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违法性

执法违法性（共8篇）

执法违法性 篇1

一、城管违法执法的表现

“暴力执法”的阴影之所以屡驱不散, 关键是执法主体违法成本过低, 直接导致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称。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 “暴力执法”行为甚至被定性为工作方式方法不当, 而不是作为违法犯罪行为对待。

综合执法是为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不良执法状况而进行的行政权重构尝试, 实践中却出现了与综合之目的大相径庭的现象;随着综合执法的试点推行, “城管暴力执法”频繁出现。在法律运作的层面上, “暴力”意味着城管执法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违反, 意味着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之违反, 意味着赤裸裸地无视法律法规之权威。

2008年1月17日, 湖北省天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50多名执法人员因填埋垃圾与农民发生冲突, 恰好路过的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用手机进行现场录像, 遭群殴致死。领导一下令, 阻止垃圾填埋的村民就被打、企图记录和监督这种暴力的路人魏文华也顺带被打致死。这件事让天门市城管长期使用暴力、粗暴简单的执法方式暴露在全社会的关注下, 也将社会对城管的批判推到极致。城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这种不和谐的对立态度造成部分公权力的失信, 暴力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形象。

二、城管违法执法的成因分析

城市管理执法职责不清, 权责统一原则难以落实。城管执法中伤害民权等暴力举动, 是执法者滥用权力的违法行政, 而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却往往“违法不究”。失去责任的约束, 权力便不受控制, 势必导致权力的异化。法律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对权力的制约, 在有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行使便受到规则的约束, 迫使掌权者按照法律行事, 所以说城管执法无法可依必然导致执法责任的缺失。

城管执法行为是典型的法律行为, 而法律行为以下面三种方式对人们的服从意识起作用:“首先, 有制裁, 即威胁和许诺, 其次有社会, 即同等地位人集团的影响, 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第三, 有内在价值, 即良心和有关态度, 合法和非法的概念和值不值得服从等。”据此, 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为什么城管执法人员会不服从法律, 甚至是漠视法律而公然使用暴力。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不像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工作, 它没有行业主管部门, 队伍建设主要依赖于自身的认识和举措, 这使各地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城管部门又以“人手不够, 力量不足”为由大肆招收编外的“协管人员”, 导致目前城管等执法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素质较低的人。

三、城管违法执法的防治策略

转变理念是化解城管执法现实困境的理论前提。城管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现代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市民的生存质量, 要尊重人、依靠人、服务人、解放人、实现“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体现对强者的肯定, 又要对弱者进行有效的照顾和关怀, 既要满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 也要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 体现和谐社会的宽容精神, 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现代城市的和谐。

城管应树立“市民主体”的理念“人民城市人民管, 管好城市为人民”, 在城市管理中要破除“政府万能”的观念, 防止出现“我为城市管人民”思想, 要提倡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市民、专家学者和舆论的参与和互动, 要尊重广大市民的主体地位, 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市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市民的公共利益出发, 广泛听取和吸收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 努力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主动性, 让广大市民自觉地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来。

城管应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要把“劳动优先”与“普惠理念”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结合, 在设计、制定城市管理的政策时尽可能地惠及最广大的市民, 保证弱势群体也能与其他社会群体共享城市资源和公共服务, 保持城市秩序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平衡, 实现城市的健康发展。一般说来, 覆盖面越广的政策措施, 往往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措施。

任何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必然孳生腐败。城管工作人员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对违章行为的处罚权, 如果放松监督, 就会出现执法不公, 以权谋私, 甚至滥用权力等现象, 所以, 要不断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新闻媒介、司法部门、市民群众和各级领导“七位一体”监督机制。要想让城管等执法人员在严格执法的同时, 恪守自己权力的界限, 显然应该还有一套细化的制度规定。在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的互动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构建, 进而更好发挥政府于现代社会中的功用, 即制约、对话、共信。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

结语

城市管理是城市工作的永恒主题, 城管执法作为城市管理的支撑力量, 面对面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众目睽睽之下, 是政府关切、群众关心、媒体关注的焦点所在。“暴力执法”的存在, 不仅影响到公民对安定生活的合理预期, 而且是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和谐的巨大障碍。驱散“暴力执法”之阴影, 是实现文明行政, 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要件之一。

摘要：在当下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领域, 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 暴力执法频频出现, 这与我国法治国家理念相悖。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公权力的形象, 造成一些地方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激化,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防范与治理。

关键词：城管,暴力执法,防治策略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2]刘兴桂、彭娟等, 城市管理法治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4。

[3]应松年, 行政组织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2。

[4]何建贵, 行政处罚通论, 法律出版社, 1991。

[5]季英伟, 城管违法行政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J], 法制与社会, 2007, (02) 。

[6]张玉磊, 我国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6) 。

执法违法性 篇2

一、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钓鱼”执法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晖因好心帮忙搭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同年10月14日晚，上海司机孙中界在上海闸航路上搭载男子陈某某，却被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黑车”而截住，并暂扣了该车。经调查，以上两位乘客都是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钓钩”，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上下班时间恳求搭车，并证明该车为“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黑车”，然后由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进行查处，这些“钓钩”从罚款中获得提成。

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这样的“钓钩”在上海有上千个，遍布各个区和街道。为了达到执法顺利，一些执法大队和“钓钩”联系在一起，让“钓钩”出面对付一些不老实、不甘被罚的司机，予以教训。一种新兴的产业链条俨然已经形成，而这链条的完善也确保了双方利益的享有。正因如此，此前的上海“钓鱼执法案”原告无一胜诉，使得“钓鱼执法”在上海各区愈演愈烈。

二、“钓鱼”执法在取证中的违法点

（一）对“钓鱼执法”的基本认识

“钓鱼执法”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执法方式。最早是在刑事侦查领域应用的，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同时，为了抓获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过“诱惑”方式，以利引诱，使其落网。上述案例是发生在交通运输管理领域的“钓鱼执法”，是由与交通运输管理的执法机关有合作关系的“钓钩”以各种原因骗取车主的同情，在车主允许其搭便车后，在车上强行留置“报酬”并作证，最终由交通运输管理的执法机关认定车主“非法营运”并进行处罚。

在行政执法领域中，“钓鱼执法”成为了帮助执法部门创收的工具。执法部门运用此手段并没有查处几辆真正的“黑车”，却屡屡向乐于助人的普通市民开出了重重的罚单。

（二）对“钓鱼执法”取证违法性的基本认识

1、行政程序中调查取证的原则

在行政执法取证之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职权调查原则，也就是说行政机关有依职权调查事实真相的职责, 而与之相反的是行政相对人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真相调查仅负有限参与义务。在实践之中涉及到具体的调查取证，主要要遵循职

权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就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不能自行设定。行政机关要做到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有法律明确授予的行政职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能做出行政管理行为；超出法律授权范围，行政机关也不享有对有关事务的管理权，否则都属于行政违法。在调查取证方面表现为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调查取证手段都必须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采用强制手段, 而由行政相对人自愿配合所进行的调查。而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实施的调查手段, 如强制搜查、扣押或者限制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等, 则必须取得法律的特别授权。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是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取证过程中表现为为了执行法律、法规及制裁行政违法行为，牺牲相对人的利益来完成取证。

2、“钓鱼执法”取证违反了职权法定原则

上海市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实施“钓鱼执法”的职权于法无据。依据国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上海市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味的追求结果，采用的方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所以仅凭“钓钩”的证言，就认定帮助路人的车主为“非法营运”，是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用此种方式执法和取证严重违背了法律对执法机关认定的职权。

另外，对于上海市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授权“钓钩”进行执法取证，也超出了法定职权范围。近年来，上海在查“黑车”实施“有奖举报”过程中，职业举报人(即所谓的“钓钩”)是越来越多。一些“钓钩”为拿奖励而采取不正当、不规范的取证手段，有的执法大队还与“钩头”签订了合同关系，使一些“钓钩”以“放钩取证”为业。在这种情况下，“钓钩”并不算是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并无权进行调查取证。上海市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随意将法定的执法权力委托给没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个人去行使，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将执法中的调查取证权委托出去，严重的违反了法律规定。

3、“钓鱼执法”取证违反了比例原则

“钓鱼执法”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违背了比例原则。国务院2004 年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然而，上海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实施“钓鱼执法”时却没有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并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甚至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上海两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实施“钓鱼执法”的过程中，只顾着完成上级任务、争取更多罚款的目标，完全没有考虑过当事人权益。采用的手段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

三、“钓鱼执法”取得的证据应依法排除

“钓鱼执法”广受诟病，具有严重违法性，在行政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看来 “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58条的列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钓鱼执法”的过程中，行为人没有违法意图，而是执法人员通过诱使、刺激使其产生了违法意图，进而才实施了违法行为，法律不应惩罚这种行为人，因为执法、司法机关不能为了惩罚犯罪而制造犯罪。

这可以看作行政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司法解释来看，在我国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是查证确实属于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海的“钓鱼执法”则省略了必需的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高额罚款的目的。这样取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理应排除。

四、结论

“钓鱼执法”看似仅仅只是行政机关违法取证，但此方式性质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法律与公众都不能容许这种执法，是因为这种基于公共权力的执法行为与公平正义执法观背道而驰。若一再放纵这些违法执法行为，他们将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危险的毒瘤，慢慢地侵蚀着国家行政机关机能，打击社会公众对政法信心。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此时，若将执法部门违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是能大大减少此类“钓鱼执法”的出现。“钓鱼执法”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恶劣影响，一定要避免其再次出现。“钓鱼执法”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无疑使“钓鱼执法”失去了存活的土壤，有利于防止其继续产生。

五、参考文献

执法违法性 篇3

1 生产经营秩序中主要违法行为与产生原因:

1.1 销售标签不规范的种子,特别是蔬菜种子。

1.2 未审先推和在非适宜区域推广种子,例如如今年在市场上发现的“新矮抗58”小麦种子等。

1.3 一些种子生产商在种子生产过程中未严格把好质量关,加上目前种子经营单位的质量检测能力有限,特别是种子纯度需大田检验,实验室无法做到,造成种子经营单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不合格的种子。

1.4 为了贪图节省成本销售散装蔬菜种子。

1.5 拆包销售种子。主要是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户均耕地面积小,农户的种子使用量少,种子生产单位不考虑农民的需求,种子的包装规格太大,终端销售单位不得不拆包销售。

1.6 少数不法种业企业不顾及品牌形象,乱起品牌品种名称。抓住目前农民购买种子时以品牌和品种为首选的心理,盲目推出新品种,或以品牌代替品种名称,假冒侵权、夸大宣传。

1.7 部分种子经营单位经营档案不健全,特别是终端销售点,种子经营档案不齐,没有档案管理意识或及时向供货商家索要必要的手续,或以发票代替档案,或经营档案没有按品种分门别类。

2 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2.1 市场监管不力,行业无序恶性竞争激烈。

2.2 种子市场竞争激烈,原有县级种子公司改制不彻底,与种子管理站和农业执法队存在千丝万缕内部联系,执法将面临生存重重障碍。

2.3 农业综合执法条件有限,种子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3 种子市场生产经营违法行为对策探讨:

面对国内外种子市场形势发展的要求,加强种子市场有效监管的总体思路是

一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管理种子市场。二是加强法制宣传和培训。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标语、墙报等途径,广泛宣传种子法,提高全民法制意识。三是推行连锁超市经营,促进“放心种子”进村入户。以农业部建设“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工程为契机,推行种子连锁经营,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配送、统一价格,提高种子的优质率,保证让农民买到质优价廉的“放心种”。四是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思想观念。种子生产要严把种子生产质量关,改进种子包装规格,生产符合农民要求的优质种子。五是强化综合执法,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经营种子的行为,促进种子市场的规范,保证农业生产安全。六是提高质量检测技术水平,提高种子质量检测的效率,为种子市场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七是实行种子管理信息资源共享。建议农业部和省级农业厅网站整理编辑成种子管理信息网上查询系统,供基层执法单位搜索查询,便于基层更好地开展种子管理工作。

浅析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篇4

学界对于行政执法概念的解释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行政执法概念认为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 组织、贯彻和实施宪法、法律的活动, 该概念概括了行政主体的一切行政行为, 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来说, 包括行政机关的立法、执法内容。狭义的行政执法概念则专指上述广义行政执法中的执法概念, 即行政主体为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 实现行政目标、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 执法的内容包括了行政许可、确认、检查、处罚、强制等多种行为方式, 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狭义概念上的行政执法。

二、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规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行政执法中的越位现象

行政执法中的越位即越权执法。所谓越权执法是指行政主体在执法活动中行使了超越法定职权范围或者无限扩大法定权限的行政权而做出的行政执法行为。这种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现象在违法违规的行政执法中最为突出。超越法定权限, 执行本职以外的行政执法活动, 有的行政主体为了使行政执法更具有强制力, 借用公安等司法部门权力直接参与执法;内部越权, 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超出本级的行政执法、处罚权限, 擅自对行政执法相对人加重处罚。

(二) 行政执法中的缺位现象

一是无法可依。行政主体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违法行为。二是有法不依。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依据法律、法规, 或者是干脆不作为。三是不作为。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消极执法, 任意放弃法定职责, 相互推诿, 放纵违法行为。

(三) 行政执法中的错位现象

法律、法规及行政体制中本身的矛盾;错误的适用法律、法规。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依据了不当的法律、法规或没有依据应该依据的法律、法规的违法行政行为。

(四) 行政执法中的滥用权力的现象

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 办“人情案”、“关系案”;以罚代法;执法中乱扣、乱押现象严重。

三、行政执法中产生违法违规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目前, 从立法的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具体法律形式是比较完备的, 但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比较滞后, 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有些行政执法部门至今还没有明确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我国行政立法的归属权已基本形成, 但立法权限的划分尚无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各立法主体间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明晰, 政府各部门都认为自已享有立法权, 擅作主张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现象较为普遍, 从而造成一系列的法律冲突。这使现存的某些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统一, 使行政执法人员难以适从, 带来了现实中大量的执法问题。另一方面, 行政立法的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有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规定的过于原则, 不便操作, 缺少高质量、可操作、实用性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一些条款的定义界定不明, 有些条款过于简陋、粗疏。这些都影响着法律的正确执行和有效实施, 或因无明晰的法律规定可循, 使执法者不能有效地操作而导致法律束之高阁;或因法律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裂缝和脱节, 而导致法律的适用陷入困境。有些法律、法规对某些行政机关设置的职权过大, 尤其是对自由裁量权规定的幅度过大, 这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

(二) 行政执法体制不健全

行政执法体制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组织管理形式等体系和制度组成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先后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 从而使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发生了重要转变,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 面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仍然受到旧体制惯性的影响。依旧政企不分, 政事不分;行政执法部门纵向集权, 条块分割, 部门壁垒, 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进而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 相互掣肘, 办事效率不高;部门之间管理权限交叉过多, 职责不清, 必然产生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 客观造成行政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等问题。另外, 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同样的不完善, 各种监督主体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等问题, 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 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科学高效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就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而言, 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通常是由行政执法部门自己负责进行的, 这造成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无效监督状态。

(三) 经济因素的影响

穆勒在1844年出版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中提出了“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利己;完全理性;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我国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 行政执法工作更多的只是行政执法者的谋生手段, 经济需要仍然作为首位的需要, 因而“经济人”的假设相比其他的假设更符合我国的国情。由于经济的不均衡发展, 我国的东部沿海经济非常发达, 而内陆地区则相差甚远, 再加之行政执法体制等多方面因素, 很多内陆的地方财政困难, 行政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 相当多的事业性质执法机构的人员工资及经费都未纳入财政预算, 全靠罚没和收费开支。实际操作中, 很多财政部门不是按照行政执法单位人员实际开支拨付经费, 而是按该单位实际罚没和收费额度的一定比例或全额反给执法单位, 多罚多返, 少罚少返, 不管执法单位经费时候足够。这样势必会给执法单位带来很多困难和问题, 严重干扰和影响执法活动。因此, 经济因素是造成行政执法违法违纪现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四) 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行政执法人员是行政法规的最终实施者。执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行政执法的公平和效率。执法人员的素质既包含了对于专业的业务素质, 还包括有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修养素质。但是在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中, 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也未受过系统的业务培训, 特别是缺乏法律专业知识, 造成执法人员良莠不齐, 整体素质低下;个别部门甚至将社会闲散人员安排到执法队伍中;还有一些执法人员特权思想严重, 公权意识差, 往往把手中的行政执法权特殊化、私利化。这些人员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对杜绝行政执法中违法违规现象的建议措施

(一) 完善法律法规

第一, 完善立法。只有完善了立法才能保证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包括以下方面:立法主体要明确;立法权限要清晰;立法具体程序要透明。

第二, 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 对于过时的或者是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法律法规要予以废止。

第三, 及时补充和更新空白的法律法规以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的解释工作, 增强可操作性。

第四, 注重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程序是法律的生命。科学的程序法具有保障法律主体规范正确适用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 具有排除、防范适用法律不正当偏颇的功能。许多学者持这样的观点:正是程序法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法治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从实体到程序的过程。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所以应加快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法律。

完善行政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只有做好了这个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才能有效避免行政执法过程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二) 健全行政执法体制

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权的行使着重按行政职能权限进行划分, 要更好地完善行政执法体制, 就要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要求并结合不同的地域特色还需要对执法范围加以划分, 将原来若干专业执法机关的部分执法职能整合到一个或少数几个机关。总的来说, 执法职能的划分要体现综合性, 而执法范围的划分则要体现灵活性。要在调整职能时设置科学合理的划分原则和划分程序, 不仅要在地方性法规中体现原则性的规定, 还要具备操作性规范, 以便于行政执法职能得以有效实施。减少重复执法、多头执法、交叉执法并提高执法效率, 加大执法力度。一是合理、高效的机构设置。按照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 裁减非常设机构, 撤并职能多又重复或业务相近的部门和机构, 具体明确管理权、处罚权、收费权、审批权、发证权等权限, 减少和避免行政执法中的扯皮、争议、推诿现象。二是统一编制的机构管理。逐步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的法规体系。对各级机关, 各部门的地位, 性质, 工作任务, 职责权限, 内部机构做出明确具体规定, 真正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三是规范隶属关系。明晰纵向的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 撤销不合理的归口管理, 取消行政执法机关隶属于党务、事业、企业领导的体制, 加强行政执法的协调工作。由此才能保证行政执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 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

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是改革现行执法人员选进制度。执法是一项崇高、神圣的社会事业和和严肃的职业, 应坚持“凡进必考” (考试考核) 的原则, 择优录取并量才定位。严把行政执法者的入口关。二是加强教育和培训。在行政执法人员中深入开展思想教育的学习活动, 贯彻“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帮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道德情操, 使广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学习了解与其工作相关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政策, 培养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体可以落实到各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培训部门的培训, 把依法行政能力的培训列入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

(四) 强化监督制约

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目前, 针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形式有很多, 大致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如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外部监督如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但是各种监督形式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 以至经常出现监督机制运转不良、监督疲软、监督不到位、监督权虚设等情形。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的无权监督, 都难能起到监督的实效。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最终走向腐败。因此, 为推进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有必要进一步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以便更好地规范执法者对权力的行使。

第一, 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使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如制定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行政监督法”, 理顺各种监督形式之间的关系, 明确职责权利, 建立科学的全方位、高层次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第二, 加大立法监督的力度, 将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行政执法检查, 办理公民来信来访和申诉、人大代表提案、质询、视察等监督形式制度化, 实现集中监督和日常监督相结合, 并做到日常监督经常化。

第三, 增强行政主体行政执法的透明度, 广泛实行行政执法公开制度,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最后行政主体应切实将内部监督落到实处, 使内部监督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摘要：在我国的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违法违规现象, 主要表现在行政执法的越位、缺位、错位以及滥用权力等方面。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体制上的不合理、各种经济上的因素以及一部分行政执法人的素质不高等。由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提高人员素质、加强监督等建议措施。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程序

参考文献

[1]、孙举.试析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J].法与实践, 2006 (4) .

[2]、李新刚.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化的现实思考[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08 (1) .

执法违法性 篇5

常见土地违法行为分类

土地执法监察是保护耕地、维护土地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常见的土地违法行为主要有三类：非法转让土地、非法占地、破坏耕地。

一、非法转让土地

(一)未经批准，非法转让、出租、抵押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非法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三)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非法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

(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擅自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五)以转让房屋(包括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以土地与他人联建房屋分配实物、利润，或者以土地出资入股、联营与他人共同进行经营活动，或者以置换土地等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六)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

二、非法占地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

(三)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的；

(四)依法收回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的；

(五)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

(六)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土地的；

(七)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

(八)不按照批准的用地位置和范围占用土地的；

(九)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区内进行开垦，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十)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十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重建、扩建的。

三、破坏耕地

(一)占用耕地建窑、建坟，破坏种植条件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

(三)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

(四)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五)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临时占用耕地的土地使用者，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1年以上未恢复种植条件的；

执法违法性 篇6

关键词：动物监督,执法人员,违法,预防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是兽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保护养殖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维护兽医工作正常秩序的重要保证。 现对2009 年3 月至2014 年5 月农业部通报的13 起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成因进行分析, 提出预防对策, 与业界同仁共勉。

1 违法违纪特点

1.1 检疫不规范通报的13 起案件多发生在产地检疫、运输检疫和屠宰检疫的出证环节。 不按规程实施检疫、只收费不检疫、不检疫就出证、倒卖动物卫生证章标志、超规定标准收取检疫费呈高发态势。

1.2 法律程序意识淡薄从通报情况看, 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不强, 对行政执法主体认识不到位, 不注重执法程序, 执法过程存在随意性。

2 违法违纪产生的原因

2.1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执法人员思想上执法为民的“ 公仆”意识淡簿, 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侵蚀和影响, 视公权为私权, 有些忘乎所以;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 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味追求“ 虚荣”和“ 金钱”, 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对法律法规知识掌握运用不够, 肆意践踏法律, 心存侥幸。

2.2 部门疏于管理, 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 1) 行政执法部门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 执法人员与执法岗位不匹配、不协调, 未进行系统培训和持证上岗, 考核机制未引入, 基层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他们是否依法办事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良知。 ( 2) 行政执法部门未严格落实审查审批制度。 由于疏于内部管控, 就会出现越权执法、以权代法的现象, 加之个别干部、个别岗位的权力过于集中, 形成一些监管漏洞甚至黑洞在所难免。 ( 3) 证章标志管理松懈。 由于未严格执行监管措施, 一些检疫人员为获取利益才铤而走险, 出卖、转让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甚至将检疫票证管理系统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他人使用。

2.3 执法程序不规范, 非法行使“ 自由裁量权”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特权思想根深蒂固, 他们滥用职权, 蔑视法律, 为所欲为, 执法随意性大, 殊不知“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在过度膨胀的私欲支配下, 不择手段, 权力明显私化, 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还有的利用“ 自由裁量权”的掩护, 帮助执法对象减轻或免除处罚, 从中获取利益。

2.4 教育惩戒不够, 对岗位责任风险认识不清总的来看, 针对执法人员的警示教育宣传不够, 知之甚少, “ 渎职即犯法”的观念未深入人心。 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认为“ 法不责众”、“ 执法不犯法”, 因而造成执法松懈、为所欲为, 意识不到一纸检疫证明也能铸成大错。

2.5 专业知识欠缺, 有效应对不够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执法人员需具备扎实的兽医基础理论和过硬的实践技能。 从典型案例分析来看, 个别检疫人员对动物疫病的鉴别诊断能力有限, 特别对新发疫病临床症状茫然不知, 经验不足, 才导致给发病动物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现象发生。

2.6 纸质版的《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彰显不足, 不适应当前及今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曾经以来, 《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在动物卫生监督领域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但随着动物及产品贸易日益频繁、新发动物疫病的增多、监管任务越来越艰巨等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将取而代之。

3 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对策

3.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有效实行素质预防古人云“ 物必自腐后生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方法, 对执法人员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育, 强化执法人员的自律意识,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古人云“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 每个执法人员要严于律已, 清心寡欲,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树立爱民意识, 在执法过程中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 不越权、不失职, 全心全意服务于民, 做依法行政的楷模。

3.2 加强法制教育,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法普法教育, 使国家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广大行政执法人员要牢记“ 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宗旨, 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重任, 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主动适应新时期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需要。

3.3 完善制度建立, 加强执法监督要针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特点, 分析研判容易导致违法违纪的部位和环节, 建立健全执法制度, 规范执法程序, 明确主体责任, 减少漏洞发生, 确保制度落实。 要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 有效分解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 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中的随意性。

3.4 加强警示教育, 建立预防长效机制随着官方兽医体制改革的推进,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要紧跟国家法制化建设步伐, 认真查找并切实解决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符的突出问题, 建立和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内部的长效监管机制, 及时发现和纠正依法行政中存在的违法违纪现象, 防止渎职侵权问题的发生。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充分利用已被立案查办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件, 普遍开展警示宣传教育, 以案说法, 析案警示, 以促进他们自觉敲响警示之钟, 自觉绷紧预防之弦, 严格、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3.5 推行执法公开,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按照有权必有责的要求,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全面梳理行政执法依据, 严格确定不同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 建立实行权力清单制度。 要将执法标准、执法程序、处罚幅度向社会公开, 便于群众监督, 防止执法人员权力滥用及失职。 要进一步加强执法考评, 按照依法、科学、有效、统一的原则, 建立健全执法评议考核指标体系。 要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 全面落实错案追究制度, 确保执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执法问题, 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追究。

3.6 夯实专业基础知识, 不断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深刻认识专业知识在执法工作中的重要性, 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杜绝执法过程中因专业知识欠缺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要通过全面、不间断地加大动物疫病相关知识培训, 使动物检疫人员充分了解动物传染病的发病机理、临床症状、潜伏期、鉴别诊断方法等有关知识, 做到科学检疫。

执法违法性 篇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稽查执法工作要紧紧围绕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中心工作,将稽查执法工作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覆盖住房城乡建设主要业务领域。要进一步强化预防为主的理念,从注重法律法规制定向法律法规制定和执法监督并重转变,从注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查处向注重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纠偏转变,实现全过程协同执法和闭合管理,将建设活动主体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有效预防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此次下发的意见就加强稽查执法工作提出了10条具体要求:

一是加强对稽查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要将加强稽查执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已建立稽查执法制度的,要进一步完善职能和工作机制,不断推进稽查执法工作;暂未建立稽查执法制度的,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编办、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确立稽查执法工作机构和人员,落实稽查执法工作责任。

二是强化稽查执法制度建设。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稽查执法工作制度,保障稽查执法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是建立协同预防工作机制。要围绕中心任务强化预防和监督,通过稽查执法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关口前移。

四是严格案件稽查和专项检查。各地要通过领导批办、相关部门和单位移送、受理投诉举报和直接发现线索等途径,认真做好案件稽查。组织或参与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节能减排、住房公积金、市场秩序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检查。

五是建立集体研判工作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要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进行集体研究,综合分析案件发生的背景和因素,在充分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运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手段进行依法惩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强化违法违规警示震慑作用。要加强与有关人民政府、执纪执法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的信息交流,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对市场行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工作合力。

七是建立违法违规预警预报制度。要定期逐级上报稽查执法工作动态、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的稽查处理情况、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情况等,建立全国稽查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八是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研究。

九是加强稽查执法队伍建设。

执法违法性 篇8

新华社2006年8月11日报道, “三成报纸发布虚假广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4日对外发布二季度广告检测情况公告称, 在检查的报纸广告中违法率为31.3%, 电视广告违法率为8.49%。身为监督的媒体为何变成了造假媒体?

《人民日报》2009年8月12日发表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的文章:《地方GDP之和为何高出全国9.9%》。监督地方的官员应作如何解释?

中央电视台2011年4月4日报道:为了打击假军服、假警服流入社会, 解放军总后勤部等七部委赴武汉进行检查。当地工商所副所长、劳保市场经理、行业商会会长, 开着公务车逐户通知关门一天。本是负责查处的管理人员, 对于违法现象不仅不去管理, 反而教唆商户如何应付检查。造假岂能不越演越烈!

《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19日发表文章《食品安全乱象生, 被动执法何时休》, 文章写道“‘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 ‘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来。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然而恶性事件却频频出现。食品安全屏障为何屡屡被突破?监管到底缺失在哪儿?”“监管‘马后炮’:爆出来就查, 爆不出来就算”, “以利定取舍‘执法为民’还是‘执法为利’”。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审判员的黄松有, 利用法院最高职务大法官的特权, 与被执法者合谋, 共同进行违法的勾当, 试想法制如何维护?

曾任重庆司法局局长的文强, 其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 但他却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为他们当保护伞, 如此, 黑社会势力岂能不猖獗?

《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25日发表文章, 引题为《“讼托”低价购买债权, 法官快速立案审判执行, 获取“业务分成”》标题为《湛江中院:法官与“讼托”共营“诉讼生意”》。文章写道:“法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然而广东湛江9名丧失职业道德的法官却与一个‘讼托’合谋结成一条‘休戚与共’的利益链, 将司法公权变为谋私利的工具, 攫取巨额灰色利益, 让法无尊严。”

2011年4月26日发生在黑龙江鸡西的9名矿工遇难事故被刻意隐瞒, 本是矿难死亡, 在公安民警私下开给矿方的死亡证明上却写着死亡原因为“心脏病”。死亡证明民警可以私下开出, 并可随意填写死亡原因进行火化, 猖狂到何等地步!法制何存?仅在今年4月全国就有6起瞒报事故, 岂不成了“猫保护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