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抗凝治疗(精选10篇)
术后抗凝治疗 篇1
1 普外科与血栓的缘分
血栓栓塞事件是外科手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其中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甚至可能造成患者的死亡[1]。普外科患者术前还是术后都更加容易出现栓塞事件, 因为普外科收治患者多需要进行腹部手术。腹部手术涉及的系统广泛, 其中包括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2]等。
普外科收治患者多为胃肠道恶性肿瘤、腹部严重损伤或腹部严重感染等患者。其中据本科不完全统计, 90%左右患者为恶性肿瘤患者。据文献知恶性肿瘤患者的血液较正常人相比处于一种高凝状态, 同时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存在抗凝和纤溶系统明显异常状况[3]。据统计, 恶性肿瘤患者与非肿瘤患者相比, 其发生静脉血栓事件的风险较非肿瘤患者增加7倍。
那么临床引起血栓事件的病理生理原因是什么?据研究发现引起静脉血栓事件发生的3个主要原因包括有血管壁损伤、血流动力学异常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4]。
2 普外科出现血栓的潜在风险
2.1 术前存在的风险
普外科肿瘤患者本身即存在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 即术前患者已经具备出现栓塞事件的可能。其原因较多, 目前据研究表明, 机体内的肿瘤细胞能分泌数种凝血因子, 其中组织因子 (tissue factor) -凝血酶原激酶是凝血反应中主要的活化物质, 能够在机体的肿瘤细胞中得以表达, 目前被认为是肿瘤患者血液出现高凝状态的中心因素[5]。同时, 肿瘤细胞分泌的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即肿瘤前凝血素 (cancerprocoagulant) , 这种活性物质能裂解并活化凝血因子X产生Xa, 造成凝血酶及静脉血栓的形成[6]。
2.2 术中造成的风险
普外科手术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造成栓塞的风险, 此类风险是手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也具有不可预见性, 属于手术并发症之一。具体包括如下:患者进行手术时, 机体会出现应激反应, 此过程可激活机体的凝血系统, 从而对血管的内皮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7], 出现血栓。普外科手术过程中, 因肿瘤体积大, 手术时间长, 对肿瘤切除过程中, 可发生肿瘤体的出血、坏死, 激活机体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途径, 使机体血液快速进入高凝状态, 保护创口、止血, 但也增加了出现静脉血栓的风险[8]。手术全麻后可以导致患者双下肢肌肉松弛、麻痹, 肌肉的收缩功能减弱, 肢体周围静脉血管扩张, 机体的血流速度减慢, 更易出现血栓;甚至手术过程中, 患者长时间保持一种体位, 局部血液循环受阻, 血流不畅, 也可产生血栓[9]。
2.3 术后存在的风险
普外科术后仍然存在造成栓塞的风险, 其中包括手术大创伤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 包括术后可能出现的感染情况, 以及术后较多地使用止血药物。
机体经历1次大手术的打击, 会诱发其产生一系列过度的应激反应, 然后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等释放处某些介质, 这类型的介质会激活机体的凝血系统, 造成内皮细胞受损, 血循环中凝血蛋白含量上升, 以及血小板增加;同时血液循环中抑制凝血的物质减少;纤溶反应活性降低, 通过从多途径使机体的血液处于高凝状态[10]。
普外科患者术后出现感染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研究表明, 机体发生严重损伤或严重的感染的患者, 其血液会持续处于高凝及纤溶系统功能异常的状态[11], 更容易形成血栓。
普外科临床中, 因手术后血小板减少, 及评估患者有出血风险的情况下, 会普遍地预防性使用相关止血药, 预防出血以及帮助伤口止血, 但是因此也会加重患者出现血栓的可能性, 文献统计结果表明:术中或者术后使用大量的止血药物会导致患者血液凝固性升高, 造成血栓[12]。
3 普外科术后栓塞情况
普外科术后常见血栓的类型为下肢静脉血栓, 以及肺栓塞。肿瘤病人因此体质的原因, 其发生下肢静脉栓塞和致命性肺栓塞发生率分别是非肿瘤病人的2~3倍[13]。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栓塞是静脉血栓栓塞症这一疾病的不同临床表现, 它们有着共同的危险因素, 有数据表明:多数的肺栓塞都继发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在一项著名的纵向的血栓病因的调查中, 静脉栓塞患者中约有28%同时存在肺栓塞[14]。Murin等[15]也发现在51233例的静脉栓塞患者中有约30%的患者同时存在肺栓塞情况。部分学者发现在静脉栓塞的患者中, 约有50% (40%~60%) 也患有肺栓塞[16,17], 同时在患有肺栓塞患者中有70%通过彩超等检查可以在患者下肢静脉中查及血栓[18,19]。
4 临床普外科术后抗凝常用方法
4.1 药物选择
目前临床外科术后常用的抗凝方法包括口服药物及皮下注射药物2种方式。其中口服的药物主要包括维生素K拮抗类抗凝剂及抗血小板聚集类。皮下注射药物主要指肝素类。
其中维生素K拮抗剂类:华法林因其出血风险大, 影响其抗凝作用的因素多, 需要监控凝血功能, 临床多不便, 故临床较少使用。而抗血小板聚集类:阿司匹林因在临床出血风险较大, 能明显影响患者凝血功能, 且术后抗血栓效果不明确, 也较少使用。临床较多使用的仍是肝素类, 其中包括普通肝素及低分子肝素。
临床研究提示术后7~10天给予患者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20]可显著减少血栓形成风险, 降低血栓事件发生的概率。另有研究发现:小剂量受用肝素能够使普外科病人术后静脉栓塞的发生率降低70%。
当然肝素和低分子肝素的临床疗效是有明显区别的。结合肝素和低分子肝素对凝血的影响, 对出血的风险情况, 临床上低分子肝素较肝素更受青睐。目前国内有报道表示:低分子肝素与普通肝素相比, 其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能、改变微血管的通透性, 导致出血的副作用较低, 生物利用度在90%以上;同时, 使用低分子肝素较之未应用者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显著下降, 且无明显出血等并发症[21]。1项Meta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提示:低分子肝素在普外科进行腹部手术后至少具有与肝素相同的预防血栓事件发生的疗效, 并且其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之则相同或更低[22]。
4.2 抗凝时间
术后抗凝需要的时间目前并无统一的标准, 临床多根据患者的病情及患者住院时长决定。当然, 通过文献阅读, 也发现ACCP指南提出, 对接受普通外科大手术的患者, 建议预防血栓的措施一直延续到出院, 甚至对于某些择期高风险的普外科手术, 包括经历肿瘤手术或先前有静脉血栓既往史的患者, 建议继续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血栓至出院后的第28天[23]。当然, 临床是否需要使用这么长的时间, 就需要临床不断摸索及循证医学的探究。
5 总结
普外科术后患者无明确禁忌的情况下应予以预防性抗凝治疗, 药物选择近20年来更多使用低分子肝素, 使用时间则结合临床。
肺栓塞:需长期抗凝治疗 篇2
最近数日,我总感觉上楼时气短、呼吸不畅,但没有明显喘息、胸痛,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治,我到医院呼吸科门诊求治。医师在完成体格检查后,建议我住院治疗,并再次予以尿激酶溶栓治疗,随后还要让我接受长期的抗凝治疗。请问,肺栓塞患者需要接受长期抗凝治疗吗?为什么?
上海 张先生
张先生:
肺栓塞是指各种栓子进入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一组疾病或临床综合征。栓塞后若肺组织产生严重的血供障碍,可发生坏死,称为肺梗死。而最常见的栓子是血栓,通常所称的肺栓塞即指肺血栓栓塞。
大量研究表明,引起肺血栓栓塞症的血栓主要来源于下肢及盆腔深静脉血栓形成,深静脉血栓形成与肺血栓栓塞实质上是一种疾病在不同部位、不同阶段的表现,二者合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肺栓塞的主要形成原因有三:(1) 血液淤滞:如长期肢体制动、长时间卧床、偏瘫等因素使静脉血淤滞。(2) 血管内膜损伤: 如创伤,或血管直接损伤,感染和其他组织损伤等;(3) 血液高凝状态。在临床上,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一般常见于接受大手术后的患者、创伤患者、脑卒中患者。其他如长时间端坐、长时间上网、长途乘车及飞机旅行等,也是高发因素。
对策
对于肺栓塞首先要明确诊断。虽然其临床表现包括活动后出现或加重的呼吸困难及气促、胸痛、咯血、咳嗽等,但典型的“肺梗死三联征”(即同时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及咯血)仅见于约30%的患者。螺旋CT血管造影和MRI超快速成像血管造影技术,目前已成为诊断肺栓塞的常用方法。血浆D-二聚体测定,也是一项较好的快速筛查指标。
目前,肺栓塞急性期的药物治疗策略主要为抗凝和溶栓。抗凝是肺栓塞的基础性治疗,能明显降低肺栓塞患者的死亡率和复发率。抗凝药虽不能溶解血栓,但能够防止血栓进一步形成。治疗持续的时间主要取决于静脉血栓复发的可能性大小。对于反复发作深静脉血栓的患者,临床医师会建议患者持续抗凝治疗大于12个月,甚至终身治疗。
溶栓治疗可迅速溶解部分或全部肺动脉分支内的血栓,恢复肺组织的血液供应,降低肺动脉压力,减少严重肺栓塞患者的病死率和复发率。
提示
传统的口服抗凝药物主要是华法林,但其易发生出血并发症,因而长期服用期间须定期监测凝血功能;同时许多常用药物也会增强或减弱华法林的药效。近年来,随着两类口服抗凝药物——凝血酶抑制剂(如达比加群酯)和Xa因子抑制剂(如利伐沙班和艾比沙班)的应用,将可能改变这一局面。
目前,达比加群酯和利伐沙班已在欧美国家广泛应用于成人骨科手术后,预防深静脉血栓事件的发生,安全性及有效性均较满意,且无须定期监测凝血指标。
陈宇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急慢性呼吸衰竭、肺血管栓塞、肺源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慢性咳嗽的诊治和气道疾病的介入治疗,以及家用无创机械通气的康复治疗。专家门诊时间:周一上午(新松江路650号)。
术后抗凝治疗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5月至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64例妇科肿瘤术后患者, 年龄35~75岁, 平均51.2岁。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2例 (未采用预防血栓药物治疗) , 观察组32例 (预防行应用抗凝治疗) , 两组在年龄、性别及病情上没有明显差异,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针对肿瘤术后常规对症治疗, 观察组与术前指导患者术后功能活动、术后第2天给予低分子肝素钙5000单位, 皮下注射, 1次/天, 并加强下肢功能活动, 每日检测双侧下肢的周径、隔日进行多普勒检查血流变化检查。对照两组双侧下肢的周径、多普勒检查血流变化、有无血栓形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数理统计软件SPSS19.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 并进行卡方检验, P<0.05显著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双侧下肢的周径 (26.22±0.12) cm、多普勒检查血流变化 (0.62±0.03) m/s、有无血栓形成 (3例、9.4%) , 观察组双侧下肢的周径 (20.61±0.12) cm、多普勒检查血流变化 (0.92±0.14) m/s、有无血栓形成 (1例、3.13%) , 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3 讨论
由于血液中存在的维生素K依赖性因子有一定的半衰期, 服用抗凝药后对已存在于血液中的因子没有作用, 需要等待这些因子浓度降低后才能显现抗凝活性, 故本类药物要在服用后1~2 d才能发挥作用, 对于需要紧急抗凝的患者不适用。如果原先使用肝素的患者, 改用口服抗凝治疗, 应在停用肝素前两天就开始口服, 这样才能使停用肝素后不至于引起凝血亢进。另外, 此类药物是通过抑制肝细胞的酶发挥作用, 在体外应用无效, 故不适用于体外循环等情况下的抗凝[2]。
妇科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患者常需要手术、化疗和放射治疗。围术期输血、化疗放疗后骨髓严重抑制以及肿瘤出血的输血治疗均是关系到患者预后的重要环节。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又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免疫功能是抑制肿瘤生长、扩散的重要机制之一, 输注同种异体血液的免疫抑制作用可能对肿瘤患者的预后不利[3]。因此, 如何对妇科肿瘤患者围术期进行血液保护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常有恶性肿瘤根治手术如卵巢癌根治术、宫颈癌根治术等, 由于女性生殖器官位于盆腔内, 临近的大血管有髂总、髂内外动静脉;盆腔内如骶前、子宫颈阴道部、阔韧带等部位还分布有较大的静脉丛, 这些部位比较容易出血、创面较大时容易渗血且不易止血。当妇科恶性肿瘤行子宫广泛切除与盆腔淋巴结清扫时, 失血量可能较多而需输血治疗[4]。主要有PAD、ANH、AHH、ANIH、控制性降压等, 可以单独或联合使用;应用红细胞生成素 (EPO) 、局部止血药如纤维蛋白胶、胶原质晶体、凝血酶喷雾、血小板胶、明胶泡沫、可吸收纤维素纱布、凝胶泡沫、氧化纤维素等和全身抗纤溶药, 如抑肽酶、六氨基乙酸 (EACA) 、止血环酸以及去氨加压素 (DDAVP) , 具体适应证、不良反应参见有关章节。另外应强调手术技巧在减少术中、术后失血方面的重要性[5]。术中或多或少的失血不可避免, 但术后活动性出血和同种异体输血的次数与数量大部分应归因于手术的质量。仅就妇科手术而言, 术中有许多减少输血的方法, 如对任何出血表面或血管都加以认真处理以达最佳止血效果、手术解剖层次应清晰、努力提高手术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大力开展肿瘤根治微创手术技术 (如腹腔镜手术) 、手术时合适的体位 (如头低脚高位) 以减少术野血管充血、手术室保温等。Horowitz等研究认为, PAD在妇科肿瘤手术中的可行性及性价比并不合理。本组资料显示, 有效实施预防性抗凝治疗, 可以避免及减少妇科肿瘤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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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患者不可回避华法林抗凝治疗 篇4
哪些房颤患者应选择华法林抗凝治疗
患者是否该用华法林或阿司匹林,主要依据卒中风险程度确定。2006年,美国心脏学会推出了根据危险因素确定卒中发生率的简易评分法,简称CHADS2评分,不同字母代表影响卒中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心衰、高血压、年龄>75岁、糖尿病、既往卒中/短暂性脑缺血5项,前4项均为1分,第5项为2分。0分属低危,卒中发生率为1.0%/年;1分属低一中危,卒中发生率为1.5%/年;2分属中危,卒中发生率为2.5/年;3分属高危,卒中发生率为5.0%/年;≥4分属极高危,卒中发生率为>7.5%/年。评分为0者用阿司匹林;评分为1者,阿司匹林、华法林均可选用;评分为2、3或≥4者,以华法林为宜。
如何正确使用华法赫
抗凝现状:华法林的抗凝作用主要是干扰肝脏合成与维生素K有关的凝血因子Ⅱ、Ⅶ、Ⅸ、X,以抑制血液凝固。既然是抗凝剂,就可能存在出血合并症的风险。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严密监测凝血指标国际标准化比值(INR),以便于调整用量和观察治疗反应。在没有监测条件时,不能用华法林。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使用华法林抗凝的房颤患者中,多数并未认真监测INR;已实行监测的患者中,大部分INR均徘徊在1.5以下,未能达到有效水平。这种情况尤多见于老年房颤患者。
控制抗凝强度:美、欧心脏学会制定的非瓣膜性房颤抗凝指南,均以INR控制在1.6~3.0为安全有效范围,对75岁以上出血高危患者则以2.0(1.6~2.5)为宜。鉴于亚洲人华法林肝脏代谢酶活性与西方人有一定差异,应有适合中国人群的抗凝强度(INR)范围。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对非瓣膜性房颤患者INR维持在2.0~3.0为好,应避免>3.0,以最大限度减少出血并发症。一项“十五”攻关前瞻性研究提出,低强度(INR1.6-2.5)华法林抗凝治疗安全有效,其用药依从性、达标比例均较标准组为优。
抗凝剂量:美国和欧洲有关指南建议,华法林的首次剂量通常为每日5~10毫克,国人应适当调低。专家建议平均初始用量调低为3毫克/日,5~7日后INR即可达到2.0左右。对于老年人、有高度出血危险的敏感患者,初始剂量应再适当下降。华法林治疗期间,应每日检测凝血酶无时间,并据此调整用量。当INR维持在达标水平后,即可逐步减少检测次数和延长检测的间隔时间。
术后抗凝治疗 篇5
关键词:门脉高压,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门静脉系统血栓,抗凝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首选的外科治疗是脾脏切除联合门奇静脉联合断流术, 在断流术中以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的疗效较好。而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 (portal vein thrombosis, PVT) 是脾切除断流术后的常见并发症, 其发生率可高达到22.2%~37.5%[1]。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 有增加肝功能损害、上消化道出血以及肠坏死风险, 严重可致命[2]。因此积极预防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该文回顾性分析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2010年1月—2016年6月收治的53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行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的病例,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组均为乙肝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 并发脾肿大功能亢进、食管静脉曲张。术前彩超未发现门静脉系统血栓。均为择期手术, 治疗调理后术前Child-Pugh分级均为A级。其中对照组:男性9例, 女性8例, 平均年龄 (57±15) 岁。观察组:男性22例, 女性14例, 平均年龄 (53±12)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手术方法
选用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常规切除脾脏, 离断贲门周围血管时, 除了胃支、胃短、胃后血管, 还应注意寻找高位食管支、异位高位食管支、左膈下静脉, 高位食管支来源于胃左静脉凸起部, 距离贲门右侧3~4 cm, 沿食管下段右后侧向上行走, 于贲门上3~4 cm处进入食管肌层, 异位高位食管支起源于胃左静脉主干或门静脉左干, 于贲门以上5 cm或更高处进入食管肌层。结扎上述静脉支同时也结扎切断伴行的同名动脉支。关腹前仔细探查无活动性出血、无明显渗血创面。
2011年3月后改进手术方案, 处理脾蒂时, 阻断脾动脉主干后仔细分出脾门血管的二级分支切断结扎, 避免钳夹脾静脉主干 (有利于减少血管内膜损伤, 以及肿大的脾脏中残余血液的自体回输, 减少术后输血) 。离断血管以及网膜时, 均采用丝线结扎的处理, 以减少术后渗血。
1.3 术后观察与处理
术后当天不使用止血药, 常规应用质子泵抑酸剂, 其中2010年1月—2011年3月共17例 (对照组) 采用术后血小板计数高于300×109/L时, 开始每日口服拜阿司匹林 (国药准字J20080078) 0.1 g, 高于500×109/L时, 加用低分子肝素钙 (国药准字H20060191) 5 000 U皮下注射7~10 d。2011年3月后36例 (观察组) 改进治疗方案为术后第1天即给予复方右旋糖酐 (国药准字H20060418) 250 m L静脉滴注, 持续7~10 d, 术后第2天口服拜阿司匹林0.1 g, 持续约2个月。两组术后第1、3、5、7天检查血小板计数, 第7天检查凝血功能, 观察术后3 d内腹腔引流量, 术后1个月左右复查彩超。观察组术后约1周行彩超检查, 如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主干、门静脉左右支、脾静脉残端中任何一支有血栓, 均视为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病程中有持续不明原因高热、严重上腹部疼痛、腹胀, 应及时进行彩超检查, 以排除血栓形成。同时应仔细观察有无严重牙龈出血、鼻衄、皮下瘀斑等出血倾向表现, 如有则应适当减少抗凝药物使用。对照组无术后1周彩超数据。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并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n (%) ]表示, 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所有53例患者均成功施行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无术中和术后死亡病例。对照组术后1个月随访中发现5例门静脉主干血栓, 无明显临床症状, 治疗后门静脉部分再通。观察组术后约1周发现1例门静脉主干血栓形成, 术后1月新增1例门静脉主干血栓, 且血栓直径小于门静脉管腔50%, 局限未向肠系膜上静脉延伸, 经加强抗凝治疗后, 术后1周发现的血栓完全消失, 术后1个月发现的血栓明显缩小。术后治疗过程中发现3例患者出现注射部位皮下瘀斑, 未发生术后胃肠道、腹腔内出血。术后数据分析, 两组患者术后7 d血小板 (PLT) 计数、凝血酶原时间 (PT) 、部份活化凝血活酶时间 (APT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术后引流量明显减少, 术后门静脉系统血栓发生率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表2。
3 讨论
门静脉系统血栓是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后常见并发症, 在门静脉主干尚能有血流通过或未影响到肠系膜上静脉时, 缺乏明显或典型的临床症状, 临床上较易忽视, 血栓加重时可并发消化道出血、肠坏死、肝功能损害等, 往往给治疗带来不良预后。
影响血栓形成的因素包括血管内膜损伤、血流状态改变、血液凝固性增加。在脾切除断流术式中, 操作导致的血管内膜损伤, 以及术后门静脉压力下降导致血流动力学改变, 是无法避免的。只有改变术后血液凝固性才是预防术后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重要方法。目前对于术后PVT的预防主要有局部插管和全身性抗凝两种方法[3,4]。前者是术中胃网膜右静脉或脾静脉插管, 术后持续滴注抗凝药物 (低分子右旋糖酐、尿激酶等) 。由于该法属有创操作, 且存在出血、感染等风险, 故使用受到限制。后者是术后全身使用抗凝、祛聚药物。包括静脉滴注低分子右旋糖酐、尿激酶, 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口服华法林或者阿司匹林、潘生丁等。但是全身性抗凝治疗的同时也会带来术后创面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因此, 寻找合适、安全、有效的抗凝治疗方法非常重要[5]。
术中先离断脾动脉后离断脾静脉, 可以达到自体回输部分血液的效果, 减少术后输血带来的相关风险。离断门脉高压患者的网膜、微小血管时, 丝线结扎比电凝和超声刀更有效, 临床可观察到腹腔引流量明显减少, 笔者的治疗经验中可以减少100~300 m L/d, 引流量的减少可以给临床早期抗凝治疗带来信心, 同时减少微小血管的反复出、凝血, 可减少凝血因子的消耗、纤溶系统的激活以及使用凝血药物带来的出、凝血风险。
右旋糖酐40一方面具有扩容、提高胶体渗透压、渗透性利尿等作用, 可减少术后腹水的形成,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已经聚集的红细胞和血小板解聚, 降低血液粘滞性, 改善微循环, 抑制血小板快速升高而导致的高凝状态, 防止血栓的形成[6]。阿司匹林可以选择性的阻碍血栓素 (TXA2) 形成, 起到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7]。余智涛等[8]发现脾切除术后7~20 d是血栓形成的高峰期, 采用PLT计数>500×109/L时给予抗凝治疗的时间点与血栓形成时间重叠, 导致预防血栓疗效较差, 同时发现术后早期抗凝, 可以明显降低脾切除术后PLT计数, 尤其是术后15 d左右的峰值计数, 这也是早期抗凝治疗能减少血栓形成的一个有利因素。在研究中发现, 两组术后第7天的血小板计数以及凝血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亦无出血的临床症状、体征, 说明术后早期、联合应用抗凝治疗, 并没有带来出血风险的增加, 同时观察到观察组术后门静脉系统血栓发生率仅为5.6%, 明显低于对照组29.4%的发生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的血栓发生率, 与文献报道的基本相符[1], 在郑春雷[5]的研究中也发现, 早期抗凝可以减少血栓形成, 早期联合抗凝则可以使术后血栓发生率进一步降低至2.38%。说明术后早期积极使用抗凝治疗能有效预防血栓形成。
因此, 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中妥善的外科处理, 可以给术后早期使用抗凝治疗带来信心, 回顾性分析结果提示早期抗凝安全有效, 今后还需要进行前瞻性的大样本随机研究来证实此结果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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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抗凝治疗 篇6
l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患者125例, 男38例, 女87例, 年龄32~61岁, 平均39.3岁, 其中二尖瓣置换64例, 主动脉瓣置换24例, 三尖瓣置换2例, 双瓣膜置换35例, 术后逐渐恢复, 调整好抗凝剂 (华法林) 的用量后出院。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两组病人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病情程度及抗凝治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在住院期间接受系统的健康教育及口头或书面出院指导, 主要内容包括:抗凝治疗的重要性、抗凝治疗的正确方案、影响抗凝效果的相关因素、抗凝并发症的观察、定期随诊的意义等。
1.2.2随访组
随访组在对照组方法的基础上于出院1后接受有计划的电话跟踪随访, 进行延续健康指导, 具体如下。
1.2.3随访方法
①建立电话随访登记本, 出院前由管床护士详细登记患者资料, 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出入院时间、手术名称、术后抗凝治疗情况、联系电话等。②患者出院后, 随访小组人员开始通过电话对患者或家属进行跟踪随访。出院后1个月内每周随访1次, 6个月内每半个月随访1次, 6个月后每个月随访1次。如患者有不适随时电话联系, 增加随访次数, 及时给予相应的健康指导。
1.2.4随访内容
随访内容包括饮食睡眠、小便量、有无心累气紧、有无双下肢浮肿、抗凝药物的服用时间和剂量、有无抗凝并发症 (重点了解有无便血或呕血、脑出血、牙龈出血、皮肤紫癜、血栓等情况) , 监测PT和INR情况, 注意服用其他药物对抗凝的影响, 纠正不良生活方式等, 并做好记录。
1.2.5评价方法
调查两组病人6个月内和12个月后抗凝治疗依从性及抗凝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抗凝治疗依从性评分标准,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 内容包括是否定期监测PT和INR、是否坚持按时服药、是否按剂量服药、是否随时咨询服用其他药物对抗凝的影响、是否控制不良生活方式 (大量饮酒、过度劳累等) , 每题4级评分制。评分标准:1分为做不到, 2分为偶尔做到, 3分为基本做到, 4分为按要求做到。
1.2.6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各组数据用U检验分析,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1) 两组病人抗凝治疗依从性行为比较本组病例6个月内抗凝治疗依从性评分分别为观察组 (15.58±1.61) , 对照组 (15.03±1.70)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个月后抗凝治疗依从性评分分别为观察组 (15.38±1.44) , 对照组 (10.07±2.00)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 *U=0.73, P>0.05;与对照组相比, **U=16.93, P<0.05
2) 两组病人1年后抗凝治疗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本组病例1年后发生抗凝治疗并发症情况, 观察组中发生出血4例 (便血2例、牙龈出血1例、皮肤紫癜1例) , 而对照组中发生出血9例 (便血2例、呕血1例、脑出血2例、牙龈出血3例、皮肤紫癜1例) , 血栓栓塞2例, 其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见表2。
注:*U=2.02, P<0.05
3讨论
1) 电话随访提高了病人出院后抗凝治疗行为的依从性通过电话随访提醒病人哪些食物、药物会影响抗凝效果, 也让病人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有机会随时进行咨询。有的病人忙于工作, 有的病人家住偏远山区, 特别是出院后时间较长 (1年以后) 的病人, 身体也恢复较好, 于是便忽略了该进行的治疗, 不按时进行监测PT和INR, 不按时按量服药, 甚至有大量饮酒、熬夜、过度疲劳等不良生活方式, 造成并发症的发生, 影响预后。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病人抗凝治疗依从性行为, 特别是1年以后, 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说明电话随访对病人有督促、提醒和指导作用, 有助于病人的遵医行为, 有利于康复。
2) 电话随访可降低抗凝治疗并发症的发生率对病人实行有计划的电话随访, 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医疗服务和健康指导, 达到了有的放矢的康复保健目的, 给予有效的保护干预, 可提高病人治疗依从性[2], 降低抗凝治疗并发症的发生。人工瓣膜置换术后发生血栓栓塞成为影响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3], 虽然血栓栓塞不是华法林治疗后主要致死原因, 但却是瓣膜置换术后远期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栓塞发生的主要因素为抗凝药剂量不足及其他药物的影响所导致抗凝强度不够[4], 而与抗凝治疗有关的出血副作用是瓣膜置换术后最常见、最重要的并发症, 最常见的出血部位是皮肤、黏膜、胃肠道及泌尿生殖道, 出血的原因主要与抗凝强度过大有关[5]。因抗凝药物按时、按量准确服用对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病人至关重要, 电话随访可起到指导、督促和强调作用, 保证了健康教育的连续性, 主动为病人提供有效的院外健康指导, 加强了与病人的沟通, 病人存在的健康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促使病人自愿采纳有利康复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方式, 消除或减少存在或潜在的危险因素, 达到治疗的预期目的。
3) 电话随访对瓣膜置换术后病人康复的指导意义瓣膜置换术后病人的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住院治疗只是病人康复的一个早期阶段, 因瓣膜置换手术只是解除心脏瓣膜的病变, 但心脏功能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的康复和治疗, 故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工作对瓣膜置换术后病人的康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健康教育在瓣膜置换术后病人的护理工作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是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医院为了满足病人的健康需求而赋予护士的重要职责。电话随访是利用信息化工具, 在医务人员、病人及其家属成员间建立有目的的互动, 以促进和维护瓣膜置换术后病人的健康, 是一种医院走向社会且可以节省人力资源的延伸访视形式, 是对护理服务领域的拓宽, 提高了病人抗凝治疗依从性和对健康指导的依从性。出院病人电话随访工作作为一种开放式、延伸式健康教育形式, 进一步完善了整体护理的内涵, 缩短了医患之间的空间距离, 对瓣膜置换术后病人抗凝及康复知识的普及、提高病人出院后的生活质量及提高病人的遵医行为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金玉爱, 王美兰, 陈晓宇.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对抗凝治疗依从性的调查[J].护理与康复, 2008, 7 (1)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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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跃, 吴清玉.机械瓣膜置换术后抗凝方法和凝血酶原国际标准化比值监测的临床研究[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3, 31 (6) :427.
[4]俞经生, 葛建军.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抗凝治疗的临床研究[J].安徽医药, 2008, 12 (9) :820-821.
术后抗凝治疗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06年1月—2009年10月就诊于我科的妇科恶性肿瘤 (包括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 患者84例行广泛子宫切除 (或肿瘤细胞减灭术)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随机分为2组, 其中A组42例于术后24 h后应用抗凝药物低分子量肝素钠5 000 U皮下注射, q 12 h共4次[1];B组42例术后未预防性用药。2组患者均给予术后勤翻身, 早期下床活动, 下肢按摩, 保持大小便通畅等一般性预防静脉血栓的措施。
1.2 观察方法及指标
所有患者均每日详细询问有无腿部不适, 查体有无下肢水肿, 尤其是术前即存在其他原因引起的水肿, 观察有无水肿加重及双侧不对称性水肿。17例患者于术后3 d~10 d出现单或双侧下肢、阴埠部位不同程度水肿、小腿后部疼痛、站立时加重, 行彩超检查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无上述症状者于术后第14天行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示正常。发生深静脉栓塞者积极给予理疗、抬高患肢、制动、抗凝或中药活血化瘀加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后症状消失, 复查彩超血栓消失。
2 结果见表1.
χ2=7.631, P<0.05, 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及妇科手术是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恶性肿瘤细胞能释放许多具有促凝活性的物质, 如细胞因子、癌症促凝物质, 同时其体内抗凝物质水平下降, 可直接或间接激活凝血系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特别是子宫内膜癌患者, 多为年老、肥胖者, 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并可能有外源性雌、孕激素的应用史, 往往伴有血液高凝状态。
手术中及手术后血液成分的变化, 手术时间长, 范围广, 术中术后麻醉剂的应用及术后长期卧床不动, 使下肢血液循环减慢。妇科肿瘤的大范围手术创面及盆腔淋巴清扫, 均可刺激盆腔静脉, 使血管壁受损, 大大增加了静脉血栓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2]。
血栓栓塞性疾病, 一旦发生往往导致严重后果, 罹患者可以致死或者致残。因此, 对于血栓栓塞性疾病应该防重于治, 大型手术前后使用低分子肝素治疗可以有效减少甚至避免血栓栓塞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焦书竹.妇科术后静脉血栓病的预防[M].//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1558.
术后抗凝治疗 篇8
众所周知, 血流缓慢、血管壁损伤及血液高凝状态是深静脉血栓 (DVT) 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 血栓发生的常见诱因多为长期卧床不活动及骨折、外科手术等组织损伤的老年患者。深静脉血栓是肺栓塞 (PE) 的栓子主要来源。
脊柱手术作为骨科大手术, 术后患者常需卧床, 肌肉缺少活动, 肢体静脉的流速降低;手术创伤、出血等可以造成血液的高凝状态, 再加之术前部分患者因行动困难长期卧床, 术后又需较长时间的卧床休息, 这些均为脊柱术后DVT及PE形成的重要因素, 故容易发生术后DVT。
近数十年来, 随着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不断开展, 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意识到在围手术期预防下肢静脉血栓进而防止肺栓塞的必要性, 并根据患者术前、术后的身体状态、危险因素, 制定了一套较规范的术前、术后血栓预防及治疗方案。对于关节置换的患者进行系统抗凝治疗已被大多数的临床医师认可, 而对于脊柱术后是否进行抗凝治疗, 国内外一直存在临床正义, 近年来国外关于脊柱术后深静脉血栓的研究逐渐增多, 而国内关于脊柱术后DVT的发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报道很少, 国外在一些回顾性研究及荟萃分析中报道, 在脊柱手术后DVT的发生率可达0.3%~15.5%[5]。PE发生率为1.7%~2.3%, 尽管低于关节置换手术后的60%和7%, 但是由于其病死率很高 (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早期病死率分别为3.8%和38.9%) , 仍应引起医师的足够重视。
国内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回顾了1994至2006年的10993例脊柱手术, 其中11例术后发生了症状性肺栓塞 (PE) , 发生率约为0.1%。由于诊断方法不足、医师重视不够等因素, 其发生率显然被低估了。但是, 此11例中死亡5例, 病死率高达45%。可见, 提高对此疾患认识和治疗水平, 特别是预防措施, 是非常重要的。
脊柱手术后是否预防性药物抗凝, 由于顾虑到椎管内出血造成神经压迫, 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脊柱手术后DVT及PE的发生率较低, 预防性抗凝药物不必要, 而且会增加椎管内出血的机会。韩国的Lee等2000年报告[5]指出, 接受脊柱手术的313名患者中仅有1.3% (4/313) 发生了DVT, 所以不必常规进行术后的预防性药物抗凝。但是考虑到VTE的高危性和高病死率, 部分研究者推荐脊柱术后常规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LMWH) 。美国的Harris等报告对105名脊柱损伤的患者预防性使用LMWH, 降低了DVT的发生率, 却并未提高椎管内出血的发生率。在对美国的383名脊柱外科医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21%的医师使用术后预防性抗凝, 21%的医师仅仅对VTE高危患者预防性抗凝, 而58%的医师由于担心椎管内血肿、从不使用预防性抗凝。在中国的脊柱外科医师中, 同样存在这样的分歧, 目前还没有类似于关节手术后的抗凝药物使用常规。
2008年美国胸科协会的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指南给出了相对权威的建议:对于不存在VTE危险因素者, 不需要进行特别的预防措施;存在一个危险因素的患者, 可以使用预防性抗凝药物或单纯使用机械预防 (弹力袜或间歇气囊压迫装置) ;存在多种危险因素者, 建议结合使用抗凝药物及机械预防。
关键词:脊柱,抗凝药物,预防,静脉血栓,安全性,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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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贵兴, 杨庆铭, 余楠生, 等.低分子肝素预防髋、膝关节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多中心研究[J].中华骨科杂志, 2006, 26 (12) :819-822.
术后抗凝治疗 篇9
【关键词】 老年心房颤动;华法林抗凝治疗;治疗效果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2.08.491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08-2806-02
房颤患者易于并发血栓栓塞,易于导致重度并发症,引发脑卒中的发病,严重时导致患者死亡[1]。临床中,持续性心律失常会引发严重生命威胁,而房颤作为其中最为多见的一种,对人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更大,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群体,其身体机能相较青壮年时期出现退化,脏器功能不健全,房颤极易引起严重后果。目前,针对老年心房颤动,常用的两种治疗方法是阿司匹林与华法林,这两种治疗手段的疗效差异还不清晰。同时,临床已经证实,选取华法林治疗老年房颤尤其是合并血栓栓塞的患者,疗效较好。为进一步研究华法林抗凝治疗老年心房颤动的临床疗效,笔者进行了本次研究,选取我院于2008年4月份到2010年4月份收治的68例老年心房颤动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含34例。针对对照组,提供阿司匹林治疗,针对观察组提供华法林抗凝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8例老年心房颤动患者中,21例并发高血压,35例患有冠心病,8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1例患有肺心病,13例患有风心病。风心病患者中,1例为生物瓣置换手术后并发,2例为二尖金属瓣置换术后并发。对照组共34例患者,男性19例,女性15例;年龄范围:62-76岁,平均年龄:69.3岁;平均病史4.5年;观察组共34例患者,男性20例,女性14例;年龄范围:63-75岁,平均年龄:70.2岁;平均病史4.4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合并疾病、病程等方面的资料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组间比较。
1.2 方法 针对所有68例患者,进行基础治疗,控制患者血糖、血压与心率,纠正心肌缺血症状,严格防控心力衰竭。随后依据分组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治疗:对照组接受阿司匹林治疗,每天晚饭之后进行口服,剂量为3.0mg,每七日进行一次INP测定,准确记录数值。观察组接受华法林治疗,起初同样是每日口服3.0mg,但其剂量需随着患者INP水平的变化而调整。在INP<2.0时,要求患者每隔3-5天便进行一次剂量加大,加大量为0.5mg;在INP>2.5时,即日起减少剂量,减少量为0.5mg,直至患者达到正常标准[2]。在INP标准达到预期水平之后,需定期测定,观察用药的达标剂量、达标耗时、维持剂量以及药物副作用等方面的资料。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观察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选取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差异P<0.05时,具有统计学意义。检验选取卡方检验。
2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在年龄、性别、合并疾病、病程等方面的资料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对所有患者进行1年随访,发现,对照组与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疗效终点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数据结果见表1。
3 讨论
临床中,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属于持续性心律失常的一种,且发病率高,十分常见。医学研究证实,房颤的发病率会伴随人们年纪的增加而上升。心律失常患者中,合并房颤的患者面临的生命威胁更高,而且,房颤患者易于并发栓塞,严重时引发患者伤残,甚至死亡,对其生命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因而,在房颤患者的治疗中,抗凝治疗至关重要。医学实践发现,华法林治疗老年心房颤动具有积极的效果,为进一步分析其临床疗效,本文选取68例老年房颤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依据治疗方法的不同,进行对比试验:向对照组提供基础治疗与阿司匹林治疗,向观察组在基础治疗之外,进行华法林治疗。进行定期随访,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68例患者中,高血压与冠心病是最多见的合并症。针对68例患者,在治疗后统计分析疗效终点事件,结果显示,在不良反应率上,对照组与观察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疗效终点上,对照组与观察组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观察组34例患者中共发生12例疗效终点事件,远远低于对照组的24例。因而得出本次的研究结论:在老年心房颤动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应用华法林抗凝治疗的方法,能够收到良好的临床疗效,同时很少出现不良反应。在应用这种治疗手段之前,需评估患者病情,筛选可以接受该疗法的患者,并在治疗中需控制华法林的用药剂量,严格防控风险,确保积极的疗效。
参考文献
[1] 胡大一,鄣艺芳.BAFTA研究揭晓——华法林预防老年心房颤动患者卒中事件优于阿司匹林[J].中国医药导刊,2009(05):120-124.
房颤患者319例抗凝治疗分析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8年3月—2010年12月选取本院符合《内科学》[3]房颤诊断标准的患者319例。排除标准:①影响凝血时间的疾病, 如肝硬化、血液系统疾病、严重肾功能障碍和恶性肿瘤、血压过高者;②因语言障碍或是智能下降而影响交流无法正常沟通者;③存在活动性出血者;④贫血和血小板减少者;⑤未按照本次研究规定执行者。319例中男225例, 女94例;年龄48岁~85岁 (68岁±1岁) ;基础疾病:瓣膜病65例, 冠心病95例, 糖尿病53例, 高血压136例, 扩张型心肌病43例。
1.2 研究方法
华法林组对319例房颤患者给予抗凝方法 (选用华法林) 。于同期选取120例房颤者给予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组) , 32例房颤者给予基础治疗作为对照组。同时对参加本次研究的所有房颤患者基础资料进行回顾性观察与分析。参考临床试验设计标准, 设计《房颤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与随访观察表》, 指定专人对表中相关内容进行观察与数据整理、统计、分析。表中主要内容:患者姓名、年龄、基础疾病、治疗方法、给药情况、生存质量和不良事件等。
1.3 治疗方法
所有房颤患者在控制心室率、维持窦性心律等基础治疗上, 阿司匹林组120例房颤者给予阿司匹林300 mg/d, 睡前口服。华法林组319例房颤者加用抗凝疗法, 给予华法林, 首次剂量为2.5 mg/d, 若无特殊则在第4天复查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 根据INR情况每次0.5 mg加减调整华法林剂量, 且在每次调整剂量后4 d复查INR, 直至该指标稳定在2.0~3.0改为维持剂量, 同时每月定期复查INR。对照组仅予基础治疗。
1.4 生存质量评估标准[4]
患者自觉症状、躯体生理功能状态、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心理情绪状态等项目共144分, 其中正常人群评分为121.5分~127.5分。
1.5 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U检验;计数资料采取卡方检验。
2 结 果
2.1 3组房颤患者不良事件随访结果 (见表1)
不良事件发生率, 华法林组、阿司匹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2.61, P<0.01;χ2=18.73, P<0.05) , 华法林组与阿司匹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5.56, P<0.01) 。提示房颤者采取抗凝疗法能够明显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且华法林效果优于阿司匹林。
2.2 3组房颤者生存质量对比 (见表2)
生存质量总分, 华法林组、阿司匹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14, P<0.01;t=12.55, P<0.05) , 华法林组与阿司匹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6.82, P<0.05) 。
2.3 华法林服用情况 319例房颤者服用华法林剂量3.0 mg/d~4.5 mg/d (3.03 mg/d±0.02 mg/d) , INR2.0~3.0 (2.8±0.2) 。
3 讨 论
大量研究显示, 房颤是一种主动性快速房性异位心律, 临床认为对于该病的治疗除了积极治疗原发病、控制快速心室率、维持窦性心律等基础治疗外, 采取抗凝疗法是房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鉴于此种情况, 本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房颤的抗凝治疗观察与分析, 相关数据可知对于房颤者给予抗凝治疗能够明显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且华法林效果优于阿司匹林, 同时显示抗凝治疗能够明显促进患者康复, 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且给予华法林者优于给予阿司匹林者。究其原因:①房颤往往会导致心房丧失收缩能力致使心房内血液发生血流动力学障碍, 同时加上此类患者多存在有高凝状态, 诱发心房内血栓形成几率较高, 极易造成周围血管栓塞或是脑卒中发生。因此, 房颤可以被认定为卒中等疾病发生的独立性危险因素[5], 房颤者给予抗凝治疗十分必要。②房颤的抗凝治疗主要是针对凝血途径而不是血小板途径, 而华法林属于双香豆素类口服抗凝药物, 该药可以通过抑制肝脏环氧化还原酶使无活性的氧化型维生素K难以还原成为有活性的还原型维生素K, 因此对维生素K的循环使用起到了阻滞作用, 且与维生素K竞争羧化酶致使部分凝血因子合成受阻, 以及延长凝血酶活化时间, 进而起到抗凝作用[6]。而阿司匹林则是通过对血小板环氧化酶的抑制致使血栓素A2合成受阻而达到抗血小板聚集的功效。所以认为房颤患者抗凝治疗的标准药物为华法林, 对于药物的剂量则以INR稳定在2.0~3.0为宜。另外对于房颤的抗凝治疗应根据INR值进行个体化给药防止出血, 且多种药物同时应用时注意药物的协同作用等。
房颤的抗凝治疗可以明显降低血栓栓塞等不良事件发生率、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 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因此抗凝疗法是房颤治疗中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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