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空间（共3篇）
交际空间 篇1
社会语言学的主旨就是将语言看作一个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系统,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并着重探讨在这个异质有序系统中语言是如何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发生调节和变异的。由于语言是在交际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语言的调节和变异,从根本上看体现为随着特定的交际情境的变动而调整交际的空间。从异质有序观来认识,这种调整既有跨时空的共性特征,也必然在特定时空中体现其个性差异。而所有的调节和变异都体现为语言成分及其关系在语言交际中的使用价值的重新分配。因此,考察语言调节和语言变异的对象、动因、方式及其过程、机制,必然要对语言成分及其关系的使用价值进行充分的观察和描写;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很重要、也很基本的途径就是描写相关成分的交际空间及其变动情况。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以新时期尤其是近年来两个称谓系统的变动过程为例,来说明交际空间的调节和称谓系统的变动之间的关系。
关于现代汉语交际中的称谓系统及其类别、称谓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心理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定称谓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变等,学界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研究,并得出相对一致的认识(如陈月明,1992;姚亚平,1995;崔希亮,1996;李明洁,1997a;马宏基、常庆丰,1998;曹炜,2005)。但就具体称谓的交际功能而言,大多着重描写称谓系统中每个特定称谓的具体交际功能,而较少关注不同称谓之间在语用功能上相互交叠的分布情况。即便是对特定称谓的语用功能的描写,大多也是从所属类别的角度来描写其在特定称谓系统中的定位。其实,有很多称谓语可以运用于不同的交际空间,因此其语义功能是复杂而变动的,这样在描写其语用功能时,既需要把握其基本的语用特征,又需要系统地刻画其变动的轨迹。而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将会深化我们对交际空间和称谓系统之间关系的了解,从而对语言是个异质有序的系统这个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念产生新的理解。本文通过两组用例的调查来刻画特定称谓系统的语言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称谓语的语用扩散过程,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语言学价值。
一 “博士”PK“教授”:称谓系统之间的交叠式层级关系
笔者戴上博士帽后即到大学供职,单位宣传栏提及笔者的某些信息时,称谓上有个变化的过程。在笔者还是讲师时,一般称作“某某某博士”,从未见过“某某某讲师”的情况。笔者忝列副教授后,一般情况下还是称为“某某某博士”,似乎“博士”比“副教授”好听一点儿。笔者忝列为教授后,便决然改成了“某某某教授”,似乎“教授”又比“博士”顺耳了。当然,也偶有“我校(副)教授某某某博士、我校文学博士某某某(副)教授”之类的说法。为什么要这样变换呢?
众所周知,学士、硕士、博士,都是学位序列中的一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都是高等学校职称序列中的一级。毫无疑问,这两个序列中级别最高的分别是博士和教授。它们属于不同的序列,两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说,两个序列之间的关系可以是:
由于序列不同,因此它们属于两个没有交叠关系的称谓系统,其中“博士”和“教授”可以用作称呼语,其他基本上都不用作称呼语。我们介绍某个人时,理论上既可以按学位来介绍,也可以按职称来介绍,根据需要来选择。然而,现时的情况却不完全如此。
我们介绍某位教师时,“学士”和“助教”一般是不会特别指出的,如很难见到“某某学士”或“某某助教”的说法(尤其是“学士”)。用“硕士、讲师”来介绍的也比较少见(在博士很稀少、副教授很难评上的时候,或可见到),此时,除了在简历性的说明中使用“硕士、助教、讲师”外,一般面称都直接说“某某老师”这样的通称。也就是说,在交际系统中,高级职称、高等级学位更为凸显,而中低级职称、中低等级学位一般难以凸显。
如果一位教师既是博士又是副教授,或者既是博士又是教授,当然可以两者兼顾。问题是,如果只用其一,该如何称呼呢?现实的优选等级是:
教授>博士>副教授(>老师)
这显然是一种杂糅的称谓系统,将两个交际空间叠合在一起,而又对整个交际空间做了新的分割,从而形成了称谓系统之间的交叠式层级(overlapping hierarchy)关系。然而这种杂糅的称呼方式,却能够实现特定的交际价值。它是在特定语用心理驱动下体现出来的一种婉转的人际关系:“教授”地位最高,水平理应最高;“博士”比“副教授”更有含金量。我们也不难见到这样的情况,将“副教授”的“副”字直接抹掉而称为“教授”,哪怕这个副教授还是个博士。由于我国目前通常只有教授才能当博导(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当博导只是特例,因此,“博导”似乎又是一个更高级别的称谓语(“博导”一般不能用作称呼语)。目前我国学者在编写自己的简历时,如果是博导,则往往特别提出来。如此一来,上面的称谓等级应该扩展为:(1)
博导>教授>博士>副教授(>老师)
这是对上面交叠式交际空间的新拓展,将学位层级、职称层级、导师层级这三个交际系统整合在一起,以致对同一个交际空间做了新的切分,从而体现了称谓使用中“就高不就低”的礼貌原则。遵此交际规则,说的人自然,听的人受用。显然,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学士”或“讲师”(尤其是前者)是在等外的。一个学士,由于学术上的影响而成为教授,当上博导,自然更应该按这个等级就高不就低了。我国目前有很多著名学者、博导,实际上就是学士出身。而按现今的国际通例,拥有博士文凭是带博士研究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哪怕一个博士还是讲师,理论上也有资格带博士研究生;而一个教授,如果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理论上带不了博士研究生。在这种情况下,“博导”就难显尊贵了,基于此种情境的称谓系统所反映出来的交际空间自然与我们有所不同。如在国外学者的简历中,很难见到“博士生导师”一词,便是证明。因此,仅就上面这个交叠式称谓系统而言,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这可以作为文化语言学所关注的现象)。这就更彰显了这一称谓系统的特殊的交际价值。同一个称谓语,系统不同,语用价值有别。这正体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区别性原则(差异性原则)。
还有没有比博导地位还高的称谓呢?似乎没有。但从实际的交际情况来看,有时会将官职性的称谓放在前面。这就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层面,交际空间便有四套系统叠合而成,折射出来的是不同身份集(identity set)的交叠。交际空间的调整促进了称谓系统的变化,称谓系统的变化适应了交际空间的调整。
从这个用例可以看出,任何称谓都是现实关系的反映,有其内在的系统性,这是不能单纯用逻辑关系来说明的。如何恰当地介绍、称呼别人,其中有学问;如果研究其中的关系,则是门学问。这就是说,系统决定关系,关系决定价值。
二 “先生”称谓的语用特征及其适用空间的调节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常用的称谓词“先生”在现实交际中的使用情况。现代汉语交际系统中的“先生”有几种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是这样归纳的:“①老师。②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③称别人的丈夫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④<方>医生。⑤旧时称管账的人。⑥旧时称以说书、相面、算卦、看风水为业的人。”(2)其中,第四项属于某些北方方言区中的用法;第五项是“旧时”的用法(如“账房先生”);第六项虽在这些行业尚存的地方和场合还有使用(如“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不完全属于“旧时”,但已经难得一见了。这些职业中的人士之所以被称作“先生”,显然是与其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知识”有关,他们都是具有某项“专业”知识、在特定“专业”领域内工作的人;而且在特定的交际群体中,这样的“专业”人士数量很少,身份相对体面,往往能获得人们的尊敬。因有所长(如知识、技能、地位)而“做一个体面的人”,正体现了“先生”用法的基础特征,这种特征在现代汉语交际系统中仍有体现。如“足球先生”,其中的“先生”就带有因某种高超技能而受到尊敬的色彩。
学界对“先生”这一称谓已有相当多且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多从历时演变和语义泛化这两个角度来考察,而且也得出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本文主要考察“先生”在共时系统中的变异性及其语义结构和语用特征。因此,下面主要看“先生”义项系统中前三个义项在现代汉语交际系统中的具体表现,借此探讨交际空间的调节机制和过程。
称老师为“先生”,历史悠久,但目前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中小学生一般并不称自己的老师为先生,中小学老师之间也多不称先生(当然这样称呼也可以,尤其是对年长者)。过去有一首叫《读书郎》的儿歌,其中有句“只怕先生骂我懒啊,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要是换到现在,恐怕就会唱成“只怕老师骂我懒啊,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现在只是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称“先生”的情况才多了起来,但也不是无条件,用“老师”这个通称来称呼还是更有普遍性。有这样的情况,研究生在称自己的导师时,当面往往叫“老师”,注重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背后则两个词语都用,而且称“先生”的时候更常见。由此可见,称“先生”时更多了一份敬重。一个更为典型的情况是,在高校里,学生和老师们往往对该校中某几位学高德劭(往往也年高)的老师大体一致地称作“先生”;而对其他老师则多以“老师”相称(当然也可叫“先生”,但此“先生”已非彼“先生”)。“先生”中包含着浓浓的“敬”和“仰”之意。
可见,这样的“先生”与知识的含金量有关。在《读书郎》那个时代,小学老师就已经是相当“高级”的知识分子了;在那个时代,“老师”已经在使用,但不及“先生”常见。倒是科举时代,门生称主考官为“老师”则是常礼,这是“敬+近”合力作用的结果。
作为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上引第二义项),则是当前“先生”的基本用法,如“先生贵姓”便时有耳闻,倒是“同志贵姓”则所闻渐少。但这也不是没有条件,如对有官职的人而言,称官职比称先生更顺当,有时也更让人受用。此外,“先生”的使用还有一些曲隐微妙之处。既有对“先生”基本特征的凸显,也有在新的交际空间中发展出的新的认知特征。
首先,“先生”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而且常常是“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人”对他人的称呼。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称呼他人为“先生”的情况要少得多。也就是说,在“先生”的使用中,“先生”来未必“先生”去,但“尊敬”的交际场景是互动的。我们的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称呼“先生”显然比较得体。
其次,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都用“先生”来尊称。如同为学者,在面称的时候,固然都可以“先生”来“先生”去的,但背称的时候往往体现了内外之别、亲疏之异。对自己熟知的,用“先生”的概率要比不甚熟知的大得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背称外国人时,用“先生”就比较鲜见。这是空间距离远近带来的影响。距离远近对“先生”使用带来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逝去的人,往往根据逝者对当下的直接影响程度来使用。如我们很少说“孔子先生、张衡先生、李白先生、苏轼先生、严复先生”,却经常说“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王力先生、季羡林先生”,尤其是在专业领域里。开纪念会时更是如此。这是时间距离远近带来的影响。而且不仅是物理上的距离,还有心理上的距离。如一个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访学回国的学者,就有可能说“乔姆斯基先生”;面对乔姆斯基的学生来谈乔姆斯基,也有可能称“乔姆斯基先生”。即便不是这样的情况,如要特别强调一种敬意的话,也可以说“乔姆斯基先生”。可见心理距离实际上更为根本,这是语言交际带有主观性(subjectivity)的体现,称谓语的使用主观性更为显著。“敬”实际是在拉开一定的距离,但距离太远了则尊敬的感情达不到。因此,“先生”这种用法的限制条件可以概括为:
“先生”的语用特征:远而敬之且又可及
而对心理上敬却不可及者,一般就直呼其名了。距离(尤其是心理距离)太远,甚至敬的意味也就淡了。上面说的研究生有时背称自己的导师为先生,也是敬且可及的,背称似乎增加了距离,但这是心理上可及的距离,这样才能突出这种“敬”意。“先生”的这种语用特征可以看作一个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这种认知图式的实现也是几种交际空间交叠的结果,是身份地位和亲疏关系合力作用的产物。(3)一般文献对“先生”语用特征的概括都只涉及“敬而远之”,如:“‘同志’体现的是一种平等、亲切的关系,‘先生’体现的是一种尊敬但关系较为疏远的关系。”(马宏基、常庆丰,1998:3)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没有说明:1)到底有多远才算远?是不是越远越好?2)尊敬但关系较为疏远的时候是否真的能用“先生”来称呼?这就牵涉到“先生”使用的必要性和充分性的问题。称谓语体现的是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受制于其中的距离。
既然“先生”是一种基于知识水平、文化层次、身份地位等的尊称,那么在知识分子之间,也就不一定必然指男性(虽然以男性为常),如我们在一定场合可以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为“铁凝先生”。在高校里,尤其是年高德劭的女教师,反而以称“先生”为常。
至于上述释义中的第三项称别人的丈夫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目前主要用于有一定文化的人中间,且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如“你先生”“他先生”“我先生”之类。且大城市的使用多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多于小城市、县城乡镇。“先生”这种使用空间的扩展跟“爱人”(也主要用于有一定文化的人中间)的称谓场合有所减缩相关。(4)使用这种意义上的“先生”时,常在前面带上代词性成分或姓氏,如“你(家)先生、我(家)先生、她(家)先生”和“(你家、她家)王先生”等。当然,无论是称别人的丈夫还是对人称自己的丈夫,叫“先生”都带有尊敬的色彩,而且显得体面。
“先生”既然用于尊称,而且没有特殊的政治色彩,那么将这种用法扩展到日常交际场合中也就自然而然了,此即所谓称谓语的泛化。如我们在问路时,可以问陌生男士说:“先生,世博园怎么走?”大会发言中的“女士们,先生们”跟英语的“Ladies and gentlemen”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先生”在适用范围上的扩张跟“同志”交际场合的受限和交际范围的收缩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城市中将知识分子、有体面职业的人称作“先生”是相当普遍的,后来则在很多场合为“同志”“爱人”等其他称谓语所代替。尤其是“同志”由党内向党外扩张使用并经过一定程度的去政治色彩化而实现由“专”而“通”的过程后,大大挤压了“先生”的交际空间。然而目前“先生”又卷土重来,反过来挤占“同志”已经扩张了的交际空间。“同志”交际空间收缩的结果便是其用于政治生活领域的专门化(specialized)色彩又逐渐加浓了。“先生”和“同志”的这种交互显隐的关系很好地揭示了人际关系的调整。随着“同志”在交际系统中空间范围的进一步收缩,“先生”将会进一步扩展,通用性色彩将会加强。现今的社会,需要色彩上比较中性、带有一定敬意的称谓语,相对而言“先生”比较合适。但在“先生”使用范围拓展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交际空位的现象。在现在的一般交际中,“先生”仍带有一定的“知识”色彩,这样,有的场合用起来就不太方便,如一个农村老太太问路一般是不会用“先生”去招呼的。当然,交际空位常常只会使某种交际作用不能发挥,而未必特别影响交际的过程。因为在特定的时空中完全可以避免使用,而采取其他手段,如使用“小伙子、姑娘”等称呼,或者直接用“请”之类,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让交际对方心领神会。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根本不称呼或者说使用零形式则是拿不准使用哪一种选择形式的结果”(ErvinTripp,1984)。
三 通用称谓语的语用变化模式及色彩标记的变动过程
姚亚平(1995)指出了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一是称谓系统的简化和称呼观念的平等化;二是通称词语不时出现和社交观念不断增强。确实如此,在近几十年里,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中的很多通用称谓语发生了较大的波动,除了“先生”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同志、师傅”乃至“老师”等。如果跳出具体的变动过程,而着眼于其变动的规则,这些通用称谓语的语用调节和语义变化呈现出比较一致的模式,我们称之为“伸缩律”(law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对每个称谓语的具体变化过程,学界也都有了相当全面的描写。它们开始都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或场合,而后向一般群体扩散。虽然扩散的范围和深度未必一致,但其扩散的路径模式基本一致。(5)在由特定交际系统扩散的过程中,其语义和语用功能大大泛化,以致一般群体都可以用其相互称呼。然而,这些词本身所带有的某些个性特征和语用领域并没有消失,甚至仍然是交际核心。但扩散之后,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便出现了某些不适。如“同志”的政治色彩、“师傅”的行业色彩、“老师”的教学色彩又彰显出来,以致这些称谓语又逐步退出了扩张的领域。这一伸一缩的过程,正是特殊色彩由显到潜、再由潜到显的过程,换个角度看,也是通用色彩由潜到显、再由显到潜的过程。这鲜明地体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先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不过起伏过程更复杂。
尤其关键的是,它们之间的适用范围是此起彼伏的,在动态中调整着交际的空间。上面所描写的“先生”使用范围的起伏和特殊场合的使用偏向正是整个称谓系统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这个脉动的伸缩过程一再重演。“师傅”有过这个过程,“同志”经历了这个过程,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特征仍然保留着,回撤的余地还在。
这种交际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色彩变化实际上体现的也是一种标记性(markedness)关系的调整,实现了语用模式(pragmatic model)的变化。这种伸缩律体现了标记理论中对标记现象的分析:相对于无标记项而言,有标记项后进先出。当“同志”用于政治领域时,属于无标记使用,具有域内通用色彩,而用于其他领域则是有标记使用。但是当它通用化后,它所具有的政治色彩便成了有标记现象,而域际通用色彩则是无标记项。这样使用领域和通用色彩之间就出现了标记关系重组(reorganization)的现象。(6)由于这种有标记使用色彩的存在,它的通用范围很容易受到其他通用称谓语的影响。这样它就又缩小自己的适用范围,逐步退化到当初的无标记使用场合中。这种色彩标记现象也是语用伸缩律的一个反映。当它又渐渐地收缩使用空间,便重新强化了原有的色彩。这样就出现了标记关系再次重组而产生标记关系回潮(resurgence)的现象。它们之间语用标记模式的变化过程是:
无标记组配A1⇒无标记组配B⇒无标记组配A2
特定政治领域 一般交际领域 特定交际领域
域内通用色彩 域际通用色彩 域内通用色彩
当然,经过两次标记关系重组,原来的无标记组配的性质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于不同时期相关称谓的变动,A1和A2在整个交际系统中并不完全相同了。
相对于其他称谓语,敬称比较容易扩散。上面提到的这些有扩散过程的通用语都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交际时空中具有敬称的性质。就社会交际而言,礼貌原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尊敬别人则是体现礼貌的一个基本手段(另一基本手段是贬抑自己)。因此,社会交际在通用称谓语的选择上必然体现一种就高的倾向。适用于某个“高位”的通称会引导交际者仿效性使用,“同志、师傅、先生、小姐、太太、朋友”甚至“教授、老师”都是如此。这是共变关系的另一方面: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从上面这些通用称谓使用过程的伸缩律来看,它跟一般的词义演变过程有差异。词义演变往往走上了不归路。而敬称通用化后,有可能再逐步回到近似原初的出发地。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有时在扩散过程中,会遇到贬化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小姐”。当它常见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称呼时,便染上了不雅的色彩。此时,人们就可能对这个尊称的使用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但这也没有完全遮蔽“小姐”的通用功能。即当这种扩散超过了某种量度而用于某个不适当的场合时,就出现了另一种“专化”,这样反而限制了该通称的通用性。这也是标记模式转变的体现。于是该通称的使用价值就贬值了,这类似于语义贬降的过程。这时一般交际场合反而有限度地使用了。相对隔离了一定时期后,“小姐”又可以用于本来适用的场合了。可见贬化后的有限退出起到了对该称谓语使用的被动保护作用。这也提示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要保护好我们的语言。
由此可见,称谓系统的调节体现于动态的交际过程中。人际关系是一种基本的交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动态性和多层次性,语言表达也必然呈现出动态性和多层次性。称谓系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反映,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也遵循着一种象似(即语言表达模拟日常经验)的原则,对这种动态和层次的特性有系统的反映。对称谓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称谓的使用和变化来看,这种语言描写,不但要考虑现实世界的关系,还要考虑交际者的心理因素;不仅要考虑特定称谓的使用范围,更要考虑不同称谓之间在语言交际空间中的互动关系(interactional relation)。“先生”及与之相关的“同志、师傅、老师”和“爱人”等称谓用语在交际中的动态调整,体现了语言交际空间的显隐变化。精细地描写和有效地解释交际系统的称谓表达,将是一件有趣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事情。
四 交际空间与称谓系统的互动关系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交际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交际方式,语言在交际中存在和发展。而任何交际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变化体现的是交际关系的调整(施春宏,2005)。语言的交际性是语言系统呈现动态性和层次性的根本动因。因此,从交际空间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考察语言成分及其关系的变化是个很重要也很便捷的方式。作为交际方式之一的显在表现形式,称谓系统的结构空间及其变化正是交际空间变化的重要表现。上文主要通过现实交际中的两组用例来讨论交际空间与称谓系统的共变关系。一个就是职称名称和学位名称这两套称谓系统之间的交叠式层级关系,一个就是“先生”称谓的语用特征及其与相关称谓之间所体现的人际距离关系。这里既牵涉到交际空间的分割和波动所带来的称谓指称空间的变化,更兼有交际色彩空间的调整。
上面两组称谓用例在现实交际中所体现出来的多层面结构化特征再一次说明,语言及语言交际是个异质有序的系统,不同交际共同体所构成的子系统在交际行为中发生了新的互动式整合,从而使不同交际层次的现象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构更为复杂的系统。这个高层次的复杂系统又反过来制约新的交际共同体和交际方式的进入。这种互动过程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交际空间和语言表达的共变关系。在这种互动、共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原则贯穿其中,特定称谓进入该序列中都要动态地适应这个基本原则,特定的交际规则则是原则指导下的交际策略的体现。任何特定语言的称谓系统都是有社会语言学规则的(Ervin-Tripp,1984),从而使复杂的异质称谓系统能够有序地交际。语言交际在语言成分及其关系的变异中实现调节的功能,同时在不断调节的过程中语言成分及其关系又必然会出现新的变异(施春宏,1999、2005)。调节和变异之间互为动因,在互动中形成共变的机制。
“称谓”是有温度的,是社会交际关系的温度计。当下有一些“称谓”也出现了新的用法,或者出现了一些新的称谓,如“哥、姐、妹、亲爱的、亲、亲们”以及“美女、美眉、帅哥”等主要流行于年轻人、网民等交际群体中的表达形式。它们虽已引起学界一定的重视,但如何系统地描写和解释这些称谓系统之间的关系及揭示其所体现出来的语言学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五 余论: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在美国学者布莱特(W.Bright)1964年提出“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之后,社会语言学便将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作为中心话题。(祝畹瑾,1985;徐大明,1997;杨永林,2001)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既关注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所体现出来的过程和机制,同样也关注社会在语言的调整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然而,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基本上关注的是社会作为自变量而对语言这个因变量所发生的影响,而极少将语言作为自变量而将社会作为因变量来考察社会的变化过程和机制。也就是说,所谓的共变,实际上被看作如影随形似的流变,是顺应、适应、顺从。实际上,共变关系不只是简单的社会交际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产生之后同样会影响社会关系和交际过程,即能够凸显、强化并巩固这种关系,影响交际过程的表达效果;并将这种关系推广到相关领域中,使相应的社会关系发生相应的社会化过程,同化其他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和社会之间是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的。我们要从双向互动(two-way interaction)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共变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而我们以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对语言的单方面影响。目前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就是在语言调节和语言变异的关系中,将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双向互动机制和过程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目标之一,开发语言资源。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和语言交际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其他领域的语言研究(当然包括本体研究)也是对各种相关成分及其关系的考虑。因此,任何语言学研究乃至任何科学的研究,从根本上看,都是一门“关系”学。社会语言学需要紧跟语言生活,观察语言生活的调节过程和调节机制,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做耐心细致的调查工作,并增加新的分析手段,建立新的分析模式,以提高对这些“关系”描写的精度和解释的效度。
毋庸讳言,当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虽然成就显著,但在理论建设上做得并不充分,大的框架还是基于既往的研究。既然语言交际是个有序异质的复杂系统,那么,如何描写这个异质而有序的系统?异质有序包含“异”和“序”两种性质,其中在特定交际中有哪些“质”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这些具有差异的不同层次实现了怎样的“序”?这种“序”又是如何从相关异质现象中浮现(emerge)出来?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都还不充分。只有研究好语言交际这个复杂系统中的“质”的“异”和“序”的表现及其结构化、一致化的关系,才能使共变理论更具描写性和解释力。
当前,我国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生活极其丰富多彩,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语言学有两个重要使命:(1)描写、解释语言变异的各种现象及其成因,为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提供依据,解决中国社会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问题;(2)充分利用中国特有的社会资源和语言资源,为世界社会语言学作出自己的贡献。”(郭熙,2004:89)而要完成这样的以至别的研究使命,除了语言观念和研究观念的进一步调整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探索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如何深入观察新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生活,如何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描写模型,如何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任务。
交际空间 篇2
QQ空间是腾讯公司于2005年开发出来的一个个性多媒体空间博客，是近年来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活跃账户数最多（6.233亿，来源于腾讯2013年第三季度财报）的社交网站，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互动性网站。
当代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对新媒体事物接纳性更强，借助QQ这一即时通讯平台，QQ空间迅速成长壮大。较早的针对大学生社交的网络应用非人人网莫属，但随着博客、微博、微信一个个新媒体的冲击，人人难以维系用户粘性，加之一届届的大学生更替，人人网难以令老用户保持足够粘性，新用户注册减少，用户基数减少，人人网下坡路越走越快，至今仍没落中。随着QQ的逐渐站稳脚跟，90后注册意愿强烈，腾讯公司的其他各种游戏娱乐应用维系了较高的用户粘性，QQ空间顺势而起。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到，除了生理和安全需求外，人类最渴望的就是社交需求了。社交需求应该从人类诞生之时就应运而生，但起初可能是单独个体无法抵御自然力量而促发的功能性相互需要，而随着工具功能工具的进化，个体拥有的能量也随之提升，原始社会的功能性社交作用逐渐演变为通过集体智慧、通过交换让个体远离生存压力，拥有更多自由的需要。
当然，社交需求最重要的还是基于“自我存在感”的获取，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不存在，则一切不存在。就像地理坐标需要设定参照点才能有效衡量一样，人们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找寻自己存在的边界，进行自我定位。“当人类脱离了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后，没有参照的虚脱感会给智慧生物带来无比的痛苦感，甚至会使得思考本身成为自我认同的阻碍。那时虚拟空间里的信息几乎是线下全部意义与价值的照搬。由于获取的便捷性与持久性不断提升，原本匮乏的网络资源变得唾手可得，人们再也不会担心信息传递与接收的成本，于是正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空间里意义与价值开始慢慢稀释（当然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与价值的重塑）。网络社交行为出现了一种强烈趋势，即是：用尽可能简单的表意符号来承载尽可能多的信息。人们在功能与心理双重动机的驱使下进行了各种社交方式的尝试：远古时代的人类群居狩猎、战争产生之后的同仇敌忾、文明不断进化又开始了温暖的面对面聚会、网络时代开启后社交的形式上出现了根本改变—它脱离了时空，虚拟社交变为现实。人类开始在互联网上上演起一幕幕狂欢。最初刚触网的人们还未能适应挣脱距离限制后的无束，无比小心地在另外一个空间复制着曾有的生活，互联网上各种追求短平快的社交产品不断涌现：文字要再短一点、画面要再短一点、声音也要再短一点，人人享受着被创造出来的快感，QQ空间正是满足了这种需求。
大学生作为时间最丰富的用户，其较强的信息发现意识与表现意识，决定了其将较多时间投入QQ空间，通过好友动态的刷新可以及时发现好友发表了什么内容转载了什么内容，各种信息推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了解，通过发表评论和转载，使大学生可以与好友交际，最新的点赞功能更是引领网络潮流，通过个人日志展示自己的文章相册展示自己的图片（博客功能），通过说说表现心情记录生活供大家转发评论（微博功能），最近新上线的认证空间更是大有雄霸天下之志，此举推进了官方账号进驻空间。
不得不说的是，QQ空间作为信息平台，其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重复性高是最常见的信息特征，但重复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此信息受关注程度较高。在认证空间进驻以前，QQ空间信息质量较差，各种低劣抒情日志及未经验证的妙方秘招充斥在各个日志；认证空间的进驻，QQ空间出现了一大批活跃的励志鸡血领航账号，专门为大学生打气解惑指路，其中较著名的有大学生必备网、唯美英语、职友集等；此举更加增强了大学生的刷空间动态热情，在一遍遍的猛刷中，时间流逝，但是获取到的些许有价值信息不让他们内疚，QQ空间的大学生铁杆粉丝日益增加。以下诙谐的打油诗，或许可以为QQ空间纷繁芜杂的信息加个目录了。
生活常识化妆计，十二星座小秘密。不看后悔成功路，论文大全雅思题。恋爱金句传送门，男默女泪蛋疼文。读到哪句心痛了，不赞不是中国人。
QQ空间的营销无疑是成功的，那句“分享生活，留住感动”是否也让你心头一暖，没有过多的广告，有的只是空间功能的的不断完善，更加舒适的体验，更多的可选择性，QQ空间一步步的为你搭建平台，用户的赞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络拓宽了当代大学生的交际面，但因为过多的时间投入导致大学生现实交际面变得较窄，智能手机的普及，让QQ空间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大学生闲暇之时，掏出手机，刷新好友动态，同学发表了什么说说，评价或赞一个；远方的朋友有什么动态，评价与关注；这种无目的性的刷新就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别于手机通讯的及时目的性交流，QQ空间满足了当代大学生在无意识中增进人际交往的需求，这种需求来源于现实交际的缺乏，然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导致大学生走上社会后沟通交际能力较差。在大学里，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同学之间可能现实之中没有过多的交流，但在QQ空间里互赞互评，如何将网络交际与现实人际交际有机的结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交际空间 篇3
一、紧密联系生活, 拓展交际空间
社会教育是口语交际的大课堂, 现实生活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口语交际资源。生活就是口语交际的内容, 口语交际就是生活的工具, 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口语交际教学提供了源头活水。在口语交际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画面, 创设交际情境, 让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 把学生从课堂带入现实生活。
如《我是小小推销员》的教学, 为了让学生能有条理地、清楚地介绍一种物品, 并引起听者的兴趣, 我先让学生回家挑选自己喜欢的物件, 从各个方面去观察, 让学生运用各种感官去感受事物, 并与家长一起总结其优点, 拟定推销稿。这样做, 可以把课堂教学延伸到每个家庭, 让家长当孩子的参谋, 一家人共同写推销稿, 让学生通过对物品的描述, 亲身体验、自由畅谈, 从而加深孩子的独特情感体验, 为口语交际打好基础。
课堂上, 全班交流前, 我照例先指导小组合作:选择四人小组成员中的一件物品为本组推销对象, 集体修改稿件, 确定一人为本组推销员。做到资源共享、自主合作。
由于做了认真的准备, 学生在交流时有话可说, 有事可叙, 有情可抒, 情真意切。学生说话的内容丰富多彩, 用词准确, 爱物、赞物的情感得到了由衷的抒发。穆晨阳向大家推销的是陪伴自己学习的小台灯, 她在课堂上交流时一边讲述一边进行演示, 让其他学生充分了解了这种台灯的功能特点;徐子赫推销的是鸟巢缩微景观, 由于刚刚经历过奥运会, 大家对他的解说也特别感兴趣, 他手里捧着小组中其他成员的宝贝, 侃侃而谈, 一会儿讲鸟巢制作工艺多么高超, 一会儿谈鸟巢的形态是多么小巧玲珑, 一会儿又分析鸟巢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不但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眼球, 自己也在交流中与大家共享了创造的快乐。这样, 生活中一些有趣的小物件被带入课堂教学中, 从而丰富了课堂教学,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受到保护, 主动意识和创新精神得到激发, “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也得以充分体现。
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外, 享受着课余生活的快乐时光, 他们的创造精神也往往会在这段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把课外生活带入课堂。例如“小小展销会”活动, 我们首次尝试两个班级联合举办的方式, 让学生把自己家里闲置的书籍、学具、玩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拿到班里进行自由买卖, 使其不出校门就能获得社会实践的机会, 并且实现班级之间的互动交流, 场面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不少学生为了顺利出售商品, 也模仿商家搞促销:买一赠一、有奖销售, 甚至交换货物。
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 学生们学会了“倾听与表达”, 学会了“人际沟通与社会交往”的基本技巧, 从而逐步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往的素养, 为融入未来社会打下基础, 做好准备。
二、巧借现代媒体, 创设交际情境
口语交际教学, 应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交际的欲望。宽松愉快的环境会使学生心情愉悦, 乐于思维, 敢于表达。我经常利用各种方式创设有利于学生口语交际的情境, 以便提高其实际交际能力, 在情境中练习, 在情境中发展。
创设交际的情境方法很多:语言的渲染、场景的设计、课件的展示……要根据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恰当地加以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激发兴趣的作用, 促进口语交际课更具实效性。课前, 我一般都要提前做演示文稿:如《小小辩论会》《我是小小推销员》《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等口语交际课前, 我都精心做了课件, 并且插入了背景音乐。
口语交际的准备活动仅仅依靠教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好课前准备, 还需要教师对学生及家长加以必要的引导, 指导他们积极参与课前的准备工作, 比如材料的搜集、信息的整理等。我校上学期安装了“班班通”设备, 教师就可以巧借多媒体, 为口语交际增色了:例如在五年级《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比赛训练前, 我提前布置学生收集资料并提醒他们:搜集的资料不要仅仅局限于“祖国的屈辱史”, 还要搜集一些“中华儿女的抗争史”以及“令人瞩目的成就”, 事先还利用“班班通”设备演示了制作幻灯片的方法。学生们对此兴趣极高, 不少人在互联网上搜集了许多图片、文字资料, 这些资料在口语交际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演讲员们不仅认真准备讲稿, 还经过筛选、整理, 精心制作了幻灯片, 演讲时适时播放, 让听众感到耳目一新。那些真实记录旧中国落后挨打的辛酸史, 使学生们愤慨不已;那些中华儿女英勇抗争的感人事迹, 令学生们热血沸腾;当他们看到“神七飞天”“嫦娥绕月”的图片时, 满怀的豪情溢于言表。
三、广泛参与, 多向交流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口语交际同样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放手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交流。在口语交际教学中, 教师要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人文关怀, 以满足所有学生的交际需要, 让学生学会充分展示自己, 在动态的、生活化的、实用化的氛围中大胆进行口语交际, 并从中获得自信和乐趣, 形成积极、富有成效的交往的能力和处理事情的协调能力。
开展辩论会前夕, 我先安排学生查找资料, 正反双方的论点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因为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我要求学生在家里与家长进行热身赛, 这样做不仅可以活跃家庭气氛、密切亲子关系, 而且使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参与到口语交际的训练中, 促使孩子更加自信、胸有成竹地走上辩论场。
“口语交际”与“听话说话”的最大区别在于:“口语交际”增加了互动和交流的要求, 要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多向互动, 从而达到热烈和谐的统一。教师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 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立体多维空间, 促进多向交流、全员参与。“开卷是否有益”一课中, 我充当主持人的角色, 先提出辩论会的主题, 接着把学生分成两大组, 抽签决定辩题, 然后宣布辩论规则:四人小组先合作, 选出本组辩手, 与对手展开一对一的较量, 获胜方加一分;然后进入自由辩论阶段, 各大组根据先前辩论情况, 选出代表参加自由辩论, 胜者加三分。此时, 学生们强烈的争胜心和集体荣誉感使得全场群情激昂, 一场激烈的辩论自然拉开了序幕, 学生们从书籍的选择、获取的知识、懂得的道理、不良书籍的影响、自身读书经历等方面层层展开辩论。辩论过程中, 学生们妙语如珠、语惊四座, 不时赢得热烈的掌声。一番唇枪舌剑之后, 不仅学生从中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教师也从中受到启迪, 从而达到了良好的互动效果, 真正实现了广泛参与、多向交流。
四、倡导积极肯定的评价方式, 激励交际信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应重视考察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情感态度。”这就要求教师从积极的角度肯定学生, 鼓励每个学生树立交际的信心, 具体做到:欣赏成功的学生, 让他们感受成功。对于表达能力和欲望较强的学生, 教师要及时对他们的发言表示祝贺, 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当个人的成功被他人所欣赏时, 学生会感到巨大的成就感, 也会看到自身的价值。
每次口语交际活动后, 我都会及时引导学生评出“猜谜能手”“最佳辩论员”“最佳推销员”等奖项, 随后郑重地颁奖。学生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发现其他同学的优点, 取长补短。教学中将评价贯穿始终, 让学生多发现和表扬别人的优点, 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 对学生个人而言是一种促进, 对他人是一种激励。交际之后, 再引导学生评价谁发现别人的优点多, 多方面进行评价, 促使学生在评价中成长, 在评价中提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