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创新（精选12篇）
政府管理创新 篇1
一、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政府改革目标
1.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何谓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 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 并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以公正执法为标志, 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2.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现实必然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条件下, 政府的职能必须转向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 政府的核心职能应当而且只能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个民主的、法治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管理体系, 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
二、目前我国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存在的差距
目前我国政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管理理念落后
在现代社会新形势下, 整个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然而政府的管理理念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思路狭窄, 服务观念淡薄, 对公共服务职能重视不够。办事习惯于“一刀切”, 甚至一定上存在着管理就是收费、就是罚款的错误观念。
2.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步伐滞后, 政府职能界定尚需进一步厘清。我国政府职能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 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 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对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
3. 政府服务效率较低
现在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 建设服务型政府, 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严峻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极度复杂化, 且变化迅速、时限性增强, 要求政府比过去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能对迅速变化的、复杂的环境做出快速、及时有效的反应。
4. 政府服务意识淡化
由于长久的封建专制统治, 以及建国后又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以致“官本位”、“权本位”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服务意识淡化, 对工作倦怠, 责任心不强, 办事拖拉, 对于群众的询问, 不能给予耐心解答, 态度不够和善, 对执行中所发现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欠妥当,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欠缺灵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5. 政府管理法制化不健全
我国人治式管理传统十分深厚, 法治化民主制度严重匮乏, 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 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 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水平还不高。
三、通过政府创新构建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管理模式, 是政府从管理理念到管理职能、管理机制、管理手段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创新。
1. 更新政府管理理念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褚添有认为, 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首先要树立新的管理理念, 即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观念转变:一是从官本位、权力本位的观念向服务本位的观念转变;二是从过去的经济为本的片面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
2.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各地探索建设服务型政府, 都把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上,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徐州市行政学院吴根平认为, 政府在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 要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四个分开”:一是推进政企分开;二是推进政资分开;三是推进政事分开;四是推进政社分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的仲崇东认为,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逐步推进, 职能转变的内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健全行政运行机制
在如何创新行政运行机制上, 我认为可以从这样几点出发:首先, 要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其次, 推行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制度。一是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明确绩效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以及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方法与程序。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要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情况、可持续发展状况、公共服务水平、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控制行政成本、勤政廉政等情况作为评估的主要内容。三是健全政府责任体系, 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4. 推进行政技术创新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进行政质量, 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创新政府管理技术上, 我们应重点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 就是政府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 提高服务效率, 更快捷、更直接和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过程。
摘要：在改革开放日益发展的今天, 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现阶段政府运行机制与服务效率都难以满足公众的这种需求, 这就要求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能强有力地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目前我国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存在的一定差距, 本文着重探讨了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的问题, 并对如何通过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服务型政府作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府管理创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龚维玲.论建设服务型政府.
[2]刘天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迫切需要行政管理创新.
[3]韩长赋.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管理创新 篇2
分，85 分及格。
所属课程 《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创新》下 倒计时 36:5
一、判断题（15 道）
1.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事权与财权非常对称。
正确 错误
81.25 2.现在，我国城乡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正确 错误
3.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全覆盖。
正确 错误
4.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取得局部突破，如：广东顺德市、珠海市、阳江市、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
正确 错误
5.初步实践表明，“强镇扩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县级政府鞭长莫及、社会管理滞后的问题，促进了乡镇职能转变，强化了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正确 错误
6.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避免出现目前西方国家存在的“生产者过多，消费者太少”的局面。
正确 错误
7.佛山市对容桂街道和狮山镇实行简政放权，扩大镇（街）管理权限，赋予其部分县级管理权限。
正确 错误 8.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强镇扩权”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正确 错误
9.目前，我国还未全面实现农村和城市中小学义务教育。
正确 错误
10.省直管县改革的两个阶段是人事上的省直管县、强县扩权。
正确 错误
11.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
正确 错误
12.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已经突破了个别地区。
正确 错误
13.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奥秘。
正确 错误
14.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在核心公共服务支出中不存在错位现象。正确 错误
15.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其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一些地方根据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框架，推进本地区的大部制改革。
正确 错误
二、单选题（15 道）1.（）年，浙江省绍兴县试行乡镇扩权，将县级职能部门的部分执法权以委托执法的方式下放到乡镇。
A.2005 B.2006 C.2007 D.2008 2.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幅度减少、合并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A.一般性 B.特殊性 C.常规性 D.水平性
3.按照十八大要求，行政审批制度总的改革方向是减少政府审批事项，减少直接管理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A.企业 B.市场 C.政府 D.企业家
4.浙江省绍兴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委托授权，分别与（）个乡镇签订委托协议，委托这些乡镇政府行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用工、城建监察等四项职能。
A.十二 B.十三 C.十四 D.十五
5.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进一步理顺国务院各部门的权限关系，提出了三个整合的新重点，其中不包括（）。
A.整合分散在国务院不同部门的相同或相似的职责 B.整合和加强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C.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机构 D.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管理资源
6.以下不属于十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部署的是（）。
A.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 B.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
C.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 D.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
7.通过大部制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措施不包括（）。
A.将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局限在个别地区
B.在已经推行大部制但尚未整合到位的部门，如交通运输部，要继续推进并整合到位，真正建立起大交通的管理体制
D.在应该实行而尚未实行大部门制的系统，应适时推出大部门体制改革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A.一 B.二 C.三 D.四
9.当前，根据我国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要重点研究和解决以下公共服务体系，其中不包括（）。
A.加快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B.加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C.加快完善公共住房保障体系 D.加快完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0.（）全会之后，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A.十七届一中
B.十七届二中 C.十八届一中 D.十八届二中
11.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通过推行支出绩效评估、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A.经营 B.支出 C.使用 D.利用
12.（）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A.十七届四中全会 B.十七届五中全会 C.十八届一中全会 D.十八届二中全会
13.除依照（）要求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的职业、行业需要设立的资质资格许可外，其他资质资格许可一律予以取消。
A.《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4.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是要尽快明确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
A.作用
B.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C.目标 D.重要性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次全体会议，于2008年2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A.一 B.二 C.三 D.四
三、多选题（10 道）
1.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社会组织。
A.行业协会商会类 B.科技类 C.公益慈善类 D.城乡社区服务类
2.以下属于十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部署的是（）。
A.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 B.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 C.改革工商登记制度 D.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3.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
A.分工合理 B.决策科学 C.执行顺畅 D.监督有力
4.按照（）的事项不设立审批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等非许可审批。A.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
B.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 C.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 D.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能够解决
5.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A.既要防止“欧美病” B.既要防止“拉美病” C.又要防止“福利病” D.又要防止“垄断病”
6.以下属于十八大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定的是（）。
A.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B.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 C.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D.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7.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
A.社会保障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B.社会保障体系框架逐步健全 C.社会保障覆盖范围越来越大 D.社会保障的标准逐步提高
8.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转变。
A.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B.稳定社会秩序 C.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D.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9.公共财政要加大对（）、公共安全、公共环境等民生支出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总量与质量。
A.社保 B.教育 C.住房保障 D.医疗
10.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优先发展（）。
政府权力清单与社会管理创新 篇3
【关键词】政府职能；权力清单；社会管理创新；概况；意义；联系；权界清晰；政府执行力
一、权力清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况
1.权力清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行政职权，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公布权力清单；积极推进责任清单。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主要改革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政府权力清单实行，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法制政府、建設、政府创新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简政放权、权责一致、公开透明，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责履行的重要保障，是政府行政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途径，是向市场、社会放权力度加大的手段。
2.社会管理创新
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构成成分，社会管理不仅局限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还包含其他主体与社会本身管理。社会管理是指利用相应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国家可引导及规范社会组织与社会事务，对社会结构加以培育与健全，是各类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公正、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维护的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现有社会管理基础上，社会管理创新不仅包含活动本身，更是活动过程的体现，其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基础，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秩序为其主要目的，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可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理想化。
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意义
政府权力清单是政府治理方式改进的源头性问题与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应对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进行大力推行，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利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更能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有利条件，是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并有利于把政府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笼子，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首先，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可对制度的支撑性力量加以强化。制度化、规范化与阳光化为政府权力的特点，通过权力清单，可通过职权法定、法治思维对政府事务加以管理，通过制度公信力加大政府公信力保障力度，利用制度执行力对政府执行力进行最大限度地提升。
其次，通过利用政府权力清单，对市场决定性能力加以强化。政府权力应敢于做“减法”，适时为市场减压，据长期实践证明，政府应帮助市场由微观事务、由直接配置要素资源脱出身来，但必须对职权行使边界严格约束，并对遵循市场规则行事，将市场活力释放出来，将市场决定性力量充分发挥出现。
再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实施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政府部门要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作为理清政府权责边界、对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措施，权力清单的推行，必须全面梳理政府部门现有行政职权，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形式，帮助政府部门、员工充分了解自身职权，帮助工作人员充分履行自身职责。通过各级、各部门间职责的进一步理清，可对不同层级政府管理、服务重点加以突出，是处理部门职责交叉、互相推诿等问题的重要方式。并能为机构设置与人员的合理配置提供便利，是政府运行精简统一的重要保障。
最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与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等为行政机构必须坚持的法定职责。通过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政府职能全面正确履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现阶段因政府履职不到位的因素，导致市场经济无序、公共服务质量差、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大量出现。利用权力清单，可对政府、部门职能进一步明确，也可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化、阳光化，是权力监督与责任追究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办事、按制办事与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
三、政府权力清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联系与分析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可在市场、社会互动中明确政府的职责与边界，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管理创新，可加快改革步伐，实现改革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根据该目标，可进行“5+1+1“改革局面的构建，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加之国防、军队改革与党建设。近年来，权力清单制度得到了政府单位、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从学理层面观察，多家主流媒体对权力清单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由此可见，在改革60条中权力清单制度已经得到了舆论的充分发酵，地方政府与单位呈现出积极支持状态。政府机构改革要求把市场和社会职能交于市场、社会。从社会管理角度观测，权力清单是政府职能现代化的标志，也就是我国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的助力，要求政府全面退出自身不擅长的领域，并将其交付于社会、市场。这种管理模式，不仅能够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还可帮助政府尽快脱离日渐膨胀的经济社会负担。通过清单制度建立与明确，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减压，可开阔市场范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目前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中，为达到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管理、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三类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三大主体分别为政府、市场与社会，通过三者各自优势的发挥，可对公共管理职能进行合理分配。现阶段，在全面改革发展中，如何将“社会的沉默“打破，如何将社会管理中社会的功能、作用发挥出来，已经成为政府单位、工作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传统社会管理观念、模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必须建立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管理方式，必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将政府由许可制社会管理思维中解放，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管理方式，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以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作为权力清单制度的延伸，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管理思维的创新。以实践角度分析，与正面权力清单制度相比，”非禁即可“管理理念的提出为负面清单制度的意义所在。该管理方式扩大了人们的创造空间，有利于清单以外充分发挥人们的才能，也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内容。为实现社会管理现代化，要求相关部门、单位必须对社会治理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进行充分考虑。通过社会事务“负面清单”相关制度的尝试性建立，可通过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解决的事项，以此对社会组织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减压阀”、“调节器”的作用，以此实现协助政府治理社会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能够对我国社会治理方式变革进行充分体现。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管理创新强调“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在管理主体上更具多元化。在政府简政放权、全面深化改革条件下，可将社会管理的功能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社会管理中如何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如何实现政府角色转换与功能转型对政府权力清单、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应通过权力清单制度的全面建立，進行政府权力运行刚性框架的设定，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中政府和社会分工的确定。
参考文献：
[1]杨小云.权力清单制度与政府管理创新[A].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创新政府治理，深化行政改革 优秀论文集[C].2014.
[2]吴汉军.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政府管理创新[A]. 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C]. 2008.
[3]王雪珍.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5年年会暨“政府行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论文集[C].2005.
[4]蔡丹芸.大胆探索 清权厘权 富阳市盐务局晒出权力清单——富阳市盐务管理局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工作回顾[A].浙江盐业（2014年第4期总第157期）[C].2014.
[5]何雨.责任清单：构建基于社会治理背景下的权力清单制度核心[J].上海城市管理.2014（04）.
[6]陈振明.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趋势透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
政府管理创新 篇4
在美国, 推进大数据是不太难的, 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对于技术主义的推崇是强有力的助推器, 而推进政府的数据开放则是十分困难的, 每前进一步的各种斗争很是曲折, 原因在于政府首脑或者政府部门的观念、意识、既得利益以及资本俘虏政府、党派利益之争等等无时不在阻碍数据开放。深究其背后的真正问题,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以外,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才是核心, 不仅政府如此, 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更是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缺失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道德风险, 其本质是公众企业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只有利益没有责任约束带来的。
二、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
借力于数据开放, 美国政府部门的创新性管理活动给社会大众的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回观国内, 大数据的建立还比较艰难, 政府数据开放则更是难上加难。建立和开放数据难, 一方面在于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状态, 我们的工业和信息技术还比较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没有解决, 制造信息不对称是共同的特征。因此,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的迫切命题。
在信息化社会, 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 而其传递的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政府从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向管理和服务并重的角色转变。为有力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变革力度。可以说, 信息化发展对政府创新活动提出了强烈诉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以上分析, 我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意义不仅在于以数据开放启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更在于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 不破除利益之争, 难以真正实现政府数据开放,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一) 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
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对部门及个人利益的追求, 最终偏离了公共利益。管理创新是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切分, 甚至会导致原有利益的失去。为此, 各部门为了保存各自的利益, 而不愿意改变现状或者创新。而这种现象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缺失, 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
那么, 如何实现政府人员行政从满足个人利益向实现公共利益的转变呢?责任就是主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唯有“责任先行”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必须要从切实落实政府作为公众代理人的责任入手, 让政府行政人员有主动搞创新的意识、动力、能力以及行动力。
(二) 以数据开放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以“数据开放”理念引领政府创新活动的开展。政府开放数据, 才能有效落实政府行政职责。当前, 政府部门应当从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着手, 开放数据, 创新政府管理活动。比如, 加快食品安全信息、环境质量信息、交通安全信息公开, 让人们及时地、真实地了解身处的现实环境, 以合理规避不必要的安全、健康风险, 以责任之心服务公众, 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应有的行为方式。为此, 我国政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1. 推广信息技术应用, 以提高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要紧紧抓住对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理念、素质、能力的培养。因为, 只有抓住“人”的核心要素,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创新动力, 才能真正保证政府创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2. 政府机构设置和办事流程需进一步优化, 以应对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
一方面,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的层级, 由科层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化。科层制由于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政治基础、不能满足信息化社会的公共服务范围, 缺乏多元化的应对能力等缺陷, 使得社会要求倒逼科层制政府必须进行改变。信息技术给政府扁平化带来了技术可行的前提, 可以加快政府角色转变, 从而更加突出服务性。同时, 权利下放到最基层, 正是承认责任与权利同在。当基层行政人员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 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
3. 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合力推动数据开放。
在我国, 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趋势已初步显现,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力量不容忽视。如同拥有一定公司财产所有权的职工比只是领薪水的职工对公司更尽心尽力, 当社区、社会被授权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时, 它们可能就比那些依靠外人提供服务的社区、依靠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更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搜集、提供、开放各类、各种尺度的数据, 以供人们开发利用数据的潜能,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个人发展。
总之,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需要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数据开放为手段,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极大提升,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受到利益集团的频频反对、阻挠, 究其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各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阻碍政府开放数据,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借鉴美国发展的经验, 处于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的转型期的中国, 要顺利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型, 必须努力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 破除各利益集团的束缚, 以责任之心行政, 提供良好的公共基本公共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数据开放,官僚主义,既得利益,委托代理机制
参考文献
[1]涂子沛.大数据[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 篇5
1010670247刘晓爽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攻坚任务艰巨，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这对加强政府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在社会的各种创新中，特别是在制度创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归根结底要通过政府来实现
创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门将创造性的改革作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因此它必然是一个改革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随时破除那些僵化的和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
政府创新有多种类型。从创新的对象看，有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管理技术创新，前者涉及宏观的制度性改革，后者主要是微观的工具性改革；从创新的目的来看，有行政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创新，前者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共部门自身的效率，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方便和实用的角度，将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政治改革包括：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行政改革包括：机构编制、行政责任、行政成本、行政审批、行政管制、行政程序、绩效管理、行政激励、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包括：公益事业、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扶贫济弱。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政府绩效管理。
建立问责制度，开展绩效评估。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约束作用，坚决反对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要抓紧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推广。
政府绩效管理是指公共部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在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相统一的基础上，获得公共产出最大化的过程[1]。政府绩效管理又可分为多个具体分支，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部门绩效考核、机关效能监察、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等等。
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营运模式开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纽约市政府提倡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分析效率、效能问题。绩效管理受到广泛关注始于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以立法形式要求联邦政府部
门提交关于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的评估报告，促使公共管理者努力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效率、效能及部门服务质量。在中国，随着政府目标责任制的推行，政府部门绩效评估问题也开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评价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没有考评和奖励的平均主义转向以政绩论奖惩的绩效主义；二是从以德和政治表现为关注点的政治鉴定转向以工作实绩为关注点的绩效考评。[2]
政府绩效管理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把绩效作为管理的核心。这就要求必须重视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效应，关注管理过程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力求在测评中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政府绩效管理理论认为，重视绩效能够激发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促进测评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第二、强调多元服务主体。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服务主体，政府既是公共产品的组织者，又是生产者。绩效管理理论则认为，政府当然是社会公共产品的组织者，但不一定都是直接生产者，对于那些技术性、具体性的社会事务，应尽可能地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中介组织、非盈利组织、公私合作组织，甚至是私人盈利组织。第三、凸显机制创新。传统的行政管理虽然也在不断地谋求发展，追求创新，但总体说来都局限于体制性的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领导体制改革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政府绩效管理则以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怎么管作为中心，致力于寻求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职责使命，以提高绩效作为目标指向，全面理顺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领导与部属、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关系，把不该管的和管不好的公共事务移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第四、政府绩效管理重视管理方法与技术。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往往孤立地研究和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绩效管理讲求方法与目标的统一，积极寻求和开发可操作性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绩效。作为一种目标结果，绩效是对政府运用管理方法是否有效的验证，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是一致的。绩效评估是根据预定的管理目标，运用一套力求全面、客观、公平的评估指标，对特定时期公共组织和人员的管理状况进行测评的过程，绩效评估不仅可以反映管理信息，而且通过公共组织和人员之间管理结果的纵横比较，可以形成压力，产生激励，提高管理绩效。
政府绩效评价中绩效信息使用者（组织部门）与信息提供者（评价对象）之间的良好合作不仅能够使组织部门对评价对象更好的作出客观、准确地评价，同时也能强化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推动政府工作的“有力抓手”。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实施绩效评价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由于评价体系设置方面造成的，如何评价指标选取不科学、评价程序不合理等，这些可以通过完善评价体系加以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则是由于评价组织者和评价对象行为导致造成的，主要集中反映于绩效评价信息的失真。
政府绩效管理系统围绕政府工作目标。结合政府机关的效能建设，采用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协助政府管理部门构建全面、科学、高效、准确的绩效管理平台，对政府、职能部门、公务人员的政策执行情况、工作完成情况、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绩效考核评估，提高和完善我国和谐社会下服务性政府的绩效管理体系。
政府绩效管理是适应全市发展需求，进一步强化机关效能建设，提升行政执
行力，切实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落到实处，体现“重激励、硬约束、严考核”和“奖优、治庸、罚劣”的总体要求。政府绩效考核时绩效管理的一个环节，是对绩效管理的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温家宝总理指出：“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要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评估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在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时，要保证绩效信息的准确性，一方面必须加大对信息的检查人数和次数，以便及时、全面的了解参评单位的实际情况，从而消除两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信息失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对绩效信息提供者提供失真信息的惩罚制度，加大惩罚力度，也可以保证减少信息失真情况发生，同时也能降低绩效信息使用者检查的频率。
把第三方作为绩效评价信息收集方引入。采用第三方收集绩效信息一方面能够减少政府为开展绩效评价而收集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绩效信息使用者和第三方对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信的行为共同的处罚，能够更好地推动政府在开展绩效评价活动采取第三方进行信息收集。
引入第三方信息收集者作为一个新的附加参与人之后，由于其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作用，能够更好的规避信息提供者的不诚实行为，促进信息使用者更多的采用第三方收集绩效信息，同时也能够使绩效评价组织者节省更多的资源，使其能够更好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同时为了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对提供不诚实信息的惩罚力度。无论是采用第三方作为信息收集者，还是信息使用者自己收集信息，一旦发现绩效信息提供者提供不诚实信息，一定要依法严惩。随着惩罚力度的加大，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实行为的成本提高，其不诚实的概率下降，同时惩罚力度的加大还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制止那些潜在的绩效信息提供者的不诚实行为。
2.降低政府绩效信息使用者的检查成本。政府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领导在开展绩效评价活动过程中应给予绩效信息使用者足够的行政支持，同时加大对信息使用者业务素质和水平的培训，在具备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建立政府绩效信息收集系统，从而在行政、业务和技术上降低检查的成本。
3.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要从根源上改善政府绩效信息提供者不诚实行为，必须改革现行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方式，规避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绩效评价能够获取真实的绩效信息，才能使绩效评价结果更真实地反映出评价对象的绩效水平。
政府管理创新 篇6
一、在职能转变层面．打破壁垒分割
对于一个国家和组织而言，能够运用的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物质资源，如土地、原料、矿产与机器；二是财政资源，如金钱与融资信用；三是人力资源，包括组织内部成员与其所能运用的外在人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往往处于矛盾的统一之中。各个部门、各个系统之间也经常是垄断资源、利益割据。对此，“科思”定理确诊：是组织与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在阻碍资源的自由流通。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来认识并解决，通过视角转换和有效梳理，可以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融合在一起，彼此互为条件、互为发展。
比如，在实现“政府替代”到“替代政府”的政企关系转变过程中，各级政府普遍遇到“诺思悖论”：一方面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承担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的任务。在认识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管什么”的同时，还必须科学地把握“怎么管”，“怎么更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其实，“管什么”、“怎么管”、“有效管”是执政能力的“三级跳”，每一级跨越都体现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攀升。
在政府管理创新上，目前攻坚的重点主要是区分各级政府不同的角色，把握不同层次政府在职能转变上的不同内涵。从职能的角度看，不同层级政府的功能有其客观的内在规定，需要按照人力资源管理倡导的人本主题，强调不同层级政府有不同的侧重点，切实做到该加强的予以加强，该削弱的予以削弱，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该下放的必须下放。只有对不同层级政府进行定位，针对其不同功能特点，合理划分事权，才能有效解决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诸如强县扩权、强镇扩权、强村扩权、撤乡并镇和社区体制改革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此外，在地方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模式上，现在有一种“异位设置”理论，就是农村基层“党”、“政”系统不在同一层级上设置，即联村设立党支部(或党总支)、联乡(镇)设立农村基层党委，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彻底从具体的行政事务和社区性事务摆脱出来，革除其“行政化”弊端，一心一意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在政治上更好地指导农村基层行政工作，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威信。江苏、浙江一些农村地区已经联村设立党支部(或党总支)，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有利于村民自治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强村带弱村的联动发展，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管理原理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成功运用。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包括社会主体的活力，表现为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构成要素的活力，表现为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直接的资源，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条件的控制和改善，新的知识、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创造等；运行机制的活力，表现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使社会系统能够实现自我延续、自我调控、自我更新并充分发挥其功能。这三者是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必须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破除人为屏障，加强它们之间的整合。
二、在管理技术层面，提倡能动管理
人力资源成为现代组织的战略资源有两个生成条件：一方面来源于现代社会的性质——知识和信息社会；另一方面来源于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特性。新的经济形态的崭露头角，使知识型公务人员成为公共部门工作的主流人群。在知识行政的天地里，各级各类知识型公务员理应是“自我实现的人”。显然，强调严格监督控制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管理对象素质提高的实际以及时代的要求。
受传统方式的影响，我国行政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影响政府形象，妨碍行政效率提高。亟需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无论是扩权，还是撤并，权力分配格局的任何变更都摆脱不了精简机构、重新调整人员这一棘手的问题。以往的机构改革在机构数量上是有所减少，但是，财政供养的总量并没有减少，机关“精简掉的人员”只是转移到事业编制单位，仍然吃财政饭；如果从行政支出看，不仅没有压缩反而与日俱增。如果再算上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及各项会议活动的铺张浪费，行政成本相当惊人。因此，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已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
要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须建立对人力资源有效的管理秩序：依据新的发展形势制定颁布政府机构人员就业、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全面法规，并进一步完善公民信息获取制度。政府借助推行政策和制定规章以及全国性单项调查契机，彰显人力资源管理功能。由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办事，支出更少，负担更轻，社会成本大大降低，从事经济活动空间更加充足，从而有更多时间、财力去寻找“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
社会进步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在于经济学意义上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往往以“管理”功能的有效组织作为前提。先进理念的启迪和全方位的技术培训，为中国由传统管理全面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技术上的帮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现代公务人员一方面必须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准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先进设备的操作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电子化政府”，改变公共部门与民众打交道方式，出新整套基础设施，诸如，电子福利支付系统；执法及公共安全信息网络；纳税申报及缴税处理系统；国际贸易资料系统；环境指标系统；电子邮递系统；为社会大众提供有效率的信息与服务，快速回应民众需求，才能有效革新旧的政府管理模式。
三、在机制运转层面，量化绩效责任
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社会组织，各种各样资源都有其特定功效。要充分使用这些资源，必须对人力资源做出有效率的安排运用。工作人员的数量、职能部门的多寡和公共部门的级别不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内容，效率与效能才是政府管理水平的测量依据，绩效评估是在达到管理目标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重要形式。
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目标是提高人的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价工作人员的敬业态度和实际工作效果是题中之义。这里，关键是量化指标要按合理权重、项目要素有不同档次的分值设置，才能够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估对象的工作实绩，强化责任意识，维持竞争力。特别在公共管理中，公共管理的效率，不仅反映在战略规划中，而且需要通过不断评估予以检验和修正，督促内部机构设置和绩效评价标准正常运行。同时，定期测评，公布绩效状况以接受公众监督。
政府管理创新 篇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各国经济下滑,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在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激励下, 地方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融资运动, 政府债务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按《预算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禁止地方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 所以中国此前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债务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 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没有真正形成, 政府债务的举借和偿还行为尚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有效约束。这一度使政府债务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之外, 加之职能部门分散决策、缺乏统一管理及不规范行政, 致使政府债务风险日渐凸显。不能否认, 地方政府举债资金大多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拆迁补偿、工业园区建设等, 这些投资对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培植财源起积极作用, 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学权威教授马文明斯基所说, “稳定中含有不稳定因素”。政府债务作为一种公共风险, 过度举债如饮鸩止渴。政府债务不断积累, 会扩大政府财政运行的不确定性, 影响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甚至这种危险会进一步演化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状
地方政府债务自产生以来就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则, 这就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打下伏笔。目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
如今全国各地、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尚缺乏准确数据。但从总量上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数以万亿元计, 已达财政收入的三倍, 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继续放大。
2010年6月23日,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审计署公布了该署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数据。数据显示, 截至2009年底, 上述地方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 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 分别占省、市、县本级政府性债务总额的44%、71%和78%。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近2.8万亿元。
(二) 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 潜在风险很大
或有债务是指由某一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 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最终也要由政府来承担。在地方政府债务中, 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 如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农村合作基金、金融风险转嫁、粮食采购和流通中的积累亏损、地方政府担保等, 都属于或有债务风险。虽然其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 不需要地方政府现期偿还, 但它是很大的潜在债务风险。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 而在一般的财政预算、债务统计中, 几乎都不包括这部分债务, 甚至很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也不考虑这些债务, 但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不容忽视。
(三) 地方政府债务的运行效率风险
从目前我国债务使用和管理水平来看, 效率风险很大。这一方面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 可能使偿债资金不能从债务资金的投资项目中有效获得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管理效率不高可能造成的不利于债务资金有效使用的风险。
(四) 债务偿债风险
任何债务都需要偿还, 从对某些地区的典型调查来看, 一方面,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较大, 有的甚至已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而可能导致到期债务无法完全支付的风险。今年到2013年期间, 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款期, 政府债务风险将会进一步积聚。另一方面, 政府投入的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不能形成直接收益, 而大多数政府偿债资金来源都集中在土地收益上, 这种政府债务是建立在土地不断升值的基础上的, 若土地出让不能达到预期增值收益, 债务到期无法偿还, 也会形成债务清偿风险。
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途径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必须从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入手。
(一) 建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举债、偿债程序
目前按《预算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禁止地方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 所以此前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债务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法规, 适时制定包括政府融资投资决策条例、偿还条例和投融资决策失误问责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规, 对政府融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目前财政部正与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组织起草《预算法》的修改稿, 试图解决政府负债的约束监督问题。参与《预算法》修订的人士透露, 政府债务管理没有科学统一的口径和标准, 许多债务都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之中, 政府举债缺乏约束和控制, 多数没有建立偿债机制。新法案将在强化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做出一定突破, 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鉴于财政在政府债务工作中的职能, 应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在政府债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强化政府债务的归口管理, 实行举债批准制度, 防止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多头举债行为, 达到切实有效约束和控制相关政府部门的举债行为, 由专门的部门统一管理政府债务, 明确其职责、权限, 赋予相应的职能, 发挥管理、监控、预警的作用, 统一负责地方政府债务工作。
(二) 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积极推进预算制度改革
通过政府债务预算, 掌握政府债务总体规模, 摸清政府债务底数, 划分债务责任, 明确偿债主体, 规范举债行为, 防范和预警政府债务风险, 以政府预算管理机制来约束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举债和偿债行为, 有利于相关监督机制的完善, 有利于各市县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的明确划分, 有利于地方政府形象的提升, 有利于有效防范和遏制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
由于上级部门对政府债务数据口径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目前各部门向其他机构上报债务数据相差较多, 报送口径各异, 比较混乱, 影响了统计数据一致性、真实性和可比性。2010年6月, 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管理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逐步由收付实现制转变为权责发生制。统一按照权责发生原则对政府债务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后, 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担的全部债务事项, 只要偿债责任应该由政府预算会计主体承担的, 都应纳入预算会计核算和监督范围。在权责发生制下, 预算会计应反映当期发生的债务行为对以后年度的财务责任和影响。这样可对预算会计主体所担负的债务风险进行合理确认和计量, 以防范和化解现实的和未来的偿债风险。要贯彻谨慎性原则。对地方财政来讲, 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就要求政府会计核算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 以充分估计各种财政风险和损失。
(三)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1. 构建统一的财政预算监督机制。
强化人大对财政预算的监督。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政部门内部预算编制及其执行的监督。由监督型向管理型转变, 由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为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监管力度, 及时了解和掌握政府债务运行动态, 要相应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监督信息披露机制。搭建一个媒体和公众监督平台, 建立预算支出、监督信息披露系统, 定时发布信息公告, 让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
2. 建立政府债务档案。
建立政府债务档案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完善财政部门对政府债务管理职能的内在要求。对政府举借债务个案进行备案登记, 包括项目借款合同及相关抵质押合同, 贷款 (或转、分贷款) 协议, 担保函和配套资金承诺函, 还款承诺协议和还款计划, 以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审批文件等。债务档案的建立弥补了债务管理信息不对称问题, 真正做到举债有规、还债有源, 系统掌握政府债务运行情况。根据债务档案编制政府债务统计软件, 动态把握政府债务运行情况, 按最终债务人、政府债务类别、项目资金用途等实现检索、统计、分析、预警。
3. 建立最终债务人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报告 (季报) 制度。
以建立和完善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报告为手段, 改变债务举借、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面, 逐步建立科学举债、及时偿债, 逐步消化旧债, 科学透明、规范合理、安全有效的政府债务管理体系, 为政府宏观管理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4. 研究应用债务软件, 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 对地方政府负债进行长效约束。
一个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机制的建立需要大量可以量化的指标, 以减少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内经济增速而大规模举债、且轻视还款的弊病。具体指标包括国际通行的负债率 (债务余额/当地G D P总量) 、债务率 (债务余额/年度财政总收入) 、债务依存度 (债务收入/财政支出) 、偿债准备金率 (偿债准备金余额/债务余额) 等。不要一味参照国际标准, 一定要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 如:发达国家规定政府债务负担率的最高警戒线为45%, 而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或者地方可用财力占G D P比重仅为20%以下, 所以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应根据国情将警戒线控制在20%为宜。将地方债务纳入统一的国家债务监测体系, 制定包括直接显性、直接隐性、或有显性和或有隐性债务在内的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指标体系, 并结合财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指标,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定期汇总、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构成, 新债务产生的原因、趋势, 对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 采取措施, 做到防患于未然。瑞典政府将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与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状况稳定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求每年必须有一定的预算盈余, 将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和盈余作为债务控制和管理的现实目标和手段, 另一方面采用资产负债方法对政府债务规模与政府资产以及政府未来可能获取的税收收入 (即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 的匹配状况进行分析, 以评估债务风险。如果两者之间不匹配, 则风险增大, 此时则应联系公共财政状况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四) 建立科学高效的举债偿还机制
政府的契约性与政府会计理论创新 篇8
(一) 政府契约性的理论渊源
政府契约论是资产阶级学者在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政府理论。在封建社会,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君权 (皇权) 为中心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政府是统治者, 人民是被统治者,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世袭不平等的, 统治者通过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实行统治。17世纪英国的政治学者约翰·洛克、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让·卢梭对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洛克认为, 在国家出现以前, 人类处于自然状态, 拥有自然权利, 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是人们为了保证自然权利不受侵犯而设立的一种契约, 人们置身政府之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卢梭认为, 政府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方式,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 政府的根本作用是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在他们看来,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法律授权关系——契约关系。
(二) 现代政府的契约性与契约关系
洛克和卢梭的自由契约论, 促进了世界各国宪政运动的蓬勃开展, 促进了民主国家的建立。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主张, 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都体现了洛克和卢梭的思想。但在工业经济时代, 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并不是建立在自由契约论的基础上, 而是以马克思·韦伯创建的官僚制理论和伍德罗·威尔逊创立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 官僚制政府因而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体制的一般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 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财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转变, 人类开始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刻板、僵化的官僚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遭到了越来越多公众的批评。官僚制政府规模庞大、职能膨胀、浪费资源、服务平庸、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 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社会公众要求政府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英国、美国等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相继开始了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模式针对官僚制政府的弊端, 主张用企业精神重塑政府, 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模式取代官僚制, 从而改变“人生而自由, 但无所不在枷锁之中”的状况。奥斯本和盖布勒在《再造政府》一书中, 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包括: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之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 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改革。洛克、卢梭等提出的自由契约论的基本价值取向, 如自由、平等、正义、秩序、公平、民主等, 在上述新公共管理模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新公共管理模式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价值信念的高度审视, 契约性乃是现代政府的本质属性。
现代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广大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达成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关系具体表现为一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即:全体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如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尽管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一切财富的所有者, 但在任何一个国家, 人民直接行使其所拥有的国家权力都是十分困难的。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 设立能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权力主体, 并委托其管理国家事务。同时, 人民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对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权力主体进行制约和监督。为了保证国家权力主体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 公民应依法纳税, 将一部分社会资源转移到国家权力主体手中, 由国家权力主体使用或控制。在这里, 全体人民是初始委托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中间委托人, 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代理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 即契约关系。
政府的契约性和契约的平等性正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信念——“人人生而平等”的具体体现。政府的契约性也充分地说明, 现代政府理应是“人民政府”、“责任政府”, 理应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二、政府会计理论创新
(一) 政府会计环境:
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从集权政府到民主政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和政府“善治”理念的兴起, 政府会计环境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自从国家产生之后, 社会就分裂为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两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君主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普天之下, 莫非皇土”。住在城堡里过着奢侈生活的君主掌握着社会生活的全部, 公民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17、18世纪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 建立了以宪政民主制为基础的民主国家。19世纪2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包括政治腐败、市场混乱、社会冲突、贫富悬殊等。于是,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建立“一个真实地属于人民的代仪制政府”为目的的进步运动, 建立起了使公民不仅能直接选举政府官员, 而且能直接决定议题的投票选举机制。投票选举机制赋予公民一种直接民主权力, 形成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 政府开始直接面向公民, 政治国家开始转变为公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的转变, 体现了民主的本质, 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官僚政府到民主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前, 官僚制政府一直是各国政府体制的一般模式。按照现代官僚体制的创建者马克思·韦伯的理论, 官僚制政府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在政府中有一个严格的上下等级体制;在政府中, 每个官员都有固定的职责, 在职责范围内有权发布命令;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按文件规定执行;只要能胜任工作, 政府的各级官员应保证终身雇佣, 领取固定薪金和保障金等。官僚制政府适应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通过政府内部的严密分工和政府官员的专业化, 大大改善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官僚制理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严重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对理性的推崇导致了非人格化与人性的冲突、对效率的推崇导致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等级制和专业化对政府效率具有双重效应。为此, 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应“用企业精神重塑政府”,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政治发展道路。托夫勒认为, 在后工业社会的信息时代, 官僚制运行的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决定性的超负荷。简单的说, 就是政治的未来地震”, 不能把做决定的权力集中在已经紧张和乱了套的政府中心, 而应该用一种以分权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协作和参与制代替官僚制, 赋予低层管理者参与决策权, 引导公民参与决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在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掀起的政府改革运动, 其实质就是要以组织的使命代替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 变官僚驱使的政府为顾客驱使的政府, 建立权责对应的、实现充分监督的可问责政府和以宪政导引的民主法治型政府。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 好政府或善政就成为了人们头脑中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但世界各国的“政府失灵”表明, 那种把社会良好治理的愿望全部寄托在政府身上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 “善政”理念逐渐转向“善治”。迈克尔·巴泽雷把“善治”归结为“公民价值体现”;罗茨认为, 只有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从而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形成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 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善治”强调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 “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善治’的治理理念与制度框架下, 公开、透明、民主、参与成为推进政务和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前提, 依法、公平、公开成为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 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成为一般民众当然的和现实的法定权力,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与一般民众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尊重、制约和依赖”。
(二) 政府会计目标:
从内部使用者导向到外部使用者导向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可以分为内部使用者、准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 其中:“内部使用者”是指政府部门及其领导, “准内部使用者”是指立法机构、审计部门、上级政府等, “外部使用者”主要有纳税人、债权人和普通公民等。
在官僚制政府体制下, 政府会计主要为内部使用者和准内部使用者服务。在我国有关政府会计的规范中, 都将政府会计的主要使用者定位在政府内部。如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第61条规定:“总预算会计报表……是各级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 也就是说, 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信息是面向各级政府和上级财政的。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行政单位应当按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规定报送月度、季度和年度会计报表”, “会计信息应当……有利于单位加强内部财务管理”。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事业单位会计报表……是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单位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 “会计信息应当……有利于事业单位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可见, 我国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信息也主要是提供给内部使用者, 包括政府财政部门、上级单位、行政或事业单位领导等。
随着官僚制政府向民主制政府的转变, 政府的受托责任由面向政府内部转变为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初始委托人) , 直接面向纳税人、债权人和普通公民。相应地, 政府会计应从为内部使用者和准内部使用者服务转向为外部使用者服务。西方政府会计的改革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如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GASB) 认为:“那些可以很方便地从政府内部报告中取得财务数据的政府管理部门的内部使用者, 不是主要使用者”。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明确指出:“政府财务报告是为一定范围内的外部使用者编制的”, “它们是对外报告而非对内报告”。显然, 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都已经选择以公民作为其政府财务报告的主要对象。
当然, 政府会计的目标服从于政府进行社会经济管理的需要。从官僚制政府向民主制政府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相应地, 政府会计的目标从内部使用者导向到外部使用者导向的转变也是渐进的, 取决于国家民主化的进程。
(三) 政府会计的内容:
从反映合规性 (投入责任) 到绩效导向 (结果责任) 在官僚体制下, 为了防止官僚超越行政的界限, 制定了很多政策或规则。规则化的行政运作使官僚们更关心程序而不是结果, 从而导致了政府官僚对规则负责而不对结果负责。相应地, 政府通过编制收支预算来改进财务管理, 其重点是改善合规性;政府会计通过对预算年度预计收入和核定经费执行情况及结果进行核算和报告, 进而对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评价。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政府改革运动中, 政府绩效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场政府改革运动的基本目的就是塑造一个取信于民的、节俭而有效的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在《再造政府》一书中提出的“竞争式政府”、“结果导向的政府”、“顾客导向的政府”、“企业导向的政府”、“市场导向的政府”等, 实际上是将企业管理中的绩效管理理念和模式引入政府管理, 其核心是建设有效率的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 英国内阁成立了以雷诺为主的支出评估小组, 称为“雷诺评估”。到1990年, 由英国政府确认的绩效指标涉及29个行业, 指标数多达2800多项。1993年1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 (GPRA) , 规定各政府机构在编制预算、提出支出要求的同时, 必须制定出一套能综合反映部门业绩、便于考评的绩效指标。1993年3月, 美国成立了以副总统A·戈尔为首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 (NPR) 。经过6个月的集中调查研究, 1993年9月, 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 (NPR) 完成了研究报告《从繁文缛节向成果的转变》, 这份报告的主题是“创造一个高效而节约的政府”。这份报告指出:“我们的两个任务是:使政府高效、节约”、“提高政府所涉及的领域的工作效率”。这份报告认为:“工业化时期的官僚作用与信息时代格格不入”, “政府并不是真的无能, 联邦雇员也不是没有作为, 深层次的原因是, 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庞大的官僚机构不能适应新环境下人们的需要”。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企业型机构, 使人们对自己的工作结果负责, 而不是一味地遵循规章制度。
建立高效、节约的企业型政府, 需要规范、有效的会计核算和监督。政府绩效管理改革客观上要求政府会计提供更多反映政府绩效的会计信息, 以便对政府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价。所以, 政府会计的主要内容, 应从反映投入责任转变为反映结果责任, 应从改善合规性转变为绩效导向。
(四) 政府会计核算基础:
从现金制到应计制政府会计确认基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于有关政府活动的交易或事项, 在何时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政府会计确认基础一般有两种, 即现金制 (收付实现制) 和应计制 (权责发生制) 。但从目前政府会计实务来看, 大部分国家采用的都是修正的现金制或修正的应计制。不同会计确认基础的计量重点和会计要素存在一些差异, 采用不同的会计确认基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一样, 反映出的受托责任不一样, 见表1。建立责任政府和高效、节约政府, 客观上要求注重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的选择。
来源:贝洪俊《新公共管理与政府会计改革》,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82页。
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 政府主要的受托责任是财政资金的收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合规性) 。由于现金制会计基础可以如实记录每期的现金收支、结余及其变动, 能较好地反映政府开支是否符合法规, 所以, 政府会计主要采用现金制基础进行核算和报告。
随着政府体制从官僚制到民主制的转变, 政府受托责任不断地发展变化。从国际范围来看, 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呈现以下变化趋势:更加强调结果上的绩效受托责任, 更加强调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受托责任, 更加强调长期持续的受托责任和全面的公共资源受托责任。为此, 政府会计不仅要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承担的债务, 而且要能反映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情况, 提供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于是, 现金制会计基础暴露出了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 (1) 现金制基础不能如实反映政府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固定资产的建造过程并不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账簿中反映, 只有办理竣工验收交接手续后才予以登记。在实际工作中, 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基建形成的固定资产存在登记不及时、甚至不入账的情况。而且, 在现金制下, 行政、事业单位只能在实际收到拨款单据时按拨款金额确认和计量购入的材料物资, 如果采购过程跨年度, 则不能完整反映该项经济业务活动, 不能真实反映预算执行情况; (2) 现金制基础不考虑长期资产的损耗 (折旧) , 不能充分反映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关成本; (3) 现金制基础不能如实反映政府积欠的长期债务、拖欠的工资等债务, 也不考虑政府担保、承诺和其他或有因素形成的隐性负债。在现金制下, 财政支出中只反映当期实际的还本付息数, 不能计提利息支出;政府的负债只反映当期本金数, 没有反映应由本期负担、以后年度偿付的利息数等。总之, 现金制基础既不能充分反映各级、各届政府的责任, 也不能充分反映各级、各届政府的绩效, 无法提供建设高效、节约的现代政府所需要的会计信息。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政府建设 篇9
一、创新社会管理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治政府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法治是一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特别是行政执法体制和机制、方式方法的创新, 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创新社会管理能很有效地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真正的法治政府也应该是用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 要在管理过程中依法创新行政行为, 真正保障民生, 为法治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之后, 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从2011年以来社会管理创新更是在理论和实践各层面全面贯彻落实。但社会现实离建设治政府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社会管理创新是达到目标的必然路径。社会管理简单讲是对社会组织和事务的管理, 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所在。社会管理创新是本世纪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各层面关注、探索和实践的新生事物, 主要是对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式方法的改进, 修正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 从而架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 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来了很多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我国形势基本面是好的, 稳中求进的基调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领域都有新的发展和进步。但社会现实中矛盾凸显,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子不够协调, 民生问题较为突出, 老百姓反应强烈, 矛盾的关联性、敏感性、聚合性不断增强, 社会稳定面临着较大的风险。面对新形势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才能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有尊严幸福地生活, 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已迫在眉睫。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实力提升, 也离不开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提升, 说到底是法治环境的建设, 法治政府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社会管理创新便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基石。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依法行政能力不足, 脱离群众的危险, 消极懒惰的管理作风, 特别是体制机制及理念上的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法治政府的建设, 必须适时采取社会管理的创新来改变现状, 形成共识, 加快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首先, 与法治政府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与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和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 行政职能部门的设置和职权划分还存在交叉重复或疏漏真空, 导致实践中多头多层管理、交叉管理、管理缺失现象存在。体制不顺是根源性的问题, 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效能。管理理念还受传统的过时的管字当头思想的影响, 人治思想的残余还较明显, 没有真正树立起新的社会管理理念, 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够, 正确的权力意识缺乏。法治政府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特征不明显。
其次, 在机制上, 特别是在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上有很多缺陷。群众参与源头治理的机会还是不多, 话语权不明显, 处于相对较弱势的地位, 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制不够健全。不同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利益不同, 之间的利益协调缺乏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形式化较严重没有太多发挥实质性作用。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够畅通, 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多, 诉求无门的事例也不少。利益的依法维护与协调, 保障公平正义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而当前利益的相关机制的缺失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经常被践踏。
再次, 管理方式上, 不太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依法办事还有待加强, 理念没有转变到位, 总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 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 特别是基层干部头脑中的法律意识缺乏较严重, 人治色彩较浓的管理手段和方式采取较多。法律固然不是万能的, 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有法不依是万万不能的。管理方式简单、步骤简化、程序不到位在管理领域中较多存在。法治政府必然是崇尚法律至上, 依法办事, 具有规则意识, 绝不突破法律底线。而社会管理现实中, 不依法行政, 甚至违法行政的现象时有发生, 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二、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力
(一) 依法预防和化解矛盾是法治政府依法办事能力的体现
把化解矛盾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实行矛盾纠纷“大排查”、建立大调解机制、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出台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预案, 继承创新群众工作。矛盾化解是维权的主要路径, 维权才能维稳, 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社会和谐稳定, 这决定了矛盾化解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主要的环节, 同样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落脚点。
以人为本维护好群众的权益才能根本化解矛盾。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涉及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真正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精神指导, 努力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作风, 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网中受惠。特别是要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智慧往往是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要注重发挥人民创新精神, 依靠人民群众来创新社会管理。诸暨市枫桥经验的精髓就是从源头上依靠群众预防和化解矛盾, 探索出了许多社会管理的新方法, 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各地实践取得了经验并加以制度化、成果化, 从而更好地来指导依法开展矛盾排除工作。法治政府的建设也随着社会管理的创新而不断的推进, 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加强, 法治理念渐入人心, 法治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却是一种实在的治理方式。
(二)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也是法治政府的根本
改善民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中之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必须以改善民生、完善服务为导向, 找准切入点, 努力解决好各阶层共同的基本的利益问题, 发展成果要能让尽可能多的群体得到共享。一要着力构建民生财政, 财政支出要多向民生支出倾斜,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二要大力改善民生需求,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上解决温饱逐步走向小康的日子。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治安、最低保障等工作上下大力气改善,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三要努力健全民生机制, 相关的决策机制、利益的诉求机制、矛盾纠纷的调处机制要切实建立并加以不断完善。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民生问题是一切政府工作的核心, 法治政府更是用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保障民生的政府。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 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理念与思路的创新, 特别是法治思维的运用
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会带来全新的视角, 成为行动的先导。中国已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管理思维更有其突出地位。法治思维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同时是一种管理方法。法治思维和其他思维的综合运用, 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与法治政府的建设。
现代社会管理主要是法治国家的法治管理, 而法治管理必然需要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是法律视角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规则性思维是法治思维的主要内容。凡事以是否合法作为思考与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遵循规则优先、公平正义、程序优先、权利义务统一性。行为合法是政府行政的底线, 法律思维必然首先运用为合法性思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古训就足以说明规则意识的重要性。规则性思维必然是对社会管理行为的重要要求,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政府要对规则加以尊重, 让规则替代权力滥用。凡事都要有规则并遵守之。法必然是追求“公平合理”。法律思维必然包括合理性思维。法治就是要坚持不滥用权力, 规制权力使自由裁量权得以规范。程序性思维注重程序的客观公正, 法治是否健全一定程度上看程序制度是否完善。
(四) 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政府建设都强调管理寓于服务中
“要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 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 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时对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强调的一点要求。政府实现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才能在服务基础上做好社会管理, 没有提供好的社会公共服务, 就没有好的社会管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一定是建立在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的前提下, 只有本着服务于社会, 定位好政府的角色,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才能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群众呼声, 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积极回应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是准确把握、有效解决社会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要前提。
(五) 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政府建设要擅长网络手段的运用
利用网络进行社会管理和协调是适应时代的一种创新。中央也适时提出要求政府完善信息网络服务管理。首先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吸纳民意、知晓民情、体现民智。浙江省委常委蔡奇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网络型官员, 他的微博收听人数达600多万, 他称微博可以让政府真正公开透明。如果更多的各层次的官员能利用网络与群众交流, 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会很扎实。其次要充分利用网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建立健全的网络管理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 引导政府与网民开展良性的制度化交流与互动。政府要有既开放又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网民的质疑与评论, 引导网民有责任心地有序参与网络关注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创新始终要求政府官员站在人民群众这边看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带着执政为民, 还有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去做的话, 创新社会管理就会变得不是那么难的, 公平正义的价值也会真正体现, 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也终将实现。
摘要：创新社会管理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需求, 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加快的重要创举。法治政府必然是依法办事能力不断提升, 民生问题逐步改善, 法治思维得到充分运用的政府。社会管理创新通过社会管理机制体制、理念、方式方法的创新, 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力。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依法办事,体制,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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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政府管理创新 篇10
对创新资源投入方向的目的性不强, 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经费申请和管理缺乏严格的监管, 使用效率不高, 导致浪费严重;为创新而创新, 不少地方存在着鼓励追求眼前利益, 热衷于搞“创新形象工程”, 搞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的问题……这些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违政府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初衷。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制度的缺乏, 以及规则制定和执行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且地方和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比如, 有的企业为了获得经费和创新支持, 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企业创新上, 而是放在改善与政府的关系上, 甚至进行商业贿赂, 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也造成了市场的不公。试想, 如果通过社会公关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企业会对这种利润获取方式产生依赖, 而创新的动机也会随之大大减弱。所以有人这样认为,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应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公关活动”是创新活动的“毒药”。
作为政府支持创新最直接的形式——经费投入管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有科研能力、需要科研经费的人不一定能得到经费, 而有着社会资源或权力的人却有用不完的钱, 所以有人发出了“攻关”不如“公关”的感叹。而且, 据业内人士透露, 20%-30%的科研经费是被课题申请单位以管理费的名义划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经费分配和管理中的问题。“当我年富力强的时候, 想申请点课题经费, 没人理我, 现在我也做不动了, 却有好多人送钱来。”已故科学家王选在病床上发出的这番感慨令人深思。
另外, 多头、分散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影响了创新效率的提高。与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过于集中, 而是比较分散。以软件产业为例, 其管理体系涉及多个部委, 权力和资源相对分散, 增加了相互协调、配合的难度,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力度。这种分散已严重地影响了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组织, 削弱了国家科技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上, 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还没有一个衔接的机制,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矛盾甚至相互抵触的地方。
政府不能成为创新阻力 篇11
有时，对监管者而讲，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让新东西出现。中国的金融本来就是监管过度，甚至互联网现在的一些金融产品就是监管过度而导致的。为什么支付宝会成为那么大的市场？支付宝可以解决买卖双方之间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欺诈等行为的问题，而支付宝本身则靠其声誉来保证这一点。
改变的力量一定是新的力量。应该看到，互联网产业的企业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是非常有益的。要靠传统的几大银行去改革金融真的太难了，尤其是现在有利率和市场进入的保护，垄断银企靠利差就可以吃得很肥、过得很好，维持现状就很好，并试图把任何一种新的创新都看作对自己的挑战。监管政策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怎么防止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现有主导市场的垄断企业，阻碍创新金融产品的出现。
如果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权利，那么老的既得利益阻碍就变得非常难。在中国，市场是由好多法律政策管制，好多人本应有的权利不能去行使，这便阻碍了创新。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如果能够战胜这些既得利益者，那这个创新会更快更有可能。如果相反，监管部门为现有的既得利益本身所绑架，那么这个创新就变得非常难。
金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监管过多，使得市场机构本身不能发挥作用。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一只隐形的眼睛，是有记忆的，你做了好事它会记下来，做了坏事它也记下来。而政府类似于乱摸的手，把市场的眼睛给挡住了，市场出了问题，本质就是政府出了问题。包括美国爆发次债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身是政府这只手出问题了，但是一般人容易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市场问题。
创新本来就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让人们在遵守基本的产权和自由规则的情况下去试、去闯。如果事先就知道哪个创新好、哪个创新不好，这就不可能有创新。
要相信人本身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有风险出问题，他要承担一定责任。买股票没风险吗？有风险，那有风险你就得承担这个风险，赚了钱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
互联网金融也是这样，不论是媒体，还是政府监管部门，有责任提醒这种产品存在的风险，当然不能任意夸大，妖魔化它。但是，要给人们选择的自由。所以，使用互联网金融工具和产品的用户，应该明白这是有风险的。由于政府对金融业管制的太多，所以一出问题，就说政府得承担责任。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个人选择的权利受到好多限制，或者被扭曲，这样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比如房价，你两万一平米买的，涨到四万，开发商不能找你补钱。但是，两万跌到一万，那也是你的责任。所以，市场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交易的时候没有欺诈，而风险应该自己承担。
政府决策的人也是个人，怎么能说坐在政府的那个人就比在企业的那个人聪明，比消费者更聪明？如果那样，为什么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认为只有中央这些政府计划机关知道什么应该生产，如何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最后都很无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批判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浪费、经济危机等等，结果最后发现，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的浪费何止十倍二十倍呢？
同样，企业、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交给他们责任，有错误他们就会及时调整，这个错误就不会变成巨大的灾难。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人类分散犯的错误都不会酿成巨大的灾难。
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但是政府又特容易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所以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怎么防止政府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人类面临最大的威胁，不是过分的市场化，而是过度的政府干预。
政府不以盈利为目标，这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当前政府官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追究政府责任的，只能是出事故，而避免事故最好的办法就是阻碍创新。但是，人类要进步总是需要创新，需要冒一点险。
个人的选择，市场会做一个权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官员施加的好多管制，实际上是想办法怎么逃避自己的责任。
究竟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伤害呢？
以政府创新促进自主创新 篇12
一、当前政府主导自主创新的表现
1.重政策激励, 轻市场培育。
许多地方注重用各种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而忽视了大小企业相互依赖、平等交易、互利互惠的区域性创新市场的培育, 创新信息交流平台、合作研发平台等构建不力, 主导产业大多“形聚神散”, 企业间关联度低, 只是简单的空间集中, 没有形成基于市场专业分工协作的有机产业群落, 创新资源的整合、配置水平都不高。其实, 不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 而且自主创新的能力也成长于市场协作, 研发投入的压力分解于市场分工。同时, 各地政府的激励多为创新“成功”后的资金奖励, 相对创新的昂贵试错成本、残酷的市场检验, 可谓是“雪后送炭”。这种奖励大企业往往看不上, 而对中小企业, 尤其是小企业, 又是难解“近渴”的“远水”, 不少中小企业的创新未等“破茧”就“渴死”了。
2.重创新供给, 轻创新需求。
自主创新的意义在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只有通过市场筛选的自主创新才有生命力, 也才可持续。现在许多地方把自主创新的目光盯在“学”和“研”上, 政策扶持的重点在于鼓励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学”和“研”的积极性, 促进创新直接成果供给。这种“首尾倒置”, 造成自主创新和市场脱节, 成果不为“产”接收, 走不出实验室, 走不出科研院所的大门。导致大量的研发投入浪费, 许多研发成果成为无效劳动, “学”和“研”也难以为继。没有“产”, “学”和“研”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只有由“需求”引导和支撑的“供给”才是有效的, 也只有适应“需求”的“供给”才能驱动市场, 创造新的“需求”。
3.重重点扶持, 轻整体服务。
现在, 不少地方认为, 自主创新是大企业的事, 小企业无能为力。在工作中“抓大放小”, 眼中只有大企业, 主要的精力和物力都花在大企业上。而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无论是市场服务, 还是资金支持都不力。事实上, 从整体来看, 一个地区的自主创新主体体系不只是由少数大企业构成的, 而是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构成的。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 大企业的作用固然是第一位的, 但中小企业亦不可替代, 甚至大有作为。尤其是, 作为自主创新“轻骑兵”的中小企业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分工链上的重要环节, 能为大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为专业化的配套服务。而且对某些社会联系和技术联系不十分复杂的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能迅速将其产品化。而大企业往往行动滞后, 且可能规模不经济。同时, 这样的重点扶持, 还容易引发寻租行为。
4.重高端技术, 轻实用技术。
现在, 不少地方认为, 自主创新就是高精尖的技术创新。首先关注的是创新技术的先进程度, 其次才是其市场可行性和经济性, 割裂自主创新和市场的关系, 对一些有可能形成市场竞争力的实用技术重视不够。常常是有限的研发力量和研发经费, 面对高不可企的研发目标, 难以为继, 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难以互动。其实, 自主创新不在高精尖, 而在于其能够取得市场的成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5.重技术创新, 轻管理创新。
许多地方把自主创新片面化, 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才是自主创新。常常囿于技术创新抓自主创新, 忽视了对自主创新具有先导意义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囿于生产领域抓自主创新, 忽视了流通服务领域的创新;囿于理工科技术类人才队伍建设抓自主创新, 忽视了文史类人才队伍建设。结果, 自主创新的成效不明显, 创新资源难整合, 创新技术难突破, 市场竞争力难提升。实际上, 自主创新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 还涉及到管理层面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市场创新等多个侧面的创新。而且, 管理创新对自主创新起着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互动融合程度不同, 产生的创新效果也不同。
二、以政府创新促进市场导向的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方式从属于经济体制, 其绩效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主导自主创新是过去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偏好, 是穿计划之鞋走市场之路, 政府不是越位就是不到位, 弱化了市场导向功能, 削弱了创新主体地位。当前, 政府最需要做的, 是正确界定自身职能, 营造市场导向的自主创新环境, 尽量减少直接干预企业具体的自主创新活动, 降低自主创新成本。
1.加快管理体制创新。
重点是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管理的重点要从过去具体创新项目的管理, 转向宏观导向管理;政策调控的落点要从鼓励创新供给的末端管理, 转向引导创新需求的源头管理;政策扶持的依据要从在办公室“相马”转向在市场竞争中“相马”, 为创新主体成长创造一个可预期、公平、开放、竞争的良好环境,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效益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使企业真正成为面向市场、面向应用的研发投入主体、创新活动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主体。
2.加快管理制度创新。
重点是发挥市场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中的作用。要重视构造市场的竞争性, 把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的压力转化为市场价格信号, 转化为企业成本, 使企业成为自我驱动的创新主体;要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消费等激励政策, 特别是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把那些有“制造”无“创造”、有“知识”无“产权”的单纯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排除在外, 提升“以市场换技术”水平, 使优惠的财税政策真正惠及自主创新, 促进企业在技术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政府采购要带头使用自主创新产品, 引导鼓励广大群众消费自主创新产品;改善创新融资环境, 发展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中小企业参与自主创新活动等。
3.加快创新共同市场的培育。
重点是提升自主创新市场的有效性, 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前要加快构建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交流平台、以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为主的合作研发战略联盟, 促进各创新主体间直接交流合作, 风险共担, 成果共享, 促进隐性知识外溢, 提高创新几率, 促进创新供给与需求相结合, 提高成果转化几率。
4.加快培养创新型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