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因素（精选8篇）
融合因素 篇1
匠人,旧时指手艺人,也指在某方面有专业技能的人。“匠人”创造了世界,而留下名字的人却很少。他们无时不在勤奋的工作,是真正“美”的使者。与大师不同的是,匠人在重复,而大师在创造。然而,这个世界上,大师毕竟廖若星辰,绝大多数仍然是“匠人”,什么是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也就是说,“匠人”会一直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新闻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匠人”。只是在一次次采访的简单重复中、在功利浮躁的心态驱使下,不少新闻记者逐渐失去了“匠人精神”,只剩下一个没有意义的匠人躯壳。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培养统筹大局、把握大势,勇于担当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又掌握新媒体、熟悉互联网的复合型人才,才是王道。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坚守底线的“匠人精神”。
1 锤炼“匠人精神”从改变采访意识开始
2013年7月,媒体融合风生水起之时,徐州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队伍成立,从全台数百名记者层层遴选出来的20位年轻的“80后”记者,满怀激情踏上了与传统报道方式截然不同的采访之路。以往的电视采访,只要拍摄回来,写完文稿,配音剪辑播出就算完成了任务。现在,这只是个起点,除了摄像机,全媒体记者的采访装备还多了一部智能手机,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以新闻视角,全天候全方位为读者提供多元资讯,见证城市发展,丰富市民生活,为媒体与观众互动搭建平台。除了向所在栏目供稿,还需要向广播、报纸等其他媒体供稿,即人们常说的“一鱼多吃”。这种新兴的全方位的报道模式,避免了资源浪费与同质化,更对记者的采访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保障时效上,更要独具匠心,拿出与众不同的新角度、新手法、新观点。这正是锤炼“匠人精神”的第一步。记者首先要树立观众意识,信息繁杂爆炸的今天,观众为什么要看新闻?因为观众去不了现场,而记者可以;因为观众无法面对当事人,而记者可以。因此,记者应心中装着观众,变“记者”本位为“观众”本位,把百姓关注的或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事情当作自己的“重大题材”。
2“匠人精神”应贯穿采访内外
改变采访意识之后,还需要记者具有吃苦耐劳的“匠人”精神,必须要到达现场,必须要有独到的发现,不放过每个细节。就如同工匠在对材料动手之前,一定要寻找与众不同、更加合适的角度一样。记者将采集到的信息和思考,顺畅地表达出来,只是一个新闻行业的工匠,可以干活挣钱了。要想成为一名“匠人“,还缺少灵魂,要用创新发现每一条新闻,胸怀“匠人精神”,不怕麻烦、不怕吃苦,力争做到最好。目前,许多年轻记者已成长为集采、编、剪、播等技能于一身,可以同时满足多种传播平台和渠道用稿需求的“多面手”。面对海量的新闻线索及突发事件,除了比拼时效速度外,稿件能否有独角的视角,=是否具有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了“匠人精神”不一定能成功,但缺乏这个精神,将很难从中“冒出来”。2014年,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报送的作品《冯攀峰:梦圆残奥》喜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而作品的主创人员王燕飞和陈永峰等,均为年轻但却精干的记者。他们曾为采访主人公多次奔波,几易其稿。试想,如果没有一股子不服输、追求完美的“匠人”精神,他们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吗?
3 用“匠人精神”创造奇迹
记者采访正如工匠在深山挖玉或破石取玉,既然汗流浃背地挖掘得到了璞玉,就要肯于继续流汗琢成美器。一份耕耘一份回报,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上应该具备“匠人精神”,对事物要有识别、有目标、有追求。力虽不达,但心向往之。有了这股“匠人精神”,记者会用心去采访每一条新闻,一旦在采访中融进了心的智慧,就都能够创造奇迹。在当今媒体融合的滚滚洪流中,内容创新、技术升级、渠道拓展、观念更新等固然重要,但各种要素发挥最大效用,离不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传统媒体只有创新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才能百分百释放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媒体融合发展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首先是人的融合,关键要最大限度地引人、用人、留人。只有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勇于担当政治和社会责任,又掌握新媒体、熟悉互联网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改革洪流中的中流砥柱。
浅谈气候因素在建筑设计中的融合 篇2
关键字：气候；生态建筑；建筑设计
前言：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种多样，从古到今，中国都有依照当地气候设置建筑的传统，由此形成的“风水学”尤为著名。在现代化的建筑气候设计中，国外起步较早，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传统认知和经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才有了比较系统和理论化的研究，并出了一些成果，但是至今没有一个气候设计的标准产生。
一、简述气候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
气候，包括降水量、温度、光照、风力等许多元素。从人类的一个建筑出现开始，气候就在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建筑，千百年的经验积累造就了样式各异的特色建筑，而进入现代以来，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将传统建筑的理念应用到高楼大厦之中，科技材料和内部构造的应用让特色气候建筑的外观产生了改变，但并不能说气候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减弱了。
从世界范围看，从热带到寒带，湿润到干燥，气候类型众多，有温带季风性气候、热带雨林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等等，不能一一详述，在此简要说说在中国范围内几种比较典型的气候对于传统建筑的影响。
（一）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台湾南部、两广南部、海南岛、云南西双版纳等等。该气候的特点是全年高温，最冷月平均温也在18℃以上，夏季盛行来自印度洋的西南风，降水量丰沛，年降水量大部分地区为1500—2500毫米，但有些地区远多于此数，虽然与热带雨林气候相比旱季雨季比较分明，但在中国仍是比较湿热的气候。
这些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通常显现出材质较轻、通风良好的特点，以适应常年的高温和高湿度，增加散热和通风防潮。在该气候分布的地区，最常见的民居建筑形式是“干阑”，这种建筑在我国的西双版纳数量很多。干阑建筑是一种木质结构，用树干将木屋支起来，将房屋架空，下面流出很大的空间，让房屋的散热和通风面积极大地增加。干阑的外墙留有缝隙，这样可以让风穿过室内，达到良好的通风效果，在夏日30°C以上时，干阑建筑内仍就可以保持二十度出头的宜人溫度。除了调节温度，干阑建筑还可以避免洪水侵害，当多雨时，洪水淹没道路，可以从干阑下方的空间流走，避免财物受到损毁。
（二）温带大陆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陕西等广大的内陆地区，以新疆最为明显。由于远离海洋，水蒸气难以到达，因而这些地区干燥少雨，植被和水源稀少，所以温差较大，进而引起多大风天气。
新疆的传统民居有喀什的夯土民居、布尔津禾木图瓦人木板房、塔什库尔干哈萨克人毡房等。由于当地降水量，居住点一般分布在有地下水的绿洲。因为木材稀少，当地居民就地取材，用土坯修造平顶民居。以土坯外墙和木架、密肋相结合的结构，依地形组合为院落式住宅。由于大陆性气候非常明显，气温变化大，为了防冻抗热，一般不开侧窗，只开前窗，或者开天窗采光。另外，当地时常的大风也要求建筑更加结实，所以民居的土墙夯的很厚，建筑间也保持一定的密度用以抗风。
（三）特殊气候
如上所述，气候的因素有降水量、气温、光照等等，大体的气候类型分类只是说明了该区域内普遍的气候特点，在局部地区，影响比较大的因素可能造成当地和同气候类型地域的建筑产生比较大的差异。进行建筑设计时，应该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
我国东北的气候类型是“温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最典型的特点是旱季雨季分明，四季分明。一般来说，温带季风气候区没有什么特别易发的灾害，各项气候数据都比较稳定规律。建筑也没有十分特别的气候特点，但是，我国东北的民居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由于东北的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凉爽，影响其建筑的最大因素就是温度。所以东北的传统民居多以保暖防寒为主要特点。由于冷风是从北方西伯利亚吹来，所以基本上民居的窗都会向南开，北窗要么不开，要么很小，同时，墙体厚度很大，具有抗风保暖的功能。东北地区太阳高度角小，为了不影响采光，民居的间隔通常较大。东北的炕是用泥砖制成的，炕中间有火道，一端连接厨房的灶台，一端连接烟道，在做饭的时候就可以加热床，达到回收利用的目的。日常烹饪时，炕就暖了。除了东北的火炕以外，我国北方各地的农村还建有地炉、火墙等多种取暖方式。地炉既可以用来采暖，也可以用来进行加热食物，是一种经济环保、便捷有效的设施。
二、现代建筑气候设计技术
现代的气候设计原则与传统有所差别，是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追求自然和谐，究其根本还是要理解好当地的各个气候要素，用适合的材料，充分使用有利的自然条件，避免或消除其中不利的因素。
当前的建筑气候设计要求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如施工技术、新型材料、现代管理方法、控制技术、分析方法、物质特性等进行最优配置，让自然环境与建筑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使建筑物与大地共生、与自然协调的同时，建筑消耗的能源可以循环使用，达到节约和环保的目的。这是一种生态技术，而这些技术通常来源与一些高精尖行业的研究成果，例如航天、汽车工业、计算机自动化以及新能源研究等。这些技术运用到建筑物时，可以使建筑物体现出符合时代的特点。加强生态技术利用，融合当地气候特征，改善建筑的微气候，进行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同时减少空调和灯的使用，减少机械的使用，是最节能有效的方法，在当前的建筑气候设计中，有必要提高生态意识，改善建筑微气候。目前，已经有一些有效手段可以达到改善建筑微气候。
（一）通过将建筑服务性零部件（如电梯、卫生间等）布置在外层空间作为遮挡和过渡，可以有效减少日光对建筑中央区域的辐射。
（二）高层建筑具有强烈的热岛效应，可以通过建筑表面的绿化或者在建筑中间开辟绿化空间来减轻这种效应。
（三）在湿热气候区，应该在建筑中加入“灰空间”。所谓灰空间，是在居住区域和世外区域之间，建造一个过渡和保护的地带，例如上文所说的干阑下方的空间，或者沙漠气候区域的阴影空间一样。灰空间可以通过设置不同凸凹、不同纵深的空间来塑造，研究当地太阳变化，使建筑恰巧挡住正午最热的阳光而不影响其他时段，通过了解风向，使建筑能够引入自然风等。
（四）在热带以及寒带地区，可以使用双层外墙，让墙体中间有一个中空部分，可以达到非常理想的温度调节效果，同时节省了材料。
（五）在房顶可以设置可调节角度的遮阳板，结合屋顶的生态设施（如游泳池等）来改善光照条件，同时这些造型也可以使建筑更具特色。
三、结语
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有必要将气候设计的元素加入其中。在过去，建筑设计师也或多或少地考虑了气候因素，并不是完全将建筑与当地气候隔绝，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会考虑采光、风、降雨量等元素。
但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往往有些建筑矫枉过正，秉持“人定胜天”的过激观念，无限制地使用高强度材料，耗费大量资源和资金，与自然相抗衡，而不是与自然和谐共处。例如，有些高级宾馆、会所的空调一年四季都开着，这是因为在设计时，将通风的位置完全密闭，被墙面代替，使房间不能自然散热或者吸收阳光热量，只好启动空调。固然，使用科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恶劣环境，但是若能在设计上认真考量，将自然环境的优势利用好，便可以有效节约资金，使建筑内的微环境更加宜人。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对气候因素加以重视，既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又环保经济，符合当前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赵映辉.建筑设计应注意气候因素——兼论湿热气候条件下的设计对策[J].中外房地产导报.1999，（21）：21-24.
[2]严丹，阎春林.结合气候的建筑设计——浅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建筑创作[J].华中建筑.2003，（2）：30-33.
校企深度融合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篇3
一、外部因素
影响校企深度融合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学校和企业范围以外, 也就是对校企深度融合造成影响的外部环境, 这主要包括了人文因素、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等。
(一) 人文因素。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丰厚的文化底蕴在为我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丰富养分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弊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学轻术”的观念根深蒂固, 这就导致了当前教育中学历主义和文凭主义的盛行。这主要表现在教育上学生和家长重视学历, 追求文凭;教育主管部门重视学历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而忽视职业技能教育;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过度看重学历, 人为设定学历门槛, 这就造成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者因达不到学历要求而被拒之门外。在价值观决定行为方式的年代, 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 实用技能和技术没有得到重视, 造成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极为复杂与困难, 因此导致高职院校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式上大多模仿学术型大学, 这也是高职院校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压制下, 高职院校的发展存在多层困难, 有时是举步维艰的, 从而导致校企深度融合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学生和家长没有领略高职院校的特殊魅力, 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也是“漠不关心”。
(二) 政策因素。
如果说落后的观念是校企合作难以发挥真正作用的软环境, 那么校企合作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滞后则是严重制约校企合作办学发展的硬环境。政府在校企合作办学的有效开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政府通过制定颁布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 能够有效地推动校企合作办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 政府的扶植和支持, 教育立法的完善和完备是可以“最大化”地发挥出校企合作办学的作用的。
(三) 市场因素。
在长期的校企合作办学实践中, 企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主要与政策法规不完善有关, 但社会人才市场需求也是主要因素。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高职院校不能有效和慎重地选择合作企业, 而企业在和学校合作时, 往往要首先考虑高职院校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与需求。大多数情况下, 企业和学校合作办学所看中的是学校能否为自己提供廉价劳动力, 这肯定会形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尴尬局面, 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校企合作的开展。
二、高职院校和企业内部因素
(一) 高职院校内部因素。
这是影响校企深度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们来自高职院校内部。这些因素对校企深度融合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在这些因素中有几个因素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院校领导决策能力、师资水平、专业设置、院校的执行力、专业建设所需的硬件条件和人才培养质量等。虽然这些因素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但对校企深度融合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高职院校内部因素中不可缺少的。
1、院校领导决策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企业人才需求和规格要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如何快速做出反应, 找到和企业合作办学的利益结合基点, 破解校企合作难题, 探索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校企合作办学之路, 是每所高职院校所面临着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院校领导的决策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对高职院校而言, 领导决策的质量是决定学校成败的关键;对领导而言, 决策的质量是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
院校领导决策能力对校企深度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影响校企深度融合市场信息的获取, 高职院校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放办学的理念, 是否准确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归根到底取决于领导的决策能力和水平;2、影响企业的合作态度, 对于高职院校, 校领导的决策能力将决定学校的发展水平、决定学校在社会上和企业中的地位和形象, 这直接关乎企业和高职院校合作的态度。而在具体的校企合作谈判中, 院校领导对待校企合作办学的态度和重视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合作的态度和将来合作的可能性;3、影响校企合作的实际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 院校领导的决策能力代表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思路, 影响着其他教职员工对待校企合作的态度、理解和认识程度, 也影响着学校对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从而直接影响到校企合作办学的效果。
2、师资水平。
长期以来, 企业质疑高职院校教师能力。他们认为高职院校缺乏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不能有效吸收企业培训内容;教师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有待提高;教师的能力不行, 特别是动手能力差, 不了解企业人才需求等。由此可以看出, 高职院校师资水平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重要作用。
(1)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能力、社会服务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等都会影响企业对高职院校合作能力和水平的评价, 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合作愿望。师资水平不高, 让企业会感到不信任和怀疑高职院校的合作“诚意”, 缺乏信任和诚意的合作是难以长久的。
(2) 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校企深度融合的根本目的。校企深度融合的实践主体是教师, 教师的素质决定了人才培养的素质, 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社会技术服务能力决定了高职院校能为合作企业提供什么质量水平的服务。它们都会影响企业和高职院校合作的经济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满足, 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合作意愿和合作的投入力度。校企深度融合的成败在于教师, 尤其是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教师水平决定了校企合作办学的层次、实施成效和校企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
3、专业设置。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能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产业发展相吻合决定了校企深度融合资源的获取。从校企合作成本收益看, 校企深度融合的范围越小, 校企融合的成本收益就会越高。也就是说, 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是本地区和区域行业企业发展所急需的, 那么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对象肯定会是高职院校。此外, 地方政府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将会重点扶持支柱产业的发展, 属于该产业的企业会得到快速发展和重点扶植, 这将为高职院校选择合作企业提供了可能性。
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地方政府将会重点扶植本区域主导产业的人才培养。如果高职院校所设置的专业正是培养本地区主导产业所需要的人才, 那么地方政府肯定会为校企合作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创造良好的环境。
4、高职院校的执行力。
现代管理学认为, 决策和执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步骤。再好的决策得不到落实, 也是没有意思的, 落实的关键在于执行。高职院校的执行力主要表现在:院校领导层对校企深度融合的认识和理解;院校领导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院校教师的综合素质;院校内部管理机制和制度是否健全。
5、高职院校的硬件条件。
高职院校校内实训条件、校外实习条件、教学企业设备、图书馆和信息化手段等是反映高职院校综合办学实力的指标之一, 也是高职院校进行专业建设的硬件条件。它与师资水平共同作用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校企深度融合的试验效果以及校企深度融合项目的可获取性和可持续性。
6、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校企深度融合的最终成效是人才培养质量, 这也是企业和高职院校进行合作非常重视的关键指标。人才培养质量在校企深度融合中极为重要, 但是其质量的高低是通过院校领导的决策能力、师资水平、专业设置、执行力和学校的硬件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人才培养质量是保持校企深度融合的关键, 但是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它是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校企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 高职院校内部的六大因素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高职院校领导决策能力决定高职院校的师资水平、专业设置、执行力和硬件条件, 而高职院校的师资水平、硬件条件等办学条件又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
(二) 企业内部因素。
企业作为校企深度融合的一大主体, 其内部也存在不少影响校企深度融合的因素, 主要包括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生命周期、企业对人才与技术的需求、企业的合作成本收益和风险管理、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层次要求等。
1、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和高职院校进行校企深度融合的愿望、合作目的和合作方式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虽然有了意愿, 如果没有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理念, 校企深度融合也是无法形成的。企业管理者追求绩效的依据是企业的经营理念, 其追求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将会影响校企合作的产生和内容。
2、企业的生存周期及合作愿望。
企业有没有校企合作动机以及是何种合作动机取决于企业的生存周期及合作需求, 从而影响着企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如果有, 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又是什么呢。企业生存周期分为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企业所需要的资源类型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企业发展期需要大量投入开发更好的产品, 此时企业注重技术合作, 对管理型等一线人才需求较少。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 规模的扩大, 对一线人才的需求会不断增多, 此时最有可能对高职院校产生合作动机。所以, 企业的发展期决定了企业的需求类型和数量, 这又决定企业合作动机、内容和方式。然而, 高职院校能否准确把握企业的需求变化是对高职院校综合能力要求。
3、企业成本收益。
企业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企业的合作愿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利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校企深度融合, 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在作出决定前, 企业会对市场收益和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 以此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活动。投资风险评估结果会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可能性产生影响, 如果校企合作收益大于成本时, 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积极性和热情也就高。就是已经开始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 企业从中获取的利益是否满足企业的需求, 也会影响企业合作的存废态度。对企业而言, 参与高职院校办学的目的主要是获得合格的人才, 降低职工培训成本, 储备合格人才;从高职院校那里获取技术培训服务和技术支持;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企业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等。
4、企业人才的层次要求。
企业人才需求层次也影响着校企合作对象和方式。一般来说, 如果企业需要技术技能型人才, 对人才的专业理论和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话, 企业比较乐意与高职院校合作;如果企业需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 企业则会选择其他途径来满足自己的人才需要。企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企业的人才层次要求, 而企业的生产方式又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影响。
总之,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根本动机是企业的利益和需求。高职院校应增强自身能力最大化地满足企业的利益。同时, 企业的各因素之间也是互相制约和影响的, 并且会共同发挥作用对校企深度融合造成性质不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祥鹏.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15.1.
[2]程淑玉.校企深度融合的多元化生产性实践基地模式的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30.3.
城市台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篇4
一、有效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自“走转改”理念提出以来, 我国各地城市台媒体都将“走转改”作为工作, 坚持以走出去、转思路、改机制的策略开展相关工作。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中, 城市台媒体要在日常工作中建设良好的人才队伍, 培养正确的媒体融合思想, 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效结合, 并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 将“走转改”活动理念落实到位, 这样才能促进城市台媒体更好的发展, 有效发挥其重要作用。城市台媒体要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统一, 坚持技术和内容相互支撑, 提倡新旧媒体的有效融合, 并有效实现媒体的融合发展, 更好地促进城市台媒体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 我国很多地区的城市台媒体坚持“走转改”活动理念, 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创建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 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 例如洛阳广播电视台的都市生活频道, 在2016年将大型活动作为创收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采取提前策划、瞄准市场、服务客户、集中兵力打大仗的理念, 先后策划举办了洛阳首届厨神大赛、河南十八地市台旅游联盟天池山, 木扎岭采风活动、第二届中国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洛阳赛区活动、尚车酷大型汽车团购会、洛阳首届端午龙舟大赛、能量堡垒健康之夜大型文艺晚会、“筝筝日上白云山”——千人古筝同奏挑战吉尼斯纪录大型广场演出活动 (进行中) 等一系列大型活动, 社会影响力大, 主题鲜明,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二、坚持“走转改”理念, 促进城市台媒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相比中央、省级电台媒体来说, 城市台媒体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是接近性, 包括文化接近性、情感接近性、地缘接近性等。城市台对本区域受众的收视习惯、文化需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所了解, 这有利于新闻内容的准确定位, 并与受众产生共鸣。城市台媒体也最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市场信息内容, 能够帮助城市台更好地掌握市场需要, 以实现城市台媒体融合发展, 并为广大受众提供更优越、更贴心的服务内容。虽然城市台有以上优势, 但要想将这些理论上的优势转变为现实的收视份额、提高媒体影响力、发挥广告经营优势, 就必须按照“走转改”的要求进行相关工作, 有效促进城市台媒体的融合发展。
城市台媒体在发展中要坚持区域化传播、特色为先的策略实施相关工作, 还要全面掌握、深度分析、精准回应区域受众的收听需要, 满足目标客户的市场需求。城市台媒体要对频道节目广告播放频率情况进行有效分析并精准对待, 打造良好的区域媒体品牌形象, 为城市台媒体融合提供有效的发展条件。城市台媒体要想提高收视率, 还要结合当地受众要求和当地文化特点设计具有特色的节目, 这些节目是提高城市台资源有效利用率和收视率的关键, 也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良好融合的重要元素, 城市台媒体要发挥自身地域性和贴近性的优势, 坚持“走转改”理念, 为受众提供有特色的节目内容, 更好地促进城市台媒体融合的发展。
三、严格按照媒体融合和“走转改”制度执行相关工作
实现传统媒体走出困境、突出重围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媒体融合发展, 而“走转改”理念是实现媒体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提高舆论引导力的内在需求。城市台媒体必须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念, 才能有效实现城市台媒体的融合发展。近几年, 各地城市台实施“走转改”的成效不能只用一个目标或是一组数据来衡量, 加快融合发展总体进度、深化“走转改”活动内容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城市台媒体要坚持多向拓进、多元发展, 建立同心多元的发展理念, 这样才能够加快媒体的融合发展, 提升节目整体质量, 将“走转改”活动全面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
(一) 城市台领导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在此之前, 有些地区城市台的决策层由于求稳怕乱、保官卫冕等因素不愿转型, 又因为害怕人员调动和资金缺乏来源等问题而不敢转型, 还有些城市台是思想慵懒、不去调查钻研而不懂如何转型, 必须要解放思想, 认真学习中宣部发放的《关于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 有效清除各种思想障碍和精神上的疑虑。目前, 很多城市台都在自觉纠正滞后观念, 并且抓紧实施行动, 以互联网思维审视传统报道, 并做到立知立行、即知即改。
(二) 重整媒体内部的组织结构
城市台要建设完善的多媒体采编平台体系, 这样能够有效实现新闻信息的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等要求, 用人机制也要进行有效转变, 在城市台媒体内部有效培养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高端人才队伍, 进而为新闻内容的制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城市台媒体内部也要将管理运行机制进行有效转变, 建立完善的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形式, 进而有效丰富传播形态和传播样式, 让媒体传播形式变得多样化。城市台要想达到这一良好目标, 就要根据城市台地区的实际情况, 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 对媒体内部组织结构进行全面有效的整改, 进而建立及时的发稿报道机制体系、形成科学合理考核的奖惩体系, 这样能够有效激励新闻质量提升, 也能有效促进“走转改”的考评机制的全面完善。媒体融合后, 要保持接地气、聚人气、鼓士气的报道形式, 报道内容也要坚持“短实新”的原则, 使得全媒体传播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
(三) 不断总结“走转改”活动进程,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我国各地城市广电媒体通过“走转改”进行有效改革, 逐渐实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 这是城市台媒体自我改进、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极好时机。城市台媒体在实施“走转改”活动理念后也要做到回头望, 对于一些城市台媒体存在“走转改”活动开始时轰轰烈烈、后来逐渐冷清下来的现象, 要进行深入剖析, 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 并认真总结吸取教训, 再根据问题找到良好的解决办法, 保障城市台媒体实现融合发展的目标。城市台媒体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强化考核体系, 可逐步提升城市台媒体节目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有效实现城市台媒体的融合发展。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人们对城市台媒体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城市台媒体要想在现今时代下实现融合发展的目标, 坚持“走转改”理念是关键, 也是保障城市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 是促进城市台媒体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计庆华.城市台媒体融合发展仍要坚持“走转改”[J].视听, 2014 (9) :24-25.
[2]徐臻;徐明明.“走转改”与城市广播电视突围之路[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 (11) :78-80.
融合因素 篇5
目前, 国内尚少有学者专门针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进行研究, 只是谭琳与游正林从就业、[1,2]刘芝艳与邓晓梅从家庭地位、[3,4]宋丽娜从家庭经济条件、[5]仰和芝从住房与经济信任、[6]邓智平从家庭收入支配、[7]莫万友从权利保护[8]等方面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的生活状态的研究, 涉及到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某些方面。为全面了解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真实状况,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问卷”, 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 探讨影响其经济融合的显著因素, 旨在为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的生活质量提供些许参考。
一、研究设计
1. 核心概念界定
(1)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目前, 国内对因婚姻而迁移到配偶所在地定居的女性群体并没有一致的学术称谓。考虑到本研究重在关注“迁移”给嫁到异地的农村女性婚后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把远嫁到异地并在婚后迁移到配偶所在地定居生活的农村女性群体称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2) 经济融合。在本研究中,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是指其到迁入地后在住房、就业、收入、经济地位与权利以及与丈夫及其家人的经济互相信任等方面的融合情况。经济融合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状况和地位的综合反映, 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姻迁移后社会融合的重要的内容。
2. 研究对象的选取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散居在全国各地, 很难对其进行规模的团体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和有效, 调查对象来自本调查访问员家乡所在地。实际接受调查的对象来自19个省份, 共1011人, 实际获得1011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最终有效问卷960份, 问卷有效率为87.51%。
3. 测量工具
基于文献分析和开放式问卷搜集的信息, 针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实际状况, 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问卷”。问卷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个人背景资料, 包含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婚姻基本状况、迁入地状况与了解、婚姻迁移的认知与困难、娘家来往与朋友情况5类共涉及34个问题。第二部分是经济融合量表, 量表经试测, 保留了“夫家的经济条件”、“工作与经济独立”以及“经济信任与平等”等3个因子共计11个有研究意义的指标,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0.783, 分半系数0.811, 量表的信度较好。量表采用七级记分的方法, 根据被调查者满意程度的不同予以赋值, 即:极不好赋值1分 (A类) 、很不好赋值2分 (B类) 、较不好赋值3分 (C类) 、一般赋值4分 (D类) 、较好赋值5分 (E类) 、很好赋值6分 (F类) 、极好赋值7分 (G类) , 被测者作唯一回答。
4. 数据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forWindows18.0进行统计分析, 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与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与分析
1.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一般状况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各项具体指标、3个因子及总均值得分结果见表1。
表1显示,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夫家经济条件”因子的均值为4.21, 在一般 (D类) 水平之上, 但没有达到较好 (E类) 水平, 其中, “您满意夫家目前的居住条件”、“您满意夫家目前的经济条件”、“您在迁入地生活有保障”的均值分别为4.66、4.08、4.33。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信任与平等”因子均值为5.30, 在较好 (E类) 水平之上, 但没有达到很好 (F类) 水平, 其中, “您丈夫在经济上信任您”、“您在经济上信任您丈夫”、“您丈夫的家人在经济上信任您”、“您与丈夫有平等经济支配权”的均值分别为5.63、5.63、4.85、5.46。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工作与经济独立”因子均值为4.59, 在一般 (D类) 水平之上, 但没有达到较好 (E类) 水平, 其中, “婚后 (怀孕、哺乳期除外) 您丈夫及其家人支持您工作”、“您不用担心回娘家的交通与人情往来等费用”、“您丈夫支持您给父母物质上的赡养”、“您经济上独立”均值分别为5.08、3.78、4.93、4.09。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总均值为4.77, 在一般 (D类) 水平之上, 但没有达到较好 (E类) 水平。
2. 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为探寻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因素, 本研究选取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背景资料中的29个变量。对29个变量进行归类, 形成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类 (包含:教育程度、户籍是否迁移、是否有孩子、目前是否工作、经常居住地、是否与公婆同住、房子类型) 、婚姻基本状况类 (包含:与丈夫认识方式、是否为爱情选择迁移、父母是否同意远嫁、公婆是否同意外娶、婚龄) 、迁入地状况及其了解类 (包含:城乡、省内或省外迁移、迁移距离、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否适应迁入地自然环境、是否了解丈夫、是否了解迁入地、是否了解丈夫家庭) 、婚姻迁移的认知与困难类 (包含:期望是否落差、是否后悔迁移、迁移是否有遗憾、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社会融合是否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极) 、娘家来往与朋友状况类 (包含:回娘家情况、娘家人来婆家情况、迁入地是否有朋友) 共5类。以29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以经济融合的总均值为因变量, 对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类中的是否有孩子、目前是否工作、房子类型、是否与公婆同住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p<0.05) ;婚姻基本状况类中的公婆是否同意儿子外娶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p<0.05) ;迁入地状况及其了解类中的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否了解丈夫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p<0.05) ;婚姻迁移认知与困难类中的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极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p<0.05) ;娘家来往与朋友状况类中的回娘家情况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p<0.05) 。
三、讨论
是否有孩子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是, 孩子的孕育与养育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 需要一定的经济开销, 而孕育与养育孩子的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 这些都会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 从而影响其经济融合。
目前是否工作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才能有经济上的独立和经济地位, 才能不断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条件, 才能有信心适应婚姻迁移后的新生活。谭琳、沈文捷、赵丽丽和吴妨等人的研究也认为, 是否有一份工作对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9~12]
房子类型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房子类型直接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 婚后有属于自己心仪和满意的住所,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才能无后顾之忧, 才能有条件和有信心适应到新的生活中去, 并慢慢融入到迁入地。
是否与公婆同住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 可能是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来说, 与公婆同住, 可能会与公婆在家庭现金管理、日常花销开支、日常消费方式、彼此经济信任等方面产生矛盾, 从而影响经济融合。刘芝艳、邓晓梅、仰和芝与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与公婆同住更容易引起家庭各种经济纷争。[13~16]
公婆是否同意外娶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可能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丈夫的父母最初不同意儿子娶外地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外地媳妇不可靠, 虽然儿子没有听从劝阻最终娶了外地媳妇, 但公婆的这种担忧并没有完全改变, 表现在儿子婚后仍然对外地媳妇的经济提防与不信任, 这必然会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程度。仰和芝、谭琳与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认为, 公婆对外地媳妇在经济上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是影响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经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17~19]
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可能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夫家的经济条件以及其自身迁移后的工作与收入状况往往受制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婚前是否了解丈夫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可能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在婚前即对丈夫有充分了解, 知道丈夫的人品、性格、经济能力, 据此, 她们往往能初步判断双方婚后在经济上能否做到彼此互相信任与平等, 从而可能避免婚后的很多经济矛盾, 有助于她们婚后的经济融合。游正林、仰和芝、邓智平与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认为, 婚前对丈夫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23]
婚前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可能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前就考虑到了婚后可能有的经济困难, 做好了应对的思想准备, 面对婚后出现的经济等困难, 多能理性对待, 想着如何去努力克服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迁移后的经济困难, 只有靠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积极面对, 才有可能慢慢克服, 从而最终实现经济融合。
回娘家情况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 究其原因, 可能是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来说, 回娘家路途遥远, 不仅自己会担忧、心疼不菲的交通与人情往来费用, 丈夫、公婆还可能会对其过高的回娘家费用表示不满, 甚至为此与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产生经济上的矛盾, 影响彼此经济上的信任。刘芝艳、邓晓梅、仰和芝与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回娘家的费用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24~27]
四、结论与对策思考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因素呈现多样性。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的生活过程同时也是克服种种经济困境、追求良好经济融合的过程。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来说, 要想达成良好的经济融合, 既需要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也需要良好的家庭和社区环境。
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来说, 应及时调整心态, 积极适应夫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要认识到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需要艰辛的付出和努力, 在迁入地获得良好的经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 在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婚姻家庭中的各种关系, 提升妥善化解与处理家庭内各种经济纷争和矛盾的能力。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远离家乡, 丈夫及其家人是她们婚姻迁移后经济生活的最主要支持网络,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丈夫及其家人在其经济融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丈夫及其家人要看到和正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因为婚姻迁移而做出的牺牲, 要真心对待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在经济上以尊重、信任、理解、平等的态度真诚接纳和对待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共同面对经济融合的问题与挑战。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群体分散在全国不同的社区, 迁入地社区在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议社区要及时了解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特别是要将经济融合不良的婚姻迁移者和家庭列为重点服务对象, 给予及时有效的协助和必要的就业服务, 帮助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及其家庭及时解决经济问题和可能的矛盾, 预防问题的发生和扩大化, 促进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顺利达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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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游正林.农村妇女远嫁现象研究——河北省香河县外来妇女情况调查[J].社会学研究, 1992,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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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5]刘芝艳.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跨省婚姻研究——以皖黔鄂三村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 2009.
[5]宋丽娜.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10, (01) .
[6][15][17][21][26]仰和芝.农村打工妇女异地婚嫁生活质量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 2007, (06) .
[7][22]邓智平.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J].南方人口, 2004,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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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文捷.城乡联姻造就城市新移民探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7, (03) .
[11][16][19][23][27]赵丽丽.城市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D].上海大学, 2008.
融合因素 篇6
1 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的现状
此次调查从2015年3月开始至2015年7月, 对南昌市部分企业和省属高职院校采用问卷调查形式, 利用SPSS进行统计数据处理。此次调查制定了两套问卷, 分别为企业问卷和学校问卷。企业问卷发放220份, 回收了175份;学校问卷共发放30份, 回收了25份。
对回收的学校问卷进行调查统计显示, 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产教融合的主要形式有如下七种: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 (比例:78%) ;老师到企业实践锻炼 (45%) ;企业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35%) ;企业向学校派遣技术指导人员 (27%) ;企业向学校提供实训实习设备 (31%) ;校企双方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23%) ;校企双方联合开展科技攻关 (15%) 。由此可知, “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比例最高;而“订单式人才培养”比例比预期低。另外, 还有4%的高职院校暂时没有和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可见, 南昌市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层次较浅, 合作深度有待加强。
2 企业与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的意愿度
通过对调查企业的访谈得知68.4%的企业没有和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 只有31.6%的企业开展了产教融合。将上述的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产教融合的7种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每种合作形式设四个选项:非常愿意、愿意、不确定、不愿意。对回收的企业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企业和高职院校合作意愿度由高到低排列是:企业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意愿度:83.9%) ;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 (80.8%) ;老师到企业实践锻炼 (71.2%) ;校企双方联合开展科技攻关 (70.5%) ;企业向学校提供实训实习设备 (60.9%) ;企业向学校派遣技术指导人员 (55.9%) ;校企双方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53.5%)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平均意愿度是68.1%。总之, 企业合作的意愿度不够高,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
3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意愿度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为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意愿度, 自变量有七个:企业种类、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年平均产值、企业年平均利税、企业管理人员数、企业科技人员数、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满意率。分析结果显示, 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3个, 分别是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年平均利税、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满意率, 多元回归相关系数为0.46, 联合解释量为0.285。从单个自变量的解释量来看, 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满意率的解释量为0.132, 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解释量为0.091, 企业年平均利税的解释量为0.062。综上所述, 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满意率、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年平均利税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意愿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4 结语
本文对南昌市企业与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的现状、合作意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南昌市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层次较浅, 合作深度有待加强;企业合作的意愿度不够高,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满意率、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年平均利税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意愿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做好产教融合, 学校应当着力培养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应当慎重选择产教融合对象, 瞄准那些参与产教融合意愿度高的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 充分考虑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面的利益要求。产教融合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 积极引导和激励校企双方开展广泛的合作交流。
参考文献
[1]王辉.校企协作助推产教融合:美国社区学院校企协作“项目群”的兴起[J].高等教育研究, 2015, (03) :102-109.
[2]刘立新.德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 (30) :18-23.
[3]柳友荣, 项桂娥, 王剑程.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15, (05) :64-68.
融合因素 篇7
关键词：融合教育,全纳教育,特殊教育
融合教育又称全纳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 , 是在“回归主流”基础上的又一更高层次的特殊教育新概念, 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在高层次上的融合。回归主流则是指将残疾儿童放回到普通学校、普通班接受教育, 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正常的生活。《萨拉曼卡宣言》提出: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必须给予他实现和保持可接受水平的学习之机会;每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体系的设计和教育方案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与需要的广泛差异;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将他吸收在能满足其需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活动中。
一、特殊教育安置形式及融合教育的特点
1.特殊教育安置形式
当前我国对特殊教育儿童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专门为听障、视障、弱智等较重度残疾儿童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 大多为全日制寄宿式学校, 学生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校园环境中;第二种是在普通学校设置特殊教育班级, 即普校附设, 其优点在于能够让特殊儿童更多方面多层级地接触到正常儿童, 更多角度的认识并且融入社会生活;第三种是随班就读模式, 即让特殊儿童在普通的班级里与正常儿童一同接受教育, 这种模式是我国发展融合教育最主要最普遍的方式, 也是我国发展融合教育的起步阶段。
2.融合教育的特点
融合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体现为教育公平。每一个儿童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是特殊儿童还是普通儿童, 教育部门不应该有区别的对待不同的儿童, 而是应该努力创造条件, 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增进交流, 加深交往, 相互融入, 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是平等的而不是有差异的孤立的存在。另外, 融合式教育为特殊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了基础。正如最早论证融合教育思想的维果茨基曾指出:“有很多优点的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个基本缺陷, 就是它把我们的教育对象——盲人、聋人或智力落后者封闭在学校集体的小圈子里, 建造了闭塞的世界, 这里的一切全为了适应儿童的缺陷, 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缺陷上, 未引导儿童进入真正的社会。”与之相反的融合教育则是为特殊儿童打开了进入社会这扇大门, 赋予了特殊儿童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二、当前我国发展融合教育存在的问题
1.随班就读发展局限性
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招收特殊教育学生6.60 万人, 在校生36.81 万人。普通小学、初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招收的学生3.50万人, 在校生19.08万人, 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的53.12%和51.84%。由统计数据可以得出, 虽然当前我国随班就读已经取得一定的发展, 但随班就读仍旧与融合教育保有距离。随班就读要求特殊儿童必须达到某种预定的标准 (鉴定结果) 才能到普通班级就读。目前我国随班就读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轻度与中度智力落后等三类残疾学生, 许多中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以及其他残疾类型学生仍在普通学校拒绝之列。通常情况下, 一个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儿童最多不超过3人, 多数为1 至2 名, 在数量上相对较少。随班就读虽然是符合我国国情而提出来教育模式, 但是要让每一个儿童都享有同样的教育资源还有很长远的路。
2.普通学校教育资源不完善
学校和教师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 无论对普通儿童还是对特殊儿童。由于我国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 多数是可以适应普通学校生活与学习才被准予进入就读, 因此普通学校的教师并没有被附加更多条件与资格来辅导和帮助特殊儿童, 比如一些特殊心理辅导的资格等。对于普通学校而言, 随班就读只是为适应教育发展要求, 而并非为每一个儿童的教育需求去实施相应的措施, 要求的是特殊儿童去适应普通学校, 而不是学校改变自身教学条件来适应特殊儿童, 这就将更多的特殊儿童推向了有更多限制的专门特殊学校, 这本身就有悖于融合教育的初衷和思想。
三、推进融合教育的可行性因素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我国多年来虽然一直重视特殊教育的发展, 但是在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方面仍旧不够规范化制度化, 要发展融合教育更是相去甚远。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普通学校的教师, 除了拥有普通教师资格证书之外, 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特殊教育课程, 再取得一个特殊教师资格证。对拥有双证书并从事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教师应该给予更高的待遇。在我国目前尚只有普通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书。普通教师通过再教育取得特殊教师资格证是融合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样普通教师才能够更加了解特殊儿童, 才能够有效地实施因材施教, 普通的班级才能够容纳更多的儿童, 需要设定条件准入的应该是教师, 而不是任何一个儿童。除此之外, 鉴于我国融合教育主要以随便就读为主, 还应当培养巡回教师, 对在普校就读的学生进行巡回辅导,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优秀的特殊教师资源欠佳, 发展巡回教师辅导制, 对随便就读的残疾学生有重要的意义。
2.改善学校教学条件
普通学校的硬件条件如何, 特殊儿童能否独立地在普通学校生活学习, 也是融合教育有待解决的问题。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就必须要求更多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多对特殊儿童学习有帮助的高科技产品问世,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特殊儿童克服身体缺陷。增加并完善资源教室是改善学校教学条件的重要途径。资源教室主要是让在普通班学习的特殊儿童用部分时间到资源教室强化特殊教育。据研究者发现, 资源教室模式对残疾儿童的学业发展和社会性发展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的资源教室能给残疾学生提供专业化的环境支持, 优秀的资源教师能给予残疾学生更专业的指导与帮扶。扩大资源教室的规模, 提高资源教室的教育质量, 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 充分考虑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残疾类别学生的需求, 以建立更为合理的资源教室, 让更多的残疾学生能够通过资源教室, 进而回归普通教室。
3.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育
融合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内的融合, 其最终目的是融入社会生活。一方面特殊儿童本身要树立自信, 这就要求学校、家庭与社会要对特殊儿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另一方面则要对整个社会成员灌输融合教育的理念。目前社会上许多人对特殊儿童存在着歧视与偏见,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模式也导致了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过于隔离, 彼此之间难以正常交往的现象。因此, 让社会成员了解并理解特殊儿童, 不仅能够推进融合教育, 让特殊儿童有更好的发展, 也能够在促进普通学校进步的同时使普通儿童从中获益。
综上所述,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是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同在一片蓝天下, 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尽管融合教育还存在许多亟需攻克的难题, 但融合教育已经成为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教育场所能够满足所有特殊儿童的需要, 特殊儿童的教育安置中的关键因素是特殊儿童能够享受到合适的教育。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特殊教育会继续向一个更好的方向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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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猛, 景时.从随班就读到同班就读-关于全纳教育本土化理论的思考[J].中国特殊教育, 2013 (8) .
融合因素 篇8
关键词：探讨情感因素,舞蹈教学,相互融合
一、在舞蹈表演中融入情感的重要性
舞蹈表演中最重要的就是舞蹈演员在表演过程当中能够把情感完全表达出来, 并且表达的情感要让人们感觉清晰和明确, 而且还要把情感贯穿于整个舞蹈表演当中, 情感就是增加舞蹈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在舞蹈表演中, 如果没有丰富的情感, 那么舞蹈表演所展现的就是机械运动的肢体动作, 即使每一个舞蹈动作表现得再精确、到位, 最后展示出来的作品也是死板、 空洞、没有灵魂的, 这样的舞蹈表演非常失败。但是在舞蹈表演的过程当中, 如果把情感因素融入到肢体动作中, 完全投入身心, 舞蹈表演就能变得更加生动, 而且具有感染力, 这样的舞蹈表演才会被称为舞蹈艺术。
二、如何在舞蹈教学中加强情感渗透
(一) 舞蹈教师应该熟练掌握和学生进行情感交流的技巧。情感是行为选择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机制, 情感因素在舞蹈表演的教育事业当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 经常会注意到有少部分学生对教师的讲课内容没有多大兴趣, 在听课过程中往往出现注意力分散与不集中等现象, 当发现这种问题时, 不可以粗暴地去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而是应该转变一种方式, 从加强舞蹈教师与学生们的情感方面人手,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学习舞蹈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意识地培养学生们的积极情感, 只有做到这些, 才可以有效地的提高舞蹈教学质量。舞蹈老师如果在授课期间对学生们无缘无故发火的话, 就会使学生出现紧张害怕的心理, 身体上会本能地出现肢体动作僵硬、大脑反应迟钝等情况, 学生的舞蹈动作自然就不会让人感觉舒服, 更不用说去感受与表现美了, 从而会影响舞蹈教学的效果。舞蹈表演一直以来就是受情感与动作所支配的, 这就要求舞蹈老师不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良好的专业水平, 还应该具备情感的艺术语言, 可以把情感时时刻刻融入到严格的舞蹈教学当中, 这样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舞蹈专业技能, 而且还加深了他们对情感的培养, 从而能够大大提高了舞蹈教学的效率。
(二) 舞蹈教师在教学当中应该启发学生情感。在平时的上课过程中, 教师应该具备善于捕捉舞蹈内容中所蕴含的情感因素的教学能力, 舞蹈老师如果有了敏锐的心灵, 自然而然就会懂得在生活中发现美的存在, 举个例子来说, 舞蹈教师在教学生进行表演傣族的女子舞蹈《泉》时, 首先应该在上课之前让学生观看一遍舞蹈视频, 让学生们能够大致了解舞蹈动作及舞蹈的内涵, 学生从音乐和舞蹈的动作当中去寻找关于美的语汇, 这样学生们才可以充分理解傣族少女到泉边打水、沐浴以及嬉水等舞蹈形态, 把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意境与心境结合一起, 构建了景物和情感融合的舞蹈意象。舞蹈教师生动形象地给学生们描绘舞蹈中傣族少女们热爱劳动与热爱生活的传统美德, 根据情绪的发展来激发每个学生在优美的舞蹈动作当中能够把情感的抒发转变为美感的色彩, 使其不仅能够体现出生活的真实感, 而且还具有丰满的情感以及审美的意趣。让学生感受到舞蹈的情感, 这不仅仅是依靠舞蹈老师的讲解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还需要学生自己产生对舞蹈的情感共鸣, 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使学生们正确地理解与掌握舞蹈情感的真谛, 在此基础上, 教师还应该让学生们在体验中感受与表现。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可以给孩子爱, 却很难给他们以思想。”其实情感教育指的就是舞蹈教师在讲课过程当中应该引导学生走进自己的心灵, 通过检验获得的感觉其实是最忠实于自己心灵的。所以, 舞蹈教师应当把加强体验舞蹈艺术作为教学目的, 在舞蹈教学中把周围世界作为学生进行体验的源泉, 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上课时, 用无形的爱来启迪引发学生的智慧, 为他们开启一扇心灵的大门。舞蹈教师在课堂上, 应该应用各式各样的教学手段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舞蹈积极性和情感。启发学生知易行难, 不只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动作的规范性和技巧性、准确地把握舞蹈风格, 还需要学生把浓郁的情感因素融入到整个舞蹈表演当中, 这样才可以摆脱机械麻木的动作模仿, 注意发挥”情”的作用, 努力做到”用形带情, 用情带舞”。
三、情感因素融入舞蹈表演中的作用
(一) 在舞蹈表演中, 情感因素与舞蹈融合可以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从而让舞蹈表演具有感染力。舞蹈艺术不仅需要观众能够欣赏到美丽的舞蹈动作, 而且还需要观众的情绪随着舞蹈表演的进程而受到感染, 有所波动。作为一名实力非常高的舞蹈演员来说, 如果只是单方面对舞蹈动作进行一遍一遍机械式的训练, 是完全不能满足观众需求也展示不出舞蹈效果的。简而言之, 要想将舞蹈作品表演得非常出色, 更加具有感染力, 舞蹈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当中, 让学生在进行舞蹈练习时就应该全面考虑到如何才能够让学生将自己的情感与舞蹈动作融合起来, 加深对舞蹈情感与形象的理解。然而让学生加深对舞蹈表演的理解与感悟其实只能通过学生自身, 对观看表演的人来说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舞蹈表演中, 要让学生懂得通过自己的内心去感受与体会舞蹈作品当中需要表达出来的情感与表演动作中每一阶段产生的情绪变化, 把自己的情感与舞蹈真正的融合起来, 这样表现出来的舞蹈才可以使舞蹈表演更具有感染力。
(二) 把情感因素融入到舞蹈中, 能够全面突出舞蹈作品的主题。舞蹈作品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 并且是从各种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因此不管哪一部舞蹈作品其实都有着属于各自的主题内容。舞蹈演员在给观众表演的过程当中, 要把舞蹈作品的核心内容全面地呈现和传达给观众, 让观众能看懂舞蹈作品所要展示的内容。所以学生在平时排练舞蹈的过程当中, 教师要让学生知道一部好的舞蹈作品不仅需要重视肢体动作的编排,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在舞蹈表演中情感的表达, 要对情感的表达具有一定的艺术构思, 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的舞蹈动作充分地与情感和情绪的波动相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让每一个舞蹈动作都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 这样的舞蹈表演就不会是那么死板了, 而是具有自己鲜活生动的灵魂。在舞蹈表演中带有丰富的情感因素, 能够使得舞蹈表演更具有艺术表现力与感情色彩, 可以让舞蹈作品的主题更加生动和精彩地传递给观众。同时, 舞蹈表演中情感因素的融入会使得舞蹈更加受到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有利于舞蹈事业的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 舞蹈艺术的魅力主要是在于舞蹈动作中情感的表达。舞蹈教师要想让学生把舞蹈表演蕴含的丰富内容准确地传递给观众, 在舞蹈表演中增加情感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情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塑造舞蹈艺术形象, 还能够让舞蹈表演更加具有感染力。因此, 教师在舞蹈教学过程中, 既要注重展现舞蹈艺术的魅力, 还要重视在教学中开发利用好情感这一重要因素, 只有这样做, 才能够表演出优秀的舞蹈作品。
参考文献
[1]惠勇.何加强舞蹈表演中的情感因素[J].大众文艺, 2012 (22) .
[2]李宁.舞蹈表演中的情感因素[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 201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