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华报道（精选7篇）
涉华报道 篇1
一、引言
2010年5月,杂志《经济学人》在报道中直接用“guanggun”(光棍)一词形容未婚男性;2013年8月,《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专门创造了“dama”(大妈)这一用汉语拼音得来的单词。2013年10月,BBC为“tuhao” (土豪)一词做了一档名为“Tuhao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bling”的专题节目。2014年5月,“2013年中国微博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的“不作(死)就不会死”的中式英语翻译“no zuo no die”被收入美国线上俚语词典。不仅线上情况如此,一向以标准和严格著称的《牛津英语词典》也囊括了1000多条发源于汉语的英语词汇, 词汇面涉及政治、经济、宗教、饮食等。一些由汉语发源的英语词组,例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和“taikongren”(太空人)等已经广泛被西方国家认可和使用(谢之君,1995)。
大量实例表明,中国英语的力量不容小觑,它正潜移默化地给标准英语带来变革。英美主流媒体一向以标准英语著称,但近几年也大量出现非标准的“中国英语”。
二、英美主流媒体上“中国英语”的形态分析
笔者聚焦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及《经济学人》三大主流媒体的官方网站,选择部分2008-2014年涉华报道作为语料,摘出这些涉华报道中具有明显特色的“中国英语”进行整理、归类和研究,并记录它们所在句子和文章出处。
经语料研究发现,英美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多数以词汇、短语的形式出现,句子和语段鲜见。而以词汇或短语形式出现的“中国英语”主要可分为以下七种类型:
(一)音译词
所谓音译词,指的是按照汉语原有读音构成的“中国英语”,这类词汇或短语大多是已经被英语吸收的汉语借词。音译词是英美主流媒体上“中国英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viewed as regularly kowtowing to Beijing.
(《时代》周刊,2012-01-24)
类似的例 子还有“mah-jongg”( 麻将) 和“feng shui”(风水)等。这类词语大多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 且多已经被权威英语词典收录。
(二)音译 + 类词
这一类型的“中国英语”由两部分构成,除了音译词外还要添加显示分类的词汇,用以解释和阐明词汇的性质。例如:
Oct.10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rt of China’s 1911 Xinhai Revolution.
(《时代》周刊,2011-10-10)
类似的“中国英语”还有“Mao Zedo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以及“the laojiao campus”(劳教所)。
(三)音译 + 释义
这一类型的“中国英语”与“音译 + 类词”这一分类类似,音译词后面还要加上解释前词意义或阐述其背景的词汇或说明。这类词汇或短语较为新鲜,紧跟潮流, 大部分还未进入英语词汇系统。例如:
The surplus of bachelors—called in China guanggun, or"bare branches".
(《经济学人》,2010-05-04)
此类词汇或短语还有“hukou, or residency permit”(户口),“urban-management officers known as chengguan”(城管)和“weiwen, or the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维稳)。这类词汇或短语彰显了作者刻意突出该词中国文化背景的意图,用音译的方式吸引外国受众注意,满足外国受众对于东方文化的好奇心。
(四)音译 + 汉字 + 释义
此类的“中国英语”虽然也出现在英美主流媒体上, 但较为少见,即在音译词后面写出汉字并加上解释或说明,补充阐释词汇含义。例如:
Officials are not allowed to ink public calligraphy(called tizi or题字 ) without prior approval.
(《时代》周刊,2012-12-26)
类似例子中的“中国英语”既包含了音译词和补充释义,又包含了相应的中国汉字。作者在媒体上使用此类“中国英语”,主要有两个意图:1. 汉语中有数量不少的同音字,用汉字加以注释以便更好区分;2. 使报道更具异国情调,吸引受众注意。类似的“中国英语”还有“chaotic (乱or luan)”。
(五)译借词
所谓译借词,其实是在此借用翻译理论中的概念, 指的是“直译”过来的“中国英语”。例如:
Chongqing vice mayor and former police chief Wang Lijun, 52, is undergoing "vacation-style treatment"due to his heavy workload and stress.
(《时代》周刊,2012-02-08)
上例中的“休假式治疗”采用了翻译中直译的方法, 直接按照中文词汇的字面意思翻译成英语,既巧妙生动、形象具体,又引人遐想。此外,许多汉语成语、比喻和俗语等原本就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直译不仅能为外国受众理解,又能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个性与风格, 例如“fishing a needle out of the sea”(大海捞针)等。
(六)译借 + 释义
此类“中国英语”是“译借词”的延伸和发展,即直译之后加上解释性文字,既能再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也能使外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词汇含义及其背景。例如:
Local officials and business people are profiting handsomely from a boom in "red tourism", in which Chinese, many of them young professors, journey to famous revolutionary sites to rekindle their long-lost sense of class struggle and proletarian principles.
(《纽约时报》,2010-12-31)
例子中如果仅用“red tourism”来阐释“红色旅游”的话,大部分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读者都会感到困扰,无从知晓它的具体含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例子如“‘gutter oil’—cooking oil scooped out of drains and reused”(地沟油) 和“special services, or prostitution”(特殊服务)。
(七)意译词
所谓意译词,指的是放弃“直译”的方法,按照汉语词汇本来的意义将其“意译”成易被外国受众接受的词汇。这类词汇虽然在形式上看似与“中国”无关,但在内涵上依然保留中国特色。例如:
For a local government, an airport is not merely a vanity project but also an economic engine.
(《时代》周刊,2012-11-02)
例子中的“vanity project”指的是汉语中的“形象工程”,作者用意译的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说明。类似的意译类“中国英语”还有“Chinese tongue twister”(绕口令)和“off-book operations”(暗箱操作)。
三、“中国英语”风靡英美主流媒体的原因
(一)短小、经济
由于受版面、篇幅及时效性的限制,新闻稿件要求短小精悍,切忌长篇大论(刘其中,2009:11)。而类似“dama”之类的“中国英语”字数少、音节短,能为报刊节省不少空间。
(二)精准、客观
客观和真实是所有新闻的第一要素,新闻报道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而偏于直译和译借的“中国英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汉语原文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三)生动有趣,异域风情
新鲜、有趣 是新闻的 不二法门( 刘洪潮, 2005:72)。英美主流媒体的受众以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读者为主,他们对东方文化充满猎奇心理,希望从涉华报道中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是他们探索中国文化的门窗。多以直译或译借见长并加之解释说明的“中国英语”一方面满足了外国 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不影响其对词汇本身意义的理解。
(四)国力增强,文化融合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接受与认可与语言所属国经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陈原,1983:65)。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能够为英美主流媒体接受和认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及国力的增强不无关系。据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有3000多万人正在学习汉语,超过100个国家和2500所高校专门设置了汉语学习课程。全球汉语热的发展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大大刺激了母语为英语的受众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好奇,因此, “中国英语”的风靡也顺应了这一趋势。
四、结语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已经摆脱了只“在中国本土上使用”(汪榕培,1991:3) 的限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平台上也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带有强烈英语文化思维烙印”(朱天文, 2003:35)又“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表达形式”(文秋芳、俞希,2003:8)不仅出现在中国国内英文媒体上,更风靡了《纽约时报》等英美主流媒体。
英美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中国英语”体现了英美主流媒体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充分满足了外国受众对于中国东方文化的好奇心,但又未给西方读者的理解带来困难。因此,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也可借鉴异化的传播策略, 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表现“中国英语”,彰显东西文化的差异,在国际交流中构建中国独特的文化身份。
摘要：本文以近几年《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众多英美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为语料,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英语”为样本,分析英美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的特征,在社会语言学及新闻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着重探究“中国英语”风靡英美主流媒体的原因,探讨英美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对我国外宣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英语”,英美主流媒体,社会语言学
涉华报道 篇2
【关键词】超文本视角 涉华报道翻译 《经济学人》
一、超文本因素与涉华报道翻译
传统意义上来说，一个作品的超文本因素通常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笔名、序文、献辞、题词、注解、后记、附录、封面、插图等等。而如今，超文本范畴已从书内外的装饰性手段及传统管理扩大到文本产生的文化环境、经济体制及审查制度等等大环境因素。张美芳1认为研究某一个超文本成分要包括其所处的情景如（here）、出现和消失的时间（when）、存在的形式（how）、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from whom and to whom）译者写作习惯影响。
长期以来，以英语为媒介的外媒报道具有话语上的领导地位，能够极大左右世界舆论，影响世界人民思想。在其看似客观公正的言辞下，往往还有着“一言堂”的趋势。因此，在进行外媒涉华报道翻译的同时，译者应首先从自身出发，根据自身经验和知识建构，对译文进行处理后，再进行翻译，实现自我的主动创造。这一方面就要求译者应充分考虑翻译中的超文本因素，在保留客观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译者发挥主体性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使翻译既达到传播的效果，又与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二、從超文本因素角度出发处理译文
1.从中西方新闻报道习惯不同看标题翻译。标题经常被新闻业内比作“新闻报道的眼睛”，首先来看标题：
Chinas policy easing
Mr.Lis toolbox
在刘宓庆所著的《文体与翻译》2中提到了标题翻译的注意事项：“……即使是明白、易懂的新闻标题，我们在汉译时也常需加上逻辑主语，或电讯中有关的人的国籍、事情发生地点等等，总之必须增补介绍性、注释性词语以利中国读者理解，避免读者产生误解。”所以译为《中国宽松政策——李先生的“工具箱”》就不如《中国货币宽松政策——李总理的“工具箱”》那样清晰明了。译为“中国货币宽松政策”能够浓缩进了新闻内容，将新闻报道的内容更加清晰明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考虑到超文本因素中中英报刊报刊排版不同的因素。英语字长，占据空间自然也就大，而太长的标题不利于排版，所以用字往往惜字如金，能省则省。而汉语不同，字和字之间没有空格，占据空间较英语较少，所以标题可以写得更长一些，涵盖更多的原文内容，有助于读者理解。从这一点考虑，也可将标题中缺省的内容增译出来。
2.增加删减的内容。
（1）从意识形态差异删减原文。《经济学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所发行的一本外国杂志，其态度、观点不可避免的将会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在某些领域，将会与普遍中国读者的意识形态观相矛盾甚至相悖，如果译者不加注意，原文内容很可能会无意伤及到中国读者的爱国情感，引发矛盾。
原文：The government thus appears to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of slowing growth than of a stock bubble，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原文夹带着些许批评中国政府只在乎经济发展，而不在乎国内股票市场是否会有泡沫的问题的含义，如果直接译为“至少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危机，而不是股市泡沫。”且不说能不能通过政府审查的问题，在当前有关政府的消极报道不断的情况下，政府在中国读者心中又受了些影响，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坚定自己的立场，将这部分删去不译。
（2）根据实际情况删减原文。原文：The RRR cut can also be seen as a small part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push， which is discussed in our most recent issue.
原文划线部分是谈及上一期的内容，但是往往翻译外媒杂志时并不是一整个刊物的内容，而是选择文章进行翻译。受众也往往没有看过上一期杂志的内容。所以，“which is discussed in our most recent issue”可以省略不译，得出如下的译文2：
译文2：降准也可以视作是中国金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小小一着。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学人》这一外媒媒介的《Chinas policy easing——Mr.Lis toolbox》一文的汉译，尝试把非文本的理念引进到翻译之中。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读者虽然几乎看不到翻译的痕迹，但是超文本因无疑在其中起到影响，对涉华新闻报道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张美芳.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1（2）.
[2]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涉华报道 篇3
在当今社会中, 以英语为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美国文化在全球具有主导地位, 因而美国主流媒体占据着英语话语强势地位, 虽然他们标榜自己客观、公正, 但是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为其所代表的国家和阶级利益服务的, 所以也无法摆脱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因此, 他们意图控制世界舆论, 影响甚至操纵人们的思想意识。许多涉华报道看似客观公正, 实则含而不露地丑化中国形象、损害中国利益, 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英语新闻的时候, 用批判性的思维明辨是非。
批评语言学主要建立在系统功能语法之上, 借助批评性话语分析, 通过分析语篇表面的语言形式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多功能性, 从语义出发考察语篇中各种语言成分的表义功能, 为从宏观上考察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方法。批评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 (Fairclough) 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 是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念体系的构成要素 (1) , 他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糅合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 又进一步发展了话语分析的模式, 提出了三维度分析法, 即对语篇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上展开话语分析, 为批评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往的批评性研究多集中于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政治语篇, 而对貌似客观公正的自然灾害报道鲜有研究。本文依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和费尔克劳夫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三维度方法, 从文本内容描述、话语实践过程分析和社会文化语境三个方面, 对2010年8月8日中国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灾害后两周内美国三家主流媒体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的11篇新闻语篇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揭示出美国主流媒体的貌似客观公正实则扭曲中国形象的事实, 从而证明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新闻语篇中。
文本内容描述
2010年8月8日, 中国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自然灾害, 美国主流媒体对此展开了跟踪报道, 本研究获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对此次泥石流的有效报道11篇。这些文章集中报道了中国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引发的死亡人数和灾情这一客观情况, 然而, 对于中国政府积极救援、中国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的情况, 几乎只字未提。他们给世界展现出的是一个洪灾泛滥、村庄被毁、灾民绝望、经济损失严重的舟曲。
话语实践过程分析
福勒 (Fowler) 指出对话篇分析时, 要特别注意考察及物性、情态、转换、分类和连贯性等蕴涵的意识形态意义。 (2) 但是, 就具体的语篇而言, 它们不一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重点考察分类、及物性和情态。
分类。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 是指人们使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的秩序。语篇的分类系统通常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 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但是, 语言绝非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 人们运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和所下的定义不一定能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因为受到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 人们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则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
美国媒体的这11篇新闻很少提及中国的救援情况, 将参加救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消防战士、武警官兵和志愿者”几乎都用“rescuers” (救援人员) 来替代。例如:
例1:Rescuers continued to pull bodies from the site of a massive mudslide in northwest China.
译文:救援人员不断地从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泥石流灾区挖出尸体。
Rescuers (救援人员) 共使用9次,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 还用了4次workers (工人们) 、2次Engineers (工程师们) 、2次soldiers (士兵们) 。这样的用词故意淡化救援者的官方身份, 模糊读者意识、误导读者认为救援者是居民的自救互助, 从而弱化了政府在救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抹杀了中国政府对救灾的努力, 达到诋毁中国政府形象的目的。
及物性。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及物性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 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过程”。它包括6个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 (3) 据统计, 这11篇报道中物质过程用得最多, 其次是言语过程和关系过程。物质过程表示某件事的过程, 它使用得最多, 说明新闻主要是以客观事物的描述为主, 关注客观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些报道中, 物质过程主要用来描述灾情, 如:
例2:landslide buried and flooded hundreds of homes over the weekend in a remote mountainous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译文:一场泥石流冲毁掩埋了甘肃省一个偏远山区成百上千个家庭的 (房屋) 。
通过物质过程的使用, 报道描绘出了一个泥石流灾情严重, 死伤无数, 村庄城镇被毁, 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 损失严重, 满目疮痍的中国舟曲。
此外, 报道还使用了大量的言语过程, 借他人之口来描述灾情, 使报道显得真实、可信, 如:
例3:Xinhua said the mudflow, up to six feet thick, inundated buildings and major roads in an area about 3 miles long and 500 yards wide.
译文:新华社说厚达6英尺的泥石流淹没了约长3英里宽500码的地区的建筑和主干道。
其次就是使用关系过程, 语料中的关系过程多用来描述此次泥石流的属性:如:
例4:It’s too thick to walk or drive through.
译文:它太厚了, 步行或开车都无法穿过。
表示有某物存在的存在过程, 在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也较低, 当然也有几句如:
例5:there were 20, 227 people who were affected by the landslide.
译文:有20227人受到了泥石流的影响。
一般而言, 人物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并非新闻报道的重点。因此, 心理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在此语料中出现频率极低。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美国媒体通过大量的看似客观公正实则有选择性的物质过程和言语过程的使用, 描述了一场由泥石流引发的灾情严重、尸横遍野、救援希望渺茫、物资短缺、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的惨状, 塑造出了一个受灾严重、救援无力、岌岌可危的负面中国形象。这里, 及物系统就成为丑化中国形象最有效的语言工具。
情态。在英语中除了情态动词之外, 人称代词, 实意动词, 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都可表达情态意义。大众传播媒体的宗旨之一是追求真实性。由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一般出自当事人、知情者或权威人士之口, 对受话人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此, 它们的使用能有效增强语篇的权威性。辛斌指出:“考察直接引语, 应特别注意考察其来源, 不同人的话语可能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 引用者常常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 (4) 本文从新闻语篇的意识形态功能入手, 重点考察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考察11篇语料发现来自新华社的引语最多, 因为这是西方媒体能通过最快捷的方式获得的报道来源, 同时也表明了引语的可靠性、权威性;然后是来自中国官方或者中央政府的。在这三方面的引语中, 他们的内容几乎是相似的。如:
例6:the number of dead and missing was raised after new floodwaters surged through the region, Xinhua reported.
译文:新发洪水冲毁这一区域后, 死亡和失踪人数增加了, 新华社报道。
美国媒体选择性引用了新华社对于人员死亡、失踪和伤残人数, 泥石流堵塞河道、掩埋房屋、冲毁道路等灾情的报道。然而, 对新华社的“救援人员已经赶赴舟曲, 展开紧张救援”、“大量救援物资运往舟曲”、“消防人员已经从舟曲救出28人”、某市“向舟曲捐款200万元”这样的报道却没有引用, 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高度选择性。系统功能语法认为“选择就是意义”, 选择用什么人的什么引语来报道事件必然有他自己的意图。即, 引语的选择是建立在新闻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报道者在选择时就渗入了主观态度, 特意选择某人的某些话, 从而影响了新闻语篇的客观性。美国媒体表面上看是借助于直接和间接引语来显示报道的客观公正, 事实上他们却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对话语进行选择, 将那些契合自己观点的原话进行引用或再加工叙述, 将本来属于一部分人的观点通过新闻传播变成大部分人的观点, 从而影响和控制读者的认识。
社会文化语境分析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涉华报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浪漫化阶段、80年代的天使化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妖魔化阶段演变过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使美国媒体产生担心大国地位受到挑战的复杂心理, 这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人意识形态里对中国的认识及评价, 随之而来的负面报道也明显增多。从炒作“中国威胁论”、到对我处置“3·14”拉萨暴力事件, 乃至“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 美国主流媒体常常歪曲事实真相等, 所有这些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损害却都被美国主流媒体披上正义民主的外衣。美国媒体大部分关于中国的报道中, 用大量贬义词为中国勾画出一个脏乱无序、缺乏民主的国际形象。
对于2010年中国舟曲发生的特大泥石流自然灾害,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媒体塑造了一个破坏环境、受灾严重、救援无力、岌岌可危的负面中国形象。标榜公平、公正的美国媒体, 同样不可避免地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新闻报道, 扭曲、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结语
在中国甘肃舟曲发生由强降雨引发的特大泥石流自然灾害后, 中国政府和军队积极救援, 人民群众纷纷捐款捐物共同战胜灾难。对此, 西方媒体几乎鲜有提及, 有的也只是强调灾情严重, 灾民苦难。其次强调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是由于政府无序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的。自然灾害每个国家都可能发生, 但是美国的媒体却认为, 这一切都是中国政府领导不力造成的。这种偏颇的报道证明美国新闻媒体并不是像其宣传的那样客观、公正, 它还是为其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 因此也无法摆脱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常常为了利益而模糊和掩盖事实真相。 (本文为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批评语言学分析》成果, 项目批准号:HB10PWY014)
摘要：批评语言学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各种非文学的大众语篇, 从而考察这些语篇中蕴涵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本文用批评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三维度方法, 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2010年中国甘肃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的报道, 从文本内容描述、话语实践过程和社会文化语境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揭示出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新闻语篇中。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涉华报道,自然灾害
注释
1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New York:Longman, 1995.
2 Fowler, R.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London:Routledge, 1991.
3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涉华报道 篇4
一、外媒涉华报道基本特点
(一) 负面报道比重大
外媒对华报道中负面新闻一直占有很大比例甚至是处在突出、核心的地位, 然而仅仅凭借外媒以负面新闻为主体的议程设置并不能反映外媒“妖魔化中国”的意图。事实上, 报道负面新闻一直是西方媒体的主要报道手段, 无论于国内还是国外, 其原因归咎于媒体的经济利益需求和舆论监督传统。媒体一方面通过压倒式的负面新闻报道以吸引读者眼球, 进而获得更多地广告客户;另一方面对于政府的政策, 经常采用一种批评态度, 而揭露社会上的犯罪、欺骗和不义行为更是它所一直标榜的报道理念,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 并不足以说明涉华报道的有失偏颇, 故而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正面新闻负面报道、负面新闻歪曲报道的手段上。
西方媒体, 尤以美国媒体为主, 喜欢使用貌似客观的叙述转移新闻焦点, 在科技、文化、体育的成就中加入一些政治的前提, 无论是在什么领域的成就, 都紧紧伴随着政治化的暗示, 引导读者想象一个好战、贪婪、混乱的中国。以《纽约时报》2011年对“6月在台北举行的富春山居图历史性合璧展出”的报道为例, 原文中将此次隆重的文化、民族盛事上升至政治层面, 旁敲侧击暗指两岸文化交流是“企图把台湾强行纳入中国愈发跋扈极权的经济轨道”。文章认为, 国民党将文物带往台湾是为了防止共产党破坏文物的“染指”行为。又如《纽约时报》采访央视综艺节目《星光大道》月冠军的利比里亚歌手郝歌, 提到“郝歌已经不仅仅是个音乐人, 频频出镜于‘构筑中非美好图景’的中国媒体上”、“恰好中国正在利比里亚大量投资石油产业”, 利用新闻背景的关联手法歪曲成就, 实现其丑化中国的目的。
负面新闻歪曲报道则是外媒的又一手法, 主要通过夸大渲染、虚构捏造等方式来尽可能扩大中国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例如3月1日的昆明暴力恐怖事件, CNN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新疆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而这几十年随着大批汉人的进入而汉藏矛盾日益激烈。”如此描述作为文章的结语实则是让读者受众忽视这起暴力事件反人类的本质, 将矛盾转向所谓的“汉人对藏人的骚扰”, 试图激起民族矛盾。再如2008年CNN等外媒在报道西藏“3·14事件”时故意将一些照片张冠李戴, 在遭到大量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后却并未就此反省收手, 反而愈演愈烈。法新社等媒体刊登中国“茉莉花”革命时采用的照片或是中国人几年前反日游行的照片, 或是“台独”分子抗议的照片, 甚至于中国内地劳务市场上工人找工作的照片也被拿来充数。图片所呈现人群混乱无序的画面, 给人传递中国社会秩序出现严重问题的假象。
透过外媒对华报道中负面报道撑起大片天的局面我们不难发现, 西方媒体报道并非他们一直标榜的“完全客观中立”, 在对华报道上捕风捉影、夸大虚构的行为就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
(二) 无处不在的“政治化”
以英国的新闻杂志《经济学人》为例, 笔者选取了近半年来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在2013年9月—2014年2月的《经济学人》有关中国的35篇报道中, 我们发现这份以经济内容为主的杂志, 内容却一直未与政治意识形态脱节。就以10月《中国卡通片<喜羊羊与灰太狼>被指太过暴力》这篇报道为例, 该文将这部广受欢迎的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与政治挂钩, 在文章末尾指出:“至少九岁儿童模仿动画片情节引发的社会热议与整顿成年人所喜爱的歌唱比赛节目激起的舆论反响相比, 习近平可能会更加担心后者。”利用一个有关文化传播的社会新闻事件 (是否引起广泛关注暂且不论) , 旁敲侧击地抨击中国政治, 将文化现象与政治制度强扯在一起, 既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 也暴露了外媒的政治宣传嘴脸。
而2013年12月的《口是心非中国似乎已赢得了与西方在西藏和人权问题上的争论》标题便毫不避讳地显现出为“藏独”势力鸣不平的立场。“本周中国共产党报《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 洋洋自得地称, 英国、法国和德国再也不敢在达赖喇嘛问题上合谋挑衅中方。即便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也在2009年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推迟到其首次访华之后, 心照不宣地与中方达成了共识, 即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而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幌子干涉我国内政, 而该文直言不讳地支持美国的行径, 通过选择性地报道、歪曲事实掩盖真相, 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 其实质是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大国利益在作祟。
不难发现, 外媒喜欢围绕中国人权、高校教育、执政能力、台独藏独等问题进行夸张化的渲染报道, 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处在共产党专制政权统治下的问题大国, 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新闻自由”, 为民众的知情权服务, 但正如严复所言:“一举足不能无方向, 一立论不能无宗旨”, 西方媒体是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各方利益集团、媒介商业利益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被西方媒体所推崇, 以“独立、自由”为核心的新闻价值理论仅仅是建立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之上的, 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本国利益, 是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范畴的, 产生新闻政治化这样的传播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二、“大国沙文主义”传播观下的新闻报道
政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概念在这里已流变为传播观念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处于信息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现出的沙文主义倾向, 即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怀有警惕和不友善、带有明显偏向的情绪。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领域, 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发稿量的4/5, 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 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 其中, 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 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我们看到, 世界传媒市场呈现“西风压倒东风”的垄断局面, 而西方国家信息霸权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新闻霸权。
长期处于信息霸权地位的西方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而愈发明显。一方面在于其自身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所造就的傲慢与自大心态根深蒂固, 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文化观、价值观和新闻观衡量着世界上的一切, 同时也把文化霸权强加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上。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共同体, 2012年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面对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 西方持恐惧、警惕的情绪也日益强烈, 时常恐慌于霸权地位的丧失。
另一方面, 从根本上来说, 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根本矛盾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夺话语权问题上必然存在着长期且激烈的斗争。一些学者认为, 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就是一种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扩张, 如日本全球学著名学者星野昭吉认为“事实上文化全球化是指西方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古老的价值体系中的扩展, 是全球范围内的西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过程”。西方借助信息霸权加以文化侵蚀来逐步实现“文化大统一”, 最终实现其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政治目的。
李普曼在1922年《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 面对愈发巨大和复杂的现代社会, 对超出自己经验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 这样就在真实环境与人之间出现了一个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结合到全球新闻播发体系中, “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偏向带来外媒新闻报道失实、感情色彩浓重等现象, 而世界传媒市场95%以上被西方掌控, 西方的民众很大程度只能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再加上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却并没有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 虽然新媒体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对国内民众话语权的“技术赋权”, 但在对外传播方面, 参与国际事务、改善国家形象上却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适用于全球的中国特色传播理论, 导致我国国家形象陷入由外媒代言的尴尬境地。
三、相关启示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平衡国际新闻体系的斗争道路上任重而道远。从短期来看, 一方面中国政府及其国内媒体在应对敏感话题时, 应采取更为坦然开放的态度, “与其堵而抑之, 不如疏而导之。”或许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也应当逐步引导民众辩证思考, 提升其媒介素养, 理性对待涉华报道。另一方面, 需加快构建自己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向世界传播一个文明负责任的中国大国形象, 这不仅是外宣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切实战略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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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nning, P.News and News Sources:A Critical Introduction[M].London:Sage, 2001.
涉华报道 篇5
关键词：“关注中国”版,境外媒体,涉华报道,选择和建构
一、引言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 各国越来越关注国内外公众对本国的看法, 国际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形象有一种自我认知, 但国家形象的他我认知同样重要, 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怎样看待中国成为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时事新闻报纸, 其特点是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 报道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 该报第六版“关注中国”版的定位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勾勒出了一幅世界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境外媒体通过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和编辑建构了中国形象, 而“关注中国”则通过对境外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再选择、再建构, 在报道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编辑加工, 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 从框架分析的理论出发, 对《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进行文本解读, 分析“关注中国”版是如何选择境外媒体中的中国报道, 又通过怎样的编辑手法重新制作新闻, 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这种选择和建构背后所体现的《环球时报》的编辑原则以及“关注中国”版和境外媒体勾勒出的中国形象有无差异, 研究对2013年全年的《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从稿件来源 (地区和媒体性质) 、报道内容 (主题和态度倾向) 、报道方式分别进行分析。《环球时报》是一份日报, 每周一至周六发行, 每份报纸均有第六版“关注中国”版。由于条件的限制, 无法对所有的“关注中国”版进行分析, 因此我采用构造周抽样的方法, 从2013年全年293份《环球时报》中选取了五个结构周, 一共30份报纸, 抽取的样本约占报纸总数的1/10, 抽取的30份报纸共145篇报道, 平均每份约有5篇文章。
二、研究内容分析
(一) 稿件来源
1.稿件来源国家和地区
统计发现, 稿件来源最多的国家为美国, 共46篇, 约占总数的31.7%, 其次是英国, 共28篇, 占总数的19.3%,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拥有的话语权。我国香港地区和日本, 以13篇的报道数量紧随其后, 接着是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地区、法国、新西兰、印度、加拿大、韩国, 数量分别为9、6、5、4、3、3、2、2, 还有部分国家为1篇。
《环球时报》在对稿件来源地的选择上涉及面较广, 不仅选择了美洲、欧洲的文章, 还选择了在地理上具有接近性的亚洲国家的稿件, 甚至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稿件, 覆盖面广、说服性强, 选择的文章多来源于美英媒体,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 这与美媒和英媒对中国的关注较多有很大的关系。
2.稿件来源的媒体性质
稿件大部分来源于纸质媒体, 共70篇, 约占总数的48.3%, 其次是网络媒体, 共55篇, 约占总数的37.9%, 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整个来源媒体的大部分。纸质媒体相比网络媒体, 以可信度和权威性占优势, 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 近年来异军突起, 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载体上具有明显优势, 紧随纸质媒体之后。
综合以上两者的分析, 《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的新闻来源非常广泛, 来源国家多, 涉及到报纸、杂志、网络、通讯社、广播、电视多种媒体。“关注中国”版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媒体, 侧重于美英等西方国家, 其稿件来源的媒体多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 这说明《环球时报》注重呈现出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 这与该版面的定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相吻合, 而这里的外国人更多层面上就是指西方人。
(二) 报道内容
1.报道主题
“关注中国”版选取的报道, 涉及内容比较广泛, 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体和科教等5大方面的内容, 其中反映经济方面的最多, 共48篇, 占总数的33.1%, 其次是社会生活方面的, 共46篇, 占31.7%, 政治方面 (包括军事) 的共38篇, 占比为26.2%, 文体和科教方面所涉内容较少。
经济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近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 广泛受到国外媒体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 经济与国内民众生活的关系较为紧密,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 “关注中国”版适当地加大了对经济方面文章的选择。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所占的比重也较大。社会生活所囊括的范围最广, 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 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与社会生活层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2.态度倾向
“关注中国”版中以肯定的态度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 报道中国政治影响力提高、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的文章共有31篇, 占总数的21.4%;以否定的态度反映中国社会负面现象的文章共有17篇, 占总数的11.7%;以中立态度报道中国的文章共有97篇, 占总数的66.9%, 数目遥遥领先。这说明, “关注中国”版所选取的文章主要持中立客观的态度, 持肯定态度的文章多于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在政治方面, 有78.9%的报道是中立态度, 只有1篇文章是否定态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 持中立立场的比例分别为60.4%和67.4%, 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分别为31.2%和10.9%, 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为8.3%和21.7%。在否定态度上, 社会生活方面所占的数量最多, 而社会生活方面的否定态度比例也超过其肯定态度比例, 说明境外媒体将中国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议题上, 涉及到中国的环境状况、公共卫生、社会老龄化问题等。在文体和科教方面, 主要是以肯定和中立态度为主, 说明《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所构建的中国在科教文化领域的发展成绩显著。
综合报道主题和态度倾向分析发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不断崛起, 但也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的中国。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形象呢?广西大学涂丹的论文《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构建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出, “《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呈现的整体形势为正面报道有所增加, 负面报道仍占主导, 其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客观、不全面, 更多的是着重于揭露和批评中国的现存问题。”[1]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发表的文章——《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指出, “美国等西方媒体主导着当今国际新闻传播, 其涉华报道的角度往往存在一种负面或消极的定势, 以负面报道居多, 有失公允, 且报道笔调具有随意性和煽情性。”[2]由此,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然是负面新闻占主导。
(三) 报道方式
在一般情况下, 对新闻报道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新闻所产生的效果, 在报道方式上, “关注中国”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新闻标题的拟定
纵览所有的“关注中国”版报道,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对原标题进行了修改。对新闻标题的修改, 一种是对原文比较生硬、拗口、不贴切的标题进行修改, 以符合《环球时报》清新、活泼、亲切的风格。例如,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 原标题为“中国为制止贪腐现象而禁止奢华官方晚会”, 显得冗长、呆板, “关注中国”版的编辑将之改为“‘烧钱办晚会’将被禁止”, 以形象生动简洁的话语表达出原标题的意思。对此种标题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科教文体方面, 修改后的标题通俗易懂, 更贴近中国读者的视角。
另一种是从新闻主体的报道中重新提取新闻点, 做成与原文迥异的标题。比如, 一篇来自日本《外交学者》上的文章, 原标题为“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优势”, 修改后的标题为“日媒:IMF应效仿中国‘基建援外’”, 可以说, 修改后的标题使原标题面目全非。对此种标题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诸如政治比较严肃的话题上, 通过修改使整篇新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突显出《环球时报》作为中央报纸的权威性和服务主体。
2.组合报道
组合报道是通过引用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组合成一篇报道, 更全面展示境外媒体对事件的态度, 以体现客观公正。“关注中国”版对此有所体现, 但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的数量并不多, 笔者统计所抽取的样本发现一共有6篇, 例如一篇以“中国逮捕网络造谣者”为标题的报道中, 采用了新西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标题分别为“中国逮捕两名利用互联网诽谤文化偶像的嫌犯”、“中国媒体:网络谣言”, 通过这样的呈现, 使该事件在境外媒体中的镜像得到较全面的呈现。通过组合报道方式, 可以使“关注中国”版对新闻的选择比较公正和客观, 增强其信息的可信性, 从而把媒体的编辑方针和主导思想贯穿其中。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 辅之以定性的文本分析, 从框架分析的理论出发, 分析了《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对境外媒体关于涉华报道的选择和建构。《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的内容来源广泛, 涉及到多个国家、多种媒体、多个领域, 尽可能让中国读者听到来自世界对中国的声音。笔者也分析了上述几个主题间的相关性,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任何两个主题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版面在对新闻的选择上不存在对于某个国家、某种媒体、某个议题、某种态度的既定选择和编辑。每一种媒体都有自己对新闻选择的标准, 所有的新闻制作都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使用特定的框架实现的, “关注中国”版也不例外, 通过对新闻议题的选择和对新闻材料的修改, 重新建立了境外媒体对中国的形象。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声音不可小觑, 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遮蔽和凸显, 主要表现在凸显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 遮蔽了话语权弱小国家媒体的声音, 凸显了赞美和褒扬中国的声音, 遮蔽了批评和否定中国的声音。
作为中国最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纸, 《环球时报》的报道方针和舆论导向必须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动向完全一致, “关注中国”版虽然定位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但仍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境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在面对一些特别的新闻报道时, 既要考虑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又要面向读者, 它必须应景而变, 使得《环球时报》富有严肃性和趣味性兼具的特点。在政治报道上, 它严格依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的涉华报道作为阐释自己的有力佐证, 所选择的新闻充当了媒体表达观点的隐性工具, 体现了《环球时报》支持国家利益和既有政治立场的编辑政策。在社会生活、科教文卫报道方面, “关注中国”版会适当选择, 报道一些生动有趣的新闻, 以吸引读者, 创建自己的读者群。
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和“关注中国”版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存在某种偏差。尽管西方媒体对有关中国的报道存在一定偏见, 但是我们在对新闻的筛选和编辑中不应该修正这种真实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来说, 让读者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媒眼中的中国形象更为重要, 当我们对自我和他我都有一个更为准确清晰的认识时, 才更有利于自身和国家的发展。
注释
1[1]涂丹, 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构建分析——以2007年8月—2010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涉华报道框架分析为例[D], 广西大学, 2011.06.
涉华报道 篇6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论述了“把关人”的概念, 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3]。实际传播过程中, 西媒的“把关人”常对新闻事实加以扭曲或“添枝加叶”来隐晦表明报道的倾向性。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周庆安博士提出, 西方的涉华报道分为客观、平衡、偏见三类[4]。纵观美澳主流媒体近2年的涉华报道, 平衡报道比重逐渐上升;纯客观报道相对较少, 多见于消息报道中。虽然总体倾向趋向客观, 但其对华偏见和反华立场更多地被隐藏在深度报道、新闻故事、特写中。这以《纽约时报》对中国社会民生新闻的报道尤为明显。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和媒体商业利益以“看不见的手”操控着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国家利益与不同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在根本上决定了媒体的倾向性。如对澳洲来说, “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同盟国,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人报》, 2010年12月28日) 其次, 读者与商业利益优先原则决定《纽约时报》和《澳人报》的涉华报道不仅要发挥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 也要反映、迎合西方读者的兴趣和需求。美国新闻学教授卡罗尔·里奇在其著作Writing and Reporting News中, 认为新闻的传统特性包括接近性、冲突性、冲击性等。因此, 在报道中国时, 西方主流媒体亦偏好用带有冲突性、爆炸性的事件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或夸大渲染普通议题来感染西方受众。
“传媒呈现的世界, 往往只是编采人员的‘拙劣主观’采集的‘客观碎片’”。[5]美、澳主流媒体在正是以四种“拙劣主观”的方式采集有关中国的“客观碎片”, 试图用割裂的局部“碎片”呈现中国的宏观容颜。英语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正逐渐告别西方文化语境的直言表达方式, 显示出“委婉含蓄”东方语境新特征。两国媒体的倾向性及倾向性背后的意识形态灌输, 主要以四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弱化正面议题, 夸大负面问题
对于中国取得的成就与进步, 西方媒体喜欢弱化成就, 用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词句将正面主题负面化。
报道中国国庆60周年时, 《纽约时报》除了评价庆典是“对十年前庆典的复制照搬”, 还主观推断:“对外国人来说, 军力的展示和胡先生陈词滥调的演说可能会让人联想起冷战……”“communist”和“cold war”这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带有典型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词汇, 加上带嘲讽意味的形容词, 给全文打上了一层偏见的烙印。写到中国的军事力量时, 随即歪曲中国军队在平息新疆和西藏骚乱中发挥的作用, “Its performance in Tibet waswidely criticized and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taken steps to modernize the force and train it to military standards.” (他们在西藏的行为受到了广泛指责, 因此政府已采取措施使这支军队力量现代化并达到军队标准) 。《澳人报》对国庆庆祝活动本身的报道相对客观, 称赞说“中国国庆阅兵将提升中国人民在经济危机中泰然处之的自信心, 推动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发出更强大的声音”。然而, 在描写天安门广场前的游行队伍时, 该报写到“where only 20 yearsearlier the army brutally crushed peaceful protests against theregime.” (仅在20年前, 军队正是在此残暴地镇压了反对政权的和平游行。) 文章刻意将“天安门事件”补充为国庆游行情景的背景材料, 用意不言自明。
对于中国的负面事件和社会问题, 美、澳主流媒体则热衷于用偏见性词汇夸大渲染, 攻击中国政府, 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上海“11·15”高层住宅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 《纽约时报》迅速发表名为Fire Trips Alarms About China’s Building Boom;Censors Respond的深度报道。报道从火灾出发剖析并批评了中国繁荣的建筑行业对安全标准的普遍忽视。在用词上呈现出明显的负面倾向, 报道标题使用了“censor” (审查, 书报检查) 一词, 并两度将该词与“government” (政府) 连用。第二段开头的“政府信息审查迅速屏蔽了很多抱怨”, 直接将批评矛头指向中国政府。报道屡次将中国政府和“审查”联系起来, 忽视中国政府为火灾援救和事故调查做出的努力, 无视中国在言论自由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 狭隘地抨击中国政府及其审查制度, 旨在构建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带有明显的偏见色彩。
无论报道的“黑白”, 刻意从历史、政治和民族议题的角度来“阐释”普通事实, 是美、澳媒体涉华报道的共同特点。已发生的新闻事实经过“拙劣主观”的编排, 更容易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向西方受众灌输媒体立场和倾向。
二、精心选择和交代消息源
消息源在英语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扮演“一箭双雕”的角色。首先, 媒体可借精选的消息源隐晦表达记者的倾向, 建构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的框架;其次, 媒体通过交代消息源增加新闻事实的可信性、权威性, 让其更贴近受众心理。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 《纽约时报》在报道After Quake, Tibetans Distrust China’s Help中共引用了5个消息源, 分别为僧侣、藏民和藏族学生。结尾引用一位16岁藏族学生的话, “我希望他们能更加小心地工作, ”她麻木地说。“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因为我们只是西藏人。”这句引语易让读者产生中国军队对受灾藏民毫不关心的印象, 引发对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联想。实际上, 该报道选择的消息源呈现出“一边倒”趋势——均为藏民, 对中国军队和政府方面则未给予任何“发言权”, 缺乏事实根据。其次, 报道对中国政府组织的救援行动仅用一个自然段一笔带过, 对西藏僧侣的救援和祈祷行为却通过消息源之口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 旨在通过强烈对比来夸大中国的民族问题。澳洲媒体在利用消息源表达倾向性时, 多体现在其传媒态度适时而变, 走“亲美”路线之时。2010年11月平壤轰炸韩国岛之后, 中方反应相对和缓。面对朝鲜半岛危机, 美国和韩国联合向中国施压。《澳人报》引用一位美国军事委员会议员的发言, 指责中国的表现不像一个负责的世界大国。这则消息引自CNN的报道, 看似站在第三方的角度, 实际是澳洲媒体借美国议员之口, 含蓄地批评中国官方的反应, 敦促中国早日采取行动。
三、平衡手法巧妙呈现倾向
平衡手法是西方新闻界的“法宝”。媒体既报道事实的主要方面, 也顾及意见相反的方面。褒贬穿插使得新闻显得客观、全面。美、澳媒体对2010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中就巧妙运用了这种写作手法。
宏观上, 《纽约时报》既肯定了中国政府为筹备世博会做出的努力, 又对世博举办前期中国盗版影碟泛滥等问题进行了负面报道。该报4月29日的报道Shanghai Puts on a Green Face一方面批评上海世博会在各类建筑上庞大投资的浪费, 称“这种非环保的方式遭到了中外评论家的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又赞扬上海市经济与交通的显著发展对环境问题的有效遏制——“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 经济的发展首次为空气污染浓度的明显缓解创造了可能”。
《澳人报》称上海世博会为“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该报网站还开办了上海世博的旅游专题, 报道澳大利亚馆在世博会的展出盛况、世博利于澳洲啤酒产业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等议题。世博会期间, 该报还曾发表Kevin Rudd to snub China Expo一文, 强调了中国对世博会的重视, 以批评口吻说陆克文派总督替他去的怠慢之举将强化堪培拉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篇报道从侧面反映了澳洲主流媒体对中澳关系的重视, 其客观平衡的报道策略背后是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可见, 平衡策略仍以国家利益为原则, 以国际关系为核心, 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报道的“部分”和“微观”倾向。
四、旁敲侧击, 类比暗示, 发散议题
《纽约时报》不仅报道中国经济和重大突发事件, 还侧重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及现存的社会问题, 深度报道与故事性新闻更多——仅2010年就有65篇涉华报道刊载在其头版。这折射出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由表及里”的重视和研究。
美国媒体在对中国社会民生领域的报道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立足微观, 力图将普通人的悲惨经历组合成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激发受众的同情心, 渲染群体的生活现状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议题“人情味化”是美国报纸报道新闻故事的常用手法。Public Relations:Strategies and Tactics这本美国公共关系学经典教材也谈到“议题人情味化”的观点。[7]二是立足宏观, 通过拔高渲染议题或补充背景材料的方式, 将大量背景材料和专家解读相整合, 巧妙穿插在个人故事中来同化读者。
《纽约时报》2010年12月9日的一篇涉华民生新闻报道就是其典型体现。这篇名为Cost of Living Increasingly a Struggle for China's Poor的报道, 讨论了中国日益上涨的物价对贫困人群生活的影响。在描述一位离婚的父亲时, 写到, “这位姓卫的先生因耻与贫困而要求不使用他的全名”, 同时引用了他的话“我现在已经完全买不起水果了……我只买最便宜的蔬菜, 比如大白菜和萝卜。”一位在高物价下挣扎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三位北京居民的艰难经历构成强大的情感合力, 为后文的传达特定意识形态的背景材料的添加做好了铺垫。论及中国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问题时, 报道将社会领域内的民生和经济问题拔高到政治形态层面。文章先借一位匿名的历史研究顾问之口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它夺取政权后, 1949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同时伴随着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超级通货膨胀。”又写道:“1980年后期的高通货膨胀率, 在1988年达到20%左右, 是导致动荡和几乎推翻了政党统治的1989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添加的背景材料重提中国政治风波等敏感历史事件, 断章取义, 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用意。
五、结语
纵观《纽约时报》和《澳人报》2009、2010年的涉华报道, 可归纳出以美、澳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英语主流媒体现阶段看待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趋向客观, 偏见犹存。美、澳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 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 共性大于差异性的特点。共性的根源在于两个西方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约瑟夫·多米尼克在其著作《大众传播动力学》中指出, “大众传播信息和其他流行文化对象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媒体涉华报道中体现的倾向性, 实质上是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凸显。国家利益、媒介商业利益和典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着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
对于西方英语媒体表现其倾向性的常见手法, 我们既要谨慎判断, 也要客观看待、区别对待。通过对英语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研究, 有利于我们发现并改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改善我国的对外传播现状, 从而创造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注释
1[1]http://www.cjr.org/the_kicker/15_mostvisited_news paper_web_s.php
2[2]Dominick, J.R. (2010) .The Dynam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in Transition. (pp.93)
3[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62页。
4[4]《环球时报》, 2006年6月30日, 第6版。
5[5]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70页。
6[6]Wilcox, D.L.&Cameron, G.T. (2010) .Public Relations:Strategies and Tactics. (pp.234)
涉华报道 篇7
一、“双重标准”问题概述
“双重标准”要而言之, 就是在报道本国事件或报道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事情时,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客观、公正地把事情呈现给受众;而一旦事件关涉自身利益, 新闻报道的指针就会发生明显的倾斜, 建构的象征性现实中充满着强烈的倾向性, 客观报道原则蜕变成虚伪的摆设。这就是美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 两国在深度开展经济交往、技术沟通与文化交流的同时,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存在着不少的摩擦, 尤其在中国崛起之风日益强劲的今天, 这种矛盾变得越发紧张和赤裸化。新闻反映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状况, 透射着上层建筑的属性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 在经济冲突和制度矛盾的现实背景下, 受遏制中国前进发展极端思想的鼓动, 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社会性重大事件时一边倒地出现了“妖魔化”的现象, 背弃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职业伦理, 这在很多涉华报道中都能得到直观显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石义彬教授曾对《纽约时报》关于新疆“7·5”事件发生后的7月5日—9月13日的61篇报道进行了样本统计分析, 发现《纽约时报》在具体分析事件起因时, 所有相关报道主要把这次事件归于中国政府政策失当、民族矛盾以及中国政府处理前期事件不当等, 没有一篇报道提及事件起因跟热比娅与分裂分子的蓄谋行动相关。在直观体现报道内容的新闻标题中, 该报主要使用了示威、骚乱 (骚动) , 自始至终未出现“暴力犯罪事件”字样, 这与新疆“7·5”事件的暴力犯罪事实严重不符, 是一种显在的扭曲和偏见。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行径在昆明“3·1”暴恐事件中再次被显露无遗。恐怖分子屠戮手无寸铁的和平民众, 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 是反社会、反人类的野蛮暴力犯罪。但美国主流媒体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却拒绝把“3·1”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甚至有意在报道中将恐怖分子一词打上引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美国媒体很快把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这种内外不一的报道标准显然违背了新闻传播的职业伦理, 是美国价值利益至上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媒体非常善于运用消息、评论、图片等多种体裁、形式报道事实, 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尤其是图片的大量使用成为西方媒体区别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显著特征, 图片变成与文字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更能反映本质目的的新闻文本。根据石义彬教授的样本统计结果, 《纽约时报》在7月5日至9月13日期间关涉新疆“7·5”事件的文字报道共计61篇, 图片49幅, 在一些时间段图片报道总数甚至超过了文字报道数量。就文字报道而言, 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以及服务性报道等在报上都可看到, 报道体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反常于中国媒体直陈观点以评论文本为主导的报道实践路径, 貌似客观、公正、全面, 而实质上只是借助巧妙的笔法将真正的观点态度隐秘地藏匿于事件的描述之中, 深层次上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自身的倾向性, 客观呈现给公众的消息、图片事实上已蜕变成了烘托实质性目的的手段。
二、制度分析和惯习机制:重读美国媒体双重标准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范式”的概念。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是对学者研究思路的抽象式概括, 它提供了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视角、起点和途径。笔者以为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的“制度分析”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机制”为我们研究和理性地认知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一) 制度分析:大众传媒戴着镣铐跳舞的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 针对当时美国社会非常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 在实证考察电视媒介传播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建构了“文化指标”系统, 具体包括“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制度分析”和“讯息系统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大众传播存在倾向性的必然性和实践路径;“培养分析”在前两者的研究基础上, 目的在于考察大众传播特定倾向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具体研究大众传播内容特定倾向性的产生原因时, 格伯纳指出了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 主要包括: (1) 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对传播制度和传媒活动的法律、政策的规定; (2) 媒介企业内的经营部门和外部银行资本、广告主等对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干预和影响; (3) 同业竞争和来自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 (4) 一般受众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正是由于受到了这些压力, 大众传媒在制作、报道信息时, 必然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宣告了纯粹客观报道的破产。
格伯纳等人在讯息系统分析中发现, 美国的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观念和价值。今天美国新闻业几乎被五大广播公司垄断, 这些财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媒介与政治权力接轨、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对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现行秩序, 它们便极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报道尚且客观公正;而在对外传播中, 一旦事情关涉自身利益, 媒介往往扮演了政府宣传的旗手, 不惜丑化对方, 蛊惑视听。这表明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 当政者都不可能放任这个引导舆论的工具, 让其成为危害自身政权的隐患。因此, 在新闻报道领域绝不存在支撑完全客观、中立的土壤, 由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组合而成的新闻素材都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的产物。美国媒体新闻报道“第二标准”的存在印证了格伯纳“制度分析”理论的合法性以及新闻媒介受国家经济政治制约的必然性。
(二) 惯习机制:揭露性批评报道成媒介常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阐释媒介场域理论时提出了“惯习”概念, 它被视为场域中关于行动者的理论。所谓“惯习”, 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的形成离不开场域的自主化。布迪厄认为场域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对自主性, 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 而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 沉积于行动者的思维深处, 内化为处理问题的惯习。惯习是历时性兼具共时性的双重时间结构的持久禀性系统, 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的总根源。
由于社会分工呈现多元化, 每一种分工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因此不同的行业会产生不同的惯习。近代大众化报刊在同经济场域、权力场域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惯习”, 这些惯习是新闻事业本质逻辑和行为准则的体现, 框架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报道实践, 又是新闻业内部运转和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地域的差异性, 美国新闻业在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长期进程中, 衍生出了一整套完善的新闻职业性惯习和规范, 其中以揭露负面新闻为主的批评性报道无疑成为美国新闻界的重要指针。揭丑性报道在20世纪初历经“掏粪运动”后, 得到了极大发展, 现在已成为一种媒介常态。就是在美国国内, 依然出现了和存在着很多为媒体所揭发批判的报道或事件, 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监听风暴等, 政府无能、官员贪污腐化和性丑闻更成为经常被媒体披露的焦点。
中国媒体在定性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时, 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美国媒体对负面性以及冲突性新闻的极度关注, 这种做法截然相反于我国媒体重视正面报道、侧重宏大和谐场面的新闻路径。笔者建议, 在强烈谴责和抵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卑劣行径时, 也要理性地看待美国媒体新闻报道背后的职业惯习和文化心理积淀, 降低敏感神经。前者是一种原则问题, 而后者或许是一种心态问题, 需要我们调整情绪, 从而更加有力地改进我国对外传播体制和提高中国国际形象。
摘要：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学者多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尤其是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问题, 抽象而宽泛地进行政治归因, 且简单地混同外报报道自然事件与社会性事件的显著性差异。有鉴于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格伯纳“制度分析”和布迪厄“惯习机制”范式出发研究这一问题, 希望从本质的源头上廓清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存在差异的必然性, 科学地认知外报内容生产模式的内在性机理。
关键词：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制度分析,惯习机制
参考文献
[1]吴世文, 石义彬.从英、美、澳三国主流大报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看新闻偏见[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第2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