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共12篇）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1
摘要：本文实验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研究发现以文字表述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较低,而且不受投资策略的影响。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是决策有用的。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导政策和关键指标体系,使之成为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有效工具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实验研究,上市公司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注度日渐提升。随着交易所层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的全面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也逐渐趋于完善,从公司年报中分散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到年报中以独立章节披露再到独立社会责任报告,报告的形式日益规范,到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658份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旨在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从而保护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形式是否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值得关注。由于社会责任报告往往和年报同时披露或附于年报之后,年报中信息承载量过大,采用传统的市场反应的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易受到“噪音”干扰,而实验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很好的控制额外变量,排除其对因变量的潜在影响,保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更加纯粹、干净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进行检验。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和实验研究两种方法来检验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Ingram(1978)最早利用资本市场的反应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有用性问题。Anderson和Frankle(1980)通过对投资组合的配对研究,发现年报中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引起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证券市场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正面的反应。Mahapatra(1984)选取1967年-1973年67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股票市场投资者是否关注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信息,研究发现环境支出与系统风险和投资回报率均呈负相关。Pattern(1990)以签署“沙利文原则”作为研究事件,考察公司披露签署“沙利文原则”信息前后7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量和价格的变动,发现与控制样本相比,这些公司在窗口期内的每一天股票交易量都出现了显著异常的变动,股票价格也出现异动,但不显著。总的来说,这些基于市场反应的研究都提供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同时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公司在年报中的披露。Milne和Chan(1999)选取证券分析师和会计师作为受试对象,运用实验方法来验证年报中叙述性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
我国对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有:陈玉清、马丽丽(2005)检验了2003年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总体来讲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信息与股价相关性不显著。沈洪涛、杨熠(2008)观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实施后表现出来。宋献中、龚晓明(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会计专业学者作为受试对象,评价了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和公共关系价值。宋献中、龚晓明(2007)采用内容分析法和信息质量特征的概念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水平和决策价值较低。王建玲等(2011)对汶川地震捐赠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了检验。以上我国的研究多是对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检验和评价,多是通过市场反应来检验决策有用性,对社会责任报告决策有用性的研究较少,且通过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很难排除其他“噪音”。
二、研究假设
公司为什么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合规性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都与社会存在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契约,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和支持,相应的应当对社会有所回报。如果一方不履行责任,契约将会终止,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将会受困。起初社会公众仅仅以公司的盈利状况作为衡量合规性的最佳指标,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渐突出,社会公众判断公司合规与否的标准也发生变化,公司产品是否能保证消费者的健康,公司是否关注员工权益、是否关注公益事业、是否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等开始成为判断公司是否合规的一些新标准。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公司可能由于不合规而带来的风险被投资者“抛弃”。因此,公司会披露相关社会责任信息,而信息使用者也会利用这些信息来作为判断公司是否合规的依据,从而决定自己的决策行为。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投资者获取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途径,将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提出假设1:
H1: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
国内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通常有两种,即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会计基础型即传统会计报表型,是用会计特有的程序和方法,以货币化信息为主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规定了相应的资产负债项目和收益项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现有报表内披露,但不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二是在现有会计报表内披露并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三是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而非会计基础型则主要以文字表述的方式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加以说明和评价。Graves和Waddock(1994)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常规年报中的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为投资决策带来依据,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通常放在非特别社会问题上,往往通过非利益集团获得该类信息。如果社会责任信息是量化的信息,人们通常会关注。因此,提出假设2:
H2: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比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在投资决策中的有用性程度更高
三、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思路
通过模拟投资者决策情形,将受试者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不同组别提供具有相同会计信息和不同类型(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材料,通过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按照投资额的多少衡量投资者对披露不同类型社会责任信息公司的偏好,通过对不同组别的投资者的决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是否存在组间差异,从而判断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得出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
(二)受试者选择与分组
(1)受试者选择。
经验研究(如Hunton and Mc Ewen,1997)认为,非专业(没经验)的投资者习惯于顺序阅读报告,对信息的把握能力不强,而有经验的投资者对企业各类信息有一定的评价方法,善于在各类信息之间跳跃阅读以获得相关信息,进而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而且有经验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鉴于以上原因,在实验中,选取150名MBA、MPAcc学生作为受试者。一方面,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财务背景和投资知识,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对所给信息有一定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大都在所在单位从事财务或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投资经历,能够较好运用相关信息进行投资决策,选择他们作为受试者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实验的真实性。
(2)实验分组。
受试对象按照实验的目的和实验材料的构成分为3组,每组50人。为了验证假设1,将实验对象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为了验证不同类型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又将实验组分为实验组1和实验组2。
第一,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材料第一部分为导言。在导言中设置了承诺环节。要求受试者承诺其所作的投资决策是在经过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部分从受试者基本情况、对报表分析的实践、证券投资实践、所学课程四个方面对受试者背景进行调查。William Brums(1968)认为在决策有用变量的刺激下,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将会发生变化,变化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投资额的变化。因此,第三部分实验任务为给定10000元人民币,依据所提供的信息投资A和B两家公司,且为了验证假设3,区分了短期和长期两种投资策略。第四部分为决策所需信息的设计。该部分材料的设计以A、B两家同一行业、规模相当的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为依据。A、B两家公司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差异。A公司仅有简单的文字陈述。B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内容涉及公益捐赠、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与产品质量改进、职工权益保护等方面,披露的形式以非会计基础型为主,有少量会计基础型信息。实验材料因组别不同而异。控制组的实验材料仅包括A、B两家公司2011-201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吴联生(2000)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调查显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运用,绝大部分是运用指标的形式进行的,个人投资者最关注的财务指标排序是:每股收益、市盈率、速动比率、流动比率、销售利润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存货周转率,对于这些指标有50%以上的投资者认为是其投资决策所需要的。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提供以上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作为受试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
就目前来讲,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多以非会计基础型为主,即以文字表述的方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种披露方式太过模糊,很可能存在印象管理的现象,“文过饰非”、“信口雌黄”有可能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鉴于这种情况,国内学者针对我国企业自身特点和我国国情提出了一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改进模式,阳秋林(2005)认为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是最终发展趋势,我国企业编制的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应该以传统的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包括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利润表和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但是投资者决策时往往借助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认为以以上三张表为基础的社会责任指标更具有决策有用性。在陈玉清、马丽丽(2005)和刘长翠、孔晓婷(2006)所设计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构建了包括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对政府的贡献率、对债权人的贡献率、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和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率五个指标在内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这五个指标能够衡量公司在社会责任所包含的最主要的五个方面的履行情况。各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对职工的贡献率=工资和福利费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政府的贡献率=缴纳税金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对债权人的贡献率=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捐赠和赞助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率=各项排污绿化费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平均资产总额=(报告期年初资产+报告期年末资产)/2。
实验组2的实验材料中,包含2011年-2013年A、B两家公司的五项社会责任贡献指标数据,B公司的各项社会责任贡献指标均优于A公司。
第二,实验任务。向150名受试者随机发放实验整套实验材料,其中控制组、实验组1和实验组2各50份。要求受试者通过阅读所提供的信息,在限定时间20分钟之内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完成投资决策并对其决策过程中所依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最后以问卷的形式收回。
四、实验结果与假设检验
(一)受试者基本情况
如表1所示,通过对问卷的统计,从年龄结构来看,受试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和30-40岁这两个区间之内;从工作经验来看,他们之中有95%的人从事与会计相关工作,而且工作年限大都在2年以上,36.67%的受试者能够完全理解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信息,63.33%的受试者能够理解部分报表中所披露的信息;从实际投资经验来看88.33%的人购买股票和债券,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经验;从理论水平来看,受试者大都学习过7门以上的财务或会计的主要课程,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并且受试者均为MPAcc或MBA学生,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综上所述,所选受试者正是年富力强、具有丰富工作和投资经验、理论基础扎实,大都是所在工作岗位的中坚力量。选择他们作为受试对象,能够满足实验所要求的条件,从而提高实验的可靠性。
实验分组的随机性是保证实验信度和效度的重要方面,为了保证实验分组的随机性,对每组的以上各项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与受试者背景相关的各项指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组间差异。这也验证了受试者分组符合随机化原则,最大限度的控制了额外变量对实验效度的影响。
(二)实验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实验中三个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在短期投资策略和长期投资策略下投资于A、B两家公司的比例。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控制组和实验组1而言,不论是短期投资策略还是长期投资策略,受试者都倾向于投资未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A公司。对于实验组2而言,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受试者倾向于投资A公司,而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受试者更倾向于投资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优于A公司的B公司。这反映出在长期投资策略下,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具有决策有用性。
实验中,不同的分组代表不同的信息类型,控制组与实验组1投资B公司的比例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体现了非会计基础性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控制组与实验组2投资B公司的比例是否存在差异体现了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表4列出了在不同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和实验组1投资B公司(社会责任披露较好的公司)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在短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投资比例的均值为40.25%,而实验组1的投资比例下降到34.75%;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的投资为42.40%,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上升为42.75%。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实验组1在长期两种投资策略下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较短期投资策略下有所不同,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为34.75%,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增加到42.75%,这也反映出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叙述性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
注:括号外为投资在B公司的比例的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5列出了在不同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和实验组2投资B公司(社会责任披露较好的公司)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在短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投资比例的均值为40.25%,而实验组2的投资比例下降到39.50%;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的投资为42.40%,实验组2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上升到56.50%。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实验组2在长期两种投资策略下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较短期投资策略下有所不同,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为39.50%,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增加到56.50%。
注:括号外为投资在B公司的比例的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实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对描述性统计中所体现出的控制组与实验组1和实验组2之间的差异分别进行ANOVA分析。表6为控制组与实验组1之间差异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不同组别、不同投资策略还是组别与投资策略的交叉分组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均无显著差异。这反映出陈述性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这有悖于假设1。
表7为控制组与实验组2之间差异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7中可以看出,不同组别和不同投资策略,投资B公司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组别与投资策略的交叉分组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2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提高的幅度较为显著。这反映出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是决策有用的。这也验证了假设2。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实验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文字表述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较低,而且不受投资策略的影响。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是决策有用的;非会计基础型即陈述性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上的分析也反映出,社会责任报告中非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供给模式可能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模式相失调,从而导致其决策有用性较差。而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供给模式可能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模式相协调,而使得其具有一定的决策有用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导政策和关键指标体系,使之成为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有效工具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献中、龚晓明:《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上市公司会计年报的内容分析》,《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2]陈玉清、马丽丽:《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5年第11期。
[3]宋献中、龚晓明:《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4]沈洪涛、杨熠:《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当代财经》2008年第3期。
[5]王建玲、宋林、王博:《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捐赠公告的市场反应》,《预测》2010年第1期。
[6]Ingram,Robert W.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certain)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8,16(2).
[7]Anderson,J.,and Frankle,A.Voluntary Social Reporting:An Iso-Beta Portfolio Analysis.The Accounting Review,1980,7.
[8]Sitikantha Mahapatra.Investor Reaction to a Corporate Social Accounting.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1984,Spring.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2
【摘要】 公司捐赠行为在公司产生之初,是属于公司权利能力范围之外的范畴。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公司捐赠行为大量涌现,法律也逐渐将其纳入到立法和司法规制中。我国公司法正处在完善与发展阶段,对公司制度的设计应当力求精细化,所以对于公司捐赠也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其特点做出更详尽的规定。本文主要从公司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制进行论述,通过分析企业公益捐赠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公司公益捐赠现状,探寻在和谐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国公司公益捐赠的法律途径。公司的公益捐赠只有在法律的合理规制下才能健康发展,公司公益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要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公益捐赠的认定、捐赠决策权的归属、捐赠数额的确定以及对股东权利的救济,在公益捐赠中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法律规制的目的既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又能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本文从公司自治的角度出发,针对如何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捐赠的决策者、捐赠的数额和捐赠的对象等问题提出建议。从公司社会责任入手,通过介绍有关公司慈善捐赠的基础理论,就我国现行公司慈善捐赠...更多还原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rporations’histories activities to donate wa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legal perspective.However, as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corporation don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Law in China is in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stage, the design of company system should seek to fine.So the company should also be donated on the basis of theory, according to its cha...更多还原
【关键词】 公司捐赠； 公司权利能力； 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法； 【Key words】 Corporation donation； Corporation purposes and powers；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rectors’ duty； Corpo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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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4-5 Abstract 5 引言 7-9 公司公益捐赠的基本理论 9-13
1.1 公司捐赠的含义 9-10
1.2 公司捐赠的分类 10-11
1.3 公司公益捐赠的认定 11-12
1.4 公司公益捐赠的理论基础 12-13 2 公司公益捐赠中的利益冲突 13-17
2.1 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冲突 14-15
2.2 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的冲突 15-16
2.3 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 16
2.4 公司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冲突 16-17 3 公司公益捐赠的具体问题 17-24
3.1 捐赠决策权限的归属 17-19
3.2 捐赠对象的限制 19-20
3.3 捐赠形式和捐赠数额的确定 20-21
3.4 股东权益的救济 21-23
3.5 捐赠的监督机制 23
3.6 捐赠的激励机制 23-24 我国现行法对公司公益捐赠的现状、问题与立法完善 24-30
4.1 公司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 24-26
4.1.1 调整公司公益捐赠的法律 24-25
4.1.2 相关税收法律、法规 25-26
4.1.3 行政法规规章与地方法规规章 26
4.2 我国公司公益捐赠法律存在的问题 26-29
4.2.1 我国公司公益捐赠立法滞后 26-27
4.2.2 公司公益捐赠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27-28
4.2.3 公司公益捐赠配套法律不健全 28-29
4.3 公司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29-30
4.3.1 对公益事业立法的建议 29-30
4.3.2 对现行《公司法》的修改建议 30 5 我国公司公益捐赠的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30-39
5.1 公司公益捐赠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30-31
5.2 公司公益捐赠制度的模式构建 31-39
5.2.1 公司章程完善 31-32
5.2.2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发展 32-34
5.2.3 健全公益组织 34-35
5.2.4 激励机制建立 35-37
5.2.5 公益捐赠问责机制建立 37
5.2.6 捐赠机构绩效透明 37-38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3
【关键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公司能否可持续发展，靠的已经不仅仅是它的盈利能力，更是它对于这个社会的回报与贡献。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分析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得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对我国现有的社会责任制度提出可行的对策及建议，来促进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的完善，从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可能影响一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与盈利能力两个因素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的观点是规模大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较多，因此提出：
假设1：公司规模越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假设2：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高。
（二）样本和数据来源
2014年A股年报披露期内，沪深两市共有681家上市公司在披露年度报告时，同步披露其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次研究将以在2014年度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了120家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抽取的样本也要同时分布在各个行业中。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次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首先，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6个大类，分别是环境、能源、人力资源、社会、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其次，再将每个大的类别细分出小类，共17个小类，分别为：环境恢复与控制、废物处理与利用、自然环境的保护、环保宣传；开发使用新能源、节约保护能源；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员工薪酬考核体系、员工社会保障与福利；关注弱势群体及其他捐赠、关注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社区筹划或改良项目、社区联谊服务及志愿者活动；考虑债权人的利益、考虑到股东的利益、考虑到供应商客户与消费者的利益。
2.解释变量。
本文共设计了两个变量，分别为公司规模和股权性质。
（1）公司规模（SCA）：国际上，反映公司规模的流行指标是企业的期末总资产。由于这个数字一般都比较大，为了简化计算，看上去更直观，一般公认采用该数额的自然对数来替代。（2）股权性质（NAT）：这一变量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如果样本公司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则NAT=1；如果不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则NAT=0。
3.控制变量
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除了公司规模与股权性质外，还有很多，比如企业的行业属性（HY）、企业盈利能力（ROE）等。
（四）模型建构
本部分将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CSRIi=β0+β1SCA+β2NAT+β3HY+β4ROE+εi
模型说明： CSRI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值；SCA为公司规模；NAT为股权性质；HY为行业属性；ROE为盈利能力；βx为回归系数，x为1，2，3，4；β0为回归常数；εi为随机误差；i为公司。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120家上市公司样本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值最高为34，最低为8，差额为26，标准差为5.78。同时CSRI值均值为23.7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并且能披露高水平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数量较少。
（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公司规模（SCA）。因为公司资产数额一般较大，为了便于计算，利用公司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产数自然对数的最小值为19.64，最大值为25.78，平均值为22.74，标准差为1.48，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2.股权性质（NAT）。根据前文假设，公司股权性质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据统计NAT的平均值为0.49，则说明有49%的企业，即在样本中，有59家是国有企业。
3.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行业属性（HY）。根据前文假设，属于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赋值为0，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赋值为1，即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据统计HY的平均值为0.28，说明在120家样本企业中有28%，即34家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
（2）盈利能力（ROE）。在120个样本中，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最小值为-11.36，最大值为73.78，平均值为15.43，标准差为10.91，说明这些样本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差异较大。
三、研究发现与启示
（一）研究发现
1.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2.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性。
3.国有控股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二）改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建议
第一，制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准则，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较好的大规模公司和国有控股的公司也应参与到其中，为准则的建立提供自身的经验及建议。
第二，增强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自愿披露的主动性。
第三，培养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形成对上市公司的良好监督的氛围。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次的研究可以对我国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作进一步的丰富，提高社会责任披露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刘思.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D].集美大学，2014.
[2]章雁，佟秀梅.我国煤炭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4，（11）：261-266.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4
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 在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据统计, 2009年和2010年广东省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 名列全国第二和第三位。按照国际惯例,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结果需要以一定的形式向社会披露, 以作为公众了解并评价企业价值的一个参照性指标。2008年12月, 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要求“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和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积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 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义重大。
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概况
(一) 社会责任报告与实际控制人类型分析
实际控制人类型是指谁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如果国家或国家的代表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 此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如果是由如募集法人、境内法人、境外法人、一般法人、自然人等其他人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此公司为非国有控股公司。统计结果显示, 2009-2011年三年中国有控股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所占比例变化不明显, 但每年国有控股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均比非国有控股公司低。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在传统经济体制下, 历来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 被寄予了太多的社会期望, 所以初期是国有控股公司起带头示范作用, 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但随着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发展, 以及社会责任报告影响力逐渐的扩大, 非国有控股公司也纷纷加入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行列中来。
(二) 社会责任报告与行业分布分析
证监会将所有上市公司划分为13个行业。样本公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涉及了11个行业。说明社会责任理念在上市公司行业内的影响范围很大。统计结果显示,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排名, 前五名依次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从连续三年的分布来看, 除了建筑业、采矿业、社会服务业和综合类行业发布的数量没什么变化, 其他行业都是增长的趋势, 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特别是制造业, 增长趋势尤为明显, 增长幅度最大。
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无论是总体样本统计, 还是分年度样本统计,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都排名第一, 其原因是制造业属于容易对环境产生污染的行业和自然资源消耗大户, 外界非常关注其经营活动是否对环境和资源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减少外来的压力, 制造业公司愿意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改善并提高其社会形象。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生产过程与产出同样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 并且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 因此这些行业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形成公司的正面声誉, 也积极加入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行列中来。
房地产行业在总体上占据了第二的位置。在分年度统计中, 2010年位列第三, 其余两年位列第二。我国房地产行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逐步走向整合发展阶段。这个行业由于近年来发展迅猛, 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由于法规、政策不完善及执行不到位, 政府管理不完善, 部分企业急功近利, 企业质量意识淡薄, 产品质量问题多,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缺乏, 使得行业整体发展失衡, 社会形象一直备受争议。这些问题使得房地产公司受到较大影响, 长期受困于社会形象障碍。房地产行业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 迫切需要通过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来提升行业形象和社会声誉。
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内容分析
(一)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分析
笔者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按利益相关者分为8个大类, 在8大类下再具体分为16个小类。为了分析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质量, 确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 按定量详细披露、定性概括披露以及未披露三种披露方式对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16个小类的信息披露进行分类。定量详细披露是指采用了数字进行说明, 并用文字展开较详细的描述 (如列举承担该责任获得的外界评价) ;定性概括披露是指仅用文字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具体而言, 如果披露了表1中的数量指标和详细信息则确定为定量详细披露;没有提到的为未披露;介于两者之间的披露程度为定性概括披露。然后, 给定量详细披露赋值2, 定性概括披露赋值1, 未披露赋值0, 各类信息的权重相同。最后将16小类的分值进行加总得到的分值, 定义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32之间。
统计结果显示, 2010年的披露指数均值为15.5, 标准差为4.48, 两项指标都是三年中最高的;2011年的披露指数为15.43, 略低于2010年, 但标准差为4.05, 是三年中最低的;2009年的披露指数均值为14.37, 在三年中最低。说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质量在逐年上升。2011年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在三年中是最均衡的。
(二)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分类披露指数分析
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 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股东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员工权益这三类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最充分, 披露指数达到了对应类别总分的50%以上。在绝大部分社会责任报告中, 对于这三个责任类别的阐述比较充分, 表现在篇幅较长, 图文并茂, 统计数据详实, 案例丰富, 所以得分率较高。保护股东权益、创造最大回报是上市公司基本的责任, 是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满足股东利益是首要任务并且是履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的根本。消费者是公司的上帝, 提高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增加产品信息的透明度, 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统计结果表明广东省上市公司增强了对消费者责任的意识。在新修订的《公司法》中, 加强了公司对员工的权益保障, 并且由于员工数据属于内部管理的统计数据, 容易获取, 而且成本不高, 因此, 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员工权益的披露很充分。统计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倾向于充分披露股东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员工权益之类信息。
在这164份社会责任报告中还可发现, 对于债权人权益的披露绝大部分的报告都是点到即止, 泛泛而谈, 诸如“公司依法制定了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规范, 确保公司财务稳健, 保障公司资产、资金安全, 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 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 这样的陈述比比皆是, 基本没有信息价值。在赋值时, 为了与一字不提的未披露方式区分, 还是将这种披露确定为定性概括披露, 赋值1分。因此债权人责任披露指数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指数本身。
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责任的披露绝大部分公司仅限于定性概括披露, 可能是由于数据难以获取, 上市公司出于成本效益原则, 不愿意充分披露此类信息。
对社区责任的披露指数呈上升趋势, 说明社会责任报告对社区责任越来越重视。这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普遍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相关, 可见, 从事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能直接有效地树立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
在环境类责任信息披露内容中, 对污染控制和节约资源能源方面采用定量详细披露方式的公司数量逐年上升, 说明广东省上市公司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逐年在加强, 并采取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在披露环境责任信息方面表现得更为主动, 并较披露较充分。当前, 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全球各界的高度关注, 加强环境类责任信息的披露, 顺应了全球经济向“更清洁、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鼓励企业节能减排。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对环保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环境信息的公开、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已经倒逼企业正视其环境责任, 为缓解公司面临的舆论压力, 降低可能的政府管制成本, 上市公司选择主动并充分披露企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信息。
(三)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分行业分析
根据分行业统计结果显示, 2009年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信息技术业四个行业的披露指数均值高于当年样本总体均值。从表3可发现2009年制造业在八个责任方面得分比较均衡;采矿业只有格林美一家上市公司, 由于属于重污染行业, 该公司在环境责任方面披露得很充分, 得分很高。信息技术业也只有中兴通讯一家公司, 该公司是纳入深证100指数的公司并且是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2009年2月, 该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 在其企业经营和文化中, 融入了全球契约及其十项原则的精髓。在企业发展的同时, 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努力推进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致力于发展为优秀企业的典范。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在8个方面的阐述非常全面具体, 得分很高。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也属于重污染行业, 因此充分披露了环境责任方面的信息, 得分较高。
2010年制造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披露指数均值高于当年样本总体均值。从表4可发现制造业的情况与2009年类似;采矿业依然是格林美一家公司, 该公司在员工和环境责任方面的披露比2009年更充分, 两项分类披露指数均值和总指数均值在11个行业中最高;批发与零售业在八个责任方面都进行了较充分的披露, 其中员工、政府和社区责任方面得分比2009年有较大的提高, 说明该行业样本公司在落实社会责任的实践中, 结合行业的特点, 加强了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责任履行。社会服务业只有华侨城一家公司, 该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亮点在于充分披露了员工权益和环境责任。
2011年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的披露指数均值高于当年样本总体均值。从表5可发现批发零售业在保持2010年披露质量的基础上, 加强了员工和环境责任方面的披露, 一跃成为2011年披露指数均值最高的行业;金融保险业2011年在员工和社区责任方面的披露指数均值是当年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该行业不属于污染行业, 但环境责任并没有缺失, 各项目得分均衡, 使该行业的披露指数均值跃居第二位。其原因是:第一, 2007年4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为防范信贷风险, 要求把企业环境执法信息纳入到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 作为金融机构审查企业贷款申请和对贷款客户进行后续管理的参考依据。2007年7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采用绿色信贷机制来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推行绿色信贷, 支持环保产品是这一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举措。第二, 基于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 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一直排名靠前, 高盈利使其有充足的资源去承担社会责任。第三, 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大多在海外设有分行, 为了提高国际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 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希望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提高声誉。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加强了员工、政府和环境责任的披露, 披露指数均值位居第三名。
四、社会责任报告的信度测试及中肯性分析
(一)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信度测试
仅仅由企业对其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义务、发生社会责任的活动、形成的社会责任投资以及所取得的社会责任绩效进行自我阐述, 报告的可信度是很低的。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由独立第三方对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验证以解决社会责任报告信度问题。据统计, 在所收集到的164份社会责任报告中只有7份报告出具了独立的第三方审验意见, 三年的总体比例仅是4.27%, 广东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选择独立第三方验证比例远远小于国际40%的平均水平。而且审验机构都不是纯本土的, 反映了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在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方面尚无经验。因此, 为了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信度, 应该加强对社会责任报告审计的理论研究, 尽快建立社会责任报告的审验制度。
(二)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肯性分析
中肯性就是指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应当尽量客观, 避免主观化, 避免一些有可能影响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披露选择、遗漏或者避重就轻, 对一些重大的负面信息一带而过, 甚至一字不提。那些明显“报喜不报忧”的社会责任报告难以让报表使用者和利益相关者信服。据统计, 在164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 只有12份报告披露了负面信息, 比例为7.31%, “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比较突出。其中, 华侨城对“太空迷航”娱乐项目发生安全事故和中金岭南对韶关冶炼厂铊污染事故的披露比较充分, 并提出了整改措施。其余只是轻描淡写, 披露一些数据而已。
五、结论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对164份广东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统计分析, 发现广东省非国有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依据呈现多元化, 尚没有统一的规范;采用利益相关者模式阐述社会责任的报告居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质量逐年上升, 且质量越来越均衡, 说明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越来越重视;从行业来看, 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位居前列;从披露内容的类别来看, 股东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员工权益这三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最充分;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缺乏第三方审验, 可信度低;极少数上市公司主动披露负面信息, 说明社会责任报告在中肯性方面有待提高。
(二) 建议
一是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抓紧社会责任的法制建设。法律制度是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必要保障, 目前我国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刚刚起步, 缺乏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 如还没有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准则和指南, 因此大多数企业未能自愿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对于被强制要求披露的公司, 由于缺乏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准则和规范, 披露的质量还很低,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树立和强化, 社会责任的法制建设迫在眉睫。二是构建一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目前由于对社会责任信息的量化分析方法的研究还没有突破, 社会责任信息内容大多不能以具体的数据进行表达, 严重阻碍了对社会责任信息的获取和评价。因此,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的实情, 构建一套便于操作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 制定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准则。三是制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审验制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于缺乏专业鉴证机构的审验, 其可信度和公信力备受质疑。为了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度, 我国应当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纳入审计范围。因此制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准则应提到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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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思思:《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基于会计学视角》, 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公司社会责任案例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们经济民主意识的提高, 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衡量企业口碑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首份《乳制品企业社会责任指南》，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就是由蒙牛牵头起草的，并联合了国内十余家乳品企业共同参与制定，历时三年半完成。
在指南中我们看到，乳制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业特性要求覆盖从原料、生产到储运、销售四大环节等14个具体环节，涉及牧场管理、动物福利、农牧户扶持、质量管控、运输安全、售后服务等。企业在每一个环节社会责任的践行，不但可以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影响力，也有利于恢复并提升消费者对中国乳品的信心，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蒙牛;企业责任;
责任行动：
一、带农增收
蒙牛致力于带动和帮助供应商发展，建立责任供应链;以不只做产业链的价值分割线，更做生态圈价值的放大器为理念，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共赢生态圈。
针对奶农，蒙牛依据战略规划每年投入巨资用于扶持合作牧场优化牛群结构、推进粮改饲落地、转型扩建、良种繁育、购买设备、解决流动资金困难等。提高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促进奶业稳定发展，保障市场供给。截止底，帮扶资金投入累计达100亿元以上。以蒙牛牧场主大学为代表的社会责任项目，建立起可持续的奶业生态圈，在聚焦科学饲养，提高牛奶产量与品质的同时，精准帮扶牧场主技术领先、牧场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奶业竞争力。
针对供应商，蒙牛采用一对一项目负责的方式，加强对包材供应商的战略培养。同时，在工厂周围就近吸引投资，建设配套卫星工厂20余家，分布在全国10余个省市，在改善蒙牛供应链运转效率及成本的同时，解决当地就业1余人，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二、全链条质量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蒙牛坚持为消费者提供更营养健康、更高品质乳品的初心，全面聚焦营养健康，打造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在国内首创牧场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引进牧场国际食品安全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工厂成熟度审核，持续提升生产过程质量管理水平;实现产品可追溯+，让消费更透明。
引入国际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模式，建立端到端系统化、接轨国际的、以食品安全为保障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实现ISO9001证书覆盖总部及分公司，HACCP证书覆盖所有分公司。
从源头把关奶源质量，严格进行供奶方的准入、分级和日常管理，由监督型奶源管理向技术服务型奶源管理转型;引入国际牧场最严格食品安全标准，从优种良育、动物健康、科学饲养等方面，100%聚焦牧场“食品安全”;开展奶牛SPA项目，优化提升挤奶系统，改善奶牛健康状况，提升原奶质量;采用MES(蒙牛卓越供方服务管理体系)和牧场服务工具箱对牧场进行服务管理，提升牧场管理水平，强化源头科学化管理与品质保障。
在生产管控上，引入国际通用的FSSC22000体系标准，优化蒙牛质量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并就体系实施情况对工厂成熟度进行审核;以4Q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质量支持为核心，严把产品开发、原辅料采购、生产和出库的质量关;同时严格进行产品质检，对9道工序、36个监控点、105项指标进行检测;通过持续进行技术改进和QC改善活动，运用数字化LIMS系统和SAP系统，全面提升生产过程的质量准确度和稳定性。
持续推动产品可追溯体系升级，蒙牛目前正在布局的二维码一包一码追溯体系，都是从质量管理上不惜投入，践行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体现。
三、保障员工健康与福利的责任
蒙牛注重员工幸福感的提升，致力于将企业员工式的关爱转化为家庭式的关爱，让员工获得更多体验。同时构建完善的雇佣体系并为员工提供畅通的职业晋升通道，将员工的成长视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打造员工个人成长与发展平台。
坚持平等规范雇佣和多元化雇佣，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率100%;社会保险100%覆盖;员工诉求100%回应。健全的薪资增长制度和五重激励体系，员工可通过阳光沟通平台进行满意度评价。
为了培养不同的人才梯队，增强骨干力量，系统开展蒙牛100 系列人才培训。围绕管理人员推出管理100培训;围绕专职岗位推出质量100、技术100、奶源100、销售100 等培训项目;开发针对女员工发展而推出木兰100培训项目，不断激发员工创新能量和活力。
对员工家人般的关怀也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上的精心安排，更体现在对员工日常生活中的关怀与帮助。三八节开展女工免费体检、中秋节发放月饼糖果、总裁亲自为春节优秀值班员发放红包;为罹患重特大灾病的员工给予救助金;夏季为员工发放冰淇淋等解暑物品，冬季为员工发放保温饭盒、保暖物等用品。小到健步行走，大到集体婚礼，我们认真安排每一个与员工相关的活动，不间断的向员工传递快乐。
四、保护环境的责任
蒙牛全力贯彻从源头到消费末端的绿色战略，率先打造奶源、产品、包装、物流、回收等全流程的绿色产业模式。引进国际先进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每年使用30亿包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环保包材，积极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倡导物流资源社会化跨界整合。
从包装细节入手，将包装箱塑料提手更换为新型无纺布环保材质，实施“以纸代塑”;与保龄宝、金丹和格拉特的玉米深加工企业进行奶桶包装技术创新，研究并使用折叠循环吨箱替代原有的塑料桶。每年使用30亿包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或SFI森林体系认证的环保包材，相当于种树100万棵。
重视能源高效利用工作，将节能理念融入工厂生产的各环节，定期升级设备和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积极使用新型清洁能源，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水资源管理，并制定了节约使用、循环使用、共同使用的3U节水策略。 “十二五”期间，单吨能耗下降16%，单吨水耗下降13.7%。
五、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自成立以来，蒙牛始终不忘回馈社会，以一点一滴的感动，汇聚成幸福源泉，为世界注入更多美好。累计公益投入资金4亿元，公益足迹覆盖全国22个省市，联合数百家公益合作伙伴，推进“可持续生态圈”的社会责任战略，关注乡村教育、环境保护、青少年营养健康、社区发展、灾害援助等多个社会热点议题。从“我回老家上堂课”、“爱心井”、“大学生营养梦想”生态圈公益，蒙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路，愈行愈宽。
“我回老家上堂课”是蒙牛百家生态圈伙伴针对乡村教育的一个可持续公益项目，奥运冠军赵蕊蕊、杨威，芭蕾皇后侯宏澜、航天员大队长申行运等都是“我回老家上堂课”名单里的教师。五年来，92位名人回家上课，蒙牛联合生态圈合作伙伴、支教大学生和来自社会的爱心人士走过22个省市，600余所学校，为超过10万名师生提供梦想的援助和爱心的陪伴。
“蒙牛爱心井”大型民生工程，开凿61眼爱心井，惠及20万内蒙古老乡和50多万头牲畜解决吃水难的问题，以及1000多亩旱地灌溉问题，为当地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积极支持“美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健康大使青春校园行”活动，带动员工、伙伴等更多生态圈力量，深入参与到防艾行动中来，走访13个省区，对全国16所大学的学生进行防艾教育。
发挥生态圈资源，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大学生营养创新公益项目，利乐、纷美、芬美意、人人乐等合作伙伴鼎力支持，为大学生搭建实现营养梦想的舞台。
履责成效：
1、蒙牛“乳品企业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奶源管理”和“乳品企业基于大数据的牧场服务管理”，分别在20和20获得国家级现代化成果管理创新奖。
2、年6月，蒙牛牧场主大学获得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责任采购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企业公益蓝皮书(2015) 》，“蒙牛牧场主大学”获得中国50佳公益项目荣誉。
3、三年来，蒙牛牧场主大学项目获得281家合作伙伴参与支持，培训牧场主超1800人，2500次技术帮扶。帮助200家试点牧场提升牛奶产量、提高牛奶质量，在饲喂管理等24个维度平均提升20%。
展望：
蒙牛将产业链管理前伸到“前端”的牧场环节，借助丹麦Arla百年的牧场管理经验，建立了自己的MNGarrden牧场管理体系，从牧场原料、动物健康、饲养管理，原奶采集、挤奶设备清洗、运输管理，及牧场环境保护等各个环节步步精耕细作。通过蒙牛“牧场主大学”的系统培训，牧场管理者践行从“喂”到“养”的国际养牛理念。
奶源是乳企的命脉,蒙牛秉持为消费者提供更营养健康、更高品质乳品的初心,以助推“奶牛SPA”、“推动”粮改饲“工程”、“实施”智慧奶源“、”牧场主大学“等为代表的蒙牛奶源生态圈行动,致力于为中国乳业带来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建设思维,助力牧场运营水平的提升,奶源品质提升,打造高品质奶源生态圈。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6
关键词：企业 利益相关者 社会责任 绩效
1 研究背景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的人们对社会以及企业的相关利益的关系重新进行恰当的定位，企業的社会责任的含义也随之诞生了。对于一般的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成熟了，但是现在国内，许多企业却常常将社会的有关责任的初步履行当做一种成本。但是，企业必须要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这样就会有利于企业树立一个优良的社会形象，从而吸引许多的消费者，最后企业就会获得巨大的利润。企业的社会责任能否很好的履行下去，这对于企业的业绩的影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决定了企业是否心甘情愿的去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解决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的一些矛盾，这不仅仅是现实困惑所求还是理论提升所需求。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数据选取。本文的研究采用了2011年至2012年在深圳与上海两个交易场所上市交易的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非金融业的A股公司并剔除ST公司和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样本的区间是从2004年伊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样本区间是从2005年开始的。与此同时，本文主要是依照以下几个原则对数据进行相应的研究和筛选：①去除了数据披露不全的一部分上市的公司。②去除了ST公司，这最主要是考虑到目前ST公司的财务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不能把它和正常公司相互对比。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最后得到了6187个公司年度汇总的一些基础数据。
2.2 变量选择。在国外许多相关实际证明的研究当中发现公司的行业与规模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把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加入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由于在我国部分地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会局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以及履行。除此之外，还加入了一些（局部的控制量）年分量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一些控制的变量。
2.3 模型建立。通过上文的相关研究，在变量关系间可构建如下模型：
Y=β+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Size+β7Stru+β8Indu+β9Year+ε （公式2.1）
其中：β为截距项，β1-β9是回归数，ε为随机误差。
2.4 相关关系检验。这一节主要是分析和研究了企业对企业绩效和企业员工承担责任之间相互的一些关系。本节分别是用当期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和当期企业绩效指标进行相关性的责任分析，Pearso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2.5 线性回归的分析。相关的部分分析可以说明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能否存在相互的关系，回归分析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指明一些研究的方向，可以充分的说明各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因果关系。
3 分析结果
通过对以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企业的绩效关系和社会责任研究的部分意义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快速执行对于企业的绩效有着比较正面的影响，可以使得企业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把相关资源投入到企业的一些相关社会责任当中。现在，我国的企业对不同的受益者的一些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绩效的局部影响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提高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使得企业实施的社会责任的效率和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①总体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部履行并不会像其他企业所顾忌到的那样会给企业的绩效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提高企业的绩效是有巨大功效的。但是从战略的角度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使得部分企业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市场竞争优势。但企业不应该将其视为一项要求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而是应将视其作企业发展壮大的一项战略，从而使企业能在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②从相关者的利益来看，员工、股东以及供应商等对于部分企业绩效影响是比较大的。由此可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经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提升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忠诚度；企业发展内部教育文化事业，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企业热衷于许多公益的事业，可以塑造一个优良的企业形象。总的来说，企业应当积极的承担社会的一些责任，提升企业的一些局部的形象。③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方面从本质上来说是具有一致目标的。企业履行相关的一些局部社会责任就会保障其他有关的相关者的利益，所以其他利益的一些相关者会同股东共同创造更多的利润并以此实现大型股东和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的互惠互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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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德军，肖文娟.基于倾向分数配对方法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改善财务绩效[J].软科学，2012（2）：109-112.
浅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 篇7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定义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同的概念，中外众多学者都只是提出一家之言。如英国学者J·Santocki (1983)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社会意识进行独立而客观的审查和评价。这种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企业除对股东承担责任以外，还应接受社会责任”。日本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有别于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的一种崭新的审计，它是一种检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审计”。而美国学者米切尔·谢勒和大卫·肯特合著的《审计和受托责任》将其定义为“强化组织社会受托责任的工具，以便组织的管理者解释、辩护其决策”。
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审计学界才将“社会责任审计”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因此，对其系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学者主要是结合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的国情来研究社会责任审计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指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由专门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府、社团和社会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审查和监督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00年我国出现了第一份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报告》。2006年9月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后，先后有39家企业发布了200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20家是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2007年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发布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2008年有132家上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达到364家，预计今年发布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将突破500家。
三、我国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对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缺少强制性要求。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明确要求企业必须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更没有专门针对不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虚假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处罚的条例。如在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只是要求中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非中央企业则没有约束力;只是对中央企业提出指导意见，不具备强制性，可操作性不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只要求部分列入名单的上市公司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非对所有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相关规定中仅仅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上有一些指引性的规定，而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格式、披露时间、披露方式等缺少明确规定。
（二）企业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不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门机构审计报出。
企业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经公司管理者签名后即可对外报出，法律、法规上并没有要求企业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门机构实施专门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后对企业自主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出具专门审计报告。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在对外报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并没有一同披露对应的审计报告，没有专业人员对中石化的社会责任报告发表审计意见，使得中石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客观性、公正性方面存在问题。这一点国外的企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同为石油化工行业BP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对外报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之前，聘请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专门审计并发表了相关意见：针对BP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性、完整性以及相关性给出了完全肯定的意见，对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安全管理”和“运营完整性”部分给出了2处保留意见。同时，BP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除了在报告最后附上审计报告外，在报告正文中还提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给出的13处和8处特别观察。BP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于有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从而被公众广泛认可。而我国企业报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于是自己编制，无需专门机构审计，不用承担风险，因此也就变成了公司的“另一种宣传方式”。
（三）我国注册会计师的现有知识结构、工作技能等尚不足以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并缺少对应的培训机会。
我国的注册会计师目前主要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技能都集中在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方面上。无论是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还是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要求的都是与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的知识，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则是包括了财务报表在内的多方面信息。如以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标准》为例，它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至少包括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鼓励开发和推广不损害环境的技术以及企业应反对商业活动中的腐败行为在内的人权、劳工、环境、反腐败等内容。再如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中，也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包括对所在社区的保护及支持、如何保护并提高所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如何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及未来发展以及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处理、处置情况，废弃产品的回收、综合利用情况在内的社会、环境及生态、经济和环境保护信息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人权、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审计都是与企业的财务报表没有直接关系的项目，我国注册会计师以现有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技能还不能胜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同时也缺少相关内容的培训。
（四）缺少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业务准则和指引。
目前在我国，与审计有关的业务准则一般都是在审计对象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制定并颁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缺少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业务准则，即便注册会计师承接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业务也无法发表独立、客观、公正的专门审计意见。
四、建议
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重视对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促进其发展。
（一）应从法律层面强制要求我国部分央企、上市公司、特殊行业等每年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必须以充分履行了社会责任为基础，而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强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这既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全面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生产经营和企业文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激发创造力、提升品牌形象，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增强企业凝聚力，有利于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提升。
（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经过专门机构的审计方可对外报出。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企业财务报表一样，都是对外报出，都会对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客观、公正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企业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不经第三方审计就对外报出，那么就难以避免出现企业报出的社会责任报告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等，从而使得相关利益者无法做出科学、合理、正确的决策。
（四）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业务相关的业务准则，并将其纳入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体系中。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统计分析 篇8
企业社会责任 (CSR) 观念萌芽于1895年, 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阿尔比恩·斯莫尔 (Albion W.Small) 提出“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 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 此后, 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争论对象。但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以及当前环境、资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严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步入高速发展的实践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 多个国际组织推出各式各样的标准, 包括行为规范 (Codes Of Behavior) 、行为标准 (Performance Standard)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System) 、审验标准 (Assurance Standard) 以及报告标准 (Reporting Standard) , 本文研究对象为报告标准下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性趋势下, 我国也开始加快步伐。自2006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 从法律上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06年9月2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对深交所上市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详尽说明;鼓励上市公司建立社会责任制度, 编写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报告。2008年5月14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上证上函【2008】1277号) , 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概念, 鼓励上市公司披露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并聘请中介机构对该报告进行验证。2009年8月, 深、上两市相继正式发布社会责任指数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 目的是鼓励和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标的指数, 促进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以上倡议均持自愿性原则。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2月29日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出制度性约束;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本所上市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 (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共计258家) , 应在2008年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以上公告属强制性政策要求。虽然目前我国尚未对其他企业强制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但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可看做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二、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9年5月12日发布《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上证社会责任指数年中发布》公告显示, 2008年度共有2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包括8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和1份“企业公民报告”在内的社会责任报告, 其中包括作为公司治理板块样本的230家公司、在境外上市的50家公司、金融类的21家公司和自愿披露的32家公司。本文研究对象即为该290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864家 (截至2008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的公告 (以年报为主) 进行检索, 将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含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公民报告) 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共290家) 。公告来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鉴于目前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尚处于定性披露阶段, 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经验, 本文选择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指数法对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 即按照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界定, 将社会责任信息分为大的类别, 然后确定这些大的类别所包括的小类别, 作为最终变量, 把每个变量分为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两种情况, 若公司针对某个小类进行了定性描述, 则将该小类变量赋值为1;若还有定量描述 (如:存在相应金额的披露) , 则将该小类变量赋值为2。所以, 一个公司指数得分的下限为0分, 上限为小类变量数的2倍。指数法的缺点是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小类的过程是主观的, 但一旦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小类 (主观过程) , 余下的部分就是相当客观的了。
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分类量化应从确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开始, 本文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 即:企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责任, 所以本文的分类不包括股东。主要参考上证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 结合全球契约组织《全球报告指南 (G3) 》等国际标准和我国国情与现状, 具体变量分类如下:
环境类:污染控制、环境污染恢复、节约资源与能源、废旧材料回收、支持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其他环境相关披露;
员工类:员工健康和安全、员工业绩考核与激励、员工培训、员工失业安置、员工其他福利;
社会类:公益或其他捐赠、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等、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社区做出贡献;
消费者类:关注产品安全与质量提高;
其他类:考虑债权人、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利益。
三、统计分析结果
按照上述的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计量的指数方法, 对证监会所确定的13个行业的样本数以及得分均值进行计算, 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采掘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指数的均值最高, 达到14.429;传播与文化业的指数均值最低, 是6分。指数得分在11~13分之间的行业有9个, 占13个行业的69.23%, 由此可见, 各个行业之间的披露情况差别较小。
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最高分为27分, 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最低值为3分。得分为13、12分的公司最多, 分别达到36、34家, 样本总体指数均值为12.093。样本公司指数得分集中在8~14分, 共有198家, 占样本总数的68.28%。具体情况见图1。
总体来看, 少数国有大型企业 (共8家) 主要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全球契约组织《全球报告指南 (G3) 》等国际标准, 已发布多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 如宝山股份、中国远洋等, 该类报告信息披露相对丰富;大多数企业 (共282家) 按照上证所《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一号:内控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审议》、《〈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等公告的框架要求, 进行了首次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所以, 大部分样本报告信息披露角度比较全面, 体现在图2中, 即在五大分类中均有披露公司较多的变量存在。
在环境类的披露方面包括六类:披露污染控制信息的有238家, 占总样本的82.07%;披露环境污染恢复信息的有110家, 占总样本的37.93%;披露废旧材料回收的公司有91家, 占总样本的31.37%;披露节能的公司有249家, 占总样本的85.86%;披露利于环保的产品的有99家, 占总样本的34.14%;披露其他环境信息的有110家, 占37.93%。
员工类包括五项内容:披露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有259家, 占总样本的89.31%;披露员工培训的有248家公司, 占总样本的85.52%;披露员工考核信息的有133家, 占总样本的45.86%;206家公司披露员工其他福利, 因为员工养老金属于该小类, 所以很多企业都披露了这项内容;披露员工失业退休安置的有49家, 仅占总样本的16.90%。
社会类包括四项内容:披露社区问题的有69家, 占总样本的23.79%;披露考虑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司有59家, 占总样本的20.34%;披露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等信息的有259家, 占总样本的89.31%;披露公益捐赠的有258家, 占总样本的88.97%。
消费者类包括“关注产品安全与质量提高”一项, 有186家披露, 占总样本的64.14%。
其他类包括“考虑债权人、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利益”一项, 有247家披露, 占总样本的85.17%。
由图3可知, 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等和员工健康和安全变量的披露公司数最多, 为259家;由于2008年是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 大多数公司均进行了捐赠活动, 且有相应金额披露, 所以公益或其他捐赠变量位列第二, 为258家, 并成为获得2分最多的变量;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倡导下, 节能减排位列第三, 为249家。这表明我国企业对员工安全、教育和公益捐赠等社会责任问题更加重视, 但是对社区、员工失业退休安置等社会责任问题重视程度较低。
通过对2008年度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研读, 发现问题如下:首先, 公司均倾向于披露成绩显著的项目, 比如节能减排方面;反之, 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则尽量避免披露, 比如环境恢复、裁员安排等方面, 在图3中也有体现。其次, 有些公司的报告主体其实是在陈述作为一个某一行业国有大型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 而非作为一个普通企业公民所应担负的责任。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企业并没有领会其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与外延, 导致其报告内容与社会责任报告要求偏离。其中, 有些国有大型企业的报告, 通篇充分体现出企业作为国家行业带头人的担当与魄力, 但是综合得分却不高, 原因在于具体资金投入和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等信息披露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大型企业的报告, 多方面多角度叙述详尽, 但并没有把握住社会责任这一披露核心, 而更像是企业产品服务说明宣传书。
对此, 国内研究机构也有所披露。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 我国企业目前仍存在“履行社会责任不足”“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制度欠缺、主观随意性大”“重捐赠, 轻实施”等问题。目前我国逾1000万家企业中, 履行慈善义务、有过捐赠记录的, 尚未达到10万家, 即不足1%。中国社科院2009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2009) 》指出, 从2008年分析结果看, 我国100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仍然较低, 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发展现状及方向分析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9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于19 世纪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20世纪50 年代以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20 世纪90 年代至今,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拓展。近几年,毒奶粉、地沟油、诈捐门等社会问题在我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并展开讨论。煤炭行业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煤炭行业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如资源浪费、事故频发、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因此,人们强烈要求煤炭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其经营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正确认识并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煤炭行业特点,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以期对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建设的发展有所促进。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被接受并日渐盛行,西方学者建立多种模型来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评价。Carroll(1979)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其提出的CSP模型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有效回应和社会议题三个维度;随后,Carroll(1991)通过对原模型的完善,构造了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四个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2000年,Carroll又指出金字塔四责任模型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模型,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这四种责任的体现程度有所差异。Jeffrey Sonnenfeld(1982)通过问卷调查,建立了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式,对企业从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两方面进行评价。Clarkson(1995)通过长期的实证分析,建立了RDAP模式,从企业、股东、员工、供应商、顾客、公众利益相关者等方面来评价企业社会绩效,利用对抗型、防御型、适应型和预见型四个术语建立RDAP模式来评价企业社会绩效。Schwartz和Carroll(2003)在四责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IC模型,并得到包括企业股东和管理层在内实务界专家的普遍认可。Jamali(2007)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强制性社会责任和自愿性社会责任,其中强制性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自愿性社会责任则由自由决定的策略性责任与慈善性责任组成。Kanji和Chopra(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公司治理、人类资源和伦理等,并构建潜变量模型,通过求解结构方程边界得出组织战略规划系统,从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除相关学者的研究外,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评级机构等各类组织机构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探索,并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关指数,如SA8000社会责任标准、G3指标体系、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和KLD指数等。
(二)国内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初,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相继展开,主要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方面。理论探讨主要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讨论,有些只是构建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如高山、侯华(2006)结合资源型企业的特点,提出资源型企业社会责任应体现在对企业自身、对所在资源型城市、对国家能源安全和对生态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王敏、肖红军、李伟阳(2008)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对客户、对股东、对员工、对环境、对商业伙伴、对政府和对社会的责任七个方面;徐延明、吴丽梅(2008)结合我国煤炭企业的特点,指出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标应该包括法律、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恢复、企业收益、职工福利和人力资源6 个方面的责任;李伟阳、肖红军(2009)构建了包括利益相关方、责任内容、功能、组织层级和作用属性五个维度的逻辑框架模型。有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指标(颜剩勇、刘庆华,2005;张文贤,2006;李雄飞,2007;林松池,2009)。毕竞悦、段颀、刘诗颖(2014)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分为责任管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大类,采用分类识别法确定了三级企业社会责任层级,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中,多数学者是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取得相关指标数据(李立清,2006;贺正楚、张训,2011),洪旭、杨锡怀(2011)通过挖掘样本企业财务报告来收集16 个财务指标数据。对于指标权重的计算,李立清(2006)采用主观赋权方法,宋建波、盛春艳(2009)选择层次分析法,徐尚昆、杨汝岱(2009)和贺正楚、张训(2011)采用因子分析法。肖海林、薛琼(2014)对国有控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情况、高管持股比例对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总体上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除相关学者的讨论,有关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等也都对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展开研究,如2005 年制定的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2008 年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100 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09)等。
相关学者及社会各界的研究有些是针对某一行业展开的,有些是针对所有行业的普遍研究,建立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能否全面反映我国各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在指标的选择上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指标的可操作性如何,指标权重的确定选择何种方法更科学合理等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结合煤炭行业特点,建立煤炭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分析对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
三、研究设计
(一)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会公益和资源环境七个方面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框架。鉴于目前煤炭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披露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且更多的是定性描述,因此二级指标的选取主要以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为信息来源,从财务角度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具体指标内容见表1。
(1)企业对投资者的责任。煤炭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有股东和债权人。股东最关心的是投资的回报率。企业对股东负责,就是要对其资金安全和收益负责。另外,企业还应及时向股东提供真实的投资和经营信息,让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等。债权人期望通过资金借贷从企业获得高于银行利息的收入。企业对债权人的负责主要体现在按照合同要求到期还本付息和保证资金借贷安全两个方面。本文将分别选取针对股东和债权人的指标
(2)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员工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对员工负责,首先要保证员工的劳动安全,其次是为员工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并且创造机会加强对员工的再教育培训。煤炭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指标主要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率、技术人员比率、培训经费支出比率、工资支付比率、员工薪酬增长率、安全生产设备投入率。
(3)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企业与消费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企业必须主动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履行对消费者产品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尊重顾客的权益。煤炭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指标是产品创新投入比率。
(4)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在价值链管理中,供应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企业应与供货商建立长期、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企业对供应商负责,就应该秉承公平交易的原则,严格执行合同内容,按合同要求支付货款。煤炭企业的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指标主要选择应付账款周转率。
(5)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企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政府的支持政策密不可分。企业对政府负责,就要遵守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煤炭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指标主要指标有营业税金及附加比率,纳税比率和所得税支付率。
(6)企业对社会公益的责任。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社会公益事业要积极响应参与,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煤炭企业对社会公益的社会责任指标主要是社会捐赠支出率。
(7)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过程一方面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向自然界排放各种废弃物。企业对环境负责,首先就要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其次要积极开发新技术,降低能耗。衡量煤炭企业对资源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指标主要有环保费用支出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上海交易所和深证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行业的划分,选取截止2015 年4 月30 日,已披露2010~2014 年社会责任报告的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筛选后共得到15 家公司。其中,平庄能源和昊华能源为2011 年第一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他13 家样本公司则连续五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样本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指标值的标准化
在对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根据获得的数据,首先利用函数法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间不同量纲和标志水平的影响。
其中,rij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r′ij指原始数据。nj是调整系数,通过调整,尽量使指标值小于10。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熵权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确定权重,可以反映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熵值表示对系统不确定性的度量,熵值越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熵权法确定权重的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比重Pij。假设评价指标体系有m个待评样本,n个评价指标,对于某个指标rij在此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Pij为:
(2)计算熵值Ej。
其中,k>0,k=l/ln(m)。
(3)计算差异系数Gj。
其中,0≤Ej≤1,所以0≤Gj≤1。
(4)计算指标权重ωj。
其中,ωj表示指标j的熵权,即该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Ej表示指标j的熵值。
根据15 家样本单位2010~2014 年的指标值,按照熵权系统法判断权重的计算步骤,本文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 所示。
(三)指标体系综合得分的计算
利用熵权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后,可以进一步计算参评样本的综合得分si,其计算公式为:
根据表2 所得权重,结合si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各样本单位社会责任评价的综合得分。本文在计算综合得分的基础上按年度进行排名,计算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2010~2011 年大部分样本公司的社会责任得分呈现出增长趋势,但从2012 年开始,样本公司的社会责任得分普遍开始降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有一定的关系。在构成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21 个指标中,多数指标计算都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关,企业利润相关数据降低,会引起社会责任各指标取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社会责任得分降低。由于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年限并不长,所以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完整度普遍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较差。
注:当年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当年不进行排名。
结合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所包含的七个方面,本文分别从各维度进行分析,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2010~2014 年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在大多数维度上的变化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本文选择的指标多数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实际上,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指标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长,如企业培训经费支出、安全生成费用投资额、员工薪酬增长额、科技创新投入以及企业环保支出等。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最早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是在2007年。中国神华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且在所有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中,中国神华的披露年限较长,内容也更完整。参考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简称蓝皮书)中的相关数据,在煤炭开采与洗选业中,只有神华集团和中煤能源两家在2011、2012 年进入前100 强,且神华集团在两年中分别排名第44 和第25 位,居煤炭行业之首。在本文研究中,中国神华在2011、2012 和2014 年均排在第1 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神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在不断改善。但由于本研究仅限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而在蓝皮书中,评价对象是中国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 强中位于前100 位的企业。另外,蓝皮书中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是包括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四大类责任板块的权重,每一个具体指标数值是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确定得分。由于二者在统计口径、权重确定和指标赋值上都有所不同,使得二者计算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综合得分存在一定差异。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发现,2010~2014 年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指标体系绝大多数维度上经历了曲线变化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还不完整,定性描述多,量化信息少,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财务报表,对于环境保护、产品创新等方面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不完整,很多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列出了较详细的节能减排项目及成果,但对于环保支出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持,对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有待进一步深入,能够突出本行业社会责任特点的关键指标如碳信息、水信息披露较少,报告前后期的可比性不高。另外,将样本公司的财务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对比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由于缺乏第三方的监督审计,其真实性、可比性和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也就降低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参考价值。
作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就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进行沟通的主要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发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方面,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的基础上,结合各行业的特殊性,进一步构建分行业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制定规范的披露模式,披露信息以定量信息为主,提高企业披露信息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另一方面,作为煤炭行业企业,应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完善自我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认识水平,达到对社会责任思想的认同,进而积极主动地履行并披露社会责任相关信息。
摘要：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结合煤炭行业特点,从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会公益和资源环境七个维度建立煤炭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系数法对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通过实证分析对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
关键词：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熵权系数法
参考文献
[1]王敏、肖红军、李伟阳:《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构建——目的、原则、依据和框架模型》,《WTO经济导刊》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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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松池:《基于财务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探讨》,《财会通讯》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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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佳贵、黄群慧、彭华岗、钟宏武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10
一、文献回顾
(一) 国外文献
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比较早, Trotman (1981) 发现公司规模、公司系统风险、公司长期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Cowen (1987) 研究发现, 公司规模大小、盈利能力高低、行业、社会责任机构是否存在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Robert (1992) 的研究表明, 利益相关者的势力、企业的战略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Preston (1997) 在“资金假说”中认为财务业绩较好的公司有较多的资源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更易披露社会责任信息。Mark J.Epstein和Martin Freedman (1994) 认为遵守信息披露法规是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也发现个人投资者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即来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也被认为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外在驱动因素。
(二) 国内文献
国内李正 (2006) 以沪市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 企业资产规模、负债比率、重污染行业因素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显著正相关;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的ST类公司、前一年的盈利能力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显著负相关。信息披露存在行业相关性。沈洪涛 (2007) 选取1999年至2004年在深市和沪市石化塑胶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 结合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发现: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公司财务杠杆和再融资需求不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马连福和赵颖 (2007) 以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的458家公司为样本分析其2005年的年报, 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总体情况较差, 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和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独立董事比例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两个公司治理结构变量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吕立伟 (2006) 分析了295家违规处罚的上市公司认为, 公司治理结构是决定企业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公司治理结构是实现社会责任分担的微观基础。与公司违规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持股比重增加有利于公司履行法定社会责任, 抑制违规等不良企业行为;公司董事会规模结构状况与其税收、保值和信息披露等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的关系,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及比重增加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抑制公司违反社会责任的行为。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取标准为2007年度正式对外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 样本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中上市公司披露的2006年度财务报告。在样本选择过程中考虑到金融类公司资本结构、业务经营、会计处理的特殊性, 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考虑到ST公司存在较多异常情况, 予以删除, 并对至2007年末虽已摘帽, 但在观察期内曾为ST的上市公司予以剔除;剔除境外上市公司和数据不完整公司。按照以上标准, 最后选择出符合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共21家, 其中2家沪市上市公司, 19家为深市上市公司, 共得到336个分析数据。
(二) 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结合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 选取了16个具体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各个指标及含义见 (表1) , 指标描述性统计见 (表2) 。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由于很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是不能或不易直接观察到的, 它们只能通过其它多个可观测指标来间接反映。这些不能或不易直接观测到的因素被称之为潜在变量或潜在因子。因子分析是一种寻找潜在可观察变量中, 不能或不易观测到, 但却影响或支配可测变量的潜在因子, 并估计出潜在因子对可测变量的影响及潜在因子之间关联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有较好的客观性, 得出的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 减少信息交叉。本文使用SAS软件, 采取了以下步骤: (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2) 建立相关系数矩阵。 (3) 计算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4) 根据特征值累计贡献率提取公共因子。 (5) 求得正交因子载荷矩阵。 (6) 计算公共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 并排列等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指标检验分析
本文使用SAS (8.1) 软件为统计分析工具, 采用SAS的因子分析程序先对336个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和数量级影响, 得到各数据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略) , (表3) 给出了KMO和Barlett球度检验结果, 数据通过了KMO度量和Barlett检验, 适合做因子分析。将数据带入SAS程序运行后的结果如 (表4) , 从方差贡献总和的特征值可以看出,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有五大特征根大于1, 即:4.199、3.227、2.831、1.546、1.321, 它们一起解释了样本公司指标标准差的82.04%, 可见被放弃的其他因子方差贡献仅占不到20%, 即前五个主成分已集中体现了原始数据大部分的信息, 可从表中提取五个公共因子。为了使因子之间的信息更加独立, 需要对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 因子旋转后能使单独因子的高负荷变量减至最少, 增加因子的可解释性。最大方差旋转法的因子载荷矩阵如 (表5) 所示。由 (表5) 可看出, 第一个公共因子在变量X6、X7、X8有较大的载荷, 分别从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三个方面从整体上反映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 因此可归纳为综合盈利能力。第二个公共因子在X11、X12上有较大的载荷, 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方面衡量公司的成长能力, 因此可将其定义为增长能力因子。第三个因子在X1、X2、X3有较大的载荷, 这三个变量从总资产、职工人数、主营业务收入等方面反映公司的规模大小, 可称为规模能力因子。第四个因子在X9、X10上有较大的载荷, 这两个变量都和公司的主营或核心业务有关, 而公司主营或核心业务代表着公司在市场份额上竞争能力, 因此可归纳为核心能力因子。第五个因子在X4、X5上有较大的载荷, 其中, X4资产负债率是公司资本结构状况的反映, 反映了公司总资产中由债权人提供的资金比重, 反映公司企业长期偿债能力, 而流动比率最能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大小, 因此定义为偿债能力。经过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F的经济含义更加明确, 根据 (表6) 的高载荷分布, 可以将16个变量提取出5个公共因子, 如 (表6) 所示。通过SAS统计软件对数据处理后, 产生5个公共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见 (表7) 所示。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给出的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以计算出每个公司在各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另外以各因子的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综合能力得分见 (表8) 所示。其综合能力得分函数式如下:F=0.2625F1+0.3017F2+0.1770F3+0.0966F4+0.0826F5。
(二) 公共因子提取分析
从公共因子提取看, 能够解释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因素依次为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 其中前两个因子的解释或影响能力最强, 其中盈利能力因子的特征值占去方差贡献的26.25%, 增长能力因子的特征值占去方差贡献的20.17%, 累计贡献率接近50%左右, 说明盈利能力和规模能力因子解释了原始数据的近一半信息, 表明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主要受公司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的影响。另外, 公共因子得分和因子综合得分越大, 说明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越合理, 综合竞争力越强, 对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影响力越大。通过比较盈利能力和综合得分排名, 可以发现盈利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排序基本上比较吻合, 有16家公司排序之差不超过3, 说明盈利因子基本上反映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动因。因此, 盈利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履行及其披露十分关键。另外, 把盈利能力得分排序分别和增长能力、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因子得分排序进行比较, 发现盈利能力因子与增长能力因子和规模能力因子吻合度最强, 分别有7家公司与盈利能力因子排序比较接近。其次吻合度较强的是核心能力因子, 有6家与盈利能力因子排序比较接近, 偿债能力因子吻合度较低, 只有3家公司与盈利能力因子排序比较接近, 出现盈利因子得分排名靠前而偿债因子得分排序较后的不一致情况, 说明除了受盈利能力影响外,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影响因素因公司而异, 也表明不同增长能力、规模大小、核心能力、偿债能力的公司盈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偿债能力和综合能力进行纵向比较, 发现从数据上来看, 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和综合能力因子得分正负值基本一致, 而核心能力、偿债能力因子得分正负值的出现没有规律性, 反映出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规模能力和公司核心能力、偿债能力, 尤其是偿债能力之间并不出现同向关系。数据得分大于0的公司偿债能力较高, 但其盈利能力、增长能力、规模能力和核心能力得分并不高, 反映出一些盈利能力、增长能力、核心能力或规模能力比较靠前的公司要注意其偿债能力的提高。
(三) 综合能力与盈利能力分析
从综合能力得分来看, 排序前五位的云南铜业、宝钢股份、万科A、杭汽轮B和泸洲老窖等公司的得分比较接近, 且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其中有四家公司属于制造业, 当然这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有一定关系, 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制造业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识和行为也走在其他行业之前, 这与笔者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在这5家公司中, 云南铜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为样本最大值, 每股收益在样本中排序第二;宝钢股份的2个指标:职工人数和股权集中度均为样本中的最大值;万科A的总资产增长率为样本最大值;杭汽轮B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为样本最大值, 其股权集中度在样本中排序第二;泸洲老窖的净利润增长率为样本最大值。另外, 从盈利能力排名来看, 云南铜业、宝钢股份和杭汽轮B这三家公司排序仍然居前五位, 说明这五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总体综合能力较强, 盈利绩效较好。另外在研究中, 笔者观察到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集中度这三个指标也比较集中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这三个指标可被并为公司治理机构指标。在观察样本中, 公司国有股比例高达并超过50%的公司有九家,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 “一股独大”现象比较突出, 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 国家控股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大, 更有可能受到政府管制机构、环保团体、媒体、其他社会团体关注, 也越有可能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36.51, 较高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的比例, 说明独立董事的存在与上市公司自愿公布社会责任信息存在一定联系。在股权集中度方面, 样本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很高, 股权度平均值为50.86, 最大值为宝钢股份的81.52, 同时也观察到大股东控股比例与国有股比例趋势比较一致的现象。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在2007年度已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影响因素依次为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 其中主要受公司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的影响, 尤其是盈利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履行及其披露十分关键;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越合理, 综合竞争力就越强, 对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影响力越大, 公司更愿意发表社会责任报告;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限于社会责任报告2005年才在我国兴起, 本文仅研究了2007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 由于这些企业本身数量不多, 导致样本数量偏少, 其数据不能说明事情的全貌;另外本文只考虑了数量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而没有考虑行业因素、证券市场发育程度、政府政策等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 在指标的选取上, 还欠科学性和标准性, 这使得本文研究结果会产生一定误差,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数据和采用多变量, 以获得更准确的研究成果。
摘要：本文选取我国2007年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的有关指标, 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影响因素依次为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规模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 其中主要受公司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的影响, 尤其是盈利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履行及其披露十分关键;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力、核心能力和偿债能力越合理, 综合竞争力就越强, 对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力越大, 公司更愿意发表社会责任报告;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因子分析
参考文献
[1]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3期。
[2]吕立伟:《企业税收保值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实证分析》, 《财会通讯》2006年第8期。
[3]刘长翠、孔晓婷:《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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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eston, Lee E, and O Bannon, Douglas P.The Corporate Soc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Typologyand Analysis Business and Society, 1997.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11
关键词：上市公司；食品饮料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名词，应该怎样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的一些学者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决策者采取保护与促进社会福利行动的义务。
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先生在80高龄之际仍然坚持“我心中伟大的企业是那些致力于挣钱并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他认为未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不再是选择性行为，而是企业为保持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科特勒先生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书是他众多著述中最重要的一部，该书基于对全球
100多家知名企业社会实践的跟踪研究，系统总结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选择、计划、实施企业的社会活动等，并就企业做社会活动的6种选择逐一展开，以生动的案例分析、利弊陈述，为企业人正确理解并实施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及实践指引。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来源。早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责任论坛业就有了充分的发展，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还未出现，实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限于业主个人的道德行为之内。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点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能够最好地确定其需要。到了18世纪末期，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为小企业的业主们经常捐助学校、教堂和穷人。
进入19世纪以后，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带来社会生产力飞跃，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较大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持消极态度的，许多企业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对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和员工等极尽盘剥，以求尽快变成社会竞争的强者，这种理念随着工业的大力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三）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的影响。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在我国日益重要，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情况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一个新标准，特别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论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后，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界便开始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确认、计量和披露的问题，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戴维.林诺维斯在《会计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社会经济会计》一文，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社会责任会计的一个分支，从而揭开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序幕（戴维.林诺维斯，1968）。
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比较丰富，能够充分指导各国企业实践社会责任，并取得了很好地效果，促进了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是主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以及全社会的义务，另一方面有希望获得消费者、政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好感，以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的动机。简之，企业把所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披露出来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来看，各国都有一定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和认知的深入，在不断地完善。
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企业社火责任的信息披露制度，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比我国早、比我国完善，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葛家澍、林志军认为，企业除了应提供正常经营活动报告之外，外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都需要会计人员提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多信息，诸如企业与环境保护、就业、雇员培训、反种族歧视。医疗劳保、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或所作贡献的信息资料（葛家澍、林志军，2001）。
阳秋林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还包括如下内容：改善生态环境的贡献；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提供产品和维修服务的贡献；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企业受益方面的贡献等内容（阳秋林，2005）.
李正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包括：环境问题类、员工问题类、社区问题类、一般社会问题类、消费者类、其他类六大类十七小类。本文就以该六大类十七小类指标作为信息载体对我国食品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社会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
三、我国食品饮料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
（一）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履行内容分析。分析方法描述。通过对食品饮料行业CSR报告内容实质性分析，可以洞察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目前，有关社会责任履行内容最权威和全面的标准时2011年1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26000。本文采用ISO26000的七大核心主题和各大主题的各项议题，剔除其中为细分小议题的“组织治理”主题，共计
36项议题，每一项议题赋值1分，满分为36分，对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履行内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方法为，细致阅读65份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每披露了其中的一个议题，则得1分，汇总计算每一份CSR的社会责任履行内容的得分，以此评价食品饮料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
（二）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1）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意识不强。我国食品饮料上市公司的第一份CSR报告均是在证券交易所发布社会责任指引或通知后才发布的，且每年发布数量和比率不高，发布数量增长缓慢和发布实效性不强。这些分析结果都体现了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识不强。（2）食品饮料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水平不高。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水平主要体现在一些编制技术指标上，本文通过报告结构、表现介质、篇幅长短、表现形式等指标进行衡量、表3、表4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CSR报告结构不完整；主要以文字叙述为主，缺少图片、图表；篇幅偏短，色彩和版式单一；报告可读性和明晰性都不够。
（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1）信息纰漏信息差异大。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信息不充分，调查显示，披露环境贡献、员工培训和产品质量的信息很多，远远超过对其他内容的披露，环境类在2009年已经接近三分之一。（2）信息披露内容不全面。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信息披露的认识还不到位，披露的内容也不全面，主要以环境和员工问题较多，即使有新的标准，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还远远不能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情况的需求，达不到预期的效果。（3）信息纰漏的形式单一。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中，传统的会计报表型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形式居于次要地位，而非正规形式和文字表述方法对企业承担或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加以说明和评价的披露形式居于主导地位。这样，文字叙述较多，比较性数字信息太少，使各项指标缺乏可比性。（4）信息披露没有落到实处。仅仅是单纯的信息披露，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为各利益关系人服务，是信息披露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
企业是市场的基础，希望我国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优秀经验，集合政府、企业、劳动者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公众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会计人员社会责任和技术水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全国建立并完善。
参考文献：
[1]刘俊海 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 法律出版，1999.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12
一、我国上市公司社会信息披露的紧迫性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实现企业、自然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观、多赢发展的理念及行动，日益成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但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特大矿难事故的发生、地下水资源被破坏等等问题。2010年福建省铜酸水渗漏事故;广东省银岩锡矿溃坝事件;贵州乌江水库特大渔业污染事故。2011年，大连新港漏油事件、浙江台州铅污染事件、云南曲靖铬渣事件、甘肃微县血镉超标事件、安徽的血铅案事件、我国地下水资源超采严重，污水、垃圾等渗滤液及化肥农药等渗漏造成地下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一系列恶性事件反映出我国的一些上市公司以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他们发展的目标而漠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忽视了企业的外部效益及价值。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第86条指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具有超越股东主义的全面性和包容性，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性将会日益凸现。为了更好的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上市公司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积极进行高质有效的社会责任的披露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公司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变体现在其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上。公司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充满着争议，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定义。例如雷蒙德·鲍尔、哈罗德·孔茨的“社会影响说”，基思·戴维斯(Keith Davis)和罗伯特·L·布鲁姆斯特朗的“社会福利说”，埃德温·M·爱泼斯坦的“利益相关者说”，斯蒂芬·P·罗宾斯的“社会长远利益说”，弗里德曼的“最大利润说”，卡罗尔的“四层次说”。这些国外学者把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从“公司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到公司责任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把其扩展为“企业社会责任意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具体的说明公司对社会哪些方面的影响上，在考虑公司的利益的同时还得考虑公司行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带来的影响方面。
而中国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较晚，大多也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
从公司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来看，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就是指公司在努力为股东谋利益的同时，还应兼顾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利益。具体来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出资人(股东和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和顾客、环境、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负责。
三、国内外文献评述
（一）国外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文献回顾
Moskowitz (1972)是最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现代西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主要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相关理论研究;二是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研究，包括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动力。下面对西方学者关于信息披露理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回顾。
1. 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
西方学者认为公司进行社会责任披露来自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信号传递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
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在《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1970)一文中提出，当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时，会计信息披露是最优的。但由于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等，管理者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自己所拥有的关于公司业绩的信息通过会计决策和信息披露传递给投资者;二是出于契约、政治或公司治理的原因来操纵公开披露的业绩。
詹森(Michael.C.Jensen)和麦克林(W.Meckling) (1976)指出，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获得更多的有关公司经营管理的信息，从而监督经营者的管理，以有利于自己的投资决策。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的透明性，促使公司管理层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当作战略管理的手段，操纵披露策略。
20世纪90年代后，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再次进入一个高峰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Ingram (1978)是最早利用资本市场的反应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否有用的学者。后来，学者们的兴趣逐渐转向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
2. 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Epstein和Freedman (1994)就认为遵守环境信息披露等相关法规是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最主要的原因。Gray等人(1995)也认为，遵守法律法规是最好解释公司披露有关环境和社会信息行为的原因。法律法规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二是对不同地区的影响。
Preston等人(1997)提出的“提供资金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财务业绩好的公司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Barry·H·Spicer (1978)对道德投资者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他们不应该投资于会造成社会危害或者环境污染的公司。Frost (2000)以澳大利亚60家采掘业公司为样本，对它们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利润较高的公司比利润较低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要高。Hooghiemstra (2000)的研究发现，社会信息披露会随着公司社会绩效的增加而增加，这意味着公司愿意报告“好消息”，不愿意或根本不报告“坏消息”，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我赞美”。Gray (2001)对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公司的业绩、公司的规模、行业属性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显著相关的，但在时间系列上不是很稳定。
Patten (1991)对美国公司年报中社会信息质量的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行业属性是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Meek等人(1995)的研究认为，大公司由于准备信息的成本较低、信息披露所带来的不利竞争代价较低，更倾向于披露信息。Forker (1992)从代理成本出发，对英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的负相关。Mc Cabe (2000)在1996年美国一个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中发现，将近80%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购买在血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衣服，他们的投资决策会大量地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Simon Knox (2005)在研究中指出，最近这些年非政府组织(如SA8000国际认证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越来越要求公司更多地解释有关贸易公平、人权、工人权利、环境保护、财务健康及公司治理领域等政策。由于投资者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这就促使公司披露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公司规模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治理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有一定的联系。Haskins (2000)对欧美和亚洲国家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欧美公司股权分散，股东对信息要求高，公司自愿披露程度就高;而亚洲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掌握相关信息比较容易，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较低。Simon等人(2001)以香港上市的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自愿披露程度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呈显著的正相关，与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Eng&Mark (2003)以新加坡交易所的1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外部独立董事比例显著负相关，与政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无论是从外部驱动因素还是内部影响因素看，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西方学者的眼中都是寻找公司自愿性披露的动机。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第一个目的是合法性，即希望证明公司行为是合法的;第二个目的是降低公司成本，即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为公司经营营造一个好的氛围，从而降低权益成本。
(二) 国内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文献回顾
相对而言，国内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也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很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论结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公司社会责任的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
1. 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研究。
常勋(2006)总结了各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七项：环境、就业机会、人事、参与社区活动、产品的性能和安全、企业行为、商业道德。杨熠(2010)以2008年首度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这些报告在公司层面上呈现行业和区域集中的特点，在报告层面上存在披露信息不均衡、内容单薄、手段单一的问题。因此提出应建立健全有关社会责任报告规范的法律法规，强化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在动力选择合适的框架，遵循相应的准则，改进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技巧。吴淅雨(2010)通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标体系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准则的比较后得出中国年报准则中没有涉及环境方面的任何规定，以及GRI体系中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标准比较少。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准则侧重于公司治理水平及财务能力和盈利能力，这也正是投资者所看重的内容。但同时也说明了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对CSR和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2. 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马连福(2007)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较差，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及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沈洪涛(2007)以1999年至2004年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石化塑胶行业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年报进行内容分析，构建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实证检验了公司特征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与公司财务杠杆和再融资需求不相关，公司上市地点和披露环境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马连福、赵颖(2007)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较差，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及规模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独立董事比例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这两个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均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刘冬荣(2009)等人将2007年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15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以托宾Q值为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相互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情况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作为控制变量的公司规模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关系：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更多地公布社会责任信息，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3. 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
朱义令(2011)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8年的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为依据，分析了744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与公司盈利能力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披露体系的完善性、披露内容的全面性和披露信息的详细性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有许多信息仍以非会计信息体现，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将具体社会责任信息以数据形式体现。一些企业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在节能减排、环境绿化等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不够，并认为企业应该增加对环境的关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践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增加经济益的同时，实现与社会效益的共赢。胡北忠(2011)以贵州省上市公司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为样本，运用基础统计的方式分析了贵州省上市公司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自觉披露情况和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14家上市公司或多或少地披露了有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但大多数以文字表述形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加以说明。
四、国内外文献观点评述与总结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时间长，其研究已进入较深入的阶段，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知识能为笔者对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方法。
国内学者也不乏从内容、形式、影响因素方面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进行探讨，大多是从全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以基础统计方式研究上司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的现状、内容，在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方式的建议中未提出定量的披露方式，同时对区域性为样本的研究对象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