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的媒介问责

新闻中的媒介问责（精选3篇）

新闻中的媒介问责 篇1

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传媒对新闻事件高度的敏锐性,以及它对社会公众所具有的舆论优势,因此,传媒已成为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主体,它理所当然要在危机中承当自己应有的责任。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媒介是危机传播的中介与信息渠道,是一个无差异化的介质,混淆了媒介身份与其承当角色的差别,导致其责任不清。而中国传媒市场应该是一个国家传媒、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共融的混合性市场结构,媒介问责应该是基于它们不同的身份识别所承担的角色之上的,因此,只有厘清各类传媒不同定位以及个性功能,才能建立有效的危机传播管理机制。

一、媒介身份识别与角色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并且是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媒体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媒介在营运中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

1、公众的媒介依赖症要求媒介身份识别

研究媒介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权利与责任,首先是基于媒介对社会公众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背后的理论支撑点是“媒介依赖理论”,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提出了“媒介依赖论”。(1)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为满足一般信息需求而习惯使用某些媒介;二是异常依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不明,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依赖明显增加。在危机事件中,公众处在一种非常态的集合行为中,容易受到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等传播机制的影响而产生非常态行动,因此,他们更需要对媒介的依赖。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媒介的身份与其所承当的角色相混淆,认为媒体所承担的这些角色包括政府喉舌、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传播角色等。但角色并不等于身份,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2),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统一的;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这种危机必然会蔓延在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的作用释放中,导致其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缺位与失语。

2、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的内涵与角色分析

媒介一方面要监控社会,履行自己作为社会瞭望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介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又必须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为平衡社会利益既得者各方的需求而平衡政府、媒介、公众之间的关系生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媒市场必定是由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构成的互补与共生的和谐整体。媒介的角色就是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功能作用,虽然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各具身份识别,但它们的共性都是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彰显价值点,所以,从媒介的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出发,三种传媒都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承当共同的媒介角色,正如拉斯韦尔所提出的:监视社会、教育孵化、传承文化以及娱乐功能。

而个性角色是媒介在承当共性化的传播功能之外,由其身份内涵决定的自我个性。从身份识别来看,国家传媒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社会言论的主渠道,是为维护现行制度服务的。所以,国家传媒的身份决定了其首要角色就是“社会工具”。

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传媒,指的是为执政党服务的,以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组织目标,在思想上与执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在舆论上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把控着社会信息传播的宏观方向的特定媒介群。它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团体所属的机关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它们的官方网站。它们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角色主要表现在教育者的角色、危机化解的角色与形成社会主流意见的角色,同时,它还必须对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进行正确引导。

我们认定的商业传媒首要职责是传播信息,也充当着社会嘹望哨的职能,但从组织结构上看,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人,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组织目标,在内容的生产上远离意识形态,在运作中遵循市场规律,经济属性超过政治属性。这类媒介群体包括:都市类报纸、财经刊物、娱乐传媒以及各种商业网站等。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类型的媒介,但是共同的特定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采取的是企业化运作,以迎合与满足传播对象的信息需求为生存的立足点,在市场扩张中呈现明显的资本营运的特点。

商业传媒的问责主要在表现在人为危机事件的传播管理中,由于这类传媒与组织、公众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联系,一方面充当者组织,特别是赢利性组织与外界沟通的窗口,将组织新情况、新变化、组织结构变迁等信息及时传播给与组织有关的公众,以树立美名与形象认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公众的代言人,随时将社会公众对组织的态度、看法、认识反馈给组织。它的这种直接参与性赋予其个性角色,就是商业性传媒在人为危机事件中必须承当如何化解危机的责任。当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商业传媒的责任应该是首先帮助企业组织识别危机,通过信息的深挖掘分清危机的性质与相关公众的类型与利益表达,然后,将企业组织解决危机的方法、策略、态度变化及时传递给有关公众,消解企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最后,通过信息的不断双向传播,恢复公众的组织的信心,为企业组织重塑形象发挥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公共领域是指“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3)

在此平台上,平时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意见,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时更是如此。各种意见共存、碰撞,这是一种正常状态,所有类型的媒介都具有作为公共领域的角色功能,只是这种功能释放的程度各一,但公共领域并不等于公共传媒。我们认定的“公共传媒”指的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在传播内容上寻求各种意见、观点的交融,在形式表达上偏重“个我”的空间话语,是一个开放的、平等的、单纯的意见集汇地。这类媒介大都是依傍新技术的“个媒”,如“博客”、“BBS社区”等。之所以将它们认定为“公共媒介”,首先是这类媒介的传受是平等的,没有门槛设置,参与者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每个具有行为责任的“理性人”都可以参与言论的传播与生产,由于没有特定组织身份的背景预设,所以,媒介场的参与者可以就各类事件阐述自我的观点。其次,媒介载体是公开的,新媒介的特点就是它的公开性,它可以免费向社会不同层级的人群开放信息空间,通过意见的交融,成为社会的一种影响言论。

公共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就是必须广开言路,保证公众基本的表达权利,形成没有级差的意见空间。但正是由于公共传媒的意见交融且在平等的空间里传播,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理性人“的合理建构,也容易因为言论的广开与无顾及而导致媒介的失职。因此,三种传媒必须互相协作与交流合作,才能保障和谐的传播生态。

二、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问责

危机传播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在最恰当的时间通过最恰当的途径将最佳的信息传递给最需要此信息的群体成员。突发性公共危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传播等,如SARS和汶川地震;另一种危机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不适当所引发的冲突和灾难,如由于利益失衡导致的经济危机、食品中毒事件、物质泄露、桥梁倒塌等。由于此类危机主观性强,涉及不同层面的利益群体,因而,在危机传播各方由于自身所处的利益位置,必定要对信息加以取舍,营造利己的舆论与管理环境。媒介的不同身份很明显地在此类危机中释放张力。

1、从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中解读媒介问责

在发生公共危机时,信息成为组织、媒介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识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组织、媒介和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博弈关系。组织是危机事件的责任人,危机传播管理的执行者与利益的既得者,他们掌握着信息的源头,把控着信息流动的进程。正是由于利益攸关,他们往往会主动“屏蔽”或“刻意营造”舆论导向。以突发性危机为例,一些自然灾害性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时不公布,而在危机爆发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倾向于对关键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传播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些信息视而不见。而公众是危机事件中最直接的利益受害者,他们处在信息源的下端,迫切希望获得最完整的最新动态发展变化的信息。

媒介最基本的职能是监控社会,要求它如实、客观地展现现实生活实景。然而,中国媒介天生的政治依赖性使它不能实现独立、公正与信息的完全开掘与释放。这种组织、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博弈消解了媒介作为化解危机的责任。以2005年黑龙江省水污染事件为例,(4)《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严重缺位,11月13日发生爆炸事件,在11月14~18日间,这四家媒体的报道仅限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件本身;第二阶段,11月19~21日,因无新的新闻源,四家媒体处于共同的沉默期,其中《吉林日报》的沉默持续到11月23日;11月22~28日为第三阶段,三家媒体的报道对象由吉林转向哈尔滨,关注哈尔滨宣布四天停水的事件,并逐渐与吉化公司的爆炸联系起来。《吉林日报》在这一阶段报道主题是吉林的环保和支援哈尔滨的情况。12月3日公布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后,报道进入第四个阶段,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2、从危机管理成本的分摊上解读媒介问责

人类社会的很多重大灾难和危机都是由于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的缺失所造成的,而危机管理缺失与失败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于人们不愿意承担公共危机管理成本尤其不愿意承担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的成本。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那么就必须对危机传播管理中涉及的组织、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责任与摆位厘清。

人类在突发性自然灾害面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预兆,如果我们建立良好的预警机制,就可能把灾难扼杀在萌芽期或降低可控限度内,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是最大的责任人。预警机制的缺失是印度洋“12·26”地震海啸灾难悲剧的主要原因,由于地震震中在海底,震波传递到海岸一般需20~120分钟,而那次海啸从劳门达腊到斯里兰卡用了30分钟,到泰国60分钟,到印度用了90分钟,到马尔代夫120分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跑到安全的地方只要几分钟。所以,如果印度洋海啸沿岸各国建立有效的海啸预警机制或与国际海啸预警系统发生密切的联系,就可以获得预警信息、可以挽救30余万人的生命。(5)很明显,要减少自然危机损害,让民众的认识跨越传统危机应对的思维惯性,要使危机管理的重心“前移”,让预防为主、准备在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就必须形成危机教育管理的理念。而这种危机教育的管理成本支出应由媒介特别是作为公共资源的国家传媒来承当。也就是媒介必须利用其时间和版面,投入人力资源普及危机教育,他们的教育传播是投入成本进行社会有效管理的行为表达。很遗憾,现实媒介似乎淡忘了自身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要责,不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到社会危机预警管理的建设中,而仅仅单纯地在事件爆发后以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对危机教育管理的缺位是媒介失责的一种表现。

媒介规避自身社会危机管理成本承担者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人为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通过巧妙的语言编排与角色置换,在有意、无意中主导舆论,使社会公众淡化当事者的责任力。以前不久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因食用毒奶粉,有的孩子还在医院检查,有的孩子还找不到医院检查,有的孩子根本还没有查出来。但所有媒体都有意将毒奶粉的后续报道或完全撤消,或轻描淡写,或干脆用铺天盖地的篇幅报道“神七”,以重新燃起接替奥运51块金牌之后的民族主义热潮。这种刻意屏蔽信息的传播导向也是媒介失职的一种表现。

3、从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平衡中解读媒介问责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媒介处在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中,西方学者秉承“天赋人权”的哲学逻辑,认为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由“天赋”,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是对立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媒介天生的责任就是监督政府。而在中国,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利益是同构的,认为政府的权利是民主赋予的,媒介监督民权,秉承的是社会学上称为“自然委托”的哲学理念。

政府可以利用媒介管理社会,从而降低自己管理社会的成本,所以,“工具论”是这种思想的显著表现。社会结构决定价值取向,中国是典型的政治主导性结构,媒介的身份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取消与漠视,而以角色论代替了身份识别,因而,在危机事件中,媒介无法界定自身的市场定位而导致另一场危机的爆发。2005年可以说是中国食品卫生的危机年,一系列的食品卫生问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中国食品卫生监控的质疑,不同类型的媒介从各个角度了报道了食品卫生的缘由、危机的解决过程以及公众的态度反映,基本上履行了作为信息传播者的角色。虽然媒介尽可能地揭示了危机事件的信息过程,但媒介的集中报道却引起了另一场关于国家形象的危机,中国食品卫生屡屡出现问题,引起了美国、英国、泰国等国的恐慌,它们决定限制对部分中国食品的进口,大量的中国食品因此而被迫撤柜。这说明媒介在解决一个危机问题时又制造了新的危机。因此,媒介的身份角色必须细化才能在危机传播管理中释放应有的价值能量。

三、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中的到位与缺位

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国家传媒的身份决定了这类媒介群体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从而化解危机。因此,我们将围绕国家传媒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危机化解责任与舆论引导责任解析其在突发性危机传播中的到位与缺位。

1、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到位表现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这种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合法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超凡权力(Charis m 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法定权力(Le gal Authority),由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我们从组织理论的视野考察国家传媒的定位,正好契合了社会公众对这三种权利的心理期待。国家传媒首先是政府授权的,所以它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其次,它与政府利益的同构性,代表了社会主流,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种权利是社会机制赋予的,是一种社会既定,因而,国家传媒的责任与力量成为社会守则必须尊重,是一种习俗。另外,由于国家传媒的权威性,被国家赋予的超越地位,是社会言论的主要表达地,所以,这种至尊地位,决定了公众对它的崇拜与追随。

突发事件性因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等特征,更需要国家传媒在危机处理中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扮演好自己肩负的责任,善用权力。200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以“任桂瞻”为笔名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了原创性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揭开了广西南丹矿透水事件真相的第一幕。广西南丹矿透水事件发生以后,矿主和当地有关部门企图隐瞒灾情、掩盖真相,但死难矿工家属坚持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说法。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怎么可能稳定?在透水事件发生以后,人民日报社记者亲临事故现场,排除阻力、克服艰险,深入调查采访,在此基础上对事故作了如实报道,从而产生了巨大反响,促成了危机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网友纷纷在强国论坛上贴帖子发表对此事的看法,表达对《人民日报》记者的敬意和对舆论监督的厚望,国家传媒在化解该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知,这是一起人为原因引起的危机事件,事件的责任主体是少数利益熏心的矿主,因而,作为国家的权利媒介与法定媒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传媒理所当然地站在事件的第一线,以其独有的影响力揭示事件真相,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家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责任到位是政治与媒介利益同构所向。

2、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缺位表现

面对不同的危机,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双方形成某种共识时,会表现出高度的合作和默契,当双方的立场和出发点存在差距甚至相互对立时,双方会相互掣肘甚至成为对手,因而,作为社会主流的国家传媒常有缺位表现。

2006年6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在安徽某地失事坠毁的军用运输机上的40名人员不幸全部遇难。安徽“军机失事”是一则典型的突发事件,不仅引起国人公众的极大关注,同时,境外媒介纷纷发布消息。遗憾的是综观整个事件的发生,媒介的语言特别是国家传媒的报道几乎是千篇一律。首先是报道的规模很小,能够找到的就是两三条消息,而且都是新华社的通稿,文字极其俭省,新闻要素不全;其次是报道的内容单薄,人们能够看到仅仅是军机失事、主席通电吊唁、召开追悼会三则消息,而看不到对事故现场的描述、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对事故责任的追究,以及各个方面的看法和评论。国家传媒在此次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集体失语,不仅是媒介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失职,也是它作为社会主流话语丧失舆论导向的表现,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一个阶段内,社会公众纷纷利用自有的渠道,发表对事情的态度、看法与猜测,言论四起。这种言论渠道的失语现象增加了风险社会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媒介的身份识别来分析,在“军机失事”事件中的缺位不难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整个事件关系国际事务与国家形象,其传播信息的选取必定在政府认可的尺度范围内进行,所以作为国家形象工具的媒介当然要选择国家利益作为参与危机传播的首选标准,而公众的利益需求必定要为此让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之手遮住了媒体之门。

媒介问责并不是问责媒介,而是希望通过对媒介身份识别厘清传媒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定位与作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传媒的角色作用,协调与平衡社会。当然,制约传媒责任的因素是很多的,本文没有一一阐释,只是希望就媒介身份识别的一个点入手,阐述应对传媒主体分层的必要性,特别以国家传媒为典型例子分析其在危机传播中的作为与不作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政治、媒介、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解释在中国现有的传播机制下,我们应对媒介的多重角色给予更多的包容。

注释

1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绪论》,新华出版社,1990,P.251

2邵培仁、邱戈:《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2007-2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96页

4陈力丹、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5黄康顺:《论公共危机管理的成本分摊》,《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新闻媒介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 篇2

法学教学中的教学方法

法学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包括讲授式教学方式与实践式的教学方式, 其中实践式教学方式又包括案例教学方式、诊所式教学方式及参加社会实践等, 这些教学方法相互并存、相得益彰、相互渗透, 形成了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讲授式教学。这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主要采用的教学方式, 讲授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 主要由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传授知识。 (1) 讲授式教学的方式可以采取提问式、讨论式、设置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其优点在于强调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与掌握, 系统地传授法律知识。因此, 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人文教育、素质培养和知识传授。

但讲授式教学方法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最终会使新一代的大学生怠于思索和探求, 从而丧失学习和追求真理的热情和积极性;而且使学生不能尽快地形成法律思维模式, 而法律思维对法律职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活跃和严密的思维能力有利于对法律概念的理解, 对法律命题的把握, 运用法律进行推理以及对法律意见的论证。这样, 就会造成过分“强调知识灌输和纯法学理论的探讨, 对学生驾驭法律知识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导致部分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其工作岗位的要求”。 (2) 因此, 还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方式。

实践性教学方式。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 这种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 又有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应用型人才 (3) 。法学本科生毕业后绝大多数将从事实务工作, 只有少部分人继续深造, 将来从事法学教育或法学研究工作。因此, 法学本科教育应注重能力的培养。

“作为一种学科门类的法学, 其内容既涉及理论层面, 诸如法的本源、法的基础、法的原则等问题, 也涉及技术问题, 即如何选择法律、适用法律, 或者说在统一的法律标准之下, 怎样具体操作产生的执法效果更好?法学既是理论的学科, 更是实践的学科。” (4) “法学是世俗的学问, 甚至很多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 (5) 因此, 法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应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 以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实务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基本任务。对于将来以法律为职业的学生来说, 不但要掌握精密的法律技术, 更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敏捷的思维。因此, 利用多种方式开展实践性教学, 如案例法教学、诊所式教学及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等。

电视和网络新闻媒介的特点

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 新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和图书等, 本文着重介绍电视与网络这两种媒介, 并在此基础上谈论它们在法学教学中的作用。

电视。电视以图像、声音、文字等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让人们可以同时接受声像和文字传播, 且对收受者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极大地扩展了收受人群的范围;电视的图像语言具有直接的信息刺激作用和力量, 以生动直观的形象, 绕过人们大脑的理性思考, 直接指向人们的内心, 引发心灵的震撼, 产生及时效应, 不仅使得观众的现场感觉增强, 而且大大强化了新闻的可信性。

电视媒介也存在不足之处:电视无法用自己特有的画面对重大新闻或重大新闻的部分细节进行记录, 且具有按时按点进行播出的特点, 客观上限制了人们的随意收视和信息接收。

网络。网络大容量、高速度、超文本、互动性和多媒体形态的特点, 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快捷、便利、多样化和个性化;它以自己的技术优势, 不仅给社会公众提供了自发自收的自由, 而且提供了抵抗多种可能的收发限制, 能够在一些事件、问题、人物、现象上, 形成自身的独特舆论环境;网络信息传播使信息源、传播者、收受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传统的新闻媒介中人们收受到的新闻都是经过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加工处理的, 很难与最初的信息源直面, 但网络却使得一些新闻不再经过职业化的新闻“守门人”的把关或过滤, 而直接与公众见面;网络媒介可以借用自身的技术手段, 以影像的形式将一些新闻事件复原再现。

网络媒介也有自身的不足:信息的真实性受到挑战且要求受众需具备一定的物质能力和知识技术能力;因其信息的海量特点, 垃圾信息、冗杂信息及有害信息的大量存在, 严重干扰着人们对积极有益的信息进行有效的获取和理解。

新闻媒介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

新闻媒介传播的新闻泛指所传播的一切事实和意见及其评论, 包括消息、通讯、特写、速写、深度报道、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社论、评论、照片、画图、图表、录音、录像、读者听众观众来信来电和谈话等。其中关于法律方面的新闻因承载着文化传递的任务而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执行, 影响着受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理念, 因此是法学教师进行法学教学的丰富素材。

新闻媒介在法学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法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化的社会现象, 即以法律的理念、思维、标准去分析和评判一定的社会现象。这就决定了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呈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交叉重叠的状况。因此, 法学教学不能只是单纯的法律教育, 它必须是与多学科相交融, 是多学科知识的聚合。这就要求法学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 还应该了解, 甚至是精通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 (例如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生物科技领域等) ;不仅能够在法学领域娴熟地运用和执行法律, 还应该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有所作为;不仅应关注当前国内司法实务中的常见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还应当放眼未来, 在研究国外相关法学问题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 将西方法学理论的优秀成果与我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法学教学才有现实的生命力。

而要做到上述各方面, 法学教师必须借助新闻媒介, 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 才能厚积薄发, 将该学科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及新见解、新动向不断地充实到教学中, 使学生不仅能够承袭前辈的经验, 还能够创造性地发现知识和创新经验。因此, 新闻媒介在法学教学中具有广泛应用的必要性。

正确应用新闻媒介进行法学教学。因为法律专业人士应该具有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思想;应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应该具有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或者说, 法律专业人士应当是法律的卫士, 不唯权、不唯上、不谋私利、公正廉明、刚正不阿。这也是法学教学的目的之一, 要实现这一目的, 法学教师必须正确选择教学素材, 将积极正面的法学价值理念传递给学生。

新闻媒介在讲授式教学中的运用

法学教师在教学中, 可以通过购买或借助网络媒介选取优秀电视法治栏目中的案例, 或者从网络中直接选取有价值的实例, 将该案例或实例通过多媒体系统播放给学生, 从中选取恰当的情景, 自拟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式的教学;或者让学生选取情景, 进行讨论式的教学;或者根据所选取的案例, 假设情景对学生进行情景式教学。这样, 不仅可以实现将法律知识对学生进行系统化、抽象化、理论化、概念化、形式结构化的传输, 还能使学生有真切体会, 扎实而系统地掌握法学理论。

新闻媒介在实践式教学中的运用

虽然法学教师在取得司法资格后可以以兼职律师的身份参与司法实务, 积累相关经验,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律师实务专业化水平不高, 通常教师所从事的实务有所限制, 不一定能恰当说明法学理论知识。新闻媒介中的信息就弥补了此项不足, 法学教师可以通过比对选择,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从新闻媒介中选取具有针对性的案例新闻, 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效果更为明显。例如, 播放央视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及《法律讲堂》等栏目中的案例。因为新闻媒介所编制的案例, 不仅显示案件的调查取证及法庭审理的过程, 而且还有专家针对该案例进行的讲解。所以既能够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又能够锻炼学生进行法律辩论的能力;不仅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还可以使法学教学走向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极具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①陈林娟:《当前中国法律教育谈微》,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 (1) 。

②初北平、陈奉翔:《模拟法庭教学的优势及其操作程式研究》, 《交通高教研究》, 2003 (1) 。

④姜春兰:《模拟法庭课——实践性法律教学的新尝试》, 《政法论丛》, 2004 (1) 。

新闻中的媒介问责 篇3

中国的民歌历史悠久,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 其内容已相当丰富, 表现力相当强烈, 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 由此可知, 我国民族在《诗经》之前, 民歌就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无论在有文字或无文字的民族中, 民歌作为一种即兴的口头艺术, 它直接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反映出人民的生活。在各族人民传统的习俗活动中都离不开民歌。婚嫁活动有婚嫁歌, 如四川的“坐歌堂”、湖南的“伴嫁歌”、广西的“婚礼歌”等;亲人逝世有“丧歌”、“孝歌”。各民族节庆时, 更形成歌舞的高潮, 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侗族的“坐妹”、回族的“花儿会”、彝族的“火把节”、蒙族的“敖包会”等都是各族人民的歌唱节日。各族人民在艰难的生活中, 以歌声抒发感情, 减轻心中的忧愁;也用歌声唱出了对爱情、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正如四川巫山县一首山歌所唱:“想唱歌来想唱歌, 人人说我是穷快乐。早上唱歌当不到饭, 夜晚唱歌当不到油, 唱个山歌解忧愁。”民歌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劳动、风土人情、爱情婚姻、日常生活;它是人们交流情感、传播知识、娱乐消遣的工具, 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民风民俗的宝贵资料。

以广西黑衣壮民歌为例, 广西那坡县是黑衣壮人数最多、民族特殊性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县。生活在大山里的黑衣壮, 人人从小就会唱山歌。那坡黑衣壮民歌约有160多套, 按照不同的声调, 可分为“虽敏”、“论”、“哎的呀”、“春牛调”、“请仙歌”和“盘锐”六大种类。其中《虽待客》、《论造》、《酒歌》、《盘歌》、《祭祖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曲目。黑衣壮民歌内容十分丰富, 既有神话传说、人物传记、环境变迁、历史事件等叙事歌;也有倾吐苦难、控诉压迫的苦情歌;有反映自然、生活经历的农事歌;有向往美景的赞颂歌;有接人待物的礼仪歌;有表现传统习惯的风俗歌;有吊唁奔丧的祭祀歌;有庆祝婚嫁满月、新居落成、老人生日的祝酒歌。而最为丰富的是情歌, 包含抒情、初恋、连情、逗情、赌情、定情、盟誓、赞美、相思、忠贞、离情、叮咛、痛惜、怀旧、重逢、苦情、叹情、斗情、白头偕老等20多种内容。黑衣壮人有赶歌圩的习俗, 在歌圩上, 各村屯的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地寻找各自的对歌对象, 以歌代言, 歌唱自然与爱情, 往往通过对歌认识、相恋进而结为百年之好, 在这种特殊的习俗中, 歌唱与婚事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 生长于歌海中的黑衣壮人从小就有意识地学唱歌, 一般在十二岁时, 开始由其父母教唱所有固定曲目, 而大多数则是更早地在随时随处可听见的歌声熏陶中学会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在黑衣壮里, 歌圩日也被开玩笑地称为“风流歌圩日”。除此之外, 人们过年过节、婚嫁办喜事、定亲、新屋落成、办丧事 (享阳90岁以上者) 、“三朝酒”和请“姜酒” (即满月酒, 又称“送背带”) 、串村和赶街在路上相遇、姑娘回外婆家探亲, 等等, 都有男女对歌。在黑衣壮的历史发展中, 可谓壮歌民歌无处不在。在传统社会中, 黑衣壮山歌文化的传承也有其模式和规律:老一辈人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风俗活动或者是讲故事和唱山歌等口耳相传的模式把本民族的历史、英雄传说、生存方式、生活经验、情感体验、伦理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子孙们在年复一年的仪式活动中, 在绵绵不断的歌声中, 不知不觉地、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当子孙们又成为祖辈们时, 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传承给下一代。于是,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一不断循环的传承模式由于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 保证了所传承文化在内容上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发展以及与外界接触的不断增多, 我国的民歌,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 外出打工的浪潮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黑衣壮这一生活在广西大石山区中众多族群中的一支, 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到这一地区时, 他们也同全国贫困地区的人们一样, 纷纷走出大山, 到外地打工、做生意, 以此来改善其贫困的生活状态。这些外出的年轻人, 很快融入了异乡的生活, 接受了现代大众文化, 他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喜听流行音乐、爱跳现代舞蹈, 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 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语言思维方式、伦理价值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当他们再回到家乡时, 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外面丰富多彩的信息, 也带回了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再囿于向老一辈学唱山歌, 甚至以歌会友的传统也日渐消失。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传统文化, 以适应比他们生活得更好的群体的文化。虽然外出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却多为年青一代, 他们生存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黑衣壮山歌文化的传承。传统的黑衣壮山歌现在只能在游客光临和特殊的日子、特定的场合, 如过年、过节、婚嫁喜事等才会被传唱。

从黑衣壮民歌传承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看到的也是其他各族民歌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发展以及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各族民歌的传承受到了严重冲击。

民歌与新闻媒介的联姻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偏僻的大石山区, 与外界的交通不便, 经济环境恶劣, 长期以来被外人所歧视。在长期的发展中, 除了节日、婚庆, 歌师、一些山歌爱好者, 以及一些民俗学家和民歌艺术研究者曾关注过这个群体外,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少数民族民歌很少为外部世界知晓。社会发展到今天, 很显然, 单靠民间的口口相传, 靠为数不多的歌师的努力, 已承担不起民歌传承的重任。要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 必须依靠政府和媒体的介入。

以黑衣壮为例, 长期以来, 黑衣壮民歌的传唱都局限于那坡县境内, 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年青一代与外界接触的增加, 他们已不再喜欢自己的民歌, 由于经济的贫困, 更让他们在外界文化面前感到自卑。直到21世纪初, 经媒体宣传后, 引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学者和新闻媒体进入大山深处的黑衣壮村落。曾一度被人们视为最丑的黑衣服, 成为最受摄影家们青睐的风景;单调的山歌两次登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 登上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间;曾被视为落后、迷信的传统文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曾经被视为贫困标志的木质干栏房、粗糙的石墙、落后的土布等都成为游客们花钱来这儿的目的。这一切都极大地激活了黑衣壮族群的记忆, 黑衣壮民众开始重新唤起自己的族群意识。他们重新穿上早已被抛弃的黑衣服, 重新摆弄已布满灰尘的织布机, 重新在宝贵的石头缝间种植蓝靛, 中青年妇女们重新学习自织、自染和自做黑衣服, 一些简化了的仪式又重新恢复。黑衣壮的民歌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得到重新的认识和传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传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而从媒体介入黑衣壮的途径来看, 大致如下:

摄影图片展宣传的连锁效应。21世纪初, 时任那坡县委书记的农敏坚希望借助黑衣壮传统的民族文化推动那坡经济发展时, 黑衣壮才被揭开神秘的面纱。2001年5月, 农敏坚通过广西民俗摄影协会, 邀请了来自全国的180多位摄影家到黑衣壮村落采风。同年9月, 一个叫“神秘的那坡”的民俗风情摄影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的朝阳广场举行, 正是图片中黑衣壮那奇特美丽的生活图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引来区内外传媒纷纷报道, 各省乃至中央级的摄影协会、博物馆都开始关注黑衣壮, 从此, 黑衣壮开始以艰难的步伐进入世人的视野。

大众传媒的重大贡献。在2001年的广西民俗风情摄影展上, 当时被当做摄影展附属摆设的“黑衣壮”歌舞表演, 以其古朴、淳厚、凝重、深浓的独特韵味征服了南宁人的视觉和心灵, 并成为一道比摄影展更为亮丽的壮族特色风景。2001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的大舞台上, 黑衣壮无伴奏合唱《山歌年年唱春光》, 那天籁般的歌声折服了现场数万中外观众。随后, 黑衣壮原生态歌舞被邀请参加2002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演出, 紧接着是著名电视人孟欣带领其团队赴那坡实地考察黑衣壮山寨。而黑衣壮民间艺术团也赴北京参加中央级组织的演出并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这一系列经由新闻媒体报道并传播开来的黑衣壮歌舞一跃成为那坡县的活招牌, 也因此吸引了世界多家研究机构、人类学家、民族研究专家、摄影爱好者、作家、记者、游客等, 随后《黑衣壮人类学考察》、《中国黑衣壮》、《黑色魅力》等一批文化成果引发了“报纸有字、电台有声、电视有影”的轰动效应。该县尼的呀合唱团从中央电视台唱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由此, 黑衣壮的“尼的呀”光荣登上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坡的黑衣壮及其民歌从此走向世界。

2009年5月14日至18日在张家界举行的“2009中国国际乡村音乐周”, 以广西艺术学院民族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为班底的广西代表队, 又带上了那坡黑衣壮民歌《天上星星伴月亮》《话眉飞进油茶林》《连情歌》, 与世界一流的国际乡村音乐团队在张家界同台竞技, 展示和交流世界各民族的乡土音乐, 继承和弘扬乡村音乐艺术, 促进了世界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 更为黑衣壮民歌的传承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虽然在政府和媒体的推动下, 黑衣壮的山歌文化迎来了新的机遇, 但作为黑衣壮山歌生存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 在黑衣壮民族聚居区, 人们在游客和学者、官员到来时, 会穿上传统的服装, 唱起黑衣壮民歌, 但却无法改变年青一代对外界文化向往的现实。以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用不了几十年, 黑衣壮山歌也许就会消失。这并非骇人听闻之说。

民歌传播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黑衣壮民歌传播的途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我国民歌的传播和传承中, 媒介的作用是巨大的, 各种媒介发挥了各自的长处, 对我国民歌的发扬光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 在经济浪潮席卷下的民族地区, 各民族文化在各种媒介的传播下, 也引来了各方人士的关注, 使得民族文化得以走出大石山区的同时, 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

1.人们在改编、演唱民歌过程中往往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 使得民歌失去了其传统民歌的原有特色。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损失。笔者认为, 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 应该尽可能地运用原汁原味的手法, 让民歌在保持民族原有风味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使其民族风情得以完美地体现出来、传播出去, 并传承后代。

2.民歌以其特有的魅力走出大山的同时, 也吸引了大量游客进入民歌的故乡, 民族地区的特色旅游因此也火了起来。长期的艰苦生活, 穷怕了的少数民族兄弟, 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 由于商业意识的不断强化,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而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经济面前做出让步。在此, 笔者认为:在多元文化发展的现代社会, 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一样, 都应该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和传播者的足够重视, 要以对社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以保护民族文化的态度, 协调好民族文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使民族、民间艺术得到传承和延续, 不应该只求短期利益而破坏了传统文化资源。

3.商业资本的介入, 特别是一些不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商业化炒作, 他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惜歪曲、甚至扭曲少数民族文化, 这更成为让人担忧的问题。因此, 任何以企业形式对民族文化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同时, 都应该以保护民族本色为前提, 不能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损害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这样才能保存好民族文化品牌的高含金量,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让民族文化得以延续。

新闻媒介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新闻媒介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和引导者, 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而媒介在传播某一文化的同时, 势必构成相应的传播价值理念, 其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势必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中, 媒介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以科学的价值观念, 重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品位, 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 创造良好健康的民族文化氛围, 从而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 引导民族文化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这对于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 任何一个民族, 其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一个国家, 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 保持好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使其得到发展, 唯有这样, 才能保住自己民族的根。

民歌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以其独有的方式传递着人类的文明, 在现代经济浪潮中正遭遇着巨大的冲击, 如何在这种巨大的冲击力之下保存、保护好我们民族文化固有的特质, 使它得以向世人弘扬的同时不至于被现代文明所疏离, 应该成为我国新闻媒介、特别是主流媒介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事实上, 民歌能够大方地走进当代人们的生活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 这其中跟各种媒体对民歌给予较多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各种媒体的共同努力, 唤起了社会对民歌的重视和保护意识。在各种媒介当中, 电视作为当今社会最为强势的声画结合大众传播媒介, 其巨大的影响力, 在传播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媒介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何利用好电视这个强大的媒介, 扩大民歌艺术的影响力, 更好地传播和传承传统民间文化, 是当前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方面, 中央电视台堪称典范, 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制作了一批原生态民歌, 2004年在西部频道推出了西部民歌大赛;2006年举办的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更是将原生态唱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唱法, 在中央电视台这一中国主流媒体上公开亮相, 将原生态民歌推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2006年10月推出《2006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大型电视文艺节目, 节目以原生态民歌为主, 从多元音乐文化的角度充分向全国、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传统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歌舞文化。

在全国各省电视台中, 广西电视台以一个大媒体极端负责的态度, 以尊重民族传统、尊重民族价值观念, 同样担当起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义务。他们配合中国民歌艺术节, 适时地推出了《唱山歌》栏目, 不为世俗的收视率所动, 为民族文化的传承甘于寂寞, 他们对我国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 搜集众多民间山歌资料, 邀请民间民族音乐人登台演唱, 录制了大量民族民间音乐电视晚会, 并且制作了特别精彩的节目, 让我们在了解祖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 也为我们民族民间音乐打开了一个宣传推广的窗口。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对于自己本民族民歌传承的价值,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

参考文献

[1].王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7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陈静、刘萍:《拯救:全球化趋势下的黑衣壮文化保护与开发》, 《广西日报》, 2004年7月22日。

[3].蒋林:《广西民间艺术品牌引出无限商机》, 《广西日报》, 2007年7月4日。

[4].范秀娟:《民歌传统的承继与断裂:以一个黑衣壮婚礼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7 (1) 。

[5].苗晶:《中国民歌的发展轨迹》, 中国网, 2003年11月1日。

[6].石姮：《浅谈电视媒体话语的传播力量及其传播导向》, 《大众文艺》, 2009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