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

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通用6篇）

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 篇1

马丁·特罗 (1926-2007) 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从“大众高等教育”概念的首次提出 (以1962年《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为标志) 至今已过了半个世纪, 从大众化理论的确立 (以1973年《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为标志) 至今也有40年的时间。可以这样概括大众化理论的发展节点:它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 成型于70年代, 完善于80和90年代。马丁·特罗在不同时期写下的17篇大众化论文于2010年结集出版[1,2] 。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和文献回顾, 重新审视大众化理论的流变, 厘清诸多历史上的悬疑之处。

一、从“大众高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

大众化理论的称谓之变

一种理论或学说的影响力总是与其称谓的流传度相关。因此“正名”问题首当其冲, 否则就会产生“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大众高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历史嬗变是如何发生的?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大众高等教育”学说被国人误读的表征之一。例如, 将大众高等教育转换为高等教育大众化, 将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相应阶段称为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史, 甚至称特罗为“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 并据此推出massification 和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等英语表达法 (张少雄, 2007) 。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这一称谓是国内学者在引入过程中将“实践”称谓 (massification) 和“理论”称谓 (mass higher education) 相互模糊相互统一的结果。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 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的引介和对“大众高等教育”理论的引介不是同步的, 实践引介在前, 理论引介在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 滕大春、宋文宝等学者率先介绍了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的发展现状与趋势[2]。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学飞、王廷芳等学者率先扼要介绍了马丁·特罗理论的基本内容[3] 。其后, 徐辉、王香丽等学者开始部分或全文翻译马丁·特罗的论文, 对国内学者全面了解、学习和研究马丁·特罗理论提供了便利[4] 。虽然“实践”称谓与“理论”称谓不同, 但其对象却是一致的, 且“实践”称谓的引入在前, 因此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也将马丁·特罗理论称之为“大众化”理论, 与“实践”称谓保持了统一。而所谓国内学者“创造”这一称谓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

问题在于国外为何存在“实践”与“理论”的不同称谓呢?换言之, 马丁·特罗为何没有采用“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其核心的概念, 而是创造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表达方式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概念与“大众教育”、“大众中学教育”的概念一脉相承。17世纪的“大众教育” (即“大众初等教育”) 是其历史的源头, 而“大众中学教育”是其创造的直接来源。与此相似, “普及高等教育”也是从“普及中学教育”概念上衍生出来的。马丁·特罗不仅对普及中学教育有专门的论述[5] , 而且把“大众高等教育”的到来视为“普及中学教育天然扩张的结果”[6] 。二是因为“大众化” (massification) 概念在当时已饱受争议。“大众化”概念在马丁·特罗提出“大众高等教育”概念前已在社会文化领域流行, 是二战后对包括“大众教育”在内的“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发展趋势的一种描述和称谓, 常与“多样化”、“标准化”等概念同时出现。当时有一个流行的“大众化假说” (massification hypothesis) , 即“大众化”的发展趋势能够缩小不同阶层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距, 是社会学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 且存在着几乎完全对立的观点, 有学者予以证明, 也有学者予以批判、怀疑和证伪[7] 。对“大众化”的质疑和批判也逐步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莱斯利·费德勒 (Leslie Fiedler) 在1967年发表演讲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和“非选拔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8] 。克拉克·科尔在《高等教育:逝去的乐园》一文中郑重指出,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massification) 、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和外部干预 (social control) 是影响精英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股潮流。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 而且已经在某些方面削弱了精英高等教育。科尔还具体列出了五个方面的理由[9] 。

综合考察历史源流和当年环境, 可知“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概说, 且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大众高等教育”是马丁·特罗本人在历史概念上的创造, 试图从研究的视角揭示高等教育的演进规律。因此, 尽管二者所指向的对象是一致的, 但二者的区分在当时有其特定的含义。其微妙之处在于“大众化”带有明显的趋势化和必然性意味, 容易产生整齐划一, 威胁甚至取缔精英高等教育的担忧和误解。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在我国最初恰恰是由于‘大众化’的出现, 或者说是由于人们对‘化’的‘恐惧’,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认同”[10] 。理性地看,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被批判和被声讨的形象出现, 在客观上加快了马丁·特罗理论的传播;本质上看, “化”的出现, 并没有改变大众高等教育的最初解释, 这或许是马丁·特罗本人在晚年也打破惯例开始使用“大众化”表述的原因所在[11] 。

二、从“学术概念”到“理论体系”:大众化理论的身份之变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在西方学者口中, 最初使用“高等教育扩张”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来描述二战后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现象, 马丁·特罗随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的概念并赋予其高等教育演进趋势中的阶段性意义。两个概念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高等教育的“入学” (access) 问题, “普及高等教育” (universal access) 的概念也是如此。马丁·特罗的学说提出后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 正如伯顿·克拉克 (Burton Clark) 在追忆马丁·特罗时所证实的那样, 其研究 (1973年论文) 在诞生之初是颇受争议的。因此, “高等教育扩张”的概念并未被“大众高等教育”的概念所取代, 反而由于前者更具普遍性而被继续广泛使用。随后西方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逐步由外部的“入学” (access) 问题深入到内部的“参与” (participation) 问题, 进而延伸到“成功” (success) 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 关于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参与”和“学生成功”成为研究的重点,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入学”问题逐步被以社会正义论和人类潜能论为思想基础的“参与”问题和“成功”问题所取代。正如吉德利 (Gidley) 所说, 入学仅仅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融合的第一步, 人类最具包容性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社会正义论”—“人类潜能论”环环嵌套, 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沿着“入学”—“参与”—“成功”的道路依次推进[12] 。

历史的演进表明, “大众高等教育”概念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术概念 (term) ,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学术概念, 更是一个发展的直至被超越的学术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 “大众高等教育”和其他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念一样, 除了概念本身的涵义之外, 并不具有特殊的涵义。因此, 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大众高等教育”, 它在整个西方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影响和适用范围都是相对有限的。从2007年马丁·特罗去世后的相关报导来看, 马丁·特罗作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著名学者, 其一生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备受推崇。前加州大学校长加德纳 (David P. Gardner) 称赞其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五位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 无论是伯克利和加州大学的官方报导中, 还是《洛杉矶时报》的媒体报导中, 均没有出现大众化“理论” (theory) 或相近的字样, 而是使用1973年那篇著名的“论文” (paper) 、“报告” (report) 和“研究” (study) 等表述。这也许可以作为“大众高等教育”在学术领域中身份的一个旁证, 其的确主要是一种“学术概念”, 而非“系统理论”。

虽然“大众高等教育”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一个“学术概念”, 但由于其研究报告通过世界经合组织 (OECD) 和卡内基基金会这些具有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的组织相继出版发行, 其传播范围迅速超越美国和欧洲, 扩大到亚洲各国。在传播过程中, 不但称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被普遍称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尤其是在中国, “大众化”被视为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 而且被奉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此外, 还经有关学者的努力, 在马丁·特罗原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的实践, 发展出一套与之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的本土大众化理论, 具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天野郁夫提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学说和制度类型论, 中国学者潘懋元、谢作栩提出的“过渡阶段论”[13] 。这些努力丰富了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内涵和内容, 增强了大众化理论对本土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从而巩固和提高了大众化理论的学术影响力, 并逐步成为在本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看, “大众化”已经超越了“学术概念”的内涵, 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形成自己的“理论”源流, 且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理论”领地, 并趋向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范式, 彰显出一定的“理论”霸权。因此, 马丁·特罗的学说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过程中, 从一开始就被奉为“理论”的化身, 且经过继承、发展、完善的“再理论化”过程, 逐步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在从“学术概念”向“理论体系”转变的过程中, 存在着一种将大众化理论“神化”和“泛化”的倾向, 需要引起警惕。大众化理论指导下的高等教育实践远非一帆风顺, 现实困境和实践问题的出现往往不在于理论本身, 而在于对待理论的态度和倾向。如果大众化理论的概念和内涵被一再“神化”和“泛化”, 那么无疑会影响大众化理论的价值。

三、从“理想类型”到“现实标准”:大众化理论的方法论之变

虽然马丁·特罗对大众高等教育“量”的划分在西方国家并没有被广泛采用, 但在我国却掀起了关于“量”的标准的激烈讨论。有学者从是否科学的角度对划分标准进行了质疑, “此乃马丁·特罗本人的直觉所得……增加了人们对15%、50%数字的神秘感”。有学者呼吁“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并不等于毛入学率15%”, 或者提出新的划分标准, “毛入学率20%将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马丁·特罗对此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划分标准没有任何数字工具的支撑, 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它是我的一种想象和推断, 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推断, 是我根据自己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对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的一种判断。数字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意义, 5%、15%和50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 它们并不代表一个点, 而是一个区间。你同样可以认为6%、7%属于精英教育阶段, 也可以对大众化15%的标准进行新的划分。”[14]

既然划分标准是主观的, 是一个区间, 那么为什么还要明确提出15%、50%这些分界线, 而不是笼统地给出一个区间, 或者直接不用数字做指标呢?这必须回到大众化理论的方法论上来进行分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这是“理想类型”与“客观标准”相互对立的方法准则相互揪扯的结果, 也许这本来是个可以避免的问题。

马丁·特罗在1973年的论文中明确说明, “精英—大众—普及”三阶段的划分属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s) , 其目的是通过建构理想类型来界定和说明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共同问题。理想类型也称纯粹类型 (pure types) , 是韦伯提出的社会学概念, 也是一种有用而必要的分析手段。在韦伯看来, 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是纵横交错、变化多端的人类活动过程, 即使只是孤立地考察其中一个单一的行为, 其构成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 无法对其所有环节进行一一描述, 更不用说对其前因后果进行解释。为了把握不同社会现象的独特性质及其文化意义, 有必要为纷纭的现象建立一种理想。或者说, 为其构想出一种秩序, 一种理想性的形态, 并以此为尺度来衡量、比照实际的社会过程。理想类型便是这种分析的工具, 旨在为经验现实构造一种纯粹的形态, 以此对现实过程进行比较和分析[15] 。因此, 理想类型的方法就是一种对现实进行简化和纯化的方法, 这是理想类型最主要的特征, 其作用不仅可以简化和纯化研究对象, 还可以展示对象的内在逻辑。韦伯运用理想类型法, 提出“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法制型”三种权威支配类型, 构建出“理想化官僚组织”等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概念图式。

理想类型的概念是“生成性概念”, “这种概念结构既非历史现实, 亦非‘真实的’现实, 它只具有纯理想的有限概念的意义, 真正的现实或行为可以与之相比较, 并为解释那些有意义的成分而对之做观察”[16] 。每个理想类型尽管不对应于任何具体的现实, 但作为一种分析结构可以对社会现实做出系统的阐述。因为理想类型概念所选取的特征是与研究对象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 有助于推究特定文化意义的成因。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析结构, 借助片面地强调或夸张现实里面的某些存在, 然后把它提升到一种纯粹的概念。

马丁·特罗基于对美欧高等教育的大量经验事实, 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抽象, 提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高等教育发展阶段, 不仅揭示了各阶段的质的特征, 而且指明了演进的趋势。“理想类型”的阶段划分既简化和纯化了高等教育这一藤蔓芜杂的研究对象, 也通过质的描摹和趋势的揭示展示了对象的内在逻辑, 这正是大众化理论的主要价值 (理论价值) 所在。作为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教授, 马丁·特罗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进一步根据自己的逻辑推断, 提出了三阶段划分的数量化标准, 以期可以在实践上更具指导和参照意义。如果说, 马丁·特罗三阶段质的规定性描述, 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那么具体量的标准的设想和推断, 就远离了理想类型, 而接近于现实标准了。仍以马克斯·韦伯“理想化官僚组织”为例, 现实中哪一个组织都不是理想化的官僚组织, 但它可以帮助人们用理想组织做参照来考量现实中的组织性质, 也可以指引人们按照理想去改造现有组织, 向理想组织靠近。这种靠近只能无限接近, 而无法达至。反观大众化理论的标准, 即使按照马丁·特罗后来的解释, 15%、50%不是一个具体的点, 而是一个区间, 也仍然是现实的标准, 而非理想的标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做出如下推测:马丁·特罗本人试图实现理想类型与现实标准的完美结合, 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的二元统一。但是理想类型的超现实性和现实标准的非抽象性, 客观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不仅在理论层面出现了对大众化理论的批评和质疑, 而且在实践层面出现了把“现实标准”当做“理想类型”来追求的做法。因为在理想类型质的规定性相对难以把握和不具直观操作性的情况下, 15%、50%量的现实标准 (即使是一个区间) 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当大众化理论传播到“后发外生型国家”并被奉为指导思想时, 在教育管理当局缺乏充分理解也往往不可能充分理解的情况下 (管理者并非理论研究者) , 一再上演以数量为目标、视增长为发展、把自生秩序演变为强制性变迁等一系列有违大众化理论基本精神的做法, 其中的原因便似乎不难解释了。诚然, 实践决策的责任本不应该由理论工作者来承担, 我们也看到马丁·特罗本人为防止误解和误用一再做出申明和说明的种种努力。我们无意对马丁·特罗本人求全责备, 仅仅是站在今天回望40年前的历史, 希望“理想类型”能真正趋于“理想”和完美。这无损于大众化理论本身在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中的地位和影响。

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 篇2

敬爱的党组织：

步入大三以来，我开始思考今后的个人发展，我在考研和不考研之间徘徊、犹豫，我的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对未知的恐惧，在这个充满艰难与困惑的时期，我想起了我们可爱的党，想起了我们的党的发展历史，那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探索的历史，我决定重读党史，希望在其中找到解决难题的钥匙，以下我将向党汇报我重读党史的感受。

自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野蛮地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这个屹立于东方的文明古国便开始了她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和探索。从最初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到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一直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积极地探索着“救亡图存”的之路。但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中国国情以及领导者自身的种种不足，这些道路最终都没能走下去。1912年，五四运动爆发，加之俄国的十月革命又在此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结合便孕育了中国***。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生开天辟地的大事，她将继辛亥革命之后，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寻找自由和民主!今天的我们可以很坚定的说，她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多。她取得的成就是目的，中国人民不仅自由了、民主了，还富强了!

回顾中国***这9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畏艰难困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政党。中国***的路线是在探索中不断变

化的。党成立之初，面对的国情是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苟活着，所以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将党的路线确定为“领导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人民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却时刻面临被饿死的命运。我们党在正确分析国情后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而富强的国家”。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党再一次修改了基本路线，明确指出这一阶段的目标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路线就是在这种积极地思考和探索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

中国***的理论武器也是经过了积极地探索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从一开始的照搬马克思主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穿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提出毛泽东思想，再到后来经过不断完善和补充而诞生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在十七大上被写入党纲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可以感受的到，我们的党一直在积极地思考和探索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创新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好的服务于中国实际。

我们看历史同时也被历史回望 篇3

到了北太平庄侯波老师的家里,看着徐肖冰老师拿给我的历史照片画册,一幅幅记录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生动极了。我心里惦记着主编丛林交给我的任务:《八小时以外》要用图片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业余生活。在这之前,我已经编发了侯波老师为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四川渡口市拍的一幅作品:夫妇二人并肩而立,贺老总手持刚从树上折下的一枝带有红花的树枝。从衣装上看,应是初春的季节吧,画面闲适安逸。侯波告诉我,这是贺老总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前拍的最后一次照片。不久,一场浩劫席卷了神州,贺龙也死于非命。

在“珍贵的留影”栏目刊发的这幅珍贵的照片,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说明文字:“贺龙同志和薛明同志一九六六年在渡口市”——今天我写这篇稿子,又翻看这幅作品,真的感慨,什么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这就是。看着贺老总夫妇纯朴无防的目光,让人感觉是如此遥远与陌生,珍稀得像另一个世界埋藏了几个世纪的钻石!

就是在那次,侯波热心地说,你找杨绍明去吧,他是杨尚昆的儿子,在新华社国内组。他拍过不少国家领导人的业余生活照片。

于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办公室中,我与杨绍明有了多次的约稿、访谈。他值夜班时,常常是夜里十一二点我才能在他忙碌工作的间隙谈选题,选作品。他比我大几岁,朴实而认真,身上极少高干子弟的符号。深夜里,在他办公室的台灯下,聊些家常之话题,更有如兄长般的温暖。他给我的诸多支持,使我难忘。

《八小时以外》封二“珍贵的留影”版面上开始了“色彩纷呈”:毛主席和程潜先生在中南海划船;叶剑英左手持横拍打乒乓球(1982年),张桂玉摄;邓小平和外孙女植树;李先念和孩子们(1978年杭州),张桂玉摄;胡耀邦右手牵孙女、左手携孙子散步(1982年),杨绍明摄;廖承志为儿媳、孙女拍照片(1983年农历正月十五),杨绍明摄;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薄一波……许多珍贵的照片得以在《八小时以外》首发、独家发表。

邓小平与外孙女羊羊,是杨绍明拍摄于北戴河的一张照片。十几岁的羊羊梳了一头小细辫子,小平同志抓了一把辫子在手中。慈祥的目光、轻松的笑容,长辈的慈爱与亲情充溢其间。题目是“真调皮!”,这轻松的命题概括了多少艰涩的岁月!“黑猫、白猫”、“我是维吾尔姑娘,头上辫子多”——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邓公名言。三起三落的砥柱中流,成就了设计民族未来的一代伟人,闲暇时光的画面透着政治家举重若轻的挥洒自如。

这个栏目在读者中引发了积极的反响,我曾在不少单位的办公桌玻璃板下看到精心剪下的“珍贵留影”图片,反映着众人的珍爱。这一帧帧珍贵的留影已成历史底片,投影在共和国画卷的大背景中,映照着《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昨夜星辰。

有一年我在怀仁堂采访一场文艺演出。恰巧薄一波与习仲勋同志来得较早,演出没开始,我坐到了他们的前一排,他们正在互相问候着年纪与身体。我说,我是《八小时以外》杂志的,为您们拍张照片吧。薄一波略带山西口音连说了两句,知道,知道。

还有一次,见到杨尚昆,他当时担任国家主席。我为杨尚昆主席拍完照片,他知道我是《八小时以外》杂志的,也随口说道,嗯,晓得。

由此可见《八小时以外》杂志在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

十年浩劫后,在历史的拐点上,初晴的华夏大地催生了《八小时以外》杂志。“南山阴崖犹含冻,远树浮烟已是春”。在那个岁月里,她无愧地担当了文化冻土上开犁报春的领头人。是几位别具眼光和胆识的人创办、孕育了《八小时以外》杂志,是一批殚精竭虑的出版人为之耕耘。《八小时以外》杂志当年每期一百多万册的发行量,实在是那个历史年代不可复制的风景。

《八小时以外》是期刊之林的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她曾经“洛阳纸贵”过。当年外出采访,在飞机上、在火车的车厢里,多少人凭着八小时以外的话题成为相识、相知,使我心中叠加了莫名的使命感和一份小小的虚荣。我而立之年进入出版社,就在《八小时以外》杂志。尤其是在丛林、余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几年,正是《八小时以外》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我锻炼成长的难忘记忆。还有柳心、陈砾、乔绍庆等老一辈出版人的敬业与当时看似平常、今日想来却是珍贵无比的操守,都令我心生敬意。如今我临近退休,匆匆已近三十载,成为了这个集体中陪伴这本杂志走过时间最长的一员。

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 篇4

——浅述学习了近代史的感想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写了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后的心得体会以及反思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史给当代大学生带来的启迪及责任。【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民族 心得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正文】

古往今来，对历史的考证、学习，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文学，到如今我们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对中国近代史精彩评述以及大热的民间历史学说，人们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后人讲述着前人的故事。但是人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研究历史呢？对于司马迁及其他优秀史官，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有义务将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而对于现在选历史课的大多数人，或许更多只是因为必须修满学分吧！但我作为一名对历史充满兴趣的学生，很高兴学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也从这门课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心灵的洗礼。

其实在高中时就学过一些中国的近代史，但那时只是为了应付会考，都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具体的轮廓，对其中的人物更是一知半解，没有了解。但通过这学期的学习，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中国近代史纲要》从各个方面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内部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进程以及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更是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自己想象，自己评价，一副清晰的中国近代史画面仿佛呈现在眼前。

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贯穿着这个任务始终的是人民群众的反帝和反封建斗争。二是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所作的斗争，这是在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两个方面进行的，即资本主义近代发生发展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一部抗争史。为什么是屈辱史呢？看着那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俯首哈腰····哪一个中国人不为此而心痛，而屈辱。我想即使那些代表清政府去签订合约的大臣，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国人所辱骂的卖国贼，心里也充满着内疚，在无人的时候痛哭流涕····但是这样一个政府——腐朽，落后，愚昧不堪，或许真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抗争呢？其实不说大家也明白，中国历史上的抗争震惊着世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我们是一个温顺的民族，是一个容易妥协的民族，但是当一种压迫使得我们的人民忍无可忍时，抗争就开始了！就像一座火山，平时沉默无语，甚至充满着勃勃生命的气息，但一经喷发，就势不可挡。农民，地主，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一切的一切，只要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只要还记得自己的祖国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需要改变的时刻，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采取表达自己意愿的行动，去抗争，去拯救！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从鸦片战争爆发开始，中国便一度遭遇到生存危机。帝国主义的入侵让中国人民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还仅仅滞留于渴望土地，维持生计的思想层面上。面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迅速垮台，广大人民更加不知所措。近代爱国之士总结中国人民的特点为奴性、缺乏爱国心、愚昧等。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认清目标，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中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体制与科技，中国所处地位之危险。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籍。梁启超、康有为一干人等也指出中国的弊端与危机。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看法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智者永远能抓住问题的本质。透过本质，他们可以窥得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虽然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地区发生的事件总有其个性，而有些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并非是由其共性所决定的，却是由其个性偶然触发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当前发生事件与历史事件共性的观察，至少可以推测可能的最坏情况。虽然这个最坏情况并不一定发生，并且发生的可能比这个还要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去预防最坏情况的发生，将可能的损失降低。人人都不是天生的智者，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刻苦的学习与训练后才能获得一项技能。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敏锐的眼光，这恐怕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终意义了吧！

在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作为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我们不仅要记住过去的教训，更要带着反思和启迪向前看。

谈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历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重任。历史清晰地记载着：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几十位青年学生作为广大民众中觉醒的第一批人，是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历史的车轮骤然驶进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在此之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其平均年龄只有28岁，最年轻的仅19岁，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了尔后中国革命的中坚。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年轻人在党的召唤下到苏联学习，用所学知识投入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由此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代大学生不是以个体而存在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这把保护伞下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国家的荣辱兴衰与我们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因此，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当之无愧成为当代大学生首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更多的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环境，敏锐观察和判断国际动向，向着国际上需要的人才战略目标迈进，从而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固步自封就会导致逡巡不前，只有不断的改革，着眼于历史的高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不断保持年轻的生命力。

那是一段艰苦的时期，与那时的人们相比，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困难小得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困难面前退缩和屈服，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抵御各种风险和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作为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必须发扬这种精神。

视觉艺术的历史回望 篇5

在洛阳采访期间，一位老学者对笔者说：“其实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洛阳风俗中，就能知道当时洛阳所经历的事情”——他拿洛阳传统民俗“城隍爷出巡”举例：“洛阳供奉城隍庙的历史有千年之远，庙的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少见。这其实就是人们对安居乐业的盼望，对乱世的恐怖所造成的现象，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洛阳人要把“城隍爷”、“城隍奶”从庙中抬出来，游街巡城，目的是祈福消灾。欲赎罪的人这时要穿上“囚衣”扮作犯人，今生“赎罪”，换作“来世”被宽恕……

战争之乱

让“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屠城史

洛阳，一座因为崛起于洛水北岸而得名的城市，历史上总是充满了许多灾难，但是，洛阳总能在乱世中再次崛起。

细数洛阳遭遇的灾难，应该从西晋时期开始。自三国董卓之乱后，洛阳在曹操的重建下繁华了90年，而在西晋时，它遭受到秦汉后最严重的一次灭顶之灾。这个事件历史上被称为“八王之乱”。

如今的汉魏故城平坦而开阔，但在西晋末年，巍峨宫殿之中，无数的阴谋在暗影中策划，血雨腥风随之而来。最大的阴谋围绕太子展开——始于贾南风的“八王之乱”，让洛阳成为西晋诸侯相互攻杀的战场，司马懿的子孙们用最阴狠的招数自相残杀。最终，东海王司马越杀死成都王、河间王等敌人，总揽大权。

不过，这位胜利者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经过残酷的内战，洛阳遭到巨大破坏，死亡军民达几十万人之多，数年后，一场更为庞大的“永嘉之乱”在洛阳爆发，西晋几乎没有了自保的能力，原本强大的王朝，自此进入了灭亡倒计时。

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八王之乱”让西晋元气大伤、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在北方，匈奴人刘渊创立的“汉国”却暗自发展，对中原虎视眈眈。这位皇帝更是借助在洛阳游学的经验，自称是汉朝皇帝的外孙，得到很多不堪内战的汉人的支持。

公元310年，汉国大军围攻洛阳。此时洛阳历经战火，“饥困日甚”，东海王司马越派出使者征天下之兵驰援京师，却没人响应。公元311年6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陷洛阳宣阳门，纵兵烧杀抢掠，挖掘陵墓，杀害洛阳官民3万多人，晋怀帝被俘获，押送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

更让人心疼的是，汉军统帅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便防守，遂纵火焚烧，雄伟壮观的洛阳转瞬化为一片废墟——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公元190年，汉室逆贼董卓的一把火，令东汉洛阳遭遇灭顶之灾，而仅仅过了121年，刘曜的一把火又再次令魏晋洛阳繁华成梦。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出自张养浩的这首小令，道出了洛阳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心态，也描绘出了那场“苍生残灭，百不遗一”的惨烈战争。如今行走在汉魏洛阳古城，听不到一千多年前的惨叫和呻吟，但那代洛阳人承受的苦难，的确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那场苦难也成为他们背井离乡的源头：中原汉人南迁的第一次高潮就这样形成了……

奢华之乱

直到隋唐年间，洛阳才开始了第二场复兴，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奢华的一段往事。

公元611年正月，历史上著名的“享乐主义者”隋炀帝举办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元宵灯会”的国家级活动，排场相当壮观：全国的百戏、奇技艺人会聚洛阳，盛大的演出活动持续了一个月，每天晚上端门街都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这虽然让国家财政预算出现大规模赤字，但隋炀帝不在乎，他继续让洛阳东市所有的店铺统一装修，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哪怕是一个卖菜摊，也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织的漂亮席子，摆上美酒佳肴。此外，隋炀帝还在洛阳举办了类似于国际贸易会的活动，不计成本地吸引西域商贾，使丝绸之路很快繁荣起来，西域的珍宝也大量进入洛阳。

这个奢华的帝王尽全国国力疯狂享乐，以至于隋朝灭亡后十几年，洛阳贮存的布帛还堆积如山，贵族、官僚家里“以绢为汲绠（用绢来做井绳）”、燃布生火做饭。

隋炀帝开了先河后，到9世纪时的唐代，洛阳依旧不曾收敛，尤其在武周时代，仍延续着隋炀帝时代开创的风范。洛阳在这一时期，是和长安鼎立的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次于长安；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之一。

或许是早年在宫闱斗争中杀戮过多，在洛阳登基之后的武则天在此大规模投入佛事，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公元695年：这一年中，武则天拆毁洛阳乾元殿，在原地基上大兴土木，崛起了那座电影《通天帝国》中高塔的原型“万象神宫”——这座明堂高294尺，装饰奢华，甚至用纯黄金雕琢出“九龙捧凤”来装饰外表……

这一时期中，洛阳还拥有多个庞大的集市，其中以南市最为著名，史料记载其占地面积庞大，在市场中有120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而为了方便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洛阳城还专门设置了许多奉祀外国神的寺院，如为了方便波斯移民，城内就为他们设置了3所拜火寺，让这群外来者感受“皇恩浩荡”……

回望抽象艺术大师康定斯基 篇6

康定斯基在1910年创作了第一幅抽象水彩画作品，在这幅抽象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可以辨认的具体的物象，康定斯基摒弃了绘画中一切描绘性的因素，线条和色彩成为画中的独立因素，纯粹以抽象的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内心的精神。康定斯基对这幅作品进行了有意味的形似处理，线条的断续形成了张力，产生贯穿全画而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节奏。色彩独立的表现形状，作为平面而游离于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与描述性的内容相分离。这幅作品被认为是抽象表现主义形式的第一例，被视为抽象画的发端。康定斯基试图通过对世界的抽象化的呈现来超越世界，他的抽象的处理试图为我们以本能的方式去感知，去领悟或者说在朴素的色彩上赋予精神意蕴。对康定斯基而言，色彩不仅是自然生命的信号，更是外在生命的证据，他把色彩从画面的轮廓中解放出来，在他的作品中色彩是没有轮廓的限制的，显示出一种无拘无束，没有边际的扩张力。康定斯基在他的抽象艺术理论中称：每个形体都有其自己的内容，这就是它们之间内在的音响，世界上没有一种形体不在述说着什么，作为一名艺术家就是要求揭示并学会利用这些内在的音响，就是要在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如同“伴奏”的和谐。康定斯基相信，色彩可以传达情感，心灵的生活必能通过物化媒质传达，所以艺术家看似信手几笔，实应饱含胸臆。从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唤醒心灵的内在驱力，他的目的乃是唤醒心灵，体验物质及抽象现象背后的精神实质。这“背后的精神”，接近于真正的宗教体验，然而真正的宗教体验又是纯粹的内心的体验。康定斯基认为抽象的绘画，若使人忘记“万象虚表”并入乎“幽深心田”，艺术作品的关键不在其物理外表而在与“情致”和“精神氛围”。作为抽象艺术的开山鼻祖，康定斯基可以说是抽象艺术的代名词，凡是涉及到抽象艺术的研究必然会有大量对康定斯基的研究。在西方现代美术史上抽象艺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的理论界有很多关于抽象艺术批评和抽象艺术的研究文章，为绘画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抽象艺术的发展。回顾西方艺术的发展你会发现，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几乎都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几乎到了垄断的程度，这时期的绘画史为宗教服务的。到17、18世纪时，绘画主要是以文学的叙述性为主，绘画几乎成为了文学的附属品。到了19世纪，自然主义画家开始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反映真实的现实世界，绘画从文学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印象主义进一步将自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注入绘画，而后印象主义则开始注重画家主观情感的表达。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以前，不管艺术是如何的变化，始终都与实现世界相联系，艺术从来没有摆脱束缚而获得完全的独立。20世纪康定斯基创造性的将画面的元素从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注重表达它们自身的特质与内在的声音，同时将抽象艺术加以理论化，是抽象艺术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康定斯基使艺术摆脱了物质的外套，需按照“内在需要”原则，由“内在”声音的符号重新组合，形成真正的抽象艺术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其艺术的发展也处于非常活跃的阶段。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经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也许百年真的就是一个轮回而不是简单的巧合。康定斯基曾经描述道这样一种时代：“人们的耳目失聪就会给表面的成就以特别的意义，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物质主义如噩梦般横行多年，掌控心灵，把人类的生活卷入邪恶、无聊的玩乐漩涡，……纯粹的精神力量顶多是被人忽视，再不就是个根本无人所察觉。……在这样的时代中，艺术只满足于有失体面的生存。它只是出于物质目的而被使用。它在鄙俗的物质中为自己的内容寻找题材，……这样的时代画家通常是没有说话的余地。他只有画出一些平淡的“异样作品”时才会被人说及。因为这个“异样作品”，一小群有声望的艺术资助和行家才看好他（随后就好带来巨大的物质好处），每一个“艺术中心”里都有无以数计的这样的画家，他们中的多数只热衷于探求新的风格，他们毫无冲动地，心脏冰冷地。精神昏昏欲睡地创造着无以计数的艺术作品。

康定斯基所描绘的那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对我们今天现状的真实写照吗？我们更当叹息，今天的人们非但从物质主义中警醒，物质主义的噩梦反而深入艺术的肌骨。其实，康定斯基时代的窘境远远不如今日严重。彼时说“精神”听到的人尚能心领神会；此时说“精神”却有种愚昧的味道。当代的艺术圈充斥着物质主义，在当代艺术里寻求精神意义，不亚于大海捞针的难度。当代艺术不屑于表达所谓的精神，也不敢迎头棒喝，点化世人。用康定斯基用过的另一种理念来说，当代艺术与“崇高”无缘，与欣赏者的内心震撼无缘。如今，艺术圈已有了明确的商业意识形态，金钱成了衡量以个艺术家成功与否的价值。艺术品成为了商品，商品身份成了艺术品的首要身份，市场价值成了艺术品的首要价值。如此，艺术竟以迎合外在目的为己任，若谈艺术作品的“内在驱力”竟是奢望，也会显得不合时宜且流于迂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