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视角（通用7篇）
浙商视角 篇1
摘要：创新教育是适应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 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 浙商文化是浙商在长期经商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同时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 其精神文化内涵对当代大学生创业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民办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更应该结合浙商文化中的开拓进取精神, 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发掘大学生创业潜质, 从而深化大学生创业教育内涵, 开创民办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新路径。
关键词：实践教育,浙商文化,创业教育
目前, 国家正处于崛起的关键时期, 各个方面飞速发展, 能否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大学生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现在“浙商”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 而是上升到一个文化现象。困扰浙商企业发展的从最初的“缺钱”到“缺人”再到现在的“缺文化”, 让浙商逐渐意识到, 企业发展的最高境界, 最终较量是“软实力”即文化间的竞争力。
一、浙商文化的定义及内涵
浙商文化是浙江商人在长期的创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称, 同时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滋养着浙江商人, 造就了浙江经济奇迹, 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浙江商人, 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模式”、“浙江经济”和“浙江现象”, 而浙江文化就是其本质的体现。
1. 浙商的敏锐洞察力。
浙商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关注政治、热衷经济, 善于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中发现巨大商机, 善于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中探寻经济走势, 善于紧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发掘商业市场的潜力所在。
2. 浙商的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浙商有着一股实干精神, 他们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浙商崇尚务实, 只要发现可用商机, 一定会充分利用, 不会“以利小而不为”。浙商人信奉利无大小之分, 薄利多销、积少成多、靠量取胜, 企业亦可从小做大, 从弱变强。
3. 浙商顽强拼搏的信念。
浙商创业之初都是倍感艰难, 许多浙商都曾有着令人心酸的创业故事, “白手起家”、“走街串巷”、“风吹雨淋”、“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曾是创业初的浙商们真实写照, 但艰难胡经历也造就了他们顽强拼搏、不达目的不服输的信念, 这也是当前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创业者所需具备的宝贵素质。
4. 浙商开拓进取的品质。
开拓进取是浙商文化的灵魂, 主要表现在浙商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是浙商群体发展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浙商强烈的创新精神, 激励他们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 不断适时调整经营管理思路, 开辟企业发展新路径。
5. 浙商诚信为本的道德理念。
浙商视诚信为生存之本、发展之道。浙商对于产品的生产、加工等各环节严把质量关, 决不为眼前利益而背离诚信。在商业中, 面对不同层次的客户群体, 都以诚信待之, 以诚信换信誉、换口碑。长此以往, 浙商才能在残酷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6. 浙商知恩图报的责任意识。
浙商社会责任意识强烈, 勇于担当, 热衷于公益事业, 用所创造财富回报社会。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慈善光荣榜”和“纳税光荣榜”上, 浙商企业家们的名字也位列其中。浙商们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利益与道德的统一。
二、当前民办高职院校创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1. 民办高职院校教学考核标准不合理。
纵观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现状, 很少有学校设立创业教育相关课程, 绝大多数学校只是在学生就业指导中涉及部分内容。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前民办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不合理。当前多数民办高职院校还是应试教育为主, 广大学生还是以通过考试为目标, 以毕业拿文凭为首要任务, 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与毕业率是学校教学质量的考核重要指标, 迫使民办高职院校在学生素质教育问题上“有心无力”。
而国外民办院校主要是把学校的长远发展同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有机联系在一起, 把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以及毕业生的发展前景当作学校的生存之本和发展之道。然而, 根据我国目前民办教育现状, 在应试教育占主导的背景下, 民办高职院校如在实际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创业素质、创业实践, 势必影响学生考试科目的学习, 从而降低考试通过率, 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声誉, 必然会危机到学校生源, 而生源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存之本, 权衡利弊, 民办高职院校不可能“舍本逐末”。
2. 资金投入有限与创业教育教学现实需求上的矛盾。
当前, 学生缴费、社会人士捐赠和办学者自筹等方式是民办高职院校筹措办学经费的主要形式, 学生缴费更是最主要的来源, 民办高职院校基本上在走“以学养学”的发展之路。经费运用上除掉教员工资、日常管理费用、教学仪器设备费用等等, 所剩金额能用于学校进行创业教育的费用已经微乎其微, 甚至不可能投入资金。
创业教育实际上是为培养学生将来创业所需的综合素质教育。开设创业教育, 需要引进专业师资, 需要对现有师资人员进行培训, 需要建立创业园或创建实训基地等, 这些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学校资金紧张与创业教育资金投入的现实矛盾, 让民办院校举办者在是否开展创业教育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或一票否决。
3. 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错位制约着创业教育的实施`。
民办高职院校作为教育实体和市场主体, 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以提供行政服务为主, 加以必要的宏观指导。然而现实中, 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院校微观事务也进行了一定的干预。例如招生人数的核定、毕业标准的制定、学生毕业率与就业率的考核指标、学校资金的流向等方面干预, 严重制约了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生机与活力, 制约着创业教育的开展。特别是当前教育行政部门将民办高职院校综合考核结果与招生指标挂钩, 招生指标即意味着生源, 而生源又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经济命脉, 是学校日常运转以及长久发展所需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民办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积极性。
另外要倡导创业教育, 要不拘一格选拔教师、设置教学课程、编写大纲和教学内容、制定情景教学模式等等系列行为势必要求民办高职院校有灵活的办学自主权, 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微观上的干预却制约了创业教育的实行。
三、浙商文化对民办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提供新的学习视角
创业过程最核心的要素是人, 能够创造财富、让财富增值的也是人本身, “人”即创业者, 创业者良好综合素质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浙商是创业成功的典范, 他们的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开展创业教育过程中应重点剖析浙商创业的成功案例, 总结创业成功的经验所在, 特别是透过创业现象看到浙商群体在创业中所积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浙商文化, 这正式民办高职院校在创业教育中所要学习和借鉴的重点。
1. 学习浙商的敏锐洞察力。
浙商的敏锐洞察力主要体现在从政策的变化走势对经济市场的影响中发现商机。浙商关注实证时政新闻, 关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的细微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从改革最前沿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城市、边境开放口岸到内地省会开放城市, 都有着一群活跃的浙商, 国家的利好政策指向哪里, 浙商就会出现在哪里, “个体经营”、“走街串巷”、“辞职下海”等有代表性的现象中都离不开浙商的身影,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浙商10大标志性事件”更是浙商敏锐洞察力的最鲜明体现。
2. 学习浙商的务实精神。
不少浙商就是从草根起家, 他们没有项目启动资金, 没有学历优势, 没有专业特长, 就是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靠双手起家, 在别人看不上的小买卖中发现商机, 开始最初的资本积累。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但经常面临资金缺乏的难题, 亦或是眼高手低, 对一些小项目、小商机根本不屑一顾。从浙商的成功创业经验看, 在创业教育中要端正大学生心态, 引导大学生学会思考, 勤奋、塌实、务实, 一步一个脚印, 细小的积累也能做大做强。
3. 学习浙商的开拓创新。
浙商开拓进取精神是其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有利武器。当前, 产品更新周期日益缩短, 市场经济亦是瞬息万变, 如果没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就无法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创新思维让浙商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功能创新、市场推广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等都领先一步, 以此抢占商机。因此, 在创业教育实践中必须有意识培养大学生开拓创新精神, 学会在商业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
4. 学习浙商的诚实守信。
诚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是每个人的身份标签。浙商之所以能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诚信为本的理念尤为重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不仅关系到创业成败, 更是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诚信建设势在必行, 而且必不可少。大学生只有走诚信创业之路, 才能获得持续、长久发展。
5. 学习浙商的感恩回报。
热衷公益、懂得感恩是浙商文化的鲜明特征, 浙商通过自身发展不断回报社会, 更是给大学生起到了良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大学生创业, 在创造财富实现个人价值时也要兼顾社会价值取向, 资助社会公益事业, 在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要把利益与道德相结合, 把企业经营与感恩社会相结合, 最终回归开展创业教育的根本目的。
四、民办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现实路径选择
1. 注重长期发展, 培育创业创新教育氛围。
民办高职院校办学不应一味追求眼前利益, 而是要寻求长远的社会价值所在, 要明确办学宗旨是为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校的办学成绩应以学生的社会价值量作为重要衡量标准。根据学生现在知识结构、技能基础和创业实践结合起来, 设立教学课程、编写学习大纲、指导教学活动。在教学环节, 围绕学生主体,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以增加其修养, 重点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 激起学生创业热情, 营造更浓厚的创业教育氛围。
2. 建立多层次的创业教育模式, 指导学生创业实践。
民办高职院校在开展创业教育中有必要建立全方位的创业教育模式, 以满足学生的创业实践的需要。第一、给学生创造和提供深入企业实习的机会, 让学生对创业有个清醒直接的认识;第二、进行情景教学、模拟体验的形式, 让学生感受创业的过程;第三、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指导学生网上开店, 参照义乌工商学院创业学院的模式, 从课程教学到场地、物流等后勤保障, 学校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进行协助;第四、开辟和创建校园的创业创意产业园, 让学生实体经营, 亦可网络和实体共同经营;第四、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 把学生好的创意、成熟的设计理念、有市场潜力的专利技术、经过实证调查研究的创业计划书等等都可在企业应用实践。
3. 多途径整合教师资源, 保证师资队伍稳定。
为保障建设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 民办高职院校有必要通过多途径整合教师资源。首先, 通过内部的选拔与培养, 参照义乌工商学院在校内选拔创业学院教师的模式, 选拔一批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市场敏锐性高的教师作为创业教育的主讲人员, 并加以培养。其次, 通过提供高待遇的方式引进创业教育的优秀教师。再次, 通过聘请校外创业教育专家来校兼职上课或举办讲座的形式来充实师资队伍。最后, 通过以情留人、以薪留人等方式, 来保障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稳定。
五、结语
随着高校的扩招, 大学毕业生数量日益增多,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大学生就业更显困难, 而作为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而言竞争压力也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 作为有着相对灵活办学自主权的民办高职院校如何利用好自己优势, 如何利用好国家关于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 如何领会浙商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启示意义, 做好大学生创业教育, 让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让民办高职院校得到持续、长久发展, 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接下来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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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视角 篇2
关键词：浙江,越南,投资环境,浙商视角,层次分析
投资环境是投资经营者所面对的客观条件, 是影响投资活动所有因素的总和。近年来, 越南经济发展迅速, 并以其优厚的自然资源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深深地吸引着中国投资者。作为我国重要的投资区域, 越南一直是我国对外投资总额排名前20的国家。在对越南投资主体中, 又以浙江企业为多。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金融动荡、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萌发了到越南投资的想法。那么越南的投资环境如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哪些方面的劣势?由于国内目前尚且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因此解决投资者的这些迷惑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基于对在越投资的浙江企业的调查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 建立由5个子系统, 13个因素, 总共36个指标构成的4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 对浙江投资者提出对越投资的建议。
浙江与越南投资环境研究指标的选取
1.指标选取的依据
投资环境理论是从国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区位理论发展而来 (张一博, 2012)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 投资环境的组成因素可归纳为五大类: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 (付晓东、胡铁成, 2004) 。
自然环境要素是指长期形成的与投资生产和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生态环境等自然地理条件。在自然环境研究上, 郭信昌 (1993) 、杨天荣 (2010) 等学者皆把矿产储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面积等指标列入研究内容。
经济环境要素是对投资活动影响最大、最为直接的要素之一, 它主要包括:经济综合实力、经济结构、经济外向性、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环境。在经济综合实力方面, 杨仁发、黄琼在研究中把人均GDP、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纳入指标体系;在经济结构方面, 潘霞 (2007) 使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经济结构;在经济外向性方面, 穆广杰 (2012) 在其研究中把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列为经济外向性评价指标;市场发育程度反映了地区市场的规模、市场自由度和市场发展潜力, 其指标主要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金融环境方面, Joel I.Deichman (2003) 在其研究中把货币汇率、通膨率纳入土耳其投资环境评价指标。
政治法律环境要素包括了政治环境要素和法律环境要素。政治环境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管理能力、政治体制、政府对外关系等, 方维慰 (2002) 选取了政府办事效率、国际政治关系稳定性来衡量这一指标;在法律环境方面, 张小青 (2011) 将政府政策连续性、涉外法规及安全度等列入其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广泛, 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环境要素和文化环境要素。社会环境要素主要反映了社会稳定性、社会生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其主要指标包括:人口、就业率、刑事案发率、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拥有公交车数量等;文化环境是指拟投资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科技水平, 主要表现为教育水平, 一般用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或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等指标来表示。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生活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讯设施等这些方面。白倩 (2010) 在其研究中把客运量、货运量、公路长度、电话用户数、因特网用户数、自来水供水情况、燃气情况等指标来描述该因素。
指标的选取依据需遵照以下原则:
(1) 科学性原则。指每个评价指标都必须有明确的内涵定义, 并能通过一定的计量方法进行统计计算。除此之外, 指标体系的构建须从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各指标需相互独立, 反映各自反映的内容;但还需相互联系, 反映其中的客观规律。
(2) 系统性原则。对于指标的选取与构建必须能很好反映这一个投资环境系统, 确保其反映内容的全面性与条理性。从总体上说, 选取的指标能较为全面的反映投资环境的各个方面, 所有指标的相互关联性又能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层次上说, 所有指标不仅能统一成一个大整体, 其部分相互关联的部分指标也能统一成一个小系统, 反映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
(3) 时效性原则。一般来说, 投资环境的指标应取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的数据, 并反映该时点或时段的投资环境状况。一般来说, 投资环境的指标应取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的数据, 并反映该时点或时段的投资环境状况。因此, 需选择合理的时点或时段的指标数据。
(4) 代表性原则。由于投资环境内容的复杂性及数据收集的限制性, 我们不可能收集到所有方面的资料。因此, 必须剔除显著性较弱的因素, 选取能较好反映评价因素的指标, 从而提高效率与科学性。
(5) 可操作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要求指标的选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获取尽量可以得到的数据。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必须立足于可靠的统计年鉴、地方文献或具有权威性的资料, 且指标比较口径须一致, 具有可比性。
2.指标数据的选取
根据前人对投资环境的研究及投资环境的研究原则, 本文选取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上的36个指标组成一个包含13个因素的4级评价体系。数据选取范围在2007~2011年, 指标详见表1。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统计资料:2008~2012年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08~2012年越南国情报告、2008~2012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国投资法、越南投资法及中国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另一部分指标, 包括:政府办事效率、国际政治关系稳定性、政策稳定性、政策优惠度、涉外法律健全度等, 借由自浙江工业大学举办的“文化与经营—中越论坛”这个平台, 对几乎所有在越投资的浙商进行调查访问, 获取他们对这些指标的评价。
实证分析
1.层次模型建立
按照上文内容获取数据后, 笔者根据专家学者对各因素的两两比较的打分确定判断矩阵, 并进行层次分析。本文使用数学计量编程软件MATLAB7.0进行层析分析计算, 经过单排序层次分析与总排序层次分析, 发现结果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计算结果判定有效。最终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2.浙江与越南历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比较
使用极差变化法将2007~2011年浙江与越南的上述投资环境指标数据标准化后, 乘以以上权重就是2007~2011年浙江与越南的各年综合得分。其具体分值详见表2。
经计算发现浙江与越南投资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1) 浙江历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均高于越南, 代表浙江总体投资环境优于越南。尤其是2009与2010年, 越南与浙江投资环境得分的差距最为明显。虽然2011年越南与浙江投资环境得分有缩小的趋势, 但总体来说, 浙江投资环境五年来的增速要略快于越南。
(2) 在投资环境的组成因素中, 越南只在自然环境与政治法律环境上优于浙江, 其他因素皆与浙江有较大差距。这说明越南资源储量丰富, 政治法律环境对投资的倾向性大, 政策优惠幅度较大。
(3) 浙江与越南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改变幅度较小, 稳定性较强。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此浙江与越南在这一因素上的改变情况完全符合因素特征。浙江自然环境得分呈现负增长表明江的资源开发型产业将因浙江的资源储量限制而受到较大冲击, 而越南暂时不存在这种情况。其次, 浙江社会文化发展速度较快, 社会公共资源配套较为完善, 而越南在该方面进展缓慢, 这意味着在越南医疗、生活等设施相对匮乏。
(4) 从各因素的增长速度看, 越南增长速度最快的因素是基础设施环境因素, 浙江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经济环境因素。这表明越南经济发展速度及稳定不及浙江, 但是其基础设施完善力度很大, 在逐渐向浙江靠拢。
建议
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上比较分析了浙江与越南投资环境的发展水平与改善情况, 并得到上述结论。现针对浙江与越南投资环境的特点, 提出以下建议:
1.越南投资环境并不优于浙江, 投资者需谨慎选择进入行业
研究表明, 越南投资环境在总体上稍差于浙江, 但是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 在进入越南市场时, 需要充分评估市场风险, 发挥越南投资环境的优势, 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 从而规避可预见的风险, 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
2.出口加工型及人力密集型企业在越南投资相对具有优势
由于越南水电原料与人力资源等生产成本较为低廉, 而且因通讯产业私有化导致的通讯业务廉价化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因此人力密集型制造企业在越南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此外, 中国外贸出口型企业在越南进行加工制造后出口享受零关税, 比国内出口退税政策要优惠很多, 而且在越南本地出口受到反倾销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可以规避贸易壁垒。
3.资源开采业市场前景广阔, 但进入机制障碍重重
越南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且资源价值较高, 因此这些稀缺资源的开发开采市场有良好的前景。越南与我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矿产资源也归属国有, 因此进入资源开采业必须得到越南当地政府的许可。但越南各层政府工作作风腐败, 行政效率低下, 因此对资源开采业的阻碍较大, 需有资深相关经验者进行引导, 才能有所斩获。
4.开拓越南本土消费市场, 深入挖掘市场潜力
越南拥有8500万人口, 而且越南人消费倾向更高, 消费额占收入比例较大。在这种条件下, 准确定位越南的消费市场, 以改善并完善越南医疗、生活市场为目的, 开发对应的产品可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越南受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限制, 物质水平相对较低, 只要针对越南的社会需求做好市场定位, 根据浙江现有较为成熟的制造水平, 应该可以再越南获得成功。
5.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越南在基础设施上的改进非常明显, 表明越南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力度很大。目前, 越南在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并论证越南国内开通高铁的可能, 努力完善自己的交通运输等基建设施。浙江在这些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可以在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自己的技术成本优势, 获取可观的利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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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视角 篇3
经过30多年的开拓与积累, 如今浙商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商帮群体。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约有750万浙商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投资创业和发展, 在全国创办各类企业26万家, 累计投资超过3万亿元, 每年向当地缴纳税收超过1, 200亿元, 解决了1, 136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在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上评价说:“浙商崛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力军”。
浙商的优势是先发的, 浙商面临的问题也是先发的。从外部来看,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 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还没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阴影, 却又陷入国家主权债务危机, 出口市场逐渐萎缩。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力争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云计算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到来。国内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使资源环境束缚越来越大, 自主知识产权要求越来越高;从内部来看, 大量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 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能耗大、污染重、利润少。
浙商的这种短板和压力在外部环境恶化时暴露无遗, 影响深刻, 一些曾经生机勃勃的企业陷入困境, 有的甚至破产倒闭。危机过后, 浙商反思自身, 寻找应对策略, 发现唯有转型升级才能拼抢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在这个关键的拐点上, 部分浙商找到了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创新。
基于浙商研究会评出的“2010模式创新十大浙商” (表1) , 通过考察企业、访谈企业家、对话学者、整理相关资料等手段, 本文对当前典型的浙商创新型模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 以期为其他企业提供创新范例。
二、浙商创新实践的主要路径
(一) 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
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已为大家所共识, 被认为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尤其如此。浙商长期以来主要以经营轻工产品见长, 如服饰鞋帽等, 在保证产品基本性能基础上将价格做到最低, 以价换量, 以量取胜。因此, 许多浙商缺乏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 只有部分企业能在某个技术领域潜心深入挖掘。也正是这些企业享受了技术创新带来的丰厚回报, 在转型升级时刻能轻松应对。
亚龙从1995年开始专注于电缆行业的发展, 成长为今天的“电缆大王”, 其中的法宝就是技术创新。在早期, 亚龙就组建了企业技术中心, 并形成一个创新体系。同时, 还与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将开发新产品视为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 防水电力电缆、环保型复合绝缘高压电缆、城市轨道交通用防鼠防白蚁电力电缆等9个产品已先后通过上海市科技成果及投产鉴定。正是这些产品投产, 亚龙既抢占了市场份额, 又增强了公司发展后劲。
为了生产出精细化的高端产品, 帅康每年用于厨电研发的投入都保持在3, 000万左右, 聘请了国际一流的厨房技术专家, 并与国外顶尖设计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 帅康集团的新产品开发从设计上市只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 拥有专利500多项, 并且专利数量还在以每星期2项的速度增加, 成为中国厨电业拥有专利技术最多的企业。
尽管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创新, 但这种创新模式对企业的发展战略、资源配置、风险承受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准备, 许多浙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能力, 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路径对浙商来说将成为现实而可为的选择, 并将成为浙商谋划长远发展的利器。
(二) 以渠道为主导的创新。
整合营销理论创始人舒尔茨指出:在产品同质化的市场里, 唯有“渠道”和“传播”能产生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对于善抢先机整合资源的浙商来说, 渠道为王的观念深入人心, 也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渠道创新日渐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武器。
浙江华凯新农业将家电行业较为成熟的商业形态——连锁大卖场模式运用到苗木行业。现在, 苗木种植商不用到处推销产品, 有苗木需求的客户也不用跑到全国各地采购, 供需双方借助华凯苗木大卖场就能顺利完成供销和采购。华凯新农业这种模式颠覆了传统农业的供需渠道, 整合了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采购商, 形成了双向整合, 建立了新的价值网络。对于种植户来说, 降低了销售成本, 他们愿意给华凯10%的让利;对于采购商来说, 由于减少了人力和资金成本, 也愿意给华凯5%的溢价。借助这一创新策略, 年仅3岁的华凯新农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连年40%以上的增长, 并辐射带动了1, 000余个农业合作社及18, 000余农户致富。
以渠道为主导的创新, 贯通了上下游企业, 通过参与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提高其他企业的效率和生产价值进而获得利润。这种创新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 需要对市场有很强的敏锐能力, 同时也要一定的资金实力, 还要有资源整合的能力。
(三) 以平台为主导的创新。
在传统的浙商观念中, 做企业应该有具体的产品, 也必须是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 在交易过程中获取利润, 实现企业目标。然而, 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虚拟经济的崛起, 使许多浙商改变以往的观念, 开始尝试以平台为主导的创新, 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
在淘宝网, 卖家可以将企业和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 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 进一步还可以通过阿里旺旺与有意向的客户实时沟通交流, 并利用支付宝达成交易。而买家只要在淘宝网上键入所需产品的关键字就能搜索到来自各地的供货信息, 并通过阿里旺旺和支付宝与卖家即时交流, 下单付款, 等待收货。从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来看, 淘宝网并没有直接介入交易过程, 只是为买卖双方提供相应的网络平台和工具, 起着支撑和维护买卖的作用。
与淘宝网类似的是网盛生意宝的创新模式。在原来专业网站的基础上, 将这些专业网站进行整合联盟, 出现“小门户+联盟”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 旺盛并没有直接参与小门户的业务, 而只是提供联盟这样一个平台, 使小门户在提供个性化的行业B2B服务的同时借助联盟的平台打通整个行业的产业链, 提供标准化的总户型B2B服务。
浙江产权交易所则为浙江未上市股份公司提供了股权转让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 未上市股份公司可以像上市企业一样进行股权买卖, 进行资产重组、行业资本整合, 提升公司综合素质。在这个过程中, 浙江产权交易所为平台中的企业提供信息, 制定买卖准则, 监督交易的完成。
随着通信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以平台为主导的创新成为近年来许多浙商创新实践的新宠。但一个好的买卖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买卖信息的集散地, 而是能给买卖双方都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 产出价值。因此, 用户的体验和信任是其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 以服务为主导的创新。
在生产要素快速流动, 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体验价值的时代, 生产型企业很难依靠产品、价格或广告等单一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 现在许多企业实行制造业服务化, 并以相关的服务带动制造业的发展, 实现价值网的扩张和控制力的增强。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了60年的虎牌在2008年华丽转身, 进军电力服务行业, 开展新的发展模式, 即服务+连锁+产品。2008年2月在杭州开出第一家门店, 对10千伏及以下电力用户用电设备日常维护进行专业化外包, 解决中小规模电力用户难以自行聘请社会电工、对用电安全无法专业化维护等问题。与此同时, 虎牌还致力于打造一支具有专业技能、训练有素、响应快速的电力保安队伍。在虎牌提供的电务服务中, 承诺5公里范围内应急抢修15分钟内到达现场。截至2010年6月, 虎牌的连锁服务店达到了60家以上, 服务客户达到2, 000家, 服务网络基本涵盖华东地区主要城市。现在虎牌以电为核心, 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紧密结合, 并且能通过电务服务连锁控制低压电器产品的销售渠道, 实现了壮大服务业的同时带动制造业兴旺的双重目标。
强烈的服务意识是浙商以往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以服务为主导的创新要求浙商继续深入挖掘用户体验, 将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融合, 在提供产品的同时配套相应的服务, 通过服务和产品的联动实现差异化竞争。
(五) 以品牌为主导的创新。
在这个微利时代, 没有品牌就寸步难行。浙商从早期的只关注产品发展到关注市场到关注消费者体验, 越来越感受到品牌的重要性。许多浙商开始重视创品牌, 打响品牌知名度, 塑造品牌的美誉度。品牌的载体也不限于传统的产品、服务, 拓展到任何其他形式的商品。
浙江传统专业市场有多而不强的特点, 分布于全国, 但没有统一的品牌。曾经很多知名市场现在大多数都成了过眼云烟。现代联合从1990年创办第一家专业市场以来, 到2007年底, 旗下已经拥有9家专业市场, 年成交额达千亿元。2008年现代联合对旗下专业市场统一品牌、统一标志, 统一经营管理, 推出中国第一个连锁专业市场品牌。如在杭州勾庄的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有一家“现代台湾食品城”, 未来在台湾也将会有一个现代食品市场, 两个市场的大品牌是一样的, 都是现代, 同时两个市场里的商户也几乎是一样的。
以品牌为主导的创新是近年来浙商努力的重要方向。通过自创品牌, 与知名品牌合作和收购品牌等手段, 浙商当中涌现了一批知名品牌, 大大改善了浙商以往的形象。但是, 品牌的塑造和维系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 同时品牌的创新也需要相应的技术、渠道和服务创新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六) 以文化为主导的创新。
在传统的制造业中, 很多产品的利润率都已经降至10%以下, 甚至更低。但若能将这些传统的普通产品附加上文化和历史特性的时候, 企业的利润空间会大大增加。作为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 在文化创新上浙商已经在行动。
早期在许多人眼里, 杭州东方文化园就是简单的建筑群, 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但在徐关兴的经营下, 如今的东方文化园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具有文化厚重度的主题公园了。在东方文化园里, 以周易八卦为布局基点, 儒、释、道三家同构, 并以2, 728米彩绘长廊贯穿全园8个文化、休闲景区, 用形象生动的建筑语言、雕塑语言、绘画语言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徐徐道来。同时, 与35家“非遗”企业, 12位国家级、省级“非遗”大师签订合作意向。在徐关兴眼里, 东方文化园不是单纯的建筑群, 也不是纯粹的旅游景点, 而是深厚的文化园。
同样从事建筑行业的古今建筑集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将创新落实到了文化上。古今集团是从事历史建筑修复和重塑的, 但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深入开发历史建筑所蕴含的文化, 将现代建筑科技、美术工艺和社会人文知识与传统的古典建筑文化结合起来, 实现文化上的创新。
以文化为主导的创新是浙商创新实践中的较高层次。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将抽象的历史文化与适当的载体相结合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是关键。近年来,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越来越高涨, 文化产业甚至被列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因此, 以文化为主导的创新将是许多浙商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结论
创新是浙商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也是浙商可持续发展的必备素质, 部分浙商已经找到了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创新路径。然而, 要完成浙商群体的转型升级和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 只有部分浙商创新还不够, 需要系统内主要企业的转变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先行者的引领和带动, 也需要有成功案例的示范和传播, 还需要对典型模式的剖析和总结。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 创新的实质是各种资源、要素的新组合。现实情况是, 每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难以在各个领域都实现创新, 需要将资源和能力集中在某个重点领域。每个企业优势和劣势存在差异, 面对的市场机会不一样, 于是浙商企业之间的创新实践就有各种特色和风格, 表现出有的侧重于技术研发, 有的着重于品牌塑造, 有的潜心积淀文化。上述六种路径基本上涵盖了当下走在前列的浙商对于创新的关注点, 对于仍然处在转型升级十字路口的其他企业来说不失为一种参考和借鉴。
此外, 需注意的是浙商在创新实践中虽然各有侧重点, 形成了不同的路径, 但并非可以忽视其他要素, 相反, 某个创新路径的成功都离不开其他要素的协同作用。实际上, 创新是涉及企业全方位的活动, 这些内容无法绝对割裂开来,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要素主导。
浙商不怕资源少, 不怕企业小, 不怕身段低的“本色”和功利性、务实性、敢为性的特性是其开展创新的先天优势, “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的开拓性和“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的渗透性是浙商开展创新的锐利武器, “一遇雨露就发芽, 一见阳光就成长”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浙商开展创新的持续动力。浙商有力量通过各种适宜的创新路径完成转型, 实现升级。
摘要：本文以“2010模式创新十大浙商”为例, 分析当前浙商创新实践的主要路径, 以期为整个浙商群体以创新促升级提供范例, 促进浙商群体创新意识的增强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推进浙商创新精神的发扬和实践。
关键词：浙商,转型升级,创新,实践
参考文献
[1]胡祖光, 吕福新, 崔砺金编.浙商模式创新经典案例[M].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2]张仁汉, 罗许成.人的文化本体与“人文浙江”的建构——经由浙商文化的批判与重构的新路径[J].浙江社会科学, 2011.3.
浙商资本盯上种子产业 篇4
就在不久前, 由财政部会同农业部、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发起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在京正式成立。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有关负责人认为, 这是种子产业迎来巨大发展空间的一个信号。
面对商机, 浙商伺机而动, 传闻本土房产大鳄正紧锣密鼓进军种子产业。
传闻本土房产大鳄进军种子产业
“办一家种子企业需要哪些条件?”“种子企业如何经营?”“如果我要经营种子的话, 会遇到哪些门槛?”……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有关负责人几乎每周都会接到这样的咨询电话。就在前不久, 一位上海的投资者还向他详细了解了浙江的种子产业情况, 他表示, 有意到浙江来开一家大型的种子公司。
有业内人士透露, 社会资本对种子产业充满热情, 甚至还有本土房产大鳄有意进军现代种业。事实上, 浙江跨行业资本进入种子产业已渐成气候, 例如嘉兴绿农农资有限公司、台州市台农种业有限公司等原先都是做农资起家的企业, 近年来相继迈入种子产业。“种子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市场前景一定不错。”台州市台农种业有限公司CEO潘日定认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端蔬菜的需求日渐增长, 这将直接带动种子市场的需求, 种子行业充满了机会。
民营资本推动了浙江种子市场化的新格局。目前浙江省持证种子经营企业中, 民营企业115家, 占80%左右;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有31家, 占总家数的22%、总资本额的70%;有3家取得了全国种子经营许可证, 种子、种苗经营户2万5千多家, 遍布全省主要农区, 初步形成了全省种子、种苗销售供应网络。
花500万元引入一款种子当年赚一倍
种企靠什么攻城略地?
种子市场竞争激烈!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他的朋友曾花500万元引进一款种子, 结果当年就赚了一倍。于是, 次年他增加投入并扩大生产规模, 但老品种不敌市场上出现的新品种, 转眼亏掉了800万元。
杭州六和种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兴祖算得上该行业的“老手”了, 几十年来他一直带领团队坚持研发、经销花卉种子、种苗以及水果类种子和蔬菜种子。“同样的种子, 我们价格卖得低, 还有人可以卖得更低, 总之种子行业的价格竞争很激烈, 我们只有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或是找到好的品种, 才能更好地开拓市场。”尽管如此, 郑兴祖还是有些担忧, 随着《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新法”) 的发布, 对种子经营企业也有了门槛要求, 他担心一些企业的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会因为无法达标而终止。
郑兴祖的担心不无道理。据杭州市种子总站统计, 目前杭州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共计30家, 比去年少了8家。“新法”对种子生产企业的要求更高。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办公室出具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省有效的持证种子经营企业112家, 比上年同期减少30家, 减幅达26.7%。2012年全年农作物种子企业销售额超7亿元, 较上年增加10%以上。
浙商视角 篇5
缔造享誉全球的商帮
2015年8月29日, 大连浙江商会在大连君悦酒店举行了换届大会。被誉为“纽扣大王”的大连新天百有限公司“掌门人”邹云光几乎以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会长。
成立于2007年6月的大连浙江商会, 现有企业会员近300人, 会员企业千余家。从事的行业涵盖房地产、大型百货商场、灯具批发销售、大中型装修装饰、国际国内贸易、金融、期货、融资担保、服装生产和加工、家具制造和销售、水产养殖与加工、餐饮等。无论是会员规模, 还是经济总量, 大连浙江商会在大连近30家异地商会中都名列前茅。
邹云光在就职演讲中表示, 新一届的大连浙江商会领导班子, 将继续强化商会的基础建设, 坚持商会的“四化”, 加强自律, 推动商会的规范发展;将创新思路、加强交流, 把为会员服务的平台做得更大, 为会员企业和大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16年1月26日, 商会在大连达沃斯会议中心召开了场面宏大的年会。邹云光在致辞中说, 2015年是浙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大连浙商成功召开换届大会, 选举出了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 为商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遍布全球浙商的共同努力, 承载着浙商使命、浙商精神、浙商信念和浙商辉煌的浙商总会正式成立,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当选为会长。总会的成立, 是所有浙商同仁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抱团取暖、共赢辉煌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展示, 它必将为浙商在更大、更广、更新的时空领域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从而实现共赢发展、再创辉煌发挥强大的牵动引领和扶持推动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国内和海外的浙商分别达到了600多万和200多万, 共计800多万的浙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帮。仅在大连, 浙江人就有7万余人, 创办了3500多家企业, 总投资达到500多亿元, 安排下岗就业岗位20多万个, 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邹云光表示, 作为大连浙江商会的会长, 他有责任和义务把在连的浙商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形成合力, 助推会员企业自身发展和大连经济发展。商会就是要通过“结乡谊”把众多会员企业合成“一把筷子”, 这比任何“一只筷子”的力量都要强;抱团“谋财”或者抱团打架, 声势要大得多;抱团进行“沟通政商”, 话语的调子也能拔高很多。
在今后的工作中, 商会将不断夯实扩大自身平台, 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到商会中来, 不断壮大实力, 使商会真正成为会员之家, 从而为大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为缔造全球最大的商帮做贡献。
稳中求进与创新发展并举
2016年3月5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商会年会上, 邹云光就曾详尽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并对与会的在连浙商提出了“稳中求进与创新发展并举”的思路和号召。
从国内情况看, 我国经济已经度过了能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阶段, 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的年率仅为1.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均增长率却高达-5.12%。这说明由于经济结构调整, 已使许多传统业态处于大幅缩减状态。由此带来的阵痛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并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有所增强, 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更加困难。
于此同时, 大连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 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呈现出速度放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巨大变化, 都要求在连浙商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切实搞好企业的技术转型、管理转型、产品转型、经营转型、市场转型和服务转型。
因此,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 在连浙商一定要坚持“把握大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的方针, 既要坚决克服急功近利思想, 扎实做好“守成”工作, 努力把手中现有的“行当”做专、做精、做强, 保证企业平稳发展。又要在此基础上, 注重深度把握市场动向, 积极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稳妥做好调整企业发展方向的转型、升级准备。
在连浙商要保持定力, 迎难而进, 勇敢地承接全国性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换挡产生的巨大阵痛和压力, 及时调整发展方向, 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 相互提携, 稳扎稳打, 战胜重重困难, 再次以踏石留痕的坚实足迹, 向世人展示了浙商勇立潮头、搏风击浪、誓夺鳌头的铮铮傲骨和奋斗精神——这是缘自浙商骨髓和血液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新常态下的新作为新发展
2016年3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联组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 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要准确把握大势, 提振信心, 在新常态下当有新作为新发展。
邹云光表示, 对于在连浙商来说, 新作为新发展首先要善于从大处着眼抓商机。
一是要善于从大连的总体战略布局和发展进程中捕捉商机。大连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 是东北主要的对外门户, 也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桥头堡和延伸点。当前, 国家正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在重大产业布局上向大连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同时, 大连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 将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创造出无限的商机, 只要紧紧把握大连的总体战略布局和发展进程, 就会找到无限商机。
二是要充分发挥浙商的人才优势。在连有许多浙江籍的科学院、社科院、工程院的院士。这些高端人才富有远见卓识, 他们的一项技术、一个“点子”, 就可能使在连浙商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 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光明前景。
三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捕捉商机。社会已经步入了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云计算已经为我们获取各类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高效平台。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新平台, 就可以从遍布全球的几百万浙商同胞以及蕴含无限信息的数据库中获得解开任何难题的“金钥匙”。
俗话说“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浙商能有今天成就, 说到底是靠“一颗汗珠摔八瓣”干出来的。因此,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形势下, 浙商都要大力弘扬浙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以及“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两个“四千精神”。只要广大浙商始终保持这股“精气神”, 坚韧不拔, 开拓进取, 就一定能够赢得浙商发展史上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浙商视角 篇6
浙商堪称中国商帮中最值得重视和尊敬的群体, 这不是时下跟风, 而是有历史的原因和事实的依据。浙商群体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她的育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 浙商成长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基因有别于其他。浙江面海通江, 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而人多地少、单凭土中刨食难以维生的困境, 使得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这种工商业活动的发展, 则离不开浙江尚文重教的地域文化优势, 离不开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的呼吁, 离不开当地民众敢于冲破清规戒律的勇气, 更离不开浙江人通过复杂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经商网络。其次, 浙商兴起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状况不同。唐、宋以后, 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 浙江被称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明代之后, 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现, 就在这一时期, 形成了在中国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 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鸦片战争后, 中外通商交汇的步伐大大加快, 海风拂面, 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 社会经济发生千百年未有之巨变。大胆聪明的浙江商人善于把握机遇, 以家乡为基地, 以上海为中心, 以全国乃至海外为舞台, 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经商活剧, 浙商也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
我们今天所称道的浙商群体, 就是数百年来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商帮的延续。一百多年来的“洗礼”, 使得她能够从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群中脱颖而出, 独树一帜, 成就当今中国“第一商帮”的美名。这里对于近现代以来浙商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想谈谈三方面的看法:
浙商自近代以降, 异军突起, 迅速取代了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晋商、徽商, 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商帮, 这是历史事实, 不再赘言。我要说的是, 在浙商崛起的一百多年中, 到底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使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且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答案或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浙江商人群体所表现出的顺应时变、图存竞胜的能力, 这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特征, 造就了一支永不落伍的坚强队伍, 也为他们的时代贡献出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浙江商人善于抓住机遇, 引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潮流。鸦片战争以后, 实行“五口通商”政策, 宁波、上海等相继开埠, 使得原本就较为活跃的浙江商人更加如鱼得水。那个时期, 浙商主要以宁波为根据地, 以上海为桥头堡, 以长江中下游乃至京津、香港等地为活跃场所, 广泛涉足工商行业, 创造了许多“第一”, 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以及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从沙船到轮船的转化过程中, 是宁波籍买办捷足先登, 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其后, 叶澄衷、虞洽卿等一批浙江商人先后涉足轮船航运业, 与外商一争高下, 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尤其是虞洽卿先后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及三北轮船公司, 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 成为当之无愧的民营航运业翘楚。比如从钱庄到银行的转型, 浙江商人亦执近现代金融业之牛耳。童今吾发起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 刘鸿生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 秦润卿创办了上海棉业银行, 项茂松创办了宁波实业银行, 邬挺生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 黄楚久创办了日夜银行等等。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南三行” (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等, 其董事和经理, 也多由浙江商人出任。通过投资组建和不断渗入新式银行, 浙江商人的金融势力大增, “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 而无可与之匹敌者”。银行之外, 浙商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兴的金融行业中也是独占鳌头, 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和信托公司, 皆出自于浙商。再比如, 在新式商业兴起的过程中, 浙江商人也引领着时代潮流。上海的许多新兴行业, 都是由浙江商人率先经营, 或者是由浙江商人后来居上, 成为中坚力量。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叶澄衷、“火柴大王”刘鸿生、“航运大王”虞洽卿、“娱乐大王”黄楚九等。浙江商人还纷纷投身实业活动, 广泛活跃在纺织、制药、火柴、化工、水泥、煤矿、电器、机械制造等行业中, 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新兴工业门类。另外, 浙江商人还顺应时变, 在宁波、杭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湖州以及省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设立商会, 不仅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本省的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还成为外地一些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成员, 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则对上海近现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
浙江商人敢为人先, 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率先实践者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 浙江已成为全国体制机制最活、经济发展最快、人均收入最高、开放程度最好的省份之一, 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这一突出成就的取得, 离不开千千万万勤奋而聪慧的浙江商人。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 浙江人也没有割断自古以来的经商记忆、泯灭强烈的创业欲望, 仍保存一些非自觉意义上的地下商业活动, 局部地区如温州甚至出现比较强烈的商业冲动。正是这种欲望和冲动, 使他们敢于解放思想、谋势而动、抢抓机遇、捷足先登。一时间, 蛰伏在浙江民间的工商业潜力得以迅速激活, 如钱塘浪花般奔涌的浙江商人, 凭着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等, “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永康模式”、“绍兴模式”以及“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等, 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鲜名词, 已为浙江人所专有。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市场体系不断健全, 市场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2009年, 全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指标已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 182家民营企业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中浙江占23席。民营企业总数占到全省企业总数的93%, 增加值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70%, 全省税收的60%。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浙江商人的空前活跃与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
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的贡献堪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人:当人们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 温州人却埋头苦干;当人们对于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时候, 温州人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是浙江人的鲁迅有一句至理名言:“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筚路蓝缕、慨然向前的同时, 不期然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巨轮。这一历史功绩足以载入史册。
浙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其成分多半来自土生土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基本是靠小本经营抑或作坊式生产发家, 然后经营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 逐渐做大做强, 许多还跳出浙江, 走向全国和世界。浙商的经济成分构成及经营模式与同时代的苏商、粤商不尽相同:江苏商人主要兴起于集体机制的乡镇企业, 广东商人主要得益于政策优势及境外贸易, 而以个体为主的浙江商人则全凭自己白手起家、灵活经营、开拓市场, 因而他们自始至终奋斗在创业的艰辛道路上, 从这点来说, 浙江商人是新时期真正的“民商”代表, 体现了民本经济的共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民营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国GDP的70%以上, 解决就业人数也占到了2/3。如此可观的数字足以说明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近些年来, 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制定和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扶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 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也空前向好, 但同时要看到, 我国的民营企业因受制于企业准入、融资困难、外贸风险等外部环境以及自身规模和机制有限、经营和创新能力欠缺等因素, 生存和竞争压力也在加大。浙江商人正因为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原创性”特点, 其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自然也较为明显:反映在发展理念上, 不少浙商的观念已渐落后, 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反映在战略经营层面, 许多浙商缺乏战略设计, 产品同质化严重,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品牌竞争意识薄弱;反映在企业管理上面, 普遍存在人才滞后的现象, 难以突破家族制的束缚, 企业发展亟需的现代企业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反映在人文精神上, 则是急功近利者多, 并没有真正做到浙江传统精神所倡导的“义利并举”、“富好行其德”, 何谈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呢!浙商身上的这些“短板”, 一遇上风吹草动, 就表现得尤其突出。迪拜金融危机、山西煤业变局、海南楼市泡沫……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似乎都与浙商有关。尚未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 很好地给他们补上了一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许多预见和未曾遇见的困难都会出现, 这很正常。浙商今天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家所要正视和化解的现象, 即一个商帮的成长和成熟是在跌宕起伏、曲折前进当中才得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深入掘进,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 新一代浙商们该如何团结一致、继续拼搏前行, 该如何来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增强民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习近平副主席早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之时, 就主持制定了被称为“八八战略”的新世纪浙江行动纲领, 在这个纲领中, 包含了许多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利措施。2009年初, 正当浙江人民在全力应战国际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又适时指出:“要继续弘扬浙江精神, 千方百计提升品牌, 千方百计保持市场, 千方百计自主创新, 千方百计改善管理, 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 加快转型升级, 勇于战胜危机、抢占先机, 努力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这四个“千方百计”, 即是“新四千精神”。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 是浙商观念的一个质的飞跃, 是浙商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与时俱进, 就要勇于摒弃旧思维, 大胆开拓新思路, 就要扎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规划宏伟的蓝图;与时俱进, 就要正视企业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素质性矛盾, 推动普及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加快企业自身整合、转型升级的步伐, 走集约化发展的新路子;与时俱进, 就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诚信意识、创新意识、国际化合作意识和抗干扰、抗风险意识,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与时俱进, 就要实现从老板群体向企业家群体进行提升和发展, 要以现代企业家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争做学习型的企业领导人,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同时要构建人才培养高地, 为企业发展培养现代化合格人才;与时俱进, 就要摒弃功利价值观, 树立使命价值观, 全面构建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不仅自身率先践行社会责任, 还要让社会责任感内化到每个员工和每一个工艺流程中来, 营造健康、良好的公益价值取向氛围。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新一代浙商在实行新一轮改革、进行第二次创业的过程中, 再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 体现了浙江人民概括提炼出的“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 勇于创新, 讲求实效”的十六字精神。
浙江商人历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龙游商帮以“无远弗届, 遍地龙游”而闻名, “秦晋蜀滇万里, 视若比舍”, 他们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宁波商帮的活动区域也很广, 尤其活跃在沿江和沿海一些城市, 以至有“无宁不成市”之说。现今, 以温州商人为首的浙江商人更是“来去如风”, 足迹遍及天下。据统计, 目前走出家门创业的在外浙商多达550万人, 其中有120万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创造的财富总量, 相当于分别在省外、国外再造了一个浙江。
探析浙商在鄂的投资新发展 篇7
关键词：浙商,投资,对策
一、浙商在鄂投资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推进, 湖北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据国家商务部统计, 2007年, 湖北省GDP达到9150亿元, 同比增长11.4%, 增速为近20年来最快, 高于全国近10%的平均水平。自2004年以来, 湖北省GDP已连续16个季度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连续9个季度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 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外贸这“三驾马车”所拉动的。就投资而言, 2007年省外投资者在鄂累计投资额成功突破300亿美元, 达313.45亿美元。而在这其中, 浙商对鄂投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 从浙商对鄂的投资总量上看, 到2007年底, 浙商在鄂总投资额达800亿元, 占湖北省吸纳投资总量的35%多。并且浙商在鄂创办的各类企业数量、投资总额、经营者人数, 此三项指标高居湖北外来企业榜首。其次, 从浙商对鄂的投资领域上看, 浙商已经涉足了房地产、商贸、建筑、建材、汽车、钢铁、电子、纺织、水电和公用事业等数十个领域。尤其在最近几年, 浙江建筑大企业纷纷以兼并重组等形式进军湖北, 使得房地产业不断加速发展。第三, 从浙商对鄂的投资发展趋势上看, 浙商正在对湖北农业、旅游业进行大量的投资, 对服务业的投资将是浙商在鄂投资的下一个热点。总之, 浙商在鄂的投资, 为湖北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快速稳健的发展以及浙鄂两省的经济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浙商在鄂的投资模式分析
浙商之所以在鄂投资取得这么大的发展, 这是与其投资模式紧密相关的。浙商相对独特的对外投资模式, 对其在鄂的投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投资模式, 简单而言就是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所采取的投资方式。浙商的省外投资模式, 由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两部分组成。
(一) 组织模式
1、商会经济
商会是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联结政府、商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以商会名义招商引商已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2006年3月, 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该商会现有会员单位300多家, 包括武汉市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冈市海翔置业有限公司等公司, 其在鄂的投资数额都已达数十亿以上。
2、财团经济
一般认为, 财团是由一批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构为主体, 通过以股权为基础的多种产融结合方式, 联合众多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而组成的超大型企业集团。虽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团相比, 我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团企业与财团经济, 但是近年来, 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地结合发展, 已经出现了一些财团企业, 如中信、光大集团等。而且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也开始不断地介入金融机构。2005年10月, 20多位浙江企业家在武汉成立湖北浙商投资发展集团。该集团的目标既包括实业, 又包括金融。其在武汉的第一个项目即为总投资8亿元的房地产项目。随着其实业与金融的业务拓展, 将极大地推动湖北各个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
3、合作制
浙商在省外的发展强大, 离不开其同乡间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 抱团抗击风险的精神。“抱团”合作可以使企业一方面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 调整产品结构;另一方面, 还可以整合资源、汇集信息, 帮助企业进入一些利润更高的领域。如2003年, 武汉汉正街改造第一个商业地块出让。4家浙江企业出资组成武汉市龙腾置业有限公司, 以3.61亿元的天价买下汉正街104亩土地的经营权。之后, 龙腾置业又联手各路民间资本, 与政府一起开发、改革、重振汉正街,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 商业模式
1、纵向产业链延伸型
产业链延伸是指企业把自己的资金、资源和精力都集中在当地的产业优势上, 通过与其他企业的相互协作,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截止到2007年底, 温州企业与湖北企业签订了120亿元的合作项目。其中, 武汉市汉南区模具制造工业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模具产业处于制造业产业链的最前端, 没有模具, 制造业就如同无水之鱼。而近年来, 温州劳动力、土地和电力成本剧增, 制造业产业链向中部特别是向湖北不断转移。产业链的延伸不仅降低了浙商企业的制造成本, 而且也促进了湖北地区的产业发展。
2、横向规模扩张型
横向规模扩张即强势企业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易地新建或兼并同类企业, 达到低成本扩张的目的。如近年来, 浙江水晶厂在湖北省各地合资或承包了多家水晶生产企业, 使企业年生产规模迅速扩张, 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全球1/3。
3、资源利用型
资源利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纯粹的控制稀缺性或战略性资源。由于全国近年来能源紧缺, 这让有着独特市场眼光的浙商掀起了对鄂的能源投资风暴。如2003年, 浙江纵横集团投资兴建十堰水电站, 投资额58亿元。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节省产品成本。浙商利用武汉地区高校密集的人才优势, 依托光谷的科技优势, 积极投资光电产业, 在产品科技含量和技术创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拓展市场型
中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浙江一些大型企业, 通过在中部建分厂的形式, 将全套成熟的产品、技术、管理“复制”到中部, 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良后, 随即大规模生产, 实现了“销地产”的低成本扩张。如2006年, 浙江苏泊尔集团对武汉增资1.5亿多元, 在汉阳黄金口建成面积达5.8万多平方米、年生产各类锅具1000多万口的生产基地。苏泊尔集团以武汉作为其销售前沿基地, 利用其广阔的市场和便利的交通, 将产品销往中部各个地区。
总的来看, 浙商的对鄂投资模式有三个独特之处。首先, 浙商充分地利用了商会这一组织形式, 为自己在外的投资搭建更便捷的平台。其次, 浙江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筹集大额民间资本, 在国内最先组织成立了财团。这将为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最后, 浙商对优势产业以及经济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既壮大了自身的企业, 也发展了投资当地的经济的经济, 形成了“哪里有蓬勃的经济发展, 哪里就有浙商的身影”的良好态势。
三、浙商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 浙商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
1、融资渠道仍偏窄
虽然浙商大举对外投资, 但其融资渠道仍偏狭窄。大多数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其自身企业的利润积累或是亲朋的共同筹资, 这在数量上极为有限。其次, 虽然浙商也成立了自己的财团, 但是其支持力度仍不足以支撑起中小企业不断扩大的对外投资。最后,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 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 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也并非易事。
2、技术水平欠高, 创新能力不足
由于浙商在鄂投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如服装产业、皮革产业等。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投资相比, 其生产装备、生产方式、产品技术含量都还有待改进, 而且科技投入保障不够, 创新投入较低, 使得部分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严重制约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3、专业人才缺乏, 经营管理不善
就大多数浙商企业而言, 其内部的员工大多为中高中毕业生, 缺乏专业的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 家族式的集权管理模式靠业主个人的权威和经验来下达决策, 缺乏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规则, 不利于科学决策。同时也打击了其他成员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4、投资地政府办事效率较低, 发展环境有待改善
就一些地方政府而言, 虽然他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 但是却存在着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 这种服务包括技术支持、市场咨询、企业诊断、职工培训和管理培训、法律支援等。
(二) 促进浙商投资发展的对策
1、拓展融资渠道, 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首先, 结合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 设立专门以民营企业为对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其次, 通过提供投资地政府担保, 为民营企业发放贷款。此举将大大地加强民营企业的信誉, 便利其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最后, 加快发展财团经济, 加大其对民营企业的投资支持力度。
2、积极鼓励浙商企业投资科技含量较高项目,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湖北省各级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产业指导、人才支持等各项措施, 大力鼓励浙商投资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能源消耗水平低以及资源利用效率高的项目。调整不合理产业的结构, 帮助浙商企业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3、转变政府职能, 为外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要想保持对外资的持久吸引力, 湖北各级政府必须要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首先, 政府应积极提供各项投资政策上的优惠, 以及制度、技术、信息及金融等方面的实际支持, 以此吸引浙商对鄂的投资。同时, 政府应确定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 为浙商在鄂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给予他们等同于本土企业的待遇, 从而真正促进在鄂浙商的持续发展。
4、提高浙商企业家整体素质, 重视引进和培养管理、技术人才
浙商企业家应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进行学习, 学习先进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理论, 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同时企业家要重视引进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 以及从企业内部培养人才, 以此提高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增强企业凝聚力。
5、投身武汉城市圈建设, 发展优势产业
2007年中央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两型综改试验区的获批, 将极大地促进武汉及其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为外商投资武汉地区提供了很大的政策优惠。因此, 浙商应该抓住这样的政策优势, 瞄准机会, 兼顾战略与战术, 对商贸、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会展、教育培训等优势产业进行投资。以此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 同时也促进了武汉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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