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启示

翻译启示（精选12篇）

翻译启示 篇1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人们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因而翻译研究一直关注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然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 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 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 赋予了翻译研究宏大、多维的研究视野,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1990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巴斯纳特 (Susan Bassnett) 与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勒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问题, 许多学者表示认同, 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 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 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 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文化学派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多角度切入, 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巴斯奈特 (1990) 认为, 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 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 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与重组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在就是满足文化需求, 因此, 译者应该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 尽量保留差异。勒弗维尔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改写, 即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勒弗维尔指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 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和三因素理论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 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 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谢天振, 200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关注文化语境、历史及规约等宏大的课题, 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 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翻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重心的重要调整, 其关注的重点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等问题上。也就是说, 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谢天振, 2008) 。它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 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 (王宏, 2007)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我国翻译界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在国内众多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与之相关的论文, 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 (何绍斌, 2007)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 (修文乔, 2006) 、《犯规与规范———走出文化转向的困惑》 (穆凤良, 2007) 、《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郭建中, 2007)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王东风, 2004) 等等。王东风在《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2004) 一文中提出, 绝对忠实是不符合翻译实际的。传统的归化翻译所推崇的忠实严重地扭曲了被翻译文化的文化身份。他认为, 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翻译教学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

二、文化转向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 (2004) 将翻译观定义为:“翻译观指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 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讲, 它既包含总体意义上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 也包含从各临近学科研究翻译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翻译观有别于一般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前者具有整体性, 而后者指的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达到的标准, 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翻译观多种多样, 比如,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应力求功能对等;翻译即译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异化翻译是当今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必然趋势;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等等。许钧 (2009) 在谈到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时指出, 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 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 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一个译者, 有什么样的翻译思想, 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实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译作。作为一个译者,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 对翻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他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 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许钧, 2009) ,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人的翻译观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其中可以不断增加新的观念, 也可以淘汰过时的观念或修正原有的观念。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近20年以来, 人们已逐渐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把翻译活动理解为促进不同民族对话、思想交流的文化活动。而我们学生的翻译观仍基本囿于“语言转换”的范围, 翻译时关注的是“语言的忠实”“形式的对等”, 却忽略了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种现象跟我们的翻译教学有关。卜玉坤 (2009) 在总结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 翻译教学片面地强调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知识的传授, 轻视了翻译技能的培养, 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知识、翻译经验、翻译实践、翻译创新割裂开来。胡卫平 (2011) 也认为, 我们的翻译教学中理论教学这部分显得相当薄弱, 因此, 学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仅仅限于“信、达、雅”, “直译和意译”, 而且理解往往不够深刻系统而流于表面。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盲目性”。翻译观是译者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对翻译活动的深入理解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在加强认知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 建立正确的翻译观。

2. 培养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转向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翻译过程不单纯是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编码过程, 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以及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交往行为 (严明, 2009) 。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 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文化转换, 这已是许多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外学者的共识。而如今在翻译教学当中, 许多教师仍然局限于从词到句到段落的翻译训练和翻译技巧的讲解, 对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极少涉及。这种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而不涉及文化介绍的翻译教学, 使学生只关注表层的文字转换而忽略掩盖于语言下面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教学要强调对学生的文化导入, 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适时地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 注意研究中英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熟悉英语形成和变化所依赖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同时, 要注重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要加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有些学生对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 甚至是一片空白, 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在当今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翻译实现中国文化的本土保持以及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的形势下, 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学生应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懂得汉语的优美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有责任强调、引导学生掌握足够的国学知识, 应该积极探索如何用英语表达汉语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给予译文以汉语的语言和文化身份。中国译界大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的英译本就让外国读者领略到了许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 才能真正准确地进行翻译, 正确地传递文化信息, 让译文接受者领略到异域文化的本来面目,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3.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Neubert (2000:6) 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 并认为转换能力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 使译者能够完成翻译行为。可见, 要提高翻译能力, 拘泥于词句层面的翻译技巧方面的训练不是有效途径, 学生只会在词句层面上寻找翻译规律, 对技巧的理解和掌握也只能是机械的, 不能从根本上领悟和灵活运用。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奈达, 1993) 。在实际的话语交往中, 语言符号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同于系统中的静态意义的动态意义。这就意味着, 翻译交际所发生的实际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文本一种动态意义。翻译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交换, 翻译行为注定要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并以译文语言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翻译技巧往往是和文化语境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文化语境, 对译者为什么在某一具体的情况下选用某些具体的翻译技巧是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怎么译”, 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译”。笔者认为, 在翻译教学中, 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比较翻译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教学方法。它可以有效地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相对于传统字句本为的翻译方法而言, 语篇翻译能更好地体现包括词义、风格和作者意图以及原文整体意义的忠实、完整的传达。而比较翻译教学法主要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比较分析为示范, 引导学生关注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关注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即翻译情境。我们可以从译文对比出发, 讲英汉对比, 讲文化对比, 讲翻译的灵感思维, 讲翻译理论, 讲翻译美学等等。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译文参与比较评价。这种讲练是综合性的、以语篇语境为依托的,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 学生对整个翻译过程有了一个动态的了解, 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均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有声有色的演绎。通过译文对比分析, 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文化赏析与转换能力、逻辑思辨与决策能力。

文化转向给与翻译教学以很大的启迪, 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模式的转换, 同时也是文化模式的转换, 揭示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教学进行整体性思考。在翻译教学中, 教师要重视翻译理论的教学, 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阐述的能力, 引导学生结合翻译实践, 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和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

翻译启示 篇2

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解构主义将译文置于与原文平等互补的`地位,重视文化的差异性,强调译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性.这些全新的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重点阐述解构主艾理论给文化意象翻译实践活动带来的启示.

作 者：周漩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022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2008“”(36)分类号：H0关键词：解构主义 文化意象 翻译

翻译启示 篇3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商务英语翻译；商品品牌；启示分析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翻译理论。它既是在生态学视角下对传统翻译实践在宏观层面上的重新审视，又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生态学理论与翻译学原理的完美结合，解决翻译问题的实践性尝试。尤其是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而言，生态翻译学理论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了使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积极影响达到最大化，本文拟以商品品牌名称的翻译实践研究个案，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实践的启示进行一个详细地说明。

以商品品牌名称的翻译为个案，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一般需要关注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具体启示。

一、生态翻译学及商务英语翻译

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首先应该回顾生态翻译学理论和商务英语翻译的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但对这门综合性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者还持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生态翻译学是一门颇具争议的学科。生态翻译学的争议性表现在多个层面上，既有对其理论体系的争议，也有对其名称的争议。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整合，因此，就有人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的视角考察翻译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认为既然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整合，那么在“研究视角”这一层面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生态翻译学”还是“翻译生态学”。于是，刘爱华先生有一篇题为《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的文章，对此进行科学的思辨。之所以说其是一门争议性学科，还表现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论体系的争议上。众所周知，胡庚申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对其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翻译生态环境”及其构成的问题，就有另一位研究者——陈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以《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为题发表于《中国翻译》这本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而且对此胡庚申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的文章进行回应。

其次，生态翻译学在争议中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其翻译实践与理论论争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生态翻译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与运用直接关系到翻译的质量与效果。在最初提及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创始人胡庚申这样解说： 开始引入“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而没有沿用“语境”或“文化语境”，笔者当时的主要考虑：一是使用“生态”环境的提法能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匹配。二是，“翻译生态环境”與语境、文化语境在基本概念、范围、所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1]随后，研究者又指出：翻译生态环境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翻译生态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精神环境等。可以这么说，对于翻译而言，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的生态环境；同时，每个译者又都是他人翻译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2]

对于“翻译生态环境”这样的界定，随着生态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参与翻译实践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翻译现实使人开始重新审视它的内涵。于是，有研究者提出了质疑。而后，生态翻译学的最初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回应：翻译生态——指翻译主体之间及其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3]从而使其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特性更加明显了。因为，在这样的定义里，“翻译主体”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因为，翻译主体的构成，不仅涉及到原文的作者、译者、读者，而且还涉及到编辑者、出版商等。因而使这一普通的术语具有了“翻译群落”的性质。从而使达尔文的生态理念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再次，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内涵。根据生态翻译学最初研究者胡庚申的理念，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的术语：具体包括：（1）生态范式。（2）关联序链。（3）生态理性。（4）译有所为。（5）翻译生态环境。（6）译者中心。（7）适应/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4]在这些术语的有机组合中，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就逐渐形成了。因此，虽然这里论述的是其核心理论，但这些核心理论的组成才是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不能有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二）商务英语翻译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翻译实践。它特别适合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进行翻译问题的分析与阐释。

首先，商务翻译的主体具有“翻译群落”的性质。所谓的“翻译群落”是指参与商务翻译实践的翻译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组成。对于商品品牌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不仅商品生产者会参与到具体的品牌翻译之中，而且商品广告商、商品的经营商、商品的监管者以及专业的翻译者都会参与到翻译实践之中。例如，在“海尔”品牌的翻译实践中，虽然英语的“Haier”是其中文间译，但它却被翻译者赋予了诸多的含义。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有诸多的翻译者参与这个翻译实践。对于英语来讲，在其书写中因为对其字母“a”进行了书写变形，因此通过那个省去的弯曲形态表达出了海尔集团的人认准目标不回头的理念。这案例表明了一个这样的事实：英语的翻译者把其品牌创始人的理念，巧妙地融入到了自己的翻译之中。从另一个层面讲，不仅品牌的创始人是其英语“Haier”的翻译者，而且英语的翻译者，品牌的营销者也在向英语使用地域的消费者宣传着海尔的理念。

其次，商务翻译体现着最好的生态翻译环境论。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其研究者把所谓的“生态翻译环境”分成三部分，即宏观的生态翻译环境、微观的生态翻译环境以及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生态翻译环境。在这三类生态翻译环境的构成中，自然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都是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环境因素。即，这些生态翻译环境的构成要素都会体现在品牌的翻译之中。

例如，比如说“长城”（电器）译名为“The Great wall”既能说明此产品是产自中国，又能代表其独一无二的含义。[5]

在这个翻译个案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长城”，既是品牌的象征意义所在，也是彰显其品牌创新意识与管理理念的重要媒介。因为，作为一种文化遗产，长城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其次，这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又象征着品牌的生产者那独一无二的价值追求。尤其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又会渗透到品牌质量之中，从而为其生产企业赢得商机。因此说，这个品牌的翻译个案里，融入了诸多传统文化的意蕴，融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因素，也融入了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

再次，商务翻译是一个综合的翻译过程。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分析，商务翻译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既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理论指导下实践的过程，甚至还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与拓展的理论过程；从商务翻译所涉及到的内容而言，商务翻译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是一个翻译者进行的工作实践，又是一个教学者从事的具体教学过程，甚至还有对这个教学过程的评估过程。因为，对于商务品牌的翻译教学而言，它既是目前从事商务品牌翻译实践者翻译能力的核心途径，也是培养后续商务品牌翻译者的最佳方法。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

正是因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涵盖了全部的商务翻译实践，而商务品牌的翻译实践又在验证生态翻译理念的同时丰富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所以，才有了下边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的分析。

（一）理论研究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理论研究层面上给予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是一个要论述的内容。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实践的启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综合性的理论运用与针对性的专题阐释。所谓综合性的理论运用是指把“商务英语翻译”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但商务英语翻译却涉及到众多的理论指导。它不仅需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例如，翻译语境理论的指导，而且还需要生态学理念的指导。尤其是在“适应/选择”这样的核心理论中，它更是把商务翻译所面对的现实与生物发展所面对的现实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了翻译与生物一样，都会面临“适应”的问题和通过“选择”进行淘汰的问题。比如“鸳鸯”牌枕头，在中国，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一夫一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寓意。但是这个英译名“Man-darin Ducks Pillow”在国外只是这种鸟的名称，它并不含有“相知相爱的恋人的这一比喻意义。[6]因此，这一翻译就逐渐被淘汰了。于是就又有其它的人尝试着把它翻译成：lovebirds。因为，它更体现汉语“鸳鸯”的文化意蕴。在另一个层面上，生态翻译学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另一个启示是针对性的专题阐释。例如，面对“生态翻译环境”这样的核心术语的说明就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针对性的理论性质疑与商榷性回应，读者也不可能对其“生态翻译环境”如此这般透彻性的理解。

（二）翻译实践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商务品牌翻译实践中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首先，翻译应该坚持“适应/选择”生态原则。而且对这种原则的理解更应该广义化。即，商务品牌翻译首先应该适合行业的特点；其次，翻译的结果应该经受经济市场的选择。例如，上边提到的“鸳鸯枕”的翻译与汽车品牌“宝马”（BMW）的翻譯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后者，“宝马”就是“最好的马”，而马又是古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所以，对于汽车而言，“宝马”就应该是最好的汽车了。因此，它能在体现出行业特点的同时突出生态翻译理论的翻译生态环境。

其次，在翻译的实践上，翻译者还要坚持多种理论的指导，不能局限某一种翻译理论。例如，生态翻译学理论而言，它本身就是翻译理论与生态理论的整合。因此，“翻译生态环境”作为其核心理论的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因为，无论是从其内涵构成的层面上分析，还是它对翻译问题的说明，都远比“翻译语境”这样的术语更加贴近于商务翻译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翻译学理论自身的综合性已经达到了“理论整合”的最高水平。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随着商务品牌翻译实践的拓展，还会有更多的翻译理论需要整合并在其相互整合的前提下去解决更多的商务品牌翻译问题。

（三）课堂教学的启示

商务英语教学是提升商务品牌翻译水准的最佳途径之一。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实践里，案例教学法应该成为最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典的品牌翻译案例，更应该成为师生分析的重点。例如，Coca-Cola这一饮料品牌的翻译就由最初的“蝌蝌啃蜡”改成了“可口可乐”。后者“可口可乐”的重新翻译，配上其红色的商标，不仅再现了传统文化喜庆的一面，而且还把饮料品质的特性通过“可口”性的描述变成了对其品尝结果的说明：“可乐”。再如，洗发水“飘柔”（Rejoice）也是如此。在英语里“Rejoice”本来是“高兴”的意思。可是翻译者却把它给予了洗发的效果。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想拥有一头“飘逸、柔顺”的头发。而当他们一旦拥有这一头飘逸、柔顺的头发，那么他们的内心一定是“Rejoice”的。因此，选择一些适当的案例，既能加深学生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理解，又能拓展学生商务品牌翻译的思维。

（四）翻译评估的启示

翻译评估存在于两个层面上，一个是翻译教学的评估，一个是对商务品牌翻译现状的评估。虽然它存在于两个层面上，但两个层面的评估却相互影响。对于后者而言，翻译教学的现状是直接影响商务品牌翻译效果的核心原因；对于后者而言，商务品牌翻译现状的评估结果又是任课教师思考如何改革商务品牌翻译教学的数据。

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品牌的翻译有着重要影响。但分析这些影响的前提却是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的把握以及对商务品牌翻译特点的分析。因此，本文在说明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后才对其具体的启示进行了客观地说明。

参考文献：

[1][2][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

[4]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J].中国翻译， 2014（06） .

生态翻译学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 篇4

1.1 生态翻译学的内容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是以达尔文的适应生存理论为基础, 创造性地把适应性理论与翻译结合起来。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翻译适应性理论, 从生态学角度出发, 对翻译过程做全方位审视, 强调翻译是一个必须将所有的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生态翻译学认为,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 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具体而言, 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包含了源语言生态环境和目标语言生态环境所构成的总体语言环境, 还包括译者需要面对的诸如文化、社会、交际及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联互动。综上, 翻译生态环境较其它翻译理论而言, 翻译考虑角度和范围更为广泛。因此, 在翻译文本时, 此理论强调要把所有的生态环境要素考虑在内, 进行“三维”转换, 即集中于语言形式转换、文化表达转换和交际意图转换。从而使翻译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语言形式转换、文化表达转换和交际意图转换三者皆出现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操作过程中, 用以指导翻译人员如何操作生态翻译。

1.2 公示语的内涵及作用

“公示语” (Public Signs) 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 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解释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公示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用语和应用文体, 其更是社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 是受众了解国家文化建设和精神发展的重要渠道, 反映了社会群体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因其具有警示、威慑和激励等作用, 因此, 公示语受到世界范围内政府、企业、机构的重视, 公示语翻译也受到相关部门、单位人员的重视。为了持续改善我国汉语和英语双语人文环境, 更好地发挥公示语对外宣传的重要作用, 从而服务好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我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公示语翻译纠错活动。很多专业性的学者和专业纷纷参与公示语翻译纠错行动中, 且深入研究和探讨我国公示语的翻译现状, 为我国公示语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其中, 要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公示语翻译这一新颖的翻译理论由此出现并得以发展。具体而言, 生态翻译学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体现在公示语翻译的语言形式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公示语翻译的文化表达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公示语翻译的交际意图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都要从源语言的生态环境出发, 最终要适应目标语的生态环境, 从而产生不曲解源语言且又符合目标语言国家人们的地道语言翻译。

2 基于生态翻译学对公示语翻译启示的案例分析

公示语的社会价值凸显, 且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功能。公示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地区及民族的价值观。一些具有呼吁作用的公示语有着一定的时效性, 伴随国家、地区及民族的发展, 公示语内容不断得到更新, 因此, 公示语翻译面临巨大的挑战。因而, 在进行公示语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生态语言环境, 遵循语言形式、文化表达和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原则, 最大程度上使得目标语言译本的语言、句式表达和文化价值传递符合目标语言国家人们的习俗与习惯。在下述部分, 文章将以案例分析为主要手段, 剖析生态翻译学下的公示语翻译。

2.1 案例1

2010年, 我国顺利举办了上海世博会。“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世博会的主题标语, 即上海世博会主题公示语, 旨在表达举办上海世博会所要传达的思想与理念。基于语言层面分析, 该公示语翻译在结构上简洁明了, 词汇通俗易懂。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更好的城市, 更好的生活”。然而, 通过对比两种译本, 我们可以发现该公示语英译汉的不足, 即虽然语句简洁, 但是因为过于简洁而无法具体阐述其所想要表达的内涵, 受众无法深刻理解译文所要真正传达的理念。因而, 世博会主题公示语拟定专家团队在搜集和分析往届世博会主题和相关背景介绍后, 综合考虑世界的发展趋向和主办城市上海的发展实践态势, 最后确定将“城市发展”和“生活质量”作为上海世博会主题公示语的主要关键词。无论是“城市发展”, 还是“生活质量”, 皆与“民生”相关。因此, “Better City, Better Life”是想表达“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意思。这种译本的妙处在于翻译人员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主要翻译参照原则, 充分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生态环境的不同性, 超越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二者的表层, 实现了语言形式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2.2 案例2

“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桂林旅游风景区对外宣传的广告标语, 具有形象宣传的功能, 该公示语的目的在于向世人表达出桂林山水的美好, 且以脍炙人口的标识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而吸引游客前往旅游。学术界对该公示语的翻译多种多样, 众所周知,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为英语国家人们耳熟能详的俚语, 吴伟雄译本的精妙之处在于其避开了源语言文本和目标语言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 而是充分考虑到英语国家的文化表达习惯, 直接套用目标语言国家人们十分熟悉的俚语。翻译译本拉近了与目标语言受众的距离, 从而激发起受众对桂林旅游的向往之情。如果不考虑文化表达层面, 仅从语言转换层面考虑,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译本为“Guilin’s water and mountains captivate the world。”然而, 考虑到目标语言受众对源语言文化掌握的不足, 在对其进行翻译的时候, 吴伟雄教授对文化表达层面做了选择与转换, 使得译本不仅符合目标语言受众的文化表达习惯, 且使得源语言译本的内涵充分、完整地传递于目标语言译本中, 实现了文化表达适应性选择与转换。

2.3 案例3

我国某景区有一处名叫“火树银花”的钟乳石景点。“火树银花”一般用以形容灯火的灿烂和烟火的绚丽。该景区钟乳石景点命名者借用“火树银花”成语作为景区名称公示语, 主要意图是借用人们熟知的成语唤起人们联想节日活动的热闹与喜庆。如果将“火树银花”直接翻译为“Fiery trees and silver flowers”, 不仅不能够给目标语言受众营造出灯火绚烂的美感与节日感, 反而会引发友人们的一系列质疑和消极猜想, 如“竟有如此怪异的树, 竟然可以喷出火花!”消极的猜想可能会阻断一部分人前去一探究竟的热情, 会选择退却。然而, 如果翻译人员可以把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分别放置于其所在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整体考虑, 充分考虑翻译的交际意图适应性, 且做出适宜的选择与调整、转换, 则可以获得比直译更为优秀的译本, 使得目标语言受众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源语言文本所要传达的内涵和意图。因此, 基于生态翻译视角, 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生态环境, 将“火树银花”的钟乳石景点翻译为“Christmas tree”, 实为良好的翻译选择。

参考文献

[1]戴宗显, 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2005 (06) .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 2004.4.

[3]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国教学, 2006.4.

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篇5

产生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产生的深刻反响也波及到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介绍几位影响较大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的思想,分析我国翻译研究上存在的`一些后殖民倾向,反思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并提出对后殖民理论应该采取的态度.

作 者：胡德香 HU De-xiang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武汉,430079 刊 名：外国语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年，卷(期)： “”(4) 分类号：H059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   翻译理论   反思  

翻译启示 篇6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适应选择论 品牌翻译 商务英语教学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0C-0126-0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持续深入地发展，众多国外商品品牌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商品也不断涌向国际市场。各种各样的中外品牌都想在国内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商品进入市场，需要一个合适的品牌名称，其命名和翻译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到商品的发展前景和销售业绩。品牌名称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也是商品的标志，是产品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内涵。品牌名称是否对消费者产生号召力和亲切感，是否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命名和译名至关重要。品牌名的翻译方法很多，传统的翻译方法有音译、直译、意译等，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视角对商品品牌翻译进行全新的探析和研究，并讨论其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一、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交叉结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不断进化繁衍至今。生态翻译学说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借用生物进化论“适应和选择”学说的基本理论，从“适应”和“选择”的角度出发，重新并全面地阐释了翻译研究。根据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就是译者的适应与译者的选择，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生态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它涉及语言差别，文化异同，交际功能，社会、译者和读者的心理差异与心理期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好的译文是译者全面考虑这些因素， 适应了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 并做出相应选择后产生出来的。译者不可避免地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选择，适应不同的原文、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然而，翻译过程中这些适应与选择都是相对的，也是相互的。

第一，生态环境与译者的适应选择是相互的。环境适应选择人（译者），而人（译者）也适应选择环境。译者在不同的翻译环境中做出不同选择。在适应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译者根据自身爱好、内在能力、翻译目的及读者对象等选择原文和译文。

第二，最佳译文应整合适应选择。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是选择忠于原文源语的语言形式、内容还是达到交际目的？选择自己的主观爱好、民族文化还是考虑读者的心理期待？这些选择中有适应，适应中又有选择，各种选择中又有侧重与不同，所有这些适应选择活动都是多维度、多层面的。生态翻译学认为：译文的优劣取决于译者是否适应生态环境，并能进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间的适应选择转换活动。最佳译文应该是译者对生态环境以及各个层面整体的适应选择，整合各方面因素，最终产生出最高整合度的翻译。

二、商品品牌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在商业环境中，商品品牌本身具有一定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商品品牌翻译同样是译者在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也是多方面的。

（一）译者需要适应品牌翻译的商业目的。品牌名称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文体，其翻译质量好坏关系到商品能否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品牌名称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译语国家的人们介绍推广其商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诱发消费者的购买行动，从而使商品生产、销售商获得利益。所以商品品牌翻译一定要能吸引和说服消费者，要能暗示商品本身的特征，具有一定影响力，受到消费者的接受与青睐，才能达到品牌翻译的商业目的。

（二）译者对源语和译语的语言适应与选择。商品品牌名称通过源语语言来体现其商品特征，译名则是通过译语语言来传达商品特征。由于源语和译语属于两个不同语系，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尽相同。在商品品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面对的是源语和译语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想要得到最佳译名，就必须掌握这两种语言体系，包括语法、文体、结构、修辞以及各种习惯表达方式等，通过不断地尝试，选择适当的词汇、句法和语言表达方式，对源语和译语做出恰当地选择和调整。在翻译方法上，译者可以灵活地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只有当译者深入了解、熟悉并能灵活运用两种语言时，才能通过不断地适应与选择活动，用符合译语国家习惯的语言翻译出成功的商品品牌译名。也只有这样的译名才能打动读者、被读者广泛接受，吸引潜在的客户，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导致消费行为，达到商品品牌翻译的目的。

（三）译者对源语和译语文化的适应与选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体现与反映。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简单地对等交换，也是两种民族文化的传递与交流。翻译与文化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由于源语和译语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客观性在两种语言中客观存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适应两种文化的异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家公司乃至每个产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成长的读者与译者对事物的看法、观点也截然不同的。因此在翻译中，译者需要适应源语与译语的翻译环境，了解掌握本国与译语国家的民族文化差异，在译语国家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做出适当的调整，尽最大努力填补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间的差异与空白，把文化间的差异最小化。在译语中选择恰当的词语来体现源语，传达源语特有的文化内涵。同时又能让读者对译文欣然接受，以实现读者和译者在两种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完成两种文化的传递和交流，并成功推销产品，有效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四）译者对读者的适应与选择。商品品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推广产品，提高销售量。要想推销商品，吸引译语消费者，译者首先要适应译语读者的心理环境，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心理期待、接受能力和价值观等，努力促使译文满足他们的某种心理需要与期待。其次，译者要清楚怎么样的商品品牌名才容易被译语读者接受与喜欢，才能吸引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并以此选择合适的品牌译名。最后，还要了解商品的潜在客户群体。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身份地位，甚至不同性别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审美能力、接受能力及购买能力。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商品的定位来适应定位读者群（即潜在客户群），选择符合潜在客户的语言习惯、教育背景、心理环境和购买能力等多方面要求的译文，使得译文能引起潜在客户的共鸣与青睐。

三、商品品牌翻译的案例分析

下面通过几个案例分析生态翻译环境中适应与选择在品牌翻译中的运用：

来自法国的世界知名化妆品牌Lancome（兰蔻），其商品标志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西方人普遍认为：每个女人都应如玫瑰，娇媚美丽，浑身散发着优雅高贵的气质。进入中国市场后，Lancome被译为“兰蔻”。看起来译者用了音译，与玫瑰花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其实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自古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之说，其中兰以其婀娜花姿和洁白幽香，一直都是淡泊高雅的象征。“蔻”则取自“豆蔻年华”，用来形容女子亭亭玉立、含苞欲放。“兰蔻”二字组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联想起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浑身散发着兰花般的幽香与高贵的气质。这与该化妆品用含苞待放的玫瑰花做商标的含义不谋而合。这个化妆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受到中国人广泛追捧，是一个极成功的案例。译者不仅使用音译，同时选取两个极好的汉字来阐述了中西文化，在语言、文化、交际及读者心理方面都做了很好的适应与选择，为广大中国消费者所接受。

德国汽车著名品牌——大众，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其中Beetle 被译为甲壳虫，形象且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款英国名车Jaquar的直译是“美洲虎”，翻译成中文时用“捷豹”，首先在发音上接近，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律。再者，从文化和交际目的的选择来看，“捷豹”显出车如豹子般的速度，体现汽车的优越性，迎合了客户群购买车的心理期待。

美国著名运动系列商品Nike（耐克）是受到众多年轻消费者所喜爱的运动品牌。Nike，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给运动产品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体现运动中攻无不克，永争第一的运动精神。产品来到中国，如果直接音译或直译为“奈姬”或是“娜基”之类，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了解希腊神话故事，无法领会商品的文化内涵——体育运动精神，甚至中国消费者看到商品名称都不知道是什么商品，可能还会造成误解，以为是某种化妆品或女性用品。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根据产品特点，考虑文化差异与读者心理期待，做出了相应选择，将它译成了“耐克”，即体现运动产品坚固耐穿，又包含了克敌必胜的意思，同时也传达了源语文化，更让消费者感受到Nike的优良品质，达到其商业目的。

纵观这些占据中国市场极大份额的商品，这些品牌译名都让人郎朗上口，易读易记，同时在文化内涵上也蕴涵较好的寓意，使得中国消费者乐于接受。可见，译者在语言、文化和读者心理期待等方面都下足了工夫。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适应与选择活动，取其最高整合度，将源语的意思与文化充分表达出来，使原商品品牌中的产品特征和文化内涵得以传递与交流。商品译名不仅在交际上达与原文相同效果，同时表现出对消费者所处地域和文化的尊重，体现了商业性，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四、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案例，不难看出译者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时要考虑生态环境以及适应选择活动。在进行商务翻译教学时，要注重培养学生适应与选择能力。

（一）适应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要学习、借鉴各种国内外企业文化和成果。课堂课外可以通过新闻、网络和报刊等途径，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及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商务环境等。在翻译前，充分了解其商业目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二）帮助学生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内部能力与外部翻译环境不断适应和选择的一个过程。译者的内部能力包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对文化的适应能力、对读者的适应选择能力等。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穿插这方面的内容，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正确的翻译意识，了解与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和交际差，利用电影、网络、报刊等媒体以及多种教学方式向学生介绍中西方文化，并比较其差异，提高翻译基础与能力。

（三）帮助学生提高翻译的整合度。正如上文所阐述，最佳翻译是整合各种因素，达到最高整合度的翻译。要取得如此效果，需要不断练习。翻译教学中，教师应精讲多练，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教师在课堂课外应长期地进行引导和练习，利用学生感兴趣的材料，或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案例分析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打破传统的翻译教学。通过反复操练、分析、总结和练习，才能把生态翻译学理论及翻译方法融会贯通。

总之，好的品牌名称能准确地向消费者传达商品的内涵和品质，让品牌深入人心。好的译名同样能够打开消费者心扉，为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反之，如果在翻译时只是将语言符号简单地“对号入座”，不考虑到商品品牌翻译中各种生态环境与因素，则不能引起潜在客户的共鸣，会给商品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结合生态翻译理论，结合商务环境与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引导学生在翻译中处理好适应与选择的关系，最终提高翻译的整合度，达到最佳译文，促使翻译能力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3]刘艳芳.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新闻报道中隐喻习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9（4）

[4]杨岩勇.国外汽车车名探源[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1）

[5]王春风.从达尔文的生物“适应/选择”学说角度看商业广告翻译[J].作家杂志，2010（1）

[6]陈叶.文化交流与车名翻译[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作者简介】莫宇驰（1974- ），女，广西南宁人，研究生学历，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英语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英语翻译。

关联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 篇7

关联理论最初由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 它把话语的理解看作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人们在交际时，说话人首先会把要传递的信息明确展示出来，同时传递发出该信息的交际意图，听话者则根据对方传递的明确信息，结合对方说话的语气、场景等语境，进行一定的推理获取对方的交际意图，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可以看出，交际时，说话者的话语包含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两部分，而隐性信息则传达了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听话者要明白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在获取对方传达的显性信息基础上，根据说话时的语境，进行演绎推理，获取显性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推理出藏于显性信息之后的隐性信息，听出“话外之音，言外之意”，真正明白对方的交际意图。寻求最佳关联是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自觉遵守的一条原则———关联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活动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活动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要做到最佳关联就要创设最好的语境效果，语境效果越好，听话者获取隐性信息的思辨、推理过程就越容易，付出的努力就越少，就越容易明白对方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关联理论包括认知和交际两大原则。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总是会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谋求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只关注关联性最强的话语内容;交际原则认为话语的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就越好，对话语进行演绎推理时所付出的心理努力就越少，即关联性和语境效果成正比关系，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关联性和对话语进行演绎推理时付出的心理努力成反比，话语的关联性越强，对话语进行演绎推理时付出的心理努力就越少，当对话语理解无须付出多少心理努力时，话语就具有最大关联性，语境效果也最好。让话语接收者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是关联理论的重要原则，这就是所谓的“最小最大”原则。

2 应用翻译的界定

应用翻译是指应用文或应用文本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包括除文学翻译与权威性学术著作之外的所有文本的翻译。应用文本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下产生的，涉及文化、情境、人际等方面因素。构成应用文本的各个语言因素———词语、句子、段落、篇章都是意图性的结构单位，在交际环境中产生意义，实现各自功能，并最终为实现文本的交际目的服务。应用翻译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下合乎目的性的整体性跨文化交际行为，其目的是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实现应用文本在原文化背景中的交际目的。因此，应用翻译要求在翻译时不能只注意语言层面的操作，而要有整体的翻译观，要充分考虑读者因素和译入语文化因素，要把握好所译文本的功能特点，使源文本的功能得以在译文中发挥作用，要摒弃翻译只能全译的观念，根据翻译的目的和具体情况，可采用改译、编译等变译技巧。

3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包含明示———推理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要把隐于原文明示信息之后的交际意图通过创设合乎译语读者期盼的语境效果来实现最佳关联，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在关联理论看来，翻译活动是一个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由于三者的认知环境存在差异，认知能力也存在不同，要把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为译文读者所明白，译者起到一个重要的媒介作用。一方面，译者需要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利用自己认知环境中的各种信息，透过原文的明示信息(显性信息)，揭示隐于原文明示信息之后的暗含信息(隐性信息)和交际意图，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译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认知能力对译文进行处理和取舍，用译文语言创设利于译文读者明白和理解的最佳语境效果，产生最佳关联，使译文读者轻易地真正明白和理解原文的交际意图，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完成两大任务：译文要能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产生最大关联;译文的表达方式要能使译文读者无须付出太多心理努力便能理解译文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说，寻求最佳关联是关联理论视角下翻译的重要标准。译者在翻译中能否准确构建对原文的认知心理图示，与原文作者达成心理认知上的共识，译文能否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是能否实现翻译目的的关键。应用翻译的体裁类型和文本功能要求译者要尽可能去“求同”和“归化”原语与译语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尽量减少信息交流的障碍。应用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以译文语言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活动，它更多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能力和欣赏习惯，在形式与内容的取舍上，重在传递译文交际功能而不是原语语言形式，这正与关联理论的“最小最大”原则不谋而合。可以说，关联理论所追求的最佳语境效果正是应用翻译的首要目标。

4 关联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

1）应用翻译中译者要为译文读者提供译文最佳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认为关联性和语境效果成正比，话语的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就越好，对话语进行演绎推理时所付出的心理努力就越少。根据此理论，应用翻译中译者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是翻译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应用翻译中，译者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心理和表达习惯，把自己在原文中建构的心理认知图示，以符合译文读者文化认知心理的表达方式，创设最佳语境效果，产生最大关联，揭示隐于明示信息之后的暗含之意和交际意图，使译文读者很容易明白原文的意思，达到翻译的效果。关联理论认为，交际中任何人的话语都有明说和暗含两个意义，交际双方既要了解对方话语的明说之意，又要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之意，这样才能实现交际目的。但由于不同语言间存在文化差异，原语中的暗含意义不能被译文读者所识别，其暗含的交际意图不能被译文读者所明白，甚至会被误读。例如，在中国，熟人见面会说“吃饭了吗?”, 中国人都明白这是一句问候语，其明示含义是问对方有没有吃过饭，暗含意义则是问候，如果翻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老外会觉得是要邀请他吃饭，这显然不符合原文的话语情境，而译为“Hello!”就把暗含意图转化为明示信息，实现译文最佳关联，取得很好的语境效果，达到了原文的交际目的。因此，在翻译中要真正达到交际目的，译者要从原文明示信息中进行演绎推理，推理出原文的暗含意义，找出原文的交际意图，然后根据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特点，创设出符合译文读者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能够让译文读者轻易地明白原文的交际意图，将原文隐于明示之后的暗含意义采用恰当的译文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化暗含为明示的翻译手法有两种：归化性明示和异化性明示。以译语为中心的归化翻译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规范，较好地满足译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易于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小心理努力的情况下便可达到最佳语境效果，达到最佳关联。采用归化性明示进行翻译，原文的异国情调大都失掉，只保留原文中实质性的信息，将原文中的暗含信息转化为译文中的明示信息，消除文化障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这种手法多用于“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主流。异化性明示也就是注释性增译，这种方法接受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保留原文的异域色彩，把译文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它通常通过解释、夹注、集注之类的交际渠道为译文语境提供所需信息，努力保留原文个性和特色，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能消除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的障碍，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有效实现译文功能。在应用翻译中，异化性明示手法多用于对外宣传、介绍原语文化、社会风情之类的文本翻译。

2）译者意图应与读者期待相吻合

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翻译必须做到译者发出的信息意图能被读者识别。译者在准确理解原文的明示信息、暗含信息和交际意图的情况下，要想方设法把原文的暗含信息和交际意图转达给译文读者，要使译文读者不必付出太多的心理努力就能明白原文的暗含信息和交际意图，译者就必须明白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使译者的翻译意图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然后根据读者的期待，对原文信息进行合理的取舍，采用恰当的方法为译文读者创设出最佳语境，达到最佳关联，使读者以最小的心理付出，克服文化缺失带来的理解障碍，读懂译文的明示信息和交际意图，充分理解原文含义。

5 结束语

总之，关联理论对应用翻译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它把翻译活动看做是一个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尤其强调译者的重要媒介作用，不是把翻译看成原语与译语间的直接交流，而是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着自己在译本中意欲传递给译文读者的信息意图，把译者从一个没有发言权、身份低微的语言转换器变成一个交际活动中直面译语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者，原文的明示信息和暗含意图必须通过译者采用恰当的明示表达，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之与译文达成最佳关联，从而让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文含义。

摘要：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包含明示——推理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译者要把隐于原文明示信息之后的交际意图通过创设合乎译语读者期盼的语境效果来实现最佳关联, 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该文主要阐述了关联理论对应用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关联理论,应用翻译,启示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4.

[2]伍锋, 何庆机.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3]方梦之.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J].中国翻译, 2003.

“顺应论”对文化翻译的启示 篇8

在1978年, 学者Jef Verschueren对语言学的构建整体又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这条思路中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语用综观论。在语用综观说里, 语言顺应论为其核心。在顺应论中, 我们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上所做出的任何适应交际而选择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其实, 所谓的“语言使用”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不管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管是出于语言的内部原因还是语言的外部原因。那么为什么语言使用者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选择相适应的语言呢?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具有变异性、商讨性以及适应性的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才能够根据情境的不同来选择其相适应的语言。而至于语言的变异性, 实际上这一概念指的是, 语言是具有一系列可供我们选择的可能的,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历时和共时这两个方面, 还具有动态这一特性。在语言的商讨性这一方面, 其所指的是语言在选择的时候不是一种机械的按照固定的形式来选择的, 而是在不同的策略基础以及高灵活的原则下进行的, 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至于语言的顺应性这一特点, 其主要是指语言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为满足其交际需求所做出的一个语言选择。变异性、商讨性以及顺应性的关系如何呢?变异性和商讨性是条件和基础, 顺应性则是根本目的, 这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语言的顺应性中, 主要有4种顺应, 一是语境关系顺应;二是语言结构体顺应;三是动态顺应;四是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

二、“顺应论”在文化翻译中的启示

1.在不同语境方面。在语境的理解方面, 可以说每一个语言学家对其的理解都各不相同。例如, 张志公对语境的理解是将其分为广义语境和现实语言语境;而Mali-nowski在语境上的理解则是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这两种;Halliday则更是不同了, 他认为语境是由场景、交际者以及方式这三个部分所组成。语境其实也就是一个心理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一直存在我们大脑中的, 所以我们又将语境称之为认知语境。在语境中我们又可以分为语言语境顺应以及交际语言顺应者两种。

(1) 语言语境中的顺应。其实我们将语言语境也称为信道和语言上下文。而其中的信道又包括:自然信道以及人工信道这两种。自然信道指的是我们生理意义上的说话。而人工信道则指的是我们为了语言交流所创造出来的一些语言符号或者是信号形式。在我们的语言语境中, 常具有着单一、局限等特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同种语言, 翻译的人在选择表达方式的时候需要注意选择符合目的的语言类型表达方式。

(2) 交际语境的顺应。在我们的交际语境当中, 主要有三个部分, 其为:交际双方和他们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以及物理世界。其中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主要是指交际者的认知因素以及情感因素;社交世界则是指社交的场合和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语言行为的一种原则和准则;而物理世界则是指时空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在我们的交际语境中往往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 除了要顺应原文的交际环境以外, 还需要顺应译文预期对读者的交际语境。

2.要顺应原文的结构客体。结构客体实际上也就是指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语言的各个因素所做出的选择, 这些因素主要有:语言、语码和语体。我们不同类型的话语和语段以及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是话语的构建成分。我们可以从语言上的选择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以及语言态度。除此之外,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语言代码、语码转换以及中介语等方面看出这个语言使用者的语用策略。

3.语言使用者在动态顺应中的意识程度。我们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意义的动态生成”称之为动态顺应, 顺应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产物, 而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活动, 是一种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中的东西。而且, 由于社会心理因素的不同会导致我们对语言选择做出顺应的意识的不同程度。

三、结束语

在翻译理论和实践当中, 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译文应该归属于哪一方?在顺应理论当中认为“语言的形成以及发展从本质上来看是顺应人们所需要的, 是我们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工具。顺利论当中对文化翻译的启示是打破了我们传统语用学的研究框架的, 它全面阐述了我们在使用语言时的核心。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际活动, 使用顺应论能够帮助译者在语言习惯以及审美情趣上达到语用等值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 可以说, 顺应论对文化翻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英.文化翻译的顺应与选择[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2 (4) :123-126.

翻译启示 篇9

在传统翻译教学中, 教师往往通过“练习—讲评”的教学模式向学生传授有关翻译的基础知识和技巧, 教师的批阅量之大自不用说, 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 更注重翻译的最终结果以及翻译技巧的运用。但练习中提供的往往都是缺乏情境孤立存在的句子, 学生的兴趣很难被真正激发出来。加之教师讲评的总是学生翻译中的错误, 学生逐渐失去了翻译的热情, 翻译教学陷入窘境。要改变翻译教学的现状, 师生都要从本质上重新认识翻译活动, 要摒弃过去只关注两种语言文本对照和分析的做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翻译文化学派兴起, 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角度与视野, 认为翻译活动不是单纯地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写为另一种语言文字;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与译者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甚至与读者、翻译策略、翻译立场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种交际活动。其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更是明确强调翻译活动受控于“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基于此项理论, 本文将浅谈对翻译教学的一些启示。

二、意识形态影响翻译

范 · 戴克 (van Dijk, 1998) 曾对意识形态做出过详细解释, 认为意识形态涵盖认知、社会、话语等方面的内容, 在翻译中, 意识形态也并不仅仅指政治属性, 而是制约行为的信仰、规约和形式的综合框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也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就译者而言, 其思维方式、政治立场、文化素养、甚至性格特征都会体现在译作中, 影响着翻译最终的效果。比如在翻译《哈姆雷特》剧中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 一句时, 钱钟书译为:爱面子而不要脸;梁实秋则译为:上帝给你一张脸, 你自己还要造出另一个面孔。两位前辈迥异的性格特征立刻显现出来:钱先生年轻时的不羁与刻薄, 梁先生的慎重与敦厚。

反映在教学中, 一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鼓励学生博览群书, 兼收并蓄, 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懂的尊重并欣赏中西方在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社会规约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同时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现;另一方面, 课堂上提供给学生的翻译练习也应注重语言情境的设计, 使学生认识到翻译活动不可能孤立进行, 语言置于一定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意义。而一定的情境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意义, 做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的选择。

三、翻译反作用于意识形态

文化学派的观点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认同, 相关论述颇为丰富。但同时也应注意到, 事实上翻译活动对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 也会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 翻译活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不同的译作了解、熟悉、甚至接受异域文化, 意识形态也因此有所变化。比如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又一波关注中华文化的热潮, 许多新生的中国网络热词如“给力” (gelivable) , “不作死就不会死” (No zuo no die.) 等通过不同的形式的翻译作品传入西方国家, 有的甚至被收入词典;再比如当国内开始普遍反思中国式教育的弊端, 一心想“洋为中用”之时, 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者却援引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弥补他们所谓“个性化教育”的不足, 美国甚至通过了“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法案。

因此, 在翻译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充分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国学知识, 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同时应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创新, 尤其是在翻译具有浓厚中华文化特色的语料时, 不拘泥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特点, 而是忠实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化历史背景, 并结合自身审美情趣、认知方式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同时也让世人更了解中华文化。

结语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丰富的范畴, 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翻译活动,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译入语所处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同时, 意识形态也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作品所传达的原作中的文化观、价值观等也影响到译入语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理解意识形态与翻译的这种互动关系, 对于翻译教学以及具体的翻译活动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要：西方翻译文化学派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 为翻译学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角度, 引起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事实上, 这种制约与影响是相互而非单向的。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角度解析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互动,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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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琍玲.论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5]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 2003.

翻译启示 篇10

1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 在当前翻译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教学中翻译能力的培养也有很大的推动性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所谓翻译, 主要是牵涉到几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是所处的时代, 现实状态影响了发展。第二是认知主体所接收到得各种互动作用所重合而成的, 这也是其中影响翻译的必然可能性。第三就是读者本身, 他所接收的知识结构能否给予良好的理解, 那么也就是说, 翻译本来就不是译者的事情, 而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行为。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加强调对于体验以及认知方面的制约性作用, 更加重视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所产生的互动性, 从而更加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以及“翻译的和谐性”1。认知语言学主要以体验哲学作为其哲学的基础, 更加注重强调翻译者对于现实世界的体验及其所参与的多重性的互动之中所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性。

认知活动的具体情况对于翻译起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指译文是体验以及认知的一个结果。王寅教授曾经指出,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这一模式不仅要为作者考虑, 而且还应充分考虑到作品本身, 此外, 也不应忽视读者的影响力。只有实现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这三要素的有效结合, 努力处理好这三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才能够更深入地去认识作者、理解作品, 从而翻译好相关的文本。

总之,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不仅承认、描述了认知活动在翻译这一行为中的客观存在, 而且还对译者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译者应尽量的重现原文中所描述的客观世界以及认知世界。这既是以一种崭新的整合性视角来看待翻译活动, 而且还从认知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翻译活动的相关标准。鉴于未来的译者是翻译教学的相关对象这一层面, 并且认知语言学还将直接关注译者的认知活动这一过程, 因而, 更加注重强调主体的体验性以及创造性, 并重视认知所产生的结果, 通过认知语言学这一视角去更深入的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 这有助于更好的推进相关的翻译研究者以及翻译教师在翻译教学中能够发现一些新问题, 从而更进一步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

2 一般资料与调研方法

在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中, 通过多年的实践及观察, 笔者发现在高中英语翻译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 在教学的互动关系中,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查中, 许多同学出现认为英语翻译难学, 甚至逐渐听不懂、跟不上的情况, 产生了英语翻译学习的焦虑心理;在英语翻译教学方面, 也存在许多问题, 如课堂上多数运用汉语教学, 母语教学的依赖性弊端无法避免;教师在45分钟的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 重讲授而忽略了学生英语翻译交际能力的培养等, 都是摆在英语翻译教学工作者面前的实际问题。

1) 调查对象。在本校同年级的文、理科班中, 选取两个平均英语翻译成绩水平大致相同的班级, 对男、女同学分别选取不少于100人进行分析调查, 获得数据。

2) 调查方法。应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让学生填写相对应的选项, 用以评估学生对英语翻译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出现率。问卷内容包括: (1) 英语翻译学习的难点, 如听力、写作能力、词汇、语法等; (2) 与英语翻译学习焦虑相关, 包括与初中英语翻译脱节问题、考试的恐惧心理等; (3) 备注栏, 要求学生填写英语翻译学习中最在意的问题和心理构想。

3) 数据收集。回收问卷, 我们对于发放的200分问卷回收加以处理, 回收率达到90%, 其中有165份问卷为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85%。

4) 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分析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以及分析, 首先, 我们运用T检察来考证男、女同学在学习英语翻译的焦虑心理方面是否有差别, 第二, 利用相关分析和T检察了解英语翻译学习的焦虑心理对成绩的影响。其次, 运用描述性分析计算学生陈述和标准差值, 确认高中英语翻译教学面临的问题。

英语翻译中可能并且应该采取同化方法的客观依据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似和相通性。从跨文化的角度着手, 应该将译文的读者放在首位, 并对于源语信息的意图进行仔细分析。从本质上来说, 译文可以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动态对等也就是功能对等的目的, 就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完全自然的, 同时, 必须最大限度的将源语行为模式纳入到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在一些情况下, 在表达技巧和语言结构上, 一种语言中概括某种生活现象的成语和词组与另一种语言中类似的成语和词组是非常类似的, 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等转换的形成。下面结合具体的例子, 对于从跨文化角度论英语翻译中的同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例如, 英语成语“It rains cats and dogs.”的意思就是“大雨滂沱;瓢泼大雨”, 形容雨下的大;又如,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her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name's Emily, 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英语成语“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和中国成语“入乡随俗”在现代语言中都是用来比喻“到一个地方, 就顺从当地的习俗”;再如, 英语短语“Better late than never”和中国的成语“亡羊补牢”是相对应的, 它的意思就是“迟做比不做好”。类似的, 中文也有一些成语和习语和英语的表达方法是一致的, 也可以通过同化的方法译成英语。如中文“百闻不如一见”接近英语短语“Seeing is believing”, “木已成舟”或者“覆水难收”可以借用英语短语“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来表示, “熟能生巧”可以用英语短语“Practice makes perfect.”来表示。

3 结果与讨论

高中英语翻译教学中很大的影响因素来自于学生的学习目的有问题, 学习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 英语翻译更加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工具, 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 不管是重点高中还是普通高中, 我们的多数同学学习英语翻译不是为了这些目的, 而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

表1表明, 两类学样均有70%左右的高中生勤奋学习英语翻译是为了考试, 只有20%左右的同学是因为审美。还有一小部分同学是为了消遣!不管怎么说, 多数同学勤奋学习都带着极强的考试的功利目的。

我们试图用表1和表2来了解高中学生对英语翻译学习的态度和平常的阅读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 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在这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重点中学学生学习情况明显优于普通中学。但无论是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 从高一到高三, “喜欢”和“课余经常学习”的同学所占比例都相对较小, “不喜欢”和“无所谓”的同学却至少占60%以上;在课外“一般”或“偶尔”更是高达83%以上,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多数学生对阅读古诗词持一种冷淡态度。

4 认知语言学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1)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自身就能够发展演变成一种翻译教学模式。其自身所提出的现实———认知———语言, 就实际情况而言这就是一个宏观性的翻译过程, 既考虑到了与翻译相关的因素, 还考虑到了翻译之外的一些因素, 比如现实、人以及文本。细分一下这些因素又可以分为当下的情境、对于相关翻译任务的一种描述、人所占据的立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与现实以及情境之间的关系。此外, 还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与其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是怎样通过语言反映出来的。

2)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主要是以体验其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础, 由于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最为重要、最活跃的体验以及认知的主体, 因此,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占据核心以及主导的地位。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 对于译者有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求他们有较强的语言转换能力, 还应该具备很强的协调以及处理问题方面的能力, 从而切实提高翻译的水平。

3)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对于翻译教学的课堂教学方式以及相关翻译教材的编撰都产生一定的启发性意义。在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这一教学模式下, 学生将会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 将会逐渐打破传统的教师点评的教学模式。就对翻译教学的编写而言, 从方法论这一方面体现出以培养学生翻译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成为当前翻译教学的基本思想, 也将会逐渐淘汰传统的以训练学生的语言技巧等为主要内容的翻译教材, 切实提高译者自身的翻译能力。

5 结束语

一直以来, 对于翻译的研究就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点内容, 虽然,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在我国已基本确立, 但是由于收传统翻译学的影响,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对翻译教学的束缚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任务。本文也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总之, 认知语言学不仅为学生学习语言提供了很大的理论指导, 而且还可以将其运用于翻译教学之中, 从而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翻译教学。通过学习与认知语言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还可以对学生参与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从而更好、更有效地组织好翻译教学。此外, 随着当前课程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 对于课堂教学模式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 不仅仅局限于学生对相关语言之间的转换, 更应该培养其自身的翻译能力, 在此过程中, 教师也需要进行广泛地阅读与学习, 只有这样, 才能够深入的指导学生学习, 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摘要：通过认知科学这一角度进一步探究语言这门学科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进一步探究翻译的本质特性以及翻译教学之间存在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翻译能力的培养作为翻译教学的中心环节在翻译教学中也显得十分重要。该文主要针对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其对翻译能力培养所产生的启示进行分析。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1]魏琳.中国传统翻译观和认知翻译观的对比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 20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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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靖, 李鑫.翻译等值论的认知语言学解读[J].安徽文学, 2008 (6) .

[5]吴波.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其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1) .

[6]郑蕴蓉.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对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启示[J].考试周刊, 2010 (42) .

翻译启示 篇11

关键词：思维模式；形合；意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62-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38

1. 思维和语言

什么是思维？《心理学》（韩永昌，2001）一书提到，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认识，也就是平常说的动脑筋思考。思维的过程主要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这个过程是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具体化、归纳、演绎、类比等思维操作方法，对事物和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而《思维科学导论》（刘奎林，1989）进一步阐释说，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人们在思维时，之所以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解决问题，是由于思维能对大脑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并深入加工，也因而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或习惯。这种方式或习惯被称为思维模式。

思维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要通过语言才能表现出来。在一些英汉、汉英对比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到了中西方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因此导致了或影响了英语或汉语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认为是思维方式决定或影响了语言结构。也有人认为语言决定或影响了思维。那么语言和思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为，是先有思维后有语言的，在语言形成前有一个非语言思维阶段。思维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所以说决定人类思维的首先是客观现实世界而不是语言。但是当人类思维进入语言阶段后，某个特定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思维的过程就会被某种特定的语言表达出来。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外化的载体，记录着思维的成果。“没有语言，则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李瑞华，1996）。反之，语言模式又对思维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客观现实世界的发展，思维、语言也产生变化和发展。新的思维模式被新的语言模式表达，新的语言模式反过来又影响新的思维模式。无数的循环中，一个特定民族就会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

所以在讲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时，我们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决定了谁、谁影响了谁。不能说或者不宜说是某种思维促成了或影响了某种语言结构或表达方式的形成，或反之某种语言结构影响了某种思维的形成。因为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彼此互为对方发展变化的一个影响因素，思维和语言结构相互对应、相互关照，语言表现思维。

2. 汉英两个民族的思维差异和语言逻辑结构比较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最初外界的客观现实大体相同。人类自身除了肤色不同外，头脑、五官、四肢等也是大同小异。人类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大体也是相似的，所以说各民族的思维总的来说应该是相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的沉积，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东方的思维方式描述为“整体的”、“辩证的”、“具象的”和“模糊的”，而西方的民族思维被描述为“具体的”、“客观的”、“抽象的”、“精确的”。多位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西文化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思维方式，这个差异是其他差异的基础和源泉。他说：“总之，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型的，西方的则是分析型的。”贾玉新先生在《跨文化交际学》一书中提到，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线性为特点，东方民族的思维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著称于世。也有的学者从中西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深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而西方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东方人是本体的、注重整体和谐、从多归一，强调综合，而西方人是理性的、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强调的是分析。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常渗透在各个领域，大量表现在语言上。很多学者将语言和思维差异联系起来，对汉英语言的差别作了非常简洁和对比性的总结概述，提出了各自的侧重点，列举如下：

以上列出的众多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且都能举出许多恰当的例子来加以阐明。但概言之，汉英语言的差异是首先表现在语言词汇使用层面上的，如一般说来，汉语较少地使用抽象名词，较多地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具体名词；而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地高于汉语。英语偏静态，多使用名词；汉语偏动态，多使用动词。词汇的选择而导致的高低语境、高低音乐性等等。其次为语法层面上的，如汉语的主题突出，英语的主语突出；汉语的竹形结构，英语的树形结构等等。再者从不同的视角或语言使用的习惯上来看，如汉语的自下而上、由外到内、推理组织、散点透视、主观视角，英语的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演绎组织、焦点透视、客观视角等等。

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汉英语言的本质差异或是最为根本的差别呢？尤金·奈达博士在Translate the Meaning一书中说到“就汉语与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那么什么是形合？什么是意合？

如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对形合的定义是：“The dependent or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or relationship of clauses with connectives， for example， I shall despair if you dont come.”

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对意合的定义是：“The arranging of clauses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connectives show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Example： the rain fell； the river flooded； the house washed away.”

我们知道connectives是指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并列连词和从属连词。并且这里只提到了小句（clause）之间的关系，没有提及词组以及中词的关系和语篇中句之间的关系。

在《译学辞典》中对形合（hypotaxis）的解释是这样的：与“意合”相对，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者句子之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者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英语句法结构重形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构常用适当的连接词，以表示其结构关系。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构多依靠语义的连贯、语境的映衬，而少用连贯词语。对意合（parataxis）：与“形合”相对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者句子之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s）。汉语结构语法重意合，句中成分或句间的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连贯，少用连接词语，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灵活多变，英语则多用形合。

我国的学者在研究汉英语言的形合与意合时，不仅在小句（clause）之间，而且还指词组中词与词之间以及在语篇中句子与句子的关系是如何显示的。将形合定义为：借助形态和形式词来表达词间、小句（clause）间和句子间的关系为形合。其中，形态包括构词与构形；形式词包括连接词、介词、助词、代词、语气词等等。意合定义为：不借助形态和形式词，靠词语与句子本身意义上的连贯与逻辑顺序而实现的连接为意合。形合以形显意，意合以意统形。

从大量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是以意合为主，英语是以形合为主。这也是英汉语的主要区别。只有把握了这一根本的区别，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适当的词汇，调整语句结构，按目标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融入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差异，来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

3. 语言逻辑结构差异及对汉英翻译的转换的启示

正是因为汉语以意合为主、形合为辅，而英语以形合为主、意合为辅，在翻译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转换方法来达到符合译入语思维方式特点的表达，进而达到更高翻译要求。

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致远的《秋思》的前三句：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

在这三行诗句中连用九个名词，并列了九种具象，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一种空旷冷落之感。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悲绪四溢的“游子思归图”，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漂泊羁旅的游子心。但诗中没有任何的形合手段，没有借助任何的形式（包括构词与构形）或形态词（连接词、介词、助词、代词、语气词等等）来表达词间的关系，而是靠词语本身意义上的连贯和逻辑顺序实现连接从而创造出整体的意境，以意统形。

再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

我们可以看到译诗句式工整，词义贴切，语句流畅，韵律自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诗的具象，但根据英语的句法结构，增加了冠词、介词、动词，将原句中的九个具象转换成了三个完整的逻辑语句。虽然译入语并未反映出小句（clause）之间的关系，但通过冠词、介词以及词的附加形态（如译诗中的crows）等形合手段，自然地将原诗转换为符合英语的语法及严密的抽象逻辑思维表达要求的诗句。

再如鲁迅先生在《药》中的一段描述：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突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了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地横着。

Absorbed in his walking， Old S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a cross road lying distantly ahead of him.

原句大量地使用动词（走、吃、看见、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描述，达到一种隐性的连贯表达。而译文仅以动词startle和walk为谓语，通过形态变化如分词、动名词，形式词如介词、连接词（connectives）等为手段来表示汉语中相应动词的语义和先后顺序，体现了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语义结构。

在英语中我们也时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如马克·吐温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一段关于汤姆和另一个男孩打斗的场景：

So they stood， each with a foot placed at an angle as a brace， and both shoving with might and main， and glowering at each other with hate. But neither could get an advantage. After struggling till both were hot and flushed， each relaxed his strain with watchful caution…

于是他俩站在那儿，双方都斜着一只脚撑着劲，用尽力气想把对手往后推，两个人都愤恨地瞪着对方。可是谁都没占优势。他们直斗得浑身燥热，满脸通红，然后两人稍稍放松，却都小心谨慎地提防着对方……

In an instant both boys were rolling and tumbling in the dirt， gripped together like cats； and for the space of a minute they tugged and tore at each others hair and clothes， punched and scratched each others noses， and covered themselves with dust and glory.

立刻两个人像两只争食的猫一样，在地上的尘土里滚打，撕扯起来，紧接着又是扯头发，又是揪衣领，拼命地捶打对方的鼻子，抓对方的脸。两个人都弄得浑身是土，却又都威风凛凛。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英语中我们通过更多的形合手段来表达同样的内容，汉语虽然也有相应的形态和形式词，但更注重的是意合。这是英汉语言最本质的差异。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些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词、句、语段、篇章精心地选择组织，才能达到流畅自然，符合原文风格笔调的翻译要求。

参考文献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顺应理论对古汉语诗歌翻译的启示 篇12

英国诗人Coleridge曾说:“Prose is words in the best order;Poetry is 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 (散文是编织得最好的文字, 诗是编织得最好的绝妙好辞) 。确实,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中的精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诗歌是华夏文明中最璀璨的部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在谈到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时说:“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 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 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 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 愈来愈完满, 愈来愈光辉灿烂。”如何实现各民族间文化的共享, 促进各国诗歌文化的交流, 是中外译者面临的问题。但文学翻译不易, 译诗更难。有不少文人甚至认为诗歌不可译。但仍有中外译者依然对此乐此不疲。中国文学上最早的诗歌翻译可追溯到春秋时代。自19世纪末期, 有不少外国译者开始翻译中国一些古诗并介绍给外国读者。借吕叔湘先生的话讲就是“海通以还, 西人渐窥中国文学之盛, 多有转译, 诗歌尤甚” (吕叔湘, 1980) 。这些国外翻译家的译作中不乏经典之作, 不少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 但也有一些因为自身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缺乏, 也有些误译之处。多年以来, 中外译者在诗歌翻译的道路上艰苦探索, 取得了巨大成就, 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但关于诗歌翻译的标准却依然莫衷一是。在过去20年中, 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越来越多西方译学思想的介绍, 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介入, 翻译理论出现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新局面。一些新的翻译理论及思想正越来越引起译界人们的关注及研究。Jef Verschueren在其著作Understang Pragmatics一书中全面阐述了顺应性理论 (Theory of Adaption) , 以一种新的视角考察了语言的使用, 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拟就Jef Verschueren顺应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价值作一探讨。

2. 语言顺应论概述

Verschueren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了语用综观论, 进一步完善了他之前所提出的顺应理论。根据其顺应理论,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 (Verschueren, 2000) 。语言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及“顺应性”三个特点。“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选择的可能性”, “商讨性”即“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 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 “顺应性”则是“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顺应包括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 以及顺应中的意识程度四个方面。

3. 语言顺应论与中国译诗传统理论

Jef Verschueren的顺应论 (Theory of Adaption) 中的adaption有多义, 既可理解为“顺应”, 也可释义为“适应”乃至“归化”等。翻译讲求适应, 自古以来有东晋高僧慧远曾提出翻译“厥中之论”。他认为“若以文应质, 则疑者众, 若以质应文, 则悦者寡”。这里的“以文应质”或“以质应文”的“应”也就是“适应”的意思。它们是当时流行的两种翻译观。中国近代马建忠在其提出“善译”的标准的一文中提到:“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为止。”现今有不少学者谈及翻译中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的风格论》一文中, 刘宓庆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风格论关注的中心是源语风格意义的所在, 以及在对源语的风格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源语风格的适应性 (adaptability) 。” (刘宓庆, 1990:1) 方梦之也认为, “同一源语信息可以有不同的译文, 以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的需要, 如《圣经》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译本, 令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存, 让文人雅士与凡夫俗子共享” (方梦之, 1999:129;胡庚申, 2004:37) 。乔曾锐给“翻译”下过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中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再现出来 (乔曾锐, 2000:24) 。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 可以这样说, 从所译文本的取材和译语词汇句式的应用, 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在选取源语材料时, 需要确定材料选自的国别、原作者、具体文本等, 选取材料后, 译者即面临对自身文化立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总之, 无论是“译什么”, 还是“怎么译”, 都涉及译者的选择 (宋志平, 2004) 。自严又陵提出“信、达、雅”三字理论以来, 它已成为文学翻译的金科玉律。受其影响, 中国古诗歌的翻译一般都强调音、形、意的对等。如郭沫若提出“诗人译诗, 以诗译诗”及“风韵论”的主张。钱歌川、王佐良也主张“诗人译诗”。徐志摩认为诗歌翻译的原则是形神兼备, 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人主张直译, 有人主张意译。有人提出应当归化, 也有人认为应当异化。译界关于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现在仍未休止。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 不少翻译巨匠并未囿于直译或意译, 他们几乎都主张采用哪种手法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真正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比如巴金认为好的译者不应拘泥于直译与意译之分, 二者本属同一范畴, 应看哪种方法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诚如王佐良所言:“一切照原作, 雅俗如之, 深浅如之, 口气如之, 文体如之。或称之为‘通篇的神似’。无论是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文体问题, 还是以诗译诗或注意全诗的统一效果等等, 无不服从于这一准则。” (王佐良, 1983:3;郭著章, 1999:424) 但是到底应该如何, 大家依然是各执其词。随着现代译论的发展, 这些立足于文艺美学及规范的翻译理论日益显得单一和具有局限性。把顺应论应用于翻译领域, 可求得其更多创新和视野的拓展。由于它把翻译视作为一个交际的过程, 因此, 只要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 译者可以选择适用的各种翻译手段和策略。它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翻译标准, 取而代之以宽泛的标准。可以不再束缚于直译或意译、形式对等或动态对等之争。“翻译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 是一种跨文化的意义转换。我们把语用学翻译观建立于认知环境之上的明示—推理过程中的交际关联顺应翻译模式, 把交际看作是个明示—推理过程、一个不断作出顺应与选择的过程” (杨蒙, 2006) 。根据李元胜的《顺应论在中国的研究综述》一文, 目前国内学者如钱冠连、何自然、刘正光及吴自高等都曾介绍评价过顺应理论。戈玲玲、王建国及袁斌业等人是把顺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先行者。并且根据李元胜所做的调查, 对于顺应论, 赞成之声大于质疑之声。也就是说,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顺应理论于翻译而言, 是科学的、可行的, 它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古代诗词翻译也属于一种交际活动, 因此在翻译古诗词时, 顺应理论也应该是适用的。

4. 顺应理论在古诗歌翻译中的表现

4.1 古诗歌翻译中的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就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选择要与语境相适应。Verschueren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就翻译而言, 主要就是要顺应上下文及文化语境。语言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同的语言交流就是文化交流。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 文化内涵深厚。“一国诗歌中总是含有大量特定独有的意向, 在另一国诗歌中或许有对应物, 却极少真正对等” (王建开, 1997;郭建中, 2000:104)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中喜用的意象迥异。譬如, 中文诗歌中常见用江水的流逝来喻愁。如南唐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望月则喻思乡。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 兰花、荷花象征高洁, 梅菊象征坚强和与世独立;竹子、青松则象征铮铮铁骨;秋天则多喻愁和怨。而在英语诗歌中常用玫瑰花喻爱情或女子。如彭斯的“A Red, Red Rose”有些意象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很奇特的。比如说拜伦曾用繁星点缀的静谧夜晚来比喻女子:“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light/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还有早为大家所熟悉的东风和西风的差异。汉诗中的东风多为褒义, 指温暖的春风。“忽如一夜东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 东风在英语中却是刺骨的冷风。西风在汉语中是寒风, 如黄巢有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而英语中的西风是暖风。如何解决这个差异?这时侯, 译者需要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背景进行翻译, 目的语读者群才不会感到错愕。Henry Hart把《西厢记》中“闲情万种, 无语怨东风”两句译为:“I am sadden by a myriad petty woes/And, though I speak out, /I am angry/At the breezes from the east.”但又怕读者不理解这里“东风怨”的含义, 他采取了直译又加注道:The eastern wind is symbolic of spring, with its urge to love and mating. (东风象征春风, 可促动爱情及婚媾) 。 (钱歌川, 1976) 这里出于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需要, 他采取了直译加注的办法。为顺应目的语文化, 手段可不一而足, 比如, 也可用意译达到较好的效果。试看Fletcher所译的孟郊的《古别离》, 原文是“欲去牵郎衣, 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 莫向临邛去。”Fletcher的译文是:

You wish to go,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re are you going——tell me, dear——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 your heart away.

吕叔湘先生曾对这首诗的翻译大加赞扬:“原诗‘莫向临邛’用的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典故是不能直译的, 这儿译得很好。”“可谓善于变通, 允臻上乘。”因为对于完全不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何许人的西方人而言, 若直译是没用的, 通过一个简单的“another”一词, Fletcher巧妙地把这个典故的真实内涵表现出来了, 而读者也可立刻读懂其中的意味。

4.2 古诗歌翻译中的结构客体顺应

Verschueren认为, 结构客体顺应是指语言各层次的结构和结构组成的原则。它主要包括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 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 以及语篇结构的选择。

(1) 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

诗歌往往以凝练的语言展现广阔、深邃的意境。诗歌的翻译要达到“信”和“美”就必须顺应诗歌的格律、音韵和形象, 译出的诗是诗。译诗名家施颖洲先生曾指出, “译诗在形式方面应该追逐原诗的字法﹑句法﹑章法﹑风格﹑格律﹑音韵﹑节奏及神韵”。但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序文中说:“以诗体译诗之弊有三端。一曰趁韵……二曰颠倒词语以求协律……三曰增删及更改原诗意义。”我们来看Herbert A.Giles所译的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原文是:“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Giles的译文如下: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

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blossoms smiled upon me;

But alas the pink cheeks are now far far away,

Though the peach-blossoms smile as they smiled on that day.

汉学家阿瑟·韦利曾对Giles诗歌中的用韵赞叹不已。一般说来, 英语感叹句主语和谓语不倒装, 在这里为了趁韵, Giles把它颠倒成了“were we”, 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通篇译得格律工整, 如行云流水, 音韵优美, 尽得原诗情趣, 意境毫无缺失。再如钱歌川先生所译的一首《豆萁诗》为例。

豆萁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Beans were boiling on a bean stem fire,

And bitterly cried the beans in the pot;

“We both had the self-same root for sire,

Why is your blaze so cruelly hot?”

这是一首五言绝句, 钱的译文也是四句诗句, 长度和原诗大致相当, 诗句呈abab的韵式。生动地再现了原诗中“豆”与“豆萁”的形象。原诗中最后一句本为感叹句, 但钱巧妙地把它处理为反问句, 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达到了与原文的效果, 可以说是在诗形﹑音﹑意方面都堪称成功的佳作。

(2) 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

在翻译诗歌时, 为保存诗歌语言形式和特点, 保证意义和意境的传达, 针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 译者应采取一些顺应措施来取得良好的翻译效果。如词语的增删等。有人认为译诗不能增删, 对此, 吕叔湘先生说:“用诗体译诗, 因为受韵脚和节拍的牵制, 词语方面就不得不更加活动些, 增添, 减省以及换一种说法的地方都更加多了。”以金昌绪的《春怨》为例:“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 at me.

(Fletcher)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许渊冲)

在Fletcher译文中, “莫教啼”三字就省译了, 而第四句当中的“辽西”也没有译。但原诗的意义仍然忠实地表达出来了。而在许文中, 除了“莫教啼”省去了没译, 但在第三句中, 添加了“my dear”, 用许渊冲先生自己的话说应是:“增的是原文内容所有, 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 删的是愿文形式虽有, 原文内容可无的词语, 那就不但不能算是不忠实, 而且可能算是扬长避短。”许对“辽西”的处理没有完全省去, 而是用了“the frontier”一词, 因该词在英文中有“偏远, 荒凉“之意, 因而达到了差不多等同的效果。

(3) 语篇结构的选择

诗歌翻译中的语篇结构的选择主要就是指诗歌的形式和语篇模式的选择。中国古诗不管是五言七绝还是七律都结构整饬, 对仗工整, 格律严谨, 讲究韵律。大多数翻译家都认为要“以诗译诗”, 内容和形式并重, 寓神于形。黑格尔在《美学》一文中提出美的要素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 即内容, 另一种是外在的, 即内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征的东西。于诗歌而言, 诗歌的对仗、节奏、和谐、押韵、格律等, 就是诗歌美的内容的外在表现,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我们在诗歌翻译中要尽力保持这种形式之美。来看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Starting for the Front

With wine of grapes the cups of jade would glow at night,

Drinking to pipa songs, we are summoned to fight.

Don’t laugh if we lay drunken on the battleground!

How many ancient warriors ever came back safe and sound?

(许渊冲)

A Reason Fair

Tis night:the grape——juice mantles high

in cups of gold galore;

We set to drink——but now the bugle

sounds to horse once more.

Oh, marvel not if drunken we

lie strewed about the plain;

How few of all who seek the fight

Shall e’er come back again!

(Giles)

应该说这两篇译文都是佳作。翟理斯译法高超, 为再现原诗意境, 对原文进行了形式上的重组与解构。把原文的四行诗变成了八行, 在形式上颠覆了原诗的结构形式。意境虽好, 但格律却尽失, 怎么也算是一种遗憾。再来看许的译文, 原诗aaba韵, 形式工整, 译诗押aabb韵, 末句中的“safe and sound”巧妙地押头韵, 在这并无趁韵之嫌, 属神来之笔, 把诗中悲凉意境刻画于无形。由于许译既传神又顺应了原诗的形美, 故多数人认为该诗许译略胜一筹。

4.3 古诗歌翻译中的动态顺应

动态顺应是语言顺应论的核心。它主要是指语言使用中意义的动态生成。每一个译文都是译者遵循顺应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原则而不断作出选择的结果。生成的译本也并非翻译活动的终结。语言所固有的特性决定了语言选择中存在不确定性, 永远可以进行再协商。我们在前面探讨了诗歌中的语境顺应和结构客体顺应, 而事实上这两方面内容只有在具体的顺应过程中才有意义。古诗歌翻译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译者与原文、译文之间的互动过程。诗歌翻译虽然异常艰难, 但迄今为止还是有不少中外译者努力发挥了其能动性, 达到译文与原文的顺应。以一篇杜甫的《登高》的译文为例, 原文: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On the Height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wide, sad gibbons cry;

Water so clear and sand so white, backward birds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Far from home in autumn, I’m grieved to see my plight;

After my long illness, I climb alone this height.

Living in hard times, at my frosted hair I pine;

Pressed by poverty, I give up my cup of wine.

(许渊冲)

诗歌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译文是许渊冲先生几经修改过后的作品。他自称该译文是结合了Fletcher和吴均陶等人的译文而就。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认为这篇译文打上了几位译家协商的记号。此诗明人称之为“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全诗通过对凄清的秋景的描写, 抒发了诗人年迈多病、感时伤世和寄寓异乡的悲苦。可以说体现了语言的首联是按照原诗意境的顺序展开的, 较好地译出了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和急、高、哀、清、白、飞等词。从整体上看, 原诗具有极强的形式美, 每行七言, 通篇对仗。许译通过用押尾韵, 韵脚aabbccdd, 使译文保持了与原文的形似。译文中头韵、尾韵、行内停顿交替使用, 如头韵“so swift”, “sky so”, “shower by shower”, “hour after hour”, 尾韵每两句押同一韵;行内停顿“swift”, “wide”, “white”, “autumn”, “illness”, “times”, “poverty”的运用使整个译诗节奏顺应了英诗格律的特点。译文中“shower by shower”“rolls its waves”是对应于原文中的叠词“萧萧”和“滚滚”的翻译, 形象生动, 使人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原诗中的悲秋译为“autumn’s plight”, “老病”译为“long illness”都处理得极为贴切。通过对原诗一些意象的表达如:“wind so swift”, “sky so wide”, “water so clear”, “sand so white”, “birds wheel and fly”, 使读者感到浓浓的秋意, 而“sad gibbons cry, boundless forest, endless river”又烘托出了深秋的萧杀和悲凉之气。到后面的“grieved frosted hair, poverty”则把作者愁苦悲愤之情刻画得栩栩如生。整篇译文较好地体现了原诗的意境, 顺应了原文的形式美和音韵美, 可谓形神兼备。许渊冲先生不愧是诗歌翻译中作出选择和适应的行家里手。可见,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都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双方的需要, 灵活地顺应原文的语境、客体结构, 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做到对原诗的动态顺应, 而在这个基础上, 理想的译文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了。

5. 结语

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的框架下, 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翻译作为特殊的跨文化交际, 是一种对原文语境和结构客体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语用学综观的翻译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由于它把翻译视为一个交际的过程, 只要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 译者可以选择适用的各种翻译手段和策略。因而它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翻译标准, 取而代之以宽泛的标准, 可以不再囿于直译或意译、形式对等或动态对等之争。古汉诗歌的也是一个交际活动, 若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能不断顺应原文和读者的需要, 并将这种顺应纳入一种动态的过程, 理想的译文也不是遥不可及。诗歌这个玲珑的瓶子也可以盛满沁人心脾的香水。

摘要：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了古汉语诗歌的翻译。论述了语境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和动态顺应在古汉语诗歌翻译中的表现。古汉语诗歌翻译是译者与原文和读者间的一个动态顺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