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经济学

资源环境经济学（通用12篇）

资源环境经济学 篇1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转型期的农业资源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持, 因此必须重视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在经济转型时期, 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阻碍, 如环境的破坏等, 这都是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

1 经济转型期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1.1 农业资源人均水平低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我国农业资源总量是很丰富的, 但是我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尤其农村人口占据了大多数, 这样农业资源的人均量就非常少。虽然我国先前实行计划生育, 抑制人口的增长, 但是我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分布不均匀, 这就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均匀, 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1.2 农业现代化程度低阻碍了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资源存在大量的浪费, 并且使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传统技术, 缺乏持续更新, 这样很多资源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如农业灌溉技术, 在我国灌溉技术大多还使用井水或是黄河水, 这样既耽误灌溉时间, 也浪费了水资源;而发达国家多采用喷灌技术, 使水的利用率达到了80%以上[1]。农民对利用农业资源的意识比较缺乏, 我国大部分的农业发展趋势依然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缺乏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方式, 农业机械水平比较低, 农业基础薄弱, 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3 人们环保意识差致使环境污染严重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 人们缺乏环保意识, 这样就使得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一方面, 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或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方法不恰当, 使得化学肥料和农药的有害物质进入了土壤, 造成了土壤和水源的污染, 因此农村的环境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 家用电器也不断的增多, 家用电器所产生的废气废料也给农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 这就导致了人们忽略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缺乏环保意识。

1.4 缺乏有效引导致使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农业发展过程中缺少政府和法制的约束和引导, 使得农民盲目的开垦荒地, 特别是在我国的西北地区, 荒地的开发, 使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南部的泥石流, 北部的土地盐碱化等,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开发资源所导致的, 这给后期的土地改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农业发展由于缺乏合理的强制性的引导, 受市场经济变化的影响, 导致了耕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化的发展也导致耕地的减少, 但如果缺乏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控制, 更会造成耕地的巨大浪费。

2 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2.1 实行区域农业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

农业资源配置的均衡性, 可以在不同的农业资源区域内实施不同的区域农业经济政策。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 通过对区域自然资源特征选择不同方式的进行资源开发, 如在山区和丘陵山区种植果树或树木, 发展木材经济或发展水果业。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 注重区域环境的变化, 通过发现和分析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保护环境的方法。

2.2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一方面要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粗放型发展模式, 调整农业经济产业结构, 发展高质量、高效益, 实施新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集约培育、集约高效管理,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 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完善农业技术体系, 实施发展循环经济, 变废为宝, 让农业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2]。可以在农村建设沼气厂, 农民可以通过人类和牲畜粪便和其他废物和秸秆发酵成沼气, 沼气发电, 并将天然气以供家庭日常生活使用。

2.3 进行制度改革创新和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政府应建立健全资源管理制度, 利用环境资源和综合核算体系, 实现自然资源有偿使用, 努力发挥资源资产价值, 发挥经济发展和建设的作用。通过对资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核算, 反映现有资源使用情况和环境变化的关系, 以及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状况[3]。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有助于提高政府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认识, 有利于农业资源环境的管理和经济发展。

3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这在一定的基础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 环境问题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保证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政府和农民都需要认真, 树立环境理念, 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就如何发展生态农业及实现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作出了阐述, 提出了建议, 希望政府和农民都认真的对待环境问题, 努力改善农村的环境, 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转型,农业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段会霞.不同类型国家在农业转型中采取的措施[J].北京农业, 2015, (25) :78.

[2]于宁宁.日本农业转型:原因、特征与启示[J].世界农业, 2014, (1) :12-13.

[3]郭晓君.农业转型与知识农民的培养[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4, (1) :52.

资源环境经济学 篇2

作者：蔡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那么，怎么认识“山水田林湖生命共同体”的内涵和本质？对共同体自然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路径如何选择？

生命共同体中——人之命脉在土地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进一步关注这些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设定资源利用强度，因地制宜管护资源，实现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大化，促进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人地和谐

所谓“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其实就是这几种物质与物质运动及能量转移，以及它们之间互为依存，又相互激发活力的复杂关系，使之有机地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田者出产谷物，人类赖以维系生命；水者滋润田地，使之永续利用；山者凝聚水分，涵养土壤；山水土地（涵盖气候与地形等）构成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而树者依赖阳光雨露，成为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生产者。这一概念，深刻而透彻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生命过程之根本。

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生命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基础。山、水、林、田、湖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存在一定的总量。如果人类的攫取或消耗超过这个限度，该共同体的运行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异，甚至断链停歇。与此同时，山、水、林、田、湖又都是有形、有质的实体，由这些实体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也必定具有因时、因地的差别。我国地域辽阔，要管好、用好自然资源，一定要讲究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由此，我们认识到，山、水、林、田、湖作为生态要素，与人存在极为密切的共生关系，可谓“相生相克”，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有序的“生命共同体”。其中生态要素的合理配置，直接决定了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兴旺、繁荣、健康、可持续程度。尤为重要的是，文中明确提到“人的命脉在田”，田者，土地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对土地数量的严格控制，以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随着城市建设用地价格的提升，级差地价的出现，地方政府开始利用盐碱地置换城市周边的耕地、菜地，同样的耕地数量，却由高产田变成低产田，影响了持续的粮食增产。与此同时，土地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相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现在，我国土壤污染已经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除工矿企业发展造成的直接污染外，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也使污染面积进一步扩大。

可喜的是，国家层面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出对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支持系统进行协调、有序的保护与管理。但在统一保护、统一修复的过程中，更需要进一步关注山、水、林、田、湖的合理配置，根据因时、因地而异的原则，实现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大化，促进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人地和谐。

构建自然资源管理体系——让“共同生命体”生生不息

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根本，统筹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并开展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估，采取统一立法、综合保护的模式，形成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

土地是承载着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要素，以及城镇、村镇、道路、人文等社会要素在内的自然综合体。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似乎更多地看重了土地的财产属性，忽视了土地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不仅警示我们土地系统与人一样，是一个生命体，要还权利于自然，还权利于土地系统。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从土地角度出发，形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资源管理体制。

首先，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是人类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权制度是界定自然资源权益边界、规范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基础。为此，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构建包括所有权、用益权、担保权、相邻关系权等于一体的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束，并依法保护，严格限制政府管理行为对于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的过度侵占。二是按照遵循法律，尊重惯例产权的原则，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并以不动产登记为支撑，形成相应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登记体系。三是建立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效率的提升。

其次，优化自然资源要素空间配置。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根本，统筹自然资源要素配置，避免单一类型为主导的开发利用对自然资源系统造成破坏。例如，沿海开发过程中，不能过分地注重补充耕地指标、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还要充分考虑大规模围垦开发对于近海生态系统、滩涂湿地系统的影响，尤其是要关注海平面上升、海洋灾害等对于未来沿海城镇、开发区的影响等。另外，土地开发利用还要考虑地质条件的影响，避免甘肃舟曲占用泥石流通道建设城市，以及一些城市规划建设在断裂带上等做法。

再次，重视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估。在城镇布局、土地利用中不仅需要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考虑土地利用尤其是城镇、开发区土地占用对于水资源、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碳容量等的压力与影响。否则，即使保护了耕地面积，保障了粮食安全，也会由于过度的人口、产业以及基础设施集聚，导致水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还将破坏山、水、田、林、湖系统的平衡。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这一状况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加剧，公众丧失发展信心，导致出现社会危机与风险。

最后，注重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与配置。从世界自然资源管理来看，统一立法、综合管理正成为趋势。因此，我国也需要结合国情，探索形成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及认定标准，避免有些土地在国土资源部被认定为耕地，在林地部门是林地，在农业部门是草地，从而不仅难以了解自然资源的基本国情，更不知如何管理。同时，制定《自然资源法》，从法律上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协同性、统一性和有序性。在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制，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四条控制线”整合落地

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规划“三规合一”，确定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四条控制线”，并统一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监管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为此，课题组认为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可行性研究。目前全国、省、市、县、镇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都划定了主体功能区，但真正实施起来难度甚大，推进缓慢。因此，应加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可行性研究，深入分析工作推进的难点、重点和时序，国家和地方应加快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这是主体功能区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针对生态补偿的复杂性，应尽快解决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较单

一、资金来源缺乏，以及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同时，加大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力度，建议根据生态环境状况、物价指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参照油价调整模式建立相关信息跟踪平台，实现生态补偿动态化，从而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的贯彻与落实。

建议各地区尽快实现“四线合一”研究，并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平台管理运行。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目前的划定与管理分属于环保、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环保部门只是给予了整合，但落地后如何统一管理仍是问题？国土是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载体，国土资源部门理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参与，也理应将其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管理平台加以监管。为此，应尽快开展基本生态网络结构规划研究，目的是为了切实落实各地区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要求，将“三规”（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重要生态功能区区域规划或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四条控制线”整合落地，并统一进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平台管理运行。

建议各省、市开展生态控制线落地方案划定与实施工作。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与实施工作，是切实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底线，保障发展与区域生态安全、保护资源、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有效落实生态管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因此，有必要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在确保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同时应注意落地方案与“四条控制线”的衔接，明确管控范围。针对生态网络空间的不同分类、分级，要从土地用途管制、项目准入原则、产业调整策略、城市村镇建设策略等方面，研究和制定不同生态网络空间的生态管制规则。

经济学视角的环境税分析 篇3

摘 要：针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案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环境经济学原理中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应用，目的是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环境税方案的具体细则的出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为具体的计量标准制定作参考。

关键词：环境税；外部性；环境经济学

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对于环境问题是否重要这一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在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的今天，环境问题是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环境外部性表现出的特征，造成外部的不经济。

一、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家，必须决定它应该排放多少污染物。决策者会在一个平衡水平上减少污染，使厂家从额外的净化或污染减少（私人边际收益）中获得的效益，正好等于减少污染的额外成本（净化的边际成本）。假设厂家的会计匡算出每吨污染物的私人边际受益为10元，净化排放400吨烟雾中的50吨时边际成本为每吨10元。这样，该厂就能够确定清除污染的私人最佳水平是50吨，此时厂家的私人边际受益等于净化的私人边际成本。换言之，当电厂只从私人成本受益角度考虑问题，以最小成本发电时，它就会排出350吨的污染物，而只净化50吨。

而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要检测整个社会而不仅是一个厂家的污染影响。在检测总的影响时，观察家们发现控制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是上述私人边际收益的10倍。厂家每净化1吨排放量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是10元，还有90元的附加的外部成本是造福社会的。

污染和其他外部性是这样导致了经济非效率的产生的：在没有管制的地方，厂商会采用使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净化的私人边际成本的方法，来决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污染水平。当污染的外溢性影响很严重时，私人均衡水平将缺乏效率的导致很高程度的污染和很少的净化行为。

那么有效的污染水平该怎样确定呢？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效率水平有一种行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决定。在上文的例子中，假定专家们研究减少污染和影响环境的成本数据，当发现控污量从50吨上升到250吨时，社会边际成本会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在这个污染的效率水平，他们发现控污的边际成本是每顿40元，此时，控污的最后1单位的社会边际收益也是每顿40元。

通过图1来进行分析。具有正斜率的MC是控污的边际成本曲线；具有负斜率的曲线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收益曲线；上面MSB线是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线；下面的MPB线是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线。没有管制的市场均衡点为I，在I点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是相等的。在这一点，只有50吨污染被控制，每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时10元。但没有管制的市场是缺乏效率的。通过一个实验将控污量提高10吨，我们将看到这一点。这一变化通过I点右侧的条状部分表示，对于增加的净化量，边际收益是MSB曲线下的整个条状区域，而边际成本是MC曲线下的区域。净收益是两条曲线之间的条形阴影部分。控污量依次高在E点实现了效率污染水平，在该点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MSB和MC均为每吨40元。同时，因为MSB和MC相等，增加微量的控污量在两条曲线之间并无差异，因此对额外的污染控制来说没有净收益。在图1中，相对于无管制的情形，我们还可以把从阴影部分到E点的所有小条块集中，计算有效解决方式下的净收益。这一计算表明，区域ISE 代表了有效控污后的收益。

二、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

对付外部性造成的非效率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制定污染标准，目前我国就采用此方法。但事实上，许多污染管制苦于越来越多的政府不灵。此外，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笨拙的问题，它的制定还是要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分析。

为了解决这些直接控制的陷阱，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即要求厂商为他们的污染支付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如果厂家对该社区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是每吨35元，那么合适的排放费就应该为每吨35元。这就是通过让厂商面对其行为的社会成本而将外部效应的影响内部化。计算它的私人成本，厂家就会发现，在E点，再增加一吨污染会花费它5元的内部成本和35元的环境税，边际污染成本总共是40元。通过比较新的私人边际收益（私人收益加环境税）和边际控污成本，厂商将会把它的污染水平控制到效率水平。如果环境税计算的精确，那么追求利润最大的厂商就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至效率水平，在该点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相等。

环境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政府对厂商每吨收取35元环境税，这意味着控污的私人边际收益从每吨5元上升到40元。面对这种激励，厂商当然会选择图1中的E点。这样政府征收环境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三、结论

由于环境外部性表现出来的特征，使得外部性造成了市场的非效率，这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政府的直接管制越来越无效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却有着强大的调控作用，如果在计量标准和具体征收方式上能够有所突破，那么环境税将在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4

一、环境犯罪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一般而言,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环境保护法规, 破坏环境生态系统, 情节严重, 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一般表现为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过度地开采资源或超标准排污, 导致自然资源遭到破坏, 环境遭受污染的行为。

经济的发展需要开发自然资源。由于我国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 不仅毁坏了环境, 同时浪费了地球赋予人类的有限资源。由于利益多元化割据的存在, 一些地方和企业为了局部的利益, 不惜牺牲自然资源而造成环境污染。少数公民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 偷猎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在理性人假定之下, 环境法所提供的行为准则并非直接决定人们的行为, 也不可能强制性地改变环境破坏者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违法者的行为取决于它对其行为结果的收益与成本的理性计算。如果环境行为收益大于成本, 则理性的个体的选择必然是行动;若收益小于成本, 则个体必然选择放弃。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定, 个体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符合“经济人”的全部特征。个体虽不乏对舒适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的追求, 但在其效用体系中, 经济利益仍居于首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上述个体会不惜损害其他人的环境权益。虽然无法脱离环境法的约束, 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他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规定, 也会与执法者进行不合作博弈。表现为这些破坏者不仅不服从环境法, 而且会通过“钻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实施违法行为。

二、刑罚介入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犯罪及惩罚的首创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 他首先系统地、规范地对犯罪和刑罚作了经济学上的行为分析。他把犯罪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同起来, 认为其中也存在成本与收益、乃至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发生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它的发生具有某种必然性, 而且我们应当认识到, 环境问题和环境犯罪不可能指望通过刑罚予以消灭, 而只能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不危及社会及人类根本生存条件这一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因此, 我们只能认为刑罚手段是扼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一种辅助手段。同时, 针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违法行为, 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应对措施。刑罚虽在其能提供较浓厚的威慑作用及满足社会正义感上占有优势, 但相对于其他措施而言, 刑罚手段的运用也具有高成本的特点。因此, 针对环境问题, 在所有的应对措施当中, 是否选择刑罚手段, 如何确定刑罚幅度以及刑罚手段的定位, 则必须考虑到环境问题、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刑罚的功能及成本。

所谓刑罚的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指因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部分成本的支出, 随之也带来效益的产出, 即立法目的的实现。这些刑罚成本就是国家可以凭借获得刑罚效益的成本资源, 它主要包括两部分:国家支付刑罚成本中的对罪犯权益的剥夺或限制以及司法成本。前者可表现为刑罚的严厉性, 因为刑罚的严厉性越高, 即意味着国家对犯罪人权益的剥夺或限制的程度越高;后者则意味着刑罚的实现性。因为, 刑罚的实现性与司法成本成正比, 刑罚的实现性越高, 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司法人员, 强化司法措施, 投入更多的司法力量来及时侦破案件、及时起诉案件、及时审判罪犯和及时执行刑罚, 因而司法成本必然增加。

就环境犯罪而言, 该成本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是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实施刑罚的严厉程度, 二是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被侦知并受到制裁的可能性, 亦即刑罚的实现性。刑罚的严厉程度的提升意味着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惩罚数量的增加, 那么在相同的犯罪活动水平下, 社会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刑罚手段, 且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从重处罚。这意味着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而因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刑罚的可能性提高则表明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被侦知并定罪的概率上升, 这意味着不仅需要社会增加警察、法庭、监狱的数量, 也意味着刑罚的平均水平的上升, 同样也意味着社会成本的增加。国家获取同样水平的刑罚效益, 既可以通过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来获得, 也可以通过保证刑罚的实现性来获得。然而, 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罚的实现性这两方面支出的增加, 给刑罚的社会总成本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如果刑罚的严厉性的提升是表现在罚金的增加上, 由于罚金除了征收费用外, 所余其他部分归社会其他成员所得, 所费成本相对小于其他刑罚方式, 所以这种方式的提高并不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成本, 而刑罚实现性的增加却需社成本的大幅度提升才能做到。

三、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处罚的特点

把更多的人关押更长的时间也许并不是减少犯罪最有效的方法。一种主要的替代方法就是罚金。罚金刑强制犯罪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 对于犯罪人无疑是一种损失, 但对于国家, 却是一种收益。

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全部规定了对犯罪人课处罚金的刑罚种类, 这也就是我国刑法的特殊性所在:如我国新刑法新增了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和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 在第9章渎职罪中新增了第407条超发、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又如新刑法第342条对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规定为“毁坏耕地罪”, 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对犯罪人处以罚金, 强制犯罪人所缴纳的全部金钱都被收归国有, 扣除侦缉、审判及执行刑罚所需费用外, 其余部分作为净收益, 可纳入国家财政, 构成政府用以治理和消除环境损害后果所需经费开支的一部分。并且罚金刑的执行具有成本低的特点, 它既不需国家为营建监狱、配备监管人员而耗费人、财、物力, 又不需要国家为犯罪人支付生活费用;由于对环境犯罪的处罚手段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而日趋严厉, 但在立法上又表现出一定的谨慎性, 因此, 该刑种与自由刑、生命刑相比较而言, 更有利于矫正环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从而也更加符合环境立法的目的。

但是, 对于我国的罚金刑, 在裁决的具体确定上, 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美国, 典型的罚金体制是罪行固定罚金制, 它是按法定的最高绝对限额确定的, 与罪犯的财富不相关。相比之下, 许多欧洲国家兼用罪行固定罚金制和一种与罪犯的收入相联系的额外罚金。在这一体制下公诉人确定罪犯最近的日收入并建议法院盘出罪犯一笔按日收入与一定天数相乘计算出来的罚金。被判定有罪的人被允许不需要一次付清所有的罚金, 而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支付, 延长支付期限可以解决罚金相对大于收入或财富的问题。在我国, 对罚金刑的执行一直存在着很多问题, 借鉴日德罚金刑的相关做法, 可以更好地解决罚金难缴的问题, 并且更符合对环境犯罪的预防和惩处。

参考文献

[1].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493

[2].程正康.环境法概要[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资源经济学作业 篇5

为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该县另辟蹊径，以查拉村独特的地理优势，打造生态健康无公害蔬菜为突破口，以资源、特色、效益为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以发展优质特色红富士苹果与林下种植两季蔬菜相结合的有机“立体农业”，走出了一条符合查拉村特色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一条适合查拉村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道路。

“第一秤513斤、第二秤489斤……合计4292斤，按每斤6角钱计算，共2575.20元。”6月25日下午，黑水县芦花镇查拉村村民阿吾基喜滋滋地从来自茂县三龙乡的蔬菜老板手里接过销售莴笋的2575元现金。

查拉村位于黑水县城附近，距县城仅几百米，这里交通便捷、土地肥沃。一直以来，村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土地的利用仅限于种植玉米、土豆等农作物，产量低、效益差，守着一座“聚宝盆”却不知如何开采。

经过两年的种植，如今的查拉村已是果树成荫、蔬菜成片、群众收入节节上升。

大家可以看见，红富士苹果已经有一米多高，部分开始试果，预计明年大多数果树将开始挂果，这又将是村民的一笔收入。

谈起今后的发展方向，查拉村村民满怀信心的介绍，“立体农业”让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搭起了我们的致富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提升效益，逐步建成集立体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综合农业示范区。

我村共规范化种植红富士苹果100亩，蔬菜260亩。2012年查拉村可望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400元左右。为解决群众销售蔬菜的问题，防止出现滞销，村上组织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对村民下种、除草、施肥、打虫等进行指导，蔬菜快成熟时，合作社就与内地或汶川、茂县、理县等地蔬菜商贩进行联系，适时进行销售，或者由合作社统一收取后销往成都等地市场。至于村民房前屋后小规模种植的蔬菜则在县城就能销售。

经济资源的重新认识与现代经济 篇6

关键词：经济资源；增长方式；增长源泉

前言：当今世界经济资源的发展关系着每个国家每个企业甚至于每个人的命运，而传统的经济资源定义比较模糊，不能准确表达现代经济资源。于是了解现代经济资源的重新定义并且知道如何增长现代经济便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话题。

1传统的经济资源与现代的经济资源定义

1.1传统的经济资源定义

对传统经济资源的定义不可避免的要具有稀缺性和实用性，只有资源有用我们才称之为资源，只有资源稀缺我们才称之为经济资源。并且能够理解和使用这个稀缺的有效性仍然依赖于一定程度的知识、技术和经济条件，经济资源的主要类别：材料资源、经济资源、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通常定义为拥有稀缺和实用性可以带来财富，包括人类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各种商品。而传统经济资源不是很严格，但也显示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资源的规模，也显示了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大财富。

1.2现代的经济资源定义

现代经济资源将资源转化为不动和变化资源，不动资源是随时可以被视为常数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变化资源是指时间改变过来，资源量也相应地改变。变化资源具有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化的特点，它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显而易见。

2现代经济的增长方式与主要源泉

2.1现代经济的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一般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能力标志着整体经济增长的强弱。投资量、劳动量、生产率水平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目前的价格计算的GDP，它可以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可以用来计算经济增长的速度，而知识资本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俗话说的好“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资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很大的功劳。人类从古代使用简易工具到近代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机器也不仅仅是延长人类的体力更多的是人脑的延伸。近年来，人类社会从以前的劳动力操纵机器到如今的机器操纵机器，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智力资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显然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力资本，这也说明了在未来社会将更注重的是知识工人的培养。像如今的纯劳动型工人也将越来越不受重视，随着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人类社会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子、新材料、航空航天逐步取代传统的支柱产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行业。技术时代，制造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行业，扩大汽车产业将促进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维修行业、石油行业等的发展，员工即将增加与此同时房产业等消费产业也将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新兴技术的发展比汽车行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倍数多。数据显示，新兴行业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达到55%，远远超过了汽车等传统产业。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它的人力资源体制进步和知识水平的积累。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们的重点将是提升人力资源水平，人才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不能忽视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经济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在一方面信息和通信技术通过推动促进生产力的经济增长。他们可以通过产业技术集成，以推动产业的边界延伸，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可以促进产业升级这样的正增长，还可以通过创新辅助设计增强创新能力使得经济增长。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通过促进提高生产力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电话、宽带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对买卖双方及其他交易的沟通和交易成本的费用，网上购物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2.2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当知识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与此同时人力资源也将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源是指某个特定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是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人口质量的综合。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调配和组织，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人力资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著《国富论》，而现代人力资源理论的真正创立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研究员对1978-1990年经济增长做了详细分析后得出：12年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35%，资本和劳动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9.7%，从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因此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然要提高它的人力资本的数量，更要提高它人力资本的质量。同理，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要想发展，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十分重要，并且高科技的顶端人才的培养也不可或缺。结语：综上所述，人力资源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让我们更加重视对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我们可以看出优秀的人才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新兴科技的发展，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让我国在世界上更有地位，让中国这头雄狮屹立于世界不倒！

资源环境经济学 篇7

关键词：生态环境,实证分析,环境政策,先进国家经验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腾飞的阶段, 但是由于在20世纪的工业高速发展进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 导致中国环境恶化。21世纪以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 大力保护环境, 成绩斐然。从“九五”计划开始, 国家层面出台了指导性的政策意见, 但很少纳人到地方法规中, 缺乏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

在以往学者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中, 往往只注重整体的发展, 而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 但缺乏对局部地区的实证分析;而在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缺乏对于中外政策的异同点分析, 容易以偏概全, 得到不全面的结论和建议。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从整体和局部两个部分对环境经济绩效进行分析;而在环境经济政策部分则通过中国与日本韩国这两个亚洲国家, 以及美洲的美国和欧洲的瑞典进行比较分析, 最终给出相关建议。

二、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其中污染排放物又可分为三类:液体污染排放物、气体污染排放物以及固体污染排放物。本文选取了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变量指标, 包括是人均废水排放量, 人均氨氮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人均化学需氧量。

本文用人均GDP指标来度量经济增长。因为与总量GDP相比, 人均GDP更能反映真实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2. 模型构建

本文将环境污染程度作为因变量, 而将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考虑到异方差的问题, 本文模型的变量将采用对数模式。具体模型如下:

通过研究该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 我们可以得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曲线关系, 从而对于经济环境政策的制定给出相关建议。

3. 回归分析

利用1993年-2013年全国的相关数据, 我们上述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 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过上面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是一个U型的二次关系式。由于三次方的系数显著程度低于5%, 所以认为对于三次方的回归估计不显著, 而另外的两个系数和常数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外, DW值为1.46, 证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而且R值和调整R值均大于95%, 证明了该模型的显著有效性。所以, 我们可以得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大致关系式为:

4. 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是呈现一个“U”型的关系, 说明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在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的最低值的。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发展, 而忽视或者局部忽视环境污染的控制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国家应该积极推行相关环境经济政策, 保证环境和经济的同步和谐统一发展。

三、我国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建议

虽然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市场机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补偿、流域跨界污染控制补偿、流域生态环境效益共建共享等试点, 为建立宏观有效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

通过对于以上三个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 我们给出了如下三个建议:

第一, 完善环境税收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现在的资源税缺少对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资源的税收保护, 征税范围较窄。在对不可再生资源开征的资源税中又存在着税率过低的问题, 不能真正反映资源开发的社会成本。

第二,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 在水资源的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 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典型流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补偿、流域跨界污染控制补偿、流域生态环境效益共建共享等试点, 为建立宏观有效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

第三, 加强对社会公民的环境经济政策普及, 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将民间力量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环境质量与经济系统优化评价中, 要大力提倡和鼓励民间团体关注环境问题, 形成全民环保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燕.美国环境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0 (3) .

[2]刘登娟.瑞典环境经济手段经验借鉴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启示[J].华东经济管理, 2013 (5) .

[3]李永东.日本的环境经济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J].现代日本经济, 2007 (6) .

[4]郭杰忠.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08 (6) .

[5]李军霞.中·韩·日环境经济政策影响因素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 2012.

[6]王西琴.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决策模型的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 2001 (5) .

[7]王晓宁.基于绩效评估的地方环境保护机构能力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 2006 (3) .

[8]陈勋锋.2000-2005年中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估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07 (12) .

[9]董战峰.“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路线图[J].环境经济, 2011 (6) .

[10]Ole Kristian Fanchald, Environmental Laxes and Trade Discrimination, Kluwer International Ltd, 1998。

资源重组的经济学研究 篇8

一、经济学相关理论

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理论认为, 生产要素倾向于向更高的边际效益进行配置, 并且任何一种生产要素, 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其每增加一单位所创造的收益将随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

然而, 进入21世纪,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创新的发展, 经济学中传统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行修正。生产要素与创新的结合会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形态发生变化, 这在理论上就为资源重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对于企业来说, 以创新为核心, 并且与其他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资产、运行机制等一系列支持企业核心发展能力的要素实现资源重组, 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投资边际收益率, 甚至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增的情况。因此, 对于需要资源重组的企业来说, 关键在于立足创新,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突破传统的投资边际收益规律, 以知识资本的积累与发展为突破点, 在与传统资本融合的过程中, 通过资源重组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资源重组创新发展的制度设计

1. 创新体系的构成。

资源重组创新体系是由相关部门和机构相互作用形成的推动资源重组创新的网络。资源重组创新体系由建立在创新体系基础上的治理结构与运行体系结合而成。对于资源重组创新主体——企业来说, 通过互补形成了企业资源重组创新的制度环境。

资源重组创新体系主要由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教育培训、中介机构和政府5方面构成。在资源重组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各构成要素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职能, 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形成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组配置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2. 创新体系的维度。

资源重组创新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3方面。其中, 制度创新是前提, 组织创新是保证, 技术创新是目的。

(1) 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在整个资源重组的创新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地方政府来说, 应创造性地扩大企业资源重组制度创新的选择范围, 大力鼓励条件成熟的非国有经济以及民营科技中小企业实现资源重组, 形成规模效益。资源重组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重新设计和配置企业的产权结构, 消除资源重组阻力,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形成规模效益。

(2) 组织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战略主要表现为内部合作以及组织的灵活性和设计与生产的一体化, 这种一体化的主要表现是通过信息技术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关因素网络化, 如形成扁平化的战略联盟以及供应商和客户广泛参与企业的创新中来。通过资源重组, 企业内部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 企业之间由分散的联盟形式向扁平化和网络化的战略联盟转变。

(3) 技术创新。随着传统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 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 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资源重组和市场的调节作用, 可以使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生存和发展下来, 形成一系列具有专业化分工, 引起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因此, 以资源重组为契机, 带动企业技术创新是形成和发展企业核心能力, 进而拥有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

3. 创新体系的基本运行机制。

资源重组创新体系能否有效运行, 需要企业的主体创新机制、技术流动机制、风险投资机制和资源重组机制的保障。

(1) 企业主体创新机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利益分配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企业之间应当努力实现资源重组, 充分发挥各企业的联动优势, 为进行创新技术的选择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打下基础, 推动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2) 技术流动机制。技术市场为企业之间的资源重组提供了一个重要环境。在技术市场中, 技术可以实现充分流动, 直到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技术市场从技术创新角度着手, 为企业资源重组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3) 风险投资机制。资源重组有时具有一定的风险, 需要将分散在社会各层次投资者手中的资金与有市场价值发展前景的高技术开发或其他创新项目结合起来, 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一方面为资源重组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投资者的选择, 使有价值的资源得到更多的支持,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4) 资源重组机制。资源重组是实现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 通过资源重组, 企业增强了自身实力和竞争力, 为企业的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另一方面, 通过创新资源重组, 有利于改善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增强产业竞争力, 促进产业创新。

三、结束语

企业的发展是由企业的战略行为推动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重组行为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利用率, 通过企业间的资源重组还可促使企业发掘创新资源, 增强自身创新能力, 从而带动整个企业生产运营能力的提高。资源重组一方面可以引发原有产业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通过合作促进产业间的交叉与融合, 使新兴产业的生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发展战略, 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 企业资源重组也会带来社会总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摘要：本文, 笔者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出发, 提出资源重组创新发展的制度, 以促使企业通过资源重组, 带动整个企业生产运营能力的提高, 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发展战略, 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资源重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姚德文.以竞争为导向的新产业政策构建探析[J].理论界, 2010. (7) :6—9.

[2]武建强.产业集聚和全球价值链空间重组间的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8, (24) :109-110, 149.

养猪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篇9

经济学家主要用三种理论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 即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现分别运用这三种理论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

(一) 养猪环境问题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 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恶化的特征, 然后再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养猪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养猪生产规模较小, 环境污染问题较轻。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养猪污染环境问题开始凸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政府就会加大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随着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 今后养猪污染环境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 并逐步好转, 最后肯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目前, 发达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已经得到很好控制, 已经趋于下降, 而发展中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仍在上升。

(二) 养猪环境产权失灵

用产权方式来分析环境问题, 最早是由科斯 (Coase, 1960) 提出的。科斯认为,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只要产权明确, 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 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据这个观点, 现实中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都跟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实践证明, 产权界定越清晰, 环境利用与保护就会越好。目前, 我国养猪环境产权失灵现象十分普遍, 这是因为养猪环境范围不易确定, 其产权边界也难以确定或确定成本较高。由于缺乏排他性的产权安排, 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就会缺位, 污染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三) 养猪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的。他的学生、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后来提出,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所谓“外部”, 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未在价格体系中体现的那部分副产品或副作用, 可以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来衡量。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 就是负外部性, 反之就是正外部性。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外部性是有害的, 是负外部性的。养猪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养猪生产的负外部性, 养猪投资者获取利润, 但没有承担环境污染整治的成本, 使得养猪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养猪生产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 养猪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劳务, 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养猪投资者不会主动为它付费, 从而造成了养猪投资者的环境保护行为严重不足。一般来讲, 外部性与产权有一定联系, 产权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但有些外部性又决非产权界定就能奏效。当前, 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安排, 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办法。这也是当前环境治理政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

二、养猪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制度选择

解决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机制, 养猪投资者受个人利益驱动, 不会主动根据环境和社会效益来安排自己的生产, 所以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干预。从理论上讲, 政府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来达到将养猪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一) 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按“污染者付费”原则, 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激励排污者治理污染, 从而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经济制度安排。但实践中很难将污染造成的损害精确计量和货币化, 确定最优收费标准的难度大。

(二) 开征环境税

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 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对污染性产品征税, 可以将污染性产品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

(三) 污染削减补贴

污染削减补贴的原理和环境税是一样的。生产者不愿从事环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 那么借助于补贴手段, 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生产者给予适当的补贴, 使它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 这样可以把社会所需的环境保护活动诱发出来, 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的活动。

(四) 排污权交易

戴尔斯 (Dales) 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 他认为国家可以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 将污染权出售给出价最高者, 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这种手段有利于克服法规标准的局限性, 其核心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目标间进行权衡。

在养猪环境污染治理中, 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经济制度方式, 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养猪业的具体情况。当前我国养猪污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污染隐蔽性强, 隐性污染源大大超过显性污染源;二是由于养猪地区的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很大的差异, 政府难以制订一套以技术检验为基础的条例, 给治理执法带来了难度;三是我国养猪行业总体经济效益较低, 承担污染税或排污费的能力较弱。因此, 我国目前对养猪环境污染治理更适合采用以污染消减补贴为主的模式进行。

三、建立养猪污染消减补贴体系, 全方位治理养猪环境污染问题

污染消减补贴可以调节养猪生产的外部效应, 使养猪生产的外部负效应内在化, 一定程度上使养猪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能接近相应的社会成本与收益, 从而解决养猪污染问题。

(1) 完善养猪环境环保立法。借鉴国际上成功控制养猪污染的法律法规, 建立我国养猪环保生产的技术规范, 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养猪环保法律法规。

(2) 加强对养猪行业的环保意识教育。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 着重要提高养猪行业对养猪环境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

(3) 集中财政资金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 加速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养猪生产方式。近年来, 发达国家的养猪环保技术正逐步由“终端治污”向“洁净”技术与产品过渡。我国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 加速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的, 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养猪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篇10

经济学家主要用3种理论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 即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现分别运用这3种理论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

1.1 养猪环境问题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是, 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 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恶化的特征, 然后再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养猪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养猪生产规模较小, 环境污染问题较轻。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养猪污染环境问题开始凸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政府就会加大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随着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 今后养猪污染环境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 并逐步好转, 最后肯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目前, 发达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已经得到很好控制, 已经趋于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仍在上升。

1.2 养猪环境产权失灵

用产权方式来分析环境问题, 最早是由科斯 (Coase, 1960) 提出的。科斯认为,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只要产权明确, 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 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据这个观点, 现实中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都跟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实践证明, 产权界定清晰, 环境利用与保护就会越好。目前, 我国养猪环境产权失灵现象十分普遍, 这是因为养猪环境范围不易确定, 其产权边界也难以确定或确定成本较高。由于缺乏排他性的产权安排, 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就会缺位, 污染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1.3 养猪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的。他的学生、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后来提出,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所谓“外部”, 简单地说, 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未在价格体系中体现的那部分副产品或副作用, 可以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来衡量。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 就是负外部性, 反之就是正外部性。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外部性是有害的, 是负外部性。养猪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养猪生产的负外部性, 养猪投资者获取利润, 但没有承担环境污染整治的成本, 使得养猪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养猪生产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 养猪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劳务, 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养猪投资者不会主动为它付费, 从而造成了养猪投资者的环境保护行为严重不足。一般来讲, 外部性与产权有一定联系, 产权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但有些外部性又决非产权界定就能奏效。当前, 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安排, 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办法。这也是当前环境治理政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

2 养猪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制度选择

解决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机制, 养猪投资者受个人利益驱动, 不会主动根据环境和社会效益来安排自己的生产, 所以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干预。从理论上讲, 政府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来达到将养猪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2.1 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按“污染者付费”原则, 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激励排污者治理污染, 从而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经济制度安排。但实践中很难将污染造成的损害精确计量和货币化, 确定最优收费标准的难度大。

2.2 开征环境税

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 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对污染性产品征税, 可以将污染性产品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

2.3 污染削减补贴

污染削减补贴的原理和环境税是一样的。生产者不愿从事环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 那么借助于补贴手段, 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生产者给予适当的补贴, 使他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 这样可以把社会所需的环境保护活动诱发出来, 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的活动。

2.4 排污权交易

戴尔斯 (Dales) 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 他认为国家可以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 将污染权出售给出价最高者, 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这种手段有利于克服法规标准的局限性, 其核心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目标间进行权衡。

在养猪环境污染治理中, 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经济制度方式, 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养猪业的具体情况。当前我国养猪污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污染隐蔽性强, 隐性污染源大大超过显性污染源;二是由于养猪地区的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很大的差异, 政府难以制订一套以技术检验为基础的条例, 给治理执法带来了难度;三是我国养猪行业总体经济效益较低, 承担污染税或排污费的能力较弱。因此, 我国目前对养猪环境污染治理更适合采用以污染消减补贴为主的模式进行。

3 建立养猪污染消减补贴体系, 全方位治理养猪环境污染问题

污染消减补贴可以调节养猪生产的外部效应, 使养猪生产的外部负效应内在化, 一定程度上使养猪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能接近相应的社会成本与收益, 从而解决养猪污染问题。

3.1 完善养猪环境环保立法

借鉴国际上成功控制养猪污染的法律法规, 建立我国养猪环保生产的技术规范, 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养猪环保法律法规。

3.2 加强对养猪行业的环保意识教育

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 着重提高养猪行业对养猪环境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

3.3 集中财政资金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 加速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近年来, 发达国家的养猪环保技术正逐步由“终端治污”向“洁净”技术与产品过渡。我国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 加速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 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3.4 对“洁净型”高效养猪技术与产品创新进行补贴

资源环境经济学 篇11

【关键词】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我国人口众多，医疗卫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关乎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则成为了我国医疗领域发展的关键性内容，经济学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了科学选择，并就公平与效率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体现进行分析是我国目前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优化使用的重点方向。

二、可供选择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1.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对于市场中大部分的资源配置的路径、方式、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现象，一方面，市场无法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决策；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等不良状况；因此，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则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作用。同时，第三方资源配置方式的存在也大大学也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市场机制的运行不能真正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普及，对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国情，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缺陷较为突出。

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机制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机制是指通过政府政策、政府机制等行政性命令的下达使得一部分资源通过政府手段加以分配，政府分配医疗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是目前医疗卫生领域较为常用的方式。社会公众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医疗卫生产品的边际效用，一般而言，富人相比穷人而言的商品边际效用较小，因而，在政府进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时，公平这一特性得到了显著体现。

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1.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分析

首先，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公平的体现主要是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的，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人人机会均等，即社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公平上。社会公众的需求各不相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社会差异，从而导致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这种状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覆盖不全面导致的。其次，在分析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健康公平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健康公平主要涵盖一下3个方面：一是健康状况的公平；二是可实现性的公平；三是政府在资源投入方面的公平。因此，为了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政府应该将政府健康补助向低收入者方面倾斜。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应该考虑医疗卫生服务覆盖的全面性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支付能力的差异。针对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需求者，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资源分布的特征存在正相关关系，从现实状况看，当经济水平较低时，公平的体现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

在经济学中，效率是指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入，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结果带来了多少社会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疾病的康复率都要考虑在内。其次，在医疗卫生部门生产功效既定的状况下，医疗卫生资源内部配置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的充足性，医疗卫生产品是否充足取决于社会生产能力，由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在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前提下，需要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重组。

3.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福利经济学将公平与效率作为其发生作用的两大准则，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下，公平与效率很难得到统一。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存在不同观点。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中，多数人往往以公平作为核心考虑要素，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成员的获益水平以及社会成员的福利状况。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将效率与公平进行统筹规划，效率本身就包含着公平的含义，效率与公平即是相互矛盾同时也是彼此统一的。在提高本国成员健康水平的前提下，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的终极方向。在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与政府作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主要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及效果进行控制与监督，而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果的标准，是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内容。在实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工作中，效率与公平要得到双重兼顾，以此实现社会成员健康状态的最优。

参考文献：

[1]许丽丽.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2013.

环境激素污染的经济学冷思考 篇12

一、导致环境激素污染的产业因素

经济学亘古不变的定律是需要决定供给。全球人造合成类化学物质供给已达10万种，并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增加。其中已被发现含环境激素的合成化学物质有300多种，常见的70多种广泛存在于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过程，使用塑料、农药化肥、胶粘剂、涂料、洗涤品、药物、食品和化妆品等产品所使用合成类化学添加剂、制品和废弃物之中。由于市场的趋利性和环保市场失灵，导致环境激素污染危害越来越恶化。

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其中化工染料产量居全球第一，农药、含饲料添加剂配合饲料产量居全球第二，涂料产量居全球第六等等，但产品的总体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精细化工产业为例，除了政策导向和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因素外，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研发及“三废”综合利用能力不足。缺乏专门从事高科技精细化工研发的机构，新产品科研开发滞后，不仅影响了企业和产品的生存能力，也影响了企业和产品的高市场竞争力。有污染添加剂替代产品研发进展迟缓，成果市场化转化很低。产品门类相对较少、档次低、结构较为单一，产品涉及的领域狭窄，高科技和环保含量低、质量差、未形成系列化，基本上仍属于通用性品种。具有高科技水平的产品廖廖无几，导致许多高科技环保产品仍需从国外进口。能源消耗和有污染物质残留高、环境效益低。由于企业技术和工艺水平限制，有些小企业仍在使用明令淘汰的技术装备，以低成本投入换取利益最大化的无序竞争，导致市场竞争过度，影响了全行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有污染物质随生产过程和产品流入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企业集中度不高，技术和装备水平落后。全国1万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多小而分散，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能大量过剩，加之条块分割所产生的地方主义，给低价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创造了机会。技术和装备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在工艺、生产技术，产品后处理、自动化控制等方面，仍还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许多作坊式小企业生产，还在靠手工操作和人工控制。

二、发展绿色化工产业主要对策

1. 提高化工产业发展水平，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加大环境科技创新力度，尽快研发不产生环境激素的原材料替代品。

加强环境激素污染防治，加强环境激素污染危害及其预防的相关研究;在政策和法律层面加强产业和环境监督管理。

2.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推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工艺列入优先发展项目。调整和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使资源得到科学配置，淘汰落后高能耗和污染产能，进行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传统企业的经济转型。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向优势企业予以倾斜。支持有发展潜力和特色的企业，向高新领域化工产业转型;通过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优势企业和产品;通过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带动企业升级和产品换代。

3. 推进高科技和企业管理创新。

推进先进技术、装备、产品和的研究应用，促进高科技产品研发产、学、研相结合，集高科技人才和技术优势，支持有条件的骨干企业创建研发中心，加快产业经济技术一体化和现代化管理创新进程;加强国际技术与经济合作，加速引进国外环保高新技术成果和消化吸收;积极承接国际高科技产业转移，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低成本地引进、吸收和消化当代先进科学技术、制造技术和管理理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资源节约、无污染和有害物质替代性产品等环保实用新型适用技术、产品研发和创新成果市场化。提升企业的综合素质和产品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存。

4.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扩大企业规模化集约化。

健全市场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强化政策和制度宏观导向，保证市场有序化规范公平、有序地运行，为产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将精细化工产业纳入WPO保护产业序列。对将国外高科技和设备实现国产化的企业，减免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对出口创汇企业相应减免所得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营，扩大企业债券或发行股票进行市场融资限制，采取降低贷款利率等优惠广泛吸引社会投资，鼓励利用外资特别是国际多边组织的资金。建立规模化集约化大格局，组建一批与国际接轨的跨国股份公司形成规模效益，增强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和抗风险能力。

5.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置市场准入的高科技和环保限制。

政府应根据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由污染者对其污染后果进行相应经济补偿，弥补由于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严格总量控制新开办各类传统精细化工领域的生产企业。对在产业布局和环保等方面问题突出、无力改造的企业予以关停，绝不允许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立足。与国际接轨，禁止生产用聚氯乙烯制造的塑料玩具，并对供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奶嘴、与口直接接触的玩具及其他儿童用品，所含邻苯二甲酸酯的剂量进行严格限制。此外，加强环境宣传和环境科普教育，提高企业职工和公众的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能力的自觉性。

三、环境激素污染危害及其日常预防

1. 环境激素污染危害。

环境激素是继有毒、致癌物质以外的第三类损害物质，它本身不是激素，却能像激素那样影响、干扰生物体内分泌功能，从而导致生物体内分泌失调，诱发多种不良反应或病变，含有环境激素的化工源头产品产生量不断增加，而且在其生产、使用和废弃物过程，导致环境激素广泛分布于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通过食物链、使用等多种途径又回流到环境。如此工业性增加和生物循环往复，会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恶性循环。企业的外部不经济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损失。特别是对生物体的不良影响是隐性、缓慢的，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给生物健康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影响机体发育、生殖功能、胎儿安全，诱发性儿童肥胖和性早熟，增加心血管和糖尿病等疾病的患病几率。长期接触用不良材料制造的塑料杯、奶瓶、餐具等的用品和玩具，会使体内活跃基因发生变化，使某些基因转化为导致发胖的基因，特别是在婴儿到儿童成长阶段，出现肥胖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儿童体内正常激素受到了外来环境激素的干扰，使某些器官、组织和细胞，不能按原本应该遵从的任意性生理规律按部就班地成长发育，而是拔苗助长的异常疯长，年龄10岁左右的性早熟发生率女孩比同龄男孩高1.6倍左右。环境因素会唤醒体内肥胖和性早熟的基因，长期摄入环境激素类物质，这种因素几乎不可避免。此外，还会引起动物产生变异，“阴盛阳哀”导致动物世界出现雌性化危机。

2. 日常生活中预防环境激素污染的简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