待测试的产品, 而这种产品主要包括需求说明、设计文档和源代码, 它们在测试前就已渗入了不确定性, 这种面向未来的测试计划只会将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在开展测试活动时, 一般, 该活动开展的假设前提是在理想环境下,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测试过程与结果的可靠性, 但理想测试是不可能的。

(5) 项目管理的不确定性。项目管理活动与一般管理活动类似, 也涉及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由于人的因素和软件项目特点, 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不确定性, 如:在计划和决策中, 是否权衡考虑了所有因素并识别出各因素取值是代表其真实状态;在组织中, 人员配置是否得当;在领导中, 项目组各层次沟通是否畅通;在控制中, 管理者是否清晰技术层面的实际进展等。

3.3.2 项目外在不确定性

项目外在不确定性, 即项目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根据Miller[10]的划分, 可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划分为六类: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产品需求与市场的不确定性、资源与服务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竞争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与政策方面, 由于国内软件行业对国内市场依赖非常大, 一旦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对软件行业影响非常大;在需求和市场方面, 用户需求既与偏好相关也与经济形势相关, 软件项目对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在资源与服务方面, 人是软件项目的灵魂, 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关键人才的流失会对项目造成巨大的影响, 而现实中软件人才的流动要高于其他行业;在技术方面, 新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高度不确定性, 其本身所固有的高度不确定性既是机遇所在, 也是风险的根源;在竞争方面, 随着近年软件业的快速发展, 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

3.4 项目干系人的差异性

根据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的定义, 项目干系人是指那些或者积极参与项目, 或者其利益在项目执行中或成功后受到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个人和组织。一般, 项目干系人利用各种知识、技能、工具等对项目目标、规模和结果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此, 与项目成败有着紧密的联系。Cleland[11]也认为项目与众多干系人相关, 考虑到他们的需求的差异性进行项目干系人管理是项目成功的重要部分。结合实际, 可将其项目干系人划分为客户、项目管理者、项目组成员和合作伙伴等四方面, 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1) 目标的差异性。项目干系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隶属关系以及不同的组织文化背景, 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和追求目标;而且, 即使是同一干系人的利益范围也存有差异, 如有的项目组成员追求经济报酬、有的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有的则希望参与管理和决策等。表2是不同干系人的主要目标。现实中, 尽管项目的整体性要求成员维护总体目标, 但各干系人总是想法设法促使自己目标的实现, 在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和同时满足各方目标追求时, 分歧和冲突也就产生, 给项目带来风险。

(2) 角色与职责的区别。1) 客户方面。客户是软件项目开发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不仅要对自己的需求表达是否清晰负责, 还需证实开展的项目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 并要支持项目的开发、确保人员的培训以及推进软件项目在企业中的应用。2) 项目管理者方面, 包括项目总监和项目经理等。项目总监主要是审批项目实施计划, 负责项目实施的重大事件决策, 协调各方工作关系, 对项目进度、质量等进行宏观监控;而项目经理主要是协调项目组人员的分工和资源分配, 监督项目实施和控制进度, 并与客户沟通联络、争取获得支持等。3) 项目组成员。项目组成员负责实施项目的各项活动, 包括系统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与单元测试、系统测试、配置管理和文档活动等, 并支持项目编制和项目跟踪, 在项目预算及进度等约束条件下完成项目。4)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一般根据项目开发者提供的需求规格说明书等, 利用自己的设备、人员、内部的生产过程和技术方法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发产品, 并接受项目开发者的监督和评审。

由此可见, 各项目干系人角色和职责的不同, 使得他们经常对项目成功完成应该执行的活动和次序等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优先权的冲突即使在同一干系人范围内也会发生, 从而影响项目的开展。

4 软件项目风险形成机制研究

结合前面的研究内容, 我们可总结出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过程:

(1) 项目的复杂性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不确定性, 引致风险。

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彼此相关的部分或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结构的有机体, 由于这一有机体还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 并进行着信息、能源和物质的交流, 使得系统本身变得异常复杂。对于软件项目来说, 不仅体现在软件项目逻辑结构、物理结构和模块间联结关系等技术的复杂性,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项目管理的复杂性, 同时由于其所涉及的环境因素众多, 特别是要素间相关关系错综复杂和动态变化, 使得软件项目更为复杂。

然而, 相对于软件项目的复杂性, 人们认识和把握这种复杂性的能力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 一方面是因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不可能获得所有有关软件项目的知识;另一方面是现有的软件开发工具和开发方法主要是应对过去一些常见问题而产生的, 但问题的多样性和新奇性使得这些工具和方法呈现出局限性。这种由软件项目自身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导致软件项目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会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变化来体现, 一旦这种变化朝着不利方面发展, 就会影响软件项目的整体运行, 造成质量下降、工期延长和费用超额等。

(2) 项目干系人的差异性导致不协调和冲突, 引致项目风险。

除了由于软件项目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外, 项目干系人的差异性也会给项目开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项目风险。系统动力学认为, 在一个复杂动力系统中, 系统的每一部分运动导致的最终结果具有完全不同与部分的特征。例如, 一个人拉车或许刚好能拉动车, 但一群人拉车, 其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群人都向同一个方向拉, 肯定会拉得更快;但如果各自向不同的方向拉, 或许一步也拉不动。这取决于各个方向上力的大小, 而且如果逆行方向的力最大, 还会出现倒退。同理, 在软件项目中, 涉及不同的具有独立主体利益的项目干系人, 有着不同的职责、隶属关系和不同的目标, 使得各方对于共同目标的认知很难一致, 而且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 往往容易忽略项目的整体利益, 而是从自身立场考虑, 难免会出现“系统内耗”现象。

由此可见, 在软件项目中, 一方面, 项目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导致项目开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为项目风险形成打下客观基础;另一方面, 项目干系人之间的诸多差异的现实存在导致项目的诸多不确定性, 为项目风险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由此, 可将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机制表示如图1所示。

5 结论

软件项目风险管理是软件项目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对于风险的管理既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又是一项比较难的工作, 因此, 有必要研究软件项目的风险形成机制, 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管理风险。本文在分析软件项目风险类型和特点的基础上, 从项目的复杂性、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项目的不确定性、项目干系人的差异性等方面分析了软件项目风险形成的根源;通过整理分析发现, 软件项目风险的形成主要源自两方面, 一方面项目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使得项目开展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项目干系人之间的显著差异使得项目运作与协调困难重重, 这两方面通过共同作用于软件项目引致风险事件, 最终造成风险损失。

参考文献

[1]KLEIN S A.Putting methodology in perspective from a project risk viewpoint[C]//IEEE Power Engineering Society 1999 Winter Meeting, 1999, 1 (31) :362-365

[2]KLASCHKE G.What the CHAOS chronicles 2003 reveal[R].San Diego:Cost Xpert Group, 2004

[3]常金玲.信息系统项目的风险因素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6, 29 (3) :318-320

[4]张天宇, 张英鹏.中小型软件企业项目开发风险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9, 24 (5) :32-35

[5]潘春光, 陈英武, 汪浩.软件项目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J].控制与决策, 2007, 22 (5) :481-486

[6]季年芳, 张宏书.基于风险因子分析的软件项目管理模拟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22 (12) :172-175

[7]张俊光, 杨芳芳.软件项目风险管理方法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31 (8) :156-159

[8]王连成.系统工程论[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2:92

[9]WEGNER P.Why interact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algorithms[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97, 40 (5) :80-91

[10]MILLER K D.Industry and country effects on managers`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3, 24 (4) :693-714

浅析行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篇11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产能过剩”的概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最早提出“产能过剩”概念的是Chamberlin（张伯伦），其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中认为：垄断竞争导致平均成本线高于边际成本线，进而Chamberlin认为企业就会产生持续的产能过剩。周劲（2007）认为在某一时期内，任何行业的生产能力大于该行业的实际产出数量时，该行业即存在产能过剩。王兴艳（2007）认为在给定的时期内，任何行业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存在生产能力存量德过剩，也就是说市场需求不能满足行业的生产能力时，即存在产能过剩。

从目前对产能过剩的研究来看，理论界对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解释：一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解释产能过剩；二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体制扭曲，市场制度缺陷）的角度来解释产能过剩。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产能过剩

（一）周期性产能过剩及其形成机制

经济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繁荣阶段、经济衰退阶段、经济萧条阶段、经济复苏阶段。在经济繁荣阶段，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较好，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量较大，导致企业扩大投资，扩张规模，提升产能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随着经济进入萧条阶段，社会公众对未来经济持悲观情绪，社会需求量大幅下降。此时，企业在经济繁荣阶段扩大投资形成的产能将大大高于社会需求，因此某行业或全社会将产生产能过剩的现象。

一般周期性产能过剩会随着经济向复苏、繁荣阶段的转变而有所缓解。一般情况下，出现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会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以期最大限度降低周期性产能过剩对经济造成的伤害。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产能过剩及其形成机制

对信息不对称导致产能过剩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林毅夫（2010）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不仅仅是由经济周期引发的，微观企业的个体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为达成对产业发展前景的共识，从而引发微观企业个体投资“潮涌”现象的发生，进而出现产能过剩。何彬（2008）年的分析更是指出企业获取信息的不充分以及对产业预期分析的偏差是产能过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

（三）企业垄断引起的产能过剩

企业垄断引起的产能过剩，具体是指某一行业的大型企业恶意形成部分的产能过剩，从而为该行业设置进入壁垒，阻止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以期能够长期保持自身在该行业的优势地位和利润。国外学者对于企业垄断引起的产能过剩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在我国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我国垄断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是很大，因此在我国造成的产能过剩现象并不像国外那样严重，也就没有引起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产能过剩

（一）政府干预经济的基础、动机

由上述可知，市场失灵导致的产能过剩可由市场本身以及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缓解，甚至消除。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真正需要关注和治理的是由体制缺陷和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的产能过剩。

自我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体系、预算约束、土地产权模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突出，这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余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重视经济发展，因此GDP作为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的重中之重，这为地反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

（二）政企合谋、企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进财政分权改革和以考核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晋升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经济动机。在我国转型经济特殊的体制背景下，由于晋升机制的激励，很可能引发政企合谋，导致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经济，从而会引发企业进行过度投资，进而形成产能过剩。企业引导企业过度投资而导致产能过剩的机理如下图2-1所示。具体过程：中央政府将GDP增长、社会稳定和就业作为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促使地方产生扩大投资规模的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引导企业进行过度投资。又因为土地产权模糊，预算约束和市场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大加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大多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国有企业管理层面临业绩考核的压力，也愿意配合地方政府；名营企业一般也愿意与政府合作，以期能够寻求政治庇护。因此，很容易发生所谓的“政企合谋”，从而导致企业无视市场规律，进行过度投资，出现产能过剩。

（三）地区竞争、投资补贴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以考核 GDP 增长、就业与社会稳定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不仅具有强烈的干预辖区内企业投资的动机，而且导致地方政府产生“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进而引发恶性地区竞争。

为了在地区竞争中胜出，以求获得晋升资本，地方政府会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尤其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行业的企业在其所辖地的投资，以期通过这些投资，能够带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增加本地区的就业。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具有垄断性，加之地方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税收等正补贴措施。另外，能否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成为各个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之一，并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核心内容。地区竞争过程中对企业所进行的一系列正投资补贴以及地方政府帮助企业获取金融措施的滥用，导致相关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行为被大大扭曲，因此很容易导致行业内产能过剩的发生：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广泛的正投资补贴，使得企业具有进行过度的产能投资动机和实力，企业过多的投资行为必然导致行业内过多的产能投入和过多的均衡产出，这必将导致社会总福利上更大的损失；由上述可知，当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正投资补贴水平超过某一节点时，企业产能必然会超越国内市场（开放水平下的国际市场）需求的极限。而这必将带来该行业的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加剧社会总福利损失。（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劲.产能过剩判断指标在部分行业测算中的应用[J].中国科技投资，2007（7）.

[2]王兴艳. 产能过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初探.[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

[3]王岳平.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特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6（6）.

[4]何彬. 基于窖藏行为的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及其波动特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现代港口物流形成机制的研究 篇12

1现代港口物流的发展

现代港口物流的发展与现代港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代港口的发展趋势, 主要表现在功能演变。

①第一代港口主要功能定位为纯粹的“运输中心”, 主要提供船舶停靠、海运货物的装卸、转运和仓储等。

②第二代港口主要功能定位为“运输中心+服务中心”, 除了提供货物的装卸仓储等, 还增加了工业和商业活动, 使港口具有了货物的增值功能。

③第三代港口主要功能定位为“国际物流中心”, 除了作为海运的必经通道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有形商品的强大集散功能并进一步提高有形商品的集散效率之外, 还具有集有形商品、技术、资本、信息的集散于一体的物流功能。

以大连港为例, 大连港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 全国第二大集装箱中转港, 集装箱铁海联运量连续11年位居全国沿海港口首位。中国东北90%以上的外贸集装箱通过大连港中转。大连港全市港口拥有生产性泊位198个, 通过能力达到2.2亿吨, 集装箱通过能力430万TEU, 现已开辟83条航线, 与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通航。大连港是中国东北最大的油品及液体化工品储转分拨基地, 拥有全国最大最先进的30万吨级原油码头, 可接卸VLCC超大型油轮, 年通过能力5700万吨。大连港是中国东北重要的散杂货转运中心, 充足的仓库、堆场和现代化的装卸机械, 定点、定线、定车次的钢材循环龙组班列, 与海上杂货班轮航线有效连接, 形成了完整的物流服务体系, 到2010年将形成3000万吨的通过能力。

现代港口从重传统功能转向重服务, 并应围绕服务, 利用现有资源, 把物流产业链发展起来, 这将是对现代物流业的贡献。因为港口是水路运输的枢纽, 具有整合生产要素的功能, 可促进多式联运的发展, 还是主要的信息平台。

2现代港口物流的形成机制

2.1 现代港口物流形成离不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运输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尤其是现代物流的发展, 港口物流的发展不是港口与物流功能的简单对接, 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工程, 需要大港口、大路网、大物流的整体有机推进。完善沿海港口体系是发展港口物流的先决条件;大容量的港口物流需要高速的集疏运网络来支撑, 完善覆盖全国的集疏运体系是发展港口物流的物质基础;完善以港口为枢纽、陆海联运、功能完善的交通物流业是发展港口物流的最终归宿。现代港口是海上运输与陆地运输的连接点, 是货物中转、换装和集散的场所, 港口作为全球综合运输网络的节点, 决定了它与生产制造企业、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及销售企业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代物流供应链中许多环节都发生在港口, 并通过港口的功能来实现。

2.2 航运业发展的要求

从广义上讲, 航运业是物流业的一部分, 两者“不分家”。事实上, 航运业和现代物流业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建立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将成为航运企业经营发展战略上的一个主攻方向, 这既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 也是航运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此, 航运企业应在海运服务上下功夫, 航运公司争相采用大型化船舶, 从而对国际贸易港口的水深、装卸设施、服务水平以及腹地货源等相关因素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了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趋势和基于节约投资成本、节约船舶在港时间以及加快货物流转速度的考虑, 发展综合物流服务势必成了港口发展的首选。

2.3 现代港口的物流功能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 现代港口物流有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一颗明珠, 经过5次大规模的港口建设, 目前, 在全国初步建成了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齐全、河海兼顾、内外开放的港口体系。目前, 世界上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海运公司和物流企业均在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建立生产制造厂、物流中心、分拨中心和配送中心, 如安特卫普、香港、新加坡、横滨等港都围绕着现代物流建有物流中心、物流码头、分拨中心、配送中心等, 不仅具有传统的物流功能, 而且具有流通加工、信息情报、销售和展览功能, 可供全方位的服务。

2009年, 东北东部最重要的国际性大型物流中心丹东港开始向深海全面挺进, 开工新建两座大型港池和10余个大型泊位, 除此之外, 丹东修造船基地继续扩展, 形成建造大型船舶能力, 200万吨大豆油脂加工基地一期工程竣工, 同时大力发展港口服务配套体系, 建立港口综合商务中心, 大力开展电子口岸建设, 到2010年可实现6000万吨货运能力。

按照“十一五”规划, 我国港口经营管理从追求规模化转向追求规模化与满足个性化相结合, 提供全程、全方位、多层面的综合性服务, 以建设生态港口为目标, 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理念。港口与所在地区或城市的发展更为紧密, 与人类社会更为协调, 从而形成区域经济、技术、文化、利益共同体。

参考文献

[1]汪长江.港口物流学[M].北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