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共12篇）

历史档案 篇1

一、历史科学的涵义

古人云: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这就是说, 认真研究前朝的历史, 就可以得知兴国之道、丧邦之道, 从而为本朝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廊中, 有很多重臣、名士都曾力推这种主张。在他们的政论中, 前朝的成败得失成为了他们立论的依据与武器。

历史是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有的, 开始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大事, 他们大都随即刻在石壁上或铭记在人脑中代代流传。以后文字发达了, 这种记载也大幅度增加, 就使得人们有可能从大量的记载中去进行比较、分析、归纳, 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使得历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科学。科学就是从大量事物变化发展中所呈现的现象中去分析、归纳、总结出事物的共性与规律的过程。谈到科学,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即是从自然界万万千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和过程中, 去总结提炼出各种规律来。特别是后来人们发明了实验的方法, 即人为地设计制造出一种人能够直接控制观察的环境条件, 用以得到某种自然过程发生发展的样本和结论。实验的方法使得自然科学好像成为长了翅膀的雄鹰, 在高空快速自由地飞翔。三百多年来, 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 给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带来极大的福祉, 这是人的共识。

然而历史学却完全不是在这种概念下形成的科学。首先它是以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效果为对象的学问, 因此在考察与研究它们的时候, 就不能排除个人的偏见与利害关系, 不能保证研究对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样历史学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确定性与统一性。如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 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记述和评价, 这种差别有时甚至可以很大。因此, 历史科学更要求人们具有公正与客观的品格, 要能够辨明真假做到去伪存真。历史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它不能做实验。若要说历史学有实验的话, 那么它的实验室就是全社会, 它的实验数据就是全部的历史档案。因此, 历史学是一种被动的并建立在历史档案记录基础上的一种科学。

二、历史档案与历史科学的关系

中国的历朝历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各种文件和文物资料, 即历史资料, 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依据, 而历史档案一般都由官方或私人进行收藏管理, 是史料的主体。我们前面说过, 历史是一门不能做实验的科学。它的研究必须是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考察、考证和深入分析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历史科学是必须完全建立在对史料的考察研究基础上的, 从而他也必须是建立在对历史档案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的。可以说, 没有了历史档案, 就没有了历史科学, 历史档案愈完整、丰富, 则历史科学便会愈加繁荣而兴旺

中国的历朝历代留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档案, 虽然其遭受到了多种灾难与战争的洗劫, 但仍然保留下来无数的历史档案资料, 它们都是价值连城的遗产, 等待着到了太平盛世, 供人们来充分开发。下面仅以明清两朝的历史档案为例来进行简要论述。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于颂扬本朝大事、记叙大小历史事件, 无不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他们设立专门的机构与职位, 专管此事, 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专管制度, 为自己树碑立传, 流芳百世, 这是人们的本性, 自然也是皇帝大臣的愿望。于是这就使得中国史籍的编撰与保藏形成了传统, 并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为史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依据。以明清为例,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 原始史料的编撰:

明清两朝的翰林院就是专门为皇帝起草文件、参与原始史料编撰的机构。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 朝中主要大臣凡保持名节的, 一般死后都要在国史馆立传。此外, 各朝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如中央各级衙门及各省总督、巡抚等官吏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各衙门及中央与地方各级衙门之间往来文书函件等材料, 都有严格的规定要妥善保管以备查用与整理史料的需要。不仅中央机构是如此, 所有地方衙门也都须照此执行。这样就使得明清两朝保留下来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档案。

2. 皇室专用档案:

如明《实录》、清《实录》, 专门按年代顺序记载皇帝在其一生中所批发的谕旨、所做的批示等。《玉牒》则是记载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 体现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皇室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对皇帝个人的“嘉言懿行”的记载。

3. 名人望族的家谱、族谱:

一个有名望、地位的人死后, 一般都要给他写墓志铭、传略之类的东西, 一个家族则都有记载详细的家谱、族谱。大至一个地方如县、州则都编写有县志、州志, 所有上述一切就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历史档案编撰网, 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且层次分明的史料。

4. 各类原始史料的汇编:

这些汇编在明清的图书资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明诏》是根据朱元璋的口述记录编撰而成的, 《皇明诏全》、《皇清谕旨》等则是根据两朝历代皇帝所下的诏谕文件汇编而成;《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则主要是明清大臣们的奏章、公牍的汇编。明清的许多大臣都还有自己的文集, 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们在任职期间所撰写的公文。在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籍, 即乾隆朝蒋良骐编写的《东华录》和光绪朝王先谦编写的《东华录》, 这都是他们在清朝国史馆任职期间积累资料所编写的。

5. 后朝为前朝修的史:

中国的封建王朝, 历来都有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这些以官方为主所编写的历史, 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十分重要的篇章。下面仅以清修明史以及民国修清史为例, 清在顺治元年入关入主中原以后, 便立即于次年成立明史馆, 任用官吏与大量名士主修明史。后来陆续下诏令中央各部机关及各地方单位, 将明朝留存的档案史料送交明史馆, 供编撰明史参考。自1679年至1739年定稿刊行, 历时约60年。《明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 (25史) 中是写得比较好的。它史料丰富, 考证与论述严密, 内容也比较生动翔实。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 清帝逊位, 旋即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 次年他下令将清朝的国史馆改为清史馆, 责令主修清史。自1913年起至1927年, 计14年, 《清史》稿完成。然而这部清史由于撰稿人观念的陈腐保守, 在文字内容上没有加以统一严密的修饰, 在学术上及政治上都不符合一代信史的要求。然而它是迄今国内唯一的一部整理得比较系统的清史稿, 因此仍为人们修史时参考。

6. 大内档案:

这是指珍藏在宫内内阁大库及其他各处的明清历史档案, 其数量及其庞大, 现均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其中明代档案在馆内现仅存留3600余件。明代的史料档案工作, 受到明统治者的极大重视, 本应最为系统和完整, 后因战乱使其几乎丧失殆尽, 清顺治、康熙年间, 曾先后下诏征集得明代档案史料两万余件, 修完明史最后在库内保存不足4000件。然而清代的档案史料却是十分丰富的, 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共计有900余万件, 它们可以说是历史档案中保存最为大量、完整, 学术价值最高的无价之宝。它们只是在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才开始被发掘和利用。大内档案的发掘, 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头等大事, 明国的清史馆在修《清史稿》时, 就完全没有利用到大内档案, 这也就是这部史稿有严重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

7. 其他明清史料:

明清档案史料, 除上述大内档案外, 尚有大量档案分藏于国内各地档案馆。有的还分散在民间个人手中, 也有部分流散在国外。这部分史料数量也十分巨大, 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广, 而且至今许多内容仍在发掘中。有关这方面, 由于头绪纷杂, 不能一一列举。

总之,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发掘利用以及相关的历史科学研究情况,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深度和水平, 它们是学术界和史学界的头等大事。建国以来,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 我国历史档案的管理发掘和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 它的馆藏规模以及利用原始档案所编著的专门史料,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水平上来看, 都是历史上最高的。我国的历史科学研究, 在历史档案管理、发掘工作的基础上, 也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势下, 我们从事历史档案管理的同志, 更应当利用档案工作上的方便, 更多地从事一些历史科学的专题研究, 并编写出更多的专题史料, 使得我们的历史科学更加昌盛与繁荣。

参考文献

[1]刘东斌.对档案史料价值的思考[J].档案管理, 2004 (2)

[2]杨小民.盛世修史:三百年清史重新评说[J].中国档案, 2003 (8)

[3]王天泉.清史纂修中的档案整理规划案[J].中国档案, 2003 (8)

[4]秦经国.明清档案世纪谈[J].档案学通讯, 2000 (3)

历史档案 篇2

情境教学是帮助学生学好历史并促进其个方面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在历史课堂上贯彻和运用情境教学呢？当然靠老师的一根粉笔、一张嘴、一本教材是很难实现的，应针对学生的心理，结合教学内容、拓展教学思路。

一、利用客观真实的史料，再现历史情境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和依据，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它能真实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史料包括典籍、图表、笔记、碑文、民谣等，教师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史料创设历史情境。如讲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因此在教学中我引用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歌谣：“中央公布总路线，跳下快马坐火箭，新的记录纷纷传，报喜锣鼓敲破天，原子时代搞建设，一天等于二十年。”歌谣来自民间，真实、形象的再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

二、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创设历史情境

在创设历史情境方面，历史影视及音乐因为形象、生动、感染力强，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善加利用。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学中，我利用《火烧圆明园》影片片段导入新课，通过圆明园火烧前后的对比，学生的情绪被调动，学习热情被激发，然后让学生进一步探究，形成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感。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我要学生搜集了不少革命歌曲，如《长征组歌》、《南泥湾》、《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等。

三、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活历史情境

历史是无法返回的，学生无法对他进行直接的观察，教师应尽量通过生动形象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在想象中再现历史。通过讲述，要让学生似乎听得到几千年前 陈胜在大泽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震臂高呼，看得到万里之为法国吗赛人民高唱马赛曲开赴前线的壮丽画面。

教学语言要切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做的通俗易懂。教学语言还要抑扬顿唑，充满感情色彩。另外，还要善于运用体态语言，如手势、动作面部表情和体态姿势等，这有助于加强口头表述效果，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历史情境

历史档案展览的社会作用 篇3

一､向社会宣传馆藏档案的有效方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庋藏一千多万件明清档案,过去深藏宫中,对社会有限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宣传明清档案的珍贵价值,一史馆在全国档案系统中较早举办了档案展览,进行了档案宣传工作｡

如1982年在皇史宬举办了《皇史宬档案展》｡皇史宬是明清两代专门收藏皇家档案的建筑,以砖石垒砌,包括门窗,不用一木一钉,因称“石室”;内置铜皮镏金龙纹樟木箱,因称“金匮”,不论在建筑史上还是档案史中均具有典型意义｡该展览展出皇史宬贮藏的实录､圣训等以及相关珍贵档案,向世人展示“石室金匮”的历史真实,满足了人们对皇史宬和清宫档案的好奇心理｡

1985年以来,一史馆辟建了馆内陈列室,按历史分期陈列不同种类明清文书档案,并不定期调整更换内容｡多年来接待业内同行､大专院校学生,以及国内外学者和业务来往的合作单位前来参观｡这些展览为改革开放后档案馆走向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历史档案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多年来一史馆在大型纪念活动中,充分发挥明清档案的历史凭证作用,独立承担及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原始档案的陈列展出,使历史更加真实生动,起到了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作用｡

1990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根据中央相关指示精神,一史馆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广州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林则徐禁烟与鸦片战争15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展》｡一史馆从馆藏鸦片战争档案中选出250余件,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歌颂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清政府官员､爱国将士､士绅以及广大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气节｡展览引起人们极大关注,日参观量高达8000人｡

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在文化部､港澳办､国家档案局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洗雪百年国辱,喜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祖国大型展览》中,一史馆受邀参加承办,参展档案主题鲜明､价值珍贵､自成体系,是对展览的重要支撑｡

三､传播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

近几十年来,虽然明清档案积极提供阅览和陆续公布,但总体而言,很大一部分仍未被充分利用,一史馆把握了所藏档案的清宫特色,主动挖掘自身档案资源,开发出清宫历史文化题材的专题展览｡通过明清档案这一载体,传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如1986年至1989年间在皇史宬举办的《清帝政务活动展》《清宫帝后生活展》,从清代皇帝如何治国及日常生活的视角入手,使人们了解清代历史和传统文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普遍好评和赞扬｡

1994年,一史馆与故宫博物院在香港联合举办《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展》,以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这一独特视角,展出100多件文物珍品与珍贵明清档案,展示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珍藏,香港大公报等10家报纸对展览进行了宣传,展览平均日参观量达577人,展出期间共有4万多人参观｡

四､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的媒介

展览作为沟通与交流的纽带,已为人们所认同,历史档案展览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随着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一史馆依托丰富的馆藏,不断加强学术研究,历史档案展览因此走出国门｡

1990年,根据我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化交流协议,国家档案局派一史馆在南斯拉夫档案馆及其地区档案馆举办《清代帝后活动与档案史料展》,使南斯拉夫广大观众和档案同行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我国档案工作的传统与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1996年,为配合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一史馆在皇史宬举办了《清代外交文书档案展》,内容涉及清政府与世界五大洲50多个国家地区交往的历史,成为各国档案代表团参观的一项内容｡

一史馆在与日本冲绳县进行长期学术交流过程中,在日本举办两个展览:1995年在冲绳县公文馆开馆之际举办了《中国·琉球关系档案史料特别展》,2000年纪念该馆开馆5周年时再次受邀赴日举办《琉球国王表奏文书特别展》｡这些历史档案是中琉历史友好关系的见证,展览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高度评价,促进了双方进一步的合作｡

五､开发馆藏资源服务社会的平台

近十年来,一史馆为配合各地树立旅游文化品牌､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在馆藏明清档案中开发出地方十分缺乏的区域历史文化题材,承接制作展览,为繁荣地方经济､文化服务｡同时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展览,使一史馆的明清档案成为社会展览主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7年以来,先后为山西省佛教文化公司制作《五台山档案史料展》､在广东省潮州淡浮收藏院举办《清朝大内秘档——清帝处理潮州政务暨清宫生活展》､与贵州省档案局合作在贵阳展览馆举办《清宫秘档暨清代贵州历史文化展》､在杭州市档案局举办《清代杭州——宫廷档案展》,等等｡这些展览通过对各地人文地缘资源的挖掘,展示地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也是对当地群众进行爱家乡教育的生动素材｡

近年来,一史馆还积极参与社会上各种展览,如《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展》､《学海无涯——近代中国留学生展》,在广州举办的《粤海珍萃——清代广东贡品特展》和《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广州史迹展》､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皇陵的绝唱——世界遗产地清东陵精华展》等等,并为故宫博物院､山西皇城相府､承德文物局等单位的陈列和展览提供展品｡

历史档案网络化研究 篇4

一、历史档案网络化的意义

1. 历史档案网络化是普及档案信息的重要举措。

许多历史档案由于是善本、孤本，甚至是稀世珍宝，长期“养在深闺”，世人难见“真容”。一旦将其推向网络，必将提高人们利用历史档案资源的机会，不仅有利于历史档案信息的普及，也有利于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网络化过程中所建立的历史档案数据信息库，是对原本零散存在的档案信息的有序组织，可成为原始档案实体保管形式的有效补充。

2. 历史档案网络化是保护档案原件的拯救行动。

岁月沧桑，国运多舛，一些历史档案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已处于濒危状态。近年来日益普遍的研究利用对档案原件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对历史档案进行网络化加工，用电子文档代替档案原件进行利用，在传输过程中不会因为信息丢失或使用过度而对档案原件造成影响，是保护档案原件的一种好方法。

3. 历史档案网络化是实现按需服务的崭新形式。

人们不太愿意使用传统手工查档的现实，意味着档案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靠网络把固定在纸质载体上的历史档案信息“盘活”。经过全文检索系统或超文本检索系统自动进行高速索引处理，即可以指引用户通过网络指南、导航库等类型的搜索引擎，实现随时随地的信息查询和利用。此外，通过BBS、QQ、FAQ、E-mail等形式可以实现编研者和利用者的有效沟通，做到“按需服务”，同时借助网络这种新型编研出版形式，能够缩短出版周期、加快传播速度、扩大传输范围。

4. 历史档案网络化是展现档案原貌的有效途径。

部分历史档案载体的颜色、大小、图迹、字迹等极其特殊，如：御制诗文，以蜡笺纸为载体，粉色、绿色、米色和黄色的背底，金色的格子，黑色的字体；诰命，以丝织品为载体，每一诰命均使用五种不同的颜色，内容分别用墨、红两色，分满、汉两种文字填写。这些特殊档案原件，只有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才能更好地展现档案面貌，换言之，用户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历史档案比原件更完美。

二、历史档案网络化的策略

1. 重视历史档案的价值分析。

历史档案瑰宝数量众多，不可能一次性全部网络化，有必要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估，科学划定价值等级，然后分期分批进行网络化。对历史档案的价值分析，包含了历史档案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分析和历史档案的使用价值分析两方面。其自身具有的价值包括内容价值和延伸价值，包括档案在历史说明和印证历史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包括其外形特征的罕见程度等。其使用价值，表现为历史档案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侧重于从史料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角度来判定。历史档案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还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自身潜在的经济信息价值，只要进行有效规划和开发，对发展区域经济一定会产生巨大作用。进行价值分析时，必须根据历史档案的年代和构成，既要具体分析历史档案本身所具有的全部价值，又要考虑社会的利用需求，价值等级高的历史档案应优先网络化。

2. 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处理技术。

(1）信息转移技术。 (1) 电子扫描。具有能保留文件真迹、外观等长处，但对油印、手写、繁体、异体字较多的历史档案识别效果不佳，且存在图像质量模糊、不带纠错功能等不足，对某些特殊形制档案也不适用； (2) 手工转录。不但要求熟练键盘录入方法，而且鉴于历史档案中有不少少数民族文字，需要采用融合多种民族文字的字处理技术及应用系统； (3) 数码拍摄。运用数码相机将历史档案逐页拍摄成图片文件，可对大幅面文件材料进行全幅面拍摄，免拼接，可进行批处理，可根据需要选用JPEG格式或TIFF格式。（2）信息提取技术。 (1) 数据集成。元数据是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否被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自动辨析、分解、提取和分析归纳的关键，在应用元数据时要特别重视元数据的自动化控制和互操作问题； (2) 标引检索。专门用于对数字化文献信息表述的可扩展置标语言XML的完善及其在网络环境中日益广泛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数字信息的检索质量，为实现信息重组和知识增值提供技术支持； (3) 动态呈现。运用ASP (Active Server Pages）动态交互式网页应用程序，选择IIS4.0以上服务器，当服务器收到对ASP文件的请求时，它会处理包含用于构建发送给浏览器的HTML网页文件中的服务器端脚本代码，执行不同的任务。（3）信息防护技术。在网络环境中，为了防止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内的机读形式档案信息被盗窃和被破坏，要特别注意对数据权的限制，应做到同时对档案分类、每条档案记录，甚至于档案记录的每个字段都进行权限控制。

3. 加强辑佚校勘丰富信息量。

由于历史档案自身的残缺和紊乱，历史档案网络化对象局限于一次文献，容易忽视二次文献成果的配套网络化。很有必要借鉴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加强辑佚、校勘[2]，把能够给历史档案提供佐证的文献也进行网络化，以实现档案信息的“知识组织”，给档案用户实质性帮助。（1）辑佚。历史档案存在缺失、虫烂等现象，档案人员在进行历史档案网络化人工著录时，应指出原历史档案存在的诸多遗缺，把各类典籍中所征引的亡佚资料的某些片段、词句收集起来，对其拾遗补注、阐明出处等，将历史档案辑佚文献成品随目录增列为历史档案网络化对象之一，以此作为历史档案网络化工作成果的补充，使其臻于完善。（2）校勘。历史档案字迹模糊不清、艰深难辨是常有的事，档案人员必须能够识别繁体字、异体字、不规范的俗体字以及行草书，必须了解历史文书的抬头、避讳、格式、文件程式、文件用语知识，必须能对清代以前和民国初年的文书进行正确地标点断句。在历史档案网络化工作中，根据考证发现“讹”、“脱”、“衍”、“倒”等各类错误且认为需要更正的，要在数字环境中留下人工纠错痕迹，以示对历史档案原貌的尊重。

4. 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网络化运营。

在历史档案网络化过程中，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牵头或给出政策，由资金雄厚的集团或开发商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经销和运作，在搭建先进完备的大容量存储平台（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互利互惠原则广泛采集历史档案信息，建成全国性覆盖各领域的大型历史档案信息中心，并利用网络进行营销运作，采用部分适当收费、部分免费开放的会员制运营，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开发商也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提高历史档案提供者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搞合作开发，如与名牌出版社、高等院校、高科技公司、投资方全方位合作，进行立体化、全方位市场开发，将合作优势和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和主要档案用户联合开发，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银行合作，圆满完成了馆藏民国时期中国银行档案的扫描、光盘刻录等工作，这是历史档案合作开发的成功范例。

三、历史档案网络化的注意事项

1. 共建共享，整体推进。

历史档案网络化项目从策划到最终上网，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要注意避免各自为营、重复分散建设的现象，而应以资源共享理念为先导，建立项目研发联合体，将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有机整合起来。大陆有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源，港台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若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则能大大推进我国历史档案的网络化建设。

2. 突出重点，注重特色。

在互联网信息洪流中，有特色的才会被关注，才会有市场。各档案馆在网络化过程中应找准自身特色定位及特定分工的融合点，创建本馆的品牌档案，为用户提供独一无二的档案“特产”，此举也有利于实现全国网络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完整性。浙江丽水的松阳高腔艺术档案、景宁畲族民俗档案、庆元香菇生产档案等，既有技术含量，又有民俗风情，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3. 统一标准，规范操作。

由于形成时期、形成地域不同，历史档案的状况有极大差异，在网络化过程中，一定要优先选用国际、国家通用标准，所有入网的档案信息都必须执行统一的数据标准，形成统一的逻辑数据库。

4. 重视人才，强化技术。

历史档案网络化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将计算机操作、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复印机及数字图像扫描与加工等现代化技术融为一体的系统工作。针对当前档案队伍技术人才紧缺的现状，除了完善人才引进体系，更要注意培育现有人员，可将年轻的档案工作者送到高校、科研院所、培训机构学习深造，对中年以上的档案人员则采取在岗轮训为主，使他们尽快熟悉信息处理技术，并在信息加工、检索技术方面有所侧重。

参考文献

[1]刘新良.历史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刍议[J].档案管理, 2008 (1) .

古代历史历史教案 篇5

本课课标要求学生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学习时应从生产力角度提纲挈领地分析概况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农业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促进了生产组织的小型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态的基础。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发展时期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

方法指导：

为了更好地把握本课，课前要求学生分别搜集整理中国古代农业的相关知识，充分预习好课本知识。课上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历史图片和历史资料提出问题、设置悬念，巧妙地引导学生主动认识历史和探究历史。通过情境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走进历史。鼓励学生进行问题探究，层层剖析和比较，大胆回答，积极发言，为学生展示自我提供机会和平台。

教材整合：

本课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工具的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耕作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从刀耕火种到石器锄耕再到铁犁牛耕，至此铁犁牛耕成为主要耕作方式，精耕细也成为主要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一种概括，萌芽于夏商周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技术成形期，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明清是深入发展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基础。

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工具简陋,劳动者集体耕作;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出现和逐步推广，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经营成为可能，小农经济逐步形成，集体耕作被小农经济取代，男耕女织成为主要生产的组织方式。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首先给学生放映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视频选段。歌词是“(七)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董)绿水青山带笑颜。(七)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董)夫妻双双把家还。(七)你耕田来我织布，(董)我挑水来你浇园。(七)寒窑虽破能避风雨，(董)夫妻恩爱苦也甜。”提问学生，七仙女和董永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带着问题进入新课。

感知目标

通过整合教材，整体感知目标，并通过多媒体展示，1、早期的农业生产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前提下，把握本课重点。

讲授新课

(一)早期的农业生产

1、请同学们看地图册《南北两大农业经济区的形成》，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农耕经济形成了南北两大经济区，形成南稻北粟的格局，认识到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是以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为辅。

2、进行历史遗迹探究，通过展示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和马桥文化遗址的相关资料让学生明白当时使用的工具是石斧、石铲、石镰、木耒、骨耜，分析归纳在原始社会、商周时期耕作方式。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采用列表的方法，按照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顺序，从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农作物种类和水利灌溉等方面，说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2、展示春秋战国以及西汉和唐宋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使学生意识到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

3、通过图表让学生明确我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演变方式，形成精耕细作技术的基础，分析出早期农业生产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使学生了解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的关系，最后了解中国古代农业在古代世界居于领先地位，使学生增强爱国意识。

(三)小农经济的艰难成长，

1、展示小农经济的几个问题，把学生分成四个小组让每个小组分别讨论某个问题然后各个小组有一个代表进行回答。第一小组讨论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第二小组讨论小农经济的特点，第三小组讨论小农经济的有利影响，第四小组讨论小农经济的不利影响。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能力。

2、展示材料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今使乌获、藉蕃(大力士)从后而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

材料二：“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材料三：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生产技术?

(2)材料二反映的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它有什么特点?

(3)材料三反映了小农的生产生活状况，概括该则材料的观点。

(4)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我国古代农业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学生讨论回答后展示答案：(1)牛耕技术。(2)生产方式：“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特点：①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②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主要观点：农民长年劳累、生活贫困;赋税和徭役负担沉重：农民生产规模小，生产资料有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生产、生活条件艰苦。

(4)古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条件：①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水利的兴修。②政府要减轻对农民的剥削。③优越的自然环境。④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概括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从历史地位、生产结构、基本特征、基本模式等几方面，小组讨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然后展示。

1、历史地位：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2、生产结构：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3、基本特征：农业生产精耕细作。

4、基本模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

知识拓展：

当今中国农村人口膨胀，农民生活条件急需提高，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回顾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农业发展的现状，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

展示：1. 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特色优势2、精耕细作和现代科学相结合; 3.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4.完善水利设施，政府重视。

课堂小结：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在世界众多文明古国中居于领先地位。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下，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国农耕文明得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基本模式。鉴古知今，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将有利于促进现代中国的农业发展。

教学反思：

历史地看待历史 篇6

如果说由于作者的自励，使排斥偏见、唯求真实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点的话，那么，最能反映作者识力的，就是把一部中美关系史几乎写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史。

美国人很傲慢，不太把中国放在眼里。长久以来，对华政策上不了总统、国务卿的主菜单。这一方面是在华利益不大，另一方面是美洲主义的影响。真正使美国人注重中国的是日本的扩张，美国感到了威胁——它毕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太平洋上有夏威夷，远东又有菲律宾。

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日本，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后，又有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而“七七事件”使中国陷于灭亡的边缘。中国政府不断地求助于英国、俄国、美国。表面上看，这一手法有如传统的“以夷制夷”，但在操作中，中国政府又像是列强在华利益的保护者：列强们再不干预，你们的在华利益就被日本独吞了。形势的严峻使人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被美国人视为灾祸的珍珠港事件，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的福音。

二十世纪的世界已经变得很小。两国关系受他国影响和制约的份量越来越重。单纯的两国关系史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部分。作者抓住了中、美两国之外的日本，实际上也抓住了开门的钥匙。这是作者的历史“眼”。

我不清楚美国人的全球战略的源起，但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冲突显然使之重新认识了中国。长久以来的中美关系史是美国人用帝国主义的方法对待中国，而共同的敌人又使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同盟。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他们并不喜欢国民政府，在华的美国官员尤其如此。可美国似乎并不考虑朋友本身，而似遵循着“敌人的敌人即朋友”这一古老原则。至此推至七十年代，刚刚去世的尼克松访问中国，考虑的正是对苏战略。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两次“蜜月”，靠的不是本身的“情谊”，而是敌手的推动。

作者是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侵华七十年》的合著者之一。或许这一经历使他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使他叙事时毫不费力，丝丝入扣。在本书中，中美日三角轮番出场，大量的中日、美日关系的论说，读起来有如《三国志》。

本书最为精采的部分，我以为是关于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国的盟国虽然很多，但唯一能给点东西的，也只有美国。受一分施舍就得多一分忍耐，暴戾的蒋介石似乎对美国朋友也特别亲善。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受辱甚久的中国领导人也第一次尝到世界“四强”的滋味，但心中明白这是美国的提携。这种提携及由此产生的依赖，使美国在中国扮演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之后的第三角色。而美国人一出场就常常忘记自己的身分，自以为是第一主角，戏不能不演砸。

作者的材料工夫和分析能力，使这部书的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而是将之细化，总统、国务卿、远东司……层次分明，陈纳德、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颇有个人风采。历史最基本的粒子当为个人的活动，揭示那些最活跃的个人对整个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意义重大。当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笼统的美国而是具体的决策过程时，不是完全脱离具象的抽象理论分析而是决策人的思想痕迹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和可能性赞同作者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对书中两段分别对赫尔利、马歇尔的分析特别欣赏。那些由个人而阐发的对美国外交政策最一般的评论，读起来感受很深。

相对于芮思施、赫尔利等美国人，此书中国方面的个人色彩就要淡得多。即便是袁世凯、蒋介石，给读者的印象仍很笼统，中国政府对美外交决策的具体过程更是迷雾一片。我们能看到结果，但不能知晓其中全部原因。而其他人物，除了陈光甫外，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可能是作者的用力不够，更可能是中国档案资料的分裂(很大部分在台湾)和开放程度。就引用书目来看，中方材料远不如美方材料那般全面和权威性，这对中国学者说来确是一种悲哀。这种档案不充分开放的局势若不改变，今后中国学者写的书将会跟美国学者差不多——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材料。作者在后记中对此有一番感慨，我读之因同感而亦感慨甚多。

历史档案 篇7

黑龙江省档案馆属于省级地方性综合档案馆, 管理的历史档案范围是本省建国前党和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留存下来的各种档案。自1962年建馆以来, 相继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以及其他省市档案馆、公安机关、银行、铁路部门等移交或征集属本馆管理范围内的档案。馆藏历史档案具有数量充足、内容丰富、系统完整、形成时间久远、载体形式多样、历史档案形成机关职能级别较高、有较强的地方性、语种丰富等特点,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

一、馆藏历史档案形成时间久远

馆藏历史档案形成时间久远, 且时间跨度大。馆藏最早的历史档案形成于1684年, 距今已有320余年的历史, 最晚的历史档案形成于1949年, 有的全宗档案甚至延续到1964年, 两者相距260~280余年, 横跨清代、民国、日伪三个历史时期, 是研究黑龙江清代、民国、日伪时期发展史的有力佐证。

二、馆藏历史档案内容丰富

综合档案馆决定馆藏历史档案内容丰富、全面、系统。馆藏历史档案共有92个全宗、290个目、232 782个案卷。馆藏历史档案不仅数量大, 内容也极其丰富。涉及到政务、军事、司法、外交、财政、科学文化、社会、金融、宗教、民俗等社会的方方面面, 并大部分独立形成全宗, 如政务方面的全宗有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全宗、滨江道尹公署全宗等;军事方面有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全宗等;司法方面有黑龙江省高等法院全宗等;外交方面有黑龙江省交涉总局全宗等;财政方面有黑龙江省财政厅全宗等;科学文化方面有黑龙江省教育厅全宗等等。每个全宗下面又分若干个目, 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各个部门的职能范围和基本活动情况。如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档案是清代地方军事机关至今保管较完整的一个全宗, 该全宗共有43838个案卷。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档案内容不仅反映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旗务、民政、司法、财政经济、人民斗争、气象、邮电、中外交涉及社会风情民俗等方面情况, 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有影响的一些重大事件, 如雅克萨战争、实行和取消禁封政策、黑龙江的发展、中俄瑷珲条约等事件。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案卷数量之多, 内容之丰富, 史料价值之大, 居全国14个将军衙门档案之首。这部分档案对研究黑龙江地区开发史、中俄关系史以及边疆各族人民政治、经济等方面活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馆藏历史档案载体形式多样、内容各具特点

馆藏历史档案载体形式多样,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馆藏历史档案大部分为纸质载体的公文档案, 也有少量的胶片、徽章等特殊载体档案。纸质载体档案中又有敕书、邮票、商标、钱币票样、银行票据、地图、信函等形式的档案, 这些历史档案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具有文物价值。馆藏历史档案风格独特。有中国传统的折子式、筒子式、两者兼有式及一般式等多种不同风格的档案, 不同时期的档案在公文程式及公文用语方面也别具特点, 且大多用毛笔蘸以墨汁在宣纸上手工书写而成, 是研究清代、民国、日伪时期公文程式及其演变的极好资料, 也是研究古代纸墨笔砚以及书法的原始资料。

四、馆藏历史档案形成机关职能级别较高

省级档案馆决定馆藏历史档案形成的机关职能级别较高。黑龙江省档案馆属省级档案馆, 收管档案的范围包括黑龙江地区具有最高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形成的档案, 收管的档案反映了黑龙江地区重要的方针政策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主要职能部门的中心工作和基本情况。如馆藏黑龙江行省公署全宗档案。黑龙江省公署是清代末期黑龙江地方最高行政机关, 总理全省行政、立法以及分理民刑、旗务等事宜。

五、馆藏历史档案地方性较强

黑龙江省档案馆属于地方性档案馆, 地方性档案馆决定了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具体有地方性。黑龙江地区形成的历史档案记录了本地区的社会实践活动, 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面貌。如馆藏有反映鄂伦春等本地区少数民族活动的档案、有地方政权组织档案等。

六、馆藏历史档案语种多样

馆藏历史档案语种多样, 馆藏历史档案有:中文、满文、蒙文、俄文、日文等不同语种的档案。满文、蒙文现在已很少使用, 这部分历史档案不仅具有史料价值, 而且又是研究语言学的专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价值探析 篇8

1. 壮族历史档案的学术价值。

陈建宪先生说:“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这就是寻根的欲望。文化越是发展, 社会越是进步, 人类的寻根意识就越强烈, 越是自觉。”[1]22而人们要了解自己的过去, 所依靠的正是那些档案。壮族历史档案的文化学术价值是非常丰富的。比如,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稻作农业、制陶和家畜的饲养, 壮族就开创了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且富有成就的文化体系———“那文化” (即稻作文化) 体系。按照壮族史诗《布洛陀经诗》和《麽经》的描述, 壮族先民们将天地的形成和万物的由来归结于布洛陀, 生动再现了壮族先民对人文史祖崇拜的画面, 为我们研究和解释壮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思想观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因而, 《布洛陀经诗》、《麽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它可以说是恢复了被历史所遗忘的壮族人文始祖崇拜的面貌, 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回归。而这些, 除了依靠考古发掘有所了解, 更多的是依靠研究壮族历史档案而得来。

2. 壮族历史档案的史学研究价值。

对于一个民族的研究, 人们通常都是从其历史着手。在壮族的历史里面, 除了有文字记载且得到同时期的横向比较证实的之外, 还有许多未确定的, 至少是在文字记载方面所欠缺的。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前面所提到的“口碑档案”来作为我们的了解和参考了。如壮族在其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形态是什么样诸如此类问题, 要想单凭现有的文字资料来弄清是不可能的。但在壮族人民中口传已久的“布洛陀神话”中, 我们却可以了解到, “当时的婚姻制度已由族外婚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其社会组织亦相应地从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1]159再如作为壮族文化的另一代表的铜鼓文化。它为我们展现了壮族文化又一神秘而悠远的一面。作为壮族同胞们日常生活起居的一部分, 早期的铜鼓来自壮族先民们的炊事用的“釜”。随着壮族历史的不断发展演变, 原是做饭用的锅逐渐被独立出来, 成为壮族社会进行各种祭祀、礼仪等活动中的神器。而就在这一过程中, 慢慢形成了壮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特征。而这些, 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3. 壮族历史档案的哲学研究价值。

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壮族早期的哲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抑或是“神造论”还是“人造论”,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 不同的发展境遇, 就会造就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在壮族历史传说里, 人类起源于无生命的“磨石”、“泥人”或“肉团”[2]159, 这种观念与“神创造人类”的唯心哲学思想迥然不同, 其实已蕴涵了萌芽状态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而且已明显突破了原始宗教的束缚, 与后来的宗教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再如布伯与制造旱涝灾害的雷王进行英勇斗争的神话;特康以强弓射落11个太阳的神话[2]3。这些神话实际上是壮族先民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认识及自身力量的觉醒过程, 是人在自然界主体意识的体现, 也是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蔑视神灵进而向神灵威严挑战, 标志着壮族先民思想认识的新飞跃。而这一切, 都是来自于类似“布洛陀”这一类口碑档案。

4. 壮族历史档案的宗教研究价值。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并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壮族有自己的原生宗教———巫教。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 壮族宗教思想开始萌芽。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 壮族的宗教思想逐渐发展成本民族的宗教———巫教。最迟在南朝时期, 由于汉壮文化日益频繁的交流, 汉族的道教传入壮族地区, 并与壮族的巫教融合, 形成为巫道教, 为壮族人民所普遍信仰。宋明时期佛教扩大到桂南、桂西壮族聚居区, 佛教也开始逐渐在壮族中流传。如今, 我们能见到的除了巫教的《布洛陀经诗》手抄本外, 还有不少在佛教传入初期为了便于传播而使用古壮语抄写成的佛经。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壮族宗教演变的重要资料。

5. 壮族历史档案的民族研究价值。

正如文章开篇所提到的那样, 壮族及其先民, 自古以来就与其他民族如瑶、苗、汉、楚等有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并且相互渗透。而在这长久的交流过程中, 产生了无数与之相关的历史档案。通过研究这些, 不仅可以探讨和揭示历史上壮族内部各支系之间的历史关系, 而且对研究壮族与周边民族的历史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如今, 在我们这个具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里, 如何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是我们维系国家安定繁荣的前提, 而通过研究壮族历史档案中有关民族关系的内容, 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二、壮族历史档案的经济价值

1. 壮族历史档案的旅游价值。

在国外,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heritage and culture tourism, 即文化遗产旅游。以三月初八田阳敢壮山歌圩节为例。根据现有的《布洛陀》、《麽经》等历史档案的记录, 农历三月初八是布洛陀的忌日。每年这个时候, “约有12万名群众”[3]53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到敢壮山祭祀布洛陀并参加歌圩活动。这原本不过是壮族地区的一次类似于宗教仪式的活动, 却引来了无数由外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进而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民族文化盛会, 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很典型的根据历史档案记载而发展成的旅游项目, 与此相似的还有武鸣三月三民歌节等。但, 这种“节”能引来大量游客的同时, 也存在着其缺点———这种盛会都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一旦节日已过, 旅客亦随之离去。要解决这个问题, 得要从壮族历史档案着手。除了以当地民族风俗作为一个旅游开发项目外, 在壮族历史档案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为革命历史档案。以百色为例, 百色起义留给百色地区的, 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和一个红色记号, 更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的旅游项目, 让人们在了解一段红色历史的同时陶冶人们的爱国情操。

2. 壮族历史档案的医药价值。

在众多壮族历史档案里, 其内容可说是包罗万象, 其中不乏涉及医学这方面的内容。如《宋会要辑稿》里提到的, 在今环江县地区的人们, “善药箭, 中人大叫, 信宿死, 邕州药解之即活”[4]第198册, 由此可见其药之妙。据不完全统计, 曾出现在壮族历史文献中的药名就有两千多种, 治疗各种病痛的药方有数百个。其次, 由于广西位处亚热带地区, 常年都是多雨温湿天气为主。自古以来就有“瘴乡”、“蛊毒之乡”之称, 壮族同胞们在适应这样的环境的同时, 也学会了利用各种动植物作为药材来驱除病痛。如在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了广西壮族同胞们利用吉利草治疗蛊毒的病例。而在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里面, 收录了广西壮族地区出产和使用的药物近三百种, 如田七、罗汗果、蛤蚧、山豆根等, 都是最先在壮族地区应用, 然后才传到中原的。这些都是说明了壮族同胞们在药物医学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平。在当今伴随着中文热一并流行于国际的中医热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这些珍贵历史遗产, 在为人们解除病痛的同时, 还能为壮族地区带来更多的经济来源, 也算是一种双赢。

3. 壮族历史档案的其他经济价值。

就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如布洛陀神话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加工发展成影视、艺术产业;壮锦作为我国四大名锦之一, 是壮族的文化瑰宝。利用这种特有的民族艺术表现手法来发展壮族服饰产业, 或者工艺品等, 都不失为一个带动壮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办法;铜鼓一直以来都是壮族同胞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喜丧还是婚嫁, 人们都离不开它。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 实际上, 制作铜鼓的工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失传了。如今在用的几乎都是壮族祖先们留下来的“古董”。因此, 如果能利用现代反向工程技术再造铜鼓, 并使之产业化必定能为壮族地区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

三、壮族历史档案的政治价值

1. 壮族历史档案的政治价值。

首先是国内。这主要体现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现存的大量壮族历史档案几乎涵盖了壮族历史以来的风俗、人文等全方位的信息, 依据这些, 国家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就可以充分考虑壮族同胞们的感受, 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其次, 自古以来中央政府与壮族地区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从最早的秦朝将广西纳入其领土并设置桂林郡、象郡开始, 两千多年来形成和保存下来的各种政策记录、文书记录等, 也就是在壮族历史档案里面涉及的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 若能将其统一整理归纳起来, 实际上就是一部历代政府对壮族地区政策施行经验书!中央和地方在施政时若能以此来参考, 并结合实际情况再做定夺, 必定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并得到广大壮族同胞们所拥护的政策来。当然, 在对待其他民族问题的时候, 亦可以作为参考。

2. 壮族历史档案的国际政治价值。

在国际上, 以与广西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为例。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 其民族成分主要以侬族、岱族、老族、泰族、掸族等。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 这些民族与壮族其实同属于骆越语言系民族, 甚至同属于“那文化”圈。也正以为如此, 在与这些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壮族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在里面。通过壮族, 作为与东南亚诸国交流的桥梁, 不仅可以消除国际间因为意识形态、社会发展不同水平而造成的隔阂, 促进两国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还可以把应用于东南亚国家研究民族史方法和经验实践于广西壮族的研究。

广西壮族历史档案在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其价值的实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繁荣的需要, 也是少数民族档案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现阶段对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价值认识还不够全面和完善,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价值予以重视, 让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摘要：本文从壮族历史档案的形成、种类、载体等角度出发, 通过对大量壮族历史档案的分析, 着重对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进行论述, 通过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渐进扩散模式, 来对广西壮族历史档案的价值进行一次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壮族,历史档案,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M].北京:三联书店, 1994.

[2]覃乃昌.布洛陀寻踪[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4.

[3]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1.

历史档案 篇9

一、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的价值剖析

存载于档案客体之中的档案内容、形成者、形成时间和载体形式等都影响档案的价值。省档案馆自1962年建馆以来, 相继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及其他省市档案馆、公安机关、银行、铁路部门等接收或征集属本馆管理范围内的档案。馆藏历史档案数量多, 形成时间久远, 载体形式多样。

1. 从档案内容看, 涉及政务、军事、司法、外交、财

政、科学、社会、金融、宗教、民俗等社会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独立形成全宗, 每个全宗下面又分若干个目, 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部门的职能范围和基本活动情况。如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档案是保管至今较为完整的清代地方军事机关的档案全宗, 该全宗共有43 809个案卷, 不仅反映黑龙江地区的军事、旗务、民政、司法、财政经济、人民斗争、气象、邮电、外交及社会风情民俗等方面情况, 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有影响的一些重大事件。该全宗案卷数量之多, 内容之丰富, 史料价值之大, 居全国14个将军衙门档案之首。这部分档案对研究黑龙江地区开发史、中俄关系史以及边疆各族人民政治、经济等方面活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2. 从档案形成时间看, 馆藏最早的历史档案形成于

1684年, 距今已有320余年历史, 有的全宗档案甚至延续到1964年, 横跨清代、民国、日伪等几个历史时期, 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3. 从档案载体形式看, 馆藏历史档案大部分为纸质

载体的公文档案, 有少量的胶片、徽章等特殊载体档案。纸质载体档案又有敕书、邮票、商标、钱币票样、地图、信函等形式的档案, 这些档案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物价值。馆藏历史档案形式多样, 风格独特, 有中国传统的折子式、筒子式、两者兼有式及一般形式等。不同时期的档案在公文格式及公文用语方面也有差别, 且大多为手工书写, 是研究清代、民国、日伪时期公文程式及其演变的极好材料。

4. 从形成者看, 黑龙江省档案馆收管的档案包括本

地区具有最高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的档案, 反映了本地区重要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 主要职能部门的中心工作和基本情况。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档案语种涵盖中文、满文、蒙文、俄文、日文、英文等不同语言形式, 满值, 而且又是研究语言学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二、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

要把历史档案资源开发贯穿于档案馆各项工作之中, 并有规划有重点地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加强历史档案价值鉴定及编研。由主管局长任组

长, 历史档案保管处、编研处处长等任副组长, 再选派3到4名熟悉馆藏、业务能力强、有丰富档案鉴定实践经验的同志为成员, 组成鉴定开发小组, 本着服务第一、效益为重的原则, 制定开发整理计划、史料编研计划、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计划、围绕时事热点开发馆藏信息资源计划等, 为利用者提供有效服务。在历史档案鉴定小组对馆藏历史档案调查研究和社会利用需求调查研究基础上, 编研人员要加强需求研究、盘活历史档案信息资源, 不仅搞资料汇编, 还要提供适应社会需求的产品, 介绍重大历史事件、本地区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提高档案的影响力。因为编研工作是档案工作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实现历史档案价值的有效途径。

2. 加强馆藏宣传, 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借助每

年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作之契机, 宣传馆藏资源。 (1) 抓住申报机遇。根据鉴定开发小组制定的申报课题计划, 选派工作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人员承担课题, 做好申报工作。 (2) 瞄准宣传时机。对已经申报成功的档案文献主动向媒体撰稿, 及时宣传。 (3)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档案。充分发掘档案信息的新闻价值, 为热点问题提供档案史料。如可根据馆藏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档案同电视台联手制成电视文献短片。另外, 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宣传馆藏、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过让市民参观优秀展品, 发挥档案的文件、文物价值, 宣传历史,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乡土文化, 扩大社会知名度, 扩大宣传教育效果。

3. 加快馆藏历史档案数字化进程。建立数字化档案

论辽宁省历史档案的重要价值 篇10

一、明代辽东档案与历史研究

明代在辽阳设立以军治边的机构———辽东都指挥使司 (简称辽东都司) , 统辖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并设有监察御史一员驻辽阳司监督之职 (办公处所称察院) , 因此形成大量辽东都司及其所属卫、所档案。年代从洪武到崇祯, 延续200多年, 其中以嘉靖、万历两朝居多, 内容涉及军事、民族、马驿站、赋役、司法、民政、官吏、涉外、文教等方面。虽然由于历史原因, 档案的内容有所残缺, 但对研究明史和前清史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举例来说, 明代各卫呈报的因罪流充的军丁亡故名册, 记载人数达2600余名, 包括姓名、籍贯、罪由、流充时间等项, 是难得的调查统计材料;在涉及民族关系的档案材料中, 有关于女真人进贡方物、接待或召见女真人首领、封给官职、赏赐物品及银两, 以及处理交涉时间等资料。不难看出, 明代辽东档案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查阅这些档案材料, 可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社会生活, 对研究明史、东北地方史以及女真社会的发展,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满文档案与满学研究

我国的满学研究始于清代康熙年间, 直到清代末年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 满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满学研究, 辽宁省是走在前列的。在辽宁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中有一种很宝贵的档案———满文档案, 如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文清代盛京《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及大量的旗务档案, 大连市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等。清代的满文档案有老满文和新满文本各一部, 每部26函180册, 各函内的册数不尽相同, 多者装9册, 少者装4册, 册面及函里均用黄绫装裱, 十分精美。这部分中的满文老档系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 大学士阿桂等奉旨照原本重抄而成, 并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 自北京送至盛京宫殿内崇谟阁收藏, 由盛京内务府管理。辽宁省档案馆已经按函别及其朝代、起止年月和册别编制检索表, 可按朝代、年月日进行检索, 并且这些满文老档已经进行缩微拍照。满文老档主要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至崇德元年 (1607年—1636年) 间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期,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诸方面的重大活动 (内缺1633年—1635年) , 是研究清前史及早期满族社会特别珍贵的材料。主要内容包括对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历史活动的记载;反映努尔哈赤、皇太极同蒙古各部关系的记载;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同朝鲜的交往及交涉活动的记载;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同明中央政府的交涉战争的记载;有关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及其政治、军事思想的记载。

三、奉系军阀档案与近代史研究

清末至九·一八事变是奉系军阀崛起、兴盛、衰落时期, 辽宁省保存的数以万计的奉系军阀档案, 生动、具体地记载了奉系军阀兴衰的全过程, 反映了张氏父子及奉系其他实力人物策划、参与的重要历史活动和重大事件。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人物, 奉系军阀档案中包含大量对二人的记载。具体来说, 包括张作霖的经历及任职情况, 有张作霖任巡防前路统领、二十七师师长、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盛武将军、奉天督军兼省长、镇威上将军、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材料, 还有为张作霖祝寿摊款,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以及被炸后发的讣告和照片, 修筑张作霖陵园———元帅林的工程说明及图纸, 以及张作霖杀害革命党人张榕的材料, 张作霖关于财政问题的条陈、关于“杨常事件”的布告等等, 还有各方面与张学良来往的信件、电报等。通过这些档案材料, 可以全面了解二张的生平事迹, 为我们正确地对二人做出评价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

四、东北大区档案与近代史研究

东北大区档案主要由东北行政委员会 (东北人民政府) 及其所属全宗组成, 共计113个全宗, 13.5万卷。这部分档案, 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政策落实以及近代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作用。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8月;1949年8月改为东北人民政府;为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953年1月又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1954年8月1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关于改变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撤销。

东北大区档案的内容涉及人事监察、民政、公安司法、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农林、外事、工业贸易、文教卫生等方方面面。例如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各部、委、局、处及各省、市、县的组织机构设置、组织系统表、启用印信、人员编制、领导关系、干部任免;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土改工作、房地产管理, 建立村政权、行政区划、统一政府系统护照等工作的办法条例、决定、指示;关于农、林、畜牧、渔业生产、管理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奖励方法、通则、决定等。这些材料真实地反映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全东北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土地改革、锄奸反特、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和全国解放后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及抗美援朝战争等光辉历程。林枫、高岗先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张学思、高崇民、李富春、张明远、李卓然、汪金祥、顾卓新先后任副主席, 因此东北大区档案还真实地记录了林枫、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东北工作的不朽功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东北工作的讲话、批示, 是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要途径。

五、满铁资料与日军侵华史研究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 是日本政府为执行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经营满洲”政策而设立的, 从设立至日本战败投降, 前后共经营了40年。“满铁”是一家股份公司, 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企业, 并兼有调查我国物产和自然资源以及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的特殊使命。“它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地以及日本本土建立了亚洲最大的情报机构。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 在为日本侵华当局直接提供军事情报的过程中, 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搜集, 形成了大量包罗万象的图书资料和档案材料, 我们把这些图书材料和档案材料统称为‘满铁资料’。”具体来说, 满铁资料主要包括“满铁”会社及其下属机构形成的业务工作档案;“满铁”保存下来的日本军政机关、团体发往“满铁”的文件材料 (这类资料在封面上多印有“秘”或“绝密”字样) ;“满铁”通过种种渠道搜集、截获的中国方面的情报资料;“满铁”以外的机关或机构形成并被“满铁”保存下来的文字、图片资料;“满铁”以外的机构, 如关东军、满洲国各级政府、日本在华的各个机构保存下来的资料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宰割, 其中尤以日本军国主义为甚。满铁资料是日本侵略者的“自诉状”, 对之进行整理研究, 可以推进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满铁”名义上是一家股份公司, 但实际上是日本军国政府控制的国家机关, 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和工具。“‘满铁’档案资料记录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过程, 以及当时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各方面的情况, ‘满铁’档案资料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 特别是东北地区各种问题的最大历史文献资料库,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六、其他

盛京 (即现在的沈阳) 是清朝的发祥地, 是清朝开国两代皇帝的都城。清朝在入关定都北京后, 这里又被称作“陪都”, 按照当时清朝的定制, 清朝形成的一些重要文档, 都要抄送盛京一份, 以作保存, 所以关于清朝的重要档案, 如满文老档、实录、圣训、玉牒等, 就分别保存在了辽宁省档案馆和第一历史档案馆, “我省保存的清代档案共20万卷 (册) , 形成于清初顺治朝至清末宣统朝的268年间, 包括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和东北地方军、政、旗务机关档案”。从这些档案中, 可以了解到清朝特殊的制度和习俗, 如八旗制度, 是我们了解这一朝代的起源、见证历史最直接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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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海斌.满铁资料的构成研究[J].兰台世界, 2008 (2) .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篇11

这清末“四大奇案”，由于案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清代档案及有关史料，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史实作一介绍。

葛品连因病死亡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于同治二年(1863年)携毕生姑再嫁本县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喜穿一件绿色上衣，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此时，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闲聊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风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是余杭县人。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军队打到这里，他参加了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工，因多夜间工作，故时宿店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毕生姑17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私奸，几次在夜晚从豆腐店回家，在门外和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奸情。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正在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发现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他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

这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将头发剪去，扬言要出家为尼。喻王氏和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跟她们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

此后，葛品连生病，且病势加重。他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由豆腐店回家的葛品连，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不停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未料，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时，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

葛品连身体虚胖，虽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的沈喻氏在他人挑拨下，盘问葛毕氏，葛毕氏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代写呈词，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并未涉及任何人，也未说系何因死亡。十一日黎明，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

当天中午，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较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一般情况下，如果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黏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串通杨乃武毒杀亲夫，现在又经验尸，更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无奈招供：与杨乃武有“恋奸情热”，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方承认毒死丈夫。葛毕氏的供词与沈喻氏的呈词不符，刘锡彤也不想想：既然葛毕氏已经向婆婆承认了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为何不提此事，仅说“死因不明”呢?

刘锡彤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其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人证押往杭州府，他对案卷作了篡改，如将沈喻氏呈词的“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十月二十日，除犯人外，还有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押解到杭州府。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听了案卷后，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容他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奸情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末一包。”陈鲁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是叫“钱宝生”。

陈鲁又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来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此时，自刘锡彤以下，大家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

陈鲁接到钱坦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

杨昌?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滓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也没留意调查者和被查者居然共同写“密访”结论，于是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复查此案。

杨乃武在“供辩”中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平反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

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由其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步军统领衙门又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司亲提严讯。”杨昌?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一是取得慈禧信任，二是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自己可以开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1875年)二月十二日才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

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澜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胡瑞澜与杨昌?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澜虽知道杨乃武冤枉，却不能让他申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

原来，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胡瑞澜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皆否认此事；二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

胡瑞澜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澜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澜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

胡瑞澜抓住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他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其实这也是替杨昌?打击报复。

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葛毕氏乳头也被人用铜丝穿入，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其实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

老奸巨滑的胡瑞澜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中作联自挽：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澜)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龠禾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騄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

翁同騄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騄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騄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騄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騄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騄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18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

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8个人的供词。

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18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

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

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

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

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3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

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几位刑部官员探讨冤狱形成的原因：杨乃武与刘锡彤都坚称，在此案之前他们毫无私仇，案发后，刘锡彤也没有勒索杨乃武。十一日早上沈喻氏上告，十二日审完杨乃武，即请求上司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中间没有间断。若企图勒索杨乃武，必然要耽搁几日，勒索不成，才上报，以此证实，刘锡彤不是贪官。那么，是否由于刘锡彤不能容忍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私呢?几位刑部官员反复查阅案卷，并审讯人证，未有任何人证实他们通奸，在定案时亦未指斥他们有奸情。那么，各级官员为何齐心协力制造这起冤案呢?

当然，刑部官员们不可能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下，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法制极不科学、极不健全，各级官员素质极差，愚昧野蛮，只知严刑逼供，一味草菅人命，且吏治败坏，官官相护。这样的社会里，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的处理为：沈祥“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陈鲁、郑锡滓、杨昌?、胡瑞澜均革职；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杖八十”。

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体现在对杨乃武和葛毕氏的处理。本来已给他们平反，但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这句话，刘锡彤、陈鲁、杨昌?、胡瑞澜全都讲过，现在刑部官员也是如此看法，并如此处理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

这件冤狱，慈禧太后共下10道上谕，才得平反。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1914年9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74岁。

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策略 篇12

关键词：历史档案,数字化,历史文献学,保护策略

一、历史档案相关概述

历史档案是指形成时间较早，离现在较久远且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作用的档案。历史档案是我国一笔宝贵的财富，通过分析和研究历史档案能够寻找和发现过去发生事件的事实真相。

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历史档案，其中学者冯惠玲依据档案形成时间及其作用将档案划分为历史档案和现行档案。对于历史档案而言，其是指形成时间较早，详细记载历史文化的档案，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弥补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对于现行档案而言，其是指形成时间较晚，离现在的时间距离较近且起现时性查考作用的档案。学者何永斌运用自身掌握的知识对历史档案进行重新定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史遗留下的档案，其记录着历代各级各类权利主体、民间组织及个人在社会生产生活状况。根据我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之规定：“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除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及到开放期限档案馆不赞同开放的档案之外，其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档案均对社会开放，以便社会公众更好地利用。”

国内一直以来恪守对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档案科研项目合作、历史档案人才培养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对馆藏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变“死档案”为“活档案”，充分挖掘历史档案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史价值的工作宗旨管理历史档案。

1987年9月5日，我国颁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档案法》，根据该法之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需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就部分档案来说，其一经解密需及时向社会开放。”[1]随着我国公众档案意识逐渐增强，档案馆阅档者越来越多，截至当今每年阅读档案的人数已高达上万人次。由于档案馆的范围有限，再加上档案馆仍采用实地查阅为主的方式，以此难以实现档案查阅的高效性，不利于阅档者历史档案的查阅。

二、数字化下历史档案管理特征分析

1. 以实地查阅为主，以网络查阅为辅。

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档案的利用方式主要以手工检索、提供档案实体服务等方式为主，并且受历史档案目录片检索限制的影响，使得档案利用活动只得在档案馆中以实地查询的方式进行。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大幅度提升，为实现档案管理和查询的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提供了可能，此时历史档案馆致力于实地查询的基础之上，通过实现档案原件直接利用与电子文档利用、缩微文档利用的相结合，进一步增强用户对历史档案利用方式的易操作性、便捷性。同时，各大档案馆还需构建起本地检索系统，进一步完善检索目录，借助网络平台积极开展网上搜索，从而推进历史档案利用方式多样化、便捷化、易操作化。

2. 利用主体趋于多元化发展，利用数量呈增长态势。

早期，我国利用历史档案的人员大都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科研学者，其他人员对历史档案的关注度较低，随着工作人员对历史档案意识的增强，其用户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现阶段，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及其企业公司也逐渐成为历史档案用户的主体。总结来说，可将档案用户划分为三大类，即编史修志的利用者、开展科学研究的利用者及其个人利用者。

3. 历史档案用途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历史档案始终为编史修志而服务，即以档案馆保管的历史档案为依据开展国家修史、地区编纂地方志工作，有助于确保所揭示历史的可靠性、真实性。为确保修编史志工作的准确性，这就需要其工作着反复进行，由此也使得历史档案的利用具有长期性特征，从而给予历史档案的安全性、可用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其各机关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是历史档案的另一用户主体，其以历史档案为依据开展科研课题、学术论文、毕业论文及其人物传记等学术研究或撰写任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公众历史档案意识的显著提高，使得历史档案的利用已不再局限于编制史书、学术研究等方面，其逐渐应用于解决领土争端、开展影视创作、辅助旅游业发展等问题，即历史档案在香港、澳门、台湾回归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利用历史档案也制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影视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三、历史档案数字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完善的历史档案数字化标准。

截至现阶段，我国共形成了12个历史档案数字化标准，其中包括3个明清档案、4个民国档案、5个革命历史档案，上述均是建立在著录细则、主题标引细则、分类标引细则及其机读数据交换格式的基础之上。我国政府自2005年出台《明清档案目录中心数据采集标准》、《明清档案机读目录数据交换格式》后，其相应的历史档案数字化标准便停滞不前。除此之外，我国相关部门尚未针对于不同时期制定出历史档案编号标准，从而给予历史档案数字化标准统一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 历史档案数字化对象过于片面。

全面性是历史档案数字化对象的显著特征，基于我国历史档案残缺和紊乱现象较为严重，以至于历史档案工作者开展数字化技术时，其对象过于注重一次性文献，忽略了对历史档案二次文献成果配套数字化及对历史档案提供佐证资料及文献的数字化，使得历史档案信息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流于形式。同时，我国历史档案的编研工作及追求数字化的实质基础力量薄弱。综合上述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历史档案数字化工作趋于片面。

3. 缺乏成熟的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

多年来，我国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建设，在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截至当前，我国已经确定了两种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一是人工录入目录和字符识别软件识别，并制成文本文件输入数据库。对于人工录入目录技术来说，其输入方法滞后，字库子容量不足，使得全文检索和通用标准文件格式难以落实到位；对于字符识别技术来说，其字符识别率较低，存在着众多手写、繁体、异体字，不利于查看；二是将历史档案的每一页视为一张图片，将其通过扫描仪扫入计算机，制成图形文件输入数据库。对于扫描输入技术来说，其存在着一系列薄弱环节即扫描自身缺乏纠错功能、图像质量低下等，从而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的落实。

四、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审视历史档案的数字化

1. 从历史档案现状方面借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实施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

中国具有上下两千年的文明历史，上下两千年的时光构造出了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这些优秀历史文化有的以历史档案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世世代代传递，警示和教育着后世；有的湮没在时光里，留给世人的仅是遗憾。其中保存下来的部分历史档案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往往残缺不全、零乱不堪，无法再提供利用，此形势下需要档案工作者学习文献学家的执着和冷静，对诸多残缺的历史档案进行按部就班、有条理、有内容的人性化整理，以此将历史档案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2. 从研究对象方面借鉴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案实施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

我国诸多学者指出：历史档案是历史文献的子概念。但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历史档案是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其记载的是第一手原生信息；而历史文献虽也具有原始积累的功能，但其所记载的并不一定是第一手原生信息。但是历史档案为编辑历史文献的重要史料，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研究对象，档案工作者可依据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历史档案相关信息，从而为我国历史研究人员更好地钻研和发现历史提供宝贵的数据资料。

3. 从档案工作者需求方面借鉴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实施历史档案数字化技术。

为实现档案工作者的预期目标，相关部门实施历史档案数字化。通常情况下，历史档案检索效率以查全率和查准率两个重要指标衡量，国外著名学者针对于历史文献学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两大指标作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查全率和查准率呈现负相关性，即查全率越高，所得到信息的准确率越低；反之亦然，为规避这一现状，历史文献学家们在历史文献中增加详尽的题要和检索途径，结合用户的需求适当调整查全率和查准率。基于查全率指标和查准率指标在档案工作者进行检索时往往难以同时实现高水平，因此需积极借鉴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开展检索工作，进而大大提升检索效率，将查全率和查准率控制在最佳状态。

本文立足于档案视角，运用数字化技术及档案领域的相关理论，在明确历史档案网络存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形成的原因，从而构建我国历史档案网络存取保护体系，并对保障历史档案网络存取工作的顺利开展给出相关参考与建议。

参考文献

[1]杨珩.关于建立历史档案文献数据中心的思考 (续) [J].档案学通讯, 2010 (3) .

[2]邢华洁.论全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构建[J]兰台世界, 20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