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建设方向(共12篇)
资源建设方向 篇1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也迫在眉睫。总的来说, 信息资源的建设有两个重要方面, 即馆藏资源数字化和社会资源馆藏化。馆藏资源数字化就是要根据学校的教学科研需要对重要参考书、学术期刊、特殊图书进行数字化处理,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方位搜索平台, 实现网上轻松阅读与下载。社会资源馆藏化, 是对社会上已数字化的信息资源, 特别是网络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收集、整合与利用, 大力拓展网上资源, 通过对信息的搜集、跟踪和过滤, 将有关信息数据资源分门别类地加以组织, 整理入库, 供读者查阅与使用。
一、当前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
当前, 各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比较倾向于购置商品数据库。商品数据库具有学科覆盖面广、数据量大、质量高、数据来源稳定、售后技术支持好、查阅方便快捷等优点, 但也存在费用高、针对性不强等缺点。因此, 建立本馆特色的数据库非常必要, 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专题数据服务。具体来讲,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有以下几种。
(一) 对纸本图书数字化加工, 建立数字图书馆
即把图书馆珍贵的、有保存价值的或使用频率高的图书通过扫描等处理手段, 加工、整理、编辑入库, 建立本馆特殊的数字图书馆。
(二) 采集互联网有用信息, 建立特色数据库
即把互联网上有用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智能采集软件采集下来, 采取分类、加工、整理、标引等手段, 建立有本校特色的数据库。该项工作对各个高校的信息资源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社会资源馆藏化的典型代表。通过该项工作, 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以从互联网海量的信息中有针对性地抽取精华, 提供给本校读者使用。
(三) 对数据光盘加工整合, 建立光盘数据库
即把图书馆内使用频率高的书附光盘和多媒体教学光盘等加工整理, 制作成多媒体数据库, 提供给读者下载使用。对于大量的书附光盘及多媒体教学光盘, 图书馆一般派专人负责管理, 读者若需要, 可办理相关的手续借阅。如果把这些光盘每种抽取一张, 加工成光盘IOS文件, 存入磁盘阵列, 然后用相关软件对这些光盘分类、编辑、管理和发布, 提供给读者上网查询和下载, 那么既方便了读者, 也解决了书附光盘管理的难度。
(四) 把重要论文、档案、会议纪要加工整合, 建立档案库
考虑到长期保存和日后查阅的需要, 把学校某些重要论文、档案、会议纪要经过电子化处理, 分类建立档案库, 供人事、组织、教学、科研等部门进行查阅。
(五) 论文网上提交, 自建学校优秀论文数据库
学校每年的学位论文很多, 其中一些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图书馆应该拥有一套论文远程提交系统, 给学校各院、系分配一定的权限和账号, 让他们把优秀的学术论文直接从网上提交到图书馆的论文管理系统中心, 然后图书馆工作人员再对这些论文进行整理、分类, 建立论文数据库。
(六) 建立多媒体素材库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读者对多媒体方面的资料需求越来越迫切, 但很多高校图书馆没有建立多媒体素材库。针对这种情况, 图书馆可以组织人力通过因特网、光盘等途径, 大量搜集、下载多媒体素材, 如图片、图形、歌曲、多媒体教学课件、外语音频视频教学、科普教育短片等, 经过分析、归类, 建立多媒体素材库, 如图片库、MP3歌曲库、外语视听学习资料库等, 并把这些素材库通过FTP站点或WEB页面提供给读者下载使用, 从而拓宽图书馆的服务项目。
(七) 自建重点学科导航
高校图书馆应根据学科性质、专业要求以及师生的科研方向等, 对网上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把收集到的有用资源的网站或超级链接地址, 进行分类、整理、加工, 建立WEB导航, 从而节省读者查找资料的时间, 提高效率。
二、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硬件及管理人员的配置要求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对硬件及管理人员配置都有特殊要求。
(一) 硬件要求
至于硬件方面, 必须配置高性能服务器、大容量磁盘阵列、工作用电脑以及扫描仪、打印机等设备, 高校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置其他必要的设备。
(二) 人员配置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建设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模式, 网络上的信息内容良莠不齐、真假难辨, 质量优劣差别很大, 如何采集、分析、提炼、甄别、筛选、整序网上有价值的信息, 是信息资源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 新的网络环境对高校进行信息资源建设的工作人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些人员必须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较高的情报信息检索知识、较强的计算机技能、较深的专业知识、较广的知识面以及分析、思考和快速捕获信息的能力。这种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社会上很难求, 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培养, 同时, 也可以与学校重点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 让他们参与信息资料的甄别和筛选, 这样可保证搜集到的信息资料的质量。
信息资源建设对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哪里着手、如何进行信息资源建设是网络环境下每个高校图书馆都要面临的问题, 各高校图书馆应该联合起来, 群策群力, 团结协作, 共同搞好未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
摘要:信息资源建设对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对软件、硬件及管理人员配置都有特殊要求。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目前主要有:对纸本图书数字化加工, 建立数字图书馆;采集互联网有用信息, 建立特色数据库;异构资源统一检索;建立多媒体素材库;自建重点学科导航等。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网络资源,信息资源建设
参考文献
[1]程亚男.图书馆工作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86~88.
[2]沈迪飞.图书馆信息技术工作[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130~137.
[3]刘俊熙, 樊松林, 陈守福.网络时代的图书情报工作[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资源建设方向 篇2
而仔细阅读会议文件后,不难发现,会议精神已为2014年国土资源工作指明了方向。如何让这些决策真正落在实践中,让这些深思熟虑的执政理念转化成助推发展的有力行动,也成为摆在国土资源部门面前的问题。本期将对中央三大会议精神进行系统梳理和要点解读,仅供参考交流。
【粮食安全】
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报告摘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分析解读:
粮食安全被列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任务之首,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再次加以强调。在我国粮食产量刚刚取得“十连增”,农产品供给基本充足、市场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一再强调粮食安全深意何在?
“我国历年来对粮食安全都高度重视,但此次重点更加明确,强调口粮的主动权。让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掌握粮食的主动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而对于如何掌握主动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证绝大部分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中央再次强调守住耕地红线,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突破耕地红线将威胁粮食安全。
在此基础上,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孔祥斌认为,“十连增”意味着我国获得了必要的粮食保障,但需要思考生产出的粮食是否安全?生产粮食的代价是什么?在他看来,当前我国粮食产量是通过高科技、高投入、低税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使耕地资源的生态问题不断恶化,农民耕地收益低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对此,应统筹国内耕地生态压力和国外粮食盈余,构建基于“生态、权益、粮食”三个安全的耕地保护制度。
【土地承包】
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
□报告摘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分析解读:
承包权和经营权是农民承包地的两束权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占有、使用、收益、流转权赋予了承包地,而抵押和担保权赋予了承包经营权,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创新。但也意味着,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正面临着分离,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思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徐小青指出,强调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明确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农户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是农户可以自主选择经营形式。强调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关键是要给农民吃“定心丸”。农民有了长期自主经营的土地,才能有稳定长远的打算,才能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家庭经营都是最适合农业的生产经营形式。农村家庭经营形式灵活,能包容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土地流转,都是为了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发家庭经营的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而对于当前农户间自发流转土地的现象,徐小青表示,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是流转的底线。“为农民土地流转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快推进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农民经营承包权流转市场,这才是健康、有序推动流转的关键。”徐小青说。
【总体布局】
空间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
□报告摘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打好扶贫攻坚战。
□分析解读:
“两横三纵”这一格局源于“十二五”规划。其中,“两横”指的是欧亚大陆桥通道和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则为三条纵轴。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已起到了经济引领作用,但中国区域幅员辽阔,人口、资源等长时间、远距离的流动和配置,既不经济又不安全,在中西部区域、东北部建设一定量级的城市群十分必要。”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政府不加扶持,可能有的地区就很难形成城市群。所以,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有责任思考如何把规划做得更科学,并在国家整体规划框架下积极推动重大产业政策、生产布局和区域发展相协调,因势利导。
【谁来种地】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报告摘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谁来种地”,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
□分析解读:
过上好日子、富日子、体面日子,是我国农民长期以来的最大梦想。专家普遍认为,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后继乏人”的现象,对我国未来农业、农村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必须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普通农户相结合。
“一家种几亩地,留不住农业人才。要规模化经营才能让农业有奔头,才能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规模化跟工业化、城镇化相关,随着人员转移,一些人不愿意再从事农业,可以通过流转方式把土地租给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租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认为,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目前这4种类型的新型主体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国家要加强培训、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新型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据统计,2012年底,全国农村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民家庭约2.3亿户,其中约4440万户进行了耕地流转,仍有1.9亿户从事农业。“这表明,农户家庭仍是我国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会有普通农户大量存在。”李国祥表示,一般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功能互补,这样的新型经营体系才是完整的。因此,不能忽略普通农户,要重视对小规模农户的扶持,推动有条件的农户发展成为家庭农场。
与此同时,目前,全国种粮大户6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8%;家庭农场
87.7万个,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重点要完善农村要素市场,让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流转,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李国祥说。
【产能过剩】
以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报告摘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要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各类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政府要做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等工作。
□分析解读:
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总量和速度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内部结构的调整才是要害。一方面要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要实施创新驱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在主导产业发展。根本化解办法是靠市场机制,使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一些地方对大项目提供土地、税收、电价等优惠和补贴,实际上是产能过剩的“温床”,必须抓紧清理,节能减排环保的要求要成为硬杠杠。
另外,会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冯飞解释说,“我国经济过去的拉动力量和比较优势在减弱,必须靠创新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最终要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升级”。
【建设用地】
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
□报告摘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城镇建设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
□分析解读:
“不是每个城镇都要成长为巨人”,这不仅否定了城镇化贪大求快的做法,而且明确要依据不同城市自身条件合理设置发展规模。城市土地是有限的,工业占地太多导致生活用地尤其是居住用地减少,带来住宅用地价格高涨。为此,要充分盘活存量,优化用地结构,提高用地效率。
然而,盘活存量在实际执行中面临不少阻力。“使用存量土地涉及拆迁、补偿,代价高,难度高,牵涉很多社会问题;增量土地好规划、好使用、成本低,所以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增量土地的开发。”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说,要想把住建设用地的闸门,就要真正有效地管住增量,制定更严格的程序、指标,才能逼迫地方政府优化、整合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利用效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当前不少地区都存在人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率的情况,严重的甚至出现了空城、鬼城,浪费巨大。尤其是很多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占用了很多土地,城市化还是要让城市成为居民居住的城市。然而现在很多城市开发的新城
都是大面积广场、盖几栋大楼,居民的民用空间很小。这种背景下,我国城市化一定要遏制土地无限扩张,土地的居民用地、公共用地、产业用地之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城乡统筹】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报告摘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城镇建设,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分析解读:
“以往的工作规划大多是物质规划、技术规划,‘乡愁’一词带着社会、文化因素融入规划,这是很少见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严金明表示,城市建设有一个原则是因势利导,但一些城市建设中并非如此,好多城市千篇一律,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规划过程中一定要尊重自然。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我们正处在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城乡布局逐步调整的时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部分村庄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村庄要彻底消失。自然环境一旦被改变再恢复就很难了,城镇化发展必须要有长远眼光,必须突出天人合一,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中央提出的“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就体现了对这种传统“乡愁”文化的保护。
再论社会建设:挑战与方向 篇3
中国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透露出双面信号,一方面,过去30年变革,已经促进了各种社会竞争;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变革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当前实施社会建设的目标虽定,但有效办法却远未成型。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方向不明,或者说,究竟要“建设”什么内涵不明。
近期主导性的两个社会建设思路针锋相对:一个主张加强行政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另一个主张巩固社会自组织,让其成长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讨论意见不同,但都把重点放在实施管理的控制权主体上,分歧在由谁来控制社会。问题在于,双方明显或潜在的争夺权力姿态,往往将说理变成了斗争,使得很多更基本的问题,无法在双方参与下,得到理性及建设性的讨论,使得讨论缺乏足够的知识性启示。
如果说,经济建设取得成效,主要依靠释放个体和组织的经营权的话,那么,社会建设还必涉及各种权益之间的关系,及其怎样在不对等的条件下达致平衡。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规模来说,这是一个全新条件下的社会再整合问题。而目前的讨论,主要还是在已有经验上打转——要恢复基层自治还是加强行政管理。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方法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今天却广泛失效。
为什么如此?全球以及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曾经的经验今天难以奏效?为什么现有机制的社会整合作用变弱?只有真正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性质,才有可能找到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地涌现的“社会愤怒”值得注意。在韩国,“牛肉进口”曾引发十万人聚集首尔市政厅广场,抗议农产品政策损害青少年健康;在英国和法国,不时发生少数族裔青年砸烧店铺,暴力对抗警察事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激烈的社会对抗要求更换统治者集团,已经导致几个政府结束执政;在欧洲几个地区,旨在反对财政紧缩计划的罢工时而出现,由于无法兑现社会福利承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频繁更换;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曾经持续数月,参加者要求约束金融组织独享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基层,群体性冲突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数倍增长。
中国的群体性冲突呈现了新特点: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群体事件,民事对抗容易转化为政治(针对公检法机构)对抗;参与者的动机有利益涉入,也有价值涉入;不少利益诉求行动摈弃谈判,选择激进的方式进行。比如去年发生的淘宝商城抗议事件,中小商户不是和阿里巴巴争辩规则,而是选择攻击大商户,破坏他人商业利益,最后是混乱的商业秩序迫使改规止步。
上述国际国内事件的主题和起因不同,但却有一点相同:更少运用常规渠道和方法解决问题,政治社会学称之为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这一现象,伙同全球范围内对富裕阶层的敌意,就如吉迪恩·拉赫曼所认为的,正在“重塑从欧洲、美国到中国的政治局势”。
是什么使人们选择更激进的行动提出诉求?
每一种社会的稳定性,都依赖各种平衡利益机制的运转。越来越多的非制度化冲突提示我们,这些机制发生了问题——它们很难对新需求发挥平衡作用。如果现有机制的平衡能力不备,将“迫使”人们选择其他渠道,甚至通过制造破坏或提升冲突的方法谋求解决问题之道。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现象,要求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具体事件,以更高的分析标准,更广阔的视角和历史观照,探索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对当今理论和政策制定带来的新挑战。
二、对理论和政策的挑战
1.投票
通过投票连接选民意愿,作为反映并协调利益对抗的办法,长久以来被深信不疑。投票选举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制度化权利的方式平衡社会多元利益。凭借选举产生决策权威的机制,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权力更迭过程的社会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
但目前的各种社会运动,正在挑战二战以来形成的这一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经济区出现和旧经济区衰落,原来的区域利益格局及其相对利益发生了重组。新旧经济区都开始审视对方对于自己实现目标的新作用,并试图利用新机会。这些变化可能和国内选民的利益不一致,在不同的经济区,选民的需求和政府有能力提供的东西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一些新经济区依赖全球化中的人力资源成本差别,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财富增加之后,国内民众的普遍要求是提升工资。相对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又使得经济竞争优势降低。曾经是高收入的旧经济区,则进入经济增长无力/财政面临困境的时刻,但各阶层选民拒绝紧缩福利的计划。这些诉求正在产生新的政治压力,和政府的目标相悖。
而投票作为已经固定的程序安排,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人们发现,固定体制在回应瞬息万变的局势方面,存在难以忍受的政策滞后,社会中广泛的不耐烦情绪滋长。经济波动和困境爆发的速度,远远快于社会力量变动和选票集结。很多固定的利益通过投票得到加强而不是改变,竞争性选举常常使强者更有优势。比如在欧洲,投票选举促进的是利益竞争和集团自我保护,而不是经济下滑后的牺牲/分担和继续开放。即使部分企业家为恢复经济的长远利益着想愿意这么做,公众也不愿意降低习惯了的生活水平。这就使说服大众选民成为比说服企业家更难的工作。人们认为是政府的无能导致了这一状况,于是频频采取行动把无能者“选”下台。这使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陷入悖论:要赢得选票,他们必须向选民承诺他们要求的利益;但要防止经济崩溃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又需要紧缩财政来违反选民的利益。结果还是不得不奉行那些可能降低自身得票的政策。
在亚洲地区还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台湾朱云汉认为,投票选举不一定自然带来法治进步,分权制衡,人权保障,媒体自主,独立于政治或市场权力的知识界力量等制度层面的更新,所以投票狂欢显示的不过是“表象体制”。在选举后台,常常发生政客利益的再集结。这些活动背离投票者的基本意愿和价值,但却可以避开他们的视线。强势社会势力控制政治经济的局面,无法因投票而得到改善。在不少地方,通过选举上台的决策者热衷于收编军队和媒体,建立新的政商关系,排挤其他利益集团的机会,其积累的利益冲突常常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导致政变,于是新一轮的权力循环重复再起。
投票机制本来的理想是,通过选民认可的权力配置来进行利益协调和制衡,但为何它同时也会巩固强者的权势,逐渐积累强弱地位的不平衡?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为何投票体制平衡强弱利益的作用式微?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什么样的替代或者补充机制,能够发挥新的平衡利益作用?
2.福利
经济史学家马歇尔曾经揭示,由国家代替家庭和个人担负民众的福利责任,有助于缓和财富占有不平等引发的阶级冲突,他称此为“公民权责体制”(citizenship)。马歇尔提出,有三项基本权利——财产权(经济)/选举权(政治)/福利权(社会)——构成了公民权的主要内容,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可以通过后两项权利的发展得到中和。即,通过选举和福利权的释放,让普通人成为影响社会政策的投票者和福利的受益者,这有助于平衡差异,维护社会整合。因为国家支持社会福利的资金,大量来自于有产群体纳税贡献,而社会福利的主要受益者是社会弱势。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同阶级间的资源交换。人们相信这样的做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拉平”不同人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怨气和不平等感,弥合社会分歧。
现代福利国家正是这一理论的产物,所以,高经济增长的国家为了平衡群体利益差别,基本上都经历了福利扩展覆盖时期。应当说,在欧洲阶级冲突的高发时期,这一做法确实有效稳定了社会。但如今旧经济体的增长能力下降,支付高福利困难,而原先形成的福利标准却难以变化。强大的社会阻碍来自普通的福利受益者,在他们看来,缩减福利是侵犯公民权利。比如欧洲公务员的罢工运动,旨在对抗延长工作年限的缩减福利计划。
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社会福利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动关系?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在经济困境时期,如何压缩福利标准来共度难关,同时又避免政治对抗?
3.阶级
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识别各种群体冲突的依据。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们了解到,阶级身份可以决定个人或集团的政治立场。比如,无产者和有产者群体的政治立场自然不同,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利益有差异。
但在今天,明显或潜在、直接或间接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社会对抗的成员十分多样化。依据上述标准,新组合的“阶级背景”越来越不清晰,政治立场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力,社会分化并非仅仅沿着阶级边界进行。具体表现是,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群持有一致意识形态的情况常见,同一地位的人群缺少一致身份认同的情况也常见。在很多国家,原来支持某一党派的社会阶级,不断发生新分裂和组合。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些阶级地位类似的人员,不一定具有“我们”的身份认同,也难以共享同一的政治立场。
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选择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识别社会成员属性的分类单位怎样解释人们的跨阶级立场?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在多元异质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立社会成员的身份预期结构,从而稳定社会流动的秩序?
上述各项挑战显示,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人类历史的新问题,社会变迁引发的利益变动、分配变动、资源变动和组织化变动现象,正在酝酿新的动力,试图突破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或者,更广义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形成的基本制度结构和知识。这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思潮,都出现以“变化”为主要期许和政纲的原因。由于已经固定的制度格局和知识体系难以满足变动的利益,人们正在采取非制度化行动要求改变。在分裂和冲突不断积累的情况下,如何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是今天不同社会的领导者和全球知识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对决策体制的挑战
转型中国的社会整合还面临特有的挑战,30年来的结构/市场和政策调整,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大量社会冲突是这些变动的反映,比如:
政策调整性冲突,比如失地农民争取土地权。在种地交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收入甚微,部分人进城打工,各地乡镇为了防止土地撂荒,请外地农民前来承包种地。而土地免农业税之后,原来的主人返回村内要地,和新的承包户发生争地冲突。根据杨华、欧阳静近期的研究,这样的案件仅在湖北楚镇,就占农民上访案例的80%。
市场波动性冲突,比如城市购房者要求降价。过去几年大中城市的房价波动很大,一些高价购房者在价格下降后不满利益损失,要求开发商补偿差价,他们认为价格波动的风险不应仅仅由购买者承担。
结构变动性冲突,比如大学生蚁族的网上愤怒情绪。接受高等教育使得他们的身份预期提升,但毕业后他们发现,自己进入社会的实际地位和预期相去甚远。很多人感到受教育后的上升渠道阻塞,抱怨社会缺乏公平回报。
这些冲突意味着对社会公平及决策责任的追讨:权益怎样分配是为恰当,并能为不同的人群接受?谁是决策主角并该为社会不公负责?为何是我而不是他们承担后果?虽然不少地方动用大量人力和财力,去化解政策变化带来的矛盾,但基于惯性,他们出台的是安抚政策,而不是相关各方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为何利益协调机制重要?每一项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都涉及权益安排,这些安排使一批人而非全部人受益。平衡这些差别的利益需要新的处理机制,缺少相关者参与的政策正当化过程,是“谁都不满”产生的原因。这里提出的挑战问题是,如何使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四、对已有经验的挑战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观察到,从不同社会存在的“共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聚的天然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的整合。今天我们关心的社会整合问题,自然不是什么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如何凝结到一体。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意义上的大范围分工与合作,但却未同时促进大范围的社会整合。一些人希望借助传统纽带,但是面对一个性质不同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点,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级群体的内聚纽带,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公共社会中,很难发挥同样的团结作用。情况往往相反,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越有强烈的边界差异和群体归属感,在大“社会”中共处时,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家族、宗族、种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晚近的所谓“次级群体”组织——俱乐部、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是否能够将人类初级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以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根据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社会建设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
另一种中国的“传统“,是1949年以来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纽带。社会成员进入生产单位或者行政村中,被组织进划一的单位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依赖关系。但这种纽带的特点是,集体化生产和资源再分配,而今天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单一的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格局,虽然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但是更多的自主选择,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场分配机制的出现,与以行政单位为纽带的社会系统不合,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管理系统已经成为资源交换的障碍,不断引发体制内外的矛盾。
因此,对于社会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提供的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属地)整合纽带,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权力的(行政)整合纽带,在今天都难以发挥作用。前者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系的规则,已经成为公共社会的连接壁垒;后者被动的连接方式,其内外有别/基于行政再分配的规则,也与社会成员根据需要的主动选择相对立。指望它们承担起当今社会再整合的任务,颇为困难。
五、对文化整合的挑战
当结构整合出现困境的时候,坊间出现强调民族文化整合的声音。通过强调文化认同来促进社会整合——这东西好使吗?
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口岸时,雇佣了大量劳工助其运送物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作为中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在1913年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民工通过水路和陆路,帮助外国人运送军备的照片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援外行为没有文化民族主义的障碍?
另一例来自中国的知识精英。1904年,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写道,直到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他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 ……陈独秀“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 ,(感到)十分惭愧。我生长了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都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这段反思说明了,即使在不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知识精英中,个人和他人,个人和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微弱。
不能说劳工或者陈独秀缺少民族文化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与他和其他人的权益共享和相互依赖,以及更抽象的,与他和公权力(国家)的权益共享和相互依赖几乎不相关。在这里,文化认同并没有自动产生国民之间,及其与公共机构——比如国家之间的权益互赖。文化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血脉、语言,祖先和历史,其作为共同子孙的象征意义强大,但是和民众生活中具体的需要的联系十分微弱。除非遇到大灾害和突发事件,一般情况下,普通民众的具体利益,很少由皇城负责满足及保护。作为皇帝的子民,人们的具体权益实现,只和身边临近的组织有关,比如家族、宗族和村社。
我称这样的整合为文化整合,其形成群体内聚或归属的力量来源,可曰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国家。在文化共同体中,皇帝作为象征的权力中心,只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出现,他所领导的行政或法律系统与人们的生活较少关联。或者说,这个行政或法律系统,不是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一般利益而存在。人们虽然有共同体生活,但没有真正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生活,为其共同权益而生的公共组织职责还没有建立。对于普通人实施权益保护和安全责任——因此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的,是一些基层社会组织,而不是公共机构。
文化认同的特点在于历史性、前在性和不可选择性,它形成的是象征性的共同感,但是文化认同无法阻止权益纷争和价值分歧。在中华民国建立的头13年中,至少有过4种不同的宪法,但都是在颁布后不久就成为一张废纸。在军阀割据时期,握有地方实权的各派武装力量,虽共享同一文化,但绝不能分享权益和地盘。军阀混战及各种革命历史,无一不是在文化认同的架构下发生的。文化认同并不能协调利益竞争引发的冲突,和善良的期待相反,文化整合无法直接臻至政治和社会整合。
六、建立个人和公共的权益互赖关系
中国面临的社会再整合问题,不能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化关系建设:在社会成员之间,及其和公共组织之间,建立牢固的权益互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资源交换和价值共享,因而可以超越社会身份的界限,超越力量强弱的差别,将人们聚合起来。组织化程度低的基本表现,是社会成员缺乏相互依靠和约束,尤其缺乏公众和公共制度间的相互依靠和约束。如果公共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利益无关,不能真正满足其所需,就难以获得他们的归属和忠诚。相互不需要,结果当然是没有合力。
为何公共关系被个人需要?因为它能够创造个人难以具有的能力,提供权益协调和财产保护。独立的个体无法具有这样的能力,这些能力必须经过人类的合作与互相依赖才能产生。为何一些组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宗族、种族、宗教、乡村共同体,地缘团体,甚至黑社会,身份群体,社团,公民组织和俱乐部,乃至国家,无论传统组织还是现代组织,竞争成员归属的基本途径,都是提供其所需,保护其所有。可以说,凡是有生命力的组织,无论社会自治组织还是国家组织,如果能够赢得个体对组织的归属,都是因为和它们之间建立了各种权益互赖关系。
群体和个体,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权益互赖,或称利益共享关系建立,是每个人的安全之本。这种关系因此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品覆盖的人群越广,社会整合的范围越大。在这里,不“安全”并非仅指武力或暴力的肉体威胁,更是指人们的权益被忽略、财产被侵占、机会被剥夺、利益被不公平分配的威胁。而权益互赖关系的存在,能够帮助人们运用强大的组织力量,比如公共制度,有效保护个体的正当利益,减少各种威胁带给他的损害。在这个意义上,和公共组织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是建立社会归属,巩固成员认同的重要来源。
传统中国人们广泛认同宗族、家族或者地缘组织,原因是他们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上述安全需要:它帮助其成员对抗不安全,协调利益不平衡,解决分配纠纷。如果国家组织成功替代了这些组织的此项功能,社会成员对传统组织的归属就会发生向国家的转移。可以总结一个定律: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公共组织之间的利益互赖性强弱,影响着社会成员归属中心的转移,因而影响着社会整合的范围;当整体的公共互赖关系没有建立的时候,因为需要存在,局部归属的优势就可能提升。
中国历史上可供个人依赖的局部关系有两类:初级的包括家族、宗族、种族、黑社会,次级的有工作单位、行政村。但这些组织内聚的成员具有地域性,相对静止封闭,或有地缘/血缘关系的居住者,而不是陌生且高度流动的人员。他们能够对内部成员负责,前提是这些成员不会离开。而今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些组织的功能和责任大幅度消退,很多甚至结束了使命。比如单位体制,过去单位承担的很多任务如今已经交给市场;还比如行政村制,今天的行政村出面维护成员利益的动力越来越小。共享利益不在,保护职能退化,互赖关系降低,它们对个体的约束力随即弱化,人们的权益同时也失去了保障。而新的经济机构并不承担这样的职能。现代雇佣关系中很少包含上述意义的“权益互赖”关系,在经济组织看来,自己并没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传统承担此功能的组织在解体,却又没有新的公共性组织,作为替代单位行使上述功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
不受保护的个人可以看成是未组织化的个体。他势单力薄,没有办法依靠公共关系增进自己的安全,也没有渠道要求公共组织帮助自己。如果说,已有的公共组织,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相反,它还成了更强大的竞争者和掠夺者的话,必然造就社会的愤恨和极端性:个人只能通过破坏性活动来炫示力量。这正是中国非制度化社会冲突的特别来源。
自韦伯及帕森斯以来,学界惯于把传统组织和现代组织进行对比,盖因其性质上难以满足现代的要求而统统归入应该扫荡之列,但很少反思这些组织的功能,及其与宏观社会整合的关系。不应以为,基层的组织化颓败现象与社会整合距离尚远,貌似无关紧要,实际上,每一个社会、扎根于基层的局部组织,以及高层的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都是社会整合秩序的根基。同样不应以为,仅仅由基层社会团体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完成大范围社会再整合的任务,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担当社会建设的使命。
因而,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主导社会建设,都需要建立全新的个体和公共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并将其制度化。这是重建社会整合的关键,更是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李斌社会学基金(2012)支持,致谢)
山西生态林业建设方向探索 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 山西林业生态建设以生态文明为目标, 坚持走建设生态、改善生态之路, 林业建设成绩斐然。据第五次全省森林资源调查结果, 截止2005年, 全省森林面积已由1975年的108.72万hm2增加到221.11万hm2, 森林覆盖率由6.94%提高到14.12%;林地面积由412.38万hm2增加到760.78万hm2;活立木蓄积和林分蓄积分别由4 356.26万m3和3 634.10万m3提高到8 846.96万m3和7 643.67万m3。通过各项生态工程项目实施, 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全国和周边兄弟省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仅以森林覆盖率来说, 截止2005年, 全国森林覆盖率18.21%, 河北23.25%, 内蒙古17.50%, 河南22.64%, 陕西33.90%, 而山西仅为14.12%。因此, 实现建设山川秀美新山西的生态省的目标任重道远。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 立足区域内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 以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为基础;以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为动力;运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 对核心产业、重点工程、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建设进行统筹规划, 形成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 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 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逐渐走向生态文明。
1 坚持运用生态系统方法, 指导生态建设的途径
生态系统方法就是用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去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体系。归纳起来, 在实践中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工程与生态设计。生态工程就是把生态学的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 建立起一系列生态工程设计的工艺和技术, 使得生态系统的目标、结构和功能在特定环境下变得能适应其所在的环境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生态系统管理。就是将生态系统纳入到人口、资源与环境, 生态、经济与社会统一考虑的过程, 综合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原理和方法来管理生态系统, 以保持生态系统完整及长期理想状态, 可持续地发挥森林生态系统效益的过程。
今后, 全省的生态建设框架构建, 应当在构建生态系统多功能、复杂性、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体现景观生态异质性的总体要求下, 根据全省社会经济重点工程布局框架, 在巩固已有生态建设成果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以通道、河道防护林为廊道、以现有森林和灌木林地为基底, 以平原林业、城郊公园、城镇 (矿企) 村庄绿地为镶嵌板块的绿化景观格局。通过不懈努力, 建立具有山西特色的现代林业体系, 为实现生态文明奠定坚实基础。
2 坚持分类经营, 保护和利用好森林资源
实行林业分类经营, 就是科学划分公益林业和商品林业, 并根据它们的不同特点, 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建设方式。要科学确定公益林和商品林的比例, 搞好区划界定, 确保地类、权属清楚、经营主体明确。主要发挥生态效益的公益林业, 应当作为社会公益事业, 以政府投入为主进行建设;主要发挥经济效益的商品林业, 应当充分依靠市场机制, 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建设。目前, 按照林业分类经营的原则, 山西省现有森林90%属于公益林, 其中国有林区公益林面积比例达到92.90%。公益林所占比例偏大, 管护的成本和负担过重, 已经影响了森林资源的经营和林业的发展。根据山西森林资源的特点, 应适当调整公益林、商品林的比例和划分标准, 并赋予特殊的政策扶持。一是针对山西特殊的生态区位, 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和汾河、沁河、滹沱河、漳河、文峪河等黄河、海河上中游区森林资源纳入国家重点公益林管理。二是增加一个区划范围———煤炭采空区塌陷区, 将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全部划入重点公益林加以保护。三是将国有林区和集体林的浅山、低山、缓冲带和村镇交错过渡区的森林资源划分为一般公益林或兼用林, 参照商品林的做法在保护为先的原则下, 进行适度利用。四是除自然保护区及水源涵养林核心区等特种用途林外, 在可持续经营原则指导下, 以提高林分质量、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为经营目标, 适度进行科学抚育采伐。
3 坚持封造并举, 恢复和重建更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群落的演替, 是指在一个地段上森林群落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在森林次生进展演替即森林复生的过程中, 如果外部干扰如垦荒、采樵、山火等方面的破坏少, 人畜危害轻, 森林复生的速度就快。根据有关调查, 目前山西宜林的无林土地 (包括宜林荒山荒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等) 共有368.52万hm2,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历史上或近期森林砍伐后的宜林荒山荒地。因此, 首先应当把封山育林放到林业建设的重要位置, 对一些高山、远山、土石山等人工难以造林的地段采取封山育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方法进行植被恢复。通过封山禁牧、拉网管护、山庄窝铺下山并村、禁绝山火、垦荒和乱砍滥伐一切散生林木的行为等方法, 充分依靠林地自然恢复能力, 提高封山育林的科技水平, 加速森林恢复进程。其次是提高人工造林的质量和速度, 建立新的人工林生态系统。林业建设和人工造林的重点应当转到“身边增绿”工程上来, 在各廊道第一山脊线的荒山荒坡上通过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造林技术, 适地适树, 大力选育使用优良乡土树种, 营造混交林。推广节水整地抗旱保水造林新技术, 加大人工幼林抚育管理力度等。与此同时, 针对干旱缺水、雨量集中的气候特点, 坚持治山治水相结合, 在山坡流域塬面科学规划, 修造人工集水设施, 通过相应工程措施, 解决幼林春季浇水问题, 促进森林尽快郁闭。第三是树立人工林“天然林化”营林理念。按照近自然林业理论, 运用天然林发生、发展自然规律, 培育、经营与利用人工林。通过适地适树, 宜造则造、宜封则封、封造并举, 多树种块状带状混交, 发展人工、天然混交林等多种途径, 尽量促进人工林“天然林化”进程, 更好地发挥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多种效益。
4 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山西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在祁县召开的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推进会上, 试点县的成功经验已经看到了明显成效, 主体改革和配套改革的开展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明了道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 进一步解放了林业生产力, 激发了群众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增强了群众的爱林护林意识, 拓宽了林业融资渠道, 搞活了林业产业开发, 形成了全社会参与林业建设的良好氛围。同时, 国有林场和重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将会稳步推进,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有林权改革将有重大突破。
5 积极发展碳汇林业和生物质能源
科学研究表明, 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 t/hm2增加到21世纪初的150.47 t/hm2。世界科学家评估认为, 1995年~2005年, 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加最快的国家, 吸收了大量的CO2, 为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当前要抓住了这一机遇, 率先加入国家碳汇林业行列, 拓宽生态建设渠道。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和林地的优势, 大力推进林木生物质能源林建设步伐。据调查, 适宜在山西发展生物质能源林的树种和立地条件主要集中在晋东南、晋南地区, 如黄连木、黑椋子、翅果油、文冠果等;栎类作为富含淀粉的林种在山西也有分布;核桃、山桃、山杏、沙棘等优质食用油料树种, 在山西广为分布;还有约30余万hm2的盐碱滩涂和20万hm2的柠条灌木林是优质的固体燃烧和饲料林资源, 培育和发展新型能源林木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6 积极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湖北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 2 篇5
湖北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
校园文化是校园主体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综合展现,不仅彰显着一个学校发展的理念,更彰显着一个学校的品牌形象。所以,把握校园文化特征,践行校园发展需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践行和谐校园文化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更是提升教育内涵、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学校发展的独特理念与发展特色,因此,校园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贯穿于一个学校的发展始终,它体现了一个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和品味格调,特别是提高全体师生的凝聚力,营造优良的校风学风,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育优秀人才,促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校园文化的宗旨与任务:校园文化更大程度上体现在意识形态之中,其最终目标在于提升学子的精神高度,不是直接可以触摸的到的,然而生活在校园之中的人时时、处处可以感知得到。
1.校园文化建设的宗旨,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即体魄健全,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校园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3、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培养学生成为健全的“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接班人。
根据校园文化宗旨与任务,市政府提出了湖北校园文化建设方向:发展校园文化活动,落实校园实践参与,让学生在活动与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与文化建设。
发展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学子在此平台进行文化的交流,思想的碰撞,知识的丰富,更有助于学子养成积极乐观性格和交际圈的打造。落实校园学子的实践参与,让学子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做到知行合一,提升动手能力满足社会对广大学子的要求。
武汉展艺有限公司16年的经验积累,专业只为校园文化建设,配合各大高校,落实贯彻和谐校园文化实施。
武汉展艺有限公司借中华大地厚重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传承中国传统特色创典雅凝重、古朴大气的校园文化生态环境;武汉展艺有限公司让校园一砖一瓦都诠释精神文化建设提升师生思想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为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资源建设方向 篇6
【关键词】资源税 地租理论 外部性
一、从资源地租理论看资源税费的功能定位
资源税的存在理论依据:国家凭借政治权利获得税收,凭借所有权利获得租金,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理应获得租金,而矿产开采人获得开采权利后,由于矿产资源禀赋的差异,其开采难度、收益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国家又有必要对其征收税金。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国家不仅有权取得绝对收益,而且要调节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体现在我国的资源税费改革中就是1982年提出的矿区使用费。极差地租理论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从资源的角度,对资源的级差地租Ⅰ征税即对不同质量资源占用开发者有差别地征税。资源角度的级差地租Ⅱ即对连续对同一矿床追加投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超额利润,一般可以增加矿产的可利用程度,我们可以对此部分减少征税。
二、从外部性理论看资源税费的功能定位
从产生的效果来看,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前者会产生外部经济,后者则产生外部不经济;从成本转嫁过程来看,又可分为代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如果外部性的成本转嫁时间较短或几乎没有时间的滞留,即可将这类外部性视为发生在一代人之内的代内外部性;如果外部性的成本转嫁涉及到了不同代,可为代际外部性。资源开采即造成了代内外部性,又造成了代际外部性,因此,从外部性的理论角度,我们应该基于此理论对开采者进行征税。
自然资源的开采常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例如,煤炭资源的开采会造成植被破坏、地表坍塌、水资源污染、严重时还会引发各类地质灾害。又如,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会造成水土流失、部分物种的灭绝、周围环境的破坏等。由于自然资源是相对有限的,这种外部性的成本转嫁可能会发生逐步的转嫁,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使用不仅对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形成代内不经济,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后代人,从而导致后代人的价值损失,产生代际外部不经济。
三、从资源税的功能定位看我国资源税的改革方向
2010年《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率先在新疆实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2014年《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指出煤炭资源税的计征不再实行从量计征,税率幅度为2%到10%。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家对于资源税费的改革多是从征管角度的调整,我们要从资源税的功能定位探索资源税的改革方向。
(一)从补偿国家所有权角度
1.逐步拓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于狭窄,我国从1993年虽然逐步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并于1994年将探明的153中矿产资源全部纳入征收,但是,从国家所有权来看,资源税还应扩大范围,才能保证国家权益不受损失。虽然将所有属于国家的资源全部纳入资源税不切实际并且有一定的征收难度,但是我们应该从最为匮乏的资源入手,逐步扩大范围,比如水资源。然后逐步将所有不可再生资源纳入征收范围,包括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滩涂资源等。
2.改进资源税的计征方法、提高征收比例。我国现在的改革主要为从量与从价计征的转化,但是从价从量不是根本的改革方法。当资源价格本身较稳定时,两种税的影响完全一样,当资源价格上升时,显然从量征收是一种较轻的税,当资源价格下降时,显然从价征收是一种较轻的税。对于企业来说,资源价格下跌时,希望从价征收,但是资源价格要受到经济形势、供需弹性等因素的影响,由从量改为从价,只能是帮助企业暂时渡过难关。但是,资源税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以企业的盈利的根本,而是以合理利用资源为目的。从国家取得经济补偿的角度看,我国资源税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方征法,在开采阶段征收一定的从量税、在销售阶段征收一定的从价税,既避免资源的浪费现象又防止资源价格上涨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并且,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比例,也能促进我国资源利用由不可再生资源到可再生资源的转型。
(二)从补偿负外部性角度
1.补偿代内外部性。我们有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但是,资源型地区的环境多年来似乎只有恶化,所以我们从资源的开采环节征收的资源税,到未来可能从资源的使用环节征收的环保税,都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环境的治理。我们要加大资源开发地生态恢复资金的使用监督和评价机制,确保资源开采地的生态恢复。
2.补偿代际外部性。我们要建立严格的生态补偿机制。从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角度,要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必须摆脱我国粗放式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走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国家通过对新能源的鼓励开发利用,逐渐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从而减少对后代资源的掠夺。最后,我国应将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消费税、环保税、相关收费等收入,按照属性、功能、支出用途等加以分类整合,按照各个税种的功能,合理划分税源,并结合政府间清晰的责任划分,明确资源税的支出方向,实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一致,最终达到合理利用资源、节约资源、开发新能源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靳东升,周华伟.我国资源税收制度现状、问题和改革.税务研究,2010年7月.
[2]刘尚希.资源税改革:关键在于定位.中国改革,2009年1月.
[3]先福军.对强化资源税职能作用的思考.税务研究,2014年2月.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探讨 篇7
作为信息化和城市化高度融合的产物, 智慧城市将是促进城市信息化、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当今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2013年8月, 广西南宁、柳州、桂林、贵港以及柳州市鱼峰区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列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为广西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迎来重大机遇。近几年, 在国家大力倡导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指导下, 随着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的推进, 广西智慧城市试点区域的信息化水平将日益提高、政务管理措施日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日益上升, 对增强广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加快经济转型, 建设集约、低碳、绿化、智能的新型城镇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内外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84年美国以智慧城市命名的产业技术协会组织, 欧盟在2007年的《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率先提出“智慧城市 (Smart City) ”的创新构想。2009年底, IBM公司公布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软件解决方案。
近十几年来, 美国、欧盟、日本、瑞典、韩国等国家地区都在不断加大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服务和运行中的应用, 努力打造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
1.1 国外智慧城市发展情况
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 世界各国均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高度依赖信息化技术改变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宏伟计划, 即打造智慧城市。美国率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计划, 并于2009年6月启动智能电网项目, 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电网的智能控制, 以实现能源独立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又于2009年9月, 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 将迪比克市建设为“智慧城市”, 在交通、水、电、燃气等公共服务方面, 智能化地为市民提供各种服务。随后, 欧盟着力推进“信息社会”计划, 以建设新网络、发展新通信技术、提供新服务为主要目标,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并为此制定了智慧城市评价标准, 对欧洲70座城市进行综合评价。
而在亚洲, 韩国、新加坡和日本走在较前面。2004年3月, 韩国提出了u-Korea战略, 计划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现公共资源远程共享;2009年, 韩国仁川市和美国思科公司合作, 拟通过公共通讯平台和网络技术的使用, 将仁川市打造为生态型、智慧型城市, 为市民提供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税务办理服务。2006年6月, 新加坡推出“智慧国家2015”计划, 拟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城市, 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实现交通、电子政务、民生服务的智能化, 提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与交流的便捷性。2009年7月, 日本开始实施“智慧日本战略2015”,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数字化技术, 实现政府治理、医疗健康服务、教育与人才培育三大公共事业的智能化服务”, 目前日本已基本实现了医疗健康数字化服务。
1.2 国内智慧城市发展情况
在全球城市信息化发展浪潮的推动和国家政策的鼓励下, 国内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 目前很多地方已将智慧城市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并纳入“十二五”规划。已经发布智慧城市专项规划的城市达68个, 其中副省级城市11个, 占全国副省级城市的73.3%。直辖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均提出了智慧规划。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所占比重较高, 中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经济圈也在积极投入智慧城市建设中。2012年, 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始启动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开始规划建设智慧城市, 并带动其他城市积极跟进。2013年1月29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共90个, 其中地级市37个, 区 (县) 50个, 镇3个;8月5日, 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公布, 共有103个城市 (区、县、镇) 列入试点 (包括广西的四市一区) 。2013年12月13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与微软中国共同宣布将组建“住房城乡建设部数字城市工程中心智慧城市技术解决方案联合实验室”, 共同打造中国未来城市智慧发展重要技术支撑平台。
其中, 我国第一个着手实施打造智慧城市试点的是宁波市, 其建设内容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 打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十大服务体系、六大智慧产业基地以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以期大幅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 为市民提供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深圳以实现基础设施、产业基地、交通智能化为目的, 以发展电子商务为核心, 努力将深圳打造为“智慧深圳”。上海提出了以实现健康档案、教育和全球贸易投资方面的数字化监管为目标的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南宁市和昆山市分别提出在基础设施、政务服务、产业建设、人文及医疗等方面实现智能化管理的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目标。
在智慧城市方面,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于2013年开始积极组织区内城市进行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 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申报通知下发前就提前动员、宣传培训、组织申报工作, 全区共7个城市 (城区) 申报, 5个城市 (城区) 获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分别是南宁、柳州、桂林、贵港以及柳州市鱼峰区。
2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的思考
2.1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思路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应以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线, 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对象, 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体系。
(1) 统筹规划、协同推进。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共享协同, 统筹全局, 科学破解各城市发展难题。
(2) 创新驱动、合作共赢。“政、产、学、研、用、资”合作, 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升级。
(3)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政府指明方向, 给予参与主体激励和保障, 培育市场, 依靠市场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有序推进公众参与决策的水平, 保障公众利益。
2.2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理念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要求, 广西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应立足新型城镇化, 坚持“四化融合”, 在突出特色、因地制宜的基础上, 确保智慧城市实施方案科学、可行。
南宁市应以打造“平安、宜居南宁”为目的, 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 通过在市政设施建设、应用处置、交通、能源利用、人居环境等方面利用物联网、云计算技术, 以期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健康、便捷、安全的社会环境。
柳州市应突出“工业、生态”特点, 以建设“智慧的生态宜居工业城市”为智慧城市创建目标, 符合西南工业城镇和生态城市的定位。该市信息化技术在工业、电子政务、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管理、城市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其中, 数字柳州、地理信息平台、数字城管系统等多个系统技术先进;“两化融合”成效显著, 获得了国家第二批“两化融合”试验区, 成为广西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试点城市。该市应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筑节能、给排水、地下管线数字化管理等。智慧城市的创建将进一步推动该市“四化”健康发展, 促进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桂林市应充分利用该市资源和人才优势, 围绕国际旅游胜地建设需要, 突出“以人为本”, 建设“智慧旅游城市”。该市拟以“绿色桂林、生态桂林、和谐桂林、魅力桂林”为主旨, 在整合原有已建成“两化融合实验基地”、“智慧旅游”、“智慧市政”等部分内容的基础上, 结合《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纲要》 (2012年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 以及国家旅游改革综合实验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建设等内容, 以发展“智慧旅游”为主线, 促进“四化”建设, 打造国际智慧旅游城市典范。
贵港市应以“黄金水道, 生态宜居”为理念, 通过“智慧贵港”建设, 到2017年, 实现网络宽带到村入户, 无线网络覆盖中心城区, 公共信息平台运行良好, 信息共享能力大幅度提升, 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为应对城市发展难题, 努力打造内河港口、混合交通的智能管控模式, 以确保其西江流域核心港口地位, 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制度、资金政策, 创新商业模式, 智慧城市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柳州市鱼峰区智慧城市创建目标是运用信息技术, 打造一系列智慧化应用, 解决鱼峰区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的城市管理、政务服务、社区服务管理、经济稳增长等相关问题。
2.3 广西智慧建设总体方案
智慧城市云平台是核心技术, 通过“云平台”将破除“信息孤岛”, 打破原有的烟囱式结构和点对点的集成模式, 实现IT资源的共享和集成的标准化、平台化。云平台包含“两个中心、一个平台、两大体系”。“两个中心”即数据中心、资源中心;“一个平台”即共享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两大体系”即安全体系、标准体系。云平台采用SOA架构, 将IT资源、数据、应用等作为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客户。服务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即基础架构服务 (IAAS) 、平台服务 (PAAS) 及软件服务 (SAAS) 。在社会管理方面, 云平台上接应急指挥、平安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城管等各类应用, 促进重要领域基础设施及应用智能化转型、深层次应用;在公共服务方面, 基于云平台进行业务和功能拓展, 推进医疗、社区、校园、家庭、办公等区域公共服务的高度信息化;在环境支撑方面, 建设智慧楼宇、智慧电网、智慧资源等;在产业发展方面, 推动云计算服务、智慧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发展。
智慧城市的建设将结合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需求, 从顶层设计开始, 分期进行建设:
第一期, 以社会管理为主题。统筹资源, 重点实现交通、城管、应急指挥、环保的智慧监管, 并着手实施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的初步建设。筹建科技园区, 为智慧城市平台提供有效的支撑。
第二、三期, 以公众服务、产业发展为主题。重点建设医疗、教育等民生关注内容, 以及旅游、物流等推动产业发展的内容, 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社会, 持续推动城市的智慧化发展, 实现富庶文明和谐的城市目标。
2.4 广西建设智慧城市的要点
首先, 建立各试点城市的统一公共信息服务和运营中心。实现IT基础资源云化, 实现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的统一管理、按需分配部署、资源动态调度;建设公共基础数据库, 实现对地理信息、法人等基础数据的统一访问;建设公共信息平台, 实现资源的集约共享和应用的互联互通, 满足未来统一支撑的业务系统的建设需求, 完成以后将实现:建立各市统一的基础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促进城市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和综合;对城市视频、交通等各类信息进行整体综合分析和挖掘, 为管理决策和资源优化分配提供支持。
其次, 探索“企业投资建设, 政府租赁服务”的建设模式。由政府主导, 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采用“企业投资建设, 政府租赁服务”的商务服务模式来运营, 即各市 (区) 的智慧城市建设由政府投入一定比例的启动资金, 后续建设资金主要通过引进企业投资来解决, 并由企业负责相应项目的运行维护。
此种BOT模式与传统由政府单独投资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政府前期只需要支付启动资金, 减少一次性大的投资, 让政府先享受服务, 后支付租赁服务费用。如南宁市可将平安城市建设项目资金作为智慧南宁项目启动资金, 整体项目由企业投资建设, 在建设平安城市的同时完成智慧南宁一期工程, 政府协议期内每年仅支付一定的服务费, 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目的。
(2) 政府少量投入带动社会资金进入特定行业, 吸引企业投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信息产业, 并通过投资示范作用, 带动民间资本、私营企业参与南宁智慧化建设, 促进城市智慧化建设多元化。
3 结语
笔者在通过总结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重点的基础上, 结合广西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自身特点, 提出了推动广西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对策。建设智慧城市,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精神对于促进广西的持续健康发展、突出广西城市功能特点、全面提升广西城市建设发展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要:目前, 广西南宁、柳州、桂林、贵港以及柳州市鱼峰区已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本文在分析总结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现状的基础上, 对广西智慧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广西,智慧城市,建设方向
参考文献
掌舵方向以考研促学风建设 篇8
一、当前高校学风状况分析
学风, 一般解释为“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 主要表现在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情绪、毅力、态度、效果等。它体现着学校的文化传统、管理水平和办学理念, 是学校创品牌、树形象、谋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学校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 尤其是近二年, 高校在校生急剧膨胀, 生源素质的多层次化和管理制度的相对滞后, 使得高校学风建设问题愈发凸显。目前高校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学生综合素质低。
由于高校的扩招, 各高校招生人数不断增加, 生源质量却逐年下降。加之90后大学生心理性格特点的多样性, 使得对学生的管理更加困难, 学风建设遭遇新的挑战。
(二) 没有明确的学习计划, 目标缺失。
在新生入学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涯时, 很多学生都声明将来要考研或者过英语六级等等, 但因为没有明确的学习计划, 没有恒心, 不但没有实现理想, 反而导致学科成绩不及格。
(三) 学习上过分强调兴趣爱好。
部分学生不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所学专业, 过分强调个人的兴趣爱好, 结果只学习感兴趣的专业, 导致没有正确的学习心态, 成绩不理想, 甚至出现厌学现象。
(四) 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
在学校周围有很多网吧、台球厅、歌厅等娱乐场所, 学生普遍缺乏自制力, 很难抵挡住外界社会的这种诱惑, 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玩乐中去, 甚至一些学生逃课去玩, 学习成绩不断下降。
(五) 学生对于考试的态度淡漠。
有部分学生甘愿补考, 补考不过还有重修, 还有毕业前的综合补考, 总之抱着肯定能拿到毕业证, 甚至有些同学甚至抱着结业的想法。
学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 如何更好地加强学风建设已经成为摆在我们每一个学工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我们探索了很多思路, 也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方式去实施, 最终发现正确引导学生考研能有效地促进高校学风建设。正确的考研观能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明确学习目标。在学生入校之初就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考研观, 会让学生明确大学学习的目标, 静心学习, 扎实基础。
二、正确引导学生考研的措施
(一) 加强对考研的认识教育。
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学生对考研的认识不明确, 不深刻, 缺乏积极主动性和自觉性, 使大学生在考不考研究生, 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研究生等问题上认识不清, 难以正确评价自己, 结果做出的选择往往不科学。因此, 我们必须正确引导, 耐心教育, 从学校、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成才的角度引导大学生走健康向上的成才之路。要引导学生从当前的国内形势、社会对人才需求出发, 面向未来, 了解社会, 认识自我。还要引导学生从所在学校与其它高校间的对比中, 从对学校发展变化认识中, 从自己在学校综合表现中以及在院系、班级的总体测评中出发, 正确地给自己定格定位, 当学生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就能做到充满信心, 立足现实, 拚搏进取, 不断提高知识水平, 提高学历层次。
(二) 从入学教育抓起, 让考研深入人心。
在引导学生考研工作上, 要“早动员, 早指导”。新生入学教育中, 就要介绍考研情况, 表彰考研先进人物和单位, 请考研成绩好的毕业生介绍考研心得和经验。在每年上期考研学生成绩公布后, 针对低年级学生开展专业思想教育和考研经验交流大会, 下期开学初针对毕业班学生举行考研动员大会。通过开展多次考研相关活动, 增强了学生的考研信心, 让考研深入人心, 形成浓厚的考研氛围。辅导员以及班主任要在心理上贴近学生, 帮助学生, 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引导他们树立考研目标, 并为之努力奋斗。
(三) 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精神。
考研贵在坚持, 有人说, 坚持到答完题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的考研也就成功了一半。确实, 考研过程中放弃的人不在少数, 只要坚持下来, 也就拥有了大半的胜算。那么, 辅导员要组织一定的活动, 一来可以缓解学生复习带来的压力, 二来可以通过活动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精神。还要邀请往届成功考研学生给在考学生传授经验, 以帮助学生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和持久的耐力, 帮助学生顺利拿下考研“持久战”。
(四) 掌握考研动态, 帮助学生制定复习计划。
作为辅导员, 必须清楚学生的报考动态, 更应该帮助学生获得最准确的考研信息并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 帮助其建立合理的复习系统。高校辅导员可以邀请一些考研成功的毕业生举办以考研经验交流为主题的班会, 让学生从成功者的身上借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从而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辅导员也要提醒学生, 成功的经验并非适合每个人, 在借鉴的同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符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当学生制定好学习计划后, 辅导员还要不断的督促和监督其按时完成学习计划, 并在学习计划出现问题时提醒学生及时作出调整。
(五) 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复习资料和考研辅导班。
现在考研市场上复习资料和考研辅导团队错综复杂, 良莠不齐, 稍有不慎, 就会落入商家的圈套, 不但对学生的考研起不到积极作用, 还耽误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 更有甚者, 有些资料存在明显的错误, 这将成为学生考研路上致命的绊脚石。辅导员必须引导学生全面考虑自己知识的掌握程度, 选择针对知识缺、漏点的补充性资料, 查漏补缺。及时让他们购买报考学校历年考试题和其他学校相近专业的历年试题。通过历年真题帮助学生找寻差距和不足, 为制订下一步复习计划提供参考依据。同时通过组织考前模拟训练来改善学生考前紧张心理, 引导学生进入考试状态。
(六)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 营造和谐上进的备考环境。
充分发挥学工队伍在指导和管理考研学生中的重要作用。良好的学习环境能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学习, 减少外界因素的干扰, 提高学习效率。现在的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 受挫能力不强, 意志品质欠缺, 心理状态脆弱, 这就更需要教师, 尤其是学工队伍的教师多关心考研学生, 营造宽松、和谐和安静的备考环境。鼓励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用科学的用脑方法、健康的心态复习迎考, 劳逸结合, 在学习中享受快乐, 在考试中体验快乐。
(七) 加强对考研学生的心理辅导。
考研像高考一样, 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学习过程, 但又完全不同于高考, 需要凭自己的毅力去解决学习的难题, 去抵制丰富校园生活的诱惑, 需要加倍的恒心和毅力。一边是学习的压力, 一边是生活的诱惑。这种二维情景更加容易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烦躁等心理问题。要想减轻甚至消除考研学生的身心压力, 改善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及考研人员自身的鼎力合作。要针对考研学生复习迎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 及时加以辅导和调适, 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优良的学风是纯净考风的基础, 更是一所高校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 高校在学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颇多, 需要学生工作人员和专任教师用心去解决, 只要我们用心, 相信学风建设在大家的努力下, 一定会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卫时银, 刘继荣.浅议新形势下会计教学模式的改进[J].商场现代化, 2007
[2].王奔.能力本位的“三全“会计实训[J].会计之友, 2007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方向 篇9
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特征, 考察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案例, 地方政府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应着手以下战略选择。首先, 确立城市定位, 再造区域竞争优势。区域竞争优势是指其区域内的企业或行业在一定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伴随着资源储量的减少和开采难度的增加, 作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资源型城市虽然具有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 但资源会逐渐枯竭, 人员素质技能单一, 使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单靠廉价的天然生产要素难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缺乏竞争优势, 替代产业就难以持续发展, 因此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关键是城市发展方向的确定以及区域竞争优势的再造。
其次, 确立产业转型模式, 逐步降低对资源的依赖, 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利用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和资源利用、再利用、再循环等途径, 推动企业尽快完成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转换, 解决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合理开发、节约利用等问题, 以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出发点, 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为支撑, 以体制创新为动力, 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资源型城市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的发展新格局。
最后, 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廉洁高效的投资环境, 积极引进外来资金以推动城市转型。资源型城市必须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形成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以带动城市经济转型。
资源建设方向 篇10
(一) 学校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学校文化?这对于学校文化研究者和建设者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题。许多学者从其上位概念文化的角度和组织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有: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学校群体成员为主体, 是他们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逐渐共同创造生成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及其活动的结果;学校文化指校内有关教学和其他一切活动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形态。[1]郑金洲教授收集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已有310多种, 如果我们仅止步于概念的界定与争执, 极容易陷入“概念的沼泽地”。另外, 学校在实践中将文化建设作为重心的目的之一是试图通过文化建设引领学校发展, 将学校办出特色, 避免发生千篇一律和千校一面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学校文化, 除了在理论上对概念外延和内涵进行判断、推理外, 还必须从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学校的文化现象中挖掘学校文化。
(二) 学校文化的结构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将学校文化分解为不同的层次和结构, 可以使研究者和实践者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 通过结构化的划分找到研究学校文化的契机, 同时也为实践者找到工作的切入点。与文化概念的莫衷一是相比, 学校文化结构比较简单和一致, 围绕着学校文化的两条主线: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 将学校文化结构划分为三种: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
1. 物质层面
学校物质文化是学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基于一定的教育目的创造的物质的总和, 包括建筑、设施、标识等。学校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物质载体, 也是形成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基础和条件。与学校文化的另外两个层面相比, 学校物质文化具有文化性、损耗性、资本性等特点, 与其他层面之间存在着依附性和互动性。[2]物质层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的管理理念、办学风格以及审美意识。
2. 制度层面
学校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程序化的体制和操作, 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引领、约束、规范着学校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起着激励与约束的效用。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得好坏直接影响着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是学校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着力建设点。学校制度文化包括学校组织结构、学校规章制度、权责的划分等。
3. 精神层面
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三个层面中最深的层次, 指学校主体在相当长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和思维模式的总和, 按照著名的文化专家的说法, 即“我们据以做事的方式”。它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 是其他两个层面的最终目的。
(三) 学校文化的作用
1. 促使学校共同体的形成
通过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形成共同愿景, 生成一套具有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 改善了学校成员的心智模式, 因此通过学校文化的浸润、引导作用, 整个组织会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而不是先前的一种机械的人工制品。
在现代工作中, 为了追求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经济理性, 社会成员人为地被分割在不同的组织中, 进行着流水线式的高度合作, 社会成员之间紧密依赖, 但是与之带来的是人们之间的情感日益疏离, 认同感越来越弱。学校文化建设就是要促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弱化认同感转向共同体认同感在教育领域中的一次尝试与努力。形成有机共同体后, 学校成员之间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有利于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
2.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一方面, 由于学校文化的建设要集中全体教师的意志, 反映教师群体的诉求, 是由全体教师创造的一种集体意识, 因此学校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像信仰一样使学校教师对学校和工作产生归属感, 使每位教师将自我专业发展与学校发展联系起来。学校文化的这种凝聚作用使教师群体形成合力, 从而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共同的愿景、健全的心智模式是学校文化建设中形成的集群意识和价值观念, 是全体成员发自内心的愿望, 因此教师群体必然会在学校制定的共同愿景下, 把这一愿望当成自己努力的方向, 去实现自我价值。
二、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路在何方
(一) 历史积淀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学校文化是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 因此学校文化具有历史性。这就要求学校文化建设者在实践中重视梳理学校历史, 回溯源头。毕竟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历程不同, 如若真正办出特色, 就必须深入挖掘学校历史, 对历史足迹进行回顾进而提炼、整理, 去粗取精。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历任校长、退休教师、毕业生收集一些在学校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事件, 倾听他们记忆中的学校印象、他们期望中的形象。历史是一面镜子, 通过对照过去, 我们才能知道在以后的文化建设中需要改进的方向和程度, 才能有根基。总之, 构建学校文化必须依赖学校独特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追踪学校文化发展的历程, 挖掘学校文化资源。
学校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机构,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无时无刻不与社会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 因此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学校的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学校文化研究者与实践者要具有时代意识和前瞻意识。树立时代意识指在学校文化建设的时候要基于历史传统, 但又不能囿于历史传统, 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新的调整。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文明异质性、文明冲突、价值冲突、文化多元化都对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和挑战, 在实践中师生容易受到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左右, 传统的教育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需求, 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法解释现行的存在。这时学校文化建设者应该以开放、平和的姿态去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学校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 将外部的挑战视为内部变革的机遇, 一方面进行批判式的审视, 另一方面对其进行借鉴式的运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 促进学校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坚守历史积淀与结合时代特色并不矛盾, 他们是学校文化建设的辩证法。不坚守历史只一味迎合时代发展容易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失去根基, 迷失方向。同理只坚守历史根基不结合时代特色容易缺乏特色与活力。因此学校文化建设必须注重将历史积淀与时代特色相结合。
(二) 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相结合
在新课程标准下倡导本土情怀, 将校本课程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是探索学校文化建设的一条新的途径和思路。美国著名学者阿什比曾经说过, 任何学校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学校处于周围的社区环境中, 不断地与周围的事物发生着各种信息、物质的交换, 因此倡导本土情怀可以使学校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营养, 我国区域辽阔、地区之间社会风俗和文化相差很大, 这种差异和特色的乡土特征就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如名人故里、历史文化遗产所在地等。在学校办学过程中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方文化的烙印, 因此学校文化建设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 否则会影响到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与沟通。在学校文化建设时注重本土情怀, 从周围社区环境中汲取文化建设的营养, 促进校本课程的研发。一方面可以是学校更好地融入社区得到认同,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性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传播和继承。
学校文化建设不是闭门造车, 漫无目的的凭空想象。尤其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更应该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格局。统揽世界上一流名校 (包括基础教育学校) 的成功经验中, 无一例外的都有学校文化的引领作用, 正如萨乔万尼所说:“最成功的学校领导会告诉你, 形成正确的文化以及关注教师、学生以及家长所共同认同的意义, 是人们普遍认为创造成功学校的两条基本规律。”[3]在实践中应对国外先进的文化建设理念进行批判式的借鉴和思考, 将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体制存在背景与发达国家学校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做法有效契合, 形成既有根基 (本土情怀和历史积淀) 又有创新 (时代精神和国际视野) 的新型文化建设思路。
三、学校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 做正确的事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不要‘忙’, 也不要‘茫’, 更不要‘盲’, 应该从正确的目标开始。”[4]这种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既做正确的事, 也是管理学中极力倡导的。在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仍然需要借鉴这种思路。学校文化的共同愿景和思想来源于学校主体 (教师和学生) , 集中体现了学校主体的意志, 必然也要反映学校主体的诉求, 因此在文化建设过程中, 应该坚持人本管理, 以人为本。人始终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 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作用对象。从学校特色文化的提炼、建构到学校文化的具体落实, 都离不开学校主体的参与与配合。然而学校文化建设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一“正确的事”:把学校文化建设当做一项应景之作, 以任务形式授权给学校某个机构, 该机构用在政绩思维的主导下用一些显性的物化手段来表达学校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经过集思广益的探讨和调研匆忙得出结论。一方面, 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占据了上风的前提下没有了学校主体的参与和探讨, 必然不会得到学校主体 (学生和老师) 的认同, 缺乏认同感的学校文化也就失去了作用的对象, 学校文化无法进入学生和教师的内心世界, 无法改善他们的处事方式和行为模式, 这样的文化建设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 将学校文化建设理解片面化、窄化, 以为只要是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些实际的产出和效率, 毋庸置疑, 学校文化建设需要有物化建设作为支撑, 但最重要的是文化化人的力量。康德说:“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手段。”[5]文化建设中更要认清人始终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 技术和物质只是辅助的手段, 不能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二) 进行五项修炼
1990年著名的管理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提出的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关键, 即汇聚五项修炼或技能:第一项修炼是自我超越;第二项修炼是改善心智模式;第三项修炼是建立共同愿望;第四项修炼是团体学习;第五项修炼是系统思考。学校作为一个典型的学习型组织在新经济时代更要“修炼”好文化内功。
1. 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
自我超越是指在自我极限的基础上自我实现。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自我实现是较高层次的需求, 学校作为社会最后的精神家园,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应该引导其成员以精神的成长为发展方向, 实现冯友兰先生笔下由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转化。自我超越的精要在于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产生和延续创造力, 这对于学校教师而言尤为重要, 他们的直接作用对象是成长中的学生, 优秀的学校文化的引领可以塑造新一代青少年的价值观念、思维意识, 这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培养尤为重要。
2. 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
心智模式是指存在与个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和进行决策的依据和准则。它不仅决定着人们如何认知周围世界, 而且影响人们如何采取行动。健全的心智模式则会帮助组织成长和发展。心智模式不易察觉, 但是极其重要, 在一定程度上它塑造着组织的内力。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学校主体心智模式的建设和改善。通过集体研讨和外出学习, 借鉴一些先进的思维理念和管理模式改善学校员工原先“被动的僵化的思维”使其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求, 更加主动灵活和有效率, 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意识被学校成员所认可。最后心智模式改善的结果必然是使企业组织形成一个不断被检视、能反映客观现实的集体的心智模式。[6]
3. 建立共同愿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
共同愿景是指组织成员与组织共同拥有的目标。共同愿景为组织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焦点。在缺少愿景的情况下, 组织只能被动地适应性学习, 只有当人们致力于组织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并且对组织愿景产生认同感时, 成员之间才会产生创造性学习。学校文化建设就是要把学习成员之间适应性的学习转化为创造性的学习。建立学校的共同愿景其实是让学校组织产生一种凝聚和导向作用。
4. 团队学习 (Team Learning)
学校团队成员的学习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彼得·圣吉认为, 当一个团队能够整体搭配时, 就会汇聚出共同的方向, 调和个别力量, 使力量的抵消或浪费减至最小。整个团队就像凝聚成的激光束, 形成强大的合力。当然, 强调团队的整体搭配, 并不是指个人要为团队愿景牺牲自己的利益, 而是将共同愿景变成个人愿景的延伸。[7]在学校文化建设中, 由于其引领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要求全体成员具有一致性的诉求和愿景, 这就需要通过团体学习的方式改善学校成员之间原有的、分散的、不一致的、相互冲突的心智模式, 从而形成合力。
5. 系统思考 (Systems Thinking)
系统思考可以帮助组织以整体的、动态的、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它包括若干个部分:教师文化和学校文化、课堂文化和校园文化、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和融合多种文化是文化建设者和研究者值得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笔者认为应该以整体的、动态的认识论去理解这个问题, 坚持“合”“分”结合的辩证观。既要“分”, 又要“合”, “分”使其成为不同的“自我”, 坚持“自我”以特色融入整体。“合”强调在方式上倡导宽容与平等、理解与对话、在内容上用本校的文化特色和精髓作为各种亚文化的共识。[8]
四、学校文化建设小结
学校文化建设要循序渐进。学校文化建设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的建设, 其建设过程必然是循序渐进和逐步积累的过程, 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学校文化建设在逻辑上与文明的生成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学校文化建设者在实践中一定要戒骄戒躁、遵循文化建设的规律, 注重文化建设的过程性和积累性, 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就会如涓涓细流去滋润万物, 引领学校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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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
社会现代化与澳门社会建设的方向 篇11
社會現代化與澳門的差距
社會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是當代社會學範疇中討論的一個重要命題,指的是人們利用近、現代的科學技術,全面改造自己所生存的社會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過程。具體地說,社會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尤其是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結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發生社會變遷,努力謀求社會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極大改善,以滿足社會持續發展需要的過程。
從歷史進程來看,社會現代化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雖然這一趨勢的萌芽始於17世紀的工業革命,但直至20世紀60年代才成為世界潮流。一般認為,社會現代化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絕不僅僅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還包括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科學技術革命、城市化、理性化、人的現代化等重要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現代化的精神內涵要比物質內涵更為深刻。
對照社會現代化的物質內涵,我們感到澳門在這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有西方學者曾經提出過評價社會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例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超過3000美元,第三產業產值在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大於45%,非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大於70%,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大於70歲,成人識字率大於80%,大學普及率大於30%,等等。對於澳門而言,上述指標絕大部份早已達到並已明顯超出。就拿最關鍵的GDP指標來說,澳門2011年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過53.17萬澳門元,相當於6.63萬美元,是通用指標的22倍強。此外,澳門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已經達到79歲的高齡。所以說,用經濟建設成果和物質條件來衡量,澳門是符合社會現代化要求的。
然而,倘若深入考察社會現代化的精神內涵,我們就會發現澳門在不少方面存在差距,甚至明顯欠缺。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和一些發達國家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實踐都表明,人的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必要組成與核心內容,又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有效途徑。百度百科的“社會現代化”詞條中指出:“在一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人的現代化,現代制度是不可能很好運行的。一個社會祇有它的人民現代化了,或者說,只有那些在現代科學技術、經濟和各種組織中工作的人,都獲得了與整個社會現代化發展相一致的現代性,這樣的社會才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現代社會。”而人的現代化的主要特徵,則在於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具體言之,“在現代化過程中,與政治等變革相適應,整個社會和全體社會成員由落後的、愚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轉變到文明的、科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由安於現狀、懼怕變革、墨守成規的價值觀念,轉變到積極的、向上的、進取的精神狀態”。
用上述觀點來對照,澳門在人的現代化方面的不足便十分明顯了。上文提及的“落後的、愚昧的”生活方式,“安於現狀”、“懼怕變革”、“墨守成規”等價值觀念,在澳門還是有一定市場的。例如,由於澳門的就業機會很多,失業率極低,不少在職人員安於現狀,缺乏進取心。雖然對工作條件和待遇時有不滿,但多數人只是採取跳槽的辦法,一走了之;而不是設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出成績來改變現狀。由於長期以來受到葡萄牙文化習俗的影響,不少行政部門和單位一方面認真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另一方面又習慣於繁文縟節,形式主義,慢節奏、低效率。有相當多的公職人員在工作中墨守成規,固步自封,應付差事甚至推諉責任。儘管近年來的政府施政報告中已經多次提及建設陽光政府、科學施政、提高辦事效率、優化公職人員素質等問題,但似乎積重難返,改進的效果不佳。縱觀澳門社會,總體上講民風比較純樸,絕大多數市民正直、善良、熱情;但也有許多人不思進取,懶散保守,甚至自我封閉,盲目排外,缺乏足夠的現代性。
根據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澳門在社會現代化的征程中還有十分艱巨的工作要做,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澳門社會建設的努力方向
加強社會建設,朝著社會現代化的目標努力邁進,是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帶領全體市民完成的歷史使命。筆者認為,從宏觀的角度和全社會的層面來看,爲了有效地推進澳門的社會現代化,應當抓住以下四個關鍵環節,即:倡導競爭意識,堅持開放方針,克服平均主義思想,推行差異化發展戰略。
第一,倡導競爭意識
“競爭”是在多門學科中得到應用的概念。生物學中的競爭是指不同種(類)生物之間爲了獲得更有利的生活資源而發生的相互作用與相互關係。社會學中的競爭是指個人或團體爲了達到某種目的,努力爭取其需求對象的行為。在經濟學中,競爭特指商品生產者為爭取有利的產銷條件而進行的相互鬥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不管哪一種競爭,其本質都是爲了謀求更大利益而做出更大的努力、設法超過他人(他事物)的行為。競爭無疑有利於調動主體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可以成為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競爭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我們倡導的競爭,也正是積極意義上的競爭。
為實現社會現代化而倡導的競爭,是廣義的積極競爭。具體地說,要在全社會倡導競爭意識,要鼓勵各行業、各單位、各個部門、各個崗位的工作人員,都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而設法爭取更多的資源與有利條件。各級領導的管理方針要鼓勵冒尖,政策的制定則要在保護弱勢的同時向強勢傾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資源的利用獲取更大的效益。誠然,鼓勵競爭往往會打破平衡,這是不少人的憂慮所在。須知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發展才是最大的穩定。世上沒有絕對的靜態平衡,和諧穩定並不意味著停滯不前,更不能保護落後。當越來越多的公務員、管理者、技術人員和普通職工、廣大市民都逐漸樹立起競爭意識並能身體力行的時候,澳門人的現代化才會有顯著起色。
第二,堅持開放方針
競爭的實施既需要有合適的環境,又需要有效的內在機制。堅持推行開放的方針政策能夠滿足上述兩方面的需要。因為開放的主要功能就是打破封閉系統。
封閉系統的概念源於物理化學,是指與外界沒有物質交換(僅有能量交換)的體系。與其相對應的則是與外界既有能量交換、又有物質交換的開放系統。系統的概念在物理學、化學以及地球科學領域均得到很好的應用,能夠解釋許多自然現象。例如,比利時學者普利高津籍以獲得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著名學說“耗散結構”理論,就是對非平衡態系統研究的傑出成果。有不少學者將系統的概念引進社會科學領域,進而發展出系統科學,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們在討論人的現代化這一問題時提出堅持開放,是爲了給競爭提供合適的運作環境和動力機制。南宋時期的大學者朱熹寫過一首詩《觀書有感》,其中的警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闡述的就是這個道理。有個成語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社會,土地和人力資源都非常有限。倘若不同外界交流,沒有外來活水,恐怕很快就會日漸冷寂,最終淪為死水一潭。近來有人對開放內地生留澳工作評頭品足,反對者擔心此舉將影響本地年輕人就業、工資與晋升機會。更有一些人盲目排外,一味反對引進外來人才。其實,失業率很低未必是絕對的好事。工作太好找使求職的壓力大大降低,一些人的責任感與進取心也會隨之降低,杜絕外來人力資源的加入無形中起到了封閉環境、削弱競爭的作用,甚至導致保護落後的效果。如能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引進人才無疑將有利於促進競爭,激發社會活力,絕對是利大於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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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客服平均主義思想
平均主義是人們對待財富分配的一種主張,是指要求所有社會成員平均分享一切社會財富的理念。這一思想最初形成於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對於維持當時社會的發展和種群的繁衍曾經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平均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質疑了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社會現象,對剝削制度作出了有限的批判,所以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當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市場經濟漸趨成熟的時候,不管在哪一種社會形態下,平均主義思想都是既不科學而又不可行的。
這是因為平均主義的認識根源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平等觀念,它無視差異,否定矛盾,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唯心主義的錯誤思想,不僅體現在分配原則上,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涉及處理人際關繫的許多方面。在澳門,我們同樣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例如,片面強調公平、平等,喜歡攀比、跟風,不喜歡個性鮮明,更容不得冒尖。有一些人自己不努力,工作平淡甚至平庸,卻反對別人努力創新,妒忌同事取得成績。當平均主義的模糊認識在社會上逐漸抬頭之時,不良的影響也會潛滋暗長。
平均主義的主要危害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削弱創新意識,滋長懶散習氣。在平均主義思想制約下,人們不愿改變現狀,更不敢冒險創新。攀比心態的滋長逐漸培養出坐享其成的懶散習氣,整個社會的生氣與活力就會大大減弱。二是妨礙競爭,不利於強者脫穎而出。平均主義流行之時,人們寧肯袖手旁觀,不願努力奮鬥,更不敢出頭冒尖。在這樣的氛圍中,競爭無法開展,這對於強者和優勢群體來說,就會失去脫穎而出的機會,甚至永遠埋沒。三是不利於心理健康,損害社會風氣。平均主義的錯誤思想具有不良作用,它會腐蝕人們的健康人格,滋長妒忌心態,久而久之,人們的精神面貌就會受到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畸形發展,進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不良風氣。所以一定要客服平均主義思想,倡導競爭與冒尖。
第四,推行差異化發展戰略
在經濟學中,差異化發展戰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應對競爭的一種有效方法或手段,是指設法使自己的產品、服務或品牌、企業形象等與競爭對手形成明顯的區別,以獲得競爭的優勢。這一戰略又稱為“差別化戰略”或“別具一格戰略”,是對“趨同化”或“同質化”戰略的否定。
差異化戰略的本質在於個性化,在於揚長避短。俗話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體現的就是差異化發展戰略的優勢。這一戰略不僅適用於經濟範疇,而且在其他社會領域同樣具有普遍的應用價值。我國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爲了搞活經濟,讓廣大民眾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方針。他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的時候明確表示:“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正是差異化發展戰略的典範,確實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澳門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中也應當積極推行差異化發展戰略。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在向廣大市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對一般社會群體保證基本支持力度的基礎上,向條件較好、積極性較大、特色較為鮮明、成果較為顯著的單位或個人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持,幫助他們更快地成長壯大,獲取更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進而帶動各行各業朝氣蓬勃、生動活潑地發展變革,有效地推動澳門的社會現代化進程。
(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遼寧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资源税改革方向与效应分析 篇12
关键词:资源税,改革,效应
一、我国资源税税制存在的问题
资源税是对我国境内从事应税矿产品开采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课征税种。我国资源税的开征可以追溯到周代, 周代开征的赋中“山泽之赋”就是我国最早的资源税, 它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开征的赋税, 从那时候开始, 我国一直延用着这一种制度。但经过了几次的税制改革, 我国的资源税征收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过于狭隘
目前我国资源税的税目只包括七大类, 主要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以及盐, 没有涉及水、森林等传统的自然资源, 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世界各国中, 俄罗斯已将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都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分别开征了水资源税和林业税, 巴西、德国也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而在我国只是将矿产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具有全面性。
(二) 地方资源税分享比例不合理
资源税属于共享税, 而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为3:1, 中央拿了大部分。从资源的所有权来看, 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公共资源, 国家占据着资源税大部分是合理的, 而且国家可以更好的实现统筹分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 国家的资金下拨一般得经过一年一度的预算或者说当地方需要资金时, 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这样对于地方的发展十分不利。因为我国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依靠当地的矿产资源或者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 如以煤矿开采为发展引擎的山西, 以有色矿产资源为主的云南等等, 而这些地区工业十分落后, 财政收入本来就十分有限, 资源税占据着每年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资源税分享比例的不协调可能会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 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 而且对于资源的开采极易造成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除此之外, 还将导致土地和水资源的严重流失和浪费, 这一些环境后果只能由当地民众承担, 而民众几乎不能从这些资源开采中获益, 成本与收益极其不对称。
(三) 从量计征方式不合理
目前的资源税从量的计征办法已经有16年历史, 课税基础分别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及自用数量。但是这种征收办法一直受到学术界、实务界的质疑, 从量计征方式设立初衷来看, 主要是为了反映企业对资源的使用量, 即开采资源多的企业多缴税, 从而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是在资源越发稀缺的今天, 开采效率高并不利于国家的资源战略发展方向, 而且资源的价格逐步的攀升, 从量计征的方式使得目前资源的税率普遍偏低, 例如我国铜采取定额税率方式, 如铜每吨征收资源税7元, 约为铜销售价格的万分之一, 这样的税率是相当低的, 不足以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随着社会通胀预期的逐步趋向一致, 资源税率将会越来越低, 这也同时会影响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产权利益。
二、资源税的改革方向建议
(一) 逐步扩大征税范围, 适应国家整合战略
目前资源税征收规定中只是针对部分资源进行了征税, 可能会引起征税部分企业或者人们对其使用成本进行考虑, 而对于未纳入征税范围的部分, 则会造成资源的无偿或廉价使用, 从而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应契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 对症下药。目前我国面临通胀的压力, 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 而国内物价也是稳步攀高,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会使得资源类企业利用这一时机借助国际市场大量的出口矿产资源, 以提升自己的业绩, 这样会造成资源的大量外流, 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正在实施的国内稀缺资源整合, 势必会影响到部分企业的经营, 加大其经营成本, 如果对所有资源实行征税的话, 那么可能会使得企业的业绩出现一定的波动, 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而对于一些生活必需资源进行征税的话, 则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因此国家应该结合当前国内的物价形势以及资源整合战略, 逐步将水、森林、稀土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二) 从价计征为主, 从量计征为辅
目前主流观点是建议将原先的从量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方式。从价计征固然有它的好处, 它可以使得税负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 遏制资源类企业无序开采资源的行为,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这样的提法具有一刀切的弊端, 毕竟从价计征针对性比较强, 它只是适用于一些国际市场、国内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 这样的征收不具有普遍性。假如采用从价计征的话, 那么一些大型的资源类企业可能会加大自身产品的套期保值力度, 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由此可见从价计征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众所周知, 一些生活的基本用品, 像盐、水等, 假如对其采取从价计征的话, 那么将会加大人民的生活成本, 降低社会的福利。因此, 笔者认为对于资源的征收方式应该予以区别对待, 对于一些大宗商品, 像铜、铝等, 可以采取从价计征的方式, 而对于盐、水等生活必须的资源则还应该按照从量的方式进行征税。因此应该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以从价计征为主, 从量计征为辅, 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 完善税费体制, 合理设置税源分享比例
目前从我国大资源的概念讲, 我国的资源税费涉及到矿区使用费、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石油特别收益金等, 从税理上讲存在着税费的重复征收问题, 因此可以考虑将这些税费进行一定程度的合并, 理顺税费体系, 既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促进矿业的发展, 也有利于更好的统筹税费收入。此外, 对于税源的分享比例问题, 国家作为矿产等资源的产权所有人, 占据着相当大的税费比例, 影响到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环境的改善问题, 降低了地方政府局部经济的调控能力, 因此对于资源税分享比例应予以一定的调整。应对各地区的财政能力以及资金需求进行一定的调研, 将税收分享比例向一些偏远地区倾斜, 使得这一些地区能够自主分配资金投资方向。
三、资源税改革的效应分析
(一)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
除了海洋、石油外, 大部分资源存量在中西部地区, 而资源的利用主要在东部地区, 对于中西部而言, 大规模的企业不是很多, 不存在一个主体的税种, 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由政府直接下划, 加大了国家财政的压力。新疆率先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取得的效益, 让周边的省份对于资源税改革具有更大的期待。2010年新疆正式实施资源税, 实行油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政策, 在7月份资源税的首个征税期, 新疆资源税征收范围内的五大油田企业就实现石油天然气资源税3.68亿元, 同比增收3.07亿, 同比增长505.90%, 假如再将一些其他资源考虑在内, 那么新疆一年的财政收入将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提高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和改变资源税的计征办法, 有利于增加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 中西部各省可以利用这些收入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 包括增加当地的植被绿化、进行防风固沙, 为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奠定环境基础。
(二) 有利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
资源使用成本提高后, 企业将会尽量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 实现产业发展的环保节能, 从产业发展来看, 资源税的改革将会会鼓励企业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以替代传统的资源, 而且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将得到较大的发展;从长远角度看, 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转型, 实现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变, 从粗放型的出口方式向集约型的出口方式转变, 从低端产品出口向高端产品出口的转变, 使我国的竞争优势得以持续。
(三) 有利于稳定出口、扩大内需, 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国内外汇的总量, 而国内外汇的主要来源则是出口, 我国之所以能够每年都保持顺差最大的原因在于我国低廉的资源成本, 其中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 目前针对劳动力成本对人民币升值的传导效应已经慢慢减弱, 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被逐渐提高, 这对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讲, 材料成本的提高也将会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而资源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原材料的使用成本, 提高了一些外汇创造能力较强的制造业、服装业产品成本, 此外提高使用资源的成本将会抑制国内资源的强劲需求, 进而推动资源的进口, 减少外贸出超, 缓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 减少货币升值的压力。因此, 资源税改革将有利于切断资源成本对人民币升值的传导机制, 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四) 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附加值
按照从价计征, 其资源税可能比原来按照从量计征高出很多, 如果这些企业仍然粗放式生产经营, 那么将付出较大代价;但是, 对那些技术创新好、节能减排好的企业, 受影响较小。资源使用成本提高后, 当企业按照原来的价格进行出售后, 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被压挤, 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 这样会刺激加大企业机器设备技术升级的步伐。当机器设备升级后, 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将会扩大, 逐渐向非价格竞争和高利润、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的出口。如果出口产品具备低能耗的特点, 既在国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又减少了与发达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使得我国经济更加健康稳步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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