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萌芽论文

霸权主义萌芽论文（精选5篇）

霸权主义萌芽论文 篇1

资本主义萌芽曾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 情结影响史学的情况也最为明显。李伯重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家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当年的“五朵金花”之一,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战各方在观念上都不幸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 而走向极端者则完全通过西方的一家之言来安排中国的史料与事实。在几乎所有这些文章中, 西方模式都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 中国史料均处于被动的、消极的乃至从属的地位上。近代以来, 中国人追逐西方的脚步一直未停止过, 在学术领域知识分子也试图找到可与西方匹敌的中国内发型的资本主义。

杨念群认为, 马克思·韦伯在阐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和对非西方古代无法步入资本主义体系时, 将根本原因诉诸宗教伦理的变量。也就是说, 只有证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理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有独一无二的联系, 才能阐明西方拥有资本主义的独特发明权。韦伯实际上在此发出了一个暗示:非西方世界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原生形态的资本主义, 乃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重缺乏西方宗教那样创生经济伦理的要素;同时韦伯也制造了一个话语陷阱:非西方国家如果要阐释自身历史发展与西方同样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独特性, 比如同样拥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型因素, 首先就必须阐明自己的社会结构重确实存在者类似西方宗教的要素。这表面上是和西方平起平坐地争夺资本主义的发明权, 实际上却完全是在韦伯预设的现代性话语圈套中提问。

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 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 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 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 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 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虽然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 (或地区) 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 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 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 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 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 不可能为其他国家 (或地区) 所具有。若将英国与同处欧洲的荷兰、法国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其“特殊”的工业化模式亦不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的江南地区能否走一条英国式的工业化模式, 而在于江南模式的真正道路和前途是什么?遗憾的是李伯重并未就此回答, 只是认为仍然处于“斯密型增长”的江南经济由于缺乏煤铁资源, 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 (以及材料革命) , 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李的研究与以往不同的是将两者置于同一个天平上进行较量, 得出最终结论的关键因素是能源与其他工业革命相关的资源。另外, 台湾学者邱澎生认为除开能源因素外, 还应从交易成本和法律制度方面考量。他指出“字号”的出现改变了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成本, 由于“执行成本”的上升, 不可避免地造成利益上的损失, 另外,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得不到保障, 地方政府在面对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等社会冲突时没有一套可行的政策, 也无法在制度上寻求解决的依据。其实, 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 英国之所以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一系列的成果, 其实是得益于其有着各方面的制度保障, 以及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商业经验。

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底是“假问题”还是“真学术”, 笔者无意讨论, 也无力讨论, 只是在回答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问题时, 我们应充分注重历史事实的准确, 也需在不断变换的视角中探寻问题的真意。从近年的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来看, 若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领域的“老”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呈现出“新”的诠释, 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 但就打破原有的范式和解释路径而言, 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参考文献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6页。

王学典:《“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 《北京日报》, 2002年6月3日。

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2页。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 2001年第1期。

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 《历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霸权主义萌芽论文 篇2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晚，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

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

的资金。

《德拉库拉》中的后现代主义萌芽 篇3

关键词：《德拉库拉》 亚伯拉罕·布兰姆·斯托克 哥特式小说 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元素

爱尔兰著名小说家亚伯拉罕·布兰姆·斯托克（Abraham Bram Stoke：1847-1912）因成功刻画了德拉库拉这一形象被冠以“吸血鬼之父”的称号，德拉库拉已经成为了吸血鬼的代名词，后来几乎所有的吸血鬼小说都是以《德拉库拉》为原型。20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德拉库拉》文体的多元化、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现实的虚拟化、人物形象的碎片化以及主题的不确定性恰恰就凸显了这一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里，斯托克向读者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故事一开始，年轻的律师乔纳森·哈克被派往素有“吸血鬼之乡”之称的特兰西瓦西亚与德拉库拉伯爵见面，商讨伯爵在伦敦的房地产置办事宜。但不久，乔纳森便发现伯爵其实是个吸血鬼，后来他趁机逃脱牢笼，并与未婚妻米娜结婚。婚后两人回到英国，乔纳森又见到了德拉库拉，噩梦再度袭来。与此同时，米娜的朋友露西遭遇吸血鬼袭击，开始莫名其妙地生病。于是，露西的男朋友亚瑟把约翰·苏德华医生请来为她看病，苏德华又请来自己的朋友范海辛博士。但露西还是不幸去世，死后也变成了吸血鬼。后来，米娜也被伯爵咬伤。同时，众人发现伯爵拉准备在伦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拯救米娜、粉碎伯爵的阴谋，众人开始全力追捕德拉库拉。在最后对决中，伯爵因心脏被刺穿而灰飞烟灭，米娜获救。

一.文体多元化

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吸血鬼是人类无法匹敌的超能力生物。他们力量惊人，能在特定的范围内操控自然和其他生灵。中世纪以后，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吸血鬼被赋予了浓郁的情欲色彩，这也是吸血鬼神秘魅力的体现。吸血鬼文化反映出人类对未知和死亡的恐惧和对永恒生命的渴望。吸血鬼本身所具有的神秘的超自然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哥特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这类小说通常以破败的城堡、废弃的修道院或教堂教堂为背景，气氛神秘而诡异，常出现妖魔鬼怪等超自然现象。另外，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主题极端，包括复仇、死亡、暴力等，这些特点在《德拉库拉》中一一得以展现。可以说，斯托克将吸血鬼文化与哥特因素的融合发挥到极致。

但是，单纯地将《德拉库拉》归结为哥特式小说又过于片面。全书基本是由乔纳森、米娜、露西和苏德华医生的日记和书信往来组成的，因此，说它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也完全在理。最早的书信体小说出自15世纪的西班牙人之手。1678年，《葡萄牙人信札》的英译版本在英国问世。1683年，英国女作家阿弗拉·班恩发表了《一名贵族与他妹妹的情书》，开创英国书信体小说的先河（李维屏，2002：94）。18世纪，书信体小说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萨缪尔·理查森《帕梅拉》、《克拉丽莎》等作品的影响下，书信体小说层出不穷，但良莠不齐。书信体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以第一人称充当叙述者，读者可以直接窥探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然而，这类小说往往不能客观地反映外在现实。到了19世纪，话语权重新交到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手里，书信体小说陷入低迷，但哥特主题仍然盛行，拥有大批粉丝。斯托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创新性地将哥特因素与书信体裁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地沿袭哥特传统。这是极其少见的，“因为前者依赖惊奇事件的快速连续和命运的突然倒转，后者适用于更安静的情绪、更简单的沉思和心理分析的戏剧。”（梁莺瑜，2004：29）《德拉库拉》恰好就满足了读者的双重需求，在淋漓尽致地享受刺激情节的同时，又能及时感知人物的心理变化。

另外，斯托克还在书中夹杂了其他文本，包括报纸、录音、航海日志和备忘录等，这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种类混杂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把貌似毫无关联的信息拼贴到了一起，但是通读全文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关联。比如失事船只“德莫特尔女神号”的航海日志，记录了船员离奇失踪、船长遇难的惨事，包括那个面色惨白、瘦长的神秘男子。《蓓尔美尔公报》（The Pall Mall Gazette）报道了动物园一匹狼偷跑出去的新闻。管理员透露他曾看到一个面色惨白的修长男人，特别是他那双红色的眼睛。还有《威斯敏斯特公报》（The Westminster Gazette）中提到汉普斯特德儿童失踪案，找回的小孩喉部都带有细微伤口。其实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德拉库拉，但作者并没急于点破，而是制造悬念，随着故事的深入发展，使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带给读者刺激的感官享受。

二.非线性叙事结构

在时间维度上，后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传统的时间界限，顺叙、倒叙、插叙交叉进行，呈现非线性特征。不像传统小说，故事情节严格按照开始—发展—高潮—结尾展开，时间脉络清晰，过去、现在、将来有明确的分界线。《德拉库拉》一书中，斯托克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单一主人公叙述的方式，大胆地让每一个出场人物都有了“话语权”，在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中充当叙述主体。多重的叙事角度使得所有主人公都直接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使得故事情节更真实、更有代入感。而且通过叙述主体的变化，向读者展示各个时间段内主人公的活动变化。例如小说前四章是乔纳森从5月3号至6月30号的日记，而第五章则是米娜与露西的书信往来，日期是5月9号，苏德华医生的日记紧随其后，日期是4月25号，但作者巧妙地将它们串联起来。乔纳森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就提及自己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跟米娜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除此之外，他也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米娜，而米娜也在信中向露西提及自己从乔纳森那儿收到了一些短信。露西在回复米娜的信中提及了向自己求婚的三位男士，其中约翰·苏德华是她的一号爱慕者，于是苏德华医生就自然而然的出场了。另外，多重的叙事角度带来的时空交错，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情节，扩大了故事背景范围，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个单一场合。比如，乔纳森的活动背景是特兰西瓦西亚，而米娜与露西的活动场所又在惠特比。但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某种联系：乔纳森发现伯爵在英国地图上做了两处标记，其中就有惠特比。

叙述主体的变化以及时空的交错进行必然带来故事情节的多样化和信息量的增大。露西在变成活死人之前，作者从三个方面切入，共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第一条线索来自乔纳森，他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拉开故事发展序幕。他的日记主要记录了他在前往特兰西瓦西亚途中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在伯爵城堡里的可怕经历。其中包括他是如何发现德拉库拉伯爵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是如何想方设法挣脱桎梏的。第二条线索是米娜。作为乔纳森的未婚妻兼露西的好友，她在日记和书信中同时提及两个人的状况。在乔纳森被囚禁的期间，米娜出场了。因与乔纳森失去联系，焦急万分的米娜向好友露西吐露心事。见面后的两人故地重游，但米娜意外发现露西开始梦游，并记录了她的一系列反常举动。苏德华医生充当第三条线索。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的日记主要记录病人伦菲尔德的“食肉狂躁症”。最初这三条线索独立发展，互不干扰，直到米娜收到范海辛博士的信，获知她的好友露西因病去世。范海辛博士在露西那边看到米娜写给她的信，得知了乔纳森的经历，希望了解更多信息。之后，几位主人公聚集到一块儿，三线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情节进入高潮。在范海辛博士的带领下，逐步揭开吸血鬼伯爵的所有秘密，并与之进行斗争。

由于故事线索较多、情节错综复杂，为了避免内容分散，作者通过伏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伯爵曾要求乔纳森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就按照写信日期，说自己将在明天早上启程回家。后文米娜在7月26号的日记中就提到自己收到了乔纳森的信。被困在城堡的那段期间，乔纳森想方设法逃脱。他潜入伯爵的房间意图偷取钥匙，发现伯爵躺在箱子里，于是一把抡起铁铲狠狠向他脸上砸了下去，但只在伯爵的前额留下一道深深的凿痕。后来米娜也是因为这个标记，认出了伯爵，发现他的魔爪已经伸向伦敦。乔纳森在城堡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显示是6月25号，那时他的逃脱计划依旧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乔纳森都没有正面出现过，直到8月12号，米娜收到阿加莎修女的信，我们才得知乔纳森已逃出城堡，正在疗养院修养。作者巧妙地进行细节处理，伏笔藏而不露，自然成文。

三.现实的虚拟化

“依据传统定义，现实的对立面是虚构，现实总是与虚构相互逆反而存在，同虚构不可调和的状态是现实赖以存在的基础。但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现实和它的对立面‘虚构偏偏走向了重合，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交织交融，即处于‘幻即是真，真即是幻的状态。”（尚必武，胡必生，2006：172）在创作《德拉库拉》之前，斯托克特地拜访了阿米尼乌斯·范贝里。这位匈牙利作家写的有关喀尔巴阡山脉的暗黑故事成了《德拉库拉》的灵感来源。乔纳森在信中说自己读到过的所有已知的迷信都集中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马蹄铁形区域（布莱姆·斯托克，2006：2），这里看似是乔纳森，其实更像是斯托克自己。1890年，斯托克去惠特比度假。这座海边小镇位于英格兰北约克郡，拥有浑然天成的海滨自然风光以及著名的惠特比修道院。斯托克曾亲眼目睹了一艘俄国双轨船只“德莫特尔女神号”在惠特比的海港沉没，不过书里则换成了米娜。度假期间，他在惠特比图书馆中见有一册威廉·威金尔森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园纪》，里面提及了弗拉德三世，也就是罗马尼亚贵族弗拉德·采佩什·德拉库拉（Vlad Tepes Dracula）（余凤高，2015：87）。书中说乔纳森没能找到任何有关德拉库拉城堡具体方位的地图或是图书（布莱姆·斯托克，2006：2），其实就是斯托克的自述。历史上，德拉库拉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在瓦拉几亚向来以严格执法著称。不仅是对土耳其俘虏，就连对自己国家的贵族、百姓也常常施以穿刺之刑。斯托克本人也在书中借范海辛教授之口对吸血鬼伯爵的身份进行了确认，“我已经问过我的朋友，布达佩斯大学的阿米尼亚斯，关于他的历史。实际上，他就是沃依沃德德古拉，因跨过土耳其边境上的大河战胜土耳其人而闻名。”（布莱姆·斯托克，2006：259）1462年，君士坦丁堡的确与土耳其发生过战争。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中，消灭吸血鬼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木桩刺穿心脏并割下头颅，德拉库拉最后就死在自己发明的酷刑下。“1895年，斯托克去英格兰阿伯丁郡旅行。受第十九世埃罗尔伯爵之邀，斯托克参观了斯莱恩斯堡，而德拉库拉伯爵的城堡就是以此为原型的。”（余凤高，2015：87）乔纳森一开始就在日记中提及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地理特征以及当地的民族风情，其实这都来自斯托克的旅游经历。由此不难看出，斯托克在保留一定现实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虚拟化，是真是假，无从辨认。

四.结语

作为吸血鬼文化的开山鼻祖，《德拉库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哥特小说，转而开始呈现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20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德拉库拉》文体的多元化、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现实的虚拟化、人物形象的碎片化以及主题的不确定性恰恰就凸显了这一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虽然每种文学流派都有各自的鲜明特征，但彼此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每个时代也都有一批先锋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承上启下，起过渡性作用。除了创造出德拉库拉这一经典的吸血鬼形象之外，《德拉库拉》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它的后现代主义萌芽上。

参考文献

[1]布莱姆·斯托克.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之吻[M].西安：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6.

[2]李维屏.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J].外国文学评论，2002（3）：94.

[3]梁莺瑜.论书信体小说[J].上海师范大学，2004（29）.

[4]尚必武，胡必生.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管窥[J].求索，2006（2）：172.

[6]余凤高.德拉库拉：经典吸血鬼小说的创作[J].书屋，2015（1）：87.

本文获南京农业大学“品特的‘哈克尼情结研究”（编号：Y0201400215）项目资助。

霸权主义萌芽论文 篇4

1、明与瓦剌、鞑靼关系——①前期：明代散居内地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草原上的蒙古族分为瓦剌、鞑靼三螺杆泵两部，威胁北疆;永乐年间瓦剌、鞑靼首领接受明封号，相对安定。②中期：瓦剌进逼北京，明修长城;③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修好，为顺义王，封贡互市。

2、清初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辖：①明末清初，蒙古分裂为漠南、漠西、漠北三部。②入关前，清采取“联蒙制汉”方针，漠南归属，漠西、漠北臣服。③17世纪中期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叛乱，清军进行约70年的斗争，终于在1757年，乾隆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蒙古各部。

3、平定回部：1757年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被迅速平定，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

4、土尔扈特回归：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回归祖国，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 篇章。

二、同西藏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朝管辖：①明时称西藏为乌思藏，设卫所，任藏族人为官吏，赐印信、征贡赋;②建立僧官制度，由朝廷封赐任免，最高僧官是法王。整个明朝，西藏各教派都一心拥护中央。

2、清朝管辖(政教合一)：①更密切。确立册封制度， 顺治帝正式赐五世__“__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将“**额尔德尼”的封号赐予五世**。②雍正时，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与__、**共管西藏事务;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中央对西藏管辖加强。③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灵童“转世”确定__和**的继承人。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__、**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利。

三、“改土归流”和台湾府的设置

1、土司制度：明在西南设宣慰司、土知府，土司可世袭;但要忠于朝廷，纳贡赋。

2、明改土归流：明成祖永乐年间，平定两个宣慰司叛乱后，改设贵州布政司;取消土司衙门，朝廷派流官直接统治;贵州成为省级单位。

3、清改土归流——①条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大规模改土归流创造条件。②实行：1726年雍正帝在西南(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大量委派流官取代土司，基本完成改土归流。③意义：加强对西南统治;改变当地落后封闭和割据纷争状态;促进民族交流和经济文化交流;D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

4、台湾府的设置：1683年施琅进军台，台湾纳入清版图;1684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边防。

四、清朝疆域

霸权主义萌芽论文 篇5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主义；消解

《红楼梦》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女的故事，是一部向世人昭示闺阁女子的爱恨和生死故事的前无古人之作。因此它也有时被认为以“倡言女性至上的女性主义来反抗几千来所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为主旨（翁礼明，2004）。然而虽然曹雪芹笔下的少女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他真的能先锋到在作品中体现出先于时代的女性主义意识吗？

一、对传统男性叙事的颠覆

尽管曹雪芹本人并未刻意用女性意识对男性叙事进行反抗，但他依然使“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1988）。《红楼梦》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叛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第一，对传统男性优越感的反叛。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男性优越感作为一种文化痼疾而渗透每一个人骨髓和血液之中，然而《红楼梦》叙事中却有意无意地打破了这种优越感。在男性人物塑造上，许多男性的性格都趋于平庸甚至不堪。此外，《红楼梦》也在张扬女性的优越感，除了贾宝玉著名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外，也有甄宝玉“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价值观体现。

第二，对传统男性话语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男性话语源于儒家人世进取哲学，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红楼梦》中男性话语主要体现的价值诉求，贾宝玉都进行了拒斥和批判，把传统男性价值体系中的文化精英、忠臣良将视为须眉浊物、国贼禄蠹，对男性话语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精英意识和精英传统进行了解构。

因此，在曹雪芹的叙事中，无论他有意与无意，他对男性传统叙事的反叛都多少体现出一种张扬女性意识的倾向，或者说女性主义的萌芽。

二、女性主义意识的消解

但是从文本来看，曹雪芹并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中主动选择了讲述女人的故事，而是因为男性世界实在不堪，才选择“昭示闺阁故事”，文本本身并不存在真正的女性主义意识，即对于女性身份的辨别和认同（彭巧，2011）；其结构也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从而消解着女性意识和女权观念的建构。

首先，贾宝玉对女性的尊崇和爱护并不是对所有女性一视同仁，而是有他自己的划分标准：“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由此可以窥见贾宝玉的女性观，因其自传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雪芹的女性观，并非人们所期许的全然反叛传统的女性主义意识，而是纯粹个人审美基础上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不仅是建立在未婚少女和已婚少妇的美丽容貌上，更主要是建立在她们没有或更少受到男性世界“淖臭逼人”的污染。因此，宝玉对少女的推崇，更多是反映了其对以未受婚姻和男性世界污染的少女的纯真审美的推崇和向往（刘再复，2009），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女性主义。

其次，由少女组成的大观园之所以暂时未受到男性世界功名利禄的污染，一是因为女性本就是整个时代的边缘人，她们没有机会涉足被认为是正经事的“仕途经济”，二是因为贾府的少女在家族金钱权势的庇护下得以免去穷苦人家女子的生计劳苦，在抄家之前有过半生平安和天真烂漫。在时代的洪流中，曹雪芹所刻画的少女必须仰赖于这世界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没有现代女性意识可能萌芽的土壤，大观园的少女根本没有反抗父权的意识。无论是作为其主体的女性本身，还是体现在其中的对男性传统叙事的反抗，都逃不开男性世界带来的覆灭。

又如女主角黛玉，她对爱情的向往与婚姻传统之间、她的才华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间的张力，常常被认为是女性自主意识的体现。然而宝玉作为贾府未来的希望，集上下宠爱在一身，却也不能选择自己的伴侣。男性也同样的束缚，因此黛玉在这方面谈不上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而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同样，“咏絮才”也不是在诗词创作中求索对男权的反抗，而是她自己才华和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因而在林黛玉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女性意识的符号，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觉醒。

三、结语

《红楼梦》中，无论是众多少女生命的真实与美，还是她们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结局，都被曹雪芹以审美欣赏和同情关怀的笔触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在文本中，女性的生命与美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主体生命意识得以提到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但女性的价值乃至女性主义意识却没有现实生长的空间，整部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气息。

参考文献：

[1]刘再复.红楼梦悟 [M].上海：三联书店，2009.1.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第9卷）.

[3]彭巧. <红楼梦>女性主义意识探究 [J].科教文汇，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