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安全生产正能量（精选3篇）
营造安全生产正能量 篇1
6月10日,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粮食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部门主办的以“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为主题的2014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暨第六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0日在北京出席2014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时强调,食品安全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标本兼治、长抓不懈。要让德治和法治两个“车轮”同时转起来,促进社会共治,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汪洋指出,这次活动以“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为主题,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尚德守法,是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要把诚信守法的经营理念奉为信条,建立保证质量安全的内控、溯源、召回等制度,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政府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快完善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红黑名单”制度,严惩重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让违法犯罪分子不敢挑战法律底线。社会各方面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营造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让尚德守法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动。
营造安全生产正能量 篇2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大于天，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工作没有及格，只有满分。人的生命只有一条，时刻敬畏生命，珍爱生命，享受生命，才是煤矿人最大的幸福。
我们银煤人生活于生机勃勃的矿区，虽然背井离乡，远离喧嚣，这便使矿区成为我们每位银煤人的温馨家园，时刻以牢记安全在心中为永恒主题，时刻以遵章守纪，履行安全为职责，践行安全承诺为基础来保护我们的人生安全。安全对每个银煤人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小去论，安全直接关系我们每位矿工的宝贵生命和切身利益，从大来说，安全则关系到整个银星煤业乃至集团的社会形象、效益和生存发展。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下，在煤炭产业行业持续低迷和不景气的今天，我们时刻要以促安全生产为基础，更要紧抓安全，确保安全，不断提高个人安全意识，来为家庭谋幸福，为企业谋发展。
我们是普天底下一群最美的劳动者，也是改变贫苦生活的煤矿工，更是创造富裕生活的“掘金者”。站在地下几百米的深处，为人类采掘光明的源头与奉献温暖，建设幸福“主力军”。家庭的幸福，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这帮虽身躯黝黑，但无怨无悔的劳动者。面对父母的殷切盼望和孩子的热切期待。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不允许我们有丝毫马虎大意和差错，更不能有一丝懈怠。肩的责任担在肩上，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所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定要制定和营造浓厚的“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很安全”的安全宣传和安全教育氛围。坚持井上井下一个样。不管身在何处，在何方工作，都要时刻照亮安全的长明灯，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们既脆弱又宝贵的生命负责着想，更是对企业的持续长足和跨越发展尽责。
营造安全生产正能量 篇3
情绪与行为
詹姆斯认为情绪完成是人们观察自己表情后产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微笑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快乐;相反,人们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在微笑……当代许多对于詹姆斯理论的阐释都认为:情绪和行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正如正能量和负能量也会相互转化一样。举例来说,人们微笑是因为快乐,同时人们也会因为微笑而变得更加快乐。
对于“表现”原理的研究表明:与在脑海中想象一些快乐的事情相比,表现得快乐更加快捷、高效。所以,请尽情微笑,让脚步轻快起来,高昂起头,快乐地说话、跳舞、谈笑、歌唱,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这样正能量才能被驱动,将所有好的情境、人和事件带入你的生命中!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变得快乐,那就先得感觉美好,这样才能有吸引美好事物的能量。
——摘自《正能量》,第10～11,36页
我们通常认为行为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幸福所以微笑,因为害怕所以逃离。然而,詹姆斯颠覆了这种错误的“常识”,他告诉我们其实更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因为微笑所以幸福,因为逃离所以害怕。这种观点对习惯于前一种因果思维的我们来说,无疑有振聋发聩般的效果。在怀斯曼的口中,詹姆斯是一个“戴着绸帽,拄着手杖,身穿长袍和红格纹裤子,游荡在哈佛校园里爱开玩笑的教授”,他做的心理学实验在前辈冯特看来不够严密专业。但是他提出的理论却在后面的一百年里不断得以验证,詹姆斯本人也被称为“心理学之父”。在詹姆斯看来,情绪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的,是个双向的过程。在我们的身体中,千百万电脉冲正在神经通道里飞过,而这些川流不息的电脉冲有两个方向,即一个通路是从大脑传递给身体的各个感官,另一个通路是从身体的感官感受器传递到大脑。如果行动真与情绪有关,那么按照推理而言,人的行动越少,情绪也会随之越少。为此,心理学家奥曼研究了亚利桑那州的脊髓受伤的退伍军人后发现,脊柱受伤位置越高的病人,越少感受到情绪,一些病人提及,受伤后怒火中烧的生气感觉已经不复存在。这就验证了上面的推论,因为脊柱的受伤位置越高,人的活动能力越差,可见行动会影响情绪。而皮肤科医生芬奇则发现注射肉毒杆菌除了可以消除皱纹外,竟然还有一个附带的效应,即缓和抑郁和悲伤。也就是说,不能暴跳如雷就不会怒不可遏,不再皱眉让人不复抑郁,可见行动能转变情绪。
对行为和情绪关系的看法直接影响了对如何转变情绪的观点,弗洛伊德和詹姆斯在这点上截然不同。在弗洛伊德看来,情绪是主导的,行为是从属于情绪的,因此当人们生气时,应该释放“生气”,宣泄自己的“愤懑”。而詹姆斯则认为,人们之所以生气,恰恰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生气,如果鼓励他们继续生气,那么只会传输更多的负能量,让人更加愤怒。那么,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究竟谁对谁错呢?后来对此问题饶有兴趣的心理学家们,分别对伴侣、员工和球赛观众做了调查和实验,发现恶言相向会发展为伴侣间的拳打脚踢,咆哮叫嚷会增强员工对公司的敌对情绪,而在球队比赛时,双方的支持者会因为特殊的信仰和历史问题让球场上的紧张气氛达到剑拔弩张的状态,互相谩骂。2011年,苏格兰警方比较了赛前和赛后的犯罪率后发现,赛后的格拉斯哥地区的暴力犯罪量是平常的三倍,家庭暴力量是平常的两倍。以上实验都强有力地说明,詹姆斯的观点胜出。
而哥伦比亚学者沙克特的研究则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解释詹姆斯的理论。我们常常认为,不同的情绪对应不同的身体感受,比如紧张焦虑常常带来口干舌燥,高兴时心率下降、呼吸放缓。但是经过一系列实验,沙克特发现人体并没有一个如此复杂和精密的情绪反应系统,人体内的确存在着一个心理系统,他形象地把这种心理系统的运作模式比作拔河比赛,一边是红队,一边是蓝队,当红队发力时,你会感觉到身体被唤醒一样,包括肾上腺素、血液速度、糖分、心跳都有更加活跃积极的表现。而当蓝队发力时,则一切活动都会放缓。一般情况下,你的身体就在红队和蓝队的较量中达到平衡。这一心理系统影响着我们体内能量运作,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时,会有不同强度而不是不同类型的身体感受。
接下去,沙克特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来研究身体感受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他打着研究“沙普乐星(一种维生素化合物)对视力的影响”的幌子,找来两组被试者,给他们注射了肾上腺素,这会导致被试者心跳加速、双手颤抖、嘴唇发干。第一组被试者中则混入了一个“快乐先生”,几分钟之后,这位“快乐先生”在墙角玩起呼啦圈,开始讲笑话,时不时捧腹大笑。而第二组被试者中则混入了一个“愤怒先生”,他不断地抱怨和发怒,最后甚至扬长而去。实验结束后,沙克特让被试者们汇报自己的情绪,发现第一组被试者在“快乐先生”的鼓舞下,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因为注射肾上腺素所引发的心跳加快,他们普遍感到快乐,激发出了体内的正能量,而第二组被试者则在“愤怒先生”的刺激下,从消极角度来诠释自己的心跳加快,他们普遍感到恼怒,产生负能量。因此,沙克特坦言我们不是“看到一头奔向你的狮子→感到害怕→紧张冒汗”而是“看到一头奔向你的狮子→紧张冒汗→情境解释→感到害怕(在野外)或者感到兴奋(在动物园)”。由此可见,同样的行动当有了不同的解释之后可以引发不同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比如,当我们参加一次重要的考试而感觉到“心跳加速”时,许多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感到焦虑”,进而暗示这种焦虑会影响临场的发挥,那么结果可能真的是这样。但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看做是“适当的兴奋”,它会有助于激发和调动能量,那么反而可能会让你更好地发挥。
综合詹姆斯的理论和沙克特的理论,如果你要摆脱坏情绪,拥有好情绪,单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可能会越缠越紧,形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即使最后能自我解脱,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可能一个简单的微笑、一次愉快的旅行、一场倾心的交谈甚至一顿美餐就让你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中抽身,正能量会充盈在你的体内。此外,对行动或身体反应的解释也很重要,如果你习惯从“正面积极、充满希望”的角度来解释,那么一切苦难、疼痛都是暂时的,因为这样的解释会盘活体内的正能量,让眼前的困难变得可以超越。
奖励是一种负能量
艾尔·菲科恩在其《用奖赏来处罚》一书中,通过大量的证据,分类说明了奖励的负面作用,认为它甚至阻挡了正面能量流向我们。
……
这些实验的结果相当显著。通过奖励学生、吸烟者和开车者,实验人员其实是在鼓励他们表现得仿佛自己并不喜欢读书,并不想戒烟,并不想系安全带一样。结果,如果不再有奖励的话,人们往往不会再做那些之前获得过奖励的行为,奖励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此,短期看来,奖励机制是有效的。但是,长期看来,相关组织不得不持续提供特别的优待、糖果、礼物、奖金等奖励措施;一旦奖励没了,人们的动力也会烟消云散。
——摘自《正能量》,第140～141,143～144页
有一个故事,内容讲的是有一群顽皮的孩子喜欢往一个老人家里扔石头,老人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奏效。后来老人灵机一动,他对孩子们说,谢谢你们来我家扔石头,可以让我不那么寂寞,为了感谢你们,我愿意付钱给你们,每人每天一块钱。孩子们开心极了,石头扔得更欢了。过了几天,老人又召集了所有的孩子,告诉他们,抱歉,我最近手头有些紧,所以,只能给你们每人每天五毛钱,孩子们有些不悦,但还是坚持来扔石头。再过了几天,老人对孩子们说,对不起,我想我以后恐怕不能给你们钱了。结果,孩子们走了,他们再也不来扔石头了。这是因为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别人让做的=自己不喜欢做的”。行动可以引发相应的思考和情绪,在这里奖励产生的是一种负能量,既然这事需要奖励,就是我不喜欢做的。的确,鸽子可以因为谷物而拼命地学习啄开关。人类也是一样,奖励有激励的作用,但是,它只能是短期有效的。不仅如此,它在无形中还埋下了负能量的种子,就长期而言,它的效用是负面的,而且带有持久的负面性。
以下几个实验很能说明问题:如研究戒烟的问题,实验人员以“去夏威夷旅游”为诱饵,在三个月内实验组成员戒烟的热情非常高,远高于对照组,而一年后,实验组重新抽烟的人比对照组更高。德西则做过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他邀请志愿者来玩一种非常有趣的“苏马”游戏,实验组被要求拼出一定形状并给予一定的奖励,而对照组则没有任何奖励。三十分钟过去,德西假装有事要离开十分钟,这十分钟志愿者们可以随意活动。事后的调查表明,那些先前没有被允诺奖励的志愿者更愿意玩拼图游戏。斯坦福大学的莱珀则来到学校让孩子们画画,其中有一些孩子能因此得到“好孩子奖章”,几周后,莱珀返回学校,发现那些得到奖章的孩子画画的时间反而缩短了。以上这些实验结果都证明了从长远来看,奖励积聚的是一种负能量。不仅如此,奖励还特别挫伤涉及创造性的高级能力。如果你认为给钱就能让人才思泉涌、灵感迸发那就错了,阿布马勒邀请了一批专业艺术家,请他们评判受客户委托和自发创作的一批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结果发现,后者受到的评价更高。为了排除客户委托造成限制,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这一无关因素,阿布马勒做了一个更加严密的实验,她招募了一批作家新人以“欢笑”为主题请他们写诗,对实验组诗人她鼓励他们畅想成名后的鲜花、掌声和金钱,而对照组诗人阿布马勒则希望他们沉下心体味在创作中的乐趣。请专业诗人评判后发现,实验组表现出的创造性明显逊色许多。所以,即使仅仅是想象获得奖励也会产生负能量,抑制创造力的发挥。
这不由让我们想到了教育中的“小红花”现象,许多学校都在绞尽脑汁地构建严密的奖励系统,特别是在高年级阶段,教师会发现“小红花”已经不管用了,更糟的是,“小红花”还有负能量的隐患,在未来才会表现出来。的确,在教育中“奖励和惩罚”都是我们常用的教育手法,关于“惩罚”我们的讨论已经有许多,我们都意识到,惩罚不是简单的要或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仔细地探讨“什么是该惩罚的?”“何时何地惩罚?”“如何惩罚?”等一系列的问题。相比惩罚,对于奖励我们关注得更少些,其实仅仅是“奖励隐含负能量”这点就提醒我们大有必要对奖励这一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和惩罚一样,在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中,奖励也必不可少,“奖励如果得当,未必一定产生负能量”,和惩罚一样,我们首要明确的问题是奖励的目的是引导,指向孩子更长远的发展,而不是短时间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