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角

民族学视角（精选12篇）

民族学视角 篇1

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了多样性、多元化的特征。为达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着重强调需加强少数民族人民对主体语言的学习。而语言文化作为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为促进民族的共荣与发展,主体民族汉族也应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意义有所了解。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分析,阐述在社会发展中主体民族了解少数民族的重要性,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本身的特点与内涵,提出了主体民族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留存与发展,减少民族间的文化矛盾,巩固中华民族统一的观点。

关键词：民族学视角,主体民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所占比重最大,多民族的构成决定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元性。而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母语维持问题的提出,人们越来越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多语言文化国家地区的留存,提出主体民族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当前人们的呼声,是推行语言文化、加强民族沟通的重点。

语言是文化载体,象征着一个民族。语言不仅是用于沟通的工具,它的转变轨迹也能反映出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变化与发展。民族视角下的语言学习是以培养多元化人才为目标,教育的对象也应更广泛全面,而不是仅仅限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教育。民族的多元化教育要求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学习民族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要融入现代社会,促进本民族的发展。同样,主体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了解,是对少数民族的接纳与认同,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共同繁荣。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存在方式,增进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了解,不论对于社会成员自身还是民族发展及国家稳固,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社会成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英语的普及,在推动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造成人们对于自己母语的不以为意。语文教育是培养我们民族情结、文化、精神的重要方式。而人们对于母语的轻视,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层。中国主体民族文化的传承正面临危机,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风俗文化更是难以为继。

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各类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语言的表达。语言文字中蕴藏的文化现象,是每个民族千百年来的经验与积累,是人类重要的财富。各民族语言中已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蒙古族一族,整理出来与读者见面的史传文学名著有: 《蒙古秘史》、英雄史诗《勇士鼓那干》、长篇历史小说《泣红亭》等,而这些不过是少数民族文化作品中极少的一部分。

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语言的衰亡,也是文化的衰亡。语言的丧失,将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播,青少年在各种语言文字的冲击下,也会失去对本土语言的认知。作为占中国总人数大多数的汉族,注重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留存与开拓提供更大的可能。

语言是语言使用者对外在世界进行认知时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有利于多元文化思维的培养,为研究民族语言变迁、理解民族价值打下基础,融入少数民族成员本身的视角,更为客观准确地对民族语言文化进行探究。

另一方面,主体民族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体现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的同时,也加强少数民族成员对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二、民族方面考虑,主体民族了解少数语言文化的学习加强民族间的互相理解,减少民族间的矛盾

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民族的团结与稳定。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大多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语言文化不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会不同,在一定基础上也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障碍。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误解,在追求强烈认同感的民族情绪下,很容易使冲突升级,甚至产生暴力行动,造成大量的死伤,对社会安全造成持久性威胁,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和平。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重在交流与沟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间语言文化的差异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间不能直接融合,近来频发的民族暴力事件对所有民族都起着警示作用。不同的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汉族文化并不能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替代。主体民族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要学会包容与尊重语言文化的差异,鉴别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色,吸取长处,丰富自身文化,增进民族团结。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代表着主体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尊重与认同。想要消除民族间的误解与矛盾,了解彼此的文化是重要的一步。这样,在民族之间产生文化差异时,才能真正做到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和处理问题,有效减少民族间冲突,解决民族间矛盾,

三、国家方面看,主体民族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有益于国家的稳固与统一,加快与世界接轨

中国少数民族居住方式多为群散杂居,各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但由于少数民族的分布不集中,为民族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与展开制造了难度。民族教育的目的是让少数民族孩子进入主流的同时,能够传播科学知识与民族文化,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共繁荣。

主体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维持了汉族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深化了汉族对其他民族的理解,在减少民族矛盾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各民族一起发展,共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教育难以实施的难题。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时候必须明确目标,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不仅是多学习一门语言,更是培养其多元化思维。在学习的同时,应学会借鉴不同语言文化中的长处,促进少数民族特色语言文化的生长与自身发展。

同时,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宝贵的经验积累,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的一部分,占据着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反应了各个民族的历史,是值得主体民族去了解并推广的瑰宝。主体民族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少数民族适应新社会,在尊重其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改正语言文化中不合时宜落后的地方,扩大其理解世界的视角,跟紧时代脚步,做到与时俱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要从根本上促进民族团结,稳固国家统一,首先就要求民族之间互相理解与沟通。本文从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益处出发,总结出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有利于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加强了民族之间理解、减少冲突,为促进民族共繁荣实现国家统一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族学视角 篇2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中华民族个性，是具有世界话语权的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不同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在当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为此本文从社会学的视野，对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战略，以期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实践提供一些有应用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生存与发展 社会学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十分珍贵的财富，我国56个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这一令世人惊叹的灿烂文化，她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文化根底之深厚，令回人为之骄傲，今世人赞叹和折服，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去维护、改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状况，对我国民族文化乃至民族发展意义重大。

一.民族体育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政府行为的主导力度

政府是一个国家代表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机构，政府行为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希望通过政府行为使事物发展不违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朝着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发展。因此，今天，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主体，政府的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就极有可能被边缘化。

(二)人们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了现代工业社会，尽管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主要生活方式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今天的农业生产方式远比古代的农耕生产要先进科学，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已融入到了农业生产中，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偏远山区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处于落后阶段，但大环境生活方式的转变逐渐影响着人们的心理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原生态”的民族传统体育娱乐活动，而是更多的选择了现代潮流的时尚体育项目。

(三)文化发展中的冲突与融合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相互认同、相互互补、相互借鉴和利用，尽管相比下西方文化更有优势，占据着主流，不断影响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但不能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影响。文化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互融互异的文化发展，这种充满了冲突和融合的矛盾存在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是必须的，因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选择性的融合外来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层面做出某些改变，使传统的东西富有时代活力。今天，有许多民俗体育项目在人们生活视野中逐渐消失，这与其自身缺乏创新思想，不能融合外来文化有很大关联。

二.民族体育发展战略

(一)发挥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政府行为对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政府必要的行政介入，才能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各项工作具有方向性和保障性。目前，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工作还应加大主导力度。同样，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开发民族传统体育也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如何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这就需要政府来制定出一些相关的必要配套政策，用来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并制约、规范他们的行为。

(二)加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文化。”中国各少数民族物质性、非物质性及口传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丰富的宝库，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目前来看，我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保护的项目真正能为民族文化发展带来创新元素的不多。当前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对其挖掘整理、开发运用等保护工作，“与其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保管员’，不如做一个文化遗产的‘加工者’”。

(三)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及开发

当下是以现代体育为发展主流的社会，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建立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自为意识。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而文化自为是要我们应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原生态”或“次生态”文化进行结构重组、创造加工、诠释弘扬，从而在民族内部形成一股凝聚力，并以传统文化为前进的原动力。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对其进行“复制”，而是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要改变过去民族传统体育单一的发展形式，把民族传统体育更多的运用到现代教育、民俗旅游、健身休闲、体育竞赛、文化传承等社会发展需要上来。

(四)实现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族传统体育只有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才能为其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解决长期以来群众体育因资金不足而带来发展滞后的问题。因此，我国各民族地区政府应组织力量，对本地民俗体育资源进行充分地挖掘和整理，用以明确开发项目方向，将开发项目与本地民俗节庆活动、自然景观、其他人文旅游资源相结合，并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打出知名度，制定出一条民俗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最终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区域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的不断成熟化，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时，再逐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健身、民俗体育培训、民俗体育文化与信息服务、民俗体育器材、民俗体育服饰及民俗体育吉祥物等方面的产业开发项目，并将它们与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共同开发，共同实现民俗体育产业化道路。

三.总结

当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正在为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主义精神生活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目前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弱化与衰颓之势，因此面临层层危机，举步维艰。我们必须采取策略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体育，使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李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旅游开发构想[J]，体育学刊，,17(6)

民族学视角 篇3

【关键词】民族文化 “荷”题材 绘画 地域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民族文化视角下的“荷”题材绘画研究》，项目编号：2013JK0466。

“荷”题材绘画的文化起源

追溯“荷”题材绘画的文化起源，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里对荷的吟咏中得到明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览百卉之英茂，唯斯花之独灵”等，都阐释着荷花的清丽、素雅和高洁，象征着君子的气节和风范。“荷”文化属于本土文化，是地域特色下的民族性特征的展示，“荷”文化可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解读和对“荷”题材绘画的阐释得到答案。

“中国画家从来不把他们描绘的物品看作无生命的静止的东西。在静物中追求跃动的生命，是中国画家一贯的追求，死心眼儿描摹物体的形状和颜色，在中国画家和文人看来，简直是缺乏智慧和技艺的表现。”（水天中语）[1]“荷”题材绘画在中国画家的笔下，已经脱离了具象世界的自然之“荷”，而具有了象征意味。他们在对“荷”题材绘画渊源的探讨中，选择了“荷”这一母题，并进行绘画的再加工，提炼出具有美感的绘画语言和表现形式，来完成“荷”文化的阐释。“荷”被誉为“花中君子”，以君子的气节来使荷花具有了拟人化的特征；它又以“翠盖佳人”称之，以佳人的优良品格来指示荷的象征性，绘画正是从这些文化的意蕴里得到了启发，捕捉住了荷的生命特质和象征意味，从而演化出无数优秀画作的诞生。

“荷”题材绘画的民族性特征

越是民族性的艺术便越具有世界性，“荷”题材绘画具有本土文化特征，以本民族的文化视角来诉诸于绘画，拿荷的寓意与象征意味在绘画中寄托画家的思想，表达画家的情感。民族性体现在绘画中则通过对绘画语言的熟知和解读来定位，中国绘画中的“荷”题材画作，以工笔、写意与兼工带写见长，画风含有古意，民族性特征正是通过对作品绘画语言的解读，对线条、运笔、用墨、设色、构图等诸要素中的民族性特征与人文精神的关注里得到体现。民族性是一种绘画样式区别于其他绘画样式的依据，民族性也是画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与传统理论积累下的挖掘与探讨。“荷”题材绘画的民族性因其材料技法、绘画语言、审美格调的不同而表现出多元的绘画面貌。

“荷”题材绘画的形式语言

形式语言是与内容范畴相对应而言的，以“荷”为题材则属于内容范畴，同时主题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语言则包括画面的置陈布势、运笔赋彩和技术呈现等，这些形式诸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以“荷”为介质的画面语言，并诉诸于形式本身，在对表层的形式认知下形成了具有一定内涵的绘画综合表达。基于绘画本身材料技法的丰富性，因而，“荷”题材绘画的形式语言也是多样并存、丰富繁杂的。最基本的以媒介材料去区分的画种就有国画、油画、水彩画、粉画、版画、年画、漆画等，这些画种只是材料技法的使用不同，但都以“荷”为题材，都表现着在同一题材下主体意识的开拓。“只有当形式所提供的信息正好与我们对事物的某种本质的审美认识和体验相接近或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就产生了意味，就能引起审美感情。”[2]“荷”题材绘画形式语言的丰富和多元带来了绘画形式美的呈现，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和享受。

“荷”题材绘画的文化内涵

作为以“荷”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画家，形式语言是其风格的表征，而这些物质性的技术与材料堆砌起来的却是对“荷”题材绘画文化内涵的隐喻，它使画家站在精神层面上去面对绘画创作，去思考在有限的画面里无限性的开拓。“荷”题材绘画的文化内涵也在这无限性的开拓里得到呈现，在有节制的表达中与人类普遍的宿命、精神情感的寄托联系起来，构成文化内涵的基本形态。它表现自然之荷，又赋予自然之荷以社会意义、人性关怀、精神表征，它既是形而下的技术呈现，又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荷”题材绘画关注主体人的精神世界，把荷作为了拟人化的形象，在画作里进行表达。“荷”以“和合”而表征人们的美好祈愿，“荷”以“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象征君子风范，“荷”又以其莲蓬的多子而象征着生命的不息。这些都构成了“荷”题材绘画文化内涵的一部分。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一门艺术具有数千年的传统并不是耻辱，但这传统要能为当今的人们所理解与使用，要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对当今的生活有意义的传统。”[3]“荷”题材绘画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传统里进行着演化，使其文化内涵有所传承，并永葆艺术生命力。张大千以“荷”为题材的绘画很多，他描绘荷的各种风姿和情态，并从中品味出绘画内在的本质和含义，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有选择地去画，将美好的搜入笔端，要‘遗貌取神’，不只是画出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悟出物的神韵。”[4]

“荷”题材绘画的外延开拓

画家既然选择了以“荷”为题材的绘画，必然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又不乏对现代观念意识的介入，加之画家的主观感受，对荷外在风姿的描摹与荷文化内涵的理解，从而使作品既承袭着传统，又具有个人风格的呈现，这种“荷”题材绘画的创作必然会有所外延与开拓。在多元绘画的今天，画家对于“荷”题材绘画的创作已经不仅仅是旧有的沿袭，而是开拓出更具有个性风格与时代精神的新画风。“荷”在当代画家的眼里，已经被作为一种传统符号和个人的风格标志，张大林一系列意象油画里就有大量以“荷”为题材的绘画，他已经把“荷”的绘画语言简洁化、单纯化和平面化了，雅致的灰色调，不同的色彩倾向，丰富而变化微妙，画家在理解绘画时，把描绘对象的“荷”进行了加工、提炼，大块面的背景平涂衬托出对荷情态的塑造，荷叶被夸张，色彩也由客观的绿色生成为主观的不同灰色处理。画家画荷，已摆脱了过分的客观呈现，而是以意象的审美去把握荷的构成关系，已从西方绘画的客观再现走向了主观的表现，这是“荷”题材绘画外延开拓的意义所在。画家不过分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自由驰骋的笔意挥洒出外延开拓后的美感。

“荷”题材绘画的发展，使画家从单一的表现局限中走出，开拓出多种表现的可能性，传统的“荷”题材绘画已经成为了经典，甚至无法超越。如齐白石的“荷”题材国画，很少有后来者与之抗衡，传统在成为经典之后，画家便在思索，该如何去开拓创新，该用什么样的观念与技法去呈现新时代下的“荷”题材绘画，于是新的形式便在八五新潮后大放异彩，在经过了近30年的喧闹之后，画家从观念先行中走出，又进一步把眼光回归至传统民族文化里，经过沉寂与反思，便感受到要使绘画有所外延与开拓，必然要在对传统文化继承之后的创新，而不是盲从。有思想的画家对于“荷”题材绘画进行了个人语汇的表现与传达，“荷”甚至成为了一种普遍被描绘的题材，无数画家描绘之、吟咏之，乐此不疲。正是“荷”文化的精神指引着画家把“荷”题材绘画的外延开拓出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观者。

“花卉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入画，也须选择。”（张大千语）“荷”能够被无数画家选择并作为题材入画，就说明荷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情态与风姿之美，加之对“荷”文化内涵的解读，更使“荷”成为了画家选材中炙手可热的宠儿。在民族文化视角下对“荷”题材绘画进行分析探究，能够从绘画表层的形式语言入手去探讨“荷”文化的本质内涵，解读出“荷”的审美要义。

参考文献：

[1]张复乘.中国当代油画静物[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12：1.

[2]孙美兰.艺术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7：95.

[3][4]陈滞冬.张大千谈艺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10：12，60.

民族学视角 篇4

一、多视角的民族观

民族主义思潮对民族的理解在其理论演化的漫长岁月里不断变迁,再加上不同学者的立场、方法不相同,因而在考察民族的具体内涵时,自然而然就存在着不同角度的解释。而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主要集中于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民族。

从政治的角度看,民族具有现代性,是在同封建主义、宗主国权威,尤其是教会、教皇的统治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出现的,是从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经济上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才开始形成的现代现象。因此民族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并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它并非如民族主义神话论所说的那样,民族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的分类,而是由国家创造的,民族从产生起就与拥有主权的政治国家同义。民族产生的历史动因是由于国家需要民族这样的概念来确定疆土、人口和主权范围,国家还需要使用民族来赋予国家成员以一种集体身份,这种集体身份如同“阶级”、“种族”一样,是调动个人对国家忠诚的有效手段。从功能上看,民族概念使得国家这一政治权力统治合法化和对社会控制合法化。当要求和争夺国家权力的时候,诉诸民族概念是调动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手段。因此霍布斯鲍姆形象地比喻道:“一旦民族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从硬壳中扯出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1]222

鉴于民族的政治性,可以将民族看作是拥有固定疆域的政治共同体,它是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有主权和相互粘合的共同体。民族与现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国家。[2]斯密将民族定义为:“民族代表的是一个拥有固定领土的国家”,或者套用约翰·雷所说的:“民族代表每一个分离的社群、社会、民族、国家和人民”。[1]27霍布斯鲍姆从民族自工业社会形成以来演进道路的角度对民族进行了界定,他论述道,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民族”即国民的总称,国家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4]21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是一种文化自在体。它不是一个如国家、政党那样的有组织结构、组织原则的实体组织,而是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建构,有着自己特殊的大众神话和文化传统的文化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起源于遥远的历史文化,它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有着比国家更为久远,范围更加广泛的历史。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共生、共存,可能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也可能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多个民族,形成多民族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多个国家之中,形成跨界民族。所以,赫尔德就说: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即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历史和传统。[3]

安东尼·D·史密斯也认为,民族的内核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族群。族群的延续性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的脉络来完成的。所以研究民族必须从历史文化入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想领会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以及理解他们的形成,我们必须追溯各民族在长时期中的起源和形成,以及他们在未来走向的可能”。[4]39所以史密斯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拥有名称的人类群体,共享历史领土,有共同的神话和历史回忆,拥有大众公共文化,所有成员参与共同的经济和享有共同的法律和义务”。[4]14这里史密斯把民族和族群作出了明确区分,并且认为民族的内核是族群,即一个国家的族群核心常常塑造该国民族的特征并促使其疆界形成;正是在这样的核心基础上国家才与民族结合。[4]39现代民族是通过代表上层的横向族群和代表中下层的纵向族群的官僚制融合,在不断市民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与族群之间的强大联系在于它们都有共同的神话、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象征、共同的传统、共同的生活疆域;而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族群和疆域的联系可能只是历史的或者是象征的,而民族与疆域的联系则是现实的和物质的。[2]民族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表明,绝大部分民族包括最早的民族都是建立在族群的纽带和感情之上的,族群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各种文化资源。但中国学者在翻译民族和族群的时候为了避免混乱,还特别对二者的使用范围作了说明:族群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之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于一国范围之中;民族则适用于各国之间。基于这种观点,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不同支系可以称为族群,而在国家层面上则可以使用民族,如中华民族。

二、被民族主义提升的族性

族性(ethnicity)一般用来描述民族的特性和性质,它有多种中文翻译,如“族群性”、“族群属性”、“民族意识”等等。有的学者认为,族性兼有实体和意识的双重含义,把族性定义为“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和意识”;[5]还有的学者从民族间的互动中可识别的差异性出发,把族性看作“一套互动中族群间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族与他族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6]

在本文中,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即将族性看作是某一民族的文化特点;基于这个群体的关键特征,可以对任何民族的人们进行区别或标识,且能够被识别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人之间作出明确或者含蓄的对比。族性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就其整体内涵而言,指的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共同记忆以及象征符号。它内化到民族成员的个体身上,则表现为共同体成员普遍同一地产生一种特定的共同心理观念、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特质。由此看出,族性同义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一般而言,民族的历史文化总是散乱地留存在民族古籍、民间传说和各类民族遗产之中,因而表现出复杂、凌乱、不成系统的特点。但是基于对民族主义的提升,把原本杂散的民族历史文化系统化,并同一地赋予整个民族之上,并且依靠权力的约束,普世地内化于每个民族成员之中。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民族文化的存在状态可以分为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处于野蛮状态的文化是没有经过人们有意识地栽培而一代代自发地繁衍着的文化。它如同荒草一样,虽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其自发性,而始终是混乱、多变的。处于文明状态的文化,或者我们称之为“花园文化”,是从野蛮文化中生成的。在花园文化的生成中,民族主义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借大量专职的有奉献精神的民族知识分子和专业机构之手,利用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野蛮文化进行改造:或者将现存的、散落于各种民间传说、古代书籍中的民族文化进行发掘、整理、校正,使其系统化、标准化,以保证文化的同一性和连贯性;或者将几乎绝迹的民族语言重新召唤回来,以新的民族语言的面目出现;甚至将虚构化的质朴和纯洁构建出来,作为独特的民族精神以鼓舞每个民族成员。民族主义者把这种人为加工、创造甚至杜撰出来的,符合他们需要的花园文化全盘强加在民族之上,并将其作为凸显民族特质的民族性。

民族主义者在创造了族性的同时,还将依靠国家或者社会权力将族性具体地内化于民族成员之中。在民族主义者的倡导下,建立了一整套由国家维系的学校教育制度、媒体传播制度和官僚机构,强制性地要求每个民族成员都以这种花园文化作为交流手段,并且忠诚信仰这种文化。这就建立了一个毫无个性特征的非个人化社会,这个社会由分散的并且可以互换的个人组成。个人之间由共有的民族性连接在一起,从而取代了从前由微型群体在本地复制民间文化所支持的,由地方群体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7]

三、族性与政治

从族性的原初意义上讲,它指的是民族之间可以相互区别并予以标识的文化特质。虽然它作为文化上的范畴而存在,但民族主义却经常将它从文化领域中抽取出来,并赋予政治上的含义。

民族主义不但赋予了族性以政治上的含义,而且它为了实现在政治上的目的,更把族性作为其付诸政治的手段。民族主义宣称,上帝用无限的善而赋予每个民族以独特的文化,这正是民族存在的理由。正是由于民族的这种特性才使得每个民族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整个世界因而成为多样性的存在。所以,每个成员都必须去维护、培育族性,把维护民族纯洁的族性,不使它与别的民族特质混合或合并,作为民族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按照道德去行动和推动世界的进步。

要实现这样一种愿望,即维护上帝赋予的族性,建立一种与上帝赋予的族性一致的同质性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就需要在民族的文化单位之上加盖一个政治的屋顶,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使得文化单位与政治单位相结合,用权力的强制性来保护、培育民族的这种文化特质。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国家的疆域和文化的疆域应该是吻合的,国家的文化同义于民族的文化,即一个国家内部只包括一个民族。凯杜里说,由于各民族是由上帝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就是一个民族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真正持久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相反,存在不只一个民族的国家是非自然、压迫性的,最终注定要垮掉的。[8]他还列举出这样的例子来佐证这个观点: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腐烂的国家;而中国、犹太国和印度则是有生气的国家,这些国家即使灭亡,也保留了未加改变的民族性,因为它能够承受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在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民族共同体内实现纯粹化。这种情况下,民族就变成了被上帝赋予其自身特性的一种人类的自然分支,作为一种责任,它的成员必须保持这一特定的纯粹性和不容玷污性。[8]这样就要求民族成员抛弃与自己民族相异的一切文化特征,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使用本土文化,为族性注入生命力;按照只有在理想的民间传说中才能找到的纯洁理想形象来塑造“新型男子”和“新型妇女”,将他们作为人格追求的目标;为了净化民族成员身份,把共同体中的少数群体看成是腐蚀、威胁纯洁民族性的罪魁祸首,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如有可能就把他们全部铲除。今天,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希望纯洁民族的运动。尽管每种维持族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不同、程度不等,但是每种运动都关注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害怕族性被其他民族融合或衰落,而强烈要求大众去反对他族侵入。[9]78-80

应当指出的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与政治、历史、文化等关系密切且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人无不受政治立场、观点或文化倾向的影响而在发表看法和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各种观点纷呈甚至对立是不奇怪的。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国家观,才能摈弃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得出科学的结论。

摘要：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是国家社会团结合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也是围绕着“民族”和“族性”来展开其理论建构的。应当看到，民族观是不同的，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为提升族性、增强国家凝聚力，正通过各种途径做出政治努力。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族性,政治

参考文献

[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46-157．

[3][伊朗]拉明·贾汗贝格鲁．柏林谈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95．

[4]A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M].Harmondsworth:Penguin,1991.

[5][日]凌部恒雄．ethnicity的主观和客观要素[J]．民族译丛，1988(5)：24．

[6]庄英章．文化人类学：下册[M]．台北：空中大学印行，1992：325．

[7][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75．

[8][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2．

民族学视角 篇5

陈煜 欧阳静* 马尔瓦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2005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并将卫农村生改革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卫生事业向纵深领域发展，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仍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将从政策研究角度出发，深度剖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现况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探析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analyse minority area rural

health problem

Chen yuOuyang jingMa erwa

(Office of Public Health,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Xinjiang 830011,china)Abstract: Since 2005, the country published a serie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health policy, and health of rural heal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greatly promote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develops to depth domain, but the minority area rural hygiene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The author from the policy perspective, in-depth analysis of minority area rural hygiene statu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ealth service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the system provides reference.Key words：Minority areaRural healthResearch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和历史发展等原因，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和政府把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卫生事业发展放在“稳固边疆”、“富民固边”，促进 *招标项目：新疆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南疆三地州政策发展保障研究》课题编号（09CJY012）作者简介：陈煜（1983—）女 讲师卫 生事业管理学硕士 研究方向：卫生经济学

通讯作者：欧阳静（1973—）女 经济学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卫生经济学

边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高度，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自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出台后,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省、自治区均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

[1]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根据文件要求，在中央的支持下,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卫生机构进行了改、扩建，使基层硬件设施建设有了较大改善，但农村卫生现况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本文以新疆南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从政策研究角度出发，深度剖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现况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制度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现况

自2007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工作本着以农村卫生、社区卫生和公共卫生为重点，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完善公立医院机构运行机制，全面推动卫生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投入资金3亿元，规划建设了75个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199个乡镇卫生院，同时自治区自筹资金200万元对全区14个牧业医疗服务站进行了业务用房建设。截止2010年，全区共有79个县（市）级组织实施新型合作医疗工作，新农合覆盖农牧区人口1033.69万人，参合人数约1019万人，参合率达98.58%。累计筹资新农合基金47.68亿元，支出新农合基金37.86亿元，累计补偿收益人次达3619.25万人次。全区81所县医院纳入国家县医院标准化建设规划，总建设面积达542750平方米，总投资127292万元。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全区870所乡镇卫生院、8653个行政村和44所牧业医院购置和更新了基本医疗设备配置[2]，极大地改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二、存在问题

1.农村卫生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培训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西部各省、自治区针对农村卫生工作和乡村医生队伍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如《关于转发卫生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等，其中虽然提出了要积极推进当地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按照“统一机构设置认证、统一行政业务管理、统一人员准入聘用、统一药品器械管理、统一财务收支管理”的原则和标准实施，但文件中并未涉及到乡村医生最为关心的执业医师考试、职称评定、学历继续教育等核心问题。

同时，财政拨款、收入待遇等经济杠杆未发挥应有作用，使得基层农村卫生人才体系配套政策没有与国家政策实现良好对接，以新疆为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2007年下发了《关于在南疆三地、州开展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乘此医学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计划到2012年完成4000名乡村医师的定向培养，如果待遇、培训、村卫生室建设等各项机制跟不上，则必然会导致卫生服务体系中原有的卫生人力资源分布更趋不均衡、乡村卫生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等矛盾将进一步就激化。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模式尚未形成，乡村卫生人员培训及继续教育机制缺乏连续性、针对性和共享性，致使乡村卫生机构学历层次和卫生服务能力偏低、人员流动性大与大部分医护人员无暇进修学习、配发的X光机、B超机、半自动生化仪等无人使用情况同时存在。

2.高度依赖财政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内动力不足。

南疆三地州农村地区卫生机构总收入主要来自于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占总收入的25%-45%之间，并且逐年呈略微增长趋势。也就是说南疆三地州农村医疗事业发展高度依赖于财政支持，财政自给率很低，但即使国债项目专项基金，也只能解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硬件建设，提供一个硬件平台，软件建设根本跟不上形式需要。其主要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老百姓收入水平较低，限制了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向社会筹资水平，无法提高医疗机构收入和卫生人员收入，无法吸引优秀医疗人才，单纯提倡从业者的奉献精神，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才的物质尊重，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事业的的发展杯水车薪，长期的低收入最终导致人才流失，资源浪费，形成高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3．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不合理，实际卫生服务能力不高

通过调查研究，南疆三地州医疗卫生机构结构符合国家三级服务体系要求，呈宝塔形结构。但机构类型构成有待优化，三地州没有急救中心，三甲医院只有

一家，在喀什市，专科疾病防治所一家，采供血机构三家。三地州远离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千五百到二千公里，如遇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危重病人，无论采取公路交通还是铁路交通，就会形成“远水解不了近渴局面”。采取空中交通的办法，成本更为昂贵，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承受。

目前，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在于预防、公共卫生建设。南疆三地州实际情况上地广人稀，资源配置不均衡，一方面资源浪费利用率低，一方面乡镇卫生院的地位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南疆三地州除喀什地区人口稠密外，其它两州各居民点相对分散。从节约成本和提高老百姓健康水平需要出发，不能弱化乡镇卫生院的治疗功能。乡镇卫生院一般都分布在乡一级行政政治经济中心地。最近几年，乡镇卫生院床位利用明显提高，但门诊量呈现出负增长趋势。

4.基本医疗保险广度不够，深度有限

目前新农合普通门诊统筹覆盖面较大，但门诊统筹的额度较低。同时，大部分新农合县也实行了大病慢病门诊统筹，但统筹的病种少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于内地发达省份比较落后，而农村地区收入，又低于全区人均水平，收入低导致参加新农合的居民个人筹资水平较低，因而现阶段新农合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还远低于城镇职工医疗费的报销比例。这样的情况，对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南疆三地州农牧民来说，医疗费用负担的压力大于其它地区。

三、政策建议

1.优化充实农村卫生技术人才队伍

医疗卫生技术人才队伍数量不足是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卫生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农村卫生人员数量，无论与当地人口之比，还是和服务半径做对比，南疆三地州卫生人员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地老百姓健康需要。建议

一、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卫生人员的数量。

二、加大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评聘分开、按岗定人的原则，提高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南疆三地州医疗人才培养纳入市场因素，人才培养要有针对性。新疆有大批大中专医疗技术人才毕业，面临就业压力问题，政府可以完全采取奖励机制，通过事业单位招考形式，面向全疆甚至全国引入优质医疗卫生技术人才。

四、增加医疗卫

生技术人才再培训或者继续教育机会，提高培训质量。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并实现学校基础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的连续统一的医学教育，建议政府采取半年至一年不等的脱产培训，或者现场培训、网络远程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由“达标式”的数量扩张到“质量式”的增长，促进人员培训、培养工作。

2.加大提高卫生财政支持力度

一是增加对南疆三地州财政支持力度。对于财政自给率很低、财政支出需要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大量补贴的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必然要高度依赖财政支撑。二是增加国债项目专项基金，使零散型资金投入转化为规范性固定资金投入，更好地解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软件和硬件建设[3]，弥补医疗卫生事业内动力不足的状况。三是增加医疗人员的收入，增强农村地区对优秀医疗人才的吸引力。四是优化多元化筹资结构[4]，针对南疆三地州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老百姓收入水平较低的现象，不断扩大丰富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向社会筹资渠道，提高医疗机构收入，全面改善医疗环境。

3．明确细分卫生服务体系类型与功能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南疆三地州医疗卫生机构结构符合国家三级服务体系要求，但机构类型构成有待优化，急救中心和三甲医院配置有限，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和采供血机构数量较少，百姓就医成本昂贵，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承受。建议根据南疆三地州地广人稀经济相对不发达基本情况，一方面要明确各医疗卫生主体的功能划分，强化对突发公共卫生的应对能力和重大伤病救治的能力，提高卫生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中心地位，在突出防治功能同时强化救治功能。

4.拓宽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广度和深度

建议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关注，尽快全面覆盖因各种原因未参保人群，在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实现全民参保。同时建议制定科学合理的支付制度，缩小三种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差距，在现有基础上提高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建议建立覆盖城乡更为

灵活方便的登记参保程序，进一步提高统筹覆盖面和统筹额度，为南疆三地州城乡居民提供更加快捷方便有效的健康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新卫发〔2007〕90号，关于贯彻国务院32号文件加快新疆卫生事业发展的报告，2007年11月9日

[2]2010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M]，2010年新疆卫生事业形式分析与展望展望:256-267.[3]李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卫生经济发展，《中国卫生经济》2008，27（1）：11-13

民族学视角 篇6

关键词：音乐美学；民族声乐；多元化

“音乐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理论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它是把音乐的本质与特性，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音乐的创作、表演与欣赏，音乐的功能，音乐的美与审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文从音乐美学角度出发，以音乐美学中的“音乐的美与审美”原理为视角对当代音乐审美中的多元化进行简要阐释，通过音乐美学的理论依据，通过科学的、辩证的的论述，最后证明民族声乐要发展必须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唯有多元化发展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一、 民族声乐多元化

1、多民族文化决定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

民族的差异形成各民族文化、信仰宗教、艺术表现、审美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的影响了我国民族音乐在音乐文化、表演形式、声腔、舞蹈、器乐等方面的个性特征。歌唱是民族音乐最广泛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

就民族声乐来说，多民族文化的差异会造成音乐表现的差异，同时也会造成审美上的差异。例如同样是表现爱情主题的云南白族民歌《小河淌水》与陕北民歌《拉手手》，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小河淌水》中歌者唱到“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由歌词可以看出歌曲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的、梦境似的画面，柔婉的歌声，深厚的情谊，随着小河的流水，飘向阿哥所在的地方，歌曲对爱情表达显得格外怡静与含蓄。而陕北民歌《拉手手》表现则显得非常的直接与憨厚，歌中唱到“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里走。”这四句与《小河淌水》的含蓄比起来，很可能会很让人脸红和产生无尽的遐想，当然其中的差异也就不言而喻了。

2、地域差异决定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

我国的面积广阔，由地域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又产生了各种风格迥异的民族歌曲，这些民族歌曲在内容、表演、语言、旋律、唱腔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将我国的最西点、最东点与最南点用直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再取中心点就会得到四个方位，分别是新疆、黑龙江、海南和陕西。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接壤，受到中亚与西欧音乐的影响，新疆的音乐具有异域的风情，例如歌曲《大阪城的姑娘》，音乐为自然小调，节奏具有哈萨克舞蹈的特征，自然大方的流露出小伙对姑娘的爱慕；黑龙江的《乌苏里船歌》与《大阪城的姑娘》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乌苏里船歌》为传统的民族五声调式，音乐纯朴自然，歌声悠长嘹亮，具有奔放豪迈的北方音乐气质；海南位于我国最南端，本土民族黎族的传统民歌《跳柴歌》具有鲜明的舞蹈节奏特性，歌声秀气、轻盈形象的体现出南国的风土人情；陕西，处于我国中西部，民歌资源丰富，近几年音乐评论界对陕北民歌的兴趣尤为浓重，上文中的《拉手手》就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陕西民歌，这里不再赘述；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必然对民歌的发展产生多元的的结果。

二、音乐美学视角下的民族声乐多元化体现

音乐美学的研究范畴比较广，本文仅从“音乐的美与审美”的角度针对民族声乐进行阐述。音乐美学中民族声乐美的形态主要体现在音乐美、伴奏美、诗词美三个方面，美是相对于审美而言的，如果没有审美的话，美就无从存在，下面就结合民族声乐的美与审美谈谈民族声乐多元化。

1、音乐审美评价中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异是大量而普遍地存在着的。

同一首歌曲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在音乐审美上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例如《义勇军进行曲》50年代的时候人们唱起这首歌会，情绪会非常激動，那种随着战争的胜利、国家的建立，几乎所有人唱到这首歌都会热泪盈眶，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今天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只会有厚重、崇敬的感受，这就是时代变迁所造成的审美差异。音乐审美中的民族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云南白族民歌《小河淌水》与陕北民歌《拉手手》，若把两个人物形象放在一起，《拉手手》的形象会认为《小河淌水》的的形象过于“娘娘气”不够泼辣，反过来《拉手手》的形象太过直接与无理，缺少绅士风度，但将两手作品放在本民族中则是非常合理的。阶级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统治阶级把反应劳动人民生活和愿望的民间音乐斥为淫声，再把维护其统治的雅乐称之礼乐，”例如刘三姐所唱出的人民心声，统治阶级则认为粗俗、迂腐不合时宜。

2、审美需求中的民族声乐。

审美需求决定受众群体。受众群体对民族声乐的审美需求是多方位的，例如风格上来说人们会需求戏曲、民族歌曲、通俗歌曲、说唱，表演形式上会喜欢独唱、表演唱等，当然也可以说人们对民族声乐的需求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的需求是受民族声乐多元化的存在、审美上的差异所影响的。

三、音乐美学视角下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音乐是美的艺术”，只有是美的音乐其发展才能源远流长永不停息。音乐美学给我们指明了民族声乐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创作与表演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符合受众群体价值取向的民族歌曲。众民族的个性差异决定了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民族声乐多元价值取向的支撑下必然要向多元化进行发展。民族声乐要发展必须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唯有多元化发展才是科学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作者单位：河南许昌学院）

参考文献：

[1]《音乐美学基础》. 张前、王次炤著. 2004-09. 人民音乐出版社

[2]《关于民族声乐的单一化与多元化研究》.欧阳婷. 《价值工程》2012年09期

民族学视角 篇7

一、平面设计民族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内涵

步入21世纪这一文化多元化时代,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国际舞台上竞相争艳, 这些不同的文化特性所引导下的艺术设计均被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烙印, 尤其是在视觉符号所构筑的平面设计领域, 民族传统文化痕迹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 艺术的实践和理论与人类文明发展共进, 同时被染上了浓重的民族文化色彩。本民族的艺术和审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风格, 这种专属于每个民族的审美传统便是民族化的生动体现。在处于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这一观念反映了在国际艺术市场, 中国艺术设计文化只有通过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性格特征, 与西方文化拉开距离才能在新时代取得辉煌成绩, 深刻体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因此, 在这一背景下, 在熟知本土消费者审美需求和价值趋向的基础上, 研究民族美学、传统视觉符号, 以及各个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将是平面设计者的首要任务。由于平面设计属于商业设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在传统与潮流、商业与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复杂位置, 因此, 其民族化发展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内涵和意义。平面设计的民族化主要是指在对平面设计的传播主题的文化内涵进行充分且深入发掘的基础上, 通过运用富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和手段, 以达到商业传播价值的最大化和传承并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双赢。事实上, 平面设计的民族化是一个双向过程, 一方面是对传统进行改良, 另一方面是对西方设计进行本土适应改造。

二、民族审美视角下视觉符号的民族化

民族是历史长期形成的, 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在形态表现上具有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显著特点, 而这一特点便是民族化。图像、色彩、文字等视觉符号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 也是平面设计的核心要素, 如龙、凤等图腾;黄、红等传统喜庆色彩;中国书法等。这些视觉符号传达出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生活形态, 是其物质生活的艺术表现。

民族文化符号是指那些承载着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信息的符号, 包括各个民族的图腾符号、实物符号、民族语言符号等。而视觉符号特指人类的视觉器官所能看到的, 能够表现事物的一定性质的符号。而平面设计中的视觉符号主要包括文字、图形和色彩这些元素的单一存在或组合形式。平面设计中的视觉符号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 作为信息发送者的设计者必须针对接受者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性格, 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符号来传达特定的信息。

中国56个民族经过千年的文明熏陶,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传统, 且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 这些视觉符号是拥有共同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的群体才能理解的信息媒介。平面设计不同于单纯依靠语言进行抽象概念的传达, 而是要求设计者将思想和概念转变为视觉符号, 然后将这些能够反映群体文化心理的信息传达给接受者。因此, 在平面设计中, 首先, 设计者要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 然后将自己需要通过平面设计传达出的理念以特定的视觉符号的形式传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选择和构建视觉符号决胜的关键。设计者首先必须明确受众的民族审美心理, 其次必须了解民族视觉符号及其内涵, 最好还必须对这些视觉符号进行加工, 在其文化共性的基础上通过设计赋予其特定的意义, 而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民族文化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艺术设计资源, 尤其体现在平面设计中, 一幅好的平面设计作品抓住人的注意力的关键在于能否第一时间传达出所要传达的信息, 要做到这一点, 设计者只有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不断钻研, 切身感悟方能达到设计上的自我突破和自我提升, 使设计出的作品既能传达出创作者的设计理念, 也能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 激发其文化和情感共鸣。

虽然, 在平面设计领域, 视觉符号的民族化发展趋势已经得到了广大设计师和受众的认可, 并成为他们进行创作和审美实践的指引, 但是, 众多设计师在极力推动平面设计民族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艺术迁移, 导致其艺术作品创作中对民族视觉符号的误读, 甚至抛弃了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体验与表达, 剩下的仅仅是在形式上对民族文化元素的夸张和简单堆砌。这种错位现象在诸多设计实践中的普遍存在导致大量伪民族化作品泛滥。

反思错位现象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使不少艺术设计师在经济利益面前急功近利, 失去了创作的艺术信念。加上目前, 社会在艺术批评和评价方面缺乏公正的机制, 许多机构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标准, 助长了平面设计中视觉符号民族化错位现象的不良风气;其二, 平面设计者技术知识丰富, 而文化基础薄弱, 缺少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传承的责任感。

三、结语

事实上, 平面设计中视觉符号的民族化并非简单地罗列或将艺术符号加以堆砌进行复古化呈现, 而是要求设计师在对民族文化及其地域特征获得真实感触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将本土、民族及地域文化融入现代化的表现手法中去, 与受众进行沟通, 丰富和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使其获得现代化建构的持续生命活力。

摘要：平面设计作为艺术设计的一种承载了大量视觉符号元素, 这些文化元素在创作者和观赏者之间架起了一道信息沟通的桥梁, 是平面设计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本文探讨了当下在由国际化“唯美主义”向民族性“特色之素”转型时期, 视觉符号民族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民族审美视角,平面设计,视觉符号,民族化

参考文献

[1]章利国, 《设计艺术美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2]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年版。

以民族文化为视角的翻译研究 篇8

一、跨语际交际中的民族文化

每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不可避免地印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带上民族特色的语言, 融合了该民族自身的宗教、道德、图腾、禁忌、风土人情及习俗等文化因素, 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跨语际民族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化的融合给翻译带来困难的例子相当多。例如, 从一种民族文化里引进的一些事物, 在另一种民族的语言中无法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进行翻译。中文里的外来词就是极好的例证, 如“咖啡”、“色拉”、“沙发”、“摩托”、“巧克力”等。同样, 融入英文里的中文如“功夫”、“饺子”、“围棋”、“乒乓”等也渐渐为西方人接受。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 外来词语正在不断地增多, 不断地相互引进, 成为民族文化交流中能够共同交换的部分。它们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文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中西文化固然存在差异, 但并不是说这些文化交流障碍就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裹足不前。这些差异对译者提出挑战,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既要有相关的两种语言的知识, 还得了解这两种民族文化, 才能做到在翻译实践中避免因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失准。

1. 带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因素

民族文化在不断的繁衍中, 凝聚了独有的象征色彩, 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因素, 给该民族贴上了明显的标签。就以“龙”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形象为例。在中国乃至东方一些国家, 龙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定型, 它象征着辉煌宏大、吉祥, 甚至变成帝王与伟大及强盛国度的象征。例如, “龙凤呈祥” (Prospe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 , “龙生龙, 凤生凤” (dragons beget dragons, the phoenix begets a phoenix) 。“龙”还可视为中国的象征, 如“龙旗” (the dragon-flag) , “龙的传人”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然而, 在西方民族文化中, “龙”象征着恐怖和邪恶, 《新约全书》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龙”的形象与邪恶和撒旦联系在一起, 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民族象征文化定型。因为“龙”的象征文化内涵在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就不能把“龙”这一民族文化形象简单地移植到西方文化中, 否则便失去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质。

2. 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文化因素

宗教是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民族心理意识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某些教义和观念已经渗透到不少人的心灵深处, 形成了独特的迷信、崇拜和忌讳心态。在中国, 佛教、道教和儒教 (儒家学说) 是主要的三大宗教, 它们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这三大宗教衍生出的某些观念, 如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 已渗入民族文化心理意识中。三个和尚的典故在中国家喻户晓, 但在基督教的英语国家, 人们对“和尚”这个概念却比较陌生, 对有关和尚的这个典故就更鲜为人知, 因此在移植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形象时就难做到形意兼顾。如果只重传意, 则可套用英语中的成语:One boy’s a boy, two boys are half a boy;three boys are no boy.如重形式, 则可采取直译加解释:One monk, two buckets;two monks, one bucket;three monks, no bucket, no water———more hands, less work. (邓炎昌, 1989) 宗教文化的差异, 无疑会让译者构成理解上的空白, 成为语际民族文化移植过程中的障碍。在翻译实践中, 就应特别注意加以变通, 或注释, 或释义, 或替代。

3. 带有习俗色彩的民族文化因素

习俗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对共同的世界图象赋予了各具特色的联想, 他们可以借助对具体事物的相关经验, 形成特有的认知定型和风格迥异的审美情趣。试看dog一词的民族文化色彩。中英民族都有养狗的习惯, 但对dog这一动物, 却有着近乎矛盾的认识概念和明显的文化内涵冲突。

在英国, 狗可用来看门或打猎, 同时狗也被当作人的伴侣和宠物, 英国人对狗抱有爱怜的感情, 它得到的赞誉和善待是中国等东方人无法理解的。用狗来比作人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Every dog has his day. (每个人都有得意的日子。) Dog does not eat dog. (同类不相残。) lucky dog, (幸运儿)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 (助人度过难关)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四幕第三场中:I had rather be a dog and bay the moon than such a Roman. (我宁愿做一头向月亮狂吠的狗, 也不愿做这样一个罗马人。———朱生豪译) 。现代作家Noel Coward还曾写过这样戏谑的语句:Mad dogs and Englishmen go out in the midday sun.意为英国人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出去从事户外体育活动, 就像疯了的狗似的, 因为正常的狗不会这时出去。英国人听到这句话并不介意, 中国人被比作疯狗那简直会认为是莫大的侮辱。

在中国人眼里, 狗是卑贱的动物, 用狗指人则是骂人, 如“走狗”。名词前加“狗”都具有贬义, 如“狗东西”、“狗地主”。汉语中的“狗”的形象绝大多数都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狗咬吕洞宾”、“狐群狗党”。狗身上的东西也成了坏的代名词, 如“狼心狗肺”、“狗尾续貂”、“狗眼看人低”等, 难怪人们一听到“狗”字就感到不是好事。甚至“落水狗”和“丧家之犬”都非但不值得同情, 反而应当痛打和憎恨。

狗的形象在汉民族文化中与上述英语中的情形对照起来, 差距确实很大。中英这两种习俗文化的差异, 确实给翻译实践带来很大的困难, 把“打落水狗”译成beat a dog in the water, 把“丧家之犬”译成a homeless or stray dog, 如无上下文说明, 则非但不能移植汉民族的习俗文化色彩, 反而有可能在英国读者心中引起与原文不相符的同情之意。由此可见, 了解和掌握民族的习俗, 对成功地实现民族文化交流、传播和弘扬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 在翻译活动中不应死搬硬套对等原则, 而要寻求语言间动态和谐的对应。既要忠实地传达话语的语义、文化逻辑等内部信息, 又要尽可能地传达结构、语法、语言、修辞等外部信息。译者需尽量了解其民族语言意识差异、文化差异, 既不必将原语语言文化削足适履地适应译语语言文化, 也不可让译语语言文化亦步亦趋地照搬原语文化, 应尽量做到形神兼顾。但如遇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 需灵活变通, 根据实际有所侧重, 力求达到整体上的对应和交际功能的等同, 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柯平.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中国翻译, 1988, (1) .

[2]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3]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4]陈文伯.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

[5]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民族学视角 篇9

一、民族经济地区发展模式的含义与范围界定

(一) 模式及我国民族经济地区发展模式的含义分析

模式是一个概念特别模糊的词。在过去的时间里, 许多权威的经济学家一般不用模式这个学术概念。直到二战后, 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并创造大量的经济奇迹之后。各种模式蜂拥至来。例如, 美国模式, 资本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模式。这才使“模式”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

由于我国国情相对比较特别,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产业经济的角度下, 制定出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根据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区经济运行模式。其大致包括, 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 文化制度, 经济制度, 生态制度,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制度, 因为经济是是一切得以开展的的基础。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方式, 生产方式, 分配方式。当然这当中也包括经济发展的规划, 愿景, 发展方式方法, 发展核心战略, 发战步骤等一些条件。

(二) 民族经济地区的界定

1、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必须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一种模式, 不仅要达到数量方面的要求, 更要达到相关质量标准, 也就是说想要被称为民族地区发展模式, 必须是高效科学发展的民族地区。例如, 我国温州发展模式, 温州利用其得天独厚地域优势, 对内面对巨大的内陆市场, 对外面对广阔的国外市场, 接受的都是外国新的商贸信息, 发展了小成本小规模的家庭作业服务外包, 小型生产不但解决了成本问题, 而且不会因为缺乏劳动力停产, 可谓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和相关各条件。

2、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

谈到发展, 众所周知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 新事物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检验过程。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存在自然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 澳大利亚的大牧场放牧业, 是一种独特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自其诞生以来, 澳大利亚就结合自身国情将这种经济模式确定为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范式。

3、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与显而易见的优势。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展模式是指民族地区的的经济运行模式, 既然称为民族发展模式就必须的将自己民族特色融入到里面, 形成“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产业发展模式。

二、产业化视角下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一) 我国建立产业化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发展产业化民族经济有着别国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方面我国的资源丰富, 品种繁多。另一方面, 劳动力丰富, 科学技术发达。但是我国在发展民族地区的产业化经济是也暴露出不少弊端。

首先, 从经济体制上看,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且不够完善, 这就从根本上束缚经济的发展活力, 企业在市场上也缺乏应有的动力和活力。而实现产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必须让一切有助于产业化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为其所用。其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事务繁多, 国家的政策的倾斜力度不够大。这让原本先天不足的那些落后地区发展民族经济, 并且形成产业化, 对其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再次, 民族地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 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不太便利的交通, 深居内陆, 自然条件恶劣等等, 再加上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 技术欠发达, 人才培训与教育机制不完善等。由此带来的问题将使得产业化地区发展模式发展异常缓慢。

最后,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 要形成产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前瞻性的目光与战略, 敢闯敢做, 品牌意识深深扎根于脑海并付诸实施,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发展模式。

(二) 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 因地制宜发展民族地区的产业化经济。例如, 在我国东北, 利用其肥沃的黑土第, 发展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的种植业。延长其的生产链条。增加其附加值, 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 政策上必须大力支持, 加大其投资力度。完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 在西部地区, 发展交通, 使交通不会成为产业化的障碍。在发展模式上, 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色, 给予一些方向上的指导。

最后, 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人才是发展的核心, 百分之九十九的发展模式都是人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设计与完成的。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不仅将使产业化发展模式设计更加合理, 实施起来事半功倍;同时, 教育的发展还将提高劳动者素质, 从而给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结语:产业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我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产业化发展。同时, 根据民族特色, 制定适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将民族特色融入我们的产业化结构当中, 使之成为我们民族地区发展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李文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J].股市动态分析.2011 (31)

[2]邓忠泉.试论我国九大经济区域划分[J].世界经济情况.2010 (09)

民族学视角 篇10

一、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源泉

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是深深地扎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之中的,它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浸润和滋养。我国有着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绚烂文化,对于民族声乐的创作者来说,学习演唱不同地区的民歌和戏曲,把握不同地区民歌和戏曲的风格特征,将是创作民族声乐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2015年6月在首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声乐艺术交流展上,以《发扬“鲁艺”精神,挖掘生活中的音乐艺术瑰宝——陕北民歌民间音乐之风采》为题,谈到我国民族音乐创作的问题时说,“民族音乐的创作要采用“两手”并用的方针,就是一手要伸向传统技法,一手要伸向生活,学习民间”。伸向传统技法是说,在作品的创作上,离不开对音乐大师的学习,如果没有大师流传下来的技巧技法,很难创造出技术含量高的优秀作品。伸向生活,学习民间就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要让音乐工作者对民族民间音乐产生重视,去民间采风,向民间学习,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近些年来,在声乐作品创作方面,出现了创作风格弱化的问题,作品数量在增长,但质量却不精,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现象层出不穷,解决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创作者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去,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声乐作品。

二、民族声乐作品的演唱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

我国的民族声乐发展至今天,从作品风格上大概可以分为古曲、民歌、创作歌曲和歌剧四大类别,对于这些作品的演唱,不论是唱腔、咬字、还是情感体验与表达上,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积淀,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可以说民族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着民族声乐作品演唱的方方面面。

(一)唱腔:

我国民族声乐唱腔的发展,不仅吸取了历史上许多文献对于唱腔的独到见解,而且还沿袭了传统戏曲唱腔的字声审美要求,形成了音域宽广、咬字发音清楚感人、声音亮丽圆润的特征。关于对唱法的研究,在我国的历史文献《礼记﹒乐记》中就早有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入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短短几句话,正是对早期声乐演唱审美要求及特征的真切描述。此外,我国传统戏曲唱腔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比如在民族歌剧《白毛女》的演唱中,就吸取了河北梆子的唱腔,歌剧《红珊瑚》就运用了河南豫剧的唱腔等。

(二)咬字:

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融合了民族的语言、情感、审美、音乐风格等,它的特点就是以汉语语言为基础,以民族情感为主线,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腔圆字正,另加韵味浓郁、神情兼备,可谓是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明代魏良辅所著《曲律》中言:“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这里的“绝”是指歌唱的绝技,他将“字清”列为三绝之首,充分体现了咬字在演唱中的重要性。又如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学唱之人,勿论巧拙,只看有日无日,听曲之人,慢讲粗精,先看有字无字”,再一次说明了咬字在演唱中有多么重要。可见,中国民族声乐理论中的有关咬字、以字领腔的论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

(三)表演: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虚与实”及“程式化”。“虚与实”这对美学范畴,不仅是中国各项传统艺术中最具特色、最具民族个性的艺术精神体现,也是艺术创作和评论的基本美学原则,这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所追求的独特审美标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戏曲中“程式化”的表演也早已经被运用到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中。比如,演员在舞台上利用双手的姿势变化就能表达出开门关门的动作,运用身体不稳定的站立姿势就能表达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船的场景等。

三、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声乐教学的根基

随着当今音乐教育观念的全面转型,声乐教学存在的意义和方式也在不断的丰富和更新。民族声乐艺术作为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一部分,是在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审美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根深深地系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追溯我国当代的声乐教学,它大约开始于上世纪的“学堂乐歌”时期,伴随着西洋唱法和教法的传入,又经历了“土洋之争”时期,时至今日,历经百年,基本上形成了独具特色、韵味浓郁的演唱风格和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和作用。在今天的民族声乐教学中,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民间歌曲和戏曲的演唱者被邀请到艺术院校的课堂上进行交流和学习,各大专业音乐院校已经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古曲、民间歌曲和戏曲的演唱作为声乐学生在学习期间的必修课程。在声乐教材的编订方面,也更加注意体现民族精神、文化气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提高演唱水平等原则,确保其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训练价值的充分体现。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创作手法和审美趋向,民族声乐艺术作为我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它根系民族传统文化,离开了文化本体,这种声音艺术就得不到深刻的感受和阐释,难以得见其底蕴和活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声乐艺术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使之焕发出更加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时代风采。

摘要：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民族声乐艺术作为我国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离不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谈了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声乐创作、演唱和教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民族声乐,民族传统文化,作品创作,声乐演唱,声乐教学

参考文献

[1]陈虎.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民族声乐的特点[J].艺术评论,2006(10).

民族学视角 篇11

人本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不论中西方，其起源可追溯至上千年前。在西方，这一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形成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启蒙运动，在现代社会得到不断地完善，同科学主义一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智者派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人的地位被神所淹没。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讲，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复兴。在东方思想中，尤其是中华民族，提倡“以人为本”，渊源已久。从孔子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尚书》提出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等，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本主义思想发展到现在，理论庞杂，总起来讲，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可归纳为“需要”和“生态”两大理论:

需要理论

马斯洛将人类需要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1)生理需要。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即需要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数量的食物、水、栖身之处和衣服等。主要表现为人对物质的需要。(2)安全及保障的需要。安全及保障的需要使人的需要从生理的层次提升到了社会的层次。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安全意味着个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自己的生理需要能得到满足。这就融入了更高的社交的需要，即个人不应由于他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或遭受损失。安全需要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并受到保护的感觉，它与生理需要一起构成物质需要。(3)从属与爱的需要。任何人都有与他人交往的心理需要，都希望被别的人或团体所接纳。从属与爱的需要指的就是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团体、社会的一部分，并与之形成密切的、有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人有感觉到受尊重、有个人价值、有基本尊严的需要。这就进入了工作需要的层面，个人觉得自己能进行生产活动，个人活动有价值。归属与尊重的需要称为基本的社会需要。(5)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在工作中有尽量发挥自己才能的需求。

需要理论认为，人类的各种需要的强度是不同的，满足最低需要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最好保障。人类的不同需要都是从低层次到高層次不断向上发展，人们只有在满足了较低需要层次的时候，才有可能向更高层次发展。将这一基本理论运用于人本主义经济学中，可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时，才是有意义的。人类正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才产生出各种需要。

生态理论

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围绕以下两个问题来进行:一是怎样更快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二是如何使人类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使人类能更好的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由于人类可能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的环境也是唯一的，而人口却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如果不注意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因此，人本主义经济学认为，生态问题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就是必须具有生态的可持续性。

人本主义对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结合人本主义中的这两大基本理论，其对我国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根据人本主义经济学的需要理论，当前最首要、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扶贫。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自行解决，还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制度安排，直接解决民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民族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良机，不失时机加快发展速度。

解决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仅仅是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最基本的生理层次的需要满足。在此基础上，还必须不断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会层次的需要。满足社会层次的需要必须有赖于民族人口自身的素质提高，提高民族人口素质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教育。因此，按照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必须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满足其自身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格外重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主要是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为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首先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要在全面巩固提高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是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现阶段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主要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办学的效益基础上巩固和提高，而不应过于追求总体规模的扩大。应打破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模式。鼓励发展民办高校，积极推进“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体制改革试点，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第三是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技能训练，使每个职校毕业生都成为技能高手、强手，毕业后既能寻找到自身的位置，又能缓解人才不足、结构性短缺的矛盾，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尤其要重视对农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让农牧民掌握适合当地特点的种植、养殖等技术，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真正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

在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我们说要走可持续发展路子，一方面是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为核心的，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人本经济思想的生态伦理观所要求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靠向大自然索取来维系生存的现象比较普遍。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了生态的严重失衡，并容易陷入“贫困——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首先，大规模的资源产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失缺并存。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和传统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开发与资源保护相互矛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集中表现在: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布局与生态重建滞后；某些经济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破坏性开发等。其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原生性相对和谐与现实“超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并存。一方面，由于民族地区工业发展阶段及其程度的滞后和人们依存自然的朴素意识及其环境意识的新觉醒，使得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具有和谐相处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制和谋生的需要而引起的肆意破坏生态的“超短期行为”却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民族地区的生态状况不仅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原因，这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不相容的。因此，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建设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要大力实施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良性生态环境体系。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体系结合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才能实现人本主义视角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包括身心理多方面的提高。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民族学视角 篇12

民族地区利益是盘根错节的, 由于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的不同, 使民族地区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民族地区利益具有多重性, 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政治活动中, 得利的群体必然要竭尽全力维护其利益, 保持既有利益格局;失利的群体必然努力改变这种利益格局, 夺回其所失去的利益与资源。在民族地区, 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消减而变得更加明显。民族地区利益还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宗教既是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 又常常成为民族冲突、民族压迫的精神根源, 如新疆的藏独势力, 就是诱导、利用这种宗教的虔诚, 歪曲本来的教义, 鼓动人民的情绪等。

在本次研究中, 笔者主要通过卡尔·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模式来研究民族地区政治沟通过程。1963年, 卡尔·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中, 提出了“政治沟通”这一概念, 并形成了政治沟通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其政治沟通模型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意在说明:决策系统外部的信息通过通道输入决策机关或个人, 由决策者或决策机构根据输入的信息与以往的经验、记忆相参照, 形成一定的政策, 并以决策方式向系统外部输出信息和行动。这样的为引起的反映作为反馈信号再次通过信息通道进入决策系统, 如此循环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运作。

2.政治沟通视角下民族地区利益协调现状及对策

(1) 完善表达机制:注重收集民族地区民间的合理甚至零散的政治信息, 注重借鉴历史成功经验

社会矛盾的存在与激化, 一言以蔽之, 就是民间的利益分配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 民众利益受到损害, 民众诉求得不到重视, 甚至诉求无门, 这样就容易积累出一干问题, 特别是在民族地区, 除本来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外, 还因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状况而更加严峻。民族地区党委和自治机关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 健全利益的表达渠道, 搜集民族地区民间零散的政治信息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也是政治沟通的第一步。

(2) 拓宽输入渠道:拓宽民族地区利益表达的政治系统输入渠道, 缩短表达流程, 强化、鼓励正当的、合法的输入途径

第一就是拓宽输入渠道, 这是对“窄”的克服。这种拓宽是双向的, 首先, 党委和自治机关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人民的不同诉求;其次, 自治区域人民的利益表达应该是主动的, 有目的的和多元的。

第二就是缩短利益表达的流程, 这是对“长”的克服。这里主要是程序上的缩短。如果沟通渠道过长, 利益表达就容易在半路积压、失真、消失, 这些都不利于形成利益表达的通路, 也就更谈不上协调和疏导了。

第三就是强调、鼓励正当合法的利益表达途径, 这是对“脆”的克服。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人民的利益表达途径只有诉之于合法路径, 才有被协调和疏导之可能, 自治区域党委和自治机关应当探索此类利益表达的激励机制, 防止人民走了弯路、老路甚至邪路。

(3) 完善决策机制:加大民族地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扩大真实民意对决策的影响, 使决策结果向更符合民族地区利益的方向倾斜

在民族地区日益复杂和繁重的利益诉求中, 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利益协调的合理化, 单单靠某一部门的“闭门造车”, 怕是有害而无益, 因此, 就需要不断地扩大公民参与程度。

党委和自治机关的决策, 往往是民族地区政治沟通过程中的最重要一环, 因为它直接生产出利益分配的政治产品——政策, 这是利益协调的直接体现, 因此, 这一环必须要解决真实的矛盾, 反应出真实的民意, 分配出合理的利益格局。

(4) 变通执行机制:在执行政策过程中, 需要结合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特殊情况灵活变通执行

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体现在政治沟通的各个方面, 但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政策的执行阶段。因为在执行过程中, 要直面这些差异性、特殊性、复杂性、宗教性等。变通执行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自治机关享受的自治权之一, 这充分考虑到了民族地区的特殊的区情, 这也就需要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 不搞“一刀切”式的执行倾向, 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 构建多元反馈机制:鼓励多种非政府力量对民族地区的公共政策充分反馈

作为利益分配的政策到了反馈则完成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反馈的后果再通过政治沟通的表达机制进入政治系统之中, 成为下一个政策的开始, 在民族地区更是如此, 面对各种利益被协调的主体, 如果没有科学、开放的反馈机制, 很难做到真正的疏导, 因此, 反馈主体的多元化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这种多元化, 并不是以自治区域党委和自治机关的宣传为主导的, 而是以大众传媒, 包括电视、电台、各类政论性报纸、各类期刊, 互联网等主流媒体和微信、政务网等新媒体为主导的, 以自治区域公民的参与、各社会团体、民主党派、NGO等主体共同参与的。

在政治沟通的理论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利益协调机制与渠道的“窄”“长”“脆”等弱点, 因此, 自治区域党委、自治机关和人民都应该积极应对, 在考虑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同时, 大力搜寻有价值的政治信息, 努力疏通、扩展、创新该地区的政治沟通渠道。

摘要：本文以政治沟通为研究视角与思路, 试图归纳民族地区利益协调的架构模型, 为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探索。

关键词：政治沟通,民族地区,利益协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