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态屏障（共12篇）
绿色生态屏障 篇1
为增强全社会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意识, 促进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哈尔滨亿丰集团董事长冯燕建议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草原法》, 依法保护草原、建设草原、发展草原。
冯燕代表表示, 近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 我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盐碱化, 草原生态恶化, 生态屏障功能日益丧失, 草原畜牧业整体效益下滑, 农牧民增收趋缓, 生存环境日益严峻。加上个别地方不顾资源环境承受能力,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非法征占开垦草原, 乱采滥挖草原资源现象时有发生, 引起牧民群众不满, 甚至引发冲突, 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 迫切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 加大草原保护建设力度, 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对此, 冯燕代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执法检查。通过执法检查, 营造全社会人人关注草原, 共同保护草原资源和草原生态环境, 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生态屏障, 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早日重现中华大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
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 我国共有天然草原近60亿亩, 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 居世界第二位, 草原面积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1.7%, 是全国耕地面积的3.2倍, 森林面积的2.5倍, 是国家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屏障, 也是我国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几大水系的发源地或水源补给地, 直接关系到下游的生态安全, 对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和永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绿色生态屏障 篇2
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力度着力打造生态强县
山丹讯，抢抓春季造林好时节，山丹县县林业局以项目兴县、富县为目标，争项目河西走廊地区以绿洲农业闻名天下，已有数千年历史。时至今日，农业依然是这片土地的骄傲。农业离不开水的浇灌，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气候的变暖、雪线的上升，水资源越来越少。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甘肃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源地，而河西走廊是沙尘暴西线通过的必经路径，所以它是抵制我国沙尘暴的一个屏障，其生态建设对下游城市的影响非常大。可以形象地说，保卫河西，构建甘肃生态屏障之于国家的生态安全就是一面挡风的墙。而且甘肃河西的生态建设，不论是祁连山、石羊河还是张掖湿地，提出哪一个都是“国家级”的。如果河西走廊经济联合区能够实现，那么整个河西的生态建设都会走向全面拉网、互相借力的新的建设时期。
绿色生态屏障 篇3
商都与河北、山西交界，同时它紧邻我国十大沙地之一的浑善达克大沙地，自然条件干旱严酷。同时这里也是令京津人头痛的京津风沙源地。面对商都的现实，如何在这个干旱半干旱地区，走出一条让全县34万百姓群众能够甩掉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消除生态恶化的严重袭扰，实现富民强县的路子，是摆在王国相面前的重要考题。尽管王国相曾经担任过时间不短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有着丰富而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商都的现实，生态环境、经济条件的差异，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而王国相这个人正是个一天没有压力就坐不住的人。经过短暂的思索，一场能让农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符合当地实际的“战役”开始了，这就是在商都地域实施大规模的调整农业内部种植结构，全力发展设施农业，在特色农业上大做文章，由大田蔬菜生产变大棚蔬菜生产，由原始落后低产的粮食作物种植变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种植。他在全县紧紧围绕马铃薯、特色蔬菜两大产业，大力发展以喷灌、滴灌和温室、日光大棚为重点的设施农业基地建设。经过几年的苦战，如今设施农业已成为商都农业经济快速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成为当地农业种植户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使商都成为塞外设施建设发展的一个亮点。这里生产的绿色有机蔬菜不仅深受北京、天津市民的青睐，并且还走出国门，进入到蒙古、俄罗斯市场。到目前为止，商都的喷灌圈总量已经达到389套，喷灌面积达到18.5万亩，这个数字使商都在喷灌总量上成为了全国县级地区中的第一。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奋战，这里的膜下滴灌也发展增加到了11.4万亩，设施蔬菜面积达到9150亩，开发的水浇地面积有30万亩之多。
老实说，从外表看王国相真不象“县委书记”。他在基层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设施农业的基地现场，蔬菜大棚的地头，还是在治沙植树的沙地，都能看到他朴实的身影。他是一员干将，从他那沾满泥土的鞋上就能让人感受到他是一心扑在了工作上。他的朴实无华，求真务实，让商都的农业基础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真正实现了种植业由广种薄收向精种高产的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农民的持续稳定增收。基地的高产收获，农民的增收，这充分说明，王国相在商都县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历史上的商都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商都”之名是满语“水漩”的意思，因其境内有条湍急回漩的不冻河流，即取其地名为商都。不知从哪个年代起，在塞内外就流传有“要想发财，就到商都”的说法，可见那时此地的富庶程度。然而，这块令人向往的地方，也刺痛了不少人的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严重制约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干旱少雨风沙的肆虐，让商都竟成了影响北京、天津的风沙源地，风沙严重时，白天屋内还要点灯。为征服风沙，恢复生态，近几年王国相在全县实施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带领全县人民向风沙荒原开战，他们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使商都的沙地荒原的治理见到成效。
用王国相的话来说，正当他们不断地探索寻求有效治理风沙良策的关键时刻，在2008年4月，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响应胡总书记的号召，以构筑北疆生态屏障、再造秀美山川为己任，在商都全面启动了军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义务植树基地建设采取“部队整地挖坑、地方植树管护”的方式，由此在塞外的商都展开了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生态建设攻坚战。
从2008年到现在，5年的时间里，北京军区从司令员到集团军军长，到旅团战士都是这场植树战役中的战斗员，每年都有7000名由这些将士组成的植树大军进驻商都基地，与商都县的4000多名机关干部职工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一起，开展令山川震撼的万人义务植树大会战。每年的会战植树期间，南国早已是花红柳绿，而在塞外的商都却是寒意未尽，时而风雪交加，时而沙尘暴袭扰，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王国相和万人军民植树大军早出晚归，顶着风沙，冒着严寒，与大家共抡镐，齐挥锹，一身泥土地奋战在植树造林一线。
王国相是个十分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人。他抓机遇，把军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将此作为富民强县的有力支撑。他带领全县人民，倾其县力协助部队做好领导力量的配备、造林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指导、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千方百计为部队植树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风沙源治理会战中，王国相自觉的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用于指导改造自然的植树工作实践中，他针对当地的自然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地提出并确立了“适地适树、乔灌结合、以灌为主”的符合当地实际的造林方针，合理的选择配置树种，严把树木栽植的各个环节，加强后期管抚育，对未成活的树木进行及时的补植，从而使基地树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全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5年的军民义务植树让商都的生态建设步伐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王国相那切合实际的植树理念，也使这里的每个乡镇都规划建设了一个万亩以上的山杏经济林基地，而且全县还建成了85公里长的通道绿化，使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
正是5年的军民合力奋战，也正是县委书记王国相的真抓实干，使这里昔日的5.5万亩贫瘠荒化的土地上，让新生的233万株树木扎根生长。同时一条东西跨度35公里，南北宽度8公里的绿色屏障出现在商都这个京津风沙源地，它的出现不仅使风蚀沙化得到了有效遏制，让这里的民众生存和生活环境条件大为改观，也为当地群众的增收致富铺就了一条大道。这是军民共同汗水的结晶，也是塞外人治沙的标志。
对于这位在商都县勤恳工作了7年的县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对王国相评价是：有吃苦精神和实干精神，事业心和责任心强，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绿色生态屏障 篇4
一、充分认识《意见》对内蒙古林业生态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更显得尤为重要。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是沙化土地最为集中、沙害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省区之一,缺林少绿,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着内蒙古各族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
2001年自治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把生态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来抓,努力把内蒙古建设成为祖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防线”。近年来,内蒙古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全国大局,立足区情实际,在发展定位上强调“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经过多年林业生态建设,内蒙古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转变,但远未达到生态安全的基线,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五个坚持、四项任务、四项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围绕十八大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要求,提出了具体实现路径和融合方式;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持把深入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将重要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细化;明确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任务;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统计监测和执法监督、加快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加强组织领导等保障机制。《意见》的出台,对今后有效解决内蒙古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制约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认清内蒙古林业生态形势,准确把握《意见》目标任务
据2013年内蒙古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全区林地面积6.6亿亩,森林面积3.73亿亩,均居全国第1位,森林覆盖率21.03%,活立木总蓄积量14.84亿立方米,森林蓄积13.45亿立方米,均居全国第5位。全区四大沙漠、四大沙地及阴山北麓风蚀沙化区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2923.78万吨,年防风固沙量15.94亿吨, 年滞尘量709.53万吨。森林生态功能指数提升到0.56,达到中等水平。湿地总面积601.06万公顷,居全国第3位。全区林业管理的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荒漠等多种类型的保护区有143处,各类野生高等植物2781种。
多年来,通过不断加大林业生态建设力度、投资力度和政策力度,我区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与2008年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森林面积净增1822万亩,森林蓄积净增1.6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双增长”;与1999年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2009年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3100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918万亩,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转变。但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区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森林质量不高、生态功能不完备,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地区。全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2.5%,其中重度和极重度占36.7%,风沙区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此外,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少,科技支撑薄弱,资金投入有限,造林难度越发凸显,森林草原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多发,对森林资源也造成巨大威胁。湿地、自然保护区受到污染、过度捕捞、围垦以及基建占用威胁程度加大,河流、湖泊沼泽化严重,乃至干涸,湿地面积萎缩,植被退化、生物物种数量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我区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极易受人为因素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目前生态状况与“建设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美丽内蒙古”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林业发展仍面临着严峻形势和巨大挑战。
《意见》提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林业生态建设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是“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到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立,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对于内蒙古来说,今后林业生态建设的总体思路就是加快建成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建以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和次生林区、五大沙地防沙带以及呼伦贝尔内陆水系、辽河水系、黄河水系等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大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达赉湖湿地、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继续实施国家六大林业重点工程、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增加森林资源,遏制湿地萎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到2020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3%,森林蓄积达到14.6亿立方米,森林、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趋于稳定,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三、全面贯彻落实《意见》,切实肩负起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要主动肩负起生态建设的主体责任。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在《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内蒙古林业生态建设而言,就是要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和保障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林业部门要科学把握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全力服务新常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全面提升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水平,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全面深化林业改革,逐步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积极深化林业改革,创新林业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源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提出“先行先试”的要求,我区已率先启动编制林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在今年底完成试点地区的编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也正在制定。认真落实汪洋副总理指示精神和中央6号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国有林场林区改革。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巩固和扩大集体林区制度改革成果。推进森林、湿地、沙区植被和物种红线划定。制定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办法,完善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逐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动态调整机制。
(二)全面加强林业生态建设
“绿色化”作为“新四化”概念的提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意见》通篇贯穿着“绿色化”的主线,“绿色化”的本意就是国土的绿色,实现“绿色化”首先不能缺林少绿。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全力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重点林业工程和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积极开展重点区域绿化、义务植树和社会造林,增强林业科技支撑,提高生态建设成效,强化森林经营和抚育,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和功能。同时,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防沙治沙专项治理。全面落实《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 启动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和乌兰布和沙漠等5个重点地区防沙治沙专项治理工程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开展高大密集流动沙丘治理综合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落实沙区植被生态红线,强化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严格保护沙区植被和荒漠生态系统,力争到2020年全区完成造林任务5000万亩,全区适宜治理的沙化土地和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得到全面整治,减轻自然灾害,实现沙区生态的根本改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林业生态保护管理水平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和“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就是要把保护生态放在第一位”的理念,将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是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施扩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严格保护所有天然林。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守生态红线,严格执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严格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加大违法征占用林地惩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切实有效保护管理林地。二是全面开展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和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三是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湿试点,扩大湿地面积。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内蒙古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四是对有条件建立国家公园的区域,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全面展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五是加快推进依法治林,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依法治林是实现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建设的重要保障,事关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大局。要不断建立健全林业各项法律法规,加大林业执法力度,充分发挥以森林公安为主体,资源林政、木材检查站、乡镇林工站、防火检查站、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和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站等部门相互配合的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力量,对乱砍滥伐、乱占林地、乱捕滥猎、森林火灾等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加强林业普法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执法环境,使爱林、护林、营林和依法保护森林资源成为全社会人员的自觉行为。
(四)大力发展林、沙富民产业,落实各项林业惠民政策
林业既是重要的公益事业又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努力改善生态、改善民生始终是林业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大局与中心任务的职责所在。结合我区实际,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积极推进特色经济林、木本粮油、灌木资源利用和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化,加强林业产业化项目管理,积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资林业产业发展,推动林业产业向规模化、基地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推进地理标志产品、森林生态产品、绿色食品认定等林业产业品牌建设,着力打造培育一批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林产业名牌产品。同时,认真执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和天然林保护一次性安置职工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及时准确兑现退耕补助和完善政策补助,加快发展退耕还林的后续产业,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解决退耕户长远生计问题。落实好林木良种、森林抚育、造林等财政补贴政策以及森林保险、林业信贷和财政贴息政策。实施好林业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工程,加强林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
(五)积极培育林业生态文化,着力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重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更重要和迫切的是要在全社会普及和提升生态文明理念,推行生态文化,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要充分发挥我区现有的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国家森林城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以及全国生态文化村和全国生态文化示范企业等林业生态文化主阵地作用,利用植树节、世界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爱鸟周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广泛开展林业生态文化宣传,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文化知识,传播绿色生产、低碳生活方式,引导公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张掖生态安全屏障的保护与建设 篇5
来源:本站
时间:2013/7/4 王清忠 明海国 于伟华
摘要：张掖地处甘肃西部，河西走廊中段，在巴旦吉林沙漠边缘、黑河流域中游，系甘肃乃至全国通往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和交通要道，生态地位非常重要。而地处张掖南部的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源自祁连山穿越张掖全境的黑河是全国第二大内陆河，是河西走廊绿洲及其下游地区名符其实的生命之河。这“一山一水”不仅是国家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是张掖绿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区。因此，生态屏障工程建设不仅是张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实施祁连山和黑河流域生态保护，建设绿洲生态文明，实现生态绿色持续发展、宜居宜游幸福美好新张掖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分析张掖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发展生态屏障面临的形势入手，结合全市生态林业发展实际提出了张掖生态屏障建设的思路和任务，文章围绕加快构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区、绿洲农田防护林区、城市景观林区、湿地保护区及荒漠生态区”为主的五大生态屏障，大力改善“森林、湿地、绿洲和荒漠”四大生态系统，从政策、法律、管理及技术、资金、监测系统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张掖 生态安全屏障 体系建设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祁连山地处甘青两省，是生态屏障中的战略高地，具有控制性地位，无祁连之山便无西部乃至全国国土之稳。张掖黑河湿地，处于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是我国西北地区自然保护区网络的重要节点。其保护和发展事关甘、青、蒙三省区乃至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屏障，事关国家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在维系黑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阻断京津地区西路沙尘，确保完成国务院确定的下游分水任务，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快祁连山和黑河湿地生态保护和建设，做好张掖生态屏障建设和环境保护，意义深远，作用重大，是利在当代、功及未来、惠及子孙的千秋伟业。
1张掖生态环境建设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1．1张掖市生态建设的成就 1．1．1政策引领
1997年9月，会同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报请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0年12月，市委、市政府颁布施行了《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大市的意见》，委托甘肃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编制完成了《甘肃省张掖市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实施规划》，编制上报的《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2012-2020)》于2013年初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2013年1月14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下发了《张掖市宜居宜游城市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发展规划得到批复实施，为张掖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引领和制度保障，使生态环境建设步入法律化、制度化管理轨道。
1．1．2目标明确
张掖走生态经济之路发展战略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8年7月，市委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坚持特色方向,走好三条路子,推动三大战略,实现科学发展，这个“顺应自然、生态立市”的发展战略，是从维护湿地生态平衡、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提出的。2009年7月1２日市委二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托后发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十大工程,拓宽三条路子,实现科学发展”的发展思路，进一步突出了生态建设的主导地位。二是提出立足“三个定位”，着眼“四市建设”发展定位。根据省委“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市委在2010年6月召开的二届八次全委会议上，提出要紧紧围绕生态建设、现代农业、通道经济三个工作重点，建设生态文明大市、现代农业大市、通道经济特色市、民族团结进步市的新的区域发展思路，这是市委、市政府在充分掌握市情的基础上，把握发展规律，所做出的的准确命题。市委二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把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立足于生态安全屏障、立体交通枢纽、经济通道的区域发展定位，着眼“四市”建设的发展目标。生态建设是前提，现代农业是基础，通道经济是主导，民族团结是保障，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完整系统的发展体系。三是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全面发展生态经济。2011年9月召开的二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顺应自然、顺应时代要求、顺应民心，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彰显自然资源的本质属性，坚定不移地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宜居宜游新张掖。2011年10月，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要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主线，以建设生态经济功能区为主攻方向，立足区域战略定位，用创新带转型，以转型促跨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张掖建设成为宜居宜游生态文明城市。
1．1．3重点突出
从张掖实际出发，构筑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品牌，建设生态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生态、安全农业，推动现代农业大市建设；借助立体枢纽通道，着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旅游和现代物流业五大支柱产业，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一是在吸引外来投资中时刻不忘张掖生态优势，不但保住了绿水青山，而且引进了一批污染小、耗能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工业。确定发展煤制天然气、水电开发、太阳能光热、光伏发电等工业发展方向，水电、风电、光电发展等方面成效非常突出，初步走上了清洁生产、低碳节能、循环利用的生态工业发展路子。二是全市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主打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着力打造玉米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马铃署精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畜产品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蔬菜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番茄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等绿色产业，生产出在国内外市场上显示出较好竞争力的番茄酱、脱水菜、柠檬酸、马铃薯、菊粉、肉牛、红枣饮品等绿色产品，形成了一批绿色环保、高产优质、安全高效的生态农业典型。甘州区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全国首批、甘肃唯一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三是依托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突出“宜居宜游、绿洲张掖”的旅游主题，着力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文化旅游和高端反季节休闲旅游，彰显了以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的特色，特别是“七彩丹霞、裕固花乡、文化名城、戈壁水乡”的金张掖旅游形象初步树立，区域性中心旅游城市正在形成。
1．1．4成效显著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顺应自然，建设生态张掖，塑造张掖新形象”的重大战略决策，启动实施了以黑河湿地保护、流域综合治理等为主的生态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林业生态体系基本形成。按照“南北封育、中间改造、周边退耕”的建设布局，认真组织实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重点公益林和湿地保护等六大生态工程，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狠抓森林防火，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双增长”。全市新增营造林面积12.28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12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九五”末的9.17%提高到目前的12.10%；自然保护区由1987年批设的1个增加到5个（2个国家级、3个省级），面积由23万公顷增加到210.8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0.2%。累计建成沿312、227国道和北部风沙线总长度440公里的15条大型防风固沙基支干林带，沙区造林9.5万多公顷，绿洲内10多万公顷亩农田、75％的道路和85％的渠系实现了林网化，9处较大的沙窝得到治理改造，保护农田近6.7万公顷。二是封山（滩）育林区植被恢复明显。据调查，封山（滩）育林最显著的特点是植被恢复明显。2001年民乐大河口林场泉沟封育区人工栽植的落叶松、云杉、沙棘等生长良好，沙棘已进入盛果期，灌木覆盖度达73%；山丹大黄山林场高坡封育区人工云杉林的高生长量与2001年相比平均增加了68厘米，最高达到了119厘米，灌木覆盖度比封育前增加了16-28个百分点，灌草综合盖度平均增加了28-51个百分点；肃南西水和隆畅河封育区与非封育区相比，新萌蘖的灌木丛数多，土地结皮良好，水土保持效果明显。另外，山丹山羊堡滩、大黄山林场，民乐六坝滩、大河口林场，甘州区南滩、东大山林场等地的围栏基本沿重点公益林界线拉设，杜绝了放牧等人为破坏植被的行为。目前，围栏内灌草生长茂盛，封育区与非封育区在景观上有着明显差异。三是局部地带野生动物数量增加。经初步调查，各县区退耕还林区和重点公益林管护区的野生动物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天保工程区的东大山、大黄山、大河口等林区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活动范围由深山区扩展到浅山区，巡护人员在浅山区经常发现鹿、岩羊等珍贵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东大山封育区的岩羊数量大幅增加，据专家估算，每平方公里已达到40-50只左右。大黄山封育区内岩羊、狍鹿等野生动物对管护人员的遇见率提高了48%。由于管护措施到位，野生动物数量呈上升趋势。
1．1．5特色鲜明
近年来，黑河沿岸的甘州、临泽、高台3县区成为戈壁水乡城市，呈现出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别致风韵。作为辐射延伸区的山丹、民乐、肃南3县积极建设高原生态城市新区，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原生态城市建设之路。特别是市政府所在的甘州区，已形成了以老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滨河新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国家湿地公园、绿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区和沙漠体育公园5个新型功能区集成的“1+5”生态城市框架，颠覆了人们对河西走廊、地处西部干旱地区城市的概念和传统印象，使张掖宜居宜游的优势得以凸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结构优化、转型加快、质量提高、保障增强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20.5亿元，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5％；社会消费品增长17.1％；公共财产预算收入、大口径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6.6％和2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增长21.9％和16％.3；接待境内外游客243.6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67亿元，分别增长99.5％和113％，增速达到了“十五”以来最快、最高、最好水平。
1．2张掖生态安全屏障面临威胁与挑战 张掖市以及河西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敏感，生态安全阈值幅度小，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极易引起生态系统破坏，并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
目前，张掖市土地荒漠化面积66.2万hm²，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15.0%。因荒漠化使耕地受害率达29.8%，草地受害率7.7%，村庄受害率49.2%，道路受害率63.7%，水渠受害率43.8%。全市因干旱少雨、超载放牧、不合理开发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退化草场面积达109.3 万hm²，占全市草场总面积的43.0%；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2.0%，其中风蚀面积占总面积的60%以上；农田土壤沙化面积达1.57万hm²，盐化土地面积达5.9万hm²，草原60％以上呈荒漠、半荒漠景观。同时，张掖市人口密度为31.26人／k㎡，是联合国1997年在内罗华召开的沙漠化会议上提出的干旱区土地对人口承载压力的极限值７人／k㎡的4.5倍。由于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使综合开发利用和永续经营的矛盾日渐突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加剧，干旱、霜冻、干热风、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日趋加重。
张掖境内共有大小河流26条，水资源总量26.51亿m3，人均水资源量1250m3，亩均水量511 m3，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4%和29%，接近缺水上下限（3000-1000 m3）的低值，属中度缺水地区；全市降水量283mm，且集中分布在6-9月，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1.9%，其它月份降水较少，尤其冬季更为干旱。主要灌溉季节河流来水量占年径流量的20.4%，而同期灌溉需水量占全年总量的35%。特别是黑河向下游分水，使张掖本来紧张的水资源更加紧缺。同时，张掖作为河西地区商品粮基地，承担着全省约70%的粮食供应，粮食生产以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为代价。较大比重的粮食生产，导致用水结构的不合理，全市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的比例为：87.7：2.8：2.2：7.4，实际用水量为1.97亿m³，而生态需水量为9.74亿m³，生态用水严重不足。
祁连山林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也是张掖生态环境的屏障和黑河源头，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加之历史上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其生态系统脆弱，冰川、高寒荒漠、草原、森林、农田、温带荒漠、水域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镶嵌分布，系统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其它生态系统的紊乱；部分地方过度的农垦和放牧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边缘的灌草植被，极易发生逆行演替，造成森林生态系统退化；森林群落建群种单一，结构简单，稳定性差；森林分布下线由海拔1900m左右上升至2300m，局部地区的天然林消失；森林抗病虫鼠害能力减弱，林区内个别病虫害连年发生，成灾面积扩大；物种分布范围减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张掖作为河西地区农田林网建设最早、林网覆盖面积最大、防护效益最好的地区，在促进工农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树种结构不合理以及采伐利用和树木歇地等矛盾问题日趋突出，使以杨树为主的主、副林带在一些地方受到了很大破坏，缺行断带、林相不整，进而冬季防护效益整体下降，极易造成土壤风蚀加剧土壤退化；加之近年来黄斑星天牛、光肩星天牛等有害生物的侵入，使杨树林带面临着毁灭的危险，林带更新迫在眉睫。
2张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 2．1张掖生态安全屏障的概念
根据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于建设》中的解释：一定区域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对相邻环境或大尺度环境具有保护性作用，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服务。一定区域的生态系统一般就是复合生态系统，既包括多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包含半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这些系统在空间上呈现多层次的结构和有序化的格局，不但与其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相和谐，能够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物质与环境服务，并对相邻环境及更大尺度环境的安全起着保障的作用，具有这种作用的生态屏障称之为生态安全屏障。
不同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组合特征及其空间布局与结构不同，其屏障功能的强弱及其维系生态安全的范围也不一样。张掖市作为祁连山北麓和黑河湿地的主体，其屏障作用对河西、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均有重要影响，具有国家层面上的重要性。张掖市在保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得到发挥的关键，就在于生态系统保护于建设，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人工生态系统的建设，形成多层次、有序化生态系统自称的稳定格局，这是张掖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
2．2张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框架格局
生态屏障的安全与否核心就是生态系统功能能否得到正常发挥，关键在于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比列是否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此，特定的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必须建立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差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区域生态经济分区，揭示区域生态经济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区域差异，进而为区域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布局提供依据。通过对张掖地理、人文和社会条件综合分析，将张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分为“一个中心，四个分区”，既构建“一山一水”为中心，辐射引领四个生态经济区，点面结合，由南向北，真正筑起一道生态安全屏障，发挥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作用。把祁连山水源涵养区、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的中心线，这是张掖最具有特殊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域，空间布局自南向北延伸，构成张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中心，对整个生态屏障体系建设起引领带动作用。把以保护天然林资源为主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及外围林区、以保护湿地资源为主的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外围保护地带、以保护人工林资源为主的绿洲农田防护林区、以保护现有沙生植被资源、控制荒漠化为主的重点公益林区为主的生态建设区作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四个生态经济分区。基本上涵盖了张掖从南到北不同的生态类型区和经济类型区，是张掖生态屏障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3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的项目支撑
以减少采伐，保护天然林资源为重点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坡耕地退耕，退化、沙化草场退牧，还林还草为重点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以治理京津周边地区沙源为重点的防沙治沙工程；以防护林体系建设为重点的“三北五期”生态防护林工程；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为重点的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以公益林保护、改善沙区生态环境为主的国家公益林补偿工程。生态屏障六大重点建设工程是根据国家现行投资重点项目在张掖的建设分布而提出的。它们是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依托条件。张掖经济实力较弱，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又是以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因此，要保证六大工程顺利落实，必须借助国家投资和外资的支持，并结合自身的努力，完成生态屏障建设的艰巨任务。
3张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保障条件
张掖生态屏障工程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系统工程，它的形成必须有全方位保障条件来支持，是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统一的具体体现。
3．1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政策法制保障体系
(1)加大现有关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实施力度。以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为先导，落实现有法律、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生态建设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除已出台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外，还要根据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急需制定各项政策措施。
(2)加大执法力度，建立依法行政的社会秩序。生态屏障工程规划管理主体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健全生态屏障工程建设执法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生态建设法律法规，加强对破坏和污染环境、阻碍生态建设等行为的处罚，用法律准则来规范人们行为。
(3)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唤醒公众法律意识。围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建设“美丽中国”思路，加大《张掖市宜居宜游城市发展规划》和各项生态屏障工程规划的实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媒体进行大力宣传，让全市群众了解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唤醒公众的法律意识。
3．2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的管理保障
3．2．1．采用多种组织管理手段
(1)行政管理手段。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以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手段为主，统抓统管，使规划在各县区垂直落实，与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2)协调管理手段。生态屏障建设的实施要从投资、政策、法规、技术、组织等许多方面得以保证，它不仅是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及企业单位的事，而且也是各级政府以至全社会的事，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调至关重要，这是实现规划的重要组织保证。
(3)监督管理手段。首先，要形成法律监督管理子系统，其次，要形成政府行政监督管理子系统，第三，要形成大众监督管理子系统，包括群众监督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管理等。
3．2．2实行多种形式的目标管理
(1)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由于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的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建立相应的生态屏障工程管理机构。并通过一定形式规定这种机构的体制、分工、职责、权限及工作程序。
(2)采用目标责任制和承包制，实行目标管理。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鼓励企事业单位集体承包生态屏障工程建设项目，允许和吸纳科技人员承包项目，增大科技含量，为生态屏障工程的实施提供科技支持。同时，允许、鼓励、指导个人家庭以劳力、资金、技术等为股份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或承包，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3．2．3建立激励制度和管护制度
建立激励制度。一方面落实谁投入、谁治理、谁受益的政策机制，形成对广大志愿建设者的物质激励；另一方面对生态屏障工程建设放宽政策，进行政策激励；第三，通过树立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典型形成荣誉激励。在组织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实施过程中，还要建立管护制度，坚持建设管护并重，组建专门的管护队伍，实施立体管护。
3．3张掖市生态屏障建设的资金保障
为确保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规划的实施，必须建立资金保障体系。从多方面挖掘潜力，拓宽资金流人渠道，对各项资金统筹安排，咨询国家有关资金管理办法，使各类项目资金尽可能地向生态建设方面予以倾斜。
同时，要多渠道、多层次筹措资金。实施生态屏障建设投资多渠道，这是广义的环境费用，需从生态建设费、城市建设费和污染防治透支和企业自筹等多方面筹集。同时要形成全社会共建生态屏障工程规划局面，国家、集体、个人、外资一起上，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多方位资金筹措体系。
(1)强化财务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和投资效益。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使用，做到专款专用，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急需项目工程上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2)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技术型生态保障工程规划向生态经济型生态屏障工程规划转化，形成自身造血系统。
(3)建立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规划实施基金。基金来源主要靠国家的投入，各级政府也要适当投入。另外，可以向国际组织、国内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筹集资金，使他们成为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实施基金的资助者或投资者。基金应由专门的管理机构来管理和运作，管理机构人员应由金融、生态、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3．4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技术保障
(1)结合区域特点，推广应用生态建设技术。包括生态农业技术、治沙技术、盐渍化治理技术和水土保持技术等。
(2)加强环境保护技术支持与监督。要强化环境的监督管理；环境监测和信息科研工作要做到为环境管理服务；推广污染治理最佳实用技术，提高集中治理力度；启动环境监督管理技术系统；确定建设期内的主要技术政策路线和手段。
3．5张掖市生态屏障建设的监测保障
(1)确保生态屏障工程规划实施的监测系统应包括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咨询、监测机构。
(2)信息系统由生态屏障管理机构中从事信息处理工作的部门、人员、设备共同组成。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决策支持系统将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段，针对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的某种决策问题，通过提供背景资料、协助明确问题、修改完善模型、列举可能方案、进行分析比较等方式为管理者、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帮助。
(3)在构建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后，还必须设立相应的咨询、监测机构，以对规划实施的效果及时评判，实现人机交流，为主管机构及大众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为决策者按实际需要局部变更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或直接对规划进行校正。
(4)建立确保生态屏障高层实施目标的监测系统是张掖市生态屏障工程规划实施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
构建绿色屏障 发展高效林业 篇6
浙江湖州已有2300多年历史，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帮”的美称。这里，太湖烟波浩渺，天目群山逶迤，西吴竹海环绕。8月22日，由浙江省林业厅、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建的全国首个现代林业示范区“湖州现代林业示范区”，在这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江南古城正式启动。
建设现代林业示范区，目的在于以生态理念指导林业，以市场手段推动林业，以创新科技支撑林业，以现代制度保障林业，努力构建生态功能完备、林业产业发达、人文内涵丰富、管理制度健全的现代林业发展模式。其重点在生态建设、兴林富民、改革创新和科技兴林4个方面做好示范。通过探索、实践、总结、提升生态林业、社会林业、工业林业、人文林业和创新林业等五个先进理念，构建完备的生态和产业两大体系，有效地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示范区的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强调，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兴林和富民的有机统一，兴林是富民的重要途径，富民是兴林的根本目标；在战略重点上，要把握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政策措施上，要正确处理积极培育、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管理手段上，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推动双管齐下，推动示范区建设又快又好发展。
为建设湖州现代林业示范区，浙江省林业厅在政策、资金、运作等方面出台了22条相关政策加以扶持，以确保示范区建设有效推进。
根据湖州现代林业示范区建设规划，到2010年，在构建生态绿色屏障上，湖州市将建成省级绿化示范村100个、新建绿色通道1000公里，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18%以上；在发展高效林业上，全市将建设20个兴林富民示范乡（镇）和120个兴林富民示范村，建设高效生态竹林、特色干鲜果等各类示范基地100万亩，培育壮大湖州竹木制品制造业，重点培育20家以上林业龙头企业和10家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全市林业行业年总产值达到200亿元。同时，在六年时间内建设6家森林公园、30个林业观光区。
绿色生态屏障 篇7
一、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意义重大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 横跨“三北”, 毗邻八个省区, 临近京津, 属内蒙古高原, 海拔较高, 处于东北和华北水源地上游, 全区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 降雨量小, 蒸发量大。境内分布有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 而且又是大陆北方季风的主要通道, 风蚀沙化十分严重, 既是沙尘暴的路径区, 又是重要的沙尘源区。因此,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生态区位, 决定了建设保护好内蒙古的生态环境, 不仅关系到自治区的生态安全, 而且也关系到“三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我区在全国来讲, 即是森林资源大区, 又是荒漠化大区, 全区分布有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和11片次生林区, 以及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人工林区, 全区森林面积3.55亿亩, 占全国的12.1%, 居全国第一位;林木蓄积13.6亿立方米, 占全国的8.6%, 居全国第五位;森林覆盖率20%。分布有陆生野生动物712种, 野生植物2178种。有河流、湖泊、沼泽、人工湿地4大类13种类型湿地, 面积6368万亩, 占全国湿地面积的11%, 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三位。林业系统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区有143处, 总面积1.6亿亩, 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处, 面积4242万亩, 居全国前列。全区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等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沙地, 以及大面积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9.26亿亩, 占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52.2%, 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的23.5%。沙化土地面积6.22亿亩, 占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35.05%, 占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的23.95%, 沙化土地遍布全区12个盟市, 2个计划单列市和90个旗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居全国第二位。我区有宜林地2.37亿亩, 占全国的1/3, 全区每年林业生态建设任务1000多万亩, 约占全国的1/9, 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是全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区域。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承担着重要责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1]21号) , 在战略定位中, 第一条就将我区确定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因此,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不仅是自治区的自身需要, 而且也是国家对我区的要求。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 我区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 以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 把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来抓, 全力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造林补贴试点、森林经营抚育试点、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国家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重点工程和项目, 切实加大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 取得了“整体恶化趋势趋缓, 局部地区明显改善”的良好效果。据2008年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 我区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实现了持续“双增长”, 与2003年比较, 森林面积增加了4736万亩, 林木蓄积量增加了7275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43个百分点。据2009年全国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 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持续了“双减少”, 与第三次监测结果比较, 荒漠化土地减少700万亩, 沙化土地减少188万亩。五大沙漠周边重点治理区沙漠扩展现象得到了遏制, 沙漠面积相对稳定;五大沙地林草盖度均有提高, 沙地向内收缩;重点治理的科尔沁和毛乌素沙地生态状况已呈现持续向好逆转态势。
我区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形势仍然严峻, 生态保护和建设任务仍很艰巨和繁重。
二、取得的成效和存在问题
一是我区森林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不均, 质量不高, 功能不完备, 生态还很脆弱, 局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我区大部分地区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自然条件差、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类型多, 而且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建设地点正在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的远山大沙推进, 立地条件越来越差, 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治理成本越来越高, 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经过保护和治理, 治理区林草植被不断扩展, 盖度逐步提高, 但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恢复阶段, 自我调节能力较弱, 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和反复性, 巩固建设成果、保护林草植被任务繁重。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重点
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 今后一个时期, 我区林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紧紧围绕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一战略目标, 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 坚持全区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 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全面推进现代林业进程, 为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和谐美丽内蒙古, 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工作重点: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 继续实施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 不断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成效, 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要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大力推进部门绿化和社会造林, 加强道路、村屯、城镇周边地区、厂矿园区、黄河沿线绿化美化工作, 进一步优化生态建设布局, 在呼伦贝尔、科尔沁、毛乌素沙地突出樟子松基地建设;在浑善达克沙地突出沙地榆基地建设;在沙漠周边突出锁边防护林建设;在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突出农田林网建设;在阴山北麓严重风蚀沙化区突出封禁保护区建设;在黄土丘陵区突出水土保持林建设, 力争到“十二五”末,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5%。
绿色生态屏障 篇8
随着人地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 生态安全已上升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1,2,3]。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甘肃省和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 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构建;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置于重要地位[4];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甘肃是三大高原的重要屏障和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5];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需要制度做后续支撑,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要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做保证, 实行源头上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修复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 2013 年底, 国务院通过的《甘肃省加快转型发展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指出[5],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生态安全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根本与核心所在, 在维护全国稳定大局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系列国家宏观战略举措的相继提出与实施, 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种必然趋势, 同时也为甘肃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 诸多学者关于建设国家生态保障制度的研究并不全面, 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机制[6,7]、政绩考核制度、管理制度及生态制度[8]、生态伦理制度[9]、法律法规[10]等方面。近几年国家将甘肃省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时甘肃通过实施退耕还林[11]、退牧还草[12]等举措, 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 主要是以往的生态建设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短期性行为, 环境治理以局部性治理为主, 项目实施期间治理效果明显, 项目实施一旦结束, 就没有后续支撑, 治理行动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怎样才能保持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 关键突破方向在于尽快把现行的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的阶段性行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永续性工程, 而要实现这种提升和转变, 亟需构建一种长效的生态安全屏障保障机制, 其中制度建设是关键。目前甘肃缺乏长效的制度化保障机制, 致使现有生态建设与生态修复速度仍远远跟不上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实际需求, 因此对甘肃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制度化保障机制构建进行研究迫在眉睫。
2 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制度性障碍
2. 1 行政管理制度制约
行政区划: 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与条块分割的制度下, 一方面我国城乡分治、区际治理表现出各地区生态建设的不平衡性越来越明显, 在缺乏解决跨区域生态冲突的制度与源头保护制度的约束下, 势必会造成下游地区受到上游地区生态建设的制约。如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着河西三大内陆河流域状况; 冰川的退缩直接导致内陆河消亡, 阻碍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行政区划导致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 难以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制; 加之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目前没有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致使监督乏力, 不但制约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 而且阻碍着中央政府的管理。
部门分割: 我国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涉及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建设, 主要包括农业部、林业部、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制度主体本身的混乱, 又缺乏统一领导, 各个部门之间争权夺利, 各自为政, 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与权责不清, 不但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 影响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而且产生了多种利益冲突与生态矛盾, 降低了环保政策的执行绩效。
政绩考核: 由于我国现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导向, 使各地方政府忽视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此外, 领导干部缺乏生态红线的底线思维约束, 不惜一切代价盲目追求经济的短期增长而忽视生态承载能力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已严重阻碍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工作的开展。此外, 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势必会带来政绩考核观念、执行力度、执政方法、侧重点等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2. 2 生态补偿制度制约
生态补偿制度是以经济手段为主, 调节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核心问题是: 谁是责任主体、谁来补偿、如何补偿、补偿多少。从甘肃省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来看, 其制度构建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 主要表现为意识制约、补偿方式制约和技术制约。
意识制约: 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较低、生态道德观念落后、参与度不高, 将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视为私有物品, 毫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有公众甚至认为, 公共物品应由国家来付费, 征收生态补偿金就是国家乱收费。社会公众产生的这些错误生态意识是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一大障碍, 给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补偿方式制约: 首先, 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缺乏政府与农民沟通, “机会成本法”被忽视, 制约着不同区域差别补偿标准的制定。其次, 国家单一财政纵向补偿的局限性不但导致补偿标单一化, 而且加剧了“付费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矛盾。近几年, 甘肃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都是以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等项目和工程为载体, 不但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而且补偿范围窄、标准低, 这些不合理的补偿方法都将成为补偿机制制度化、法制化构建的制约因素。
技术制约: 技术是人类满足需求而长期积累经验、技巧形成深层次解决问题的一种精确方法。生态补偿标准是以其所承担的生态价值为基础, 而我国目前的生态价值评估仍受到技术瓶颈的制约难以量化和货币化, 因此缺乏科学必要的生态补偿数据, 无法对生态补偿进行科学合理的定量分析, 影响了生态补偿核算结果的精确性。
2. 3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约
正式制度缺位: 在综合决策制度形式化、政绩考核制度片面化、公共财政制度不规范化、法律监管制度不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资源使用与管理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滞后性等正式制度本身缺位的制约下, 各部门在执行其环境职能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相互争夺领导权, 削弱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同时又缺乏法律责任的追究惩罚, 致使矛盾重重。此外, 制度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 使种种制度缺乏落实的基础。
非正式制度缺位: 社会公众的习惯形成、法制观念、环保意识、文化传承、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尚未形成, 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行为得不到内心道德的谴责, 仍然受到“人定胜天”思想的束缚, 这些意识观念的缺乏, 极易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同时, 法制观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法律的监督职能, 加之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是国家, 使生态破坏的原告缺位。
3 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制度化诉求
3. 1 参与主体诉求
公众参与动机受限: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一项依靠社会公众力量来完成的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13]。甘肃在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重点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等各项生态建设举措中, 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发挥着独特的主导作用, 强制性地对相关主体进行自上而下的约束, 将公众排除在外, 限制社会公众参与。同时, 缺乏激励机制和生态建设知识的宣传教育, 缺乏公共精神的培养, 使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低, 加之政府的公信力不足[14],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生态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企业约束机制弱化: 企业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 也是市场活动的主体, 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企业与政府信息的不对称, 造成政府监督部门难以对大量企业的环境标准执行情况进行充分监督, 漏洞百出。此外, 目前国家对企业的排污收费标准较低, 不能使企业真正感受到污染环境所付出的代价[15]。由此可见, 企业所受的监督约束极为有限, 企业破坏环境所承担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治理成本, 以致政府对企业的约束机制被弱化, 达不到监督企业的效果。
3. 2 政策法律诉求
政策导向偏移: 一方面, 我国历史上“先污染, 后治理" 的道路使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与破坏, 大多数生态破坏是无法用资金弥补的, 有的甚至是永远无法恢复的。另一方面, 以GDP为政绩的政策导向偏移,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促使我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甘肃地区渴求经济的加速发展,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通过降低环保标准、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耗能大、污染重的企业入驻, 加剧了生态环境破坏, 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策法律缺位: 甘肃省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试验区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目标, 不仅需要制度约束, 更需要政策法律的支持。政府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 依靠国家强制力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 但现实中政府受技术成本的制约, 存在一定的政策缺陷。首先, 政府决策具有主观性, 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参与, 引起公众对政策的不良反应, 甚至有抵制政策的倾向。其次, 政府缺乏对自身的法律约束, 缺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加之政策的宣传化、形式化、可操作性不强, 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三, 政策的缺位致使补偿和融资政策存在空白, 主要表现在缺少横向利益主体之间的补偿与生态建设资金匮乏。
3. 3 制度诉求
制度供给诉求: 就制度本身而言, 制度供给是一个不断设计、学习和实施三者相结合的过程[16]。甘肃省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需要, 建设中却受到制度供给的制约, 如实践中缺乏长效的制度供给致使生态环境治理具有短期性。在生态建设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缺乏生态与经济相协调发展的制度支持, 以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 不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而且更是一种对资源的严重透支, 这一切不可逆环境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体系不健全。因此, 从制度供给与创新的角度建设生态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根本保障。
制度化保障机制诉求: 我国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制度建设是生态建设的根本性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全局性等特征, 任何制度都是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而制定的[17]。尽管我国生态建设已形成多种保障机制,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制度缺失问题, 表现为“操作难”、“执行难”等现象。一方面, 生态建设的职能部门交叉, 在利益冲突面前缺乏有效的协调保障机制来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 生态保护建设行政管理的分割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存在冲突, 缺乏全方位、立体化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构建, 缺少完备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来落实生态建设的各种要求, 更缺少各种约束人、引导人、规范人的制度, 这些制度的缺失必将严重制约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4 甘肃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构建
《甘肃省加快转型发展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指出了甘肃省生态的屏障功能及其重要性[5], 目前甘肃省承担了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的重任, 但无论从制度性障碍还是制度化诉求方面都呈现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缺乏长效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支撑。因此, 必须构建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将保障机制的内容长期化、稳定化、明确化和法制化, 使保障机制以制度的形式实施, 用制度规范行为、落实目标、惩罚问责、推进生态建设, 即建立一套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相适宜的长效的制度化保障机制, 其构想见图1。
4. 1 制度建设与创新
毋庸置疑,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制度建设的出发点是保障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 制度供给是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中之重, 构建、创新与完善强制性制度、调控性制度、引导性制度是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根本保障。
强制性制度: 强制性制度是在政府主导的“命令—控制”式刚性约束下进行监管来达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即政府监管性制度。第一, 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主要从空间界定、产业定位、产业引入等方面严格把控环境的污染源[18]。第二, 基于甘肃省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全面节约、优化配置, 严格控制能源消耗总量, 实施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第三, 实行最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 严格执行引入项目的标准条件, 以“污染小、低消耗、高产出”为核心, 提高产业进入市场的标准, 发展节能低碳的环保产业。第四, 从公众的环境行为、企业的排污标准方面实行严格的法律监管制度, 将生态建设的各项指标纳入国家宪法范围, 使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受到宪法的保护。第五, 改革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评价体系, 重新建立绿色GDP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不但将环境损害、资源消耗、生态效益纳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评价体系之中, 并赋予较高的权重, 建立严格的生态核算制度。
调控性制度: 调控性制度是以“成本—效益”比较式为基础, 在交易活动中通过激励市场主体来达到保护生态的目标。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甘肃省88. 7% 的国土面积纳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5], 在此基础上构建生计保障制度, 保障为生态屏障建设做出牺牲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建立财政税收制度, 对“高碳经济”、“黑色经济”通过生态税、环境税、资源税等予以内部化, 如对金昌等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强制征收生态税费, 使消费行为的负外部性内部化, 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开发代价的区域加大纵向中央财政转移的支持力度。从生态损害者、受益者、保护者三方面构建和完善长效的生态补偿制度, 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补偿, 包括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河西内陆河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区等, 明确三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并指出由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对建设或保护者进行补偿。建立产权交易制度, 包括水权交易、碳权交易、环境权交易等, 将税收政策进一步提升到法律的高度, 并调整相关的税种结构, 健全监督机制。
引导性制度: 引导性制度是通过“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软约束对各参与主体进行道德教化并使之转化为内心信念, 进而达到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目标的制度安排。引导性制度的创新与完善首先应转变人们“环境靠政府”的传统思想, 创建新的生态道德评价标准, 促使人们将道德视野扩展到自然领域, 从评价机制、自律机制、他律机制三方面借以引导人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完善生态伦理制度, 加强道德教育, 强化人们的良心效应, 加强自我约束力[9]。一方面, 从教育宣传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着手, 以习俗、道德、伦理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 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 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同时, 将公众参与制度规范化、环境信息公开化来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 构建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另一方面, 引入绿色消费制度, 从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以及消费者消费后的行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行绿色责任约束。
4. 2 保障机制构建与完善
顶层政府: 首先, 完善环境执法监督机制, 从源头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建立生态公平,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通过构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使甘肃省实现生态补偿的动态化、区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消费进行征费, 以作为生态补偿之资, 使生态环境的消费者成本制度化、刚性化、内部化, 进而补偿和激励保护者[19]。明确规范生态补偿主体, 构建环境保护问责机制, 从道德问责、法律问责、政治问责、行政问责等方面加强决策领导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将经济、生态、资源等指标纳入生态评价体系, 构建综合生态考核评价机制。其次, 完善政策调控激励机制, 加强宏观调控, 加大政府对企业的调控, 减少环保企业的生产成本, 使节约资源、循环生产、保护环境成为企业的最优选择, 变成企业的自发行为, 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20]。构建区际治理协调机制, 建立国土规划制度, 化区际问题为区内问题, 确保生态功能区保障机制建设的需要[21]。
市场主体: 通过完善市场资源管理制度、产业准入制度、产权交易制度、财政税收制度, 将环境治理纳入市场机制, 积极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自觉参与生态建设, 并以市场为主体构建资源开发共生机制,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管理体制,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对资源进行合理定价, 以此衡量资源环境的价值。同时, 甘肃省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涉及我国西部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生态安全, 应加强国家财政和其他受益区域的大力支持, 进一步完善多元投融资机制, 逐步形成以国家财政为主、受益区积极参与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投融资机制。完善绿色消费制度, 构建绿色行动参与机制, 倡导绿色低碳、全民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新方式, 使企业的一切活动符合国家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制度标准的要求。
绿色生态屏障 篇9
1 柳州市生态屏障建设现状
上世纪70年代末,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成为城市规划重要目标之一。掀起了建立城市公园的浪潮, 构筑了柳州早期生态屏障, 如号称柳州之肺“柳州市长林公园”于1975年建立, 窄长, 呈南北走向, 总面积37296m2。尤甚, 2006年来, 柳州市提出要把森林引入城市, 把城市居民生活引入森林的设想, 掀起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热潮。2007年至2011年, 全市人工造林总面积为9.23万公顷, 年均人工造林面积1.85万公顷以上。其中,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基干林带宜林地绿化率达90%以上, 普通公路宜林地绿化率达80%以上, 柳江等主要河流两岸宜林地绿化率达85%以上, 通道两旁乡镇及村屯所在地基本实现绿化, 绿化覆盖率达23%以上。2012年上半年, 全市人工造林面积为2.1万公顷;近3年来, 每年植树造林成活率达92.6%, 保存率达85.3%, 造林质量逐年提高, 造林成效显著。根据2009年二类调查数据显示, 柳州市森林覆盖率为63.2%;按照2011年区绩效考评组考核结果, 目前柳州市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4.31%。
2 生态屏障建设存在的问题
柳州市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 为湘桂、黔桂和枝柳铁路交汇处, 东经108°50′~109°45′, 北纬23°54′~24°51′。柳州市是一个典型的山城, 被北、东、西三面山丘包围, 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特征。柳州是一座西南工业重镇, 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近些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问题凸显, 如水体污染严重, 酸雨频发等等。因此, 生态环境治理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 造林绿化, 提高绿化面积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 也是构筑柳州市生态屏障的主体。围绕这个关键, 柳州市开展、实施了乡村公共绿地建设工程、人工荒山造林及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珠江防护林工程、新农村建设工程、绿色通道建设工程、“绿满八桂”、“绿满龙城”造林绿化工程等项目, 目前这些项目开展顺利, 已初具规模,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明显。但, 在认识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新问题和误区。
2.1 承担机制不合理
现行的造林绿化工程“绿满龙城”总投资176834.09万, 其中自治区财政投资58944.7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33.3%;地方财政及社会筹措投资117889.39万元, 占投资总额66.7%。而工程实施的六个县中有2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人均6000元以下。并且, 天然林禁伐本身又使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大量减少:一是伐木收入大量减少, 二是与伐木有关的运输餐饮住宿等产业的收入减少。地方筹措66.7%的投资资金, 对于贫困县来说, 无疑是很大负担。
2.2 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 片面追求片状镶嵌
由于传统林业思想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 在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中, 或多或少体现了“集中成片, 片状镶嵌”的思想。在以“优生态, 惠民生, 促发展”为目标的造林绿化工程中, 其主要对象为宜林荒山荒地及生态脆弱地带, 如石山岩溶地区。这种地类立地条件大多是由于人类过度采伐, 过度放牧或人为干扰过频, 产生很大的变化, 甚至发生根本性转变, 变成非宜林地, 植被恢复与重建异常困难, 强调集中成片, 违背了因地制宜和适地适树适草原则。因此, 在工程实施中, 必须认真执行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原则。立地条件与树种特性相互适应, 宜林则林, 宜灌则灌、宜草则草, 最大限度地保证成活率和保存率, 努力提高植被覆盖率, 做到栽一株成活一株, 不能过分强调集中成片, 以避免损失浪费。
2.3 速生桉纯林面积不断扩大, 生态系统结构逐渐简化和功能不断下降, 生物多样性锐减, 病虫害大面积发生
近年来, 自治区政府提出加快林业跨越式发展, 把广西建成林业强省。广西林业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桉树产业发展迅猛。在此背景下, 柳州市也不例外, 1998年到2008年, 桉树种植面积75万亩, 而到2012年种植面积已达266.7公顷, 桉树人工纯林面积不断扩大。由于速生桉纯林的单一性和桉树的他感作用, 已表现出一系列生态恶果, 如生物多样性下降, 生态功能衰退, 土壤肥力下降, 病虫害加剧等等。
2.4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不合理和补偿标准偏低
生态公益林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保持生态平衡,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提高森林生态效益,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实践调查后, 我国政府实行对公益林的经营者进行经济补偿。但, 目前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比较单一, 实行的是“一刀切”政策, 即不管生态区位是否重要, 有林或无林, 林分质量高低, 都按照统一的标准发放, 导致群众保护意识不强, 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
2012年柳州市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为国有林每亩5元, 集体和个人的每亩10元。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周边相当林地的租赁价格已经达到每亩50-100元, 且有逐步提高的趋势。生态公益补偿金远远低于林地租金, 很多林农不愿将林地划为生态公益林, 林农经营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较低。
2.5 重视造林数量, 忽视栽后管理
柳州市全面实施“绿满八桂”、“绿满龙城”造林绿化工程, 工程量大, 任务重, 许多地方特别是市郊贫困地区规划不充分, 种苗准备不足, 容易形成为完成任务随便种植树种, 忽视适地适树原则。由于资金缺乏, 有不少的市郊造林绿化带缺乏栽后管理, 树苗存活率、保存率比较低, 有的甚至变为荒地, 造成极大的浪费。
3 建设生态屏障的基本途径
3.1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环保意识
群众的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是群众监督的意向标。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 是构筑柳州市生态屏障,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首要环节。由政府主导, 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宣传讲座、宣传单等媒介, 大力宣传环保知识, 提高人们爱林、护林以及环保意识。
3.2 理顺体制, 扩充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 建立分类承担机制
成立造林绿化领导小组, 明确责任, 落实目标。通过市级专项补助资金、上级补助资金、业主、单位及个人筹措等渠道解决资金问题。拓宽造林绿化融资途径,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造林绿化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政府出资租用土地, 交由造林公司进行专业造林绿化及相关管护;二是在通道绿化上政府租用的土地,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 鼓励造林大户投入资金进行通道绿化建设, 建苗圃或用材林基地, 投资者可通过卖苗木或间伐木材获得收入, 但所卖苗木及采伐林木的限额按相关规定执行;三是政府所征用或租用的通道绿化土地, 也可以交由农户绿化, 政府提供适当补贴, 林木所用权归农户所有, 但所卖苗木及采伐林木的限额按相关规定执行。
生态环境是一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物质, 有很强的公共性, 外溢性很强。贫困县的生态屏障建设, 受益的不仅是当地居民, 而是整个柳州, 乃至全广西。因此, 根据“谁受益, 谁承担”的原则, 贫困县的部分建设资金应该由柳州市排污企业、单位和购买生态环境产品的居民承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获得这部分建设资金:一是对柳州市排污企业和单位征收生态税;二是发行生态彩票;三是设立生态屏障建设社会募捐资金。
3.3 合理规划, 提高人工林的生物多样性
桉树人工林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主要取决于经营者采取的种植方式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 加强桉树造林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可以降低人工桉树纯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提高了区域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人工纯林的生物多样性:第一, 搞好桉树纯林总体规划。严禁将生态公益林、陡坡水土易流失地等作为桉树造林地, 桉树林地不要过分集中成片, 模拟自然造林, 营造不同森林群落的镶嵌结构;第二, 合理设计施工作业。在采伐前保留山顶的原生植被带, 山脚、农田边保留水土滞留带, 悬崖峭壁、水沟旁的天然阔叶树不要采伐, 充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水土流失;第三, 合理选用整地、病虫害防治, 抚育等工序。对可能给环境造成破坏的工序, 必须坚决制止。对拒不改进的业主和施工单位要给予环保警告, 并列入重点监控单位。
3.4 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栽后管理
栽后管理可以提高存活率和保存率, 是造林质量好坏的关键。因此, 栽后管理对于生态屏障建设,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完善栽后管理体系,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立专项资金, 用于栽后管理费用;二是充分利用高职院校的人才库, 给栽后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强化平安保证措施, 建立稳妥可靠的生态屏障保证体系。坚持“预防为主, 积极扑灭”森林防火方针, 确保生态屏障平安。加大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监测、预报与警报体系建设力度, 及时发布森林病虫害警报、预报, 提出防治意见,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监督和管理, 依法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等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维护森林资源。
4 结束语
构筑生态屏障,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惠及子孙, 泽彼后世”,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抓住柳州市大力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机遇, 坚持政府引导, 全民参与, 采取切实有效的途径构筑柳州市绿色生态屏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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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柳州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工程的举措和成效[OL].http://www.liuzhou.gov.cn/ztlm/jgjx/wmbs/201112/t20111207_506164.htm.
绿色生态屏障 篇10
8月11日, 采访组在天祝县采拍了华藏寺镇韭菜沟生态养殖示范园和野雉沟生态养殖示范园、抓喜秀龙乡人工种草、退牧还草围栏工程及抓喜秀龙乡南泥沟村三智养殖场、才让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报道近年来通过实施退牧还草工程、落实草原补奖政策、开展人工草地建设和实施生态移民及转移就业对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转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河西走廊之行途经武威、金昌、张掖、酒泉4市所属天祝、民勤、永昌、民乐、肃南、敦煌、阿克塞、肃北等8个县 (市、区) , 行程3 000多公里。围绕草原生态功能、草原保护建设、草原畜牧业生产、人工草地建设及草原文化等, 采访了大量的农牧民和草原工作者及部门领导。
8月13日, 在永昌县水源镇杨柳青饲草料公司、六坝乡玉宝村甘肃民生牧草饲料有限公司、永昌润鸿草业公司、星海养殖合作社、东寨镇永昌露源草业公司、绿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佰川草业种植基地拍摄采访, 主要报道了高产优质苜蓿种植基地建设情况及苜蓿草生产加工、全程机械化和现代化产业链经营模式。
8月12日, 在民勤县大滩老虎口、青土湖等地采访拍摄了草原沙漠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充分展现了草原在阻挡沙漠前移、维护生态平衡的先锋作用。显示了落实国家草原补奖政策和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对沙化草原治理的成效, 以及地方治沙防沙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8月14日, 在民乐县华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洪水镇乐民村苜蓿种植基地和刘信村苜蓿种植基地采访了牧草种植大户, 现场采访报道了规模化、机械化人工草地建设, 以及草畜结合一体化生产情况。
8月15至16日, 采访组在肃南县白银蒙古族乡实地调查了禁牧区草原植被恢复情况和康乐乡马场滩草畜平衡区草原生态保护情况, 同时走访牧民群众, 了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落实后牧民对基层保护的认识、生活改善及转产就业情况。在大河乡皂矾沟、西台子采访草原禁牧区及草畜平衡区植被恢复情况, 重点反映草原在裕固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承中的作用, 展现了草原资源对三大内陆河的水源涵养功能。
8月17日至18日, 在敦煌市采拍莫高窟周边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和落实草原奖补政策对保护莫高窟及月牙泉、玉门关、河仓城、汉长城、阳关等人文和自然景观的重要生态作用。
用脱胶技术构筑“生态麻”屏障 篇11
恩达是集苎麻种植、夏布织造与印染加工、家纺产品生产、苎麻生物脱胶及纺织品加工为一体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今，苎麻生物脱胶的产业化应用，让恩达在今年外部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仍实现了内销、出口额各增长20%、25%的业绩。正如公司董事长邱新海所说的那样，“生物脱胶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苎麻纺织品的品质，因此，市场也会越来越好”。
向核心工艺要“减排”
苎麻有着 “中国草”的美称，作为生产夏布的原料，苎麻作物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生态环保与经济效益并存的植物。夏布以其粗细程度而有着各种名称，其中最细者可与丝绸媲美。包括夏布在内的苎麻纺织品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夏布所具有清汗离体、透气散热、挺爽凉快、天然抗菌的优越性，它自然独特的风格是其他纤维无法比拟的。
然而在我国主要苎麻产地新余，苎麻脱胶污染问题却长期困扰着企业。以往，很多苎麻、精干麻生产企业均是粗放式生产，大量含有化学溶液的黑臭废水被直排，严重污染了环境，却鲜有企业为脱胶废水的治理和回收投入资金。那时，多数苎麻纺织企业均处于简单生产的阶段，缺乏清洁生产和自主创新能力，这也是导致他们后来出现产能过剩、利润水平低微的原因。不过，与很多苎麻企业破产的情况相反，恩达不仅用生物脱胶这一“杀手锏”解决了苎麻脱胶中的环保问题，还一跃成为了我国苎麻行业中的领军者。
据了解，苎麻加工成麻纤维必须进行脱胶，而脱胶往往采用化学脱胶工艺，需使用大量酸碱，易造成环境污染，还会使纤维强度下降。对此，恩达成立了科研小组，对苎麻微生物脱胶技术进行攻关。当时邱新海任组长，带领技术人员专门对脱胶技术进行研究和实验，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几位教授的大力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将微生物脱胶的菌种培植成功，通过中间性生产实验，产品基本达到技术要求，并通过了江西省重点新产品技术鉴定和湖南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邱新海告诉记者，目前恩达苎麻产品均100%采用生物脱胶方法，生产过程不用硫酸。用生物脱胶的苎麻纺织品，在强度、柔韧度、服用性能上比全部采用或部分采用化学脱胶的产品要好，生物脱胶污水中COD的化学成分比化学脱胶的COD要低90%。此外，由于生物脱胶的污水成分主要是有机复合物，所以污水处理的副产品是有机复合肥料，这样处理污水实现了一举两得。“目前，我们还在改造升级清洁生产工艺，计划明年实现污水的0排放，这主要通过扩大污水的回收利用比例来实现。”邱新海说道。
生物脱胶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蒸汽，传统生产蒸汽的方法是用煤，但如此一来成本较高，蒸汽中也会含有硫化物等污染物质，鉴于此，恩达开始研究锅炉技术改造，用谷壳代替煤供应脱胶罐。邱新海表示，用谷壳代替煤产生蒸汽，并配备水膜除尘装置，这样工厂烟囱里产生的是白色蒸汽，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还大大节省了成本，创造了效益。
生物脱胶通常需要5小时，但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化学脱胶虽然仅用2小时，但需要加温，且排放的污水很难处理。目前，恩达全部通过生物酶和气浮等手段处理污水，处理后的污水COD低于100，可以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排放。
相比之下，化学脱胶的COD非常高。“化学脱胶的污水处理成本在每吨5000～6000元，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邱新海告诉记者，苎麻经过生物脱胶后生产出苎麻精干麻，可满足纺织60支以上高档面料的要求，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解决了长期制约我国苎麻脱胶环境污染和不能纺高档纯麻面料的历史，也为苎麻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向技改行动要“节能”
恩达利用苎麻生物脱胶技术生产苎麻、亚麻、大麻与棉、粘胶、天丝、莫代尔混纺与精纺产品，其优质产品，除了苎麻生物脱胶技术的保障，还离不开先进的设备的支撑。
1998年，邱新海带领技术人员对夏布植物印染技术进行研究攻关，试验成功后，建成了中国首条植物染料印染夏布生产线。科技含量的提升促进了企业效益的增长，销售额当年就增加了3倍，就连四川、湖南等地的客商都千里迢迢到分宜进行夏布漂染，如今，植物染料印染夏布生产线已扩建至年产60万匹，成为公司的特色生产线。
2007年，随着苎麻微生物脱胶这一核心技术在恩达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了国内首条年产5000吨、设计产量10000吨的苎麻生物脱胶电脑自控生产线在恩达顺利建成，恩达自主创新的“苎麻生物脱胶罐”、“生物脱胶罐”和“麻类生物脱胶装置”还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
2008年，恩达引进1万纱锭纯麻纺和500万米纯麻纺纱织布生产项目，把产品线扩大到各种苎麻高支高密布、染色布、色织布、苎麻棉交织及混纺布、竹节布、苎麻棉牛仔布、苎麻亚麻交织、亚麻棉交织及各种混纺布的生产，并具有特殊品种定向生产能力。
2010年，恩达启动了10万纱锭麻棉混纺高支纱项目，麻棉精纺生产线选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棉纺设备与配置，其中并条为立达RSB-D45C型，络筒机选用赐来福Autoconer X5型。
“恩达立足国内外中高端市场，通过大量引进国内麻纺棉纺行业的技术和设备，以达到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目的。这些新项目投产后有助于企业开发生产各类混纺纱线，节能减排的同时减少部分生产环节用工人数，且产品质量领先国内同行。” 邱新海表示。
向科技研发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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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达现有新达麻业、恩达麻业、生物脱胶精干麻、磐石印染、夏布经营部、恩达产品出口部、家居用品营运中心和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等分公司和机构，并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物脱胶”、“植物染料印染夏布”、“80-150Nm麻棉混纺省级重点新产品”、“夏布工艺绣品外观设计”和“国内首创运用苎麻制品研发床上家居用品”等19项国家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和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发明专利和技术成果离不开公司近年来在科研上的大力投入。
2006年，为加速公司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作用，恩达成立了技术中心。
“技术中心的科研经费每年都按公司销售收入的固定比例投入，近三年来（2010年、2011年、2012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分别为974万元、1392万元、1560万元。通过研发投入，一批成果、技术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苎麻生物脱胶、植物染料印染夏布、苎麻高支纺纱等技术的应用，使恩达处于行业技术领先地位，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邱新海说。
将“生态”理念融入品牌
上世纪80年代，江西省苎麻作物的种植及加工主要集中在宜春、九江、上饶和新余等地区。2005年，新余地区的分宜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选育的“中苎一号”品种及其扦插繁殖技术，并鼓励麻农成立了苎麻专业合作社，形成了完善的苎麻产业链。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苎麻种植面积连年减少。
随着人们崇尚自然、返璞归真意愿愈发强烈，苎麻纺织品深受海内外广大消费者所喜爱和好评。这时，做苎麻成品品牌“恩达家纺”成为了恩达新的目标。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全球文化的盛会，而能成为上海世博会的特许供应商也是很多企业的梦想。当时恩达家纺在与全国3000多家纺织企业、几十家老牌家纺企业的竞选中，成功跻身为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生产商”。
“作为上海世博会特许生产商，我们在遵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同时，还结合了‘弘扬民族工艺，营造健康家居’的企业使命，把恩达的‘苎麻生物脱胶技术’和‘植物染料提取及其印染夏布’等高科技工艺向海外展示，让公众感悟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工艺。无疑，恩达家纺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特许产品生产商是最合适、最明智的抉择。”邱新海说。
成为上海世博会特许生产商，恩达家纺从此在国内外市场得到升华，并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这不仅是恩达家纺的荣耀与实力，更重要的是弘扬了中华民族工艺，让恩达铸就的麻艺品牌顺着世博会的方向涌向全国，响彻全球。2011年，公司注册的“恩达家纺”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绿色生态屏障 篇12
关键词：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类型区,发展方向,布局,树种
生态屏障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实现粮食安全这个长期战略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平原农区生态屏障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加快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客观要求,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1]。
1河南省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
1.1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类型区划
河南省土地总面积16.7万km2。全省海拔低于200 m的平原和盆地约9.3万km2,占河南省总面积的55.7%。河南平原按照连片平原面积占全县(市、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划分为平原县、半平原县、部分平原县3类。全省共涉及120个县(市、区),其中平原县(市、区)88个,半平原县19个,部分平原县13个[2]。
2012年8月由河南省林业厅负责的“河南省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研究”顺利结项,课题组经过深入调查、反复论证,依据气候和地貌因素、土壤和植被差异、人为活动强烈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态环境敏感程度差异性等,将河南省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建设类型分为5种,即黄河和海河平原防风固沙工业原料林区,涉及安阳、濮阳、鹤壁、新乡、焦作等所辖28个县市区;黄河下游湿地区,涉及新乡、郑州、开封等所辖13个县市区;黄泛区沙化土地农田防护一般用材林区,涉及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等所辖22个县市区;淮河平原低洼易涝一般用材农田防护林区,涉及许昌、漯河、周口、平顶山、驻马店、信阳等所辖32个县市区;南阳盆地一般用材农田防护林区,涉及南阳所辖的7个县市区[3]。
1.2各生态屏障建设类型区发展方向
1.2.1黄河和海河平原防风固沙工业原料林区
该区地处华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多为人工植被,自然植被仅有草本。发展方向以防风固沙林、工业原料林建设为重点,积极治理沙化和荒漠化,发展林纸一体化项目。适当发展当地富有特色的经济林、花卉、陆生野生动物产品等非木材林业资源。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湿地保护,建设黄河沿岸及故道森林生态旅游区。
1.2.2黄河下游湿地区
发展方向是加强和完善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形成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大力营造环境防护林、风景林、自然保护区林等特用林,适当发展经济林和花卉种植,依托当地丰富的湿地资源,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与休闲服务业。
1.2.3黄泛区沙化土地农田防护一般用材林区
发展方向是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着力培育一般用材林,发展当地富有特色的枣、梨、花卉种植等非木材林业。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现有森林资源及湿地的保护,积极治理沙化土地。
1.2.4淮河平原低洼易涝一般用材农田防护林区
发展方向是以一般用材林、农田防护林建设为重点,在条件适宜地区发展特色经济林和花卉苗木。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湿地保护。
1.2.5南阳盆地一般用材农田防护林区
发展方向是以一般用材林和农田防护林建设为主体,发展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用材林,在条件适宜地区发展名特优经济林、苗木花卉。
2林业生态屏障建设布局
林业生态屏障建设布局包括骨干林带、农田林网、农林间作、防护片林及城镇和乡村居民点绿化等[4]。
2.1骨干林带
以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创造自然化的物种丰富的景观结构,建设优美的游憩场所等为目标,沿着平原农区的大河干流和主要支流布设骨干林带,具有连通性和区域性特点。骨干林带设计乔木树种宜8~20行,灌木树种宜2行,林带宽度宜20~100 m[4]。
2.1.1绿色河流廊道
以控制水土流失,防风和调节局部小气候,为野生动植物繁衍传播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过滤农用杀虫剂、除草剂和农药等污染物为目标,沿着大河的二级支流、支渠布设绿色河流廊道。根据斯坦布卢姆(Stein blums)[5]等提出河岸植被的宽度应在23~38 m。一般认为,河流植被的宽度在30 m以上时就能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据此确定沿着大河二级支流、支渠布设绿色河流廊道每侧的宽度为30~40 m。此外,以防风和调节局部小气候为目标,沿着三级支流、斗渠布设每侧宽度为4~8 m的自由林带[5]。
2.1.2绿色道路廊道
以防风和调节局部小气候,为动植物迁移和传播提供有效的通道,过滤农药和汽车污染物等为目标,沿着铁路、高速公路布设绿色道路廊道。根据斯坦布卢姆[5]等的研究,至少30 m的宽度才能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据此确定沿着铁路、高速公路布设绿色道路廊道每侧的宽度为30~40 m。此外,以防风和调节局部小气候为目标,沿着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布设每侧宽度为5 m的自由林带[6]。
2.2农田林网
由主林带与副林带纵横交错地配置在农田上的众多网格组成的农田防护林。林带结构设计可通过造林树种选择、乔灌草搭配实现,并可适时采用补植、合理间伐和修枝等措施进行调节。林带间距主林带宜200~500 m,副林带宜400~1 000 m,网格面积8~50 hm2。林带宽度主林带宜5~10行,副林带宜4~8行[4]。
2.3农林间作
在农田实行林木和作物间种,使农作物受到抗性较强的乔灌木庇护,减轻农业自然灾害的危害。农林间作根据土壤条件、自然灾害情况,一般分为以林为主、以粮为主、林粮并重三种类型。间作模式主要有农桐间作、农杨间作、农条间作、农经间作等。
2.4防护片林
以片状分布为主要特征,发挥保护农田作用,面积0.067 hm2以上的林地。可以在主要道路沿线、城市出入口栽植防护片林,大面积增加绿量。
2.5城镇和乡村居民点绿化
2.5.1环城和围村镇林带
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开辟大量绿色空间,丰富城市景观,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憩等为目标,在省辖市城区周围布设环城林带。克萨提(Csuti)提出廊道宽度的重要性在于森林的边缘效应可以渗透到廊道内一定的距离,理想的廊道宽度依赖于边缘效应的宽度,通常情况下,窄于1 200 m的廊道不会有真正的内部生境[6],据此确定省辖市城区周围环城林带宽1 200m以上。县城周围环城林带宽600 m以上[7]。村镇周围布设30 m以上的防护林带。
2.5.2城区绿色廊道
城区绿色廊道包括绿色河流廊道和绿色道路廊道。以提高整个城市气候的质量,减少城市热岛效应,为野生动植物繁衍传播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控制水土流失、净化水质、消除噪声和控制污染,为居民提供游憩休闲场所等为目标,沿着城区主河道和主干路布设绿色廊道。车生泉[8]研究认为,河流植被的宽度30 m以上时,就能有效地起到降低温度、提高生境多样性、增加河流中生物的食物供应、控制水土流失、河床沉积和有效地过滤污染物的作用。据此确定沿着城区主河道和主干路布设绿色廊道每侧的宽度为30~40 m。沿着城区其他河流和道路布设绿化带,河流和道路每侧绿化带的宽度为4~8 m[9]。
3树种选择及主要种植模式
3.1主要造林树种
平原农区生态屏障以防护林为主,树种选择应该遵循防护林树种选择的一般原则:树种选择应做到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优良树种;生长迅速、树体高大、枝叶繁茂,以便较早地发挥防护效益,延长防护距离;寿命长、生长稳定,能够长期发挥作用,减少更新次数;抗风力强、不易风倒和风折,水平根不过分伸展,以减少胁地和遮地面积;与农作物无共同病虫害;树种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能生产木材和其他林副产品。风害较轻的非重点防护区域,可选择生态经济型树种或用材树种营建经济防护型或用材防护型林带;城市、村镇附近及通道等特殊区域,可适当增加景观树种。在不同区域应根据具体环境状况采用不同的树种配置。
主要乔木树种有水杉、侧柏、杉木、杨树、泡桐、旱柳、垂柳、枫杨、刺槐、白榆、法桐、栾树、国槐、臭椿、楝树、白蜡、楸树、核桃、枣、柿、梨等,灌木树种有锦鸡儿、柠条、沙柳、杞柳、沙棘、紫穗槐等。
3.2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1黄河和海河平原区生态屏障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1.1速生杨、泡桐片林
泡桐纯林可采用4 m×4 m、5 m×5 m或6 m×6 m的株行距。杨树纯林可采用2 m×4 m或3 m×5 m株行距。适宜骨干林带、农田林网、防护片林、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1.2核桃、柿树或枣树纯林
为了增加生态屏障的经济效益,可营造核桃、柿树或枣树纯林,株行距3 m×4 m或5 m×6 m,适宜防护片林、绿色河流廊道、围村林带等生态屏障。
3.2.1.3杨树或泡桐与刺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间、带状或块状,带状混交每个树种3~5行,块状混交每个树种30~50 m2,杨树株行距2 m×4 m或3 m×5 m,泡桐株行距4 m×4 m或5 m×6 m,刺槐株行距1 m×2 m或2 m×2 m。适宜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1.4杨树或泡桐间作造林
农林间作宜南北走向,行数以一行为主。农桐间作以桐为主型,株距宜4 m,行距6~10 m;以农为主型,株距宜4~6 m,行距50~70 m;桐农并重型,株距宜4~6 m,行距10~40 m。农杨间作以杨为主型,株距宜2~4 m,行距8~10 m;以农为主型,株距宜2~4 m,行距20~50 m;桐农并重型,宽窄行栽植,株距宜2~3 m,行距窄行2~4 m,宽行8~50m。
3.2.1.5法桐、银杏、臭椿、杜仲、白蜡纯林或与连翘、爬地柏等混交
法桐、银杏、臭椿、杜仲、白蜡等乔木纯林株行距2 m×3 m或4 m×5 m,乔木与连翘、爬地柏等灌木混交采用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距2~4 m,灌木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城区绿色廊道。
3.2.2黄河下游湿地区生态屏障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2.1杨树与柳树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间、带状或块状,带状混交每个树种3~5行,块状混交每个树种30~50 m2,杨树株行距2 m×4 m或3 m×5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2.2杨树或柳树与紫穗槐或柽柳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树种混交,杨树和柳树株距2~3 m,紫穗槐和柽柳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2.3梨树、桃树、杏树纯林
为了增加生态屏障的经济效益,可营造梨树、桃树或杏树纯林,株行距3 m×4 m或4 m×5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2.4法桐、白蜡、栾树、臭椿纯林或与金银花、夹竹桃等混交
法桐、苦楝、栾树、臭椿等乔木纯林株行距2 m×3 m或4 m×5 m。乔木与灌木混交采用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距2~4m,灌木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城区绿色廊道。
3.2.3黄泛区沙化土地生态屏障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3.1杨树与刺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间、带状或块状,带状混交每个树种3~5行,块状混交每个树种30~50 m2,杨树株行距2 m×4 m或3 m×5 m,刺槐株行距1 m×2 m或2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3.2杨树、楸树或泡桐与紫穗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紫穗槐混交,杨树和楸树株距2~3 m,泡桐株距4~5m,紫穗槐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3.3梨树、苹果或枣树纯林
为了增加生态屏障的经济效益,可营造梨树、苹果或枣树纯林,株行距3 m×4 m或5 m×6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3.4法桐、苦楝、臭椿、楸树纯林或与黄杨、石楠等混交
法桐、苦楝、臭椿、楸树等乔木纯林株行距2 m×3 m或4 m×5 m,乔木与黄杨、石楠等灌木混交采用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距2 m~4 m,灌木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城区绿色廊道。
3.2.4淮河平原区生态屏障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4.1杨树与刺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间、带状或块状,带状混交每个树种3~5行,块状混交每个树种30~50 m2,杨树株行距2 m×4 m或3 m×5 m,刺槐株行距1 m×2 m或2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4.2枫杨或柳树与紫穗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紫穗槐混交,乔木株距2~3 m,紫穗槐株行距1 m×1m或1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3.2.4.3水杉(落羽杉、池杉)纯林或与杞柳、夹竹桃等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行距2 m×3 m或3 m×4 m,灌木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城区绿色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4.4梨树、桃树或柿树纯林
为了增加生态屏障的经济效益,可营造梨树、桃树或柿树纯林,株行距3 m×4 m或4 m×5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4.5法桐、银杏、喜树、白玉兰、广玉兰纯林或与夹竹桃、红叶小檗等混交
法桐、银杏、喜树、白玉兰、广玉兰等乔木纯林株行距2 m×3 m或3 m×4 m,乔木与夹竹桃、红叶小檗等灌木混交采用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距2~4 m,灌木株行距1 m×1 m或1 m×2 m,适宜城区绿色廊道。
3.2.5南阳盆地区生态屏障树种配置主要模式
3.2.5.1楸树与刺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间、带状或块状,带状混交每个树种3~5行,块状混交每个树种30~50 m2,楸树株行距2 m×4 m或3 m×5 m,刺槐株行距1 m×2 m或2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5.2杨树、杜仲或香椿与紫穗槐混交
混交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紫穗槐混交,乔木株距2~3 m,紫穗槐株行距1 m×1m或1 m×2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5.3泡桐、杨树纯林或与龙须草间作
间作方式为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10~20行龙须草间作,乔木株行距2 m×3 m或3 m×4 m,龙须草每亩3 000蔸,每蔸8苗。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绿色道路廊道、城区绿色廊道、环城和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5.4枣树、梨树或桃树纯林
为了增加生态屏障的经济效益,可营造枣树、梨树或桃树纯林,株行距3 m×4 m或4 m×5 m,适宜骨干林带、绿色河流廊道、围村镇林带等生态屏障。
3.2.5.5樟树、冬青、女贞、广玉兰纯林或与月季、夹竹桃、金银花等混交
樟树、喜树、女贞、广玉兰等乔木纯林株行距2 m×3 m或3 m×4 m,乔木与月季、夹竹桃、金银花等灌木混交采用行带状,1行乔木树种与3~5行灌木混交,乔木株距2~4 m,灌木株行距1 m×1m或1 m×2 m,适宜城区绿色廊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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