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共12篇）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1

权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对权威的深入研究，恩格斯在1872年写的《论权威》是马克思权威理论最集中、最重要的篇章。虽然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是针对革命时代的政治权威，但对于今天的政府管理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论权威》的主要内容

1. 权威的内涵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恩格斯对权威的定义揭示了权威实质内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权威是意志的一种服从关系，没有意志的服从，就不可能存在权威关系。另一方面，权威产生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也就是权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只有把权威主体的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强加给权威客体，才能显出权威主体的权威性，也才能使权威客体产生并形成服从意识，并且权威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和内容。恩格斯除了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出强制性权威外，还提到了自愿性权威。随着社会的发展，强制性权威会越来越少，而非强制性权威会越来越多。

2. 权威的表现形态

在《论权威》中，恩格斯认为权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权威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奴隶社会的“棍棒权威”、封建社会的“土地权威”等。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权威的体现也有所不同，如领导权威、政府权威等。同时，恩格斯指出权威具有长期性，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态不同而已。

3. 权威与自治的关系

针对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治、绝对自由，认为权威与自治、权威与自由水火不容，把权威看成极坏东西的思想，恩格斯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权威和自治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没有一定形式的权威，就谈不上个人自由，要实现真正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就需要一定形式的权威，同时，离开了自治和自由，权威就变成了专制。

二、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恩格斯对权威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对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管理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政府管理需要权威

权威对政府管理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有效资源，亨廷顿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也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不仅是无能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将公共权力这种重要的资源授权给政府，由其行使公共权力解决公共问题，政府应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代表者。作为公共权力代表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施者，这种特性使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具有了利用公共权力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如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公共权力异化，政府丧失合法性，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也就不可能产生对政府的自觉服从，从而使政府失去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思潮都表现出一种活跃的局面，这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同时也带来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使我们这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民主不健全的国家易出现失控的局面。转型时期，中央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带来地方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等问题，加之新的基层、利益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利益分化、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需要政府强化权威。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基本的前提就是全国各民族协调一致、统一行动、增强内聚力，这需要政府的权威作用。

总体来说，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府，在对社会治理过程中，为了缓和矛盾，把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往往会充当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形式上表现为“公平”、“中立”的调停者和裁判者，这样统治者就可以一步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当足够多的民众对既定的政治秩序表示自愿认同时，政府就获得了权威。

2. 现代政府管理权威的获取路径

首先，政府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依法行政。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新权威主义，崇尚强人式权威力量，通过政治权威来发展经济，这种建立在个人魅力基础上的权威实践证明是不能持久的。因此政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等错误理解权威的思想，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要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才有树立威信的可能，才能最终赢得人民的信任与自觉服从。

其次，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要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直接反映，是公众愿望与要求在公共领域的“表达”，为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公开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要采取听证、论证等形式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吸纳到政策中，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参与。只有公民真正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并发挥作用，才能提高其参与技能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并会对制定的政策自觉接受，政策才能更好地推行和受到良好的效果。

最后，政府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政府应完善法律体系，调整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推动经济发展，疏通参与渠道，及时回应民众的各种诉求，培育民众的政治意识，鼓励和支持民众成立和参与自愿性社会组织。民众参与社会组织出于自愿，能够培育互助合作、信任等品格，这种人与人的信任为人对制度的信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应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的控制，更多地发挥社会的作用。在社会自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权威也在不断地建立和巩固，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能推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权威作用的发挥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处理好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威、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权威与自治等关系，规范政府行为，改善行政方式、履行好政府的应有职责、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才会自觉接受和服从政府，政府才能建立和加强现代的非强制性权威。

摘要：随着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权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但恩格斯对权威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对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管理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总结了《论权威》的基本思想, 并从权威对政府管理的必要性和现代政府管理权威的获取路径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些思想对我国政府管理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权威思想,政府管理,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

[2]西蒙著.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3]王巍.关于《论权威》的思考[J].才智, 2009, (26) .

[4]隋学礼.恩格斯权威思想初探[J].理论界, 2009, (4) .

[5]刘生.论现代权威型政府模式的构建[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4) .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2

（2011年10月21日）

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传统事务向自动化、网络化转变，改变过去复杂、低效的办公方式，实现迅速、全方位的信息采集、处理，促进政府内部方便快捷的信息共享和高效地协同办公。

为了不断满足新时期、新形势对督查工作的要求，市政府督查室于2006年创建“政府督查网”。其作为政府系统督查工作电子化办公的网络平台，主要任务是精简工作流程，加快信息传递，将全市各项督查工作情况在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翔实、可靠、迅捷的信息。

政府督查网的建立，适应了新形势下的“两个需要”。一是适应新形势下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国办发[2008]120号”文第十一条明确提出“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督促检查工作效率。要在政府专网和内网建立督促检查工作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政府系统督促检查工作信息的互联互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务工作涉及领域越来越广，督查事项不断增加，时效性要求也明显提高。传统的督查方式、运作机制和工作手段已难以为继。同时人手少、任务重已成为了当前政府督查部门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督查工作质的飞跃，利用自动化办公系统显然是一种必

然趋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50余个部门、105项工作任务，（廊办发[2011]8号）就包括60多张表格。为增强政府工作报告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政府督查网将各部门牵头任务分别录入对应的管理页面。各部门通过网站可随时查看分属任务并上报相关进展情况。免去了查阅文本资料、逐项核对任务、报送书面材料的环节。即节省了工作时间，实现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又减少了工作强度，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人大干部到政府任职的积极意义 篇3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人大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是由原来党政领导中年龄较大的干部构成的。许多人都会认为“人大”是干部的“最后一站”，这样就形成了人大干部是“退居二线”的惯性认识。而最近广东出现的人大干部从“二线”又“前进”到“一线”的现象，为我国的干部培养和任用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有着很重要的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实，我国当前人大的组织人员的构成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十六大提出要“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今已新增一大批“特别成员”。这些人有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有法律和经济专业知识，年富力强，他们到人大机构中必然能发挥才干。同样，近年来地方各级人大对其组织人员结构也同样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吸引了一些年轻的有着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

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各级人大在立法和监督上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人大进一步转换职能，不是那种“走走形式、办办手续”的机关。人大和政府之间的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正因如此，人大的干部通过在“人大”工作，才会对立法、执法、监督的内容和程序更为熟悉，自身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些干部一旦走进政府任职，更有利于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能从根本上促进政府依法办事、依法决策。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4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凭借与香港、澳门毗邻的区位优势,在与港澳地区的经济交流合作发展方面取得了瞩目的进步和成绩。但由于三地行政区域的特殊性,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可避免会受到制约,影响了该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创新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粤港澳宏观和微观创新驱动系统的初步构建

创新驱动作为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单只是讲效率问题,它还更强调知识增值、人才互动、资本投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无形要素形成的协同效应,包括科学技术成果的广发应用和扩散,从而创造出新的增长要素和生产力(洪银兴,2013)。粤港澳跨行政区域创新驱动系统则是由其中的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驱动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见下图)。本文以政府创新管理为研究对象,笔者尝试通过初步构建粤、港、澳三地行政区域的宏微观创新驱动系统,以政府宏观调控活动和创新主体微观活动为分析点,总结其中的关键环节和制约因素,并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在创新管理方面的成功实践经验,以期为粤港澳政府突破制约因素提供参考。

从图中可以了解到,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作用于创新主体及其创新过程;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组织等行为主体,他们由组织间关系、产业基础、创新环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决定彼此间的合作,影响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投入(何郁冰,2012)。创新驱动力则主要包括市场、科技和文化三股驱动力(陈劲,2012);最后形成的协同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新的驱动要素,形成新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初步构建的创新驱动发展系统来看,粤港澳政府在携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环节进行探讨。第一,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创新主体发展需求的平衡;第二,创新驱动过程中法律的有效保障;第三,创新文化对创新发展的有效驱动。

3 发达国家政府创新管理的借鉴意义

3.1 BioRegio计划体现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的协调统一

BioRegio计划由德国联邦政府于1995年发动,其目的是提升生物技术企业研发能力,深化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使德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成欧洲第一。当时德国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较低、风险资本匾乏,BioRegio计划通过资金资助,重点培养发展重点区域内企业的研发能力,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化(陈强、赵程程,2011)。

德国联邦政府以竞争选拔为机制,通过9个指标对候选的17个区域的计划方案进行综合评估。这9个指标强调区域内创新主体间的联系、区域竞争力等可行性。最后,竞争出来的4个区域在生物技术、企业规模等方面都处于德国的领先水平,成为德国后期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

在BioRegio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德国联邦政府前期主要对候选的17个区域的计划方案进行介入统筹,后期仅对竞争出来的4个领先创新区域项目进行资金资助,而对其下一步的企业研发和市场开拓没有直接的干预,这使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和管理与区域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得到协调统一。

3.2 日本在法律层面为科技创新发展实施有效保障

日本在“二战”后大规模重建经济,注重科技的重要性,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购买专利,将这些引进的专利技术重新开发,并利用这些重新开发的专利扶持本国企业生产,形成了自己本国的工业技术体系。这样的创新发展方式虽然对日本的科技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其后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显示了这种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在20世纪末以来日本经济失败的原因当中,其中就有因为专利不是自己拥有,导致很多技术不能完全被自己掌握,结果使得本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在20世纪初,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知识产权基本法》,制订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从法律层面助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促进应用成果的转化,确实保障企业的研究创新活动。2013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创建“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放宽对个别企业的限制,通过税制优惠措施促进风险投资、业务重组以及对尖端设备的投资,鼓励企业加大对创新研发活动的投入(王焕焕,2014)。从日本的创新发展的立法特征来看,其在吸取前期“拿来主义”的失败教训后,开始逐步全面、彻底地建立起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根据最新的ITIF&Kauffman全球创新政策指数,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成果突出,给予了企业科技创新制度上更加切实、有效的保障。

3.3 英国深厚的科学基础和人文文化成为创新驱动的根基

英国本土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和人文文化,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引领英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学、生理医学等领域的杰出进步,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又在社科方面对世界的思想和学术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英国深厚的科学基础和人文文化为英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和文化基础。如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创新发展已逐渐成为主旋律,对此,“英国文化”又向“创新文化”升级转型,以“创新文化”影响创新资源集聚,增强“英国文化”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创新发展的需要。

“服务于创新全过程”是英国“创新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英国的创新服务体系有政府、机构和私人三个参与主体,主体的活动服务于“知识的创新、积累和流动”和“知识的共享与转让及其效率”两个层面。在英国创新服务体系中,创新活动被视为各个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过程,它包括了“大学、研究所和产业之间知识的再分配”“竞争者、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知识的再分配”“建立相互支持、合作的运作机构体系”等三方面的内容(黄军英,2012)。根植在“服务于创新过程”的“创新文化”中,英国的企业、机构等创新主体的联系更加积极,创新活动更加活跃,促进了英国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发展。

4 结论

4.1 做好政府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协调统一

通过德国政府BioRegio计划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创新主体发展需求的协调统一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政府的角色定位来看,政府是资源配置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需要把握好中央对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政府要保持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问题的常态沟通。

4.2 注重创新文化建设,加快推进政府服务

英国政府注重发挥本国科技、人文文化的底蕴优势,并使之成为驱动本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一方面,创新文化建设有利于增进粤港澳三地创新主体的相互认同和凝聚各方创新要素,促进创新主体的相互连接,使创新主体发挥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创新文化建设需要政府树立服务于创新发展过程的责任意识,科研、行政都是生产力,行政要为科研服务。

4.3 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区域创新驱动保驾护航

日本政府的创新管理实践表明,有效的法律工具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使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在不影响相关体制的前提下,粤港澳政府要积极探索如何突破行政壁垒的限制,共同建立起相关的区域性法律体系,规范创新组织间关系、推进创新主体活动、保护创新成果及其向创新生产力的转化;另一方面,要注重法律体系的阶段性和可操作性,相互协调各方利益,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本文仅限于经验借鉴研究,缺乏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国创新要素对驱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巨[M].北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洪银兴.关于创新驱动和协同创新的若干重要概念[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5).

[5]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2).

[6]陈劲.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J].技术经济,2012(8).

[7]陈强,赵程程.德国政府创新集群策动的演化路径研究与启示[J].德国研究,2011(3).

[8]王焕焕.日本长期以来基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分析[J].时代经贸,2014(3).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意义 篇5

摘要：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正从高度计划和中央调控的经济体，转变为举世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然而，在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巨大的。本文先概述了政府和环境保护两者间相互的意义，然后从立法、执法、监察、财税和市场调节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指出中国政府在这四方面工作的成效、不足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职能 环境保护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高度计划和中央调控的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然而，在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些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在 2009 年9 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环境友好技术”。中国政府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巨大的。

一、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一）政府干预对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世界银行在《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在过去20年中, 各国人民己经懂得了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 而较少地依赖政府。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恰恰是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私人市场几乎不能为制止污染提供什么鼓励性措施”。美国学者勃布·罗滨逊曾指出:“市场经济并不能成功地保护环境,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

最近几年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GDP总值在短短的几年内进入了世界前六位, 但是在这惊人的成就背后是以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目前, 我国有1 /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中, 3 /4的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我国占了七个;[1]七大河流水系中, 劣五类水质占41%, 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中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为262万km2, 已接近国土面积的27.3%, 且每年还以3463km2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2] 这些数据, 只是描述了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一个方面, 但沉甸甸的数字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严峻的环境问题必将阻碍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高速、持续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环境保护对于政府是法定责任和大势所趋

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政府对环境负有保护责任, 这是我国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 是行政体制改革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体现和进一步深化。为了给人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政府理所当然要把环境保护作为自己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1992年, 一百多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议讨论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重要文件, 从而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国际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当中, 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从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和生态环境, 相继制定许多“绿色壁垒”, 以阻止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目前, 许多国家已采用了ISO14001国际标准。因此, 我国政府应顺应世界潮流, 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 以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境地。

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一）立法

由于环境工作具有较高的技术性特点, 而政府管理社会的任务艰巨而复杂, 处理环境工作只有依法行事, 才能克服行为上的任意性、盲目性, 在保证政府行政权力优先的前提下, 依法实现政府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只有通过法律强化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 用法律武器给环境违法行为以震慑,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 实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

我国的环保立法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对象制定、颁布和修订了多项环境保护专门法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资源法，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为环保领域实现有法可依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环境立法逐渐建立了由综合法、污染防治法、资源和生态保护法、防灾减灾法等法律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体系。二十世纪90年代，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立，加快了资源环境立法的进度。在资源和生态保护方面，我国相继出台了《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管理法》、《水法》、《煤炭法》、《水土保持法》等；在防灾减灾方面，制定了《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和《气象法》等；在污染防治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一系列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包括循环经济的规划，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循环经济的评价和考核，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的重点监管制度和强化的经济措施等。

环境立法工作的不断完善，使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域基本都实现了有法可依。到目前为止，制定了8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项，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限制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加快治理污染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执法

法规只是为政府保护环境提供了行为依据，而政府能否对环境保护产生作用，关键要看执法情况。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众多的环境保护法规，但是细则的多重标准和执行的能力不足使得这些法规的执行面临很大的问题。

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已经生效，相关配套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陆续出台，但是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实施细则，许多具体措施难以操作。例如，2007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 年改为国家环保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联合颁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实施绿色信贷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但是由于现有绿色信贷标准多为综合性和原则性，缺少具体指导银行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导致行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和内部实施细则，从而大大降低了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

主要的执法制约还在于地方利益和中央意志矛盾。在中国的现行分权制度下，特别是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被要求对其地方经济发展负上更大的责任。“十一五”以来，中央政府“节能环保优先”和“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大多数地方和企业对中央的指令仍然置若罔闻，认为环境保护工作会阻碍其经济发展。目前他们的政绩评估主要还是基于当地经济发展，而不是环保政策的执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维持地方的高财政收入，很多在高资源能源消耗，高收益领域的环保政策执行都受到了阻碍。

尤其在一些主要创收及就业来源来自小煤矿的地区，出现了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明显冲突。中国共有28000 个煤矿，但其中只有2000 家是国有的，其生产量占中国煤炭生产量的65%，其余26000 个煤矿则是由乡镇或个人所有。他们的扩张引发了生产安全问题以及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据调查，中国国有煤矿的矿井回采率平均为45%，而乡镇和个体煤矿的回采率仅为15-20%。尽管中央政府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强调要提高资源管理，关闭小煤矿。但是在现实中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其主要困境在于如何规范管理但不会对生计就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例如在湖南产煤大市娄底，有1400 多家小煤窑，一旦关闭，至少40%的乡镇连工资都无法发放。

（三）监察

监测和统计信息是立法决策和执法监督的基础，没有准确的信息，就无法针对环境问题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而信息的获得需要对广泛分布的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以及对细致科学的统计标准的讨论确立。相比较那些框架性的战略政策的制订，这些工作更加实际也更加细致繁琐，中国还差得很远。

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统一的环境保护统计指标、监测体系和执法机构。目前，全国共有环境保护监测（技术服务）中心145个，绝大部分受政府委托开展节能执法监督和监测，在人员、预算、技术、设备、操作规范、信息收集和传递等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5项环保统计指标。其中2项总量控制指标为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环境质量指标3项，分别从国控断面和七大流域水质、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确定了量化的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和明确的需求以及管理上的不规范，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很差。

监察和执法机构能力建设落后也导致政策难以落实。中国现有基层（省、市）环保执法机构多数在原环保监测机构基础上通过职能调整、体制转变或者机构改革等方式建立。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立法层面的明确授权，环保监察执法部门无法有效履行环保监察和执法工作，执法不力和执法软弱现象十分严重。另外，由于地方经济实力和环保意识参差不齐，执法机构人员编制和资金不到位的现象十分突出，一些机构由于无法得到地方财政扶持不得不自收自支。

（四）财税和市场调节

目前，中国的主要推动环境保护的战略和政策大多都是利用行政手段或者指令性控制手段来推行的。行政手段由于其固有的直接性、强制性和高效性以及易监督曾经对中国环境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高成本及缺乏激励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因此，国家意愿很难转化为地方和企业的自觉行动。

中国利用市场手段和财税机制来建立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目前，中国国内资源的价格还不能够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现有石油、煤炭价格还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发电的电价与煤电、天然气电的价格差别不明显，节能产品与非节能产品价格倒挂，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缺乏有效的税收调节手段，对环境保护行业的税收优惠相对较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直接补贴也少，环境税、燃油税的开征仍然处于探讨和初步实践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三、政策建议

(一)树立绿色GDP的概念

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时,需从“绿色GDP”的角度,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考虑到由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

(二)转变环保管理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仅仅凭政府来供给环境公共物品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应实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对环境保护行业给予税收优惠,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直接补贴，环境税、燃油税的开征工作应尽早由讨论转入实践阶段，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同时，现行的环境污染治理原则应由“谁污染谁治理”改为“谁污染谁付费”(即PPP原则), 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才能实现集约化治污,这样也才能降低治理成本,发挥投资效益和规模经济效应,避免环境保护盲目投资,到处布点,重复建设的现象发生。

（三）加大环保监察投入

加大在环境保护监察方面的行政、资金、人才投入，在中央、省、市各个层次加强监管机构建设，整合现有体制资源，提供环境保护政策执行的体制保障。在自然资源、能源、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测量、统计、核算、报告、核查等方面完善体制、统一标准、健全机制，为强化监管能力提供良好计量基础。

参考文献：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6

【关键词】电子采购；采购原则；实施意义

目前我国政府电子采购处于起步阶段，只有东南部沿海地区政府正在实施电子采购，但是采购形式也没有完全实施电子化形式，只是供应商从网上上传或者下载招标文件，进行网上注册等，采购形式还属于线下形式，并没有完全实现政府采购的电子化，因此本文结合我国电子采购的现状，政府电子采购的内容规划，分析我国政府电子采购的战略意义，希望能够让广大读者了解政府电子采购这种新模式，起到指导性作用。

一.政府电子采购的简介

所谓政府电子采购是政府通过互联网向企业招标来购买商品，购买的物品包括公共部门需要购买的车辆，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政府下一级部门通过局域网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说明购买的数量以及理由，高一级的具有统一购买权的政府部门进行审查，合适以后，确定需要购买的产品、规格以及价格以及其他问题后，进行电子招标。在政府部门互联网上公开购买产品相关信息以后，吸引各个企业前来投标，政府相关部门也可以向感兴趣的企业发出投标电子邀请函，并说明申请投标的截止时间，有意向的企业也可以准备摄像资料、价格、规格等说明文字，向政府部门提交材料，政府部门经过审核以后，公开竞价，最终以出标最低的企业作为中标企业。

二、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

一般情况下，政府采购的资金需求量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政府为消费者的采购市场。政府部门作为采购的特殊群体，其资金来源属于财政资金。政府采购中包括购买、租赁、雇佣等还包括等价交换。传统政府采购形式存在暗箱操作不规范的现象，由于没有监督检查，在采购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如果后果严重，可能会造成政府采购过程被垄断的不良后果，政府采购的信息不透明，阻碍了供应商采购物品的质量、数量等信息。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金桥工程、金卡工程、金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三大工程的实施，为我国铺设了一条信息化的高速公路，政府采购在这些网络工程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外部优势环境基础。从采购流程看，我国政府采购的程序比较细致，是由限政府部门需要拟定采购计划，财政部门审计计划，最终确定具体的采购需求，并有政府相关部门对采购部门进行预测和评估，最终发布采购的信息，并对相关企业进行采购资质审核，最终确定采购形式。

三、政府电子采购的优势

电子商务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经成为商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2014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13万亿，政府电子采购模式的发展，可以避免传统政府采购的众多弊端。电子商务的采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交易方便，对传统电子采购产生一种冲击。从成本的角度看，电子采购形式在互联网的平台中，其服务模式更加系统化，在商品质量、商品价格、商品运输等方面，其价格有很大优势。在采购时间方面，电子采购可以缩短政府采购的周期，对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传统政府采购模式，采购的价格都比较高，商品的性能也很低，质量不能得到保证，采用电子采购模式，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在电子商务的优势下，政府采用这种采购模式，也能够实现质优价廉的特点。

四、政府电子采购的战略意义

2015年5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解决新动力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采购的力度”。目前，政府部门已经将电子采购引入政府部门采购体系，同时也已经将京东、苏宁易购等大型电商平台作为政府电子采购平台，采购单位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选购优质商品，实现了政府电子采购与电商部门的直接对接，政府电子采购，实现了竞争、公平、公开、公正，也实现了采购信息容量的无限性。通过实施政府电子采购，对于中小企业，都给予了一个平等的采购机会，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样也解决了市场就业等多种问题，对中小企业的和谐发展也非常有利，最终实现了政府采购市场的竞争机制，政府采购的宗旨也能够充分实现。实施政府电子采购以后，无论是外地企业还是本地企业，都有同样的竞争机会，实现了政府采购效率的最优化。

政府电子采购提供了开放透明环境，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中表明所有采购内容都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国外商品也具有被采购的机会，这种开放的采购形式，需要政府部门要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信息发布和公开需要进行规范化科学管理，达到者以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政府电子商务采购平台，着手制定各种采购规定，最终实现政府电子采购的规范化。政府电子采购能够推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在采购过程中，会给商品流通环境带来一场革命，真正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全国市场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消费者，且消费的主动权越来越大，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与企业以网络作为媒介连接在一起，通过政府采购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政府电子采购也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初步预算政府电子采购在2015年年底可以达到五千亿元以上。政府电子采购同样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公众和企业都需要采购，政府进行电子采购，起到榜样的作用，促进人们对电商的认可，目前电商的商品质量、物流等多方面都在改善，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更强，因此政府采购同样促进了电商的发展。

结束语

今年3月颁布施行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中就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建设标准，推动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化政府采购活动”。由此可见当前政府采购电商、信息化已成为主流共识。政府电子采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电子采购与电商发展齐头并进，在支付方式，网络技术方面都在不断提升，因此发展政府电子采购是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政府电子采购模式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最主流的采购方式。

参考文献

[1]祁明，张凌.政府电子采购：城市信息化的突破口[J].南方经济，2014（2）：38-40.

[2]杨玲.政府電子采购协同平台构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2.DOI：10.7666/d.y2079269.

作者简介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7

政府会计准则的推行是在政府会计改革的背景下出台的, 政府会计改革是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号召, 建立符合现行部门预算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2014年底, 财政部发布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开启了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进程。2015年10月23日, 财政部发布第78号文《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以下称《基本准则》) , 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2015年7月6日财政部印发的存货、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四项具体准则和2016年8月份发出《政府会计制度 (征求意见稿) 》, 政府会计标准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会计改革的推进对我国的财政体系和行政事业单位有着深远的影响。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是基于政府会计规则的重大改革, 其前提和基础任务就是要建立健全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包括制定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及应用指南和政府会计制度。

二、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制度体系中统驭性的法规是《会计法》和《预算法》, 具体的会计制度主要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 以及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等学校、中小学校、科学事业单位等特殊行业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有关基金会计制度等。自2012年起, 财政部相继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 在某些方面引入了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办法, 为进一步推行财政体制改革打好了基础。

以收付实现制为主的会计核算体系是我国政府会计工作领域的基本核算基础。收付实现制在我国财务管理体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构成了财政体系的核算基础。收付实现制能够完整反映政府部门的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能够为决算报告提供数据支持, 为政府的财政资金的合理合规使用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 经济的高速发展, 政府部门职能的改变和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需求下, 仅仅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核算制度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日渐繁杂的政府会计经济事务。例如, 修订后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要求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但是计提折旧、摊销后都是“虚提”, 折旧费、摊销费用都是计入基金项目并不直接计入成本, 所以不能真实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成本费用的实际状况, 这就违背了会计核算中的收入与成本匹配的原则。成本费用核算的不准确就会影响政府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的披露, 也会影响政府的实际运行成本情况、科学评价政府绩效等方面的反映, 难以满足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信息需求。因此, 在新的形势下, 现行政府会计规则和会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当旧的制度和准则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新需求新问题的时候,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制定及发布成为政府会计体系变革必然要求, 这也会是政府会计工作准则的一个新突破和新发展。“一石激起千层”, 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政府会计基本准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调研。而四项具体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 (征求意见稿) 的发布, 为具体落实实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三、对政府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创新性解读

(一) 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统一性

政府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打破了政府部门的性质差异, 一般情况下, 不再区分行政和事业单位。将行政事业财务规则以及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了统一, 基本实现了会计科目统一、核算内容和报表统一, 为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各部门、各单位编制财务报告及进行成本核算打好了坚实的会计核算基础, 有利于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比。

(二) 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核算“二元化”

政府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中二元化特征最为鲜明, 为了满足政府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核算的双重功能, 在核算基础上, 预算会计采用收付实现制, 财务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 。会计要素也体现了“二元结构”, 创新性的引入了“8要素”的会计核算思路, 将会计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预算收支表会计要素, 以收付实现制为主要核算基础的会计科目, 应准确完整反映政府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结转结余等预算执行信息;另一类是资产负债表会计要素, 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要核算基础的, 应全面准确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等政府主体的财务信息。

(三) 政府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具有互补性

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又相互衔接是此次政府会计准则的突出特点。所谓适度分离是指实现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双重功能, 同时提供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能够全面反映政府部门的预算信息和财务信息。所谓相互衔接是指在同一会计核算体系中, 预算会计要素和财务要素相互协调, 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相互补充, 预算信息和财务信息同时提供政府部门的真实情况。二者既各司其职又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不同的核算方向提供完整的政府主体的财务信息和报告。

四、政府会计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影响

(一) 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自身的资产和负债的管理

通过推行政府会计改革, 在政府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下, 能够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真实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 由此会促使行政事业单位完善自身的制度管理, 严格落实有关的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 加强资产管理基础, 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果, 实现资产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

(二) 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政府会计准则要求政府主体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核算, 按照“实提”的原则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等, 应按照要求编制收入费用表, 由此, 才能合理反映单位运行成本、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建立并有效实施预算绩效考评制度, 提升单位的绩效管理水平, 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能力。

(三) 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廉政建设杜绝腐败

政府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不仅仅提供决算报告, 还要提供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在内的财务报告, 全面反映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现金流量等。政府部门的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对象, 不仅仅是上级单位和主管部门, 还有广大的民众。政府财务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尤其是对政府资金的使用和“三公经费”的公开, 有利于民众的了解政府的运行情况和运行效率, 加强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由此保证了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 减少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晨明《.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新坐标, 新起点[J].财务与会计, 2016 (04) .

[2]建立健全政府会计标准体系, 夯实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有关问题答记者问[J].财务与会计, 2015 (23) .

[3]《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8号, 2015 (10) .

[4]张月玲, 刘艺明.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构建研究[J].财政监督, 2014 (17) .

[5]崔学刚, 叶康涛等.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与国家治理——第六届“政府会计改革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综述[J].会计研究, 2015 (7) .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8

关键词：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分权政府

20世纪90年代, 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危机的加深, 发达国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热潮, 其间, 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了“企业家政府”这一概念并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 指出应该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或重新塑造政府。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宗旨就是试图把企业管理的精髓移植到政府中来, 通过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 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强调注重效率, 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主张, 在行政改革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认为其中分权理论很有借鉴意义。

一、奥斯本关于分权政府的基本理论

在信息无穷无尽的今天, 加快决策的压力冲击着政府, 而政府面临的问题日渐复杂和不熟悉, 传统的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政府这个中心, 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专家和计算机等竭力去应付这些问题。但是企业界的领袖本能的采用分权的办法, 如, 他们把许多决定让“外围”也就是消费者、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去作出。他们通过减少等级和授权给雇员的方法把一些决定推给“下面”去作出。奥斯本举出了分权的机构的优越性:灵活性——它们对于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地作出反应;更有效率;更具创新精神;能产生更高的士气, 更强的责任感, 更高的生产率。奥斯本认为:当人们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

分权理论, 既是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政府应仿效企业领导者的做法, 将集权式的管理权下放, 将政府的层级节制模式变为参与协作模式, 实行参与式管理。

二、我国政府权力集中运行现状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国家行政组织体制从整体上说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各级政府机关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时, 我国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也十分强调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把大集权和分权结合起来。

目前, 中国正处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体制转轨过程中, 政府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关键变量, 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 政府也对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使得政府权力运作成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一个独特的问题。

首先, 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有人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很特殊, 是权力经济。政府行政审批和对企业干预的太多。中国的企业家甚至要“傍”政府。因为与西方相比, 中国这个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 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 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你要上市, 获得银行的贷款, 都需要政府的批准, 政府的支持, 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 政府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政府不仅是采购, 还通过地方保护, 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 另外, 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未来, 政府的政策左右着我们的经济形势, 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 而不是市场风险, 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 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这就使许多中国的企业家特别热中于出席参加政府的经济研讨会。

其次, 中央和地方关系不顺畅。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超级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形成的, 基本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在行政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总体趋势是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 试图从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转变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合理分权相结合的集——分模式。为了克服中央高度集权, 中央向地方下放了一部分权力, 例如财政权、计划权、分权和外贸权等。但却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因为中央和地方之间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分权, 各自的权责关系不明确。出现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企关系问题。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 政府直接管理经济, 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存在着很深的利益关系。只要这一利益关系得不到改变,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利益的行为取向就很难转变。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实质上变为利益矛盾, 而非简单的权力划分问题。

第三, 我国政府机构总量仍然偏多, 职责交叉重复现象仍然存在, 行政执法体制中的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现象严重。政府机构庞大、臃肿, 效率低下, 人浮于事现象严重。特别有些政府部门职责不清、交叉、重复等, 导致行政执法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 甚至争权夺利或互相推委扯皮, 造成行政管理体系的紊乱。我国政府职能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 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 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不仅涉及宏观调控, 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事务, 导致政企不分、影响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总之, 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 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往往习惯直接干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微观事务, 导致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 使企业和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另一方面, 一些政府该管的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制假、售假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显滞后。

三、借鉴奥斯本的分权政府理论, 提出几点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议

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 都有其发生作用的条件, 笔者根据对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尤其是分权政府理论的理解, 再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几点可借鉴的建议。

第一, 政府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放权于企业和消费者。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 通过市场的力量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在正常的情况下竞争, 给企业、消费者以作出决定的权力, 把资源和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市场利用价格作为基本的机制, 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当然这个市场应该是合法的市场和规范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由政府制定的规章条文加以规范的, 不受管理的市场只有黑市。这个规范市场既不同于行政管理计划, 也不同于将政府置身于市场之外的做法。而是一种运用政府力量来影响私人作出决定达到集体目标的方法, 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化的治理的方法:没有官僚主义统治的活力的政府。

第二,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 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 理顺垂直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 给地方更多的发展自主权。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 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其中关键是健全相关制度和法律,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同时优化纵向结构。根据惯例和职责分工, 全国性政务由中央垂直管理, 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 经费、编制和人员由中央管理;地方性政务由各级政府分块管理, 机构设置、经费、编制和人员由地方政府按机构编制权限管理。理顺中央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 关键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三, 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科学规范部门职能, 合理设置机构, 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切实解决层次过多、权责脱节等问题。中央实行的大部制改革, 在解决政府职能交叉、机构臃肿和多层多头执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大部制改革是推进地方政府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出路。另外优化横向结构。对跨区域性政务实行中央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明晰管理层级, 明确管理职责, 明细协商制度, 把责任定到具体机构。从而保证各级各层既有责、有权、有利, 又能商量、配合、支持。改革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 依法明确行政首长的职责权限, 既要充分发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作用, 又要防止和克服行政首长的家长制现象。可以适度放权给下属, 关键明确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 造就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人员队伍。第四,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放权与民, 放权与社会, 发挥公民社会的强大的力量。非政府组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 起到沟通协调、承上启下、扩大政府功能的作用。我国的事业单位、各种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都属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 要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实现政事分开, 对事业单位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发展和规范各种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 给公民及公民组织更多的管理自我的权力, 当人们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更大的热情。这样还可以减轻政府的不必要的负担。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二版)

[3].杨寅.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5].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公务员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

浅谈德国政府间关系的借鉴意义 篇9

1. 德国联邦和州的关系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 德国的行政区划分为联邦、州、地区三级，共有16个州，14808个地区。联邦政府亦称联邦内阁，任务是治理国家。负责制定和贯彻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科研、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方针政策。联邦政府有权审查、同意联邦议院、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并控制和领导国家军队、情报机关和监狱。在一定范围内和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又有发布命令指挥的权力。

州政府是州级行使国家权利、完成国家任务的中枢。联邦各州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州级国家权利由州议会与州政府共同掌握，州议会确定州政府的方针政策并有权对州政府的人员实施影响，有权通过建设性投票推翻州政府或解除州政府部长职务。联邦德国的州与美国的州一样，它不是隶属于联邦的地方政府，而是构成联邦的领土单位，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基本法》赋予它广泛的自治权力。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拥有制定宪法，建立议会、政府和法院等广泛的自治权，而且还有自己独立的财政预算和管辖的警察力量。此外，在经济和财政领域，《基本法》规定联邦和州的预算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依赖的。在支出方面，联邦和各州在行政和立法开支方面，都是各自负担。联邦对在经费上有一定困难的州和各州所属的地方政府，可以进行财政补贴。

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十分复杂。无论在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上，联邦都拥有对州的很大权力，但德国毕竟是个联邦制国家，其联邦各州与单一共和国的地方机构相比，其权限还是比较大。表现在：(1)州在一定范围内，有自己的立法权，有自己的宪法、法律、议会、政府和法院。(2)各州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力。(3)州可以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对联邦立法和行政管理施加重要影响，防止剥夺州的权力。(4)各州政府通过派驻首都的常驻代表和办事处，不仅对联邦的立法施加影响，而且要处理协调预算、商讨联邦对州的财政援助等事务。(5)联邦总理每年必须多次邀请各州政府总理商讨重要的政治、经济、财政和社会等问题，听取州的意见和要求，照顾州的利益，制定统一的联邦政策。(6)联邦无权更改州的疆界等。

2. 德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德国除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外，还设有县、市(县一级的市)和乡(镇)政府。县、市(县一级的市)和乡(镇)政府是州以下的政府，地方政府从属于州政府，他们必须接受州的监督与管理。县市和乡镇之间并无上下级关系，都是平行的，都有自治权。有的州还在州政府下面设行政专区，它是州政府的派出机构和管理机构，不属于地方政府管辖范围。

《基本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各级地方机构享有自治权，联邦德国的地方政府有权制定符合当地需要的法律(前提是不能与联邦和州的法律相抵触)，有权管理地方一切行政事务。乡 (镇) 范围小，人力、物力有限，不能完成较大的公用事业项目，因此几个乡 (镇) 联合组成一个县。县可以完成超出乡范围的公路建设项目.举办一些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例如建造较大的现代化医院等。地方行政自治单位的政权结构大致相同，都由议会和政府组成。县、币、乡 (镇) 的各级议会由居民定期通过直接和普遍选举产生。县长、市长、乡 (镇) 长一般由议会选举产生，在人口较少的乡 (镇) ，特别在3千人以下的地区，则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德国的公民对地方自治有很高的积极性，有极高的文明意识，爱护环境、保护生态，因此社会安定，环境良好。

由此可知德国的地方政府在行政和财政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能依据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

二、联邦体制的优点

目前，德国联邦、州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弊端，如限制了州的活动自由、联邦与州之间缺乏透明和监督双方公关的领域易产生费用的浪费，但它毕竟符合德国的国情、民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优点有：

第一, 有利于调动地方一级的积极性。既可以加强联邦集中统一领导、协调行动，又可以保证地方的权力发挥各州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可以防止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和滥用权力，从而可以平衡联邦权力大于州的权力。

第二, 能较充分地照顾德国各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特点，将“民族共性与地方独特的个性结合在一起”。

第三, 利于各州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同时有促进其相互竞争，从而推动整个联邦的发展。

第四, 调动不同政党的积极性，如在联邦范围内是反对党，在一些州范围内就是执政党，在联邦议院内部占多数席位，在州议会就有可能占多数席位。这样使所有政党都有机会以民主形式承担责任，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

第五, 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基础，为西方各国宪法所普遍采用。但是，“三权分立”是国家权利的平行分工，而且，它早期只应用于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没有涉及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权力机构内部的关系。联邦制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国家权力的垂直分工，是对国家权力平行分工的补充和发展。

三、几点启示

第一, 政府间层级结构简单。在德国，整个国家的政府体制有三级执政府组成，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包括县、市、乡镇)是平行关系，彼此互不隶属，大大促进地方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主要以五级制为主，即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一乡镇组成。层级结构众多，等级制过多过严，不利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发展。我国也可以考虑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有步骤的向三级乃至二级过渡。

第二, 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权利。德国联邦对联邦、州和地方的权力划分都比较明确，因为德国长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权利的明确划分，不仅有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 而且有助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有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战后德国的重建与发展，与地方合理分权有极大的关系。德国的联邦、州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基本围绕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重要资源展开。《基本法》和联邦宪法、州宪法明确规定了联邦、州、地方各自的权力。由于以上三种权力的科学划分，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事权和财权。在政府职能划分上联邦政府保持对国家重大事务、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而地方则负责管理本地方的事务。州则作为联邦与地方政府的桥梁，起到沟通、连接作用。同时，州与地方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事权要靠相对独立的财政来源的支持。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上，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不是很明确, 解决这种问题关键要合理分权，中央要合理下放给地方权力。

第三,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要以健全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为重要保障。在德国，《基本法》是国家最高法律，其它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都要以《基本法》为原则，不能违背其中的规定。同时《基本法》、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对于联邦、州、地方的权利与义务都有作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执行公务时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各司其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法律规定还不是十分科学合理，特别是在规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上还比较含糊，难免会造成各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推诿扯皮的状况。另外，我国司法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当出现中央越权管理或是地方政府失职的情况时，没有相关部门与法律对其进行制裁。

摘要：在德国, “联邦的权力置于州的权力之上”, 联邦与州的关系明显有利于联邦。但各州和地区也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力。这既保障了联邦处于主导地位, 又保障了州与地方的权力, 从而使联邦政府、州、地方政府保持平衡状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研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联邦,州政府,地方政府,关系,地方分权

参考文献

[1]林勋建:《西欧多党政治透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

[2]李军鹏:《公共行政学》, 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4年1月

浅谈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意义 篇10

政府决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以及调整相关利益关系而采取的政治行为, 在这个政治行为过程中,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决策如何准确地分析环境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传送反馈信息的能力来衡量的。因此, 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不仅是考查政府工作绩效优劣以及政府公信力高低问题, 也是保障民生的关键, 而探讨政治沟通为政府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邓小平同志所言,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我们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 究竟怎么搞比较顺, 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 比较能够克服困难, 克服障碍, 求得比较顺利的发展, 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实际上, 这就是强调国家大事决策需要沟通, 需要群策群力。因此, 在社会转型时期, 科学决策是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 而政治系统要进行科学决策, 就必须进行双向互动沟通, 坚持方案制定、信息反馈、政策输出等循序渐进的程序和阶段。

二、从实例中分析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意义

当代政府决策过程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政府对各种政治信息进行交流和处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信息交流就被称为政治沟通。该文接下来将采用政治沟通模式的方法并结合具体案例浅析中国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政治沟通的意义以及必要性。

案例:银川出租车停运, 市领导致歉

2004年7月28日, 银川市正式对外公布《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两个文件, 并明确提出, 两个管理办法与规定从8月1日起实施。此前, 银川市从未就这两个文件向社会公示, 也没有召开听证会, 且从公布到实施只有4天时间。这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措手不及, 有的因此可能带来较大经济损失,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出现了连续四天的出租车经营者群体性上访事件。在这种情况下, 银川市政府先是在7月30发布通告, 表示两项新规定暂缓执行;8月2日, 市政府再次发布通告, 表示继续执行原有的出租车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 两个管理办法与规定不再执行, 并表示要充分调研, 听取各方面意见, 借鉴外地经验, 研究制定新的管理办法。之后事件得以平息。

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意义。

(一) 政治沟通有利于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 而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中, 最大的浪费则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然而, 由于行政决策者决策理念存在偏差, 盲目追求GDP增长, 最重要的是政府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导致政府决策失误屡见不鲜, 因此也出现了屡见不鲜的“烂尾工程”。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政治沟通能够扩大政府决策的基础, 调动广大民众在政治输入和输出中的积极性, 并且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因此, 政治沟通是保证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如果政府在做出一项决策时只按照自身的经验而忽视决策系统外部的信息, 就会导致做出的决策失效, 增加行政成本, 甚至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如案例中银川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并未按照程序征询各方意见便独自决策, 出现了连续四天的出租车经营者群体性上访事件, 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之后市政府有关方面就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反馈意见, 决定成立由自治区和银川市共同组成的出租车行业规范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有关出租车运营的新管理办法。这种积极的应对态度是有效解决政府危机的必要条件。而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沟通、询问各方意见则是保障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二) 政治沟通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规范性

社会是一个沟通和控制的系统,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沟通中的控制, 否则控制就会是高压的、盲目的、不可取的, 是典型的暴政。

政府在进行社会控制时, 运用在沟通中建构的共识性的社会规范以及手段和方式, 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对各种利益进行整合, 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转。银川市政府在做出决策后, 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政府随即根据反馈信息并面对出租车主们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积极应对, 征询各方代表的意见, 并整合大家的看法形成共识, 有效地避免了冲突以及社会动荡的发生, 充分借助政治沟通的手段, 听取民意, 做出有利于百姓的决策, 也维护了银川市出租运营业的正常秩序。

(三) 政治沟通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

银川出租车停运风波发生后, 面对出租车经营者群体上访, 当地政府立即召开会议, 要求各个部门统一认识, 一定要依法行政, 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件事。市委、市政府有关方面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反馈意见, 成立由自治区和银川市共同组成的出租车行业规范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有关出租车运营的新管理办法, 并对出租车停运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银川市政府的积极应对态度维护了政府的形象。

政府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拓宽政治沟通的渠道, 善加利用反馈信息以便及时做出反应, 减少政府失误, 维护政府形象, 提升政府公信力。

(四) 政治沟通可以增强公民参与意识, 减少政治冷漠现象

从本案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与民众的互动由无到有, 使得做出的决策更加顺应民意, 妥善地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政府放开政治沟通的渠道, 比如从单一沟通的信息通道到双向信息通道, 甚至多向的信息通道, 在做出某项决策之前获得充分的信息, 再与政府自身的经验相结合, 就能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让更多公民有政治表达的渠道与愿望, 减少政治冷漠现象。

摘要：政治沟通现象由来已久, 作为政治行为的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沟通的有效性。本文结合案例“银川出租车停运市领导致歉”, 具体分析出了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意义:政治沟通使得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公民参与意识增强, 政治冷漠现象减少等。

关键词：政府决策,政治沟通

参考文献

[1] .杜瑞珍, 《政策视域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05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11

关键词：政府会计改革；权责发生制；意义

我国目前采用的政府财务制度是1997年预算会计改革后制定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核算方式。虽然收付实现制能够满足财政部门进行预算管理的需要，但其也存有诸多弊端，例如仅能核算反映政府财政预算收支情况，无法完整反映政府拥有的资源、负债及政府的运行成本和费用情况；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责任不能进行科学有效的会计记录、分析评价和报告披露等等。

因此，在保留和完善现行预算会计的基础上，亟需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以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履行受托责任情况。并为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财务信息和管理手段。在此，笔者将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引入权责发生制的现实意义加以探讨，以求相关各方对于这一问题能够更为广泛地形成共识。

一、有利于促进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部门自身理财水平

1.从部门预算改革的角度，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可以为部门预算的编制提供更为详实的各预算单位财务状况及其服务成本等信息，从而使部门预算的编制更好地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同时，也为各预算单位的绩效评价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⑵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角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虽然大大减少了财政资金的分散闲置现象，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但同时却会使人行国库账户的闲置现金余额日益增多，出现财政资金新的“沉淀”。通过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核算方式，能够使政府的应收应付款项得到全面及时地确认和计量，有助于对每期的国库现金支付量进行提前预判，从而为各级财政国库部门按规定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提升国库现金收益提供帮助；⑶从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采用权责发生制可以纠正收付实现制下，对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不做明显区分，对跨期的资本性支出在现金支付时即作为费用核销所导致的国有资产信息失真现象。有利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二、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适应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地通过投融资平台等方式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公共领域时，就对政府部门的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明晰性方面，要求政府部门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全面披露政府的资产、负债及运营状况，从而提升政府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在可比性方面，则要实现政府部门会计信息与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从而便于其实现对于政府更为科学的资信评级。

但目前的财政预算方式仅反映当年预算收支的现金流量情况，遗漏了大量与财政预算收支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重要财务信息。这一缺陷对政府内部而言，会使政府投融资政策的选择和预算编制因缺乏充分的依据而陷于被动。对政府外部而言，预算会计信息过于单一，会给人以政府管理粗放、透明度不高的印象，不利于各金融机构对政府的财政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估。

权责发生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和目前收付实现制下的政府财政预算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财务报告在反映预算收支的基础上还能反映政府的全部资产、负债及运营情况，在反映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还反映了以前年度政策的累积效应，是对内满足政府管理要求，对外适应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

三、有利于全面反映政府负债状况，揭示和防范财政风险

我国《预算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应当严格按照规定保持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各级地方政府也不能自行发行政府债券，但现实是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在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对债务进行实际偿还时才会确认支出，而对于应由本期承担但于未来支付的款项及因未来的承诺、担保及其它因素所形成或有负债则均没有进行确认和披露。这些债务问题不能在目前的政府预算和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而作为表外事项目前又缺乏法定的披露依据。所以，政府潜伏的财政危机容易被人为掩盖，从而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隐患。

而在权责发生制下，可以对政府的负债情况进行充分的确认和披露，这既在理论层面符合财务会计“谨慎性”的原则，又在操作层面可使有关各方充分了解政府负债情况，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特别是目前经中央批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部分省市已开始试点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通过将表外债务表内化，有利于对风险的管控，这是改革的趋势。但如在全国范围推开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则更加需要有政府会计的权责发生制改革来加以配套。否则，由于收付实现制下政府会计的种种缺陷会使其提供的地方政府财务状况不能满足中央宏观调控和资本市场的需要，从而使地方政府债券的普遍发行产生更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四、有利于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高政府透明度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國的财政是包揽型财政，政府统揽一切，财政通过财政资金的直接分配来实现政府目标。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分工日益明晰。政府的职能向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转变。

因此，政府必须提升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这就需要有全面信息作为决策依据。财政财务信息是政府决策所需信息中的重要一环，而财政财务信息中最重要的是一级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实际运营成果及政府的担保和承诺等等，而现行收付实现制下的财政预算体制无法提供上述信息。目前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财政预算体制只关注于某一年度内政府收支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能为政府进行长期性决策提供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尽管权责发生制在业务处理上较收付实现制复杂，但它可以为分析候选政策所会产生的长期效应提供更加立体的信息，有利于为政府和领导决策服务。

随着政府改革的透明化，社会公众对政府财政财务公开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们要求有全面和透明的信息来评估政府的履责情况。对社会公众来说，收付实现制下的财政预算信息过于简单，不利于公众监督政府资金的分配与运行状况。在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后，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财政财务信息也将更加广泛和丰富，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资源的有效监督，促进政府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综上所述，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亦或是财政部门自身正在推行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国有资产管理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都要求政府会计不仅要反映预算收支的执行情况，而且要反映政府自身的财务状况及政府受托管理的国家资源情况。而收付实现制下的政府会计不利于准确地揭示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利于对政府受托责任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全面地评价政府管理者的工作绩效。因此，对政府会计的确认基础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在政府会计改革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更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穗红 石英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应用研究[R].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04.

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篇12

(一) 内涵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 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 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

(二) 价值意义

1. 政府公信力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合法性基础。

政府公信力根源于对政府合法性的确认, 政府公信力集中体现了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内容。可以说, 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 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 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 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2.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关键。

政府公信力对社会信用体系以及社会生活良序的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为社会公众观念与行为的指导者以及国家管理的实体存在, 在整个国家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 它的活动和形象对于全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和效仿。

3. 政府公信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政府不守信用, 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政府必须加强自身信用建设, 全面履行其经济职能, 维护好市场秩序, 保证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又好又快地发展, 这才是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保证。

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一) 客观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在进步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职能力不从心, 行政低效甚至无效, 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整个社会信用缺失严重, 无信用体系可言。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 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要员,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领域, 方方面面呈现一种无信状态, 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

(二) 主观因素

1. 政府内部权力腐败、官僚主义严重。

行政人员作为政府行政的主体, 其言行直接影响政府的外在形象, 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年各类政府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影射出政府系统内部对人民福祉和百姓利益漠然视之, 效率意识不强, 存在部门利益主义, 不作为慢作为, 办事程序冗长、效率低下, 不计成本、浪费严重等现状。

2. 政府工作不透明, 信息公开不对称。

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不强、信息公开不对称直接导致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 弱化政府公信力。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信息公开的监管不到位。有的地方政府流于形式, 往往将之看成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工具。其次从公开的内容方面看, 多是地方领导讲话以及政府的法规和文件, 很少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和受普遍关注的信息。再次信息内容也长时间得不到更新, 诸多信息在公众看来不准确、不可信。甚至采取隐瞒、欺骗的手段, 造成公民参与的渠道堵塞, 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3. 政府管理观念滞后、管理能力不足。

随着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许多传统的社会制度制度已适应不了现代人民的利益诉求。固守传统管理理念, 坚守传统法则, 政府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 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 政府活动也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出现管理危机, 政府不能迅速解决危机, 甚至选择掩盖问题、隐瞒信息, 更有甚者提供虚假信息, 必然导致公众不信任感的蔓延, 威胁其合法性基础。

三、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一) 提升官员道德素质, 加大反腐力度

因为公务员队伍是各项公共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具体实施者, 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加强对公务员队伍思想、组织、作风建设, 净化公务员心灵, 对抗腐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大公务员反腐倡廉培训, 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 建设廉洁政府。

(二) 推行政务公开, 建立透明政府

政府机关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将政府掌握的个人与公共信息公布于众, 以供公众知情, 建立政府的亲民形象。要建立“重大决策的听证会”制度。使政府成为透明的信息中心, 这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功能, 从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 在这个基础上, 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三) 更新政府管理观念, 增强政府管理能力

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同时, 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答理方式和行政观念的转变, 要用崭新的行政理念引领改革。必须加快更新行政理念, 为政府职能转变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和管理先进国家的经验, 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管理体系, 即使在在危机事件面前也能够从容应对, 通过整合组织和社会协作力量, 提升政府管理能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有效消除、化解危机及其后果。

(四) 坚持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