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甲状腺抗体（通用8篇）
抗甲状腺抗体 篇1
摘要：目的:通过测定不同甲状腺疾病中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和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 含量, 探讨TGAb和TPOAb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用化学发光法检测TGAb和TPOAb, 并对不同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1) TGAb和TPOAb在桥本氏病患者和Graves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单纯甲状腺肿组, 桥本氏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又明显高于Graves病患者; (2) TGAb和TPOAb在Graves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均无明显差别。结论:TPOAb和TGAb检测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多种甲状腺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TPOAb和TGAb为桥本氏病等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首选指标。
关键词：甲状腺疾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甲状腺激素的检测只能对初诊病人的甲状腺功能进行区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AITD) 患者体内存在多种甲状腺特异性抗体, 包括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和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 [1], 而TGAb和TPOAb的检测对于多种甲状腺疾病的鉴别诊断、指导治疗和疗效预测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对2009年5月-2009年12月在我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840例甲状腺疾病患者根据临床诊断、甲状腺水平进行分组检测TGAb和 TPOAb含量, 并将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其临床价值。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 桥本甲亢组89例, 女62例, 男27例, 年龄19~55岁, 平均36岁。 (2) 桥本氏甲减组81例, 女60例, 男21例, 年龄24~61岁, 平均38岁。 (3) Graves病初诊组160例, 女125例, 男35例, 年龄21~54岁, 平均39岁。 (4) Graves病控制组138例, 女116例, 男22例, 年龄23~51岁, 平均34岁。 (5) Graves病未控制组157例, 女126例, 男31例, 年龄23~59岁, 平均35岁。 (6) 单纯甲状腺肿组95例, 女79例, 男16例, 年龄20~62岁, 平均32岁。 (7) 正常对照组120例, 女85例, 男35例, 年龄18~65岁, 平均37岁, 排除甲状腺疾病及其他内分泌疾病。以上各组均经临床体检、实验室检查及病理诊断确诊。
1.2 方法
1.2.1 TGAb和TPOAb含量测定均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仪器是西门子化学发光仪IMMULITE
2000, 试剂及质控品均为专用配套试剂。参考值正常范围:TPOAb0~35IU/ml、TGAb0~40IU/ml。
1.2.2 数据:
用SPSS统计软件完成数据处理, 用方差分析法计算各组间差别。
2 结果
2.1 TGAb和TPOAb在桥本氏病患者和Graves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单纯甲状腺肿组 (P<0.01) , 桥本氏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又明显高于Graves病患者 (P<0.01) 。TGAb和TPOAb在桥本氏病患者中阳性率分别达82%和91%。TGAb和 TPOAb在Graves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及阳性率均无明显差别 (P>0.05) , 见表1。
3 讨论
检测血清中TGAb和TPOAb的浓度对于多种甲状腺疾病有重要意义。甲状腺疾病病因和病理多种多样, 其产生的临床表现和机体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抗体的改变也各不相同, 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疾病有不同的激素、抗体的改变。合理的检查和分析激素、抗体的改变, 对于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疗效观察具有重要意义。
血清甲状腺球蛋白 (TG) 是存在甲状腺滤泡内的一个大分子糖蛋白, 它由5 496个氨基酸组成, 分子量660 000。TG是甲状腺中主要的蛋白形式, 占总蛋白的70%~80%。TG是甲状腺激素生物合成的关键前体。在蛋白水解酶的作用下, 甲状腺激素脱离TG释放入血。正常情况下循环血中有极微量的TG存在。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是甲状腺滤泡内的甲状腺球蛋白 (TG) 进入血液后产生的抗体, 主要是IgG, 是一种非补体结合性抗体, 可以和甲状腺球蛋白结合成复合物, 并能与K细胞结合, 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产生破坏作用, 引发或加重疾病, 这种TG-Ab阳性预示甲状腺自身免疫现象的存在。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 是甲状腺微粒体 (TM) 的主要抗原成分, 以往所谓的甲状腺微粒体抗原 (TM-Ag) 实际上就是TPO, 血清中的TM-Ab就是TPO-Ab[2]。TPO直接参与甲状腺细胞中碘的氧化、酪氨酸的碘化及碘化酪氨酸的偶联, TPO是甲状腺激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TPO是一种含有血色素辅基的膜结合糖蛋白, 位于甲状腺滤泡上皮顶端细胞膜上, 它不仅是甲状腺激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 还具有特殊的免疫学特性。正常情况下, TPO不溢出甲状腺入血。当甲状腺发生病变, 滤泡细胞结构受到破坏时, TPO则由被隔绝于甲状腺滤泡细胞腔的边缘即甲状腺细胞顶部向外周血溢漏, 作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一种重要的自身抗原, 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甲状腺组织成分抗体即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 , 并且通过激活补体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 (ADCC) 对甲状腺造成免疫性损害。桥本氏病甲亢期甲状腺肿大、高代谢症候群等, 与Graves病具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在临床上很难与Graves病相鉴别。而桥本氏病与Graves病一样均属于与遗传有关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发病机制基本相同[3]。本文结果显示桥本氏病的甲亢期、甲减期TGAb和 TPOAb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其他甲状腺疾病, 在Graves病三组中TGAb和TPOAb测定值和阳性率高于桥本氏病以外的甲状腺疾病和正常对照组, 但其测定值和阳性率低于桥本氏病, 提示TGAb和 TPOAb对于诊断桥本氏病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鉴别诊断桥本氏病和Graves病也有一定意义, TGAb和TPOAb可基本排除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同时从检验结果可见, TPOAb比TGAb对诊断桥本氏病更具敏感性, 其阳性率达91%, 与有关研究一致[4]。
综上所述, TPOAb和TGAb检测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多种甲状腺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TPOAb和TGAb可作为桥本氏病等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首选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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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甲状腺抗体 篇2
抗果蝇Dnop5蛋白抗体的制备及其特性鉴定
目的:制备兔抗果蝇Dnop5蛋白的抗体,并进行特性鉴定.方法:以RT-PCR扩增Dnop5的全长cDNA并克隆入pET28a(+)表达载体中,表达并纯化Dnop5-His融合蛋白.用纯化的Dnop5-His融合蛋白免疫家兔,制备抗Dnop5的抗体,并用His亲和层析法进行纯化.采用Western blot法和免疫组化染色法鉴定该抗体的特异性及生物学活性.结果:表达的Dnop5-His蛋白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用His亲和层析法分离纯化后得到较纯的Dnop5-His融合蛋白,以纯化的Dnop5-His免疫家兔制备的`兔抗Dnop5的抗体,经Western blot分析显示:该抗体可与果蝇的胚胎、幼虫、蛹及成虫组织中表达的Dnop5特异性结合.结论:获得具有良好特异性的兔抗dnop5抗体,为进一步研究Dnop5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作 者：袁榴娣 张燕 万永奇 丁洁 YUAN Liu-di ZHANG Yan WAN Yong-qi DING Jie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基础医学院,教育部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09刊 名：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年，卷(期)：22(5)分类号：Q786关键词：果蝇 Nop/Sik家族 Dnop5基因 原核表达 抗体制备
抗甲状腺抗体 篇3
1 临床资料
1.1 例1:
患儿女性, 11岁, 因多关节疼痛1 6天于2 0 11年6月入院。患儿入院前2个月在我院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 服用MMI, 20mg/d, 入院前一直在服用。16d前出现双踝关节、右腕关节、左第3掌指关节肿痛, 无发热及咳嗽, 无尿频、尿急、尿痛。体检:T 36.8℃, P 95次/min, R 19次/min, BP 104/71mmHg, 神清, 双侧甲状腺无肿大, 心肺正常, 腹部平软, 肝脾肋下未触及, 双踝关节、右腕关节、左第3掌指关节轻度肿胀, 压痛 (+) 。实验室检查:血WBC 5.1×109/L, HB 99g/L, PLT 157×109/L;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 肝肾功能正常, 血沉:32mm/h, CRP28.1mg/L, FT3、FT4、TSH正常, P-ANCA阳性, MPO-ANCA阳性, C-ANCA (-) 。诊断:MMI引起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小血管炎, 停用MMI, 患儿关节肿痛明显好转, 15d后复查:血WBC6.1×109/L, HB 102g/L, PLT 178×109/L;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 血沉及CRP正常, 1个月后复查P-ANCA阴性, MPO阴性, C-ANCA阴性。
1.2 例2:
患儿女性, 13岁, 因“肉眼血尿1月”于2007年12月入院。患儿入院前2年在当地医院确诊为甲状腺功能亢进, 开始服用MMI, 后出现药物皮疹, 改用口服PTU (具体剂量不详) 。1个月前患儿出现肉眼血尿, 伴低热、乏力, 无尿频、尿急、尿痛, 尿常规: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在当地诊断为“肾小球肾炎”, 给予青霉素等治疗。未见病情好转, 而转入我院。入院体检:T 37.7℃, P 93次/min, R 22次/min, BP 98/64mmHg, 神清, 双侧甲状腺无肿大, 心肺正常, 腹部平软, 肝脾肋下未触及, 四肢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血WBC 3.2×109/L, HB 87g/L, PLT 197×109/L;尿常规: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 肾功能:BUN 8.7mmol/L, Cr 151μmol/L, 血沉:54mm/h, CR:37.7mg/L, P-ANCA阳性, MPO阳性, C-ANCA, PR3阳性, C-ANCA (-) , ANA (-) , ds-DNA (-) 。肾穿刺活检报告:新月体肾炎, 免疫荧光:IgM (+) , IgG、IgA、C3、C4均为 (-) 。诊断:PTU引起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小血管炎, 停用PTU, 给予泼尼松+环磷酰胺 (泼尼松40mg/d, 分次口服, 环磷酰胺50mg/d, 分次口服) 。1周后肉眼血尿消失, 4周复查血WBC 4.5×109/L, HB 95g/L, PLT 247×109L;尿常规:血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肾功能正常, 给予泼尼松移行减量。环磷酰胺共用2.5个月后复查: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 P-ANCA阳性, C-ANCA阴性。1年后复查, P-ANCA阴性, C-ANCA阴性。
1.3 例3:
患儿女性, 11岁, 因“肌肉疼痛伴乏力3个月”于2010年8月入院。入院3个月前患儿出现多处肌肉疼痛, 伴乏力, 无发热, 无尿频、尿急、尿痛。既往患儿在外院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 口服PTU1年。入院体检:T 36.6℃, P 97次/min, R 20次/min, BP97/62mmHg, 神清, 双侧甲状腺Ⅱ°肿大, 眼球无突出, 心肺正常, 腹部平软, 肝脾肋下未触及, 小腿及左上臂轻度肿胀, 双腓肠肌及左肱三头肌压痛 (+) , 关节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血WBC 3.8×109/L, HB 95g/L, PLT 193×109/L;尿常规:尿蛋白 (-) , 红细胞 (++) /Hp, 肝肾功能正常, 血沉:31mm/h, CRP 26mg/L, P-ANCA阳性, MPO阳性, C-ANCA, PR3阳性, C-ANCA (-) 。诊断:PTU引起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小血管炎, 停用PTU, 建议肾穿刺及激素治疗, 但患儿因经济困难自动出院失访。
2 讨论
ATD引起的不良反应, 引起ANCA阳性的不少见, 但引起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不多见。自1993年Dolman[1]首次报道PTU引起ANCA相关性血管炎, 以及1995年Kawachi等[2]首次报道MMI可引起本病以来, 国内外陆续有本病相关报道, 但MMI引起ANCA相关性血管炎较PTU报道少见, Noh等[3]报道PTU致病率约为MMI的40倍。
目前ATD引起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的机制中, PTU研究较多, 但尚未定论, 可能的机制: (1) PTU和MMI经MPO氧化后, 可与中性粒细胞内的胞浆抗原或核抗原结合, 激活自身免疫, 导致小血管的免疫损伤[4]; (2) PTU的代谢产物与三磷酸胸腺嘧啶竞争抑制外周血淋巴细胞DNA的合成, 导致免疫调节异常[5]; (3) PTU在中性粒细胞内积聚, 并与MPO结合, 导致MPO结构异常, 在易感人群中产生抗MPO抗体, 导致ANCA产生[6]; (4) 在服用PTU治疗过程中, 感染等刺激因素可使中性粒细胞释放MPO, 将PTU转化为硫基PTU, 进而触发级联反应导致小血管损伤[5]。
ATD引起儿童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小血管炎的临床症状轻重不一, 主要取决于受累部位和程度。全身性表现可为发热、乏力、皮疹等, 器官受累的表现可有:血尿、蛋白尿、贫血、关节痛、肌痛、咳嗽等, 其中肾脏最易受累, 受累率约为76.5%, 肺部41.2%[7]。其该病的诊断标准[8]: (1) 有用PTU、MMI等抗甲状腺药物史和血管炎的临床症状及体征, 如血尿、蛋白尿、关节痛、肌痛、咳嗽等, 停药后症状缓解; (2) 实验室检查:ANCA阳性或滴度升高; (3) 排外其他原因引起的血管炎, 如感染、肿瘤; (4) 组织活检显示小血管炎与坏死, 肾穿活检表现为局灶节段纤维样坏死和 (或) 新月体肾小球肾炎;具备 (1) 、 (2) 、 (3) , 即可确定诊断。但是, 不是ANCA阳性或滴度升高的所有患者均有小血管炎的表现。本组病例都具备上述 (1) 、 (2) 、 (3) , 诊断抗甲状腺药物引起的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明确。鉴别诊断中应该注意: (1) 与原发性ANCA阳性小血管炎鉴别:主要依据为药物使用史, 以及停用药物后, 症状缓解, 同时, 原发性ANCA阳性小血管炎多仅识别一种ANCA抗原, 而本病可识别ANCA的多种抗原。 (2) 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也多见于女性, 但绝大多数在青春期发病, 与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 抗ds-DNA多为阳性, 补体水平降低, 肾穿刺活检见免疫球蛋白沉积较多; (3) 类风湿性关节炎:MMI和PTU等药物引起的ANCA阳性小血管炎虽然可有RF阳性, 但滴度较低, 且ANCA阳性。
治疗上, 关键是早诊断、早停药、合理治疗。对于临床上怀疑ATD导致的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 应立即停用抗甲状腺药物, 并根据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 决定是否给予免疫抑制等治疗。本组中, MMI引起的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因为症状较轻, 仅停用MMI, 未给予免疫抑制剂, 患儿的临床症状和血ANCA均可降至正常。如果肾脏受累显著或发展迅速的新月体肾炎应及时给予相应处理, 如加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和 (或) 环磷酰胺, 在本组第2例患儿中, 患儿有肉眼血尿, 蛋白尿 (++) , 肾功能异常, 肾穿刺活检报告:新月体性肾炎, 考虑肾脏受累较重, 给予泼尼松和环磷酰胺治疗, 2.5个月后复查肾功能、尿常规降至正常, 1年后复查P-ANCA转为阴性。如果合并急性肾衰竭有时需血液透析等治疗。
本组病例的临床特点可归纳为: (1) 全部为女性, 可能因女性易患甲状腺疾病有关; (2) 服用MMI或PTU时间长短不一, 最早的有2个月。我们认为该病与用药时间长短无明显相关性, 可能与患儿的机体免疫系统及个体差异有关, 但Clin等[9]认为药物剂量较大及用药时间长 (>2年) 的患者, 患该病的概率更高; (3) 3例临床表现轻重不一, 可累及多个系统, 但较原发性血管炎轻, 且预后要好, 这与Bonac NB等[10]报道的相似; (4) MMI引起ANCA相关性血管炎较PTU轻; (5) 实验室检测:血沉及CRP均升高, P-ANCA、MPO均阳性, 2例C-ANCA阳性; (6) 3例患儿中, 有1例患儿曾被误诊。
目前治疗儿童Graves病首选MMI, 应慎用PTU, PTU只适用于对MMI不耐受的患儿[11,12], 然而如果已经用了PTU, 并引起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 是否改用MMI治疗甲亢, 现在尚无定论, 但是如PTU引起粒细胞缺乏症等严重并发症, 因为PTU和MMI的机构相似, 可引起交叉反应, 原则上不建议换用MMI治疗甲亢。
抗甲状腺抗体 篇4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习惯性流产(流产次数2～6次)患者血清94份,年龄22～38岁,其中早期流产(妊娠<12周)61例,晚期流产(妊娠≥12周)33例,所有患者均排除遗传,内分泌和妇产科异常。对照组60例为无流产史的正常生育妇女。
1.2 检测方法
采用华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的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进行AsAb-IgM、EmAb-IgM检测。以待测血清吸光度值/阴性对照吸光度值(P/N)≥2.1为阴性。
1.3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94例习惯性流产妇女中AsAb-IgM阳性率为6.38%(6/94),EmAb-IgM阳性率为33.0%(31/9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孕龄<12周AsAb-IgM阳性率83.3%(5/6),与孕龄≥12周习惯性流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孕龄<12周EmAb-IgM阳性率70.9%(22/31),孕龄≥12周阳性率为29.1%(8/31),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注:与孕龄<12周比较,*P<0.01
3 讨论
习惯性流产的原因十分复杂,免疫学因素的参与和某些患者的发病率有密切关系,多种自身抗体可导致反复流产。正常精液中含有前列腺素E和一种糖蛋白,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精液沉淀素具有抗补体活动。这些免疫抑制因素在正常情况下可抑制女方免疫活性细胞针对精子抗原的免疫应答,诱导免疫而授精。若丈夫精液中免疫抑制因子缺乏可导致女方产生AsAb[1]。在生殖道黏膜破损的情况下,也可刺激女性抗体产生AsAb[2]。特别当生殖道感染时,可能由于抗微生物抗体与精子膜抗原有交叉反应,造成AsAb的产生[3]。Hass等[4]认为,即使完成受精过程,AsAb亦能干扰受精卵的植入、着床而导致吸收,从而引起流产。女性还可对自身生殖道组织产生抗体。由于刮宫感染诱导产生免疫病理反应,抗体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夹杂有子宫内膜碎片的经血经输卵管流入盆腔,导致潜在的(显微镜下)子宫内膜异位症并诱发自身免疫反应,从而导致EmAb的产生[5]。EmAb可破坏子宫内膜结构,导致子宫内膜发育不良,不利于胚胎着床,对孕卵产生抗植入作用[6],引起流产。本文中AsAb-IgM阳性率为6.38%,对照组为1.67%,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孕龄<12周阳性率为83.3%,孕龄≥12周阳性率为16.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mAb-IgM阳性率为33.0%,对照组为8.33%,孕龄<12周阳性率为70.9%,孕龄≥12周阳性率为29.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笔者发现EmAb的阳性率明显高于AsAb,可能与现在做流产年龄提前、次数较多、未到正规医院人流引起的子宫内膜受损有关。由此笔者认为AsAb、EmAb的产生,尤其是EmAb的产生与习惯性流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反复刺激,这些自身抗体逐渐增多,可与宫腔内子宫内膜发生抗原抗体反应,干扰受精卵的着床和发育,导致多次流产,特别是在妊娠早期流产。通过比较,笔者发现70%～80%的孕妇在孕龄<12周时流产,这说明AsAb、EmAb阳性不利于胚胎的着床,从而引起早期流产。因此,在对习惯性流产的优生咨询中,免疫学病因不可忽视,对习惯性流产特别是孕早期流产妇女,检查AsAb、EmAb很有必要。
摘要：目的 探讨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与习惯性流产及孕龄的关系。方法 对94例习惯性流产和60例无流产史的正常生育妇女血清,使用ELISA法进行AsAb-IgM、EmAb-IgM检测。结果 习惯性流产组的AsAb-IgM、EmAb-IgM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引起早期流产明显高于晚期流产。结论 AsAb、EmAb与子宫内膜发生抗原抗体反应,干扰受精卵的着床和发育,导致多次流产,尤其是妊娠早期流产有关。
关键词：抗精子抗体,抗子宫内膜体,流产,孕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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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甲状腺抗体 篇5
1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简介及在妊娠妇女中流行病学调查
甲状腺自身抗体是反映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特异性指标, 包括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hyroglobulin antibodies, Tg A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等。其中TPOAb、Tg Ab是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重要标志, 同时也是诊断Graves病的重要辅助依据。
根据相关的文献报道, TPOAb、Tg Ab在妊娠妇女中的发病率为10%~20%, 其中TPOAb的阳性率为10%~13%, 而Tg Ab阳性率达9%~14%[1,2]。
2 TPOAb、Tg Ab阳性与不良妊娠结局
2.1 自然流产
流产是指妊娠不足28周且胎儿体重不足l000g而终止的妊娠, 而自然因素造成的流产即为自然流产。甲状腺自身抗体与自然流产之间的关系最早报道于1990年, Stagnaro-Green等[2]的研究发现妊娠早期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者自然流产发生率为对照组的两倍, 并且流产发生率与血清TSH水平、甲状腺自身抗体滴度无关。自此以后, 国内外学者陆续做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Dendrinos等[3]的研究发现有复发性流产病史的育龄妇女TPOAb、Tg Ab阳性率为37%, 而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组中的抗体阳性率仅为13%。 Bagis等[4]在一项包含了876名妇女前瞻性研究中, TPOAb阳性和 (或) Tg Ab阳性组有自然流产病史的达50%, 其中发生两次以上流产占11.1%, 而抗体阴性组中分别为14.1%和3.1%。2011年, Thangaratinam等[5]发表的一篇包含了19项队列研究和12项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 尤其是TPOAb阳性和流产呈正相关, 12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而甲状腺功能正常者的流产率为阴性组的3倍;而病例对照研究中是阴性组的1.8倍。
2.2 早产
早产是指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的分娩。相关研究发现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与早产密切相关。在Haddow等[6]的研究中, 共纳入10 062名妊娠妇女, 在孕早期进行了TPOAb、Tg Ab的筛查, 并对其进行了随访, 结果显示孕早期抗体阳性组 (单纯TPOAb阳性、单纯Tg Ab阳性、TPOAb及Tg Ab均阳性) 早产率高于对照组。Negro等[7]进行了一项包含3 953名妊娠早期妇女的前瞻性研究, 发现TPOAb阳性但TSH<2.5m IU/L组孕妇发生超早产 (妊娠小于34周分娩) 的风险明显增加。同样, 在Ghafoor等[8]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果。
2.3 胎膜早破、胎盘早剥
胎膜早破是指在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胎盘早剥指妊娠20周以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在Haddow等[6]进行的一项包含10 062例单胎妊娠妇女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孕早期TPOAb和/或Tg Ab阳性的妇女胎膜早破发生率显著增加。Liang等[9]对妊娠合并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估, 研究共纳入7 641名甲状腺功能正常妊娠妇女, 将其按血清TPOAb和Tg Ab结果分为四组, 即TPOAb+/Tg Ab+, TPOAb+/Tg Ab-, TPOAb-/Tg Ab+, TPOAb-/Tg Ab-, 研究结果发现TPOAb-/Tg Ab+组妇女胎膜早破的发生率为9.09%, 而TPOAb-/Tg Ab-组为4.18%, 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Mina Abbassi-Ghanavati等[10]对17 298名妊娠妇女分析显示孕早中期TPOAb阳性发生胎盘早剥的风险是TPOAb阴性的3倍。
2.4 其他不良妊娠结局
研究发现, TPOAb和 (或) Tg Ab阳性与其他不良妊娠结局相关, 如死胎、低体重儿及巨大儿、无脑儿等。Mecacci等[11]研究甲状腺功能正常而有胎儿死亡病史的妇女中,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40.9%, 明显高于对照组14.5%。 等[12]对芬兰北部单胎妊娠孕妇进行了研究分析, 结果显示:孕早期TPOAb和 (或) Tg Ab阳性组孕妇所产的婴儿围生期死亡率是阴性组的2~3倍;同时发现单纯TPOAb阳性组更易出现低体重新生儿和巨大儿, 而Tg Ab阳性组孕妇出现无脑儿的风险较阴性组增加2倍。前述Negro R等[7]进行课题组中观察到TPOAb阳性妇女所产的新生儿更易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
3 TPOAb、Tg Ab阳性造成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病机理
虽然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TPOAb和 (或) Tg Ab阳性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密切相关, 但相关的发病机制并不清楚,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TPOAb、Tg Ab通过影响胎盘功能而阻碍正常妊娠过程:在Matalon等[13]进行的以小鼠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实验中, 发现甲状腺功能正常但Tg Ab阳性组小鼠的胚胎和胎盘重量均较阴性对照组轻;除此之外, 研究者从Tg Ab阳性组小鼠的胎盘组织中检测出Tg Ab, 但并未从其胚胎组织检测出该抗体, 且Tg Ab阴性组小鼠的胚胎及胎盘中也均未发现此抗体。由此推测Tg Ab可能直接作用于胎盘, 从而造成胎盘功能下降。抑或TPOAb、Tg Ab通过影响胎盘激素 (特别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人绒毛膜促甲状腺激素) 而间接造成胎盘功能的减退[11,14];并且有关报道显示TPOAb、Tg Ab可通过羊水进入胎盘, 直接作用于胎盘的合体滋养层细胞, 破坏胎盘功能[15,16]。2) 甲状腺激素的轻微不足:TPOAb、Tg Ab阳性而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孕妇体内可能存在潜在的甲状腺破坏, 从而引起甲状腺激素的生成轻微不足, 但由于妊娠期间孕妇对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 故轻微的甲状腺激素不足即可导致妊娠妇女流产、早产等不良结局[17,18]。3) TPOAb、Tg Ab标志着体内以T淋巴细胞功能障碍为主的全身免疫功能紊乱, 而异常的免疫状态可能影响了胚胎的植入过程[19,20]。4) TPOAb、Tg Ab阳性的育龄妇女可能存在潜在的生育问题, 导致平均受孕年龄延迟3~4年以上, 而受孕年龄的增加可能是致使妊娠妇女出现流产、早产[21]的一个独立因素。
4 TPOAb、Tg Ab阳性对母体的影响
4.1 产后甲状腺炎 (PPT)
产后甲状腺炎属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一种类型, 是发生于产后1年以内, 以淋巴细胞浸润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典型的临床表现为从甲亢到甲减的双相变化, 非典型表现为一过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或一过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部分患者会发生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大量研究表明妊娠合并TPOAb、Tg Ab阳性与产后甲状腺炎的发生密切相关。在Bagis等[22]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 共纳入876名妇女, 分别在其妊娠12周、妊娠32~36间、产后每两月1次至产后一年的随访观察, 其中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 (TPOAb阳性和/或Tg Ab阳性) 共有108名, 而其中共有48名发展成为产后甲状腺炎, 其中50%表现为一过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31.3%表现为一过性甲状腺减退后产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 18.8%表现为一过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 并且在这48名患者中有12.5%的患者发展成为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而阴性对照组中无一例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同样, Jaén Díaz JI等[23]对进行的队列研究中共有15.9%的孕妇发展为产后甲状腺炎, 其中44%为TPOAb阳性, 并且20%在产后1年末甲状腺功能减退持续存在, 而未发展为PPT的孕妇中仅有4.5%为TPOAb阳性。Boogaard等[24]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相对于TPOAb、Tg Ab阴性组而言, 抗体阳性组孕妇产后甲状腺炎发病率明显增高。TPOAb、Tg Ab导致PPT的发病机制考虑可能与产后母体对婴儿的免疫妥协作用消失有关, 由于免疫妥协作用的消失, 产后母体的抗体滴度反跳性升高, 导致甲状腺细胞的破坏增加, 从而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
4.2 产后抑郁症 (PPD)
产后抑郁症是指产妇在分娩后出现抑郁、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怒、烦躁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一系列症状为特征的心理障碍, 是产褥期精神综合征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Harris等[25]对TPOAb、Tg Ab阳性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 研究发现抗体阳性的妇女产后抑郁评分明显高于抗体阴性组。在POP等[26]分析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障碍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除外其它心理社会因素 (重大生活事件发生、之前有抑郁发作病史、经济困境等影响因素) , 妊娠期间TPOAb>100 U/m L与产后抑郁症显著相关。妊娠合并TPOAb、Tg Ab阳性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较强的相关性, 其主要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 有待进一步研究。
5 TPOAb、Tg Ab对后代的影响
大量临床资料显示妊娠期母体TPOAb阳性可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POP等[27]对妊娠32周TPOAb阳性妇女 (19名) 和阴性妇女 (211名) 的后代进行了智商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TPOAb阳性组妇女所产的后代智商评分低于阴性组10.5分。李元宾等[28]对l 268名妊娠16~20周妇女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 其中亚临床甲减有18例, 19例甲状腺功能减退, 34例单纯TPOAb阳性妇女, 按1:2比例选择了142名甲状腺功能正常且TPOAb阴性作为对照组, 在后代25~30月龄时进行了智力和运动能力评估, 结果显示单纯TPOAb阳性组智力评分、运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并且该研究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后显示TPOAb阳性是影响后代智力和运动发育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 妊娠妇女合并TPOAb阳性影响后代神经系统发育的具体发病机制并不清楚, 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抗ENA抗体与抗核抗体的相关性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标本
来源于2008年1月—2009年6月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病人。
1.1.2 试剂与仪器
ANA与抗ENA抗体的检测试剂盒均来自于德国欧蒙公司。荧光显微镜为德国莱卡公司生产, 型号DML2。生化摇摆平台为海门其林贝尔仪器公司生产, 型号为TS-8。
1.2 方法
ANA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抗ENA抗体采用免疫印迹法。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
1.3 结果判断和数据分析
ANA和抗ENA抗体的检测结果对比采用双盲法。
2 结果
312例抗ENA抗体阳性的病例ANA阳性291例。其中抗SS-A阳性的156例, 抗SS-A、抗SS-B同时阳性的72例;单纯抗nRNP/Sm阳性37例, 抗nRNP/Sm、抗Sm同时阳性28例;单纯抗Scl-70阳性11例, 抗Jo-1阳性18例。具体ANA核型及结果统计见表1。
注:*其他包括混合型和着丝点型。
统计124例ANA阳性病例, 其中抗ENA抗体常规6项阳性为89例, 占71.8%。
3 讨论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存在一些对疾病诊断具有高度特异性的自身抗体, ANA是以哺乳动物的细胞核成分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的总称, 是风湿免疫性疾病的重要血清学指标。ENA是可提取核抗原的总称, 主要包括Sm、nRNP、SSA、SSB、Scl-70、Jo-1等6种, 不同特性的抗ENA抗体在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种的阳性率有明显差异。
本研究显示, 抗SS-A和SS-B抗体阳性时, ANA荧光核型主要为颗粒型, 其他核型如均质型、胞浆型也占较高比例。其中有15例ANA阴性。这可能与SS-A抗原在细胞内的浓度较低有关[1]。抗Sm、抗nRNP抗体阳性时, ANA荧光核型也主要集中在颗粒型, 且在猴肝与HEp-2两种抗原基质中反应强度一致[2]。抗Scl-70抗体阳性在核仁型的表达中较高, 这是由于Scl-70抗原是DNA拓扑异构酶, 其在核仁中的浓度较高。抗Jo-1抗体阳性时ANA的核型比较分散, 并且漏检率为25%, 说明ANA在此方面的敏感性较低。另外, 在本次研究中统计了124例ANA阳性的病例, 其中抗ENA抗体阳性率为71.8%, 说明抗ENA抗体谱中包含的项目还不够完善, 还有待扩展。
以上结果显示, 抗ENA抗体类型与ANA荧光核型之间没有绝对的规律, 不能单纯依据荧光核型来推断抗ENA抗体的具体类型。在检测ANA的基础上, 有必要进行抗ENA抗体的检测和分析, 有益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分型和治疗。总之, ANA和抗ENA抗体联合检测为临床提供了可靠的鉴别依据[3]。
参考文献
[1]邓学新, 曲吕华.818例自身免疫病抗ENA抗体与抗核抗体的对照分析.临床检验杂志, 2005, 23 (4) :302-303.
[2]马东来, 张少静, 文夫瑞德.斯特克.自身抗体及其免疫荧光模式.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抗甲状腺抗体 篇7
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和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ANCA)是与炎症性肠病(IBD)密切相关的一组抗体,pANCA主要表达于溃疡性结直肠炎(UC)患者血清[1],而ASCA主要表达于克罗恩病(CD)患者血清[2],但也有少数患者存在互相转换的情况[3]。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是检测这两种抗体的标准方法。我们回顾性追踪观察2004-2007年间在我院就诊的179例下消化疾病患者和结肠镜检查正常者血清中上述两种抗体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以IBD为主的下消化道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1试验条件
1.1检测对象
215例在我院就诊患者(2004年8月-2007年10月,均接受结肠镜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男性115例,女性100例,平均年龄46.85岁,年龄范围(11～75岁)。以临床最终诊断分组:UC组86例,CD组11例,下消化道肿瘤组55例(恶性肿瘤16例,肠息肉39例,),肠炎组27例(慢性结直肠炎23例,缺血性肠炎4例),对照组36例(结肠镜检查无器质性病变的肠激惹和功能型消化不良患者)。
1.2仪器与试剂
荧光显微镜(型号BHS-RFC-TR),来自日本OLYMPUS公司;慢性炎症性肠病抗体检测试剂(间接免疫荧光法, FA-1380-1003-4),来自欧蒙(德国)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1.3方法
随机采集消化科就诊患者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受检稀释血清(pANCA:10倍稀释、ASCA:100倍稀释)分别滴加于贴有靶抗原的马赛克生物薄片上,室温反应30 min,PBS-Tween20漂洗5 min后,滴加荧光素异硫氢酸标记羊抗人IgG(FITC-IgG,pANCA),滴加FITC-IgA(ASCA),暗室反应30 min,PBS-Tween20再次漂洗5 min后,甘油-PBS封片,荧光显微镜检查。同时设阳性和阴性对照片。
1.4结果判定
生物薄片上位于中性粒细胞区的粒细胞胞浆核周均有绿色荧光染色为pANCA阳性;位于酿酒酵母细胞区的酿酒酵母细胞均有绿色荧光染色为ASCA阳性。
1.5统计分析
各组间pANCA、ASCA阳性率差异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
2结果
2.1pANCA在各组血清中的表达率及组间比较
pANCA阳性率在各组分别为:UC 27.91%(24/86),肠炎3.7%(1/27),肿瘤1.82%(1/55),对照(0/36)和CD(0/11)均为0%。UC组与其他四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别(p<0.01),其他四组间比较均无差别(p> 0.05)(表1)。
*p<0.05 **p<0.01
2.2ASCA在各组血清中的表达率及组间比较
ASCA阳性率在各组分别为:CD 36.36%(4/11),UC4.65%(1/27),肿瘤(0/55),肠炎(0/27),对照(0/36)均为0%。CD组与其他四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别(p< 0.01),其他四组间比较均无差别(p > 0.05)(表2)。
**p<0.01
2.3pANCA、ASCA诊断UC、CD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阳性和阴性预测值(%)
实验结果显示:pANCA、ASCA作为UC、CD的标志性抗体,诊断UC、CD的敏感性并不高(27.91%、36.36%),但特异性较好(100%)(表3)。
2.4总计
在全部病例中,pANCA和ASCA双阳性者1例,占总数的1.16 %(1/215)。
3讨论
ANCA是一组以中性粒细胞胞浆成分为抗原的自身抗体,分为胞浆型(cANCA)和核周型(pANCA),另有少数为不典型ANCA(aANCA)。不同类型ANCA所针对的靶抗原成分不同。近年来,文献报道ANCA在UC的发病中起一定作用,但相关的致病机制尚不明确,与UC相关的pANCA靶抗原可能主要是通透性杀菌蛋白(BPI),提示感染可能在UC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有少数pANCA阳性样本的靶抗原是乳铁蛋白(LF)和髓过氧化物酶(MPO)。关于pANCA在UC中的阳性率,目前报道在27%-83%之间不等[4],我们的检测结果阳性率为27.91 %(24/86),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检测的病例类型(BPI-ANCA阳性率与UC的活动性呈正相关,即重度>中度>轻度)、检测数量以及测定方法(如采用IIF法,可能由于粒细胞内BPI在用酒精固定时容易使其抗原性消失,从而不能检测到阳性细胞的荧光)等原因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与溃结易感性相关的一个免疫学性状,不同人群间ANCA阳性率的差异,可能也反映HLA基因不同[5]。在息肉组和肠炎组中各有1例pANCA阳性,病理诊断均为嗜酸细胞浸润型,有文献报道嗜酸细胞性肠炎也可检出ANCA[6]。CD组未检出pANCA,有可能是由于例数较少,有待扩大检测数量后获得更加确切的结果。
自从有人首次发现CD患者血清中ASCA表达高于对照组之后,很多学者就将ASCA作为区分CD和UC的血清标志物。Israeli等[7]发现临床诊断CD之前有31%的患者ASCA阳性,且在整个观察过程中阳性率逐渐增加,提示ASCA在疾病发生之前或早期疾病发展过程中就已存在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位患者在诊断CD前80个月ASCA为阴性,而在诊断CD前48个月时ASCA转为阳性,据此提出两个假设:一是ASCA是在CD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是CD早期对环境抗原的免疫反应标志物;二是ASCA在诊断CD之前就已经出现,可能作为预测CD发生的标志物。在我们的实验中,CD组ASCA检测结果阳性率为36.36 %(4/11),明显高于UC患者(4.65%,4/86)和正常对照者(0%,0/36),与国外文献报道的结果相近[8],肿瘤组和肠炎组均未检出ASCA,可能也说明了ASCA特异性高,仅与其靶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有文献报道采用ASCA诊断CD的特异性几乎达到90%[9],而我们的结果特异性为100%,有可能一是由于选择的正常对照者均为结肠镜检查阴性的受检者,而非健康体检者(有可能存在肠道疾病),二是检测例数较少。
国外文献曾报道过一项国际性多中心研究:在长期随访IBD患者后发现:2.8%的诊断由UC改为CD,而3.3%的诊断由CD改为UC,还有少数病例改为其它诊断[3]。在我们的实验中UC组出现1例pANCA和ASCA双阳性者,占总数的1.16 %(1/215),这一病例有待长期随访观察是否存在上述情况。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尽管ASCA、pANCA敏感性不高,但特异性较好,两种血清标志物对于UC和CD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回顾性分析血清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erinuclear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pANCA)和抗酿酒酵母抗体(anti-saccharomces cerevisiae antibody,ASCA)的表达在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为主的下消化道疾病中的临床意义。用间接免疫荧光生物薄片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IIF)检测179例下消化道疾病患者,包括86例溃疡性结直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11例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27例肠炎,55例结直肠肿瘤和36例结肠镜检查正常对照者的血清pANCA、ASCA表达。结果表明,pANCA在UC、肠炎、结直肠肿瘤、CD和正常对照组的阳性率分别为:27.91%、3.70%、1.82%、0%、0%,UC组显著高于其他四组(p<0.01),而其他四组间比较均无差别(p>0.05)。ASCA在CD、UC、肠炎、结直肠肿瘤和正常对照组的阳性率分别为:36.36%、4.65%、0%、0%、0%,CD组显著高于其他四组(p<0.01),而其他四组间比较均无差别(p>0.05)。pANCA+/ASCA-诊断UC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是27.91%、100%、100%,ASCA+/pANCA-诊断CD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是36.36%、100%、100%。UC组出现1例pANCA、ASCA双阳性者,占总数的1.16%。结论尽管ASCA、pANCA敏感性不高,但特异性较好,两种血清标志物对于UC和CD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关键词：下消化道疾病,炎症性肠病,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抗酿酒酵母抗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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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yren J,Bouchier I A D,Watkinson G,et al.The OMGE multina-tional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urvey1976-1986.A further re-port on3175cases.Scand J Gastroenterol Suppl,1988;23(14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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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sraeli E,Grotto I,Gilburd B,et al.Anti-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d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s predictor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Gut,2005;54(9):1232—1236
[8]Koutroubakis I E,Petinaki E,MouzasI A,et al.Anti-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mannan antibodies and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utoanti-bodies in Greek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Am J Gas-troenterol,2001;96(2):449—454
抗甲状腺抗体 篇8
1 育龄期及妊娠期妇女甲状腺自身抗体状况
育龄期、妊娠期及甲状腺功能紊乱者AT-Ab阳性率有一定的差异。研究表明, 约10%以上正常育龄妇女AT-Ab阳性, 有报道育龄妇女血清TPO-Ab阳性率为12.97%、TG-Ab阳性率为11.22%、TPO-Ab和TG-Ab阳性率为16.95%[1]。妊娠期TPO-Ab和TG-Ab随妊娠进程呈下降趋势, 分娩后反跳性增高[2];对1017例孕妇检测发现, TPO-Ab由妊娠早期8.4%降至晚期6.5%[3]。但也有报道妊娠期与非妊娠期AT-Ab无差别者, 如490例中晚期妊娠者TPO-Ab阳性率11.0%、TG-Ab阳性率13.1%, 而非妊娠者TPO-Ab阳性率9.5%、TG-Ab阳性率13.5%,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甲状腺功能异常孕妇AT-Ab阳性率较高, 如有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紊乱组孕妇TPO-Ab阳性率84%, 非紊乱组孕妇阳性率11.0%[5]。
2 甲状腺自身抗体与不孕和不良妊娠结局
2.1 不孕
多数学者认为不孕妇女TPO-Ab阳性率远高于健康妇女。Poppe等[6]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者的TPO-Ab阳性率远高于生育功能正常者。Janssen等[7]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者TPO-Ab和TG-Ab阳性率远高于正常生育者。Poppe等[8]发现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ART) 妇女TPO-Ab阳性率达18%, 对照的同龄经产妇阳性率为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Abalovich等[9]提出, 行ART的不孕妇女AT-Ab阳性率与未行ART的妇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不一致可能与研究人群及不孕的原因不同有关。
2.2 自然流产
最早Stagnaro-Green等[10]在研究552例孕妇产后甲状腺炎患病情况时偶然发现AT-Ab与自然流产有关, 自然流产发生率TPO-Ab或TG-Ab阳性者为17%, 而阴性者仅8.4%。Bagis等[11]研究876例孕妇, 从孕12周至产后1年, AT-Ab阳性者占12.4%, 抗体阳性者50%有流产史, 抗体阴性者14.1%有流产史。Poppe等[12]研究234例不孕并第1次接受ART者, AT-Ab阳性率为14%, 抗体阳性组流产率53%, 抗体阴性组流产率23%。董丽等[13]研究认为, AT-Ab阳性孕妇流产率为62.5%, 明显高于整个研究对象18.3%的流产率。上述研究从不同方面说明, AT-Ab与自然流产有一定的关系, 抗体阳性孕妇自然流产危险性显著增加。也有研究不支持以上结果, 如Muller等[14]尽管发现TPO-Ab阳性组流产率 (33%) 稍高于TPO-Ab阴性组 (19%)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复发性自然流产 (RSA)
Dendrinos等[15]发现, RSA组AT-Ab阳性率为37%,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3%。高金瑜等检测100例有RSA史的非孕健康妇女及100例有正常妊娠史、无不良妊娠史非孕健康妇女, 前者血清TPO-Ab和TG-Ab阳性率分别为28%和24%, 明显高于后者的6%和4%。玄英华等[16]对80例RSA患者与40例健康育龄妇女对照, RSA妇女AT-Ab总阳性率为33.8%, 明显高于正常妇女组10.0%;RSA组中TPO-Ab和TG-Ab阳性率分别为25.0%和18.8%, 均显著高于正常妇女组7.5%和5.0%。上述研究表明, RSA与AT-Ab有一定的关系, AT-Ab阳性、有RSA史的孕妇再次妊娠流产风险显著增高。
2.4 早产
Ghafoor等[17]评估1500例孕妇妊娠结局与TPO-Ab的关系时发现, TPO-Ab阳性孕妇26.8%早产, TPO-Ab阴性孕妇8%早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tagnaro-Green等[18]检测953例孕妇, TG-Ab阳性者, 发生孕周<32周早产的危险性增加2.5倍;而TPO-Ab阳性增加孕周<32周早产的危险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样本量有关) 。上述研究提示, AT-Ab与早产相关, 但也有研究结论相反, 如Tierney等[19]发现自发性早产组的甲状腺功能和AT-Ab与足月组类似。AT-Ab与早产的因果关系有待研究证实。
2.5 其他不良妊娠结局
研究发现, AT-Ab与其他不良妊娠结局, 如死胎、子痫前期、低出生体重儿、智力发育缺陷等有关。Mecacci等[20]研究69例有早期胚胎丢失、胎儿死亡及子痫前期而甲状腺功能正常者, AT-Ab阳性率分别为37.9%、40.9%和33.3%, 高于对照组14.5%。Roti等[21]发现妊娠早期TPO-Ab阳性孕妇, 即使甲状腺功能在正常范围, 其胎儿亦有可能发生智力发育缺陷, 且其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及妊娠期流产、早产发生率均有所上升。李元宾等[22]筛查1268例妊娠16~20周妇女获得甲状腺功能正常且TPO-Ab阳性者34例, 按1∶2比例选择同批甲状腺功能正常且TPO-Ab阴性的同孕龄妇女作对照, 结果显示TPO-Ab阳性母亲的后代智力评分和运动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3 发病机制
虽然许多研究证实单纯AT-Ab阳性者与不良妊娠结局之间存在关联, 但其发病机制、与不良妊娠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目前有3种假说。第1种假说———“潜在的甲状腺免疫功能异常”:AT-Ab升高者可能存在潜在的免疫功能异常, AT-Ab只是一种异常免疫状态标志, 流产或早产等不良妊娠并不直接和AT-Ab相关, 而异常的免疫状态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植入过程。第2种假说———“甲状腺激素亚临床阶段或轻微不足”:尽管甲状腺功能未表现异常, 但甲状腺可能已受损害, 仅处于亚临床阶段, 或甲状腺免疫异常人群有轻微的甲状腺激素不足, 尤其在妊娠对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轻微的甲状腺激素不足即可显示效应。尽管妊娠早期TPO-Ab阳性孕妇甲状腺功能在正常范围, 但随着孕周增加, 甲状腺功能状态会发生轻微的改变, 促甲状腺激素 (TSH) 升高, 游离甲状腺素呈现降低的趋势, 尽管这些指标测定值尚在目前认可的范围, 但就是这样的细微改变, 导致流产和早产的危险性明显增加[22]。第3种假说———“甲状腺抗体影响胎盘功能”:妊娠期胎儿细胞经胎盘转移到母体甲状腺的微嵌合状态, 可能导致甲状腺抗体对胎盘反应性增高, 出现胎盘功能降低, 或甲状腺抗体影响了胎盘激素, 如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人绒毛膜促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抗体可能通过对胎盘的直接作用而阻碍妊娠过程, 导致流产、死胎等不良妊娠结局[20,23]。鼠类实验模型中, 注射人TG的小鼠出现抗甲状腺抗体, 小鼠甲状腺无病理改变, 甲状腺功能正常, 但胚胎吸收率增加, 胎盘及胚胎重量减轻均较对照组明显;胎盘组织中发现抗体, 胚胎组织中未发现抗体, 推测抗体可能直接导致胎盘损害[24]。
4 防治
对AT-Ab阳性而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妇女, 国外应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泼尼松与阿司匹林联合, 以及应用左旋甲状腺素等治疗单纯的甲状腺自身免疫异常, 可提高妊娠率, 降低流产、早产和死胎风险。
Reznikoff-Etievant等[25]应用泼尼松与阿司匹林治疗妊娠成功率为84.6%, 用小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妊娠成功率为95%。Stricker等[26]报道36例自身免疫因素导致的复发性流产, 其中53%AT-Ab阳性,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用药26~30周妊娠成功率为95%, 用药10~12周妊娠成功率为75%, 明显高于拒绝用药组, 方法在准备妊娠2周内给予免疫球蛋白200mg/kg, 成功妊娠后同样剂量, 每月1次, 直到孕26~30周。
Vaquero等[27]比较16例自身免疫因素导致的RSA患者接受甲状腺片治疗和11例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的效果, 有效率前者81%优于后者55%。Negro等[28]对115例TPO-Ab阳性孕妇中的57例给予左旋甲状腺素片, 另外58例未治疗, 并与甲状腺功能正常且抗体阴性的孕妇比较, 治疗组早产率低于未治疗组, 治疗组和抗体阴性组早产率类似, 剂量根据初始促甲状腺素水平或TPO-Ab滴度确定, 一旦开始要持续整个妊娠过程。高金瑜等对于AT-Ab阳性再次复查后仍然阳性者, 在准备妊娠前3个月开始使用泼尼松和阿司匹林治疗, 已取得数例成功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