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措机制

筹措机制（共10篇）

筹措机制 篇1

本文以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云南为例, 对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中的资金困境

1.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的现时属性

国家公园是由政府划定和管理, 以保护具有国家意义的自然景观及相关文化景观为基本目标, 同时具备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功能的特殊保护地。2007年6月21日, 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 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诞生。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 不断探索自然风景资源利用新模式、谋求资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产物, 与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设立国家公园的宗旨存在明显差异。这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国家公园的建设主体, 融资投资能力和政府作为质量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建设的资金需求

按照中国大陆地区情况, 根据国家公园的基本功能与建设要求, 国家公园的资金需求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国家公园具有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与社区发展五大功能, 因此必须具备相应的设施与设备;与一般游览性景区相比, 相当于增加了保护、科研、教育方面的硬件与软件建设投入。同时, 在交通、电力、给排水、废弃物处理方面的投入也高于一般游览性景区。

3.边境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集困境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区位、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基础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多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财政收入有限 (表2) 。因此, 资金筹措成为影响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家公园相关报道和所在县、州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整理, 所在地GDP为2008年数据。其中: (1)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涉及西双版纳州下辖的一市两县 (景洪市、勐腊县、勐海县) , 故以所在州市GDP计算; (2) *表示一期投资; (3) 国家级贫困县为2008年统计数据。

二、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国际经验

1.政府财政拨款

得益于完善的法律制度, 经国会批准、从税收中提取的政府财政拨款成为国家公园主要的资金来源, 使公园管理机构能够维持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的管理模式[1]。例如, 美国国会每年拨款15亿美元, 用于各个国家公园的人员工资与基本维持费用。

2.公园门票收入

门票收入是国家公园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用于特别项目而非雇员薪水、设施设备等固定支出。自1997年起, 美国国会授权公园系统保留80%的门票收入, 每年的门票收入大约7 000万美元。

3.土地有偿使用

1965年, 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事业决议法案》, 要求旅游服务设施和纪念品经营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经营者, 收入除上缴管理局外全部用于改善公园管理。新西兰自然资源保护部在2008年批准了3 612个特许经营点, 2007-2008年总利润达到1 400万新元[2]。

4.非政府组织帮助

在美国, 与国家公园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数以百计。这些组织帮助公园出版书刊、举办培训班、开展宣传教育、筹集资金、帮助购买土地、开展游说活动, 不仅为公园提供了直接帮助, 还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5.社会捐赠收入

近年来, 随着捐赠机制的成熟及国家公园重要性的凸显, 社会捐赠显著增多。社会捐赠来源广泛, 有社会团体、个人, 也有政府组织。

边疆民族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借鉴国际成功经验, 构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

三、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创新

1.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基本理念

在资金筹措机制构建中, 应大力推进理念创新,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树立整合、开源、借力、转化、分类的新型理念。所谓整合, 就是要在国家公园建设领导小组的协调下, 统筹利用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的相关资金, 使分散、零碎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开源, 就是把自身有形资源与无形资产转化为运营资本, 通过建立特许经营制度等方式开拓收入来源新渠道;所谓借力, 主要是指借助外部力量 (包括国内与国际的个人和组织结构) , 解决设施建设与服务提供中的部分资金问题;所谓转化, 就是明确资金是用来购买建筑材料与设施设备、支付员工薪酬的, 接受实物捐赠、志愿服务、社区居民以资源入股, 实际上也是在解决资金问题;所谓分类, 就是根据建设项目属性确定资源来源, 公益性项目由各级政府投资, 经营性项目由企业或社区解决, 社区发展项目由地方政府、公园管理机构和社区共同解决。

2.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

(1) 争取各类旅游专项资金。

各级政府都应设立各种专项建设资金, 如旅游国债、旅游规划编制专项资金、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专项资金、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旅游扶贫专项资金等。国家公园应积极提供申请、可行报告、规划书等, 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 以争取这些专项资金。

(2) 整合各部门相关建设资金。

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造成各部门对于所管辖行业的建设资金争取和使用具有相应的职责和权力。同时, 旅游业发展又离不开这些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因此, 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 国家公园建设应充分整合相关资金, 形成“围绕项目找资金, 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融资格局。

(3) 实施特许经营收费制度。

国家公园可以收取的费用包括门票、娱乐、设备使用、商品销售、住宿、食品销售、转费让、许可费、租赁费[3], 是通过委托经营、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的。建议边疆民族地区在研究国外办法的基础上, 根据地方情况和政策制定《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行办法》, 并付诸实施。

(4)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 边疆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加大各项资源费支出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 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 探索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机制。在筹集到的生态补偿资金中, 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国家公园中的保护工程建设。

(5) 接受志愿服务与社会捐赠。

边疆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公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产, 探索接受志愿服务与社会捐赠的办法。建议根据《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 建立国家公园志愿服务网, 招募志愿者;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 成立“国家公园发展基金会”, 接受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捐款。

(6) 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边疆民族地区应鼓励中介机构和民间组织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 加强调查研究、宣传教育、监测反馈、技能培训。同时, 借助TNC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减贫等领域国际机构的联系, 积极争取各种基金会和生态保护组织的援助。

(7) 谋求上市或发行债券融资。

对于产业基础坚实、经营业绩良好、发展前景光明的国家公园或国家公园群, 可以采取上市或发行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例如, 地处迪庆州内的普达措、梅里雪山、滇金丝猴三个国家公园, 就可以在时机成熟时, 考虑采取联合上市筹集社会资金。

(8) 探索新型旅游融资手段。

除了上述方式以外, 国家公园建设中还应探索新型融资方式, 如门票质押贷款、碳汇交易、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公共工程特许权经营模式) 、TOT (Transfer-Operate-Transfer, 基础设施经营权有偿转让模式) 等。此外, 还应创造条件, 主动与国际接轨, 探索运用债务-自然交换[4] (将部分官方债务用于本国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的国际援助形式) 、自然保护信托基金 (吸收公众和公司对自然保护的捐赠, 注册成立的货币基金) 等资金筹措形式。

3.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创新

在行政区经济的框架和属地管理的体制下, 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作为自然风景资源的实际管理者, 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谋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正当”动机与行为, 也就孕育着资金利用偏离原定方向的可能性, 从而引发社会的担忧与批评。例如, 丽江古城从2001年起向游客征收古维费, 审计结果表明, 2007年有5 500万元古维费被挪用于建设丽江机场和大丽铁路灯光工程, [5]引来质疑声一片。有鉴于此, 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的重点在于资金筹集、使用监管、信息披露, 尤其是对社会捐赠、国际合作的资金 (详见图1) 。在资金筹集与使用过程中, 应注意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信息反馈平台和受益分配机制。此外, 建立资金筹措机制不仅仅是解决当前国家公园建设初期所需资金问题, 更重要的是增强自身发展能力, 培育“造血”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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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筹措 备战竞赛 篇2

选拔好的选手是前提

要在技能大赛中获得好的成绩，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能水平，还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因此在选拔选手时，要全面考虑。首先要求选手的身体素质要好，适应能力要强，选手要到天津去参加比赛，如果适应能力和身体素质不强，则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等不良反应，这将大大影响训练的效果和比赛的成绩。其次要求选手的应变能力要强，机电一体化组装与调试项目是在给定的设备上进行安装和调试的，并不能保证赛场提供的设备各部分都是完好无损的，很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就要求选手能灵活应变，合理地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另外，机电一体化组装与调试项目是两人合作完成，因此学生的性格和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性格过于内向或不善于沟通的学生很难与合作者达成默契。

集训教练齐心协力是关键

无论是在选手选拔之前，还是选拔之后，我们教练组的每位成员都要有共同的目标，都能按商议好的统一要求、各自的特点来合理地分工，每位教练都能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做到尽心尽责。特别是在省选拔结束之后，时间紧，任务重，选手还可能重新组合，这就要求集训的教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所有的训练都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和现状来统一布置，教练需要分工合作，对学生技能的指导和思想工作都要统一安排。训练的针对性是必要因素

1.把握比赛的方向

首先要认真研究技能比赛的相关文件。2010年关于机电一体化组装与调试项目技能大赛的文件和往年相比只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如果这一点点的变化没有注意到的话，在比赛中根本就不可能取胜，因为就这一点点的变化，如果没想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将会让学生的速度减半，正因为我们及早想到了解决这一变化的办法，才让学生的速度没有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要和外界多交流。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信息时代，对于技能比赛来说，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2.研究学生的特点

特别是在比赛前的二十天时间里，我们训练的内容都是通过讨论了各自获得的信息和选手的情况再确定的。

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是保障

技能大赛不仅是对学生专业技能水平的考核，同时也是对学生心理素质的一次考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1)通过拉练，锻炼学生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我们今年分别到南京、张家港和如皋三个地方进行了拉练。

(2)模拟真实的比赛场景。根据以前了解的赛场的具体情况及提供的设施，让我们训练的场地尽量和赛场一样。

(3)赛前对赛场进行仔细分析。尽管训练时考虑了赛场的各种可能情况，但是赛场的细节每年都在变，所以在比赛前要根据了解的情况认真分析，尽量多地了解赛场上的每一个细节，让学生到赛场后不会紧张。

(4)让学生做好处理意外情况的准备。训练时也偶尔给一些意外，并且说明这在比赛时就可能会发生。

(5)让学生不要太在乎比赛的结果。比赛的结果其实就取决于学生是否正常发挥，因此作为教练没必要给他们提出具体拿什么奖的要求，而只需要要求选手能发挥好自己最好的水平，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

筹措机制 篇3

知识经济时代,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规模是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让有能力且愿意继续深造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高校学习就需要完善的大学生资助制度, 这是发达国家重视大学生资助制度建设的最重要原因。大学生资助形式多样, 有奖学金、助学金与助学贷款等, 大部分国家综合采用各种形式[1] 。与此相比, 日本的独特性在于, 它是目前世界上完全依靠助学贷款进行大学生资助的少数国家之一[2] 。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所需资金除贷款本金之外, 还需要补贴利息与制度运营费等。与一般商业贷款相比, 国家助学贷款是政策性贷款[3] , 所以需要一部分补贴利息。我国把利息补贴作为调控整个制度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运营费则是维护制度正常运行的成本, 如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等。比较而言, 世界各国在国家助学贷款的补贴利息与运营费上的差别较小, 这两种经费一般都由政府负担。但是, 在贷款本金筹措上的差别则很大。比如, 美国长期采取政府与市场共同出资的方式, 我国完全由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市场主体来负担。而日本却又不同。

由于贷款本金在整体制度所需资金中占绝大部分比例, 因此, 它的充足与否就成了制约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研究者在研究一些国家的助学贷款制度回收机制失败的主要原因时, 曾假设过, 如果本金充足就可以根本不考虑还款拖欠问题 (梁爱会, 2007) 。然而, 迄今为止, 鲜有研究助学贷款本金者。为此,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日本国家助学贷款所需本金的筹措机制:第一, 当前日本国家助学贷款的本金来源构成及比例, 这是本金资金筹措机制的集中体现;第二, 本金来源构成的形成过程;第三, 中央政府 (以下简称政府) 在资金筹措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资金来源构成及比例

与我国单一的由国有商业银行负担国家助学贷款的本金不同,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本金来源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乍一看有点像美国联邦助学贷款的本金资金筹措机制。但是, 与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没有政府财政拨款, 只存在着美国所没有的政府财政借款与政府财政贷款。另外, 还有与美国相同的来自资本市场的融资。这三种资金来源都是我国目前制度中所没有的, 为此, 首先需要对其基本性质作一简述。

1.三种资金来源的基本性质的比较

政府财政借款来自于政府一般会计预算, 需要国会审查批准。在这一点上, 它与政府财政拨款相同。理论上, 财政借款, 经过一定时期后需要归还给政府财政, 这是它与财政拨款的本质区别。当然, 由于是借款就不需要支付利息, 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无息的政府财政贷款。实际上, 经过一番更换借款手续后, 运营组织还可以继续使用这些财政借款, 这又形成了它与无息财政贷款的本质区别。国家助学贷款使用财政借款而不是财政拨款的理论基础是, 该制度所需本金可以完全回收。这体现了该制度创立者的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学习是个人投资行为, 政府仅仅承担帮助义务, 帮助的形式就是借钱给公民个人。

政府财政贷款来自于政府财政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与会计预算财政支出的不同之处有两点: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目的不同。前者来源于银行储蓄即国民存款,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保基金存款, 所以有保值与升值的需求, 后者来源于国家税收、行政性收费与国债等。前者用于能够相对明确效率和效益的公共事业如高速公路建设, 后者用于无法期待效率和效益的公共事业如军事等。既然国家助学贷款的资金不仅存在回收而且存在着赢利 (助学贷款利息) 可能, 那么理论上该公共事业的运营就应该使用财政融资手段。利用政府财政投资于助学贷款是制度创新, 它把流动资金富余的社保制度和流动资金困乏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了两种制度双赢的效果。

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助学贷款经营机构通过发行机构债券, 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既然用于国家助学贷款的资本本金存在着回收和赢利可能, 那么理论上它还应该可以通过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进行自由融资而获得。十多年来, 机构发行的债券收入构成了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本金的第三大来源。

2.贷款本金的新增资金来源的构成比例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本金资金主要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政府财政借款、政府财政贷款和金融市场融资即经营机构发行债券的债券收入。当年度的每一部分资金又各有两部分组成:以前贷款学生的返还部分和当年新增部分[4] 。由于当年新增部分反映了资金构成性质的最新变化趋势, 本文以下就集中分析这部分资金的来源构成比例。

2010年, 贷款本金中的新增资金为9543.14亿日元。其中, 政府财政借款为703.14亿日元, 仅占7.37%, 政府财政贷款为7240.00亿日元, 占75.87%, 债券收入为1600.00亿日元, 占16.77 %。很显然, 新增资金中, 以来自政府的资金为主, 来自市场的资金为辅。这就使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具有了财政上的稳定性, 符合该制度顺利运营对资金长期性和连续性的要求。同时, 在政府资金中, 财政贷款资金的比例非常大。这是政府强调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客观体现。

总之, 日本与我国及美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在本金资金的来源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首先是各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综合影响的必然结果, 很难简单地评价其优劣。但是, 从本金资金来源构成是否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目标实现的客观效果来说, 日本的本金筹措机制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主要不依靠市场资金的本金筹措机制可以让整个制度具有稳定性, 符合制度对本金来源的本质要求。同时, 政府出资主要依靠财政贷款, 大大提高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本金来源构成机制的形成

上述本金资金来源构成比例不是自制度建立之初就有的, 而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算起, 政府财政借款出现最早 (1945年) , 政府财政贷款次之 (1984年) , 债券收入出现最晚 (2001) 。而且, 在不同时期里, 不同资金来源在国家助学贷款本金资金总体中所占比例稍有不同。整体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如下。

1.政府财政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二战结束后不久,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完全依靠政府财政借款。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是, 理论上, 财政借款要归还政府, 国家无需承担财政负担;但是, 实际操作上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本金资金使用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根本无法按规定时间归还政府, 所以, 所谓的归还, 实际上就是更改财政借款的续借手续而已。这样, 财政借款就与国家财政拨款实质上无异, 其规模只能根据整体财政预算状况来决定, 而无法根据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随时扩大。二战结束后不久,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就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致使国家助学贷款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形势要求政府另辟蹊径筹措大量资金。为此, 政府于1983年颁布政策, 宣布于1984年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资金筹措中导入政府财政贷款形式。发展至1991年, 在本金的新增资金中, 政府财政贷款多达全部资金的1/3。其后进一步发展, 2010年, 政府财政贷款则占据了本金新增资金的75.87%, 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5] 。

2.机构债券发行制度确立, 市场融资成为有效的补充形式

无论是财政借款还是财政贷款, 都需要政府负担本金资金。在保证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下, 政府负担的资金越少就越理想。因为, 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的大型公共事业很多, 并不仅仅只有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进入21世纪后, 通过市场手段筹措国家助学贷款所需本金的部分资金终于成为现实。

自2001年始, 具体负责运营国家助学贷款事业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当时为特殊法人日本育英会) 开始发行机构债券。至2010年3月底共计发行了18期机构债券。这在当时, 是日本所有类似的独立政策性机构中, 通过市场筹集事业资金的最早尝试。而且, 日本政府不对这个债券进行任何形式的信誉担保。也就是说, 一旦亏损, 风险由助学贷款运营机构和投资者自负。因此, 这无论是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还是整个国家财政制度来说, 都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

然而, 市场资金毕竟具有天生的不稳定, 政府也无法准确预期和完全控制它的注入规模。所以, 任何成熟的国家制度都不能过分依靠市场筹资手段, 而只能把它当作政府财政投入的灵活补充。基于这种认识, 一度不断增高的资本市场筹资, 最多时至25%左右, 最近几年则一直维持在年间1170亿日元左右。而且, 由于政府财政贷款资金比例的迅速扩大, 债券收入在整体新增资金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目前还不到整体资金的20%[5] 。

3.本金资金构成比例的变化趋势

目前, 虽然难以寻觅到从1945年至今半个多世纪制度变化的连续资料, 但是近20年间 (1991-2010) 变化的数据非常翔实。20年的制度发展历史又大致可以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以下分析2001年后的变化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 从新增资金的绝对数量来看, 政府财政借款急剧减少, 政府财政贷款与资本市场融资迅速增加, 尤其是政府财政贷款的增速更为明显;从各类来源的资金在整体中的比例来看, 财政借款比例呈现逐年小幅降低的趋势, 而财政贷款比例则增长明显。资本市场融资比例呈现先增后降趋势, 10年间在14%-21%左右徘徊。近十年发展的大致趋势是, 来自政府的资金与来自市场的资金比例保持在80∶20左右, 在来自政府的资金中, 政府财政借款与政府财政贷款比例保持在20%:80%左右[5] 。

四、政府在资金筹措中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能够顺利发展至今, 因时而变的本金筹措机制功不可没。这是政府大力推动的必然结果。政府的推动作用体现在:政府促进制度发展的主观努力, 保持来自政府的资金在整体资金中居主体地位, 政府严格控制市场筹资过程。

1.政府的主观努力是重要基础

现在, 从资金规模而言,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已经发展到供求基本平衡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本金新增资金的快速增加。本金中的新增资金在1991年为1093.52亿日元, 2010年则增至9543.14亿日元, 20年间增长了7.73倍, 增速惊人。

但是, 这里是原始数量, 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因素。剔除货币贬值影响的最常用方法是通过价格指数对原始金额进行不变价格换算。但是, 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健全经济体来说, 合理范围的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8] , 同时, 使用GDP作为换算基准还可以把价格变化以外的其它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排除在外。因此, 这里, 可以通过观察相应时期的国家助学贷款的新增资金总额/GDP总额*100% (指标A) 的变化来判断实际增长程度。1991年, 指标A为0.24%, 2010年, 指标A为1.53%[9] 。后者比前者多出5.38倍, 这说明在排除物价上涨等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后, 日本助学贷款本金中的新增资金仍然有大幅度增长。这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形成原因来看, 指标A的增长可分解为如下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客观结果。经济增长带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 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从而增长, 助学贷款投入也相应增长。其指标为政府教育财政经费/GDP总额*100% (指标B) 的变化;另一部分是政府努力的主观结果。即通过多种多样渠道获得的超过政府教育支出增长比例的新增资金, 其指标为国家助学贷款新增资金总额/政府教育财政经费*100% (指标C) 的变化。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下:国家助学贷款新增资金总额/GDP总额*100% (指标A) = (政府教育财政经费/GDP总额*100% (指标B) ) * (国家助学贷款新增资金/政府教育财政经费*100% (指标C) ) 。1991年, 指标B和指标C分别是4.50%和5.40%, 2010年, 指标B和指标C分别是4.95%和30.87%[9] 。

在1991年至2010年间, 指标B仅有微弱增长, 这说明, 该期间的政府教育财政经费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几乎同步。与此相比, 指标C增长很快, 2010年为1991年的5.72倍。这说明这一期间国家助学贷款本金资金的扩大几乎完全来自于政府正常财政增长所带来的教育财政资金扩大之外的其他资金。也就是说, 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财政收入, 而是政府扩大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决心和筹措资金的积极措施, 决定了国家助学贷款本金资金的快速增长。

2.保持政府资金在制度中居主体地位

政府资金为本金主体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性可以用我国的教训来反证。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本金完全是市场资金即由国有商业银行负担, 这在制度建立初期, 有投资少见效快的明显优点。但是,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 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下, 对银行的“惜贷”, 政府所能够做的就是, 建立风险专项基金来提高对银行的财政补贴和转化银行风险到高等学校等[11] 。即使如此, 银行方面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反应仍然很冷淡[12] 。我国学者一般用单笔数额小、单多、持续时间长以及学生流动性强等助学贷款的客观特征来解释银行惜贷行为[13] 。然而, 这类解释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在助学贷款制度运营的控制上失去了话语权。可以想见, 在政府缺乏真正控制力的助学贷款制度中, 不管财政补贴如何之高, 银行方面受其逐利本质所驱, 总是趋向于惜贷的。

3.政府在市场筹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虽然日本国家助学贷款本金中也有20%左右的市场资金, 但是市场资金不能够随意进入到制度之中。政府在市场融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第一, 市场融资不是由助学贷款经营机构随意在金融市场上进行, 其规模大小需要通过国家预算审议机关即国会的审批;第二, 市场资金仅仅通过购买助学贷款经营机构发行的机构债券参与到制度之中, 获取利息而已, 对制度本身的运营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第三, 市场资金在本金总体中所占份额较少。

在导入市场资金上, 日本的严格控制与美国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在美国, 商业银行可以很方便地进入联邦助学贷款制度的整体体系之内, 参与联邦助学贷款项目之一的联邦家庭教育贷款 (FFELP) 的本金供给。在它的鼎盛时期, 整个贷款制度的本金总额的一半以上由商业银行提供。众所周知, 美国的FFELP制度曾是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初创时期的唯一蓝本。然而, 在自2008年始的金融危机中, 商业银行的逐利本性使抽出资本的商业银行增多, 加之商业银行的不断破产与倒闭, 造成了美国联邦助学贷款制度的极度不稳定。这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0年宣布全面接管FFELP项目的根本原因。联邦政府对FFELP项目的强力接管, 象征着美式的大规模和便捷地利用市场资金, 进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建设的政策理想, 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

五、结语

日本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本金资金筹措机制有很多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财政现状的客观制约, 但是政府财政充足并不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本金充足的充分必要条件, 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积极的主观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前提条件。第二, 把政府财政投资政策与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对国家助学贷款的财政投资是具有生产性的投资。这个生产性直接体现在, 它是国家财政投资的最稳定的投资渠道之一, 符合以社保基金为来源的政府财政投资的保值为主增值为辅的基本要求。而我国对社保基金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之间存在的可能关系还缺乏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关注。这个生产性间接体现在, 通过促进高等教育升学率, 提高社会人力资源储量的数量与质量, 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远期经济利益。第三, 合理运用市场资金。对于助学贷款制度建设这样的公共事业而言, 市场资金具有“正功能”与“负功能”的两面性。过于重视其正功能而大量使用则容易引起负功能的泛滥, 过分强调其负功能而避免使用则会抑制正功能的充分发挥。日本政府对市场资金的定位非常准确, 充分取其长而避其短。一方面积极导入市场资金, 充分发挥它的补充作用, 另一方面又严格保证政府资金在本金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强化对市场资金的管理和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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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与实践中的既成矛盾[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1) :7-9.

[4]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機構.JASSO年報 (平成20年度版) [EB/OL].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annual_report/docu-ments/annrep08_2.pdf, 2010-5-10.69-70.2010-08-09.

[5][6][7]资料来源: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機構.JASSO年報 (平成22年度版) [EB/OL].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annual_report/index.html.2012-08-20.笔者根据资料中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8]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第5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5.

[9][10]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統計要覧 (平成24年版) 17.教育行財政 (Excel:207KB) '教育費総額?公財政支出教育費と行政費?国内総生産との関係[EB/OL].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2/002b/1323538.htm, 2012-5-20.笔者根据资料中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11]教育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印发《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通知 (2004.6.28) [EB/OL].http://www.xszz.cee.edu.cn/show_news.jsp?id=774, 2008-10-20.

[12]郑士敏.助学贷款:银行不爱没商量[J].浙江金融, 2003, (12) :48.

努力筹措资金 助推“林场改革” 篇4

一、努力筹措改革资金

林场改革试点以来，中央财政已下达我省补助资金已到位，同时还将适当提高天保工程国有林管护费补助标准和国家级公益林国有部分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省财政也在今年筹措了改革补助资金，并将适时提高国有林场国有部分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各市县要在统筹用好上级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切实承担起本级财政保障任务：一是要加大财政对林业的投入力度，积极调整林业补助资金使用结构，增加国有林场改革补助支出。二是要将编制内的林业技能人员所需经费纳入同级预算，足额给予保障。三是统筹安排林业、农业、扶贫等专项资金，支持国有林场改善基础设施等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

二、严格资金分配使用

各级财政部门必须按照资金服从改革、资金推动改革、资金引导改革的原则，更加科学地分配和使用好资金，科学分配资金。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省里原则上按每名职工补助2万元、每公顷林地补助17.25元的标准进行分配。但这只是以上述标准为测算依据，而不是据此补助给林场职工个人，这一点务必向林场职工宣传解释清楚，以免造成林场职工片面理解，引发误会和不稳定因素。同时，省里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确有困难的地区给予适当额外补助，并对改革进展快、任务完成好的市县给予工作经费奖励。严格资金使用范围。根据要求，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要优先用于国有林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其次用于国有林场分离场办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职能。改革补助资金优先用于上述两个方面费用后，如果还有结余，可用于以后年度缴纳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与改革相关的支出。各级财政部门必须严格按照上述范围使用改革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加快资金拨付速度。省级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拟分两次下达。市县财政部门在收到补助资金后，要第一时间制定分配方案，加快资金拨付速度，严禁截留，严禁挪作他用。

三、切实提高资金效益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国有林场家底，掌握基础数据，准确核算改革成本，切实把工作做实做细。要改进资金使用方式，健全完善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面向社会购买服务。要加强对国有林场改革资金绩效管理，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奖惩机制，调动林业管理部门以及国有林场积极性。要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监督，开展专项检查，坚决防止乘改革之机突击花钱，坚决防止以改革之名搞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坚决防止挤占、截留、挪用改革资金用于非改革方面的支出，确保资金管理规范、安全、高效，确保我省国有林场改革任务的圆满完成。

办学资金筹措与风险防范研究 篇5

据统计, 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新增投资额150~210亿元, 其中政府投入只有38亿元, 资金缺口为112~172亿元。而高等学校的学费以及其他各项收入, 很大比例都被用于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很多高校为此还背上了高额的银行贷款, 背负着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目前高校贷款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 高校平均贷款余额为1亿元。公用经费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可见, 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和债务负担过重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

因此, 在积极争取政府拨款、收取一定合理学费、节俭高效利用好现有资源的前提下, 大学有必要凭借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与科研、服务功能, 尝试通过大学资产证券化方式参与资本市场筹融资、联合发行高等教育债券、组建高等教育基金、发行高等教育彩票、建立教育发展公司、吸引国外资金投入等方式谋求更多的资金支持与资源支持。同时, 高校要抓住机遇进行土地置换, 用盘活的资产投入学校新校区建设, 这种筹资方式可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为学校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办学资金筹措风险定位

高校筹资风险是指高校在财务运转过程中的筹资环节, 存在着不能筹集资金、筹资能力较弱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指政策限制和制度性障碍造成财政拨款的变动性和事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如目前一些高校实行政府人事部门会签的网上就业率适度与本年度招生计划挂钩, 就业率低的高校和专业招生名额将遭缩减, 必然导致生均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总额降低。另一方面, 高教政策、教育法律、金融市场进一步规范也会导致产生借贷难度增加、贷款更加困难的风险。主要有:针对高校盲目改扩建、一味做大的现状, 银行开始采取将贷款额度调整到风险警戒线以内的防范措施, 令高校筹资难度加大;人民币继续保持升值态势, 在经济形势过热的情况下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会出现上浮, 导致贷款成本提高;高校连续扩招、效益低下也导致了教育教学风险, 主要是部分高校过于追求上规模, 办学定位模糊, 以教学名师、精品课程、教学改革立项、品牌特色专业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质量工程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就业形式严峻、生源自然减少导致了规模风险。

三、办学资金筹措风险防范措施

高校筹资筹措是把“双刃剑”, 使用得当可以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益, 使用不当则会造成高校财务失败, 因此必须加强筹资风险的防范。具体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 运用平衡计分卡建立绩效评价模式。平衡计分卡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指标间相互驱动的因果关系来展现组织的战略轨迹。以上四个方面有内在联系:高校良好的财务利益将更多来源于学生的满意程度, 而高校只有提高内部管理能力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大的价值, 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则要以学习与成长为基础。高校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 资金提供者关心的是能否有效运用资金达到服务目标, 即培养的学生符合社会需要、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所需。各层面分析如下:学生是高校教学、科研的产品, 学生质量水平高低反映学校综合水平高低, 因此学生质量及服务、公众满意度属于顾客层面;学校需要充分、稳定、长期的资金支持, 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学生的培养成本属于财务层面;教学质量的好坏、科研水平的高低属于内部管理方面;教职工的素质和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度有着明晰的关系, 教职工的培训、进修属于学习与成长层面。平衡计分卡具体指标如下:

毕业生就业率。毕业生就业率=就业学生人数/毕业学生人数×100%。反映顾客满意度和教学质量好坏, 标准为1, 越高越好。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反映高校资产总量扩张情况, 该指标越大, 高校资产经营规模扩张程度越高, 速度越快。

招生增长率。招生增长率=招生录取增加数/上年招生录取数×100%。反映高校扩张承受能力与办学效益, 越大越好。

招生实际收益率。招生实际收益率=本期招生实际收费/本期招生应收学费数×100%。反映高校实际吸引能力指标, 越大越好。

科研成果增长率。科研成果增长率=科研成果增长量/期初科研成果量×100%。反映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及科研水平, 越大越好。

投入产出比率。投入产出比率=经济贡献/资源占用。反映学校资产利用效率, 越大表示利用越充分。

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主要有教师占全部教职工比重、本专科生人数、硕士生人数、博士生人数、外国留学生人数等指标。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 利用上述指标跟踪学校办学效益, 及时向学校管理层提供决策信息, 确保学校办学资金用在刀刃上, 促使学校做大做强, 走内涵发展之路。

第二, 建立高校筹资风险预警模型。可依据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 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 (教财[2004]18号) 给出的“高等学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建立。高校筹资风险的预警是从负面效益的角度反映高校负债状况和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 根据学校筹资的实际情况和建立预警模型的要求, 还可参照南京大学《高校财务综合评价》课题组研究得出的指标建立模型, 该模型应用较广, 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 要运用平衡计分卡建立资金运作绩效评价模式, 以内涵发展为目标, 形成精品专业、精品课程, 出名师、育名生, 促进办校规模稳步上升、学费收入逐年递增、科研成果加速转化、社会各界争相捐赠, 使办学资金始终处于良性循环中。

参考文献

晚清练兵处经费筹措与角力 篇6

一

练兵和筹饷是清政府“新政”的两大重点项目, 筹饷尤为先著。“非练兵无以自强, 而练兵必先筹饷”[3]。从清廷确定编练新军的国策后, 练兵经费成为清廷首要的支出项目。要想切实推进中央集权, 加快军事改革的步伐, 清廷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在烟酒项下摊派各省练饷。

清廷于1903年11月在烟酒税项下筹集各省练饷, 责成各地将军、督抚“一体饬行”[4], 其具体指标为:直隶、奉天各80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50万两;山西40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30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l0万两;甘肃、新疆各6万两, 总计为646万两。“经此次派定税额之后, 各该将军督抚, 务即遴选妥实明干委员, 实力奉行, 认真稽征”[5]。1904年11月19日, 清廷命各省于烟酒税及丁漕田房税契项下共筹款银882万两, 充作练兵经费[6]201。如直隶省派定之款:烟酒税80万两;奉天省派定之款:烟酒税80万两;江苏、广东、江西、湖北、浙江等省各派定50万两;其余各省多为20万两[7]66。然而, 各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财政支拙的状况, 不得不另想它途以解窘况。四川总督锡良奏, 川省酒捐已拨解练兵处要饷, 矿务尚无成效, 银圆利微销滞, 拟仿各省铸造铜圆, 稍获盈余, 藉维圜法。它省情形亦于川省相似, 多方罗掘, 以救燃眉。

2. 丁漕田房契项下摊派练饷。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十一月丙戌的上谕中指出:“查近年来, 银价低落, 各省不甚悬殊, 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州县浮收甚多, 而应征之房田税契, 报解者什不及一。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 不肯实力清厘, 自光绪三十年始, 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 彻底确查, 酌量归公, 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 岁增之款, 各按省分派定额数, 源源报解。”[5]该上谕派定各省之款为:江苏、广东各35万两;直隶、四川各30万两;山东25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20万两;安徽15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10万两, 总计320万两。上谕发布后, 总税务司赫德提出可从田赋着手, 解决练兵经费, 他认为“练兵筹饷, 以地丁钱粮为大宗, 若竭力整顿, 即用此款练兵, 并可举办各项要务”[4]5155。他估计中国土地面积约80亿亩, 减半折算40亿亩, 平均每亩征钱200文, 即可征得银4亿两。两江总督魏光焘与各省督抚咨商之后, 对赫德的条陈进行了驳斥, 但他们承认, 通过清赋, 的确有可能增加一二千万两的田赋[4]。赫德从田赋上着手, 解决练兵经费的计划有空想、夸大之处, 遭到封疆大吏的严厉驳斥。实际上, 晚清的田赋负担, 已引起了官、民的尖锐对立, 如按照赫德的建议实行, 只会使官、民关系雪上加霜。

3. 铜元盈余和盐斤加价。

据户部1905年的一份奏折所称, 各省能认真筹集的只有约600万两, 其中又以铸造铜元盈余一项, 约占半数, 即270万两。从官方报告的数字来看, 铜元余利普遍而丰厚。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奏报开铸, 直隶亦仿办, 是此项铜元沿江沿海省份多半遵旨照办。……相应请旨饬令吉林将军, 闽浙、两江、两广、直隶各总督, 江苏、安徽、浙江、之西、湖北各巡抚, 迅将该铜元详细章程赶紧送部, 以凭核办。章程发布后, 各省督抚纷纷响应。1904年, 端方由湖北巡抚调署江苏巡抚, “到任之初, 即首以推广铜元为事。”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说:“各省帑项支绌, 筹措为晚。惟铜元余利一端, 尚堪挹注。”[4]这些做法和说法, 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许多省份的情况, 铜元余利一时成为各省筹措练兵、兴学等各种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加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所说:“举凡一切新政之无款可筹者, 皆指此余利以为的款, 即练兵处摊提兵饷, 亦竟指此为大宗。”[8]14所谓“各处犯于余利, 一若以铸币为筹款”, 可谓一语道破。除铜元余利外, 在某些僻远省, 盐斤加价也是获取练兵经费的重要途径。1905年底至1906年初, 川省开始正式编练新军。四川编练新军之所以较迟, 主要在于巴塘用兵, 1905年7月锡良上奏表示川省编练新军之时正遇川边用兵, 使本来就十分困乏的川省财政又更为拮据, “巴塘变作, 分道征募, 远路馈运以视内地行师, 费恒倍蓰。现以经营善后, 驻边者尚新旧八营, 军需浩繁, 急于虽火。……就本省例应支放各款设法暂挪, 以应其急, 实已艰窘万分。”编练新军计需常年油项50余万两, 虽锡良感到“川省民力已竭, 万难别事搜求”, 但仍将每斤盐加价一二文, “专为练兵制械之需”。另外又将原有团练经费挪用, “而嗣后按年裁兵节饱, 或渐可腾挪分注, 藉济新饷, 裁诸无用之制兵, 以供新练之劲旅。”[9]锡良虽多方设法, 并未能解决饷需困窘的状况。

练兵处采取多种方式筹措练兵经费, 不过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在政府则曰练兵, 在官绅则曰兴学, 而其实, 则皆以急务之名, 为中饱之实。”[10]练兵本为急务, 然因各派势力纠葛, 往往将练兵经费挪为己用, 所以练兵处所制定的36镇练兵计划, 由于经费无着, 难以实现这个雄伟的计划。

二

练兵处成立后, 练兵筹饷成为一项急务, 清廷频频颁布上谕, 中心问题就是筹饷练兵。围绕筹饷练兵, 中央和地方督抚矛盾不断激化, 铁良南巡就是中央练兵处加强财政集权的重要举措。时人对铁良南巡的动机和作用有中肯的分析:“慈爷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 因筹款事儿至寝食俱废。所以停止祝寿, 所以廷谕京外各官竭力裁并, 严剔州县中饱, 于是又派铁 (良) 君赴各省查库。于是又饬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 均归户部另存, 归练兵经费。”[11]12各省面对清廷的练兵派款惶惶不安, 湖广总督张之洞发给端方的密电说:“练兵处派各省铜款九百六十万, 骇人听闻, 众论皆不以为然”[12], 围绕铜圆铸造问题, 清政府和地方督抚的矛盾开始激化。1905年, 清政府在天津建立“铸造银钱总局”, 由此引起了清朝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斗争。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崇善在1905年10月的电奏说:“福建铸造铜元的三个厂‘均有赊欠铜价, 专赖铜元运销以资周转, 一旦禁运出省, 则本省销路滞塞, 各厂皆须停罢’, 其中两厂, ‘机器成本借贷洋款, 末获余利, 无所取偿, 此时实有欲罢不能之苦。’”署两广总督军岑春煊电奏说:广东“为铜元创始之局, 积欠巨款, 全侍运销余利”, “今猝然禁运出口, 不啻制其死命”, 如因此而致无法偿债, “煊实无能支持”。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都直截了当地提出同财政处、户部针锋相对的论据及主张, 张之洞说:“湖北省需用银元尚亟”, “每日仅铸百万, 听断不能敷用, 相去太觉悬远”, 请中央暂勿干涉, “准由本省自行限制, 随时体察情形, 按实在需用之数铸造”[13];周馥说:“现在江苏各州县民间行销铜元, 尚觉有细无赢”, 请准许“江宁、苏州、清江三局铸造银元暂行免于限制。”[13]953清朝中央与各省之间的矛盾由此而迅速表面化。要练兵得先筹款, 筹款的目标便是东南富裕的各省。通过筹款, 一方面可以打破地方督抚对财源的垄断与把持, 恢复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 丰裕的财源可以重建中央政府集权的军事支柱。地方督抚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与中央相抗衡, 两江总督刘坤一公开宣布地方收支“碍难和盘托出, 必须稍留余地”。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与朝廷就财政问题争论不休。由筹款带来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讨价还价, 坚定了清廷推进新的集权体制的决心。清朝掌握地方大权的督抚为了省际利益, 纷纷对抗中央财政集权的政策, 对练兵处推行的练兵计划的实施造成了负面影响。

八省土膏统捐也是激起中央练兵处和地方矛盾的重要事件。为补清末新政赖以推行的财政基础, 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名义下, 出台了八省土膏统捐这一重大举措, 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但是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 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当时的河南道御史赵启霖就指出了设置八省土膏统捐大臣对地方利益的攘夺, “禁烟之令既行, 烟税必渐次短绌, 征收断不能如从前之严, 是膏捐办法不得不酌量更变, 若名称仍旧, 中外注目者皆以为国家仍恃此大宗入款, 虽有禁令, 并非实心, 必致各怀观望, 藉口迁延, 于禁烟毫无效力”[14]。这一建议被清政府否定了, “夫有一日之税, 即不能无专司之员……所有督办土药统税, 应请仍旧办理, 以专责成”。在清廷倡导统捐时, 更多的省份采取拖延、抵制的态度, 主张暂缓改办统捐, 而继续征收厘金。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联衔奏请广东暂缓改办统捐, 他们说:“推求利弊, 必使商情不致重困, 然后再议改办统捐。”[4]江苏也举出与广东类似的理由, “况宁、苏各系各归各办, 即就一省之中, 亦难一律举办统捐”[4], 因此裁厘统捐必须另定妥章方免流弊。面对地方的争省自办主张, 财政处和户部批评各省存在“异视之心”, 但各省仍明争暗斗。由此可见, 中央和地方矛盾之尖锐。

筹措新篇章酒鬼借“危”完美续航 篇7

这次会上,酒鬼酒公司总经理夏心国、副总经理曾盛都进行了深度的工作发言,向各位经销商通报了酒鬼酒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和近期工作重点;公司副总经理、供销公司总经理郝刚作了2012年度营销工作报告及下一步工作规划;州质监局局长李红兵也就公司50度酒鬼酒塑化剂事件向大会作了情况说明,介绍了酒鬼酒公司积极完成整改工作的情况;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勇介绍了塑化剂的相关专业知识;北京盛初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柴俊对当前白酒行业形势及酒鬼酒品牌战略作了一次深度分析。

湘西州委常委、副州长龙靖波作了重要讲话,他肯定了酒鬼酒公司在改制重组以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肯定了酒鬼酒公司在处理塑化剂事件过程中的积极态度、快速行动和整改成效,对酒鬼酒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和指导意见,表示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酒鬼酒公司的发展,对酒鬼酒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要求酒鬼酒公司变危机为商机,真正将“塑化剂”当做思想的“清醒剂”、行动的“催化剂”和努力奋斗的“强心剂”,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规范运作,稳健发展,鼓励酒鬼酒公司为全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财政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政府、领导及合作伙伴的支持与关注下,近期酒鬼酒本着对行业负责对客户负责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公司严格按照省、州质监部门的要求,对公司采购、基酒生产、贮藏、勾兑、包装、运输等生产经营中每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改,对有可能导致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感染、迁移的工具、包装材料、设备、设施进行彻底更换,以彻底消除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感染源和迁移源,截至2012年1 1月30日,所有的整改工作已全面完成。

会议最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公司对2012年度作出突出成绩的经销商进行了表彰,分成“年度优秀品牌合作伙伴奖”、“年度优秀经销商奖”、“年度突出贡献奖”、“年度杰出贡献奖”、“年度卓越贡献奖”、“战略合作伙伴奖”等六个层次颁发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经销商代表,获奖经销商代表和意向客户代表在会上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对酒鬼酒的未来充满信心,愿意同酒鬼酒公司携手并进,同创价值。

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国际比较研究 篇8

因高等教育需求膨胀和成本提高而导致的投资供求矛盾加剧,成为各国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堪高等教育投资重负的各国政府均致力于寻找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新机制。

通过表一: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中,可以看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膨胀,到了80年代左右这种上升的势头有所减弱,但是到本世纪初每一个国家都已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在为本国的人才开发与培养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各国的财政拖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通过表二:世界各地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与疯狂增长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比,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是增长缓慢,甚至在80年代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高等教育财政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陷入了低投入、低增长的窘境。

二、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的国际比较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近年来都增加了多渠道筹资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加大个人对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比例,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共同趋势。制定并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对接受高等教育者或其家庭收取一定费用,并且加大这种费用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高等教育是一种于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均收益较高的活动。这已为众多实证研究结果所证明。其二,高等教育是一成本很高且成本递增产业。其三,高等教育从本质上讲不是纯公共品或纯私人品,有明显外溢作用(弗里德曼所说的邻近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的生产成本补偿不能完全由政府公共支出或受教育者个人负担。其四,大量对实行免费或低收费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对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或者低收费,常常得到与政策目标截然相反的效果,即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并没有让低收入家庭从中获益,相反高收入家庭成了最大受益者。

日本、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采取的做法就是提高学杂费收入在学校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学杂费、考试费和食宿费的收费标准,对继续教育的短期课程全部收费,澳大利亚和英国就对留学生实行差别收费或者全额收费政策。随着受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增加,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的财政,高等教育所收入的经费都是一个很客观的数字。无疑,这不但大大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受惠面,同时也更有利于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三、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国际比较

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出现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的提出,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文件》,很明确地将教育财政以及其中的收费问题作为重点予以讨论。与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密切相关的是收费的理论依据,即过成本分担与补偿原则。一般认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谁收益谁付费肯定是有利于公平的实现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确立是以受教育者的最大支付能力为基础的,不能超出其承受限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NP百分比达到了81%,跟中东和北非地区持平,这个数值是比较高的,再加上我国各地区发展的情况非常不平衡,有很多家庭负担不起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我们还可以对国外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澳大利亚1988年的高校收费与学生资助政策改革方案规定:高校收费的基本标准为直接教学成本的20%。其基本依据是:这一收费水平相当于一个中等偏下劳动者年收入的10%,学生家长能负担得起。事实上,我们的收费从相对意义上已经超出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公立四年制高校1994～1995年度平均学费水平为2689美元,占年人均收入的12%。对于中国这个低收入国家来说,高等教育的相对成本很高,即使个人负担教育成本的比例相同,教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也大不一样。1993年,美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DP的60%,1996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为231%。同样负担教育成本的20%,美国只占人均GDP的12%左右,中国却要占人均GDP的46%左右。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NP百分比的平均数仅为26%。

四、我们的发展思路及策略

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已经证明,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是可行的,实行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即有助于社会公平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也有助于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但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尚处在英才教育阶段,社会不利群体连中等教育都很难完成,这时候的教育机会均等是很难保证的。可见,如果认为成本补偿是完全合理的,就等于认可了能否缴得起学费是高等教育的入学基本条件,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肯定是令人忧虑的。所以,无论是对学生慷慨无偿的财政支持还是大规模的成本补偿,都不能解决人们日益关注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文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思路和视角提出以下策略:

1. 政府应在宏观调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应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政府投资应突出重点,既要发展重点学校、重点学科,更要扶持落后地区与薄弱学校。

2. 改革国家财税体制,提高国家财政实力。

要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最根本的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和预算能力,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比如综合配套地进行税费改革;消除预算内外之别,统一国家预算;完善税收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减少财政支出;等等。

3.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

比如,探索我国高等学校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和扶持私立高校的发展;进一步落实高等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使高校成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融资主体;深化高校内部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后勤社会化改革,压缩行政后勤成本,提高办学效益;改革高校财务制度,加强成本核算,避免浪费和低效率,建立效益——成本核算机制,并使之与政府拨款挂钩;等等。

4. 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学生贷款资助体系,保证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要探索银行、高校、中介机构协调合作的借贷管理体制,促进贷款的发放和回收。要加强贷款资助的信息服务,避免弱势群体得不到充足有效的信息。

5. 加大金融部门对教育的扶持力度。

如增加面向高等学校的贷款,不仅用于对困难学生的资助,而且还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可考虑成立专业的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面向社会融通资金,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教育发展;对教育部门提供贷款;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

参考文献

筹措5000元资本金的三大途径 篇9

不管如何强调资金的重要性，事实上5000元项目还是属于开业创业领域中门槛较低的一个层次。以这个资本金开业创业的项目基本集中在家政等服务领域，相比较动辄数万的投资，5000元的筹措相对要容易得多，途径也就较为简易明了。

1．存钱 通常指创业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其他途径所得积累下的资金。以自有资金（存钱）开业创业无疑是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也是开业者首先考虑的方式。这种情形下开业创业者就不必背负额外的心理压力，更不需要考虑债务的偿还问题，可以全身心投入项目的经营。不过，无压力的状态也可能导致开业者或者盲目开业，或者中途遇到困难失去动力，由此滋生的得过且过的消极思想对于创业者也绝对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创业者务必谨慎。

2．借钱 借钱通常指创业者通过向亲朋好友借钱来筹措资金。相比自有资金开业，借款或多或少都会给开业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肩上的责任却大得多—当然这也可以当作一种动力。与贷款相比，向亲朋好友借款在还款时间和方式上更加灵活方便，也没有复杂的程序，快捷便利，这些都是优势；不过，开业者仍然必须注意维护个人的信誉，在借钱时规划好还款的细节和步骤，以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甚至影响感情。

3．开业资金贷款 开业贷款担保中的一项内容，从银行获得的贷款。5000元开业创业这个数目或许还到不了贷款这一步。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组织的运转和持续经营并不是以开业为结果，一定时间的预亏资金准备和后续投入都是5000元无法解决的；况且对于迫切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乃至生存问题的开业者5000元仍然存在理论上的贷款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到开业资金贷款这一点。

筹措机制 篇10

一、地州高校办学资金筹措的困境及其分析

(一)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2003-2007年是地州高校较快发展的最佳时期,建设新校区、添置资产设备、扩大招生规模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不足,云南省又因地处边疆、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减少生均拨款,甚至采用数额包干、一定几年不变的做法。在这样的财政拨款政策下,学校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各高校不得不大量举借债务以度过难关,在形成历史欠债的同时也加大了自身的财务风险。

资料来源:曲靖师范学院2005-2010年部门决算报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曲靖师院2005-2007年财政预算基本经费拨款每年都是2071万元,仅占年度收入总额的30%左右,学校其他筹资的任务异常繁重。2008-2010年,实行按学生实名制生均标准3500元的财政拨款政策,虽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与邻近的重庆、四川和贵州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与最近财政部、教育部提出的“到2012年各地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元”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尚不能满足地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从教育投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提出“到2000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4%”的目标,但至今没有实现。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2231亿元,占GDP的3.59%。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以4%为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统计,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和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不足的现实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云南省2003-2007年五年间一直实行高等教育基本经费拨款包干的办法,即以2003年学生规模为基数核定拨款数额一定五年不变。当时多数地州高校刚刚成立,学生人数不多,因此而核定的经费数额较少。如果按照2003年以后各年实有学生人数及生均3500元拨款标准计算,2004-2007年云南省财政对曲靖师院的基本预算经费拨款“欠账”2500万元。

(二)学校基本建设项目挤占正常办学经费

如果不扩招,学校不需要进行新校区建设和增加设备购置,那么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学生交费是可以基本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但是,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力需求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导下,地州高校必然考虑自身的发展问题。除去省、地共建给予的一定补助外,地州高校新校区建设资金大部分依靠学校自筹解决。《规划纲要》提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高等教育总规模将从2900多万人增加到355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无疑,地州高校仍然是承载扩大规模的主力军。但是,在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各地州高校纷纷从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形成了大量的债务。随着还本付息高峰期的到来,财务负担十分沉重。在学校办学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转尚显捉襟见肘,谋划学校发展就显得更加艰难。

为完成高等教育事业任务,达到地州院校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基本建设资金没有其他来源的情况下,高校一方面每年都要从预算外收入中安排一定的基建资金用于硬件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从金融机构贷款建设新校区,在过去的10年中形成了大量的债务。据有关报道,截止2007年底,全国高校的债务余额保守估计也有2000亿元。

按照现行制度的规定,高校实行主营业务(教育事业)与基本建设业务分账核算的办法,新校区基建借款在基本建设账务中单独反映。曲靖师院2010年末因新校区建设而举借的银行贷款累计债务余额是12130万元。2003-2010年,每年都从自筹经费中挤出1500万元左右安排用于学校新校区建设,占年度收入总额的15%,还不得不随时“挪用”基本经费用以偿付到期债务本息,加剧了正常经费的紧张程度,影响了教学业务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中央财政支持地州高校发展的力度较小

中央下划高校和省级重点高校已经得到中央专项资金补助支持多年,而地州普通高校软硬件设施的改善亟需大量资金,而实际上却没有得到中央财政应有的倾斜性支持。中央财政资金的申报时间长,程序和手续繁杂,申报成本高,地州高校很难获得支持。结果是条件越好的老牌高校越容易得到支助,并且额度不小,导致高校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

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覆盖面扩大至地州普通本科高校。2010年曲靖师院组织两个项目共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23万元,实际得到一个项目的资金补助200万元,占申请额度的20%,所得补助额较小。2010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是40亿元,补助高校620多所,平均每所645万元,曲靖师院所得支助仅是平均数的31%。而且,该项资金的申报从5月份一直延续到8月份报送财政部,时间跨度4个月,其间通过多次会议布置和评审答辩等过程,占用有关人员大量的时间,日常工作受到一定影响。11月底下达资金,已近年终财务决算准备期,事务繁多,难以充分考虑和安排项目资金的支出。因此,地州高校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助的难度较大。

(四)银行信贷政策收紧,难以获得新的贷款支持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房价畸高的影响,近两年来金融机构贷款政策收紧,贷款的难度增大,融资成本增高,一些只有依靠银行贷款才能获得基建资金的地州高校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新的贷款不能获得,历史欠债又纷纷到期,“东墙”拆不了,“西墙”没法补,于是官司缠身,雪上加霜,资金链断裂,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每年还要以企业的一套征信系统为标准对高校进行信用等级评价,由于高校是教育事业单位,财务收支“结余”与企业的“利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收定支的预算编制原则决定了高校的年度结余不可能太大。所以,在年度评审中,有的高校就因“利润”太低而被调低信用等级,到期的贷款不能办理展期,新增贷款就更加艰难了。

从2007年以来,国家各商业银行贷款政策逐渐收紧,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也不断提高,从金融机构筹资的难度增大。高校也不例外,已经由原来的“送贷”上门逐步转变为不再轻易放贷,因此贷款的难度增大,融资成本增高。在国有商业银行收紧银根不再放贷的情况下,沿海发达地区具有金融业务经营资质的租赁公司纷纷涌现,深入到内地教育领域寻求新的市场。资金异常紧缺的地州高校立即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合作。这些融资企业带给地州高校的问题是融资成本高,另计手续费,扣除2%保证金等,有加剧学校的财务风险的潜在危机。

(五)资金拨款的额度和时间受到财政严格限制

高校财政预算内资金由省级财政统一管理,按年初人大批准的预算额度分月平均划拨各预算单位使用。从2008年起,云南省驻各地州的一级预算单位全面统一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学校组织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所有预算外资金收入全额上交省级财政部门专户管理,每月申报用款计划并经财政厅批准后方可拨款,程序复杂,过程较慢。所以,地州预算单位的资金运作受到省级财政部门的严格限制,一般没有资金自主权,对学校领导的决策和教育事业计划的正常执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地州高校预算内财政资金和预算外收入全部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后,由于地州高校距离省城一般较远,以曲靖师院为例,从申请报出至拨款到账平均需要20天左右,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学校预算资金的执行和学校按期开支的计划,甚至会打乱学校的教育事业阶段性安排。2010年,曲靖师院曾经发生的某月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和津贴的案例,就是财政资金不能及时拨付造成的,弄得教职员工意见很大。

(六)地州高校筹资渠道单一

目前,全国由省、直辖市管理的地方普通高校139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2%、在校生人数的85%,而所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的57%。这说明全国43%的财政教育经费由中央各部委所属8%的综合性研究大学得去了,这样的投入机制是不公平的。地州高校多在偏远地区,资源十分有限,地方财政力量薄弱,除财政拨款和收取学费外,几乎再无其他支助来源,筹资渠道相对单一。另外,地州高校其他收入也十分有限,仅有每年几万元的存款利息及废品处置等极其少量的零星散杂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地州高校仍然难以摆脱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筹措办学经费的单一渠道,融资渠道多元化成为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使用财政资金必然受到相应约束,其他收入没有来源,导致学校只能维持简单生存状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远发展难以谋划。

国家明确提出公共教育财政政策是“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元经费筹措机制”。但是,对于地州高校这个“新生儿”,政府投入有限,自身“造血”能力较弱,因此筹资渠道非常单一,获得的其他收入十分有限。以科研经费为例,省级重点高校有的每年可达几个亿,曲靖师院2010省级财政科研经费拨款仅45万元左右,差距很大。其他如社会捐赠、存款利息、非财政部门拨款等其他收入,在一些知名重点高校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曲靖师院一年也只有100多万元。多渠道筹措足够的办学经费还难以做到。

二、地州高校走出办学经费筹措困境的对策

(一)确保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目标落实到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提出了要“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2012年达到4%”。与2009年的3.59%相比,差距是0.41%。我国GDP的基数总量很大,哪怕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投入增加,都会在教育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规划的蓝图已经描绘出来,现在的关键是落实的问题。高等教育按照隶属关系和分担机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举办者分别承担所属学校的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应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予以财力支持。《纲要》特别明确4%的目标,真正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心。

云南省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过低,与中西部一些兄弟省份相比,我们的生均拨款也处于较低水平,如2010年新疆生均拨款达到6300元,四川生均拨款达到4200元,山西省生均拨款达到4300元,同期云南省生均拨款仅为3500元。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财教[2010]567号)文件精神,建议云南省结合财力情况、物价变动水平、高校学生人数、工资调整等因素尽快制定本省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新标准,建立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生均拨款水平,确保到2012年不低于12000元。如果照此计算,曲靖师院2012年能够比2011年多增加基本预算经费:13079人×(12000元-3500元)=1.1亿元。

假设这一目标能够按期实现,那么学校不但能够逐步解决历史债务问题,其自身的发展也必将出现质的飞跃。这样,学校财政投入不足的状况才会有所好转,地州高校资金紧张的局面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尽早化解高校基本建设贷款债务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政府承担最终的财务责任,学校不具有决定举债办学的权利,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地州高校作为公益性教育事业单位,除收取学费、住宿费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主要投入、特别是基本建设资金理应由国家承担。如果高校债务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和运转资金不能得到可靠而有效地解决,不但难以做到发展和提高,还可能出现退步和“破产”的问题。这理应引起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对高校现有的银行贷款余额及基本建设债务问题由财政统筹安排资金予以解决。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财教[2010]568号)文件精神,中央和省级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帮助高校化解债务。但是,中央财政是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按各省化解高校债务工作的努力程度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中西部地区为45%。这一比例显然偏低,省级财政很难同时安排资金给予配套,能将中央奖补资金全额下拨就很不错了。因此,学校自身还需要承担一半左右的化债责任,在资金难以筹措的情况下,问题依然严重。因此,建议各省另行出台文件,进一步明确责任,由中央财政奖补45%,省级财政同等比例配套承担45%,学校自筹资金解决10%,以尽早化解高校债务,减轻负担,让高校能够轻装前进。

(三)政府财政给予地州高校适当倾斜性照顾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应当考虑给予地州新建高校倾斜性照顾,以适当缓解地州高校资金非常紧张的困难。目前,高校预算内经费结构存在专项资金比重较大,基本运行经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例如,中央直属高校专项资金占财政拨款的比例平均为34%,部分重点投入高校专项经费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50%,造成有的学校一方面日常运行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专项经费结余较大,使用效率低。所以,建议按照各高校的学生人数和软硬件现状直接安排专项资金,可用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生均拨款标准不能都以项目申报、专款专用的形式来处理,这样不利于学校全面协调发展。要提高日常经费占财政拨款的比例,简化或取消项目申报和评审手续,争取及早下达资金,以便于在当年安排实施。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高效率的专项经费预算分配机制,给予地州高校一定的倾斜性照顾,适当增加财政补助额度。

(四)提高学校信用等级,争取新的银行贷款

在金融机构紧缩银根的情况下,高校要转变观念,主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调和沟通,以真诚打动对方,或能从一些中小银行得到新的融资;也可从其他金融企业,如融资租赁公司等获取一定的贷款支持。作为银行企业,从长远合作和发展的角度考虑,高校绝对是优质客户之一,不能按生产企业的征信标准考核高校,应当研究并建立高校征信评价标准和体系,公平合理地评价高校偿债能力,适当降低贷款要求,简化办贷手续,给高校恢复或提高信用等级,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与沿海融资租赁公司合作也不失为一个暂解燃眉之急的无计之策,这些企业热情上门服务,办贷手续简便,资金到账及时,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势。

(五)对地州高校实行分批提前预拨资金的办法

财政部门要改变预算拨款方式,在年初批准的预算额度范围内,无需申请而按季度或半年分批提前给地州高校预拨下达资金,以便于学校能够及时组织实施当年的教育事业计划。对于地州高校,预算外资金宜实行属地管理的办法,即允许将其预算外资金上交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专户管理,以方便及时办理拨款,节约资金成本。资金的及时到位,有时可以为高校赢得意想不到的信誉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六)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完善多渠道筹资制度

进一步加大奖励力度,引导教职工多渠道争取科研项目,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资助。建立鼓励社会投资、捐助教育的税收激励机制,完善合理回报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和个人捐资助教给予经济激励或税收优惠,引导单位和个人积极捐助教育。协调有关部门,搞好校内闲置小宗土地开发,实行校企合作,以筹集一定的学校发展建设资金。地州高校可沿新校区围墙四周建盖底商教师周转房,一方面改善教职工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可以从底层商铺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从而增加学校其他收入的总量。加强高校内部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按照《纲要》的要求,试行设立高校总会计师职务,搞好资金运作,防范筹资风险,提升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结束语

高校的财政拨款机制尚待完善,专项经费分配决策过程有待进一步规范,以绩效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开、透明程度有待提高,地州高校走出资金紧缺的困境尚有一段时程。目前,中央出台了多项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的政策,地州高校要抓住机遇,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合理配置和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更高的教育质量,从而不断满足社会各界的良好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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