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保护（精选12篇）
民法保护 篇1
一、个人信息概述
(一) 内涵
个人信息在理论上存在着如下几种定义:关联型、隐私型及识别型。关联型定义学说认为:个人信息并不仅限于与个人之人格或私生活有关者, 个人社会文化生活及作为团体组织成员之活动, 以及其他与个人信息有关联之信息, 全部包括在内; (1) 隐私型学说认为个人信息指多数人所不愿意向外透漏或不希望他人知道的相对敏感的信息;识别型学说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个人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比照可以识别的特定的个人信息。 (2)
综合以上的论述, 我更倾向于识别型定义, 理由如下:个人资料是代表人、事、时、地的一种序列符号 (不以文字为限) (3) 。相比于个人信息, 个人数据显得过于客观, 忽略了个人信息的主观要素;个人隐私的外延界定只是个人信息中不愿意他人知道的那部分, 若在我国的立法上采用此种定义不利于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
(二) 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界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一般有以下三种观点:“隐私权客体说”、“人格权客体说”以及“基本人权客体说”。笔者赞同“人格权客体说”因为所有权客体说混淆了人格权利益与财产利益, 个人信息从其本质来说仍然属于人格权益, 具有财产属性的个人信息不能划入物的范围内。隐私权客体说的个人隐私缩小了个人信息的外延。而人格权客体说把个人信息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 科学地阐述了个人信息的属性。
二、信息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
由于篇幅所限, 此处的信息主体仅指自然人。
(一) 查阅权
信息查询权是重要的当事人权利, 除非因公益或保密之需要, 任何机关不得任意剥夺。 (4) 查阅权的方式包括两种:信息主体申请、信息管理者公告。这种权利可以让其充分了解自己的个人信息使用情况, 对信息的使用者进行监督。
(二) 知情权
知情权指个人信息主体有知悉本人的信息被何种主体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的情况下使用及处理的权利。因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是直接或间接收集到信息的, 在间接收集到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很可能在某一个环节被不法窃取。知情权就是对这些利益的保护手段之一。
(三) 获得救济权
获得救济权是一种兜底性权利。一旦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 就要及时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对于公共部门, 信息主体可以采用投诉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对于非公共部门, 起诉可以有效的阻止当事人继续侵害并且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
三、我国对于个人信息民事立法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个人信息界定不明
目前, 我国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分散于一些部门法的相关法律规范中, 还没有形成一部统一的、完善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对个人信息的界定不清, 使得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相当薄弱, 也无法规范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行为, 而只能寄希望于行业自律, 使得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处于一种缺乏约束的状态之下, 这也导致了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 公民对于自己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的情况毫无知觉, 同时行政机关也在对相关人的管理中无故收集、传递了很多不必要的信息。 (5)
(二) 信息主体享有的权利规定不明确
目前我国的立法仅仅对名誉权、隐私权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当肖像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时, 应将其划入哪种权利就会很难处理。
(三) 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范围过窄
随着个人信息内容的不断丰富, 其蕴含的经济利益也日渐增长,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也应随之加大。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倾向“隐私权客体”。但隐私权不同于个人信息, 它属于个人信息的一部分, 采用此种立法保护模式会缩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
四、对我国个人信息民事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 统一立法
出台一部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定义及范围, 完善相关立法体系。相对应的立法模式应采用识别型来界定个人信息。同时还应规定个人信息遭到侵害时的归责原则, 从根本上遏制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
(二) 建立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执法部门
如果只是依靠法律的规制, 不仅会造成高昂的费用支出, 还会达不到法律预期的效果。因此执法层面上要有一个系统的法律运转监督机构, 强化执法人员的素质, 加大对执法人员的考核, 保证执法队伍的高效率执法。
(三) 公民自身应提高法律知识储备与维权意识
公民个人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同时应增加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 在自己的个人信息受到不法侵害时懂得如何在第一时间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注释
11齐爱民.美德个人资料保护立法之比较——兼论我国个人资料保护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立场[J].甘肃社会科学, 2004 (3) .
22 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及立法研究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3.
33 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的流通法律问题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社, 2004.3.
44 齐爱民.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J].苏州大学学报, 2005 (03) .
55 朱永华.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J].法制与社会, 2012 (12) .
民法保护 篇2
1.个人信息基本理论问题分析
1.1个人信息的概念及内涵
个人信息的概念：指的是所有可以识别的本人信息的全部相加，网络个人信息，通常是指可以用来识别每一个自然人的数据和相关的资料，从性质上可以分为直接的个人信息和间接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的内涵：根据各学者的相关定义以及地方性的法律规定结合分析，个人信息就是指针对于自然人而言的，可以直接或间接作为识别个体的自然人的资料总和，主要有相关人的名字、出生年月日、自然人所独有的法律性的唯一特定号码、相关标志、图像以及声音等要素。
1.2个人信息的分类及特征
个人信息的分类根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可以有多种分类，主要有：根据个人信息是否公开作为标准，可以分为公开的个人信息和未公开的个人信息；根据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生理信息、社会关系信息、个人经历信息、个人通信信息、金融信息等；如果根据个人信息能否识别出主体身份进行分类，个人信息可以分为直接个人信息和间接个人信息；按着个人信息是否敏感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话，又可以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按着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式为标准，个人信息可以分为自动处理的个人信息和手动处理的个人信息；对于个人信息的分类，还有其它的分类方法，基于较少使用，这时不一一分析。
2.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现状
据我国相关数据统计，现在我国民法中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有几百种，虽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较多，但是这些法律中多数都是关于个人信息方面的立法性的内容，比如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商应尽的义务。我国民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早在就开始了，当时中国社科院针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者主要有周汉华和齐爱民教授，这两位专家针对民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的基本原则、信息主体以及相关的基本权利、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并形成了民法的建议稿，虽然这些建议并没有最终被民法所采纳，没有出现在后来的真正法律条款中，但是这些理论对以后的研究者在网络环境下研究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立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国针对在网络环境下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是在吸取了欧盟国家的直接保护形式，主要体现在《关于加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发布，这一决定包含了刑法等主要基础法的相关法律内容，同时确切地提出了对个人信息应该通过民法保护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我国通过民法通则来间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直接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信息主体的电子信息进行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这些规定主要明确了网络服务商以及一些相关企事业单位通过网络收集、利用和处理个人电子信息的时候需要遵循的合法、正当、必要的法律原则，同时确定了需要履行保密以及保障信息安全的义务，并明确提出了网民有权利要求网络服务商删除与自己有关的相关信息，并有权利对此问题向法院提起合法诉讼的权利，在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间接民法保护：在我国个人信息的直接民法保护之外 我国还有针对保护人格尊严、个人隐私等相关方面的间接保护个人信息的民法规定，比如：《民法通则》关于信息主体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方面作出了法律保护规定，在《民法通则》中还明确规定了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及侵权人应该接受的惩罚、应该承担哪些民事责任以及相关的损害赔偿制度。
3.加强和完善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民法通则》是公民寻求个人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主要法律和渠道，但是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关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明确规定，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所以从充分维护公民合法个人权利的角度考虑应该进一步完善《民法通则》关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主面加强和完善。
第一，隐私权明确界定为独立的人格权，在现有的《民法通则》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置于在名誉权保护中，即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比照名誉权相关的规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列举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隐私权能完全等同于名誉权吗？答案是否定的，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在前文已经分析，因此，应将隐私权明确界定为独立的权利，从法律上实现这一点，是实现和加强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可以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通过采取这种保护方式，可以使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时由相关法律直接确认，相对来说，这种保护方法可以更有效、更充分地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名受非法侵害，但是我国目前采取的还是间接的保护方式，所以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法律特点使之不断地完善，逐步建立起直接保护的方式。
结论
显然，在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o不仅是关系到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直接影响我国信息化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在我国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严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应该加强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设民主、法治、安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1]胡颖.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论文，.
[2]蔡丽娜.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
[3]陈红杰.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模式[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论文，.
[4]秦洁.个人信息保护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13.
[5]周晋.我国个人信息独立保护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
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篇3
关键词 个人信息 民法保护 责任承担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界定
（一）个人信息的内涵
个人信息是指“一切与个人身份特征密切联系的可以识别的本人信息的总和”。其中包括作为自然人的生理、心理、智力，个体、经济、家庭、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与个人身份及特征密切相联系的信息，也即可以反映个人的身份、健康、家庭情况等的数据和描述记录，以及个人收入、财产、信用、消费等的书面或电子信息，本质上属于我国民法上的物。
（二）个人信息的外延
我国部分学者在关于个人信息界定的问题上，认为“个人信息”即是“个人隐私”，笔者认为这显然是把两组概念的实质特征相混淆在一起。个人隐私最为核心和最准确的内容应当是个人生活的安宁性和个人隐私的保密性。而根据个人信息的定义，个人信息不只是包含个人隐私等私人生活范畴的信息，还包括并不构成隐私的个人的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一般个人信息。因此介于其与个人信息的联系和区别，“个人隐私”定义明显缩小了个人信息概念的外延，个人隐私属于个人信息的下位概念，个人隐私包含于个人信息中。
二、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起步较晚。个人信息的系统化保护是在因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引发了种种法律问题的冲击下才逐步走上立法议程。2005年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工作启动，，但就此工作积极策划并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自2005年提交至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以来，一直处于研究阶段，尚无实质进展。2008年两会上继续提出的“个人信息急需立法保护”的建议得到多數呼应。现实召唤法律而统一保护立法尚未成形，我国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只能在一些法律、司法解释和法规规章当中发挥零散有限的效力。例如，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对隐私权间接保护的条文，可以视为现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条款。这些对个人信息予以隐私权保护方式的条款不仅远已不符合现今社会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也不能给予保护立法充分实际的理论支持，因此亟待填补法律上的空白。
三、完善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对策思考
（一）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信息处理利用的规范和侵权后果的承担上，因此信息保护立法中应该是限制性规定多于权力性规定，并且主体及保护范围非常重要。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即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对象也就是保护客体，是以一定形式反映出来的个人信息。作为民法上物的个人信息，是与信息主体的人身和财产有密切联系的身份性的事情。个人信息的财产利益体现在对信息的收集利用所表现出来的流通关系上，个人信息的人身利益则体现在作为自然人代表的个人信息不经授权被私自收集及不正当使用带来的人身权纠纷上。
（二）关于对个人信息适度收集利用的方法
在我国，由于流通个人信息造成的泄露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个人权利的正当保护。因此，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流动的协调关系，是立法所要考虑的重要方向。根据我国法律的立法传统以及个人信息的内在属性，个人信息立法中首先应该贯彻的是直接、明确、公开、正确、安全原则。直接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应该在原则上直接向本人收集，以此保护并体现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所有权；明确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在收集时原则上要有特定而明确要求，并限制授权主体的权利；公开原则是指在收集、处理、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公开，以此规范信息收集主体的行为并保护本人的知情权和修改权；正确——信息收集主体有义务保持收集的个人信息完整、正确并及时更新，以此加强收集方的责任和信息主体的正当利益不被扭曲；安全——收集主体有义务使个人信息应处于安全的保护之中，避免发生信息的泄露、意外灭失和不当使用。此外，还应该强调个人信息的利用要严格限定在收集原定目的范围内，不得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将其移作它用，变更前须得到信息主体的明确同意。
（三）关于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的承担
侵权责任的确定以侵害的权利内容为依据。个人信息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个人信息作为可以识别当事人的资料，反映出来的讯息与当事人的人身权密切相关。尤其是其中的人格权是个人信息保护目的的重要方面，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利用首先表现在对当事人人格权的侵犯上，其次表现在对当事人正常生活的干扰上。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赋予个人信息以财富的性质，不管是对信息主体还是信息收集主体。信息主体通过对自身信息的支配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信息收集主体也会以手中信息流通换取利益。由于个人信息兼具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双重属性，其体现出来的权利内容即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是财产权和人格权，并且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维护信息主体的正常生活——偏重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最后要落脚于对非法侵害者相关责任的追究上。由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隐私，对侵害个人信息的责任承担可以借鉴对个人隐私侵害时的责任承担。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责任方式有五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精神损害赔偿。细究之下，其惩罚力度不足以对侵权行为发挥有力的警戒作用。所以，在发生个人信息侵权时，应个人信息加以隐私权和财产权的双重保护，相应而产生的是侵犯权利主体的个人信息后的民事责任问题。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可比照名誉权的责任方式处理。
参考文献：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篇4
关键词：胎儿利益,民事权利能力,损害赔偿
胎儿是将来才能出生的人, 各国民法均规定只有出生之后方可取得权利能力, 而胎儿在未出生前受到侵害, 在出生之后可否请求损害赔偿, 民法对胎儿利益是否予以保护, 如何保护, 保护的依据是什么, 一直是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1 立法模式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胎儿尚未出生, 尚系母体之一部分, 当然不能取得权利能力, 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但是, 任何人均有从母体受孕到出生之过程。此间, 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 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 对于胎儿, “只因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权利是不公平的”。[1]因此, 自罗马法以来, 各国民法均对胎儿的利益设有特殊保护。关于胎儿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有三种立法体例。
一是绝对主义, 承认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必须以活体出生为条件, 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 死亡终止。”“胎儿,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31条规定:“胎儿,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
二是个别规定主义。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 在某些事项上视为已经出生。例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 即有能力接受生前赠与。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 有按照遗嘱接受遗产的能力。但是, 仅在婴儿出生时是生存者, 赠与或遗嘱始产生效力。”
三是概括主义。胎儿未出生时, 为母体身体的一部分, 原则上无权利能力, 但是法律为保护胎儿将来的利益, 采取概括主义, 凡胎儿的利益成为问题时, 常视为已出生。如我国台湾省《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视为已出生”, 《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2项规定“胎儿关于其可享受之利益, 有当事人能力”。胎儿惟于其利益之范围内, 视为既已出生, 故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认领请求权、继承及受遗赠等, 均视为已出生。
分析三种立法主义, 绝对主义最不可取:胎儿利益的保护方式, 纯为立法技术问题, 并不涉及何等基本原则之违背。在此, 涉及胎儿合法利益时“视为”胎儿已经出生, 与一般地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并不相同, 其并不会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原则发生矛盾, 也不等于承认胎儿在任何情况下均具有法律人格。而只是民法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胎儿的保护, 这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至于个别规定主义, 就胎儿利益保护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涉及胎儿利益保护之事项必然趋于复杂, 难以为立法者所事先预见, 由此, 概括主义实为最佳选择。
2 胎儿人身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关于胎儿人身利益保护的学说主要有“生命法益保护说”“权利能力说”以及“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等等。
2.1 生命法益保护说
德国学者Planck认为, 胎儿利益虽非权利, 但属于生命法益, 任何人均有权享有。因为生命法益是先于法律而存在, 是人性之表现与自然创造的一部分。生命所表现者, 是生物自体之本质, 生物自体因此而获取其内容, 任何人对生命法益均享有权利, 故得主张不受任何妨害或阻碍。胎儿利益受到侵害应认为是其内部生命过程受到阻碍, 并未接受自然及创造所赋予之生命有机体的健康。健康法益本身即是为自然所赋予, 则当法律加以规律并赋予一定法律效果时, 自应承认此种自然的效力。
2.2 权利能力说
另有学者认为, 对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 其理由诉诸于“自然”与“创造”, 未臻严谨, 因而致力于寻找实体法上之依据, 其主要方向在于证明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并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学说:
a.法定停止条件说:胎儿于怀孕期间实际上并无权利能力, 当其活产时, 再追溯至继承开始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之时取得权利能力。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停止条件。此种学说系日本民法之通说, 为日本判例所采用;
b.法定解除条件说:在怀孕期间, 胎儿被视为具有与已出生的人之同样的法律地位, 具有权利能力 (或“有限”的权利能力) , 只是以后胎儿为死产时, 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才溯及地取消。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解除条件。此种学说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用。[2]
3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
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 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 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 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立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现代人权观念的指导下, 以维护自然人统一、完整的人身利益为基本目的, 追求创造、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基本要点是:自然人在其诞生前和消灭后, 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利益 (法益) 和延续的人身利益。这种先期的人身利益和延续的人身利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 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3]
上述诸说均有一定的理由, 但同时也存在不足。
法定停止条件说实际上在承认保护胎儿利益时, 并不承认胎儿在涉及其利益的当时具有权利能力 (其权利能力只有在其活着出生时方可取得) , 但为解决遗产继承时的“特留份”以及在胎儿于怀孕期间遭受损害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虚位”问题, 故采用赋予活着出生婴儿取得之权利能力以溯及力的方式。但是, 法定停止条件说的最大缺陷是不承认胎儿的权利可在出生前获得, 因此, 必定发生权利主体虚位之弊端:在继承、受遗赠的情形, 当法律关系开始时, 胎儿利益由谁保护不明;在赠与 (生前赠与) 时, 无法判定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而在胎儿遭受损害时, 不能立即行使请求权, 有可能使索赔时机丧失。
而依法定解除条件说, 当发生涉及胎儿利益之事项时, 胎儿视为已经出生, 即取得权利能力, 可即时取得权利, 胎儿之母亲或父母亲即可成为其法定代理人, 代其行使权利 (参加继承、接受遗赠或赠与以及提出索赔请求) 。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虽然大胆地突破了权利能力制度, 是一个进步, 然而其致命的弱点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胎儿的利益为什么应该受到保护。所以, 上述两说均不能圆满地说明该问题的根本。
相比之下, 生命法益保护说更具有说服力。德国法学家Selb指出, 出生前侵害能否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 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之问题, 而是侵害之问题。对此, Larens教授深表赞同, 认为人之生命何时开始, 自何时起应受法律保护, 与其自何时起得以一个具有个体之人而存在, 而享有权利能力, 系属二事, 不可混淆。一个生物有机体于出生前所受之侵害, 对此发展中生物体之形成及功能所生之不利影响, 于其出生后, 仍会继续。于此情形实可认为一个人因受出生前不利影响之作用, 致其健康遭受侵害。[4]所以, 法律对胎儿利益给予保护, 不是因为胎儿受到侵害时具备了权利能力, 而是因为其在出生前遭受过某种侵害, 甚至该种侵害现在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47.
[2]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S].第47页.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281-282.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篇5
作者：金锐 指导老师：王敏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 271018)
【摘 要】随着近年来对于尸体进行侮辱的事件越发变多，关于尸体维权事件的频发，人们对于如何保护死者权益的问题考虑也更加认真，对死者权益的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资料分析、案例解析、文献借鉴等方法对于如何界定死者的性质（包括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渊源，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现状，社会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简单地探究。试图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究，能够归纳出些许关于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方法及经验，对于以后处理死者人格权益案件发挥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死者
人格权益
社会影响
民法保护
性质
民法通说认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在其出生时即享有，这是法律赋予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对人的人身权益予以保护的重要体现，这些权益伴随人的一生，在人生各个阶段予以人必要的保护和限制，但是在其死亡以后这些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是否一定随着死亡消失不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毕竟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必定是不能忽略的，究其某些人身权益在其死亡后我们是否应当予以必要的保护，值得我们考虑。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某些权利随着其死亡进而消失，但并不是其有所的权利都消失不见。随着近些年在关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的纠纷的增多以及某些个别侮辱尸体案件的发生。关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争端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历史渊源
1.1社会对于法律的影响
人格不仅仅只具有法律学上的含义，而且在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权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1]这是王利明教授在《人格权法新论》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人格权是法律赋予 1
人们的权利，每个人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是一种必备的权利。自然人理所应当的享有人格权益，那么死者是否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权利呢？本人认为死者在某些方面应当享有与死者同等的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二零零一年《江南时报》曾报道了在二零零零年某公司使用鲁迅姓名用于申请“鲁迅”商标。报道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绍兴的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经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先生授权同意，讲在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推出“鲁迅酒”。然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告知媒体，周海婴向其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一案，经初审予以驳回，正式文案将随后送达相关人士。据国家工商总局审查处的具体经办“鲁迅酒”一案的人士表示，“鲁迅酒”商标注册申请目前已被驳回。据称，名人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标，要考虑社会影响。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不予以核准通过。就本案来说，鲁迅先生是名人，是一代大家，把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用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太合适的。遗嘱的效力是指遗嘱人设立的遗嘱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遗嘱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遗嘱人单独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2]这也是对死者的民法保护的体现。此次事件明显地显示出了人格权运动社会性在法律中的影响。也 揭示了死者的姓名权在法律应用中应与自然人的姓名权等同对待，侵犯死者姓名权所受到的法律制裁同等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权。但是心的问题又出现了，著名人物的姓名权在其死亡后是否可理解为其转化成财富，由其后代继承？这些死者人格权益的商业化问题都值得考虑。1.2儒家文化渗透于我国法律体制之中
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保护体现于法律法规等文本之中。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分立，对立想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灌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儒学即入学。生命是宝贵的，必须予以重视。孔子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孝经》第一章还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充分体现了儒学文化对身体完整的尊重。孔子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要“慎终”，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2
即装殓。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尊重尸体，敬畏死者。作为当时法律准绳的儒家文化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思想已经十分鲜明，儒家文化在法律中的渗透式民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1.3世界各国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不尽相同
世界上当代存在的法律可大致分为三大法系，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虽然法系各不相同，但是三大法系在关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方法却是贯通的。《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德国法第一条，仅规定公民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却没有规定公民权利能力的终期，这对于民事主体死亡之后的人格权的维护提供了余地。德国十八世纪末注明的思想家康德在其晚年的代表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此学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对于死者的名誉权应当予以保护的思想。对死者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的社会必要性
2.1对死者近亲属的心理安慰
人一旦死亡便不再能够感受到痛苦，对其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对死者而言并不能发生损害结果。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真正遭受损害的是与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的人，尤其是与其有密切生活联系的近亲属，一般情况下，其配偶、父母、子女是直接受害人。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受害人。加害人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首先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的感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利益，即使该利益还不能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但是也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
此外，虽然死者并无精神痛苦可言，但是侵害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违反社会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善良风俗。因此，可以这样概括：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行为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美好情感的法律上利益，因此，对该类案件的保护首先是保护近亲属。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人享不享有名誉权的问题。对死者名誉侵害，侵害的是死者
[3]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人的社会属性也正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更不能脱离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个人的名誉好坏对于所在家庭的其他人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名誉实质上是所有成员名誉的集合,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是指除被侵害的个人名誉之外的所有家庭成 3
员的名誉。因某一成员的名誉受到侵害而使其他每个成员的所有名誉受到影响,也就是整个家庭的名誉都受到了侵害,这种逻辑是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个人名誉是家庭名誉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逻辑并不复杂。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对于维护近亲属的名誉有着极大的影响，对死者的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是对死者近亲属心理上一种极大的安慰。
2.2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保护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早就了今天的社会道德准则，对死者的人格权益的保护也就是对人的权益保护。公民生前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死后仍受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与死者有关的人和社会的利益。[4]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荷花女”一案。在《民法通则》确定了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原则之后，对人格权民法的一系列问题就在实践中不断产生，对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问题，就是在其实施后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经过天津市“荷花女”一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集中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意见之后，做出了规定对侵害死者名誉权的，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对个别死者保护的案例到制定司法解释，对于保护死者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有了相关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法律制定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贬损死者人格会损害生者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因为死者本来余存的良好形象被破坏了，此种敬爱追慕之情亦属生者之人格利益，法律应予保护。[5] 2.3对处理侵犯死者人格权益案件的现实意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尉氏县，将前妻母亲的坟墓挖开，并将汽油泼在棺材上，点燃后离开。造成棺材及尸体部分被焚烧。经查明，开封市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成在挖掘他人坟墓，并焚烧棺材尸体，有损社会风化，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尸体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吴成系初犯，当庭认罪态度良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被告人犯侮辱尸体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法律明确了有关侮辱尸体的具体行为，有利于法律的实践，有利于促进社会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对于处理由于报复行为的杀人行为后的对尸体侮辱的行为。以及对某些个别在处理自然灾害，社会暴力事件所导致人员伤亡后尸体的搬运行为的规范有积极的影响。明确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规定对于惩治盗卖尸体器官，盗墓等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2.4对于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意义
我国于一九九九年进入法治社会，法制的发展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各项规定已能基本处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民事主体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存在着人格权利，只是这种权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尽相同，将这种利益写入法律之中，对于我国已经基本成熟、完备的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将有着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捷克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她的人格权益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法国民法典》中关于死者即尸体的规定为：“人体所生之物”或者“出自人体之物”，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持支持态度，认为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将仍具有相应的人格。《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名誉、尊严或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除非传播这种信息的人能证明它们属实。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也允许在公民死后保护其名誉和尊严。”[6]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30条规定：当其肖像被展览或售卖的人已死亡或处于不能表达意志的状态时，如果该展览或售卖行为在性质上会导致对死者荣誉与名声的损害，则其权利将授予死者亲属。[7]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以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起诉。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则检察长也有权起诉。[8]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护。属上款所指之情况，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姐妹、侄甥或继承人，均有请求采取上条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当性。[9]这些法律文献以及思想家的理论对我国民法体系的发展有着积极地借鉴作用。世界各国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现状
3.1对于死者的存在性质定论尚不一致
人在死亡以后的存在，即以尸体的形式存在时其性质上是以物质的形态存在还是以其他以物质的衍生物或者被赋予某种情感的物质形态存在予以看待的观点尚不统一；杨立新教授曾提出“人体变异物”理论，认为“人体变异物”属于物的特别类型，不能将其与一般的物一概而论。《法国民法典》对此将其称为“出资人体之物”。其第十六之一条第三款规定：“人体、人体各组成部分及人体所生之物，不得作为财产权利之标的。”当然，此处“人体”包括自然人与尸体，而黑格尔称“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与《法国民法典》不谋而合，也进一步印证了人体变异物不能以一般物的存在。目前来看，德国通说采用死者“人格残存说”来确定对于尸体的权利规则，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确定的人格尊严和第二条确定的人格发展自由在法律上保留了死者的人格，其可作为通说的 5
法律基础。基于此，对尸体的权利是源自活着的人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消极的不受侵害和积极地进行处分的权利，对于死者而言，其积极的进行处分的权利已经不能行使，单并不能说其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即其仍保留部分的人格权利。德国亦有认为死者为无的观点，但仍不能准确地规定尸体为何种意义上的物。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输血和器官移植的行为的增多，必须承认捐献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而且其被移植到新的生命体上之后即不存在物的性质，从而与新的生命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已必须要考虑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近期著名歌手姚贝娜的去世以及死后捐献眼角膜的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法律规定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死者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这也充分保障了死者的人格权益。脑死亡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该生命体已经失去生命，算作死亡人呢？世界各国学者有着不用的看法，我国仍采用以呼吸停止等生理特征来认定人体死亡。
日本学说多将“非人格性”作为法律上物的要件，因此很多学者否定了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等具有人格权属性，但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脱离人体器官组织等得以为物，应以不违反公序良俗为限制条件。对于尸体的性质，日本学者多数意见认为主体死亡后丧失人格性。人的身体只是转化为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像德国一样采用死者人格权残存说的属于少数。而日本学者大谷实在其《医疗行为与法》一文中称：“脑死亡患者已经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人格，是处于‘生于死之间’状态的人，在具备本人生前遗嘱等条件时，摘取其器官移植给患有严重心脏病或者肝脏病的患者，这作为一种医疗措施被认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其文中也透露出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即人格尊严的一种保护。
法国学说对尸体的性质确认上并不十分果断。其表现在其民法第十六之五条规定：“任何赋予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第一三八六之十二条规定：“如果损害是由于人体之部分或出自人体之物所造成，生产者不得主张第一三八六之十一条第四项的免除责任之规定”，既不能以“在其产品投入流通是，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并不能够发现缺陷的存在”，条款作为免责事由。显然对其物的属性又有所怀疑。此外，法国与英美国家一样，不承认尸体是所有权的对象，认为人死后对其尸体享有的是本人生前权利的残存。
以加拿大、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同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基于固有普通法传统移植坚持人体组织的非财产化，不承认尸体成立所有权。对于尸体的处理受宗教法和教会规则的约束。这与中国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相似之处，宗教或者传统文化对于法 6
律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人在死亡之后的权利问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没有信仰的国家是可怕的。
王泽鉴教授认为：“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人体的一部分如已分离，不问其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其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史尚宽教授认为，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虽然社会各界对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之物仍具有一般物不同的权益需要民法保护。3.2法律实践存在困难
刚才我们讲过，在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尚不统一，这就给制定法律带来了不便，无法准确地对死者的性质进行定位，就无法准确滴在事件发生时适用相对应的法律。例如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的奸淫尸体案件，十六年间奸淫女尸上百具，在判刑时只判了监禁18个月，这与强奸罪的刑罚相差甚远。前面我们讲过，死者在死亡后仍拥有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对待死者的权益保护应加大力度。这虽然是在刑法上的惩罚，但在民法上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仍应正确、准确的定位，为保护死者人格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文书，能够更加具体化，更加法制化。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推进实务的进步。当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依据之后，就必须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机制，针对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仅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又不够全面。具体的讲，死者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保护为主体，因而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机制也应当以民法为主。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当然也无法承担民事义务。民事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仅就《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来看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实为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或身份问题。《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对胎儿的集成的问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障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公民死亡，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因此依照民法学理论，胎儿和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但是上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却对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应当予以保护，于是，7
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了理论上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实务反而对理论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一年司法解释有意删去了“权”字，只剩下“保护死者姓名，名誉，荣誉”。只规定死者“名誉”、“肖像”等的法律问题，致使关于死亡后能否继续享有人身权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权益的民事赔偿问题并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10] 3.3人格权益的延伸保护
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是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者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格权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上文曾说到，康德的“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他认为：“一个人死了，即使他不存在于世上的时候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认为他还能够去占有东西是荒谬的，这里讲到东西都是有形的，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世上的。但是，好的名声却是能够在精神上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它不可分离地依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做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他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其支撑着它的原因是“抽享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地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关于人格权延伸保护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要、利益保护说。权利保护说主要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念已被突破，死者有可能成为名誉权等权利的主体，进而应当予以法律的保护。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张人格权延伸保护的实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保护死者的名誉等人格，其作用主要是维护近亲属的名誉。认为侵害死者名誉就是侵害近亲属的名誉。家庭利益保护说跟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大体相同，主要是保护的客体由近亲属变为了家庭。利益保护说认为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对于正当的合法利益也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更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因此，死者的人权益作为一种合法正当的利益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延续人格利益保护范围远比先期人格利益延伸保护范围宽，主要包括延续姓名利益和延续名称利益，公民死亡后，其姓名权转变为延续姓名利益，得为延伸保 8
护；延续肖像利益；延续名誉利益；死者名誉的延伸保护，已成为民法上的通说；延伸荣誉保护，荣誉一经取得，终身享有；延续隐私利益；延续身体利益，关于死者遗体的法律保护，近年来学者提出肯定的主张，根据宪法“公序良俗”的原则，也应当予以保护。
保护期限—不宜规定统一时限。此问题其实与行使主体这一问题紧密相连。有学者提出，以死亡人近亲属提起诉讼，限定人身权延伸保护期限，是国外立法通例，并认为
[11]我国保护期限大约在50年左右应属适当。德国法律对死者人格保护在时间上并非无限制，保护的时间跨度依具体案情确定。在这一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损害的强度以及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12]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去的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二无比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13]死者的人格权益应当得到民法的保护，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是不正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方法及范围
个人性基本权利在西方宪法文本中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人身完整的权利，主要指出生命权；（2）人身自由 与人身安全，这其中包括人身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免受奴役，迁徙自由，通讯自由，保有私生活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3）人格 尊严的保护；（4）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主要讨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进行了保护。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4.1在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上
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9 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不出现诸如“死者名誉权” 等容易产生误解的用语，将理论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务中。4.2在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上
《著作权法》第20 条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 条的用语应作修改，建议修改为如下条文：“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作者生存期间受法律保护。作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有保护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为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 9
向死者近亲属赔礼道歉。”在最终判决做出前，法官还可以做出预先裁判，责令行为人停止出版、禁止发行流通，或责令将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4.3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双轨制”。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责任方式下，也应适用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抚慰。但我国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的责任方式上虽也采用了“双轨制”，但非财产方式和财产方式是一种“主次适用型”的关系，而是不并重关系，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实践中主要是名誉、隐私、姓名、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起案件均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有学者提出，保护范围仅限于姓名、名誉和肖像。披露死者隐私并不因此损害死者名誉，则不应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15]本人认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需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人的评价，不仅注重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都采用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责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4.4关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问题
请求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1、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死者近亲属利益时，应该有期限限制。比如设定为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距离。2、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
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还处于探索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我国死者人格保护立法还不完善。无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在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而不懈努力,相信死者人格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完善的保护。
[14]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09～111页。[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配套解读与案例注释》，2013年5月第一版，139页。[3] 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49页。
[4]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5]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6] 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7] 薛军译，《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8] 马晓龙，《我国死者人格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重庆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9] 唐晓晴等译，《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10]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1] [奥]考次欧等，于佳楠等译，《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2]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3]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147页。[14] 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15]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致谢词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王敏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论文凝聚着老师的汗水，王老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对我的工作学习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此向王敏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这三年来感谢山东农业法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的老师对我专业思维及专业技能的培养，你们在学业上的心细指导为我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像诸位老师深深的鞠上一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王敏老师，这三年来，在思想以及生活上给予我鼓舞与关怀让我走出了很多失落的时候，“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对王敏老师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向王敏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感谢这三年来我的朋友以及法学（双）7班的四十多位同学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三年来我们真心相待，和睦共处，不是兄弟姐妹胜是兄弟姐妹！正是一路上有你们我的求学生涯才不会感到孤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了，希望你们有好的前途，失败不要灰心，你的背后还有法学（双）7班这个大家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生我养我，纵有三世也无法回报你们，要离开你们出去工作了，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平安健康，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会好好工作回报社会，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探讨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 篇6
关键词 网络 虚拟财产 民法保护
虽然互联网产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对虚拟财产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相关的网络虚拟财产受到侵犯的事件常常出现，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侵害到人们的财产安全，也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市场环境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事件的处理上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网络虚拟财产受到侵犯的问题长期不得到解决。在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相关规章制度也应该事先同步完善，也应该意识到实行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基本介绍
大多网民对网络虚拟财产没有太多的了解，在实际中对网络虚拟财产没有明确的定义，而较为常规的理解是用户在网络中的虚拟财产。我们知道实际中的财产是事物的，而虚拟财产相对事物财产而言则是无形的，这也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主要特征，但是虚拟财产是实际存在着的，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淘宝商铺、QQ号、网游装备等都属于网络虚拟财产，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虚拟产品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对虚拟财产的定义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理解。现如今，对网络虚拟财产有着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狭义上的网络虚拟财产主要就是网游的账号等，而广义上的网络虚拟财产则更加广泛，主要是能够在网络上创造一定的价值，而且可以人为的控制，也是属于用户的一种资源。
网络虚拟财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虚拟性，从网络虚拟财产的字面上可以知道虚拟性是其本质特征，虚拟财产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在网络中通过人们的控制体现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而离开了网络这个大环境，网络虚拟财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其二是稀少性，有些网络虚拟财产并不是像所有用户开放的，例如QQ上的蓝砖或是超级QQ、淘宝商户上的等级、网游的有限装备等，也正是这些网络虚拟财产的稀缺性，不仅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也说明虚拟财产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三就是限制性，网络虚拟财产首先只存在于网络中，而且某些虚拟财产在另外一个网络区域可能是无效的，而另一方面在时间上虚拟财产是有期限的。
二、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没有全面的网络财产法律保护
我国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相关法律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我国没有针对网络虚拟财产而制定的专门法律，很多案件的处理都是依照现行法律，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就是虚拟财产的相关纠纷事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虚拟财产案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用户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互联网行业的相关市场逐渐混乱。
2、不同地区虚拟财产案件有不同的法律依据
由于缺乏固定的法律法规，各地在网络虚拟财产的处理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现行的法律只能作为一部分网络纠纷案件的解决依据，而其余的案件既不能不解决也不能随意处理，各地在解决这类案件在法律条例的选取上不可能完全相同，而这样的情况极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现象。随着纠纷事件的不断增多，亟需确立专门的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基础。
3、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的解决过程存在很多的争议
网络虚拟财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财产经过频繁复杂的交易，用户之间、运营商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例如虚拟财产的归属权，很多网游装备的所有权是属于运营商，而用户只有使用权，用户在交易时没有注意相关合同，因此发生纠纷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决。网络财产的特殊性要求它需要特定法律的支持，减少解决过程中的纠纷，维护互联网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三、建立健全的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
1、完善现有的网络虚拟财产民事法律
针对现有法律存在的缺陷进行补充，根据解决纠纷案件的经验制定合理的民事法律。网络虚拟财产具备了法律性，很多纠纷案件在解决上更加公平和正规，同时一些没有法律依据的纠纷案件也能够得到解决。同时在相关法律的执行上，相关部门和机关也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执行，这不仅是法律有效性的体现，也是真正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法保护的范围。
2、制定相关的网络仲裁机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纠纷多种多样，其中的一些案件由司法机关解决反而会拖延案件解决时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仲裁机构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当事人之间灵活的解决既可以满足双方的需求，也能节省一定的成本。同时网络仲裁机构可以对虚拟财产交易进行监督，尽量避免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事件的发生。
3、明确规定虚拟财产交易的规章制度
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频繁和复杂是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对网络财产交易的管理和监督是有必要的。首先在整体上会各大网络虚拟财产交易平台进行管理，保证其交易的合理性；而在另一方面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具体事项，例如价值、归属权等，使得在纠纷解决中能够有相关的依据。
四、结论
网络虚拟财产实行民法保护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网络虚拟财产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因此更加应该将其重视起来，让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1]王瑜.浅析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民法保护[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10，1（04）：：33-34.
[2]王滢.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思考[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2（04）：19-20.
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篇7
(一) 人格权的概述
所谓人格权, 是指作为民事自然人对自身所享有的权利。它是与民事主体不可分离的权利, 因人的出生而当然享有, 因人的死亡而当然消灭。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 人格权具有固有性、非财产性、对世性和支配性等法律特征。所谓固有性是指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始终享有的权利, 一旦自然人出生、法人成立, 就应当依法享有人格权。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 乃是实现和维护民事主体基于人身而生的自由、独立、平等等价值, 从这个意义而言, 人格权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 体现了其非财产性的特征。人格权的享有和行使, 不必借助他人的积极行为, 只要义务人不加妨碍和侵害, 人格权就可以实现。由于任何人均对权利人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因此人格权为绝对权, 具有对世性。任何民事主体都是而且只能是自己的主人, 故而权利人有权对客体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 人格权是支配权。
(二) 我国人格权立法现状
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 它以列举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方式来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 目前主要确定了几项具体人格权, 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这些内容尚不能构成完整的人格权法体系:一是具体人格权的规定较为简略, 已经列举的人格权并不完备, 一些比较重要且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具体人格权, 如隐私权、身体权, 没有体现在立法中。二是欠缺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因此, 当前我国“人格权”难以适应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类型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需求。一方面, 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 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等, 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对于公民的人权保护的扩张, 出现了许多新的人格利益, 如对于死者姓名和名誉的保护、对于遗体的保护、对于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物品的保护等, 都需要在人格权法中有所反映。因此, 有必要对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篇, 进行专门细致的规定。
二、一般人格权基本问题研究
(一)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学者对于一般人格权所高度概括的内容存在不同主张:有人认为包含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有人认为包含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有人认为包含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严;有人认为其中应包含一般自决权。
笔者认为,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人格独立、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三方面。
1. 人格独立
人格独立的实质是民事主体在人格上一律平等。表现为在法律面前, 任何民事主体都享有平等的主体资格, 享有独立的人格, 不受他人的支配、干涉和控制。比如干涉他人的婚姻自主、行动自由、言论自由等, 干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设立自由、变更自由、解散自由、订立合同自由等经营活动的自由都构成对他人人格独立的侵犯。
2. 人格平等
在当今社会, 无论在财产关系中还是人身关系中, 无论是在形式正义中还是在追求形式正义中, 人格平等都是连结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共同方式和手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一种理念, 指的是资格平等、机会平等, 实质就是人格平等。当然, 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享有具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人格平等”意味着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3. 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中最重要的内容, 是指民事主体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受到他人和社会最起码的尊重。实际上, 人格尊严就是承认人格, 把人真正当成人。因此, 无论公民职业、职务、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财产状况、民族、种族、性别有何差别, 其人格尊严是相同的, 绝无高低贵贱之分。
(二) 一般人格权的功能
1. 一般人格权的解释功能
由于一般人格权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 使其成为对各项具体人格权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母权, 决定着各项具体人格权的基本性质、具体内容, 以及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相区分的界限。一般人格权确定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的基本属性, 即凡属人格所产生之合法利益均受法律之保护。因此, 一般人格权作为人格权制度中最为基本的权利, 当对立法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进行必须的解释时, 一般人格权便成为解释的标准, 并因此而具有解释的功能。
2. 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功能
从精神内涵上讲, 一般人格权是具体人格权的渊源权, 可以从中引出各种具体人格权, 如杨立新教授所论及, “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纵观人格权的发展历史, 它是一个从弱到强, 从少到多, 逐渐壮大的权利组合。尤其是在近现代民事立法上, 创造了大量的具体人格权, 使具体人格权达到了十几种, 其种类之多, 其他基本权利无法相比。这些权利的产生, 无一不是依据一般人格权的渊源而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成文法国家, 一般人格权的这种功能更为显著, 法官判案必须依法, 而法律对不胜枚举的权利难免有所遗漏, 一般人格权则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的一般条款, 可以正确解决现行法律缺项及运用现行法律达不到公平正义结果的个案。
3. 一般人格权的补充功能
这是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功能。一般人格权是框架性权利, 具有极大的弹性, 可以将尚未被具体人格权确认和保护的其他人格利益概括在一般人格权中, 依一般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 用业已法定的具体人格权保护不甚贴切, 但也未到创设一种新的权利的程度, 这时一般人格权就可发挥其补充功能, 以达到保护受害人利益的目的。
三、构建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意义
第一,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格利益。我国《民法通则》采用具体列举的方式, 明确规定公民或法人的名誉、肖像、姓名等等方面的人格权利受法律的保护, 有利于公民可以主动行使并捍卫这些权利, 为司法审判人员正确处理人格权的侵权案件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但也正因为是这样, 《民法通则》严格限制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 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 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更多的人格利益因尚未形成具体的权利在法律中没有具体的规定而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与我国的立法精神是不符的。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 当某种权利被侵害但又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具体的人格权利时, 司法机关则可以依据一般人格权的规定, 按侵害一般人格利益来处理。
第二, 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是法制完善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 人格权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广泛, 过去一些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发现的人格利益, 必将随着民主的发扬、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 它所规定的应该是一般的、普遍的行为规范。而将越来越多的具体人格权用一般人格权制度规定下来, 是人格权制度日趋成熟的标志, 是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体现。
目前, 我国尚无一部法律对一般人格权制度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关于人格权的保护只是零散地分散在一些具体的条文中, 在提倡以人为本, 视人格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今天, 这与加强法治建设, 强调保障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迫切要求, 颇不相宜。笔者以为, 应当在未来的民法典中, 以专门的章节具体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 确立民法对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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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73.
公民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篇8
一、公民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现状
近年来, 伴随着高科技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手机、计算机、网上交易等蕴含高技术的新事物业已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同时, 随着这些新事物出现的还有如影随形对个人信息侵犯的行为,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是对个人信息收集的不正当性, 其次是对个人信息处理的不正当性。前者主要有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和非法收集两种情况;后者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的不当泄露、恶意篡改和恶意传播、不当使用和利用。早在2003年, 《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已进入立法计划, 可是到今天为止, 这部法律仍未正式颁布。在现行法律体系中,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据主要来自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 另外部分特别法中也有零散规定。具体到我国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民法关于人身权保护方面的规定以及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
1. 个人信息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具体确认。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对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实行依法保护。随后, 标志着隐私权在我国民法司法解释中的首次亮相, 《民通意见》以法条的形式表明如若公民隐私利益受到侵犯, 可以经由名誉权寻求法律保障。此外, 最高法院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了有关死者隐私受侵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
2.《侵权责任法》对个人信息作出了保护性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保护:一是概况性规定:《侵权责任法》开篇第2条即规定: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并进而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在内, 可谓第一次明确赋予了隐私权的法律地位;二是《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规定;三是《侵权责任法》第61条、第62条对医疗方面的侵权规定。要求医院有责任对于病人的隐私提供保护措施, 不得随意对外公开。如果不遵守相关规定, 造成病人损害的, 要求其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其他民事法律规范对个人信息也作出了保护性规定。
主要指对一些特殊群体个人信息的保护, 如对未成年人和妇女个人信息的保护;还有邮政业、医疗业、金融业以及计算机网络和其他特殊行业或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有所体现: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 一般都不公开审理。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1. 现行民事立法未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明确规定。
从我国目前已有的关于个人信息的民法规定看, 实则是缺失有关“个人信息”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由此可知, 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对涉及个人信息的“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个人秘密”的保护以达到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个人信息以及个人信息权概念界定在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中的缺失规定, 导致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的不明确, 所有权划分不明确, 使得对个人信息的法律救济不及时不全面。另外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可知, 因为没有办法以一个标准界定日常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权利主体、利益范围及侵权主体、侵害大小等, 进而是否侵害个人信息也很难根据这得出断定, 这也导致了相似的案件却可能存在差别很大的判决结果。所以这些困境的存在, 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立法方面规定的缺失。
2. 对个人信息财产属性保护的缺乏。
通过对《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的考察可知, 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很有限的, 只涉及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名字、肖像、隐私等信息的保护。我们可以推测, 一方面, 法律作如此规定能够有效地维护公民的人格权益, 但恰恰是这样反倒忽视了对个人信息财产权属性的保护。在当今社会, 公民个人信息频频遭到不正当利用。假若有关行为从事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出于营利目的的考虑, 并进而交易或者其他方式利用时,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 只能责令停止侵权, 却无法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即使受侵权人通过司法可以获取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 但往往能获得的赔偿数额微不足道,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按照现行法律, 该主张只有在侵犯当事人的姓名、肖像、隐私时才能提出, 而如果被侵权的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不直接相关时, 例如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他人QQ号码、游戏账号等, 权利人压根没有办法获取精神损害赔偿。侵权成本的低廉必然导致个人信息被侵犯现象屡见不鲜, 甚至是泛滥成灾。导致对个人信息保护这种困境就是因为我国法律忽视了对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的重视。
3. 个人信息侵权规定不明确, 导致权利人难以救济。
美国著名法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最好的结局就是司法审判。”我国民事法律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还是很不完善的, 还有很多规定过于原则性, 这阻碍了权利人在其权益受不法侵害时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根据我国目前法律可知, 有关个人信息的内容很少, 仅对侵犯公民名誉权以及侵犯隐私权的作了相对完善的规定, 据此人们可以依法推知侵权行为在满足几个要件时, 就依法构成了对公民名誉权或者隐私权的侵犯, 但对个人信息遭受侵犯时, 则无章可循。并且由于法律对其中诸如“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公德”千差万别的理解, 使得该条款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应用。除此之外, 我国民事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主要注重事后的救济, 而忽视事前的有效预防, 可谓是缺乏全面系统的保护机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权利人遭受侵权时, 难以获得法律及时有效的救济。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路径完善
1. 通过立法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明确规定。
从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 在我国形形色色的民事法律中, 对个人信息还缺少一个具体明确的定义。法律依据的缺失进而致使个人信息保护在实际生活中无章可循, 当权利人的信息遭受侵犯时, 只能间接地通过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名义进行救济, 而不能直接依据个人信息的名义提起诉讼寻求保护。在当今信息化社会,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的现象,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化, 人们开始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而作为维护市民社会正当秩序, 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 也就必然要关注这个问题, 作出相应的回应。因此笔者建议, 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 有必要将个人信息权及其内容明确规定在不同的制度中。具体制度的安排应涉及以下方面: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查看的前提条件, 个人信息保护辐射的内容和范围, 有关个人信息应用的限制条件,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相关权利义务等。另外, 也需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 只有这样方能把个人信息保护从当前所面临的不利境地中解脱出来, 同时也又有益于提高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 促使其积极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2. 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方面的法律规定。
侵权责任法有关侵权责任的基本要素一般分为:行为、过错、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区分不同的侵权类型, 进而配置不同的救济方式。具体而言, 针对公务机关的此类侵权责任的认定与具体赔偿, 应贯彻适用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另外, 针对公务机关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情况, 应实行无过错责任, 这是由于公务机关自身的特殊身份考虑, 公务机关有责任比一般人尽到更高层次的义务。况且因为履行职务的特殊性使得其能轻易获得大量的个人信息, 对其侵权采取无过错责任能够加强其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从而减少侵权几率。另外针对其他单位个人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形, 赔偿范围应该包括经济权益和非经济利益, 如果同时侵害了权利人的名誉权, 侵权人还需负担恢复名誉的责任。
虑及公平的理念, 法律还应当配备必要的个人信息侵权免责事由, 在此主要有两方面例外:一是公共利益例外。法律之所以保护个人信息是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力求既能促使对个人信息有效的合理使用, 同时又能很好地为个人信息提供法律救济, 故若基于国家的利益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搜集信息, 则可以依法免责。二是当事人同意例外。信息收集者在征得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对个人信息进行的收集、利用、传播不构成个人信息侵权, 由于信息处理者在这个过程中, 实为对信息主体的自由意志做到的谨慎对待, 其行为也就当然不具有违法性。有必要指出的是, 主体的同意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德良.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M].人民法院出版, 2008.
隐私权的民法保护初探 篇9
一、隐私权的民法保护主要形式
(一) 隐私权的概念界定
通常说来, 隐私是与群体或者公共利益无关的, 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自身身体上不愿意被别人知道或者公开的个人秘密, 隐私主要内容包括了:私人日记、生活习惯、恋爱、健康状况、出身等。而隐私权主要是从法律角度出发的给予公民私人事务、信息以及活动不被他人侵扰的权利[1] 。当前隐私权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活动, 保持人格尊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当前的民法立法以及具体实践中可以总结出, 民法保护隐私权主要划分为2大形式。
一是对隐私权的间接保护形式。这一形式之中一旦隐私权被他人侵害时, 受害人不能单独通过侵害隐私权充当诉因向法院请求救济和保护, 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独立人格权之中不包括隐私权, 可将这一危害附于其他诉因, 例如非法其侵入、名誉损害等之内, 或者将其纳入诽谤行为、侵权行为、名誉权范围内起诉。另外一种民法保护隐私权行是直接保护形式, 其主要是确定某一行为为隐私权侵权行为之后, 则直接追究隐私权侵害行为责任, 通过民法救济等途径保护隐私权。这一隐私权保护形式自美国发起, 其早在1890年纽约著名的“ManolaVs.Stevens演出图片”案件, 就明确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方式。若存在隐私权侵害行为, 则根据已有的成文法追究责任。包括日本、瑞士等国都对隐私权进行直接保护。
二、我国民法保护隐私权探究
(一) 当前现状
我国民法在规定隐私权方面, 最高法院早在1988年颁布的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就规定:通过口头书面形式对他人隐私进行宣扬, 造成他人名誉受损的, 应当进行公民名誉权的认定[2] 。1998年在给出的“名誉权案件审理问题解释”在文件第8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人员擅自将病患所患梅毒、艾滋、淋病等情况公开, 导致损害病患名誉的情况, 可认定为名誉权的侵犯。这些解释均将公民的隐私权置于名誉权之内, 没有将隐私权纳入人格权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再次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做出规定:对社会公德、社会公益进行违反, 对他人隐私或者人格利益进行侵害的, 可以以侵权为归因向法院提出精神赔偿[3] ;“自然人死亡, 亲属由于侵权问题遭受精神痛楚的, 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精神损害的赔偿, 而对死者的隐私进行非常揭露, 或在违反社会公德和利益的前提下侵害隐私, 可追究责任”[4] 。
(二) 存在问题
立法落后问题。实际上, 名誉权、隐私权是为2种不同的权利, 其主客体、侵害行为保护行为均存在较大差异, 现实情况中存在刺探他人私密信息、私自盗取他人信息、闯入他人住宅等多种隐私权侵害行为。而从《民法通则》来看, 在隐私权立法方面相对滞后, 民法作为公民人格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没有及时确立隐私权, 使这一法律保护失去民法依据, 造成当前民事范围内隐私权的保护规定片面零散的现象。
(三) 健全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立法制度
首先, 将隐私权的主要内容加以明确。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公民身体的隐私;个人信息的隐私, 如通信内容包括传真、电话的保密权;私生活和私有领地不被干涉权利;居民生活安宁权, 按照自身意愿行事权利;隐私的利用权利, 如利用个人经历创作, 提供个人信息进行征婚或求职时的隐私权利等。其次, 认定构成侵权要件。包括: (1) 具体的侵害隐私权行为, 例如以口头、书面行事对他人隐私进行宣传, 擅自公布他人私隐, 可将其氛围非法利用以及非法披露两种。 (2) 侵害人的主观意愿适用过错 (过失及故意) 原则, 具体为侵害人的过错程度由主观心理状态决定, 适用于不同程度的谴责行为。 (3) 存在隐私权侵害事实, 对公民私生活进行干扰, 即侵害隐私权, 前提为该隐私不为第三者知晓。 (4) 侵权结果与行为之间有直接因果联系。
再次, 完善隐私权民法救济途径。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隐私权侵害、赔礼道歉以及进行损失赔偿几种:一旦公民的隐私权被侵害, 则可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请求, 其承担的民治责任形式对停止侵害以及避免侵害范围增大尤为重要[5] ;赔礼道歉指向受害人认错并展示歉意, 多用于侵害人身权行为, 可以通过道歉书形式, 也可以通过口头表达歉意, 民法救济过程中须注意安排道歉赔礼的场合以及方式;损失的赔偿又包含2种形式:非财产、财产方面的损害, 非财产的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等方面的赔偿, 另外由于隐私是一种事实, 是客观存在, 不能消除, 因此在民法立法中必须规定及时消除隐私权侵害造成的影响。
三、结语
保护隐私权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及现代内容, 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精神要素, 公民隐私权立法保护十分重要, 但是当前隐私权的保护领域以及范围均局限于一定范围内, 容易出现隐私权救济困难现象, 加强民法以及其他法律中隐私权保护的立法, 建立健全保护隐私的法律体系实在刻不容缓。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制观念的提升, 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论文对隐私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分析了隐私权的两种保护形式, 并对我国的隐私权民法保护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健全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立法制度思路。
关键词：隐私权,民法保护,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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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问题分析 篇10
互联网的出现, 掀起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也改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同时, 网络游戏迅猛发展。在网络游戏这个巨大的产业中, 游戏中的装备、人物技能等虚拟产品成为众多玩家关注的核心商品, 因而“网络虚拟产品”出现了。
二、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立法现状
通过相关报告显示, 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27. 5亿美元, 同比增长61% 。面对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 虽然我国的法律相关工作者默认网络游戏用户对于自己的虚拟财产的合法占有, 但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却相对滞后, 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来保护网络虚拟财产。通过法律工作者的不断探索, 我国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 终于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三、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一) 对网络虚拟财产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
当今社会,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因网络而发生巨大的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 网络游戏也迅猛发展, 网络游戏用户的数量逐渐增多,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也越来越多。
( 二) 精神损害未得到支持
在我国民法中明确规定, 侵犯财产权就不能得到法律赔偿, 而网络虚拟财产也属于财产的一种, 因而侵犯网络虚拟财产也将不能得到法律的赔偿。
( 三) 侵犯虚拟财产权的管辖权不明确
“管辖权”一词意指一个法院能够对某个特定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在一个案件中, 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互联网无国界, 人们无法将互联网划定相应的区域进行管理, 因此在一些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中就无法确定网络虚拟财产的管辖权。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权的规定, 对于侵权行为案件, 通常是由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四、完善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建议
( 一) 制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单行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网络科技迅速发展, 其相关产业也迅猛发展, 从而引发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也越来越多。而现如今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状况。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单纯靠现在的法律法规来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的纠纷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应该通过我国立法机构按照严格的程序来制定一部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单行法律法规, 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广大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还可以在发生纠纷案件的时候,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从而促进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健康发展, 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中, 可以详细规定相关概念, 以及网络用户的权利与义务,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
( 二)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机制
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我国为了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创建的民事法律制度, 还是民法中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核心部分。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因自己的侵权行为要对受害人实施经济赔偿或补偿。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姓名权等受到侵害时, 可以得到相应的损害赔偿, 但网络虚拟财产受到精神侵害时, 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因此, 当第三者侵犯了这些虚拟财产时, 由于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网络用户进行放松、消遣的娱乐工具, 并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赔偿。可是网络游戏用户对网络游戏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当网络游戏用户的网络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 其精神会收到巨大的刺激, 因此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机制势在必行。
( 三) 确定虚拟财产权的管辖权
我国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越来越多,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59中, 明确了侵犯网络著作权案件的管辖法院。这就明确了管辖权的规则, 有效地解决了网络纠纷管辖的问题。但是, 由于互联网存在着跨越时空、国界的特点, “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 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 来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关于网络管辖权问题的法律法规, 同时, 还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来签订有关管辖权的国际合约。
五、结语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 不仅关系着网络运行的安全, 也关系着每个网民的切身利益。在我国的法治社会里, 应该构建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体系构架, 构建相应的网络虚拟财产的救济制度。通过民法构建出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体系, 来保护网民和网络运行商的权利和义务, 让网络经济在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下繁荣发展。
摘要：当今时代, 正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 网络游戏产业应运而生, 成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可是, 网络虚拟财产也成为人们备受关注的新生事物, 而由网络虚拟财产而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立法现状, 着重分析了我国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从而给我国网络游戏界以及广发网络游戏用户提供如何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的措施, 让网络游戏产业更加蓬勃发展。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民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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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刚.论网络虚拟财产及其民法保护[D].四川大学, 2005.
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问题探究 篇11
关键词：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问题；建议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旅客输出国和输入国之一，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趋势。旅游消费作为旅游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生命活力和吸引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但与此同时，侵害旅游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也时常发生，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需要通过深入的而研究加以有效解决。
一、加强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整体而言，加强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从消费者的需求来看，旅游业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旅游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因此其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护。倘若在旅游过程中，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就会影响旅游消费者的内心体验，不能很好的满足精神需求。其次，从旅游业的发展需求来看，旅游消费者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然而由于路由消费者民法权益的不够完善，制约了其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此，加强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第三，促使我国旅游业走上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化的古国，其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其旅游群体也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加强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了国内外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使我国的旅游业走上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二、我国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1.旅游消费者的各项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旅游消费者的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有：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以及消费者损害求偿权等。依据目前我国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的现状，旅游消费者的这些权利均未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有效的保障。以旅游消费者的安全权为例，安全是人们外出游玩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旅游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旅游经营者在实际的旅游活动过程中要保证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并且旅游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其提供安全的旅游设施、卫生的食物和清洁的环境，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旅游消费者的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宾馆住宿存在安全隐患、旅游景点的高危项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
2.旅游合同相关规定有待完善
旅游合同问题是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首先，《合同法》分则有名化问题急需解决。旅游合同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具有典型性，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吃、住、行等多个方面。然而，我国《合同法》在分则中并没有把旅游合同列为有名合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只能按照《合同法》的总则来进行操作。其次，旅游格式合同也急需规制。在旅游经济行业，格式合同随处可见，通过这种合同形式的制定能够有效改善繁琐的签约过程，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还节约了成本。然而，尽管旅游格式合同的优势比较突出，但其并未得到广泛的运用，且没有健全法制的规制，对于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利。
3.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不够合理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指由旅行社缴纳，用于保障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专项款项，对于保障旅游消费者的权益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旅行社保证金制度不够成熟，依旧存在着缴纳数额应进行适当调整，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形式应适当放宽以及保证金赔偿的情形不够合理的现象，必须加以有效改善。
三、完善我国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立法的建议
1.实施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主要是指为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遏止和惩罚侵害人，法庭所做出的由侵害人承担的赔偿数额远远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由于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性和救济性，因而通过实施惩罚性赔偿对于完善我国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立法具有积极地意义。通过实施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加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积极鼓励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发了呢的方法和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加大惩罚的力度可以达到威慑侵权人的目的，增加了旅游消费者个人权利保护的屏障。
2.对合同法进行有效完善
对合同法进行不断完善，一是要将我国旅游合同进行有名化，可以通过在《合同法》的分则专章中加以规定，也可以通过制定单行的《旅游合同法》，还可以在制定民典法时加以规定，以上三种途径均可以用于旅游合同的有名化。二是要规范旅游行业中的格式合同。首先要明確格式合同经营者的提示义务，其次要规范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在签约时要以旅游消费者的理解标准来进行解释，第三旅游格式合同要想具有充分的法律效益，还要充分考虑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者均要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等各项因素。
3.完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
对于旅行社而言，其参与人数越多，那么其获取的利润就越大。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缴纳数额要以旅行社的营业额为标准收取，可以依据旅行社的类别和拥有的分社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并确定一个金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位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在受到迫害时能够获得足额的保证金。
四、结语
试论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 篇12
一、胎儿权利概述
( 一) 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
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的确定是依法保护胎儿合法权利的第一步, 同时也是民法维护胎儿合法权利的基础。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胎儿是指从女子妊娠之日起形成的整个过程。而生物学家则把胚胎形成然后逐渐形变为胎儿之后的时期称为是胎儿。法律上对胎儿含义虽然没有明确的认定, 但是也没有否定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在民法中关于胎儿的定义是指具有社会性质和社会权利的正在母体中孕育着的人的个体, 这样的胎儿权利的法律定义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胎儿具有社会性质, 已经属于社会中的一份子, 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胎儿在母体中和母体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明确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合法、公平地维护胎儿的合法权利。
( 二) 胎儿的人格概述
胎儿的人格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指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权利是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 尽管胎儿仍然存在于母体中, 没有实际的实践能力, 但是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事实践牵涉到胎儿的民事权利, 比如继承、遗赠、在母体中受伤害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就被社会和法律赋予了民事责任和能力。胎儿的人格的形成是胎儿具有法律权利的根本, 也是胎儿法律权利得以实施和保障的基础。我们国家的民法关于胎儿的人格的确定尽管没有明确的指示, 但是在各项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已经默认了胎儿人格的存在。总的来说胎儿的人格与胎儿权利保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只要明确了这一点胎儿权利才会得到更好地保障。
( 三) 各国对胎儿权利法律保护的实践
胎儿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法律重要保护对象, 因此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各国在立法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国《民法通则》第9 条规定: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按照这一规定, 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只能从出生时开始起算。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对胎儿的权利保护, 而且这些国家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 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如果胎儿在母体的孕育过程中受到伤害时有权利在出生之后得到相应的补偿。1976 年英国通过了《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 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给予了明文规定。该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对出生前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法律。而美国起初认为胎儿不具备主体能力, 直到1946 年Bonbrest V Kotz一案, 美国才意识到自然人就胎儿期间侵害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从而肯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而在我们国家胎儿的权利的确定是近几年来逐渐确定并发展起来的, 社会和国家的司法机关逐步意识到了胎儿权利保护的重要性, 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胎儿权利保护政策和措施。胎儿权利保护仍然是未来社会管理和法治维护中的重要项目。
二、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概述
( 一) 民法中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 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胎儿民事范围认定是胎儿权利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由于胎儿不具备正常人的民事权利, 也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行为和能力, 胎儿的民事权利认定就显得非常困难, 我国民法认定的胎儿的民事权利范围有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 其中健康权是指法律充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 胎儿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生命的形成, 任何人和事物一旦对胎儿的生命造成威胁和伤害都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不仅是对胎儿健康生命的保障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身份权则是指胎儿尽管没有固定的身份, 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也需要有身份权, 具体地来说是指胎儿作为人子, 为人亲属的身份, 这样的身份赋予胎儿的权利就被称之为胎儿的身份权, 身份权为胎儿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 也为胎儿维护自己权利做出了寄出的准备; 而胎儿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 并且没有财产支配的能力, 但是胎儿是有财产权的, 这是指胎儿在母腹中由于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导致的财务继承和遗赠所获得的财产权, 这些权利在胎儿出生后仍然有效, 而且对于胎儿未来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是胎儿权利确定的重要环节。
( 二) 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
民法中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不仅涉及到胎儿正常的法律权利的认定, 而且也需要确保在法律的保护下胎儿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确定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首先需要确定行使胎儿合法权益的主体, 胎儿尽管已经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但是胎儿没有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主体来代替, 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就是胎儿的父母亲, 但是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非法的名义损害胎儿,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主体作为胎儿行使自己正常权利的代表; 其次就是确定胎儿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方法, 这则主要是指胎儿行使自己权利的主体在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维护胎儿正当权益的方法和手段, 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由某胎儿继承其亲属的财产, 但是由于其未出生就被剥夺了这个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胎儿的委托代理人也即父母有权利也有责任按照法律程序维护胎儿的正当权益, 因此总的来说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步骤开展, 需要法律的支持, 同时也需要胎儿监护人或代理人的主动支持和协助。
( 三) 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分析
任何侵害胎儿正当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侵权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 而且对于母体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非常复杂多变, 而且一旦产生就会严重危害到胎儿的生命。一般情况下侵害胎儿的权利也可以区分为侵害胎儿的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 健康权是指某种行为对胎儿生命健康的威胁, 而身份权则是对胎儿应当正常存在的身份权利的破坏或者篡改等, 最后财产权则是指对胎儿按照法律程序应有的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和占有。这些侵害胎儿正常权利的行为严重的会导致胎儿的生命受到威胁, 甚至是母体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 最少的也会使胎儿应有的权利受损或者合法权利的剥夺。我们国家民法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对于胎儿也同样如此。当侵害胎儿的行为发生时法律应该根据侵权的具体行为, 以及这些行为给当事人和胎儿带来的影响进行法律裁定。
( 四) 父母侵害胎儿权利的责任划分
在胎儿权利受侵害的各种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导致的。这样的案件在民法裁决过程中是最困难的。因为父母对胎儿的影响是最大的。当在侵害胎儿权力过程中父母作为加害人时, 应该依法对侵犯胎儿权利的父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当胎儿在母腹中健康受到侵害时父母应该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法律的惩罚, 更应该是道德的谴责。另外一种就是当父母只是间接地对胎儿的权利实现侵害而并非直接参与时的情况, 比如由于医生的错误判断导致孕妇的错误用药, 给胎儿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这样的案件实际上是医生的责任占大多数, 但是作为母亲、监护人没有做好对胎儿的保护工作, 盲目相信医生等, 这些是孕妇的责任, 但是总的来说孕妇的责任比较小, 属于一般过失, 可考虑不必让其承担侵权责任。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父母是胎儿一生的监护人, 对于保障胎儿的安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 无论父母是直接加害人还是间接加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 一) 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中不完善的地方
由于胎儿并不是正常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 我们国家在设定民法的各项规定的过程中对于胎儿保护这一方面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 因此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这些缺陷的存在是胎儿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事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是立法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立法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就使得很多人有借口和理由侵害胎儿的合法权益, 他们主要利用胎儿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对其权利实施侵害; 另一方面就是胎儿的法律定位不够明确,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胎儿是指未出生但是具有生命的一种状态, 根据我国民法是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但实际上胎儿已经初步具备人形, 具有自然人的特征和标志, 其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两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国家民法中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中最关键的,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 二) 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政策的方法和对策
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政策需要结合我们国家社会中关于社会中侵犯胎儿权利的实际行为来确定。自从我们国家把生育计划作为国家重要的一项国策以来, 国家对胎儿和儿童的关照无处不在, 因此民法有责任不断完善确保胎儿的合法权利受到保护。我们需要做到: 首先要扩大胎儿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比如当胎儿的利益受到侵害时, 由于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此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 若其监护人为侵权人时, 应由当地政府和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其次就是需要在社会上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要扩大宣传力度, 进行必要的免费授课, 社会的重视是促进民法不断完善、胎儿权利受到更好保障的基础; 最后就是民法可以适当地对胎儿权利保护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 保障胎儿的权利, 比如加大对损害胎儿权利人员的惩处程度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民法中关于胎儿权利保障的一部分。
四、小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民法中关于胎儿合法权利的确定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胎儿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胎儿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胎儿的健康和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民法作为我们国家民事案件处理的主要指南, 对保障胎儿权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相信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完善, 胎儿的合法权利也能够得到更好地保障。
参考文献
[1]孙建亮.论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J].华人时刊 (中旬刊) , 2012 (3)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