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规模经营（共7篇）
集体规模经营 篇1
摘要：家庭承包责任制经营农地已不能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需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经营模式。在已观察到的农村实践中, 农地规模经营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 故国家希望通过明确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 最终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而现实中, 农民最关心的是农地耕作是否方便、收入是否提高, 反而对农地确权的关注度不高;土地流转实际情况也不如预期, 一些案例中, 土地确权后甚至增加了农民生产的不便, 反而不利于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比较4种主要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后发现, 与其他3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相比, 农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不需明确土地权利, 从而避免明确土地权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可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 改善耕作条件。建议在农地规模经营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考虑集体规模经营方式, 以稳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键词：集体规模经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确权,土地整治
引言
城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农村土地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则是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之初为农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但农户耕地面积小、地块破碎分散已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中央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 并进行了有关探索, 先后进行了“两田制”、“四荒使用权拍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有关探索和改革[2], 但前两种因为其自身局限性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借鉴模式[3,4]。土地规模经营则被认为是农村发展的出路, 并在农村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庭、企业、合作和集体四种不同的规模经营方式。从四种规模经营方式中, 寻找对一般农业区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经营方式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无论在具体推广, 还是在模式的选择上我们都应该遵守“三条底线”, 即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基本权益[5]。
土地流转被认为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 即首先要把土地集中起来, 才能进行规模化的耕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促进土地流转, 多次表示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从2008年开始又要求进行土地确权, 并在之后对土地确权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的确权工作[6]。但在农村中却出现了农民对确权证书毫不在意的行为, 以及时有发生的撂荒现象, 这种现象与国家的初衷相违[7]。明确的土地权利对土地流转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虽然土地规模经营已经被广泛认可, 但具体实践时未能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也没有找到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的正确模式和方法。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几种主要的规模经营模式和近年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方向, 认为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关心的并不是土地权利是否明确, 而是农业生产是否方便、收益是否可观。土地集体规模经营能够为农民提供便捷的基础设施, 保证收益不下降, 且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 能够满足一般农业区的发展要求, 适用范围更广。通过以上分析, 期望能够重新重视土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 同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农地规模经营势在必行
土地报酬递减是指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增加对土地的劳动、生产成本等可变要素的投入, 当这些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 土地的边际报酬随着可变要素的增加而增加;超过特定值时, 边际报酬则随着可变要素增加而减少[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户均分给农民使用, 每户只需上缴一定量的公粮, 余粮由农民自己处理。农户家庭的土地面积不变, 收获的粮食随着投入劳动和生产成本等的增加而增加。农民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化肥农药使用量和提高机械化程度等来提升产量。承包责任制施行初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较少, 劳动投入成本较低。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增, 劳动力价格提高, 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成本增加;虽然可以通过购买机械来代替劳动投入, 但由于每户土地面积较小, 成本仍然难以降低。此外,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在增加;在缺水地区, 农业灌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粮食亩产比过去确实提高不少, 但粮食属于大宗商品, 价格和需求量较为稳定, 农民的收入增加有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农民当前处于土地报酬递减阶段,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迅速, 而农民收益则缓慢增加甚至没有增加。因此, 在面积一定的土地上, 农民无法再继续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 劳动力价格也明显增加。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超过单纯在家务农的收入, 土地不再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撂荒现象时有发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毕竟只是一种农地使用制度安排, 它不可能涵盖, 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为了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收益, 土地规模经营便成为农业生产的首选方式。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1990年曾提出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有两个飞跃, 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二是适度的规模经营[9]。当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契机。
二、现行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比较
(一) 现行四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局限
1.家庭规模经营
家庭规模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家庭规模经营体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依靠农地流转自发发展起来的规模经营, 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初步探索。这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在自己承包地和经土地流转的承包地上耕作, 因此它的主要优点是较为灵活, 但由于经营主体是单独的家庭, 在规模和效率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 比如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成本较高, 限制了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投入水平;单独的农户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市场信息, 农业生产很难根据市场状况作出调节, 以及农业生产自身固有的风险, 如旱涝, 都增加了农业耕作的风险。黄宗智还对比了美国的家庭农场, 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大型家庭农场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的, 并且美国追求的是单位劳动力的最大产出, 中国应该是单位面积的最大产出[10]。
2.企业规模经营
企业规模经营是指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农民自愿以土地入股, 从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方式。它与家庭经营的方式类似, 但由于经营土地的主体变为企业, 在农业投入和生产信息的掌握上更具有优势, 这种经营方式相比家庭经营, 提高了规模并能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 减少农业的生产风险。农民将土地入股得到的报酬比流转给农户得到报酬要多, 因此, 许多地方都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地企业经营的模式。根据重庆市实践的结果, 企业经营模式运行较好的地区一般都是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因为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企业在规模化经营土地时必然会发展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 而本身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正好与之目的相符合。但是在中国广大地区, 粮食作物的种植仍是主要经营方式, 不可能都发展经济作物, 这种经营方式也就受限于特殊地区, 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条件[11]。
3.合作规模经营
合作规模经营在建国初期是以行政命令组建的, 现在由于经营成本增加, 合作经营又由农民自愿发展起来。新的合作经营模式主要是专业合作社, 是在2006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把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其成员;服务内容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购买, 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专业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但这些专业合作社都不是以粮食作物为主, 主要是经济作物和蔬菜等,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专业合作社自身的特点造成的。首先, 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条件是具有区域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业和外部较好的市场;其次, 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商品化程度。而大部分地区都是以粮食作物耕种为主, 粮食作物本身价格稳定, 不需要较高的商品化程度, 因此, 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明显慢于瓜菜专业合作社等[12,13,14]。
4.集体规模经营
集体规模经营模式存在于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部分保留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营方式的农村。新的集体规模经营只将土地进行统一经营, 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农业技术等, 以及统一安排种植和销售。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是, 不再占有集体成员的劳动, 集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土地经营成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15]。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成功的村庄有很多, 如华西村、南街村等。同时, 农民集体还成立了许多村办集体企业, 村办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工业、房地产金融业等诸多方面, 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 同时还是以非农业补贴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集体经营如何管理主要由村民集体作出决定, 有很大的民主性,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粮食作为主要作物, 同时拥有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优点, 可以进行规模化的经营生产[16]。
(二) 农地集体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
土地规模经营被认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以上四种规模经营模式也广泛存在于农村, 但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拥有其他三种模式的优势, 同时还有其自己的特点。
1.集体规模经营符合农村现状
规模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集体规模经营同样可以减少成本。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中集体负责购买生产资料, 如种子、化肥、农药等, 具有采购数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提供生产技术和应用统一的大型农业生产机械,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降低农业灌溉成本, 在北方农业用水紧缺、灌溉费用高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一大难题, 由于新的灌溉技术成本较高, 一般农户只能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在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下, 集体可以统一采用新式节水灌溉技术, 尽管一次性投入较高, 但其成本远小于农户自己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在南方由于地形原因地块分散, 使得灌溉也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增加了生产投入的成本;若采用集体规模经营, 可以就近实施灌溉。
集体规模经营拥有家庭、企业和合作规模经营的优点, 适应区域更广泛。相比较其他规模经营模式, 集体规模经营不需要特色农业为支撑, 在以大田作物为主的广大农村都可以进行尝试。并且可以保证集体成员都参与进来, 集体成员参与后又使得土地规模进一步扩大, 成本进一步降低。
2.避免明确土地权利造成不利影响
除集体规模经营外, 其他土地规模经营的几种方式都需要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来促进土地的流转集中, 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不过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也有其弊端。根据贺雪峰对新时期农民的划分及观点, 即城郊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城中村村民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民[17]。我们可以发现对明确土地权利呼声最高的并不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真正农民, 而是那些占少数的、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土地并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非农效益的脱离农业的农民, 因此, 有些学者也担心我们的土地制度走向被这些呼声最高的伪农民绑架。
明确的、长久稳定的使用权之所以行不通, 不仅是因为占中国农业人口和耕地最多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不关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明确的土地使用权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 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土地用途的变更带来非农效益, 并且大规模的改变农业种植结构也不现实, 农业始终应该是种植大田作物。从土地报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 由于目前耕作成本的增加, 即使延长土地的承包使用权, 农民也不会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以前集体权利存在, 大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修缮, 在此之后大部分都荒废掉;继续兴建所涉及的矛盾可能随着土地使用权利明确越来越多, 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明确土地权利, 集体权利将会被进一步弱化, 没有能力再集中村中的一些资金来为本村的农业发展做一些贡献, 即村集体完全成为一个空壳, 只剩下传达政策这么一个作用, 影响力几乎不存在。明确土地权利不仅没能促进土地流转反而还产生了阻碍作用, 这就与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相违背。集体规模经营则可以绕开明确的土地权利, 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
国家非常重视土地整治, 视土地整治为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重大举措, 推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希望通过土地整治工程, 提高耕地质量, 方便耕作, 并以此来促进土地的流转, 推动新农村建设[18]。不过现实流转带来的情况却是阻碍土地整治工程, 耕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土地流转陷入困境。
在土地整治过程中, 难免会占用某些村民的土地, 土地流转前由于土地使用权长久稳定, 土地调整越来越难, 土地整治工程难以继续。在土地流转后, 流转承包方对土地整治并不关心, 因为土地整治是造福一方的工程, 大多数承包方都是外来的, 他们更关心自己承包土地的收益。土地整治如果占用他们的承包地, 即使对地方村民有利, 他们也会百般阻挠, 尤其是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后, 这样的例子在土地整治工作中时常发生。就算是对土地整治采取合作态度, 他们仍有掠夺性使用土地的动机, 很多农户宁愿土地荒在那也不愿流转出去的原因就是流转出去后土地肥力下降。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土地流转, 可收效却不如预期, 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流转机制。若以集体为单位的规模经营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首先, 集体本来就是土地拥有者, 土地还是农民自己使用的土地, 他们没理由不去保持土地的肥力。其次, 通过土地集体经营, 可以减少集体行动的成本;集体的舆论效应也会使那些不合作的村民参与进来, 土地的整治工程也可以顺利开展。最后, 集体还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土地整治,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三、农地规模经营的模式建议
综上所述, 集体规模经营首先能够满足“三条底线”[5], 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 同时还符合土地规模经营的目标。但以集体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必然要求赋予集体这种特殊的组织一定的权利才能够使其发挥效用。而权利必须有较好的监督、惩罚机制, 否则权利就可能被私人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对集体规模经营可能带来不利的方面, 可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来保证这种经营方式的良好运行。在当前民主化推进过程中, 农民对权利的觉悟越来越明显, 这为创造集体的监督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 只要将政策解读好, 让村民真正理解政策, 明白自己的权利, 那么监督机制就会是有效的。
集体经营同样具有很大的优势, 并且在私有化对土地流转的促进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 集体经营是值得一试的。我国农村本来就是集体所有制, 这使得集体经营有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就将土地打散。以前我们还有残存在其上的明确的集体土地权利, 可以此为纽带, 凝聚起集体的优势, 但长久不变的土地使用权可能将这个本来就已经散乱的、难以管理的众多农户彻底变成一盘散沙, 再也无法找回集体所有制下的那种有利的集体行动[19]。那时, 损失可能会更大, 决策成本会更加高昂。
集体规模经营 篇2
林业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实现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地实现了由村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模式的转变,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多有增加。农户林地经营规模的变动情况与林业的经营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福建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始于2003年,基于其林权制度改革 “一村一策”的现实基础,从改革政策最小的实施单位———村集体层面出发,研究改革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在国内全面推进,关于林权改革及林业经营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家庭在林业经营中所占份额的扩大,从农户角度出发探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及发展机遇显得尤为重要。综合现有文献,国内有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最先始于对政策的探讨。〔1~3〕伴随着政策的出台,研究主要集中在林权改革的绩效评价、〔4〕〔5〕林农的经济行为决策分析〔6〕〔7〕以及改革配套措施上,〔8〕多以经济研究为主。从研究对象的选择来看,既有宏观层面对改革具体实施和评价的研究,也有以农户或合作社为主体的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林改后,基于农户角度的微观研究,样本农户大多来自不同的村落,以典型村为例,对全村所有农户的研究较少。从经营角度出发,对农户的经营效率研究较多,对农户林地经营规模的变动研究较为有限。我们以村为例,基于农户的视角,对林改后林地经营规模的变动进行多角度探讨,以期更加全面的反映基层农户的真实情况,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数据说明及样本区概况
1.数据说明
我们以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为依托,对林改后福建省多地的林业经营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福建省顺昌县作为调查样本区,其林业经营状况在福建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先后对顺昌县多个乡镇进行了3次实地走访调查,掌握了当地农户林业经营的基本状况。综合考虑样本区的经济、林业资源等方面的特征,我们选取林地面积较大且村民对林地依赖性较强的XK村作为样本村,对其所有农户林改后林地经营规模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2.样本区概况
XK村位于福建省顺昌县北部,距城关10余公里,土地总面积为23051亩,其中林地面积16921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3.41%;林业资源较丰富,耕地面积较小,仅2400亩,占10.41%,是典型的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形。XK村为行政村,辖4个自然村,共有居民1537人,分布在11个村民小组内。
2004年6月,XK村开展以 “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于2011年12月基本完成林地确权工作。本次林改,在吸收历次林改经验的基础上,从推广家庭经营模式,保障林农营林权益入手,推动了家庭私有林经营的发展。林改前,村集体共有林地面积16921亩,其中1982年 “三定”划为村民自留山的林地面积有1766亩,被划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有3734亩,村集体预留180亩,可用于林改分林的林地面积有11241 亩。 林改过程中XK村的林地经营权分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组责任山均山,另一种是农户竞投标获取经营权。其中小组责任山均山面积为3952亩,农户竞投标均山面积为7289亩。至林改结束,实际完成区划登记面积12556亩,未登记面积4365亩(其中责任山合同尚未完善面积3490亩,自留山换证面积875亩),林权申请登记率74.2%,应明晰产权面积13795亩,已明晰产权面积13184亩,产权明晰率达95.6%。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对农户调查问卷的汇总。
从林改后的林地经营权的整体分布可以看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林地由村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的转变。样本村的数据反映出,林改后,农村林地家庭经营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经营,成为林地最主要的经营模式。
三、林改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变动多维度分析
1.农户林地地块数量及分布的变动情况
从XK村农户林改前后的林地地块数量及分布情况(表2)来看,林改后,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地块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林改前,村内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地块数量分布在(0,2)块、 (2,4)块和(4,6)块三个区间。其中地块数量分布在(2,4)块区间的农户户数最多为217, 占总户数的54.39%;(0,2)块区间分布的农户数量最少,为63户,所占比重仅为15.79%。从整体分布看,农户的家庭林地经营块数普遍在3 块以上。林改前,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块的中位数和众数均为4,其频次为139,所占比重为34.84%。可见,农户的家庭经营林地块数以3块和4块居多。地块数量多于4块的农户共有119户,占总户数的29.82%,其中地块数量为6 块的农户仅有10 户。笔者调研中发现,林改前,农户家庭只有自家自留山的经营权,自留山主要按林业 “三定”时期农户的家庭人员数量进行划分,其经营规模小的特点导致每户农民家庭持有地块数量较为有限。
林改后,随着小组责任山的分林到户和农户自家承包经营林地的增加,农户持有的林地地块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其中家庭经营林地块数均超过了2块,家庭经营林地块数在6块及以下的户数为187户,所占比重为46.87%。家庭经营林地块数达到并超过7 块的户数为212, 占全村总户数的53.13%,所占比重最大。林改后,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块数的中位数为7,众数为6,其频次分别为92和95。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地块数量在5块以上的户数为358,占全部户数的89.72%。可以看出,林改后,随着家庭获得林地经营权的同时,农户家庭经营林地块数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增加,调研中发现,林地经营大户家庭经营的林地块数普遍在9块以上,其中,林地经营地块数量最多的农户,其林地经营块数为34,较林改前的6 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块数达到或超过8块的农户共有120户,占总户数的30.08%;地块数超过10 块的农户有37 户,所占比重接近10%,林地经营的分散性逐渐增大。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对农户调查问卷的汇总。
综上所述,林改后农户家庭林地地块数量及分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经营林地地块数量明显增加。农户家庭平均经营林地地块数量从林改前的3.75块,增加到林改后的7.2块,其增幅超过了90%。二是不同地块间农户规模分布更加平均。从各地块区间的农户分布情况来看,林改前,各地块区间分布农户数量最小的为10户,最大的为139户,各区间的农户数量差距较大;林改后,各地块区间分布农户数量最小的为41户,最大的为95户,各区间的农户数量差距明显减小。三是农户之间家庭经营林地地块数量的差异更加明显。农户之间家庭经营林地块数的标准差从林改前的1.2,增加到林改后的3.23;变异系数从林改前的0.32,增加到林改后的0.45,农户之间的差距被逐渐拉大。
2.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及分布的变动情况
从图1中林改前后农户经营规模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林改前XK村农户的经营规模分布在(0,5)亩和(5,10)亩两个区间,其中全村399户农户家庭经营林地面积均未超过10亩,经营规模处于(0,5)亩的农户有282户,所占比重为70.68%;经营规模处于(5,10)亩的农户有117户,占全部户数的29.32%。林改前,由于村内的林地大多由村集体经营,农户经营的林地规模极为有限,农户林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这一时期农户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较小,其林业经营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加之林业经营成本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的特性,林业的生产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林改后农户家庭经营林地面积分布在(0,5)亩、 (5,10)亩、 (10,30) 亩、 (30,50) 亩、(50,100)亩以及(100,∞)亩六个规模区间上。其中, (5,10)亩规模区间上分布农户数量最多,为257户,占农户总数的64.41%; (0,5)亩规模区间上分布农户数量最少,为18户,仅占农户总数的4.51%;(30,50) 亩、(50,100) 亩以及(100,∞)亩等规模区间分布农户数量相对较为均衡,均在22户左右,略高于(0,5)亩区间的农户分布数量。林地经营规模超过100亩的农户达到21户,占总户数的5.26%。从林地的经营规模角度分析,林改后,林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数量相对较少,中等规模经营的农户所占比重较高;同时,小部分林农已成为林业经营大户。
对比林改前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及分布的变化,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农户的林地经营面积普遍增加。林改前,户均林地经营面积为4.43亩,从林业经营的特性和周期来看,规模相对较小;林改后,户均林地经营面积为29.88亩,为林改前的6.75倍。同时,林改前,大部分农户的林地经营面积不足5亩,而林改后,95.49%的农户林地经营面积超过了5亩。
二是林改后,林地由村集体向林业经营大户集聚。林改后, 有7289 亩(占改革林地总面积的64.84%)的林地面积以竞投标的方式承包给了农户,农户根据自身经营意愿和资金实力自由获得林地经营权,不少农户因此获得了大量林地。家庭经营林地最大面积由林改前的不足10亩,增加到林改后的接近500亩。有43户农户林地面积超过了50亩,其林地总面积为6290亩,占林地改革总面积的55.95%。可以看出,林改后,林业经营大户逐渐替代了村集体,掌握了村内大规模林地的经营权。但短期内林地经营面积的急剧增加使得大规模经营的农户在生产资料的投入、配置以及经营管理上都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是林改后农户经营规模分布更加分散。相对于林改前农户经营规模在(0,10)亩经营区间上的集聚分布, 林改后,XK村农户在小规模的(0,10)亩、中等规模的(10,50)以及大规模的(50,∞)亩区间上均有分布。其中中等经营规模的农户数量已占据较大比重,小规模经营与大规模经营的农户数量较为有限,形成了 “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格局。
3.林地分配的公平性测算及分析
林地分配的公平性一直是政府、社会以及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学术界关于林权制度改革公平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关于改革公平性的观点大都是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或者理论推演,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其公平性的文献目前更少。〔9〕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对新一轮林权改革林地分配的公平性做出评价。我们可以借助经济学中的洛伦兹曲线对林改前与林改后林地分配的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及分析,探究林地经营规模的分布变化。
(1)方法介绍。洛伦兹曲线是Lorenz于1905年提出的,被广泛用来分析不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描述的是按收入水平排序后,不同收入组人口比例与收入比例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我们分析林改前后不同林地规模组人口比例与林地规模比例之间的关系。当人口比例和林地规模比例相等时,曲线变为对角线,这时XK村的所有人得到同样的林地份额,代表了绝对平均;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所有的林地,曲线变为两条垂直线,代表绝对不平均。一般情况下洛伦兹曲线都处于两者的中间,当曲线离对角线越近,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同理。
在用洛伦兹曲线对林地经营规模前后分布平均程度进行比较时,大体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洛伦兹曲线占优,则洛伦兹占优的林地经营规模在农户间的分布较为平均;二是洛伦兹重合,则表示林改前后,林地经营规模在农户间的分布平均程度相等;三是洛伦兹相交,此时不能用洛伦兹曲线来比较林地分配的平等程度,这是洛伦兹曲线在应用过程中最为主要的一个缺陷。因此,我们在对比林地分配平等性程度时,辅之于基尼系数进行分析。
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G代表农户林地经营权分布的基尼系数,Yi代表第i组人口总林地经营规模占全部人口总林地规模的比例,Pi代表第i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 (∑Pi)′表示累计到第i组的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
基尼系数越大,林地经营权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越大。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在0.4以下则认为分配相对合理,而处于0.4~0.5之间则认为分配差距较大,超过0.5则代表分配差距悬殊。
(2)测算结果及分析。从图2中可以看出,林改前与林改后的洛伦兹曲线没有相交,且两条曲线之间的间距较为明显。林改前林地分配的洛伦兹曲线较为接近绝对平均线,而林改后林地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出现了明显偏离。根据洛伦兹曲线的特性,如果我们更为关注人均林地面积较少的农户,那么我们可以观察洛伦兹曲线的下端,而洛伦兹曲线的上端则反映人均林地面积较多农户林地分配状况。图2显示,在林地经营面积变化的过程中,洛伦兹曲线始终处于林改前洛伦兹占优的状态,说明林改后林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增加了。
通过测算基尼系数, 林改前的基尼系数为0.178,小于0.2,说明林改前的林地分配较为平均;林改后的基尼系数为0.493,较林改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验证了林改后林地分配不平等程度显著增加的分析结论。在计算基尼系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林改后,林地的经营规模分布逐渐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林地经营面积较少的农户,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0%,但经营规模仅为总规模的17%;林地经营面积较多的农户,人口虽然只占总人口的20%,但却经营51%的林地面积。主要原因是集体林改革过程中均山到户的林地面积较为有限,大规模的林地被林业经营大户通过竞投标的方式获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促进林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分配结果往往会随着农户获取林地资源的能力差异而出现异化,林地资源获取能力较高的农户掌握了较大规模的林地经营权。
4.农户林地破碎化程度的变动情况
通过对比林改前与林改后农户林地破碎化程度的变动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林地经营规模是否是合理的,对林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林地破碎化的衡量,主要从多块林地互不连接或者地块面积较小两个方面展开。学者们普遍认为单一的从地块数量或林地面积角度分析破碎化较为片面。孔凡斌〔10〕通过运用地块数量、地块面积、地形空间分布等6 个指标构建S指数、I指数、J指数来衡量林地的破碎化程度。其中,S指数和J指数均为利用地块数量和地块面积对林地破碎化程度进行衡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S指数和J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公式中,n表示农户拥有的地块数量,αi指单个地块的面积。
S指数与J指数的取值范围均介于0~1 之间。S值越大,表示林地的破碎化程度越高;J值与S值相反,其值越小,则表示林地的破碎化程度越高。将调研中XK村农户的地块数量和地块面积相关数据带入公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S指数由林改前的0.68降低到林改后的0.59,J指数由林改前的0.55上升到林改后的0.61。林改后林地的破碎化程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地的破碎化程度产生了影响,但从林业高效、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破碎化程度仍然较高。林地破碎化程度变动较小的原因之一是,在改革过程中,林地面积增加的同时,林地地块数量亦相应的增加。例如,XK村经营规模最大的农户林地面积达到490亩,但林地块数也有34块之多。从农户户均林地块数和林地块数分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农户户均林地块数从林改前的3.75块增加到林改后的7.2块,林改前林地块数分布较为集中,普遍不超过6块,林改后绝大多数的农户家庭林地地块数超过了这一数值。农户经营地块数量的增加制约了林地破碎化程度进一步的降低。林地破碎化程度变动较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小组责任山均山到户的过程中,农户块均林地面积规模普遍较小,制约了林地的破碎化程度的降低。林地的破碎化程度关系着林业经营过程中的投入效益,林地破碎化程度的降低对于发挥林业经营规模效率,促进林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对策建议
1.加大对林农的资金支持
林业经营周期长、成本回收慢的特性决定了林农在林业经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现阶段,学术界认为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出台给林农融资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调查发现能够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往往是林业经营大户,普通农户想要通过林权抵押实现借贷的融资方式难度很大,银行受理率较低。政府应该积极促进林业经营资金筹集渠道的多样化,加强林业信贷资金的总量,建立相关的信贷政策给予林农更多的优惠。首先,提供政策性贷款,解决农户的融资难题。通过建立政策性信贷机构,由当地政府提供相应的信贷资金,按照比较优惠的利率提供给资金相对匮乏的农户。其次,鼓励民间信贷机构的发展,增加信贷资金的来源渠道。政府应该扶持一些有资质的民间信贷组织,通过法律及相关制度规范其基本运营,解决林业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并同时实现农村闲置资金的高效利用。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林业生产资料购置的补贴力度。实现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方式的有效结合,在对林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同时,采用优惠价等措施加大对林农购买种苗、化肥、农机具等林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力度,减轻林农在林业投资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2.促进林业的规模经营
林地的规模经营应该在林业经营管理水平及林业产业特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第一,政府应该在现有林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林地流转机制。应该通过转包、入股、转让等多种流转形式,鼓励较小规模农户将林地流转出去,增加中等规模农户的比重,使林地经营权向林业经营技术能手或其他经营单位集中。第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滞留是制约林地开展林地规模经营的重要因素,应该通过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等措施使其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为林业的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第三,加大政府对林地规模经营的支持和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在工商、信贷、科研等有关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与保护,尽快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户在生产资料购买、林业经营管理及林产品销售的过程中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
3.引导林农转变经营观念,鼓励多种形式经营
首先,要加大对林农的林业经营教育培训,提高其林业经营理念及政策的认知程度,调动其联合经营的积极性。其次,促进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通过对林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原则及功能的宣传,加深农民对其了解程度,消除误解;同时,政府应加强对林业合作社资金、信息、法律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规范林业合作社的运作模式,促进其发展。再次,促进 “公司+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发展。在鼓励农户联合经营成立林业公司及坚持农民自愿原则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农村进行林业经营,促进公司和农户相互结合的林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最后,加强对多元化林业经营体系的支持力度。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通过给予相应补贴或税收减免的政策,加大对林业多元化经营体系的支持力度,促进林业的高效、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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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温铁军等.中国林权制度改革困境与出路[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如何看待农业规模经营 篇3
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探讨和争论由来已久并始终具有较强吸引力。改革开放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关农业规模经营的探讨就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直到今天,这一话题的探讨热度不减。估计未来学术界还将持续不断地探讨或者争议下去。对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始终具有学术价值。
学术界对于农业生产是否存在适度规模或者规模经济看法不一,甚至争议到最后对于农业规模经济或者农业规模经营的确切内涵都很难达成一致,只能各说各话。有的从生产关系上把集体所有的要素集中后或者个体生产要素股份合作化后作为规模经营,有的从生产力上把连片生产或者使用现代农业生产手段作为规模经营,也有的把农业专业化及其服务社会化作为规模经营等。对农业规模经营的不同界定、探讨的农业规模经营内涵及其影响和政策含义一定存在着差异。模糊地探讨农业规模经营,结果争议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是很难在学术上实现突破的。
学过农业经济学的,甚至没有学过农业经济学的,都可以对农业规模经营发表各自的看法。每种看法都可能有依据,也有可能被反对的意见难住。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我们生活中的客观现实有很大关系:各种规模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都广泛存在以及不同规模经营方式之间基本上不能完全替代。这也许是农业经济的独特之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没有出现工业生产经营上工厂替代家庭作坊和大规模替代小规模的普遍现象,或者说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具有永久生命力,任何国家或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如此。
为了避免歧义,我们不妨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针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言的,是特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其可利用或可动用的农业资源及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农业生产力的组织方式,一定要在经济社会中呈现出持续的竞争力和生命力,而不是主体模糊不清的某种资源数量规模或者产值等经济规模。这样,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探讨才会比较严谨,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含义才相对明确,学术研究的实践意义才可能体现。
现实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有大有小。单从土地要素来看,我国家庭经营规模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绝大多数家庭经营耕地规模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但也出现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家庭经营规模。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生产经营仍然以家庭为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规模有超过几百公顷的,也有几十公顷的甚至更小。很多土地资源禀赋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商业农场规模成千上万公顷,也有几百公顷以下的。随着我国放活土地经营权和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企业耕种的土地规模也呈现出差异悬殊的特征,有成千上万亩的,也有几十亩几百亩的。
如何看待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多样化的态势?未来趋势怎么样?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政策上应如何着力?
从趋势来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土地经营规模态势估计不会改变。这一判断尽管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完全符合,与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推算所得出的结论不相一致,但是现实生活的经验,国内外实践的考察,加上多年来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学术动态的把握,都能够提供依据。
如果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土地经营规模态势难以变化,那么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土地耕种规模是否会出现集中化分布趋势?未来是否会出现以某种土地经营规模区间(如50亩到200亩)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考虑到我国农用地三权分置的产权改革、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农民家庭对土地依赖程度的降低等趋势,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小规模土地耕种的家庭经营主体在数量上仍将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会出现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之所以呈现多样化而不是集中化分布,这与家庭经营的关系十分密切。家庭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承载着多种功能,绝不仅仅追求利润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世界上可能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家庭。家庭经济社会功能以及家庭间的差异决定了家庭经营农业规模的多样化。
家庭经营农业规模的大小深受经济因素影响,但绝非仅仅由经济单因素决定。任何外界,无论通过怎样先进的方法来帮助农民家庭测算最佳土地经营规模或者农业经营规模,可能都是徒劳的。鞋子穿在脚下,只有穿鞋者才知道是否合适。家庭经营怎样的农业规模、耕种多少土地,这个选择权和决策权赋予农民要可靠得多,外界过多干预就可能成为瞎指挥。
农业经营规模是否合适、是否扩大?农民心中有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界评价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问题就一定毫无意义,关键是怎样评价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问题,核心是要回答更加注重从资源配置中间环节来评价,还是更加注重从经济社会影响来评价。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更加依靠新型职业农民。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来看,要让一个合格的农民专门专心发展现代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让他(她)的收入水平或者家庭收入水平要能够达到社会上均衡的水平。也就是说,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定是要让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与预期的机会成本相匹配,否则没有人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种田不如打工,谁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既要面对直接间接的国际竞争,又要面对国内同行主体间的竞争,还要面对产品可替代的竞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定是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其主体能够在持续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市场竞争的最终赢家。如果人为地确定某个或者某区间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才能享受扶持政策,并且让这类主体长期靠扶持过日子,这种经营规模应该不是适度的,这样的政策可能也是失败的,长期结果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不利,对经济社会也是有害的。
集体规模经营 篇4
一、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农民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障, 是农村长期稳定的基础。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 人均耕地1.38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事实证明, 只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才能调动农民对增加土地投入的积极性, 树立长期经营、持续发展的观念。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 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 社会就不稳定。尽管近年外出打工的人数已达2.5亿, 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抛荒现象, 但农民市民化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该看到, 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处在不稳定状态, 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在内的福利农民工都无法享受到, 目前只有少数人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 而大多数人将在若干年后不得不返回农村。因此, 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比较效益偏低, 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 不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成人为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不解决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问题, 片面强调发展土地规模经营, 简单地把农民抛向市场、推向城市, 会使相当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 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 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 如果动摇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 则农业的家庭经营要么走向土地私有条件下家庭经营, 要么走向消亡或变成有名无实的形式, 这显然违背改革的初衷。所以, 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 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工业经济学原理, 现代农业都是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就能有效使用机器, 集约化经营就能降低费用, 提高劳动生产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随着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大量转移, 依靠集中和扩大土地面积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都经过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形式, 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 工业化国家都先后完成了土地的聚集, 走上了规模经营的道路, 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就我国而言, 虽然目前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暂时还无法在城镇落户, 但大约1.5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基本上不会务农。中央领导曾明确指出, 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从长远看, 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脱离农村、脱离土地的可能。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加速期, 随着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挤出效应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应的增加, 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比重日趋下降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村庄空心化、空洞化趋势将越发明显。当农民不再依赖土地, 不再把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 那么, 在此基础上就会逐渐出现农业向规模经营的自然过渡。从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看, 迫切需要发展现代农业, 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而要发展现代农业, 就必须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辩证分析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
要辩证看待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与积极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 深刻认识二者内在的必然联系, 绝不能把二者分裂开来、对立起来。
从国际情况看: (1)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 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 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 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就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也一直以家庭经营的小农为主体。 (2) 从各国实践看, 有效的小农经营体制是人多地少国家保障农民生计最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小规模土地经营者同样可以广泛使用各种现代生产要素, 并利用社会分工将自己的生产纳入机械化、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轨道。像良种、化肥、农药、灌溉技术等的使用, 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关系并不大;而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 小规模农户固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但通过购买适宜的农业机械或购买社会化的农业机械服务, 同样能够达到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使用效率。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共有2.3亿农户,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在0.55公顷左右,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多数地区靠扩大土地规模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的。轻易放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 鼓励大公司大规模兼并土地, 不利于农业农村的发展, 还会导致城市病。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改造传统农业的途径就是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水平, 即广泛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 增加技术、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 大力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其要旨是:一方面, 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来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减少农民数量, 提高务农土地人均占有量,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变成有一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家庭农场、牧场、林场果园;另一方面, 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特别是要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形成规模效益。
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看: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 也并非意味着这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进, 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在不改变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质的前提下,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改革的深化, 积极改善外部环境, 转变发展方式, 创造家庭经营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并不断充实和丰富它的内涵, 不断对土地制度进行创新, 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只有这样, 我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才会具有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才能真正持久稳定。
从适度规模经营看: (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质并不是对家庭经营的否定, 而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延伸和发展, 通过改善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 实现有关环节的机械化、专业化、社会化, 并克服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种种局限,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也更能从根本上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稳定。 (2)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取决于农民非农产业就业程度, 取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3) 从长远看, 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 决不能急于求成。相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规模经营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这个过程一定是在政府反复强调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保障下自发进行的。
从我国部分地区的发展实践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完善双层经营制度, 就不能因此简单认为现阶段就完全不能搞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 实现非农产业充分就业, 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和农民的意愿强制推行规模经营。在实践中, 各地一般都把60%~70%的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入非农产业作为实行规模经营的起步条件。单就这一条, 无论从局部还是从全国看, 我国都还不具备大量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当然, 在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 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部分大中城市的近郊区, 应当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建立适应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要求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建立支持农民发展二、三产业的城乡经济管理体制, 促进部分有稳定非农产业就业和收入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土地, 实现以城乡的工业化积累来逐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逐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的现代化。
当然, 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只是集中土地。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也可以是服务的规模, 如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程度。在我国, 寄希望通过大规模集中土地, 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不现实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依靠龙头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带动, 通过分户生产、联合加工和销售的途径, 可以使一个产品、一个产业在一个区域内形成有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化大规模生产。这是在集约化生产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的现实途径,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选择。
四、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途径
根据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具体国情, 结合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我国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在局部条件具备的地方, 随着农村人口转移, 通过部分农民依法自愿流转土地, 逐步实现土地集中型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通过合作服务实现合作服务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三是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分散农户提供统一服务的统一服务型规模经营。
(一) 土地集中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与农村土地流转紧密相关。目前实行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主要有种粮大户经营、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等类型, 其中以种粮大户经营为主体。
(二) 合作经营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在家庭经营基础上, 主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型、龙头企业经营型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型是指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民自愿参加组成的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为入社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带动农民专业生产, 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获得良好的规模效益。
龙头企业经营带动型是指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 龙头带基地, 基地联农户, 产加销一体化, 种养加一条龙, 实行区域种养、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系列化服务, 使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形成区域性的主导产业
(三) 统一服务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统一服务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各类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生产服务性企业等将分散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技术推广纳入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轨道, 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程度, 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五、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建议
(一) 必须完善四个坚持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坚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是否流转土地、开展何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要由农民做主;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引导的作用, 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 允许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多种投入主体并存、多种实践路径并存。
(二)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设,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在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 农户可以维持对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而将部分或全部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出去。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 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不准借土地流转剥夺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不准借土地流转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土地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剩余期限。土地流转应当是有偿的, 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土地流转的收益应归农户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和扣缴。在此基础上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三) 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要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专业合作社的力度, 增加社员数量, 增强合作社带动能力, 提高组织化程度, 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抓好统一信息、信贷、供种、植保、防疫、加工、销售和分户种植管理等, 落实生产技术标准, 对接市场提高其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四) 大力发展各类多元化的农业服务组织,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要加快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或者暂不具备流转条件的地区采取“社会化服务+农户”方式, 做好统一产业布局、统一种苗供应、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专业化服务, 发展订单生产, 将单一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环节纳入规模化服务范围, 为农民提供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各类服务组织与农民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连接机制, 充分发挥其为分散的农民提供统一经营和服务方面的作用。
(五) 大力发挥集体组织在统一经营和服务方面的作用,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鄂北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调查 篇5
目前,随着我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不断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日趋下降,粗放经营甚至直接抛荒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我省细小规模的农业经营难以应对国际竞争,农业产业形势严峻。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影响,“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发展规模经营是我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对鄂北三市(襄阳、十堰、随州)的调查发现,当前鄂北地区具备一些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客观条件。地域、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土地收入、非农就业程度等是影响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鄂北地区农业规模化经营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缺位、土地纠纷调解体系不完善等。因此,要从把握好规模经营的“度”、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管理等几个方面入手,促进鄂北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
一、鄂北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状
1、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
调查数据显示,当前鄂北农村劳动力就业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高。在被调查的300户农村家庭中,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仅占到实际从业人员总数的23.7%;二是农业从业劳力老龄化显著。农业生产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达到了48.3岁,明显高于兼业人员和非农就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三是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纯农业劳动力中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比重仅为41.1%,兼业劳动力中的比重为77.3%,而非农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高达85%.
2、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襄阳市土地流转面积中,规模经营面积65万亩,其中:30-99亩的37万亩,占规模经营面积的57%;100-999亩的16万亩,占规模经营面积的24.5%;1000亩以上的12万亩,占规模经营面积的18.5%。
随州市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速度也不断加快。截至2013年,全市共流转土地35.3万亩,占全市耕种面积14.1%,比全国11%的平均水平高,但比沿海地区低。同时,土地流转的主体也逐渐多样,由种田能手发展到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十堰市常用耕地面积261万亩,其中家庭承包耕地面积233.41万亩。截至目前,全市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27.52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1.8%。
鄂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主要呈现四个特点:流转规模扩大、流转形式多样、流转主体多元、流转效益递增。
3、土地集中经营的农户意愿分析
民意是制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结果表明,9.2%的农户家庭表示愿意扩大耕地经营规模,27%的农户家庭希望有偿流出全部耕地,37.8%的农户家庭会选择流转除自留地外的全部耕地,此外还有26%的农户家庭希望保持不变。可见,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都希望将土地有偿流转。
4、农业机械化水平
2015年,全省农机装备总量增加到4500万千瓦,实现机械耕整6500万亩,机械播栽850万亩,其中机械插秧680万亩,机收4000万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65%。鄂北岗地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加快发展粮、棉、油、畜牧、水产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棉花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血吸虫疫区全面实施“以机代牛”工程。
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具体措施
针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普遍存在的融资难、政策扶持难、用地难、流转规范难等问题,政府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1、打造鄂北岗地现代农业示范区
2013年以来,襄阳市积极打造以枣阳、襄州为核心的鄂北岗地现代农业示范区。《鄂北岗地现代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汇报会,对鄂北岗地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和把握,强调建设鄂北岗地现代农业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举措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根本思路和政策扶持方向,对争取国家投入,增强鄂北农业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
2、积极推进鄂北城乡一体化建设
自2011年起在鄂北岗地选择一批乡镇,实施整片推进城乡一体化试点,把樊城区牛首镇张营村作为试点起步区先行突破。
开展鄂北城乡一体化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以人为本、整片推进”的原则,迁村建城,流转土地,创新管理机制,实现“三集中、四转换”目标(即居住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村委会转换为居委会、农民转换为市民、资产转换为资本、农村转换为城市),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收入能够增加,集体经济发展有空间、资产能够增值,为鄂北城乡一体化发展探索积累经验。
3、完善水资源配置工程
作为我省自主投资额度最大、受惠面积最广的重大水利工程,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267公里,从丹江口水库清泉沟引水,通过明渠、渡槽、倒虹吸和隧洞等,以自流方式途经老河口、襄州、枣阳、随县、曾都、广水,最终抵达大悟县。工程建成后向鄂北地区年调水7.7亿立方米,将解决鄂北地区480万人、470万亩耕地生活和工农业用水,同时有利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和调度运用。进一步优化我省水资源配置,对促进鄂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我省乃至全国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建议
1、把握好规模经营的“度”
适度的规模经营能在提高土地产出率的同时,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衡量是否适度的依据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装备和生产技术条件下,能保证农户各项生产指标和经济收入达到或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时所需的土地数量。要认识到,农业规模化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载体。
2、积极组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保证平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有效传递和执行政策,为农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服务。进一步优化土地流转环境,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有利条件。
3、关注农民的利益保护
土地流转过程中应当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对通过保底分红等方式流转土地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探索,要给予更多关注和扶持,可持续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让农民充分参与到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4、明确部门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涉及到农经部门、财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金融部门、审计监察部门、信访部门等。需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各部门职能制定工作内容,明确权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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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沛良.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C].2013年全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座谈会论文集,2013.
集体规模经营 篇6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经营,生产成本
1 引言
随着以均田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应逐渐释放, 土地细碎化经营、难以与市场接轨、比较效益低下等问题渐露端倪, 关于农地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 中国农业并不突出地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 因此认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不能成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许庆、尹荣梁, 2010) 。刘凤芹 (2006) 在研究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后得出“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
但持适度规模经营论观点的学者肯定规模经济的存在, 将其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困境的一条重要的途径。黄季焜和马恒运指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的原因之一是种植规模过小, 因此要降低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 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关于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估测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然后根据各产出弹性系数之和来判断 (许庆、尹荣梁, 2010) 。苏旭霞和王秀清 (2002) 用山东省莱西市的农业生产数据, 测算出玉米和小麦的规模弹性分别为1.278和1.268, 意味着粮食生产存在规模经济。而从生产成本角度, 对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性质的定量研究并不多。其中, 许庆等 (2011) 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104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研究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时得出结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另外, Tan et al. (2008) 基于江西省东北部331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得出结论:每增加一亩水稻种植面积, 能带来1.4%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但是, 关于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对油菜生产成本影响的定量研究却寥寥无几。因此, 本文致力于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以冬油菜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通过构建合适的农户模型, 从生产成本角度考察我国农户油菜生产的规模经济存在性, 从而回答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否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降低这个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界定;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研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给出计量结果;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2 相关概念界定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规模经济”的表述为“考虑在既定的 (不变的) 技术条件下, 生产一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 如果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 那么就可以说存在着规模经济”。可见, 规模经济讨论产出变动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关系, 从平均成本下降角度来衡量。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寻找:生产要素投入同比例变化、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零散土地改整等三种情况所带来的内部规模经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公共设施、市场集聚、产业关联等规模变动的效益流入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 (蔡昉、李周, 1990) 。
参照许庆等 (2011) 研究粮食生产的规模经济性时, 以土地经营规模代表农业经营规模, 本文中经营规模特指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 (后文中生产规模或种植面积) , 规模经济特指内部规模经济。生产成本则指农户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支出 (不包括其间所发生的与直接生产过程无关的期间费用) , 主要包括劳动力、机械畜力作业、种子秧苗、化肥、农药等投入 (李谷成, 2009) 。
3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3.1 计量模型:生产成本模型
从规模经济的定义出发, 可以根据平均成本是否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下降来判定规模经济性。农户生产油菜的费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动成本, 指雇工和自家劳动投入;二是流动成本, 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和良种等原料投入;三是固定成本, 主要体现在农用机械等固定资产的消耗和折旧。为了分析土地经营规模对油菜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 用种植面积代表土地经营规模, 用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代表生产总成本, 用单位产品劳动力支出成本、单位产品化肥支出成本、单位产品农药支出成本、单位产品种子支出成本、单位产品机械支出成本代表上述三类成本, 参照Tan et al. (2008) 研究土地细碎化对江西省水稻生产成本影响时建立的模型, 选取种植面积、户主年龄、户主所受教育程度、从事油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家庭背景和农户市场参与度作为解释变量, 利用调整R2和F值从线性和半对数线性两个模型中挑选出最合适的模型 (见表1) 。
除了机械支出成本采用线性模型, 其他各项成本均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 如下所示:MCi=α0i+α1iLand+α2iAge+α3iEdu+α4iSize+α5iBackground+α6iMarket+δi
LNPCi=α0i+α1iLand+α2iAge+α3iEdu+α4iSize+α5iBackground+α6iMarket+δi
其中, MCi表示单位产品机械支出成本, PCi分别表示第i个农户种植油菜的TC (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 、LC (单位产品劳动力支出成本) 、FC (单位产品化肥支出成本) 、SC (单位产品种子支出成本) 、HC (单位产品农药支出成本) , 单位为元/斤;Land表示种植面积, 单位为亩;Age代表户主年龄;Edu代表户主所受教育程度, 用在校受教育年数计量, 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分别计为0、5、8、11、14年;Size代表从事油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单位为人/户;Background为虚拟变量, 代表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 如果有则取为1, 没有则取为0;Market代表农户市场参与度, 采用油菜籽销售数量占油菜籽总产的比重来度量;δi为随机干扰项, 具备古典假设的标准特征;i=1, …, N, N为有效样本容量。
3.2 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4个冬油菜综合试验站对2011年全国冬油菜生产情况的调查, 从2011年12月开始, 2012年1月结束, 在13个省市118个油菜大县, 采用实地访问的方式随机抽样调查了油菜种植农户2138户。调查问卷由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与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研究人员共同设计, 具体指标含油菜种植农户2011年油菜种植面积、生产成本、销售情况、经济效益等。
调查的13个省市分别为安徽、重庆、云南、四川、上海、陕西、江西、江苏、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和广西, 其中湖南省户均油菜面积 (4.67亩) 最大, 陕西省为最小 (户均0.49亩) 。13个省市的油菜种植面积占全国油菜种植面积80%以上, 其中湖北省是油菜种植第一大省, 2010年种植面积为1159.70千hm2, 占全国总面积16%左右 (表2) 。
虽然调查农户的总数为2138个, 但若有些调查数据缺失及存在异常值, 则该农户的观察值就被删除, 所以, 在分析中实际使用的观察数具体见表3。可以看出, 在所列的五类成本中, 劳动力支出成本最大 (1.86元/斤) , 其次是化肥支出成本 (0.43元/斤) , 种子支出成本最小 (0.06元/斤) 。
4 实证研究结果
由于所采用的数据为农户一级的调查资料, 考虑到模型的随机干扰项有可能存在异方差, 为了避免用OLS法所估计出来的参数的标准差存在误差, 所以使用Newey-West一致协方差估计对各参数值进行估算。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各方程均通过了F检验, 调整R2值对于截面数据模型而言, 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本文比较关注的土地经营规模 (Land) 对油菜生产总成本有显著负影响, 即扩大油菜种植规模可降低油菜的生产成本, 根据调查数据中生产总成本均值与2010年全国油菜亩均产量来计算, 农户种植规模每增大1亩, 每亩总成本可降低13元。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还能带来劳动力支出成本、化肥支出成本和农药支出成本的显著降低, 其中, 每增加一亩地的经营规模能分别带来2.6%劳动支出成本、2.7%化肥支出成本和1.1%农药支出成本的降低。假定情况相同, 按2010年全国油菜籽播种面积7370千hm2 (1105×105亩) (包括春油菜播种面积, 但春油菜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很小) 计算, 户均规模增加1亩, 全国油菜生产可节约劳动力成本73872万人, 化肥成本21741万人, 农药成本1154万人。说明扩大户均种植规模从全国层面上来说效益是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 农户市场参与度对各项成本有显著的负影响, 即农户生产的油菜籽中用于销售的数量所占比重越大, 生产成本越低。理性经济人均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 市场化程度愈深的理性农户愈会精于成本收益计算, 所以在生产过程中愈注重控制成本投入。其中, 市场参与度对劳动力成本的负影响最大, 农户每提高1%的市场参与度, 劳动力成本可降低74.2%。
户主年龄对劳动力成本有显著正影响, 对其它各项生产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与年长农户的经验优势相比, 年轻农户的劳动力强度优势更大, 年老农户的劳动力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变量与各类生产成本的关系表现得不是很稳健, 对化肥成本和农药成本有显著的正影响, 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增加化肥与农药投入。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模型结果表明油菜生产存在规模经济, 油菜生产规模对油菜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扩大生产规模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的降低, 具体而言, 每增加一亩地的种植面积所带来成本降低效应为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成本降低与经济效益提高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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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 篇7
1 李埝乡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情况
李埝乡位于东海县西北部, 两省三县交界处, 下辖11个行政村, 辖区面积72.1km2。集体所有农用地面积为2892hm2, 其中耕地面积为2440hm2, 农业人口35900人, 劳动力14240人, 是传统的农业乡镇之一。
近年来, 李埝乡将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 对农村土地从分散向适度规模集中经营做出积极引导。从2008年冬季开始, 通过土地流转, 土地复垦等措施, 率先在李埝乡山西头村开始试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30hm2 (生态园) , 并获成功, 继后又在李埝乡五联村, 连汪村, 高山村等全面推广, 截止到2013年年底, 李埝乡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1866hm2占到李埝乡耕地面积的76.5%, 其中:花生规模经营面积至800hm2, 占规模经营面积的43%, 玉米规模经营面积933hm2, 占规模经营面积的50%。土地规模经营后, 整体运作良好, 得到村、组、农户、专业户的普遍认可。但从当前情况看, 李埝乡在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商仍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 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规定, 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等都亟待解决。
2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建议
2.1 加强宣传, 提高人们对土地流转必要性的认识
由于李埝乡地处东海西部, 土壤贫瘠, 很多村民仍然受小农思想的束缚, 即使自己外出打工也不愿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其他人, 导致规模经营难以进一步发展。基于这一点, 可以通过加强对土地流转必要性和效益的宣传来调节, 提高人们对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认识。土地除了是农民生存就业的手段之一, 也是一种潜在的庞大的资产, 而要实现这一资产的现实化就必须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相关人员可以向村民宣传通过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而致富的一些典型事例, 为村民耐心讲解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政策, 使群众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自愿和放心流转。提高基层干部“以地生财”的意识, 通过干部的“领头”作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2.2 对土地流转管理机制进行建立健全,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针对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 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的问题, 应该加快对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可以对土地流转实行登记制度, 在流转过程中必须经村委会备案, 对规范的流转合同加以签订。还应该积极探索通过市场调节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 通过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等方式对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进行建立和完善。乡镇干部应积极发布各种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并为大家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工作, 村级单位则可以通过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 合理接收和利用农户申请托管的土地, 促进土地流转在向市场化转化的过程中更加合理。必须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在进行过程中严格遵循土地流转程序和手续。还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可以通过经济奖励及政策等刺激土地流转工作, 对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且给农户增加切实收益的大户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等, 促进良好土地流转氛围的营造。
2.3 对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
除了要加快土地流转外, 还必须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关注度, 促进其快速发展。在立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 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加快土地流转工作中, 应实现土地合理配置和增值, 明确高效规模农业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农民增收, 而推进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关键则在于选准高效农业项目和选准承租人。这就要求在适度规模经营中必须精选对象, 择优发包。即可以发动愿意当种田专业户的农民报名, 由乡村联合审核, 选择综合条件比较合适的农户。否则没有好的开发和经营者以及好的农业项目, 根本无法带动农民受益。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引导, 法人投资, 企业经营, 产业化开发”是主导方向, 必须在立足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扩大在农业招商上的力度, 且应在积极寻求招商渠道的同时关注招商质量。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地域和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为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渠道, 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良好、放心的条件。
在解决农业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各种举措中,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加快其适度规模经营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 乡镇各地应加强宣传, 提高人们对土地流转必要性的认识;对土地流转管理机制进行建立健全,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对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 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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