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律顾问

政府法律顾问（精选12篇）

政府法律顾问 篇1

一、引言

法律顾问乃至政府法律顾问,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沿海城市诸如深圳是较早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室、并由市政府聘请政府法律顾问的城市之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一直是我国政府的目标之一。2004年3月,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0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改革目标。近年来, 各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及相关指导文件,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转型服务政府, 政府法律顾问的功能有很大增强, 但总体来看,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的支撑;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比较单一;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上有不足。

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中的问题

(一) 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支撑

1.法律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尚未对各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做出统一的规定,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依靠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及法治素养高低, 一旦地方政府领导弛于政务亦或者是对法律顾问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则法律顾问制度往往形同虚设。除此以外, 一个地区各个单位标准不统一或者是压根就没标准, 造成了地区内部的不同, 不利于依法行政, 更不利于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在落实相关政策过程中, 常常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象, 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往往拉大旗作虎皮, 在文件的起草和规划阶段大张旗鼓, 真正到了落实的阶段却流于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导致了法律顾问制度缺乏支撑。

2.经费支撑不足

经费支撑不足, 致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正常运转。当地政府未把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各项工作诸如法律顾问机构、人员的组建无法完成, 出具法律意见书前所需的谨慎性的调查活动无法进行。现阶段, 政府法律顾问的劳动报酬较低, 有的甚至是无偿劳动, 法律顾问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困难重重。

(二) 法律顾问成员管理评估上有漏洞

1.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单一

政府的法律顾问过于依赖于律师。然而律师自身都有较多的社会业务, 他们不但要参与社会上法律事务, 而且还要应付与政府繁杂的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群体的一员, 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其他的考虑, 这就使得他们顾虑重重, 效果不是很明显。除此以外, 由于财力有限, 政府往往聘用一些知名度不高、业务水平较低的律师, 降低了办事效率。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组建法律顾问制度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政府偏爱选择那些社会形象好、知名度高的律师, 把大量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去办, 视他们为全能全才, 其实这些知名度高的律师不可能包办所有事务, 除此以外聘请知名度高的律师费用较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有漏洞

目前, 在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上, 主要方式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初选, 然后征求有关司法部门意见。如此选聘法律顾问, 缺少竞争机制, 有失公平。这样的评选机制不但不利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法律顾问自身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完善

(一) 积极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014年5月4日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对山东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级政府法制机构,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机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各县 (市、区)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乡 (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省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全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 呼伦贝尔市于2014年在全市下发通知, 率先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截至2014年底, 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共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有550家, 同比增长62.7%。其中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156家, 三级政府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320家, 乡镇 (苏木)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74家。2014年鄂尔多斯市在解决湖水污染问题中, 法律顾问深入现场调研, 了解群众诉求。让群众懂得家乡生存环境的中重要性, 要依法依理解决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架起了政府与牧民对话的桥梁, 误会得以澄清。通过这件事, 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在乌审旗政府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地方政府完全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二) 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不规范, 是导致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在选择顾问成员及选择机制中也有较大不足, 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推荐的方式不利于选拨高水平有素质的律师参与工作, 而且这又为私人关系徇私舞弊提供了方便。因此地方领导干部思想的重视与否是建设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地方法律顾问方面的宣传, 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 使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明白建立和施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必要性。海南省自2005年3月建立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制后明确要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报送省长签发之前, 必须有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附署意见。

制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能范围和相应的权利等, 确保法律顾问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 主要是其监督权的规范保障。如今的情况是在法律顾问的监督权方面,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更别说行政参与权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救济方法了。因此, 应当完善监督行政规范, 要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履行职责的参与权、督促权、评价权, 以及对政府未履行义务的申诉权、补救权和控告权。

(三)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

1.经费保障

《吉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第30条明确规定, 法律顾问“为省政府及其领导决策办理法律事务和提供法律咨询不付酬金”。这种规定对提高律师的积极性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调整政府财政关于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方面的预算, 把法律顾问的活动支出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要对所需费用有一个科学的预算安排, 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上就要对该项款项进行细致规定, 设立法律顾问方面的专项资金。在实行的过程中, 对于法律顾问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 要实行奖励性专项拨款。

在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同时, 政府要依据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 将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费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对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项目, 由政府来制定具体费用标准, 依据国家财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法律顾问的费用要科学管理。严格规范法律顾问人员的出差经费和各种活动报销审批, 防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2.人才保障

政府在对经费方面有了充足的预算之后, 要分批次分情况选聘各层次各领域的律师, 以此来增强法律顾问的规范性。从长远来看, 调整司法行政和法制办的职能, 除了应当畅通执业律师成为政府雇员的通道, 以提高法律顾问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外, 政府还应当积极接受社会的监督, 使有知识有素养的非法律人士参与, 提高法律顾问的透明度及广泛性。

四、结语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固然是责任主体, 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新形势下,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 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它在内涵上有别于政府法制工作者、公职律师和政府律师, 在功能上立足于规范政府立法行为、提升行政决策水平和促进政府严格执法, 在权能上享有决策介入权、决策审查权和参与监督权等。

要努力推进从“法律咨询者”向“法治守护者”的角色转变,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建设, 制定类似于《政府法律顾问管理规定》的法律规范,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统一管理模式。明确职责, 进行体系建设。以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总之, 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法规制度上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琳.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应从深圳走向全国[N].深圳特区报, 2014-11-19.

[2]陈燕.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法学, 2015 (3) (总第123期) .

[3]罗岸伟.建立刚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EB/OL]中国律师网, 2013.

[4]陈春艳, 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N].内蒙古日报, 2015-3-24.

[5]民革上海市委.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上海法治政府建设[N].联合时报, 2014-1-3.

[6]应珊.海南建立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制[N].人民日报, 2005-4-18.

政府法律顾问 篇2

——法律顾问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常态化

2015年12月以来，天长市政府法律顾问团律师已列席5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为上会的涉法议题材料进行审查，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参会领导解读相关法律法规依据。政府常务会议给律师留“专位”已成新常态。

2015年天长市政府下发《天长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其中要求法律顾问列席市政府会议，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审查意见和建议，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保障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律师顾问团积极发挥法律参谋作用，在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工作中，对涉及全市的行政决策、重大事项决策，审慎依法提出法律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切实履行律师顾问职责。

律师常态列席政府常务会议，不仅畅通律师参与政府工作的渠道，也增强了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长市司法局 2016年4月19日

天长:律师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

律师陪同参加信访接待实现制度化。律师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实现常态化。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律师参政议政

政府网上采购的法律问题 篇3

电子商务网站的新机遇

1998年11月，美国宣布从1999年起美国政府的公务用品采购一律实行网上招标。1999年年初，我国也兴起了一股政府网上采购热。在今年的全国政府采购工作会议上，有关方面表示努力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政府的工作重点，会上政府部门提出要实现采购方法的创新，提高采购的效率，简化政府采购工作环节，缩短采购周期，及时满足最终用户的需求。而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来，网上政府采购的优势十分明显，恰好弥补了传统方式的不足。

随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及法律规范的日益完善，政府采购工作正逐步转向正规化操作。政府网上采购也从开始的萌芽阶段逐步发展起来。作为“电子政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网上采购制度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只有在电子商务得到基本发展，市场实现一定程度信息化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政府采购；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最大的买家，为竞争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目前，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经过了前期的普及，已得到了大多数政府机关的认同。政府采购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重要连接点，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府网上采购的需求和呼声日益增加。早在1996年，中国第一家网上政府采购的网站——“中国招标在线”就已由原机械电子工业部主办开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建立的政府采购网站的数量已达几百家，几乎所有省市一级的城市都有相关网站，一些县乡级采购部门和第三方的机构也有不少的采购网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网站开始把政府采购当作自己最大的市场增长点。

网上采购的法律空白

政府网上采购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传统的政府采购模式已经构成挑战。但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相关的法律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即便是在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政府采购法》也对其没有任何的提及。只有北京市政府颁布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北京市政府采购网站管理规定》。

该文件规定北京市政府采购网站是北京市财政局信息化管理及财政业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北京市政府采购网站的开发管理及信息发布工作。此外，该文件明确网上发布信息公告的范围为：1、国家及北京市人大、政府或财政部门制定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及区县有关实施细则；2、经财政部门预审或批准准入政府采购市场的业务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名录；3、政府采购目录；4、公开招标信息；5、中标信息；6、违规通报；7、投诉处理信息；8、上述信息的变更；9、招标人采购需求；10、供应商产品介绍等等。此外，对于网上发布信息公告内容的具体要求是信息公告来源正当，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可靠；招标、中标信息和信息更正公告，符合《北京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网站发布的信息公告与刊登在其他媒介的内容必须一致，等等。

因此，明确政府网上采购的法律地位，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其正常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看来，政府采购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一是政府采购信息网上发布的管理问题，包括哪些方面信息应当公布、如何公布及公布信息的主要内容应包含哪些等等；二是政府网上采购招、投标等一系列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三是政府网上采购的电子采购合同的合法性、效力、修改、撤消、保存等一系列涉及电子合同的法律问题；四是围绕政府网上采购所带来的售后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政府采购软件和IT系统时较为突出；最后是政府网上采购的安全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政府网上采购定位有准确的认识。一些观点认为，网上采购方式未列入《政府采购法》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政府采购法》出台的重要缺陷，这使得网上政府采购身份不明，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确，政府网上采购已经成为了全球发展的趋势，但完全没必要因为《政府采购法》中并未明列网上采购方式，我们就认为网上采购这一概念就不能够被接受，该种方式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网上政府采购并非是一种全新的采购制度，它与传统采购方式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其利用了新的工具即互联网。从具体方式看，网上采购不仅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价采购和单一来源等；从采购程序上，也可以有发出公告、发售标书、开标、评标、定标的各个步聚，可以签定电子合同，可以实现电子化结算，甚至还可以进行网上谈判（例如：交互式的视频会议）。政府网上采购完全是一种综合利用互联网的制度，与“电子政务”概念相同，重点不在于“电子”，而在于“政务”。网上采购也只是实现的手段不同而已，而其内容与传统的采购方式并无实质上的差异。

网上采购遭遇挑战

当然，作为一种全新的手段，政府网上采购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了许多传统采购方式不曾遇到的挑战。除了电子政务实施中常见的电子签章、电子支付、结算、电子合同等等问题，还存在网上采购方式与《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相关程序缺乏衔接的问题。这的确给政府网上采购带来相当困扰。但由于我国整个电子政务都处于不成熟状态，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完善都依赖于现有实践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应用网上采购时，完全可以根据本地情况自行规定相应的网上采购规章，而事实上已有不少地方制定了相关规范，促进了本地的政府采购事业。随着网上采购广泛深入，政府部门正在对《政府采购法》的具体实施制定实施细则和各方面的管理办法，进而完善政府采购的各种程序。

从政府网上采购的过程来看，采购合同是相当重要的环节之一，网上采购合同的订立多数情况下也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因此，政府网上采购合同的法律性质；要约邀请、要约、承诺等通过网络电子方式完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电子方式的政府采购合同是否有效；合同应书面订立，电子合同是否能得到法律保护等法律问题必须明确。

《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所以，政府采购合同并不是单纯的民事合同，表现在合同的内容上，法律赋予政府采购方在法定条件下享有的特权，包括在合同缔结、履行过程中的指挥权、监督权甚至处罚权以及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须遵守法定的缔约方式，缔结、履行过程都必须保持相当的透明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因而，在政府采购领域，包括网上采购过程中，合同的订立、履行及其他事项都应遵循民事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如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并在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结合以特殊的行政规则；合同的履行和变更、解除都应适用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政府采购适用《合同法》，从而使得我们使用电子方式的政府网上采购合同有了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表明了电子合同必然属于新《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合同法》关于书面合同包括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的特别规定，赋予了电子合同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显然这些规定还不足以完全涵盖电子合同中的所有法律问题。

浅析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篇4

政府法律顾问是指, 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自然人或者组织。而对于我国而言, 政府法律顾问通常是由政府部门聘用或配备的, 专门为政府机关处理相关法律事务或为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的人员。

在美国、加拿大等法制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凡是政府涉及的法律事务, 一般都通过指派、委托法律顾问或政府律师进行专业代理的方法加以处理。我国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 深圳地区是最早拥有政府法律顾问的城市, 但在当时这些法律顾问仅负责为政府提供经济领域方面的法律咨询。到了1989年, 我国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相关规定, 在这个规定中允许律师担任政府相关部门的法律顾问。四年之后, 国务院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拥有专职的法律顾问,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试点观察。进入1999年, 吉林省率先组建了一支15人构成的省级政府法律顾问团队, 其中专业律师占到一半以上, 这些人员的身份也从单纯担任政府代理人逐渐覆盖政府的各个方面工作, 这些法律工作者对于政府依法治国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二、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优势和意义

政府法律顾问在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重大决策与具体事务的运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保障。

(一) 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

由于律师是法律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在长期的工作经验中拥有超过其他人群处理各项诉讼的能力。聘请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 能够运用它们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为政府提供有效的法律意见和建议, 尤其是在项目谈判、招商引资等领域, 专业的律师建议可以帮助政府能够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二) 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能够推动政府依法执政

由于行政事务具有繁杂性和紧迫性, 行政机关必须要求强调行政效率, 从而导致政府忽视行使权利过程中的法律准则。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存在, 依法治国长期难以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行政力度不断增强, 政府作为民事主体参与社会活动也越来越丰富, 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争端逐渐增多。当政府面临大量资本投入或政府采购活动时, 政府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士提供建议, 帮助政府进行合同起草、项目商谈, 以保证政府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不被侵害。一旦发生民事争端, 相关法律人士也可以帮助政府高效解决纠纷。由此可见, 律师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可以加强政府依法执政, 并提高这种执政的效率和力度。

(三) 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期, 很多矛盾纠纷表现为一触即发、一点即燃的特点, 如果处理不当, 无疑会对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法律宣传的逐步推广, 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 在面对政府无意侵权之时, 我国公民选择的不再是默默接受, 而是选择依法维权。律师掌握着专业的法律知识, 具有非常高的法律素养, 律师在工作的过程中, 与社会各个层级均有着广泛的接触, 对于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能够更加快速的把握, 同时律师具备相当丰富的调解经验, 由于职业习惯拥有高超的洞察力和思辨力, 这些职业习惯都决定了由律师参与政府决策将更利于解决各方面矛盾, 满足各个层级的利益需求, 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解决社会矛盾,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目前对于政府律师顾问的规定之下, 担任政府律师顾问在处理重大法律事务时能够运用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作出公正判断, 但因律师不是行政官员, 没有行政权力, 在触及政府或部门利益时, 不得不放弃“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不得不服从政府或部门的意志, 很难为行政机关管理决策层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但为了保持律师执业的自由性, 如果贸然地将政府的具体法律事务交由社会执业律师来处理,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社会执业律师在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服务时, 少数领导干部对律师缺乏应有的重视, 律师根本不能全程介入政府日常工作之中, 没有发挥律师应有的重要作用, 律师对于政府事务, 政府的运作程序和规则、政府的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 难以全面理解政府在具体法律事务中的立场, 从而无法为政府提供高效的服务;二是社会律师并不是公务员, 工资收入得不到保障, 法律顾问经费得不到落实, 同时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 尤其是政府律师并不是终身聘用制, 一旦与政府之间接触了聘用关系, 其在帮助政府进行法律工作期间知悉、获得的信息很容易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委托人谋利, 可能产生对行政机关不利的局面, 或为政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带来不良的影响, 如何解决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问题及具体操作的方式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使其最大程度保障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的合法权益, 解决律师的后顾之忧, 确保律师能够和政府真正融为一体, 做好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更好地推动政府依法行政。

四、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完善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一) 转变观念, 依法行政, 加大政府法律顾问律师的参政议政的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不仅仅是法律顾问的提倡者, 也是法律顾问的管理者, 更是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决策者”。但是在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 我们要尊重律师, 在涉及法律实务的处理方面和政府事务方面多同律师沟通与合作, 增强律师在处理相关法律工作问题的权限, 要扭转过去仅仅从事法律事务咨询、陪同领导下访等初级事务, 要从更全方位参与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中, 切实帮助政府解决相关法律事务。充分保障律师在工作中的独立性, 不要以权压人, 以免影响律师为政府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二) 设立政府法律顾问律师选拔、管理制度,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律师激励考核机制

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 选拔优秀律师组建政府法律顾问律师队伍, 建立政府专职律师管理制度, 与选定律师签订《专职顾问合同》, 规定律师在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后, 不得再以社会律师的身份为他人办理诉讼或非诉讼案件。同时也要限制政府律师顾问不得乱用职权, 不得违背自身职业道德, 更不能泄露相关国家机密或政府严格保密的相关信息。明确律师依法办事、服务政府的专项职责, 明确律师劳动报酬及其福利待遇, 让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没有后顾之忧。

在对政府法律顾问管理的过程中, 应该引入相关激励考核制度, 充分调动政府法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的积极性。同时也需要科学合理的对政府法律顾问给予真实客观的评价, 主要包括工作态度、工作效率、专业水平、道德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 对“优秀政府法律顾问律师”给予通报表彰和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律师, 应当解除聘用。

律师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 律师可以有效的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作为享受最高公权利的政府机构, 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可以帮助政府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处理日常事务, 用法律思维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建设发展成法制国家奠定扎实的基础, 因此政府律师顾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要：为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 建立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 为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指明了方向, 也为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 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 律师作为法律服务队伍中的一员, 在参与政府决策论证, 为政府提供法律意见, 促进政府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等方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政府法律顾问,律师,意义,完善

参考文献

[1]杨继光.基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困惑及其解决措施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5.1.

政府聘用法律顾问合同 篇5

乙方：

根据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乌兰察布市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方案》 (乌政办字[]118号) 通知精神，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甲方聘用乙方指定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聘用乙方指定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二、聘用期限为二0一五年十一月三日至二0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三、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

1、就甲方涉及的法律事务提供咨询;

2、为甲方草拟、审查、修改经济合同和其他法律事务文书;

3、代理甲方参与经济纠纷的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活动;

4、为甲方辖区内单位、个人提供法律知识宣传、咨询、代书等;

5、为甲方人员提供法律知识培训;

6、应甲方要求，为甲方提供其他法律服务;

四、法律顾问的工作原则：

1、乙方参与法律事务，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保守在从事法律顾问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3、不得利用在从事法律顾问工作中知悉的非公开信息，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4、未经甲方授权和许可，不得擅自对外披露所承担的工作内容;

五、法律顾问工作方式：

由甲方根据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提前告知乙方，由乙方指定律师作为甲方的法律顾问，办理相关事宜;

六、其他约定：

1、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原则上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2、如涉及诉讼、调解、仲裁及复杂合同的起草，由双方具体协商费用

3、如无偿提供法律服务中涉及交通、文印、差旅等实际支出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

七、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相关部门备存一份;

九、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法律性质探讨 篇6

摘 要：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一直颇有争议，有理论主张其是行政合同，有理论主张其是民事合同，也有理论主张应分阶段来解读。在我国，相关立法的态度也显得比较模糊。由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有行政合同的特征，但是也包含着民事合同的因素，单纯地认定其为某一类型的合同都不甚恰当。本文认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可以以协议成立为结点，析分为“行政许可+经济法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分别接受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调整。

关键词：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合同；民事合同；经济法

1 政府特许经营在我国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早先，政府特许经营并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随着1999年和2004年两次宪法修正案的施行，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政府开始开放一些垄断性行业，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建立合作关系，签订特许经营协议。2013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便明确提出“政府应集中财力建设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要通过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金……”。可见，政府特许经营在我国已经得到认可、发展和支持。立法机关和部分行政机关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政策。

不过，这些立法均回避了对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法律性质的规定。法律关系的定性，涉及到其应该接受何种法律的调整和因该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应该进入何种救济渠道等重要问题。例如，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仅在第43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原建设部在2004年通过的《市政共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在第9条中将争议解决方式归为由协议双方约定的内容，这一方式在其他有关立法中也较为常见。较为明确地涉及特许经营协议法律性质的是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该法将“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协议的”纳入受案范围，指明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救济渠道。

但是仅仅指明了救济渠道并不足以定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关于这个话题，国内外一直颇有争议。

2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法律性质的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分三种理论：行政合同说、民事合同说和“双阶理论”。主张行政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是一种行政性契约，是借助契约手段实现行政目标的行政合同。①主张民事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是在政府和受许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并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主张“双阶理论”的学者则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分别进行法律性质的定性。最典型的是德国法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定性，以合同签订生效这一时间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分为行政行为和民事合同。

行政合同说忽视了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保障受许人的私法权益这一事实，这些私法权益一般涉及到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是行政法无法调整的。另外，行政法律关系纠纷是不可调解的，对于纠纷的处理是具有行政性的，②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具有单方权利，可以按照行政程序予以裁决，这显然不合理。而在我国有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立法中，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也很少提及行政裁决，更强调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或者直接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这也是出于对受许人私法利益的保护。

民事合同说则忽略了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政府具有天然优势，它并不是以单纯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其作为行政主体有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实现行政目标的义务，具有双重地位，所以单纯地将政府纳入民法规范的约束范围内也显得不妥当。

“双阶理论”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无论是将其视为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都无法回避上文所述问题。但是将协议成立之前的法律行为定性为行政许可这一观点有很大借鉴意义。虽然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是一种被动的审查和批准行为，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往往由政府先进行招标竞标工作，并非依申请而启动。但是这些问题都非本质问题，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往往涉及到自然资源和公共安全等国家垄断领域，这恰恰是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内容。依托行政许可这一思路，很有可能在争议中达到平衡，实现对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的有效明确。

3 从行政法和经济法角度定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由上文所述，受到“雙阶理论”的启发，本文同样以政府特许协议成立这一结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是行政许可行为，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归入行政许可的一种。不过政府特许经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2条的定义有出入，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一个概念便否定政府特许经营的行政许可性质。虽然政府才是特许经营的启动者，但是在启动之后还是依申请进行审查、筛选和确认，这本质上仍然还是一个行政许可行为。在《行政诉讼法》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纳入受案范围后，结合《行政许可法》，实际上便能找到合理的救济渠道。申请人不仅可以就实体问题，也可以就程序问题寻求救济，这里主要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七章的相关规定，或者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阶段争议比较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既包含国家公共利益，也包含受许人的私人利益，单纯将其定性为行政合同或是民事合同都不能同时保障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不能提供明确的救济渠道。这就需要另外寻求一种平衡的路径，寻求可能的救济渠道。

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产生的过程来看，这其实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手段。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更好地服务公众，才将民间资本引入本由国家垄断的领域，给予民间资本特许经营的权利。在这样的前提下，保障受许人获得合法合理的利润。所以，国家意志在这一行为中占有主导地位，民事活动其实是一种必须的但却是辅助性的手段。这一特征符合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而经济法作为行政法和民法之间联系最多的一个部门法，能够给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成立之后的法律关系提供调整的可能。

但是实际上，有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一直争议不断。当前，主流观点日益趋向于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定义为同国家协调、干预、管理或调控社会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突出经济法国家调节和管理社会经济这一基本属性。③比较来看，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背景和目的是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定义的，可以适用经济法。由此，经济法的责任形式和制裁方法也便适用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不过，我们并无法回避在这其中渗透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民事活动的辅助和必须性质，在适用经济法的同时，也可以适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特许经营必定会越来越普遍，我国相关立法也必然需要完善。配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或许能找到更好的定性方法。

注释：

①参见邢鸿飞：《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性》，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第54页。

②参见周佑勇主编：《行政法学》，1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③参加孙晋主编：《现代经济法学》，4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参考文献：

[1]邢鸿飞.政府特许经营的协议性[J].中国法学，2004，06：54.

[2]李霞.论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公私合作为背景[J].行政法学研究，2015，01：30.

[3]周佑勇.行政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政府法律顾问 篇7

1.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保障。

当前, 法律顾问参与政府决策、执行出于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境地。是否建立了顾问制度, 顾问律师参与政府服务的事项、权限、范围等缺少规范性、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 主观随意性大, 这项制度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领导的意志, 而由于部分领导干部法律思维意识的缺乏, 导致我国目前该项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 亟待进一步完善。

2. 政府法律顾问遴选机制不规范。

目前, 政府法律顾问的产生途径主要为, 先由司法行政部门推荐资质较深的律师, 后由政府部门最终决定并公示, 至于该律师人选的专业水平、学历等不太重视, 并且遴选程序较主观随意, 容易给腐败和权力寻租留有空间和机会, 也不能充分发挥律师资源。容易造成有些律师专业特长不在行政法律服务方面, 做起来会力不从心, 而部分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却无法进入政府法律顾问团为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做出贡献。

3. 专项经费不足, 服务范围较为狭窄。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法律顾问采取的是无偿服务的方式, 由于政府财政中无用于该方面的专项经费, 导致律师在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与取得利益相比失衡,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顾问为政府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积极性。目前, 法律顾问涉及的领域仅在法律咨询、法律培训、行政复议及应诉等传统方面, 通过与国外法律顾问制度比较发现, 律师还可以就政府拓宽融资渠道提供法律建议, 并且提供可行性的法律论证, 例如协助政府进行BOT项目专项法律服务, 很好的弥补了某些地区政府出现的财政缺口, 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二、法律顾问制度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就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分别作出要求,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为我们各级政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文件精神, 积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提供了依据。

2. 建立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是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

要实现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 就要发挥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在重大决策方面的法律审查职能, 推行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 参与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通过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对法律风险进行研究评估, 对法律风险环境、法律风险的现状进行分析认证, 提出防范法律风险的措施, 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 事后补救为辅”的行政机关法律事务风险防范机制。

3. 建立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是化解行政争议, 解决涉法问题和矛盾的迫切要求。

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法完全避免其决策影响到一部分群众的利益。随着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民事主体多层次参与经济活动、民事活动, 导致一大批具体法律事务的产生。为此, 行政机关需要法律专家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参与诉讼, 以维护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合法决定。行政机关大量运用公共财政, 依法进行投资、采购等活动时, 需要专业法律人士参与合同谈判、起草、审查等非诉讼事务, 以维护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需要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行政争议和行政法律事务。在此过程中引入法律顾问制度, 发挥行政机关法律顾问作为行政机关参谋助手的作用尤为必要。

4.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 也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律师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专业优势和独特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市场主体与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 政府管理面临着日益繁多、复杂的法律事务和法律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新要求, 迫切需要推进和深化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充分发挥顾问律师在服务政府职能转变中发现问题, 提出有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服务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和完善市场体系, 促进建立政府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立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服务社会管理创新,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大发展。

5.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全社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示范, 是增强全社会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的新时代要求。

我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现正全面建设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与之相应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也已全面铺开。作为享有公权力的政府及其机构能主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法人主体以及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的人民群众势必会产生示范作用。这对于全面树立正确的“遇事想法律, 遇事找法律, 遇事用法律”的法治意识, 对于营造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对于全面建立普法依法治理, 都将起着不可替代和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三、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作用的建议

1. 转变政府观念, 有效执行法律顾问制度。

政府机关领导要重视法律顾问制度在政府工作中的必要性, 确保行政权的在法律框架内行使, 减少不当行政的概率, 明确法律顾问主管部门, 成立法律顾问办公室。增加法律顾问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发挥法律顾问在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决策程序中的作用。与此同时, 要注意把握政府法律顾问的独立性与其监管之间的张力关系, 在签订顾问合同时,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尽量营造一种敢于谏言的氛围并建立对此法律建议的监督机制。

2.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保障机制。

要发挥律师在政府运行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就必须使其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和地位得以充分实现。一要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把政府购买法律顾问服务的费用纳入年度财政专项预算。对顾问律师参与信访、公共法律服务等加强经费保障;二要建立政府有偿法律服务机制, 对顾问中的公职律师, 应从国家财政、人员编制等方面给予福利待遇, 并且在财政预算中应当单列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费项目, 作为外聘法律顾问有偿服务费。按照市场价格规律, 尊重市场经济, 全面提高律师的劳动报酬, 对律师工作中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予以全额报销, 以利于促进律师工作的积极性。三要保障律师的权利和地位。确认律师的独立性, 并在实践中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实施监管, 防止一部分行政机关领导利用手中职权制约律师, 真正保障律师的独立性。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参与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 不仅应得到行政机关的有力配合, 也应当给予充分的权利。地方行政机关应当在有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 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授予行政机关顾问律师一定的查阅、询问、取证等权利, 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律师在掌握相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法律意见。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律师参与处理行政机关一些重大突发、敏感事件及重大群体上访等矛盾较为冲突的事件中, 行政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行政机关律师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3. 大力完善法律顾问队伍的遴选机制, 调动法律顾问人员积极性。

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探讨 篇8

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主要是指政府收费要通过何种法律位阶的法律法规来创设。收费虽不如税收那样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 但作为一项政府收入它仍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侵益性。不同的法律位阶意味着不同的民主程度和监督力量, 政府收费创设法律层级的配置关系到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利益机制是否均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法律才能规范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 保证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政府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 它以权力为依托的强制性的非市场手段使其与仅采用市场等价交换方式的企业和个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收费行为与税收行为一样必须法治化。因为面对具有政治权力的政府, 不具有政治权力的企业和个人显然是无力依靠市场方式去加以约束和限制, 只有通过法律方式, 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收入行为。[1]当今政府收入的方式和数量都必须以法制为基础, 无论是税收还是收费, 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政府税收讲究税收法定, 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公私权力 (利) 的原理。公权力是国家基于自身强制力而行使, 具有强制力和扩张性, 即使是在按照社会契约理论构建的国家制度中, 私权利在对抗公权力之时依然表现出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特性。因此, 在极易导致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法律领域, 总是特别强调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原则。由于税法同刑法一样, 均关系到相关主体的自由和财产权利的限制或剥夺, 所以税收法定主义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是一致的, 凡涉及可能不利于国民或加重其负担的规定, 均应严格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制定, 而不应由政府决定。[2]这一原理对政府收费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政府收费与税收一样, 都是国家以公权力强行收取行政相对人一定金钱的行为, 同样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所有权, 具有一定的侵益性, 若非依法进行征收,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但与此同时, 政府收费与政府税收侵益性的程度上却存在区别, 政府收费是有对待给付, 而不是无条件地征收, 对相对人造成的侵益性较税收为轻, 故其设定形式可略低于税收形式。[3]但设定形式与侵益性必须相对称, 如果由过低法律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来创设政府收费, 由于缺乏足够的民意支持和法律制约以至于与其侵益性程度不相对称, 必然会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度干预与侵害。

二、我国政府收费创设法律层级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政府收费立法比较滞后, 至今没有政府收费的统一法律规定, 尤其对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导致许多地方的人大、政府及其部门, 凡能够发布规范性文件的都在创设政府收费。各地区各部门收费主体、范围和标准的混乱最终导致了税轻费重, 税费错位。这种不规范的政府收入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规范化的要求相距甚远, 危害严重:

1. 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一个国家的税源和财源是有限的, 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和负担能力也是有限的, 作为政府两种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的税和费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当前体制下, 不少乱收费项目都具有税收或“准税收”性质, 庞大的收费规模已严重侵蚀到了税基。而且由于大量的收费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 造成财政被肢解,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弱干强枝”的财力分配格局, 直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2. 加重企业负担, 扭曲政府行为, 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

其一, 收费膨胀的直接结果是许多企业不堪重负, 导致财源枯竭。其二, 大部分收费游离于国家预算和监督体系之外, 与部门利益直接挂钩, 收费权力商品化, 政府行为必然扭曲。其三, 大量不规范的收费不仅较少考虑到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调控要求, 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 而且使得地区、产业、行业之间负担高低不一, 影响公平竞争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 制约了地方税制的建立, 不利于分税制的完善。

由于大量的收费侵蚀了税基, 税费比例倒挂, 导致地方税收税种少, 规模小, 所占财政收入比例偏低。而政府收费的增长并不等于财政收入的增长, 因而造成地方财政困难, 分税制难以落实到位。[4]收费的膨胀已经从客观上使得地方税体系的建立缺乏坚实的财源基础, 乱收费已经成为分税制改革的巨大障碍, 分税制的完善无法绕开税费改革。

三、明确我国政府收费创设法律层级的具体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收费立法严重滞后, 对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现状, 完善政府收费法制, 加快制定统一的《政府收费法》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其中提高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位阶, 明确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更是关键之举。这既关系到一国法制的统一和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 也关系到国家与民众的之间利益机制的均衡。

1. 为了实现政府收费的本应具有的效率性, 政府收费要依法进行, 但它并不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

首先, 从政府收费本身的特点上来看, 由于政府收费具有明显的受益性、非普遍性和相对不规范性等特点, 如果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以下简称法律) 对收费进行规定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之所以在特定的领域采用收费而不采用税收的形式, 关键还在于具有受益性和非普遍性的收费与具有无偿性和普遍性的税收相比, 具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如果规定只有法律能够创设政府收费, 那么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周期性、以及法律的普遍性和滞后性, 必然无法实现政府收费的效率性。另一方面, 从对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 如前所述, 遵循受益原则的政府收费与强制性无偿性的政府税收相比, 其侵益性要轻很多, 所以创设政府收费的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可以略低于创设税收的法律文件。其次, 从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 也并没有规定政府收费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立法法是制定其它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 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都必须在立法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制定法律文件。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确立了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法律保留事项,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 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 犯罪和刑罚; (五)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 民事基本制度; (八)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 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 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在第八项中列举了财税、金融、外贸等基本制度, 而未涉及到政府收费。所以说从法律规定上来看, 政府收费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

2. 为了实现政府收费的公平, 并不是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都能创设政府收费。

财产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政府收费直接涉及到公民的财产权, 具有一定的侵益性, 若是过低位阶的法律文件也有政府收费的创设权, 必然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障。这一点, 已被我国目前的现实所印证。如前所述, 由于目前我国政府收费法治的缺失, 政府收费创设十分混乱, 导致税外收费形式多样, 收费规模恶性膨胀。

事实上, 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体现的是民主的程度与监督的力度, 如果由过低位阶的法律文件来创设政府收费, 必然缺乏必要的民主和法律约束。这有违政府收费法作为“侵权规范”对立法活动本身的要求, 从而会极大地损害政府收费法的权威, 损害国民对政府收费法的认同感。

3. 为实现政府收费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政府收费的创设权应当限定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无权创设任何形式的收费项目。

将政府收费的创设权仅仅限定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这样既可确保政府收费创设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也能保证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立、改、废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宪法和相关法律作为高位阶的法律, 需要对政府收费的基本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以指导和制约相对低位阶的法律文件对具体政府收费的创设。

行政法规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形下制定的,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效率性, 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 由行政法规对政府收费进行创设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鉴于政府收费的区域性很明显, 允许地方性法规对政府收费进行创设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根据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发展水平和要求合理地进行收费。同时, 由于地方性法规一方面须经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批准, 体现了较为广泛的民主程度与相对严格的法律监督, 能够保障政府收费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所有的地方性法规都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也有利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对其进行审查监督, 确保政府收费法制的统一。

政府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则不得创设任何政府收费, 这既是我国当前政府乱收费的现状决定的, 也是由政府规章的性质所决定的。根据《宪法》、《立法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 同时规定了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地方规章, 同时限定地方规章的内容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是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可以看出, 法律明确规定规章规定的事项只能为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行政区域内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如果法律、行政性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某项政府收费没有创设, 规章是无权进行创设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规章的法律位阶是比较低的, 其内含的民主程度和监督力度与政府收费行政强制征收的侵益性相比是不对称的, 无法形成足够的法律约束, 这容易对收费相对人造成权益侵害。同理, 位阶更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更是不得创设任何政府收费。

当然, 不允许政府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创设任何政府收费并不代表这些相应的政府机关就不发挥作用。法的制定过程, 可分为立法的准备阶段和确定阶段。立法的准备阶段, 就是从认识对某种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提出制定法律规范文件的倡议开始, 到形成规范性文件的草案, 同有关的机关团体和人员座谈协商等过程。法的确定阶段是由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 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 经过对已形成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审议和讨论, 进行修改、补充, 最后把规范性文件正式确定下来, 通过和颁布的过程。[5]由于具体收费事项的标准、范围、程序、条件等都必须是十分具体和可操作的, 在政府收费立法的准备阶段, 它们作为政府收费的职能机关可以和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

摘要：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主要是指政府收费项目要通过何种位阶的法律法规来创设。政府收费创设的法律层级的合理配置既关系到一国法制的统一和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 也关系到国家与民众之间利益的均衡。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政府收费的创设权应当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层级, 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无权创设任何形式的收费项目。这样既可确保政府收费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也能保证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立、改、废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关键词：政府收费创设,法律层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参考文献

[1]张馨.法治化:治理乱收费的治本之策[J].涉外税务, 1999 (7)

[2]参见刘剑文.财政税收法 (教学参考书) [M].法律出版社, 2000

[3]参见陆开存.论行政收费的设定[D].苏州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2005.8

[4]周敏.费改税与我国财税体系的完善[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01 (1)

浅析我国政府采购合同法律问题 篇9

法律层面的冲突, 使人们难以明确谁主导谁, 在进行监督时主体关系制约了对法律条文的选取, 也就不能很好地对某一行为进行唯一的判定, 导致打法律和制度擦边球的行为时有发生在政府采购内部监督体系中。例如我们在进行一项基础实施采购招标活动进行监督时, 多部门交叉监管的局面使监管效率落后低下, 市政部门直接对招标工作进行管理, 而这又与《政府采购法》中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督主体相抵触, 不能够正确地行使行政专门的监督权利, 使行政法赋予各个检查部门的权力形同一纸空文, 使某些工作人员凌驾于法律与制度之上。在对干部进行监督时,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扮演了主要角色, 出现了普通政府雇员和干部不在同一个部门的监管之下的现象。因此, 对我国政府采购合同法律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

1 现有采购合同法律的漏洞及缺陷

1.1 对于责任的界定出现了不确定性

对于法学实务界, 尤其是法院来说, 最为头疼的是仅仅依据《政府采购法》, 法官是无法准确判断政府与卖家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的生效时间, 由此对于其中一方违背合同的行为是发生在合同生效前还是生效后无法准确界定, 这就使得确定是缔约过失还是违约行为模糊不清, 判断当事人需要负担何种责任更是成为空谈。政府采购可以对财政资金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 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同时也有益于财政的改革和国家职能的健全, 减小政府部门腐败发生的几率, 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采购在规模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是, 其固有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具体体现在管理和操作层面。出于对这些弊端的考虑, 应尽快提升政府采购监督机制, 政府采购合同依然需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行事。但是, 如果依据《政府采购法》对于责任的认定无法确定的话, 那么到底是让债务方承担对合同未生效前形成损失的救济义务, 还是让债务方继续履行其未履行的已生效合同, 其后果是不同的。而由于政府采购法中对于合同生效的界定不够明确, 影响了该法律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1.2 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缺乏公平正义

从我国《政府采购法合同》上看, 以及结合平时具体的实践操作, 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合同双方当事人缺乏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采购人拥有更多的权利, 而缺乏义务履行, 供货商需要履行更多的义务, 却缺乏权利的保障。例如采购人要求供货商缴纳保证金, 供货商只有被动缴纳的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采购人对于合同的转让、变更、中止或终止等几乎全盘说了算, 而供应商仅仅只能被动地接受对方的安排;采购人对于何时验货、怎样验货、货品质量等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而供应商对此无发言权。如果要找出供应商的权利, 那就是要求采购人按合同支付货款, 这些都是导致政府采购人可能违背公平竞争原则进行招标的原因。

1.3 采购权人对合同变动及终止条件法律漏洞的投机

其一, 由于我国法律注重对公共权利的保护, 因此, 在采购合同订立时更多地考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使得采购人多权利而少义务, 权利获得与义务承担不相对应。其二, 对于供货商来说, 其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承担的风险较之普通的民事合同中更大, 在政府采购合同中发生违约行为, 供货商还承担了除民事责任以外的行政责任。其三, 政府采购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不平等, 加之政府采购人的权力身份, 使得供货商在行使合同时对政府方面更为忌惮和妥协。其四, 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并没有另行就自己的采购行为加以规制, 其采购任意性大, 人为因素强, 常常没有备案就随意采购、随时终止或变动合同。而供货商因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 而无法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2 我国政府采购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

2.1 要明确合同的生效时间

以合同的生效时间来明确界定双方责任认定的范围, 这样, 当合同缔约的双方, 有一方出现不当行为时, 可以明确该由哪一方来承担合同没有得到良好履行的后果以及经济赔偿。政府采购合同, 有两种可行方式:第一种, 是可以以中标、成交的通知书送到对应的供应商手中的时间为采购合同的生效时间, 此外, 还需要明确界定一个时间点, 就是当达成采购协议之后, 政府应当在多长的期限之内对采购方予以答复。因为这个在政府采购法当中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这个期限的长短应该设置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之内, 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在该合理的期限之后, 政府再拒绝与供应商签订合同, 将视政府为此次合同的过错方, 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种, 就是政府与供货商签订合同的时间为成交时间, 这种情况下, 无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在签订合同之前如果拒绝反悔签约, 都将是过失方, 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选用第一种方法, 还是选用第二种方法, 除了明确时间结点, 以及过失的责任承担者以外, 还需要在签约之前对一旦发生违约或者缔约失败的情况, 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赔偿的具体金额有着明确的规定。只有如此, 才能在整个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 保证权责界定清晰, 承担具体的责任明确。

2.2 重新对采购方以及供应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规定

在采购过程中, 保证政府采购方以及供应方的平等地位, 从而切实保证双方的利益。具体的内容就是, 对目前现行的政府采购方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 保证其权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同时加强供应方自身的权利, 从而使二者在权利义务上对等。其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改变政府采购方可以单方面对合同内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变更、终止的权力, 建立起双方互相协调从而达成一致之后再进行更改、终止的制度。从根本上保护供应商的权益。同时, 在加强供应方的权利的同时, 对应的应当加强政府采购方所承担的采购义务, 比如要明确地规定给供应方答复的合理期限。这个期限的设置, 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 同时也要将一些不可预知的自然、人为因素考虑在内, 在增强政府采购义务的同时, 也需要对其权益进行适当合理的保护。只有如此, 才能够使得在采购过程中, 供应商能与政府采购方进行平等对话, 保持交易的公平公正。

2.3 需要好的监管制度加以保证

在政府采购方面, 需要建立、完善采购合同的监督管理制度, 同时, 我们国家可以借鉴国外政府在采购方面的先进制度, 比如美国设立了采购合同官, 我们政府也可以成立专门的采购部门, 这样就可以使监督对象范围极大地缩小。在采购合同的履行过程当中, 监督者可以更好地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不仅保证了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更加极大程度地压缩了政府采购行为当中存在的腐败空间。

3 结语

总之, 在政府采购方面的合同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以后需要重新对采购方以及供应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规定以及好的监管制度得到保证。

摘要：随着《政府采购法》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确立, 特别是对政府采购合同性质的基本定位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 现阶段的模式并不可能消除因政府采购合同制度具体规则的设计缺陷而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 对政府采购合同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府采购法,责任界定,监管制度

参考文献

协同创新中的政府法律义务研究 篇10

第一, 政府通过规章和政策制定实现产、学、研、官合作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分配, 引导协同创新各方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 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构的政府理应充分发挥其协同创新中的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功能。由于政府的规章制定行为是介于人大立法和政府具体行为的过渡性行政行为,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所以, 协同创新中的政府行政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制定职责不仅可使权力机关的协同创新精神得以规范化, 还可有效促进和引导具体的协同创新行为。在当前的中国, 不仅协同创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极其简陋, 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也颇为不足。

中国各级政府应致力于弥补各类协同创新法律规范的缺漏, 实现子系统间资源、知识、行动等要素的整合, 指引的协同创新主体互惠行为。例如日本为促进官产学合作和协同创新先后制定了《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研究交流促进法》、《促进大学等的技术成果向民间事业转移法》等政策法规, 美国制定合作《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化法》、《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 (开启政府研究机构向产业界开放的先河, 促进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协同创新) (2) 。各国协同创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建立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间相互合作机制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收益合理分配方面, 合作成果传播和转移方面等, 各国的法规、规章和政策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政府规章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杜绝过分的强调直接的经济功能, “作为公权机构的政府, 若过于强调经济职能, 在政策制定、纠纷解决方面便不可避免地利益倾向 (3) ”, 政府应更为公平、中立地引导协同创新。

第二, 政府通过行政奖励和税收优惠, 引导协同创新行为目标符合社会的需求, 并规避和补偿协同创新风险。我国现阶段对协同创新行为比较重视, 但对于协同创新的成果应用与产出效益则重视不够, 造成风险较大但社会需求同样较大的共用技术协同创新积极性不足, 引导协同创新行为目标可以采用行政奖励的方式。例如英国政府为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设立了各种行政奖励的奖项, 鼓励协同创新, 诸如“科学与工程合作奖”、“工业与学术界合作奖”等八大政府奖励以及专门用于资助大学进行知识转移的风险技术大学伙伴基金, 对英国政府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采用技术分级资助引导协同创新的行动选择。例如将技术共用技术、基础技术、专用型技术等, 对产业基础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等具有公共产品、开发成本大、风险大的技术, 资金拨付方面予以适当政策倾斜, 以引导协同创新主体进行共用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引导社会主体进行协同创新, 弥补协同创新风险、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为核心, 多种政策工具综合运用的方式, 在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实行免税期、投资税收抵减、加速折旧、投资税收减除以及减免关税与货物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低利融资、分期贷款、融资保证、股权参与、补助金等金融支持政策, 以及政府采购、限制外来投资、进口管技术协助等其他政策。

第三, 政府建立信息平台, 支持协同创新意向主体完成科技信息畅通与传导。有研究表明, 缺乏资金与技术人才虽然依然是企业的两大现实难题, 但希望提供信息服务已经超过了对资金与技术人才的需求 (4) , 科技信息交流对协同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举世瞩目、成绩非凡的一些地方, 一直以来保留着良好的信息交流制度, 例如数个世纪以来, 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里, 每到下午的固定时间, 教授、学者以及学生们都自发的汇聚在大学城里的各个小咖啡馆里, 以一种极其轻松的方式商讨各自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 彼此之间相互交换意见以获取新的灵感。在硅谷, 一个与很多高新科技园区不同的地方就是, 各高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之间可以不受限制的讨论各种信息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自发为主的信息交流平台, 十分重视科技情报网络的建设, 广泛开展各种学会和学术活动。我国政府也应当承担此这项责任, 积极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与渠道, 特别是符合协同创新行为特点的各种信息传导网络, 协同创新主体因为时间、空间和习惯等各方面的限制, 更需要由政府协调, 建立信息平台, 使各方科研人员可以准确把握科技资源和需求的信息, 从而有力推动协同创新的发展。

第四, 政府建立中介平台, 做好协同创新中的服务工作。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积极寻找适合的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 建立项目需求库、项目成果库和创新人才库, 积极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技术攻关难题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为协同创新的主体对接创造条件, 有效地促进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 促进参与者间的有效互补,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对于协同创新中急需的各种中介服务, 如技术经纪、评估作价等方面, 也积极发挥政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建立一些基础性、共享性的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供需对接平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

第五, 通过完善协同创新中的政府监管法律义务,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利益诱导并不是政府促进协同创新所应采用的唯一的措施。政府也可设计不同类型的有利于实现协同创新的非诱导式法律行为规则, 以平衡和协调协同创新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现在最好的发展环境已经不是特殊政策, 而是法治环境, 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制观念淡薄, 人人都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超额利益, 就会助长违法乱纪行为, 社会就会陷入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反之, 如果政府有效承担秩序保障者角色, 秉承超脱性和中立性的地位, 居中协调、公正裁判, 有助于创造良好协同创新法治环境, 有助于协同创新成果的研发和应用。

摘要：中国协同创新目标从应然走向实然还依赖于政府对各协同创新主体的有效粘合。协同创新中政府的主要义务是:政府通过规章和政策制定实现产、学、研、官合作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分配, 引导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政府通过行政奖励和税收优惠, 引导协同创新行为目标符合社会的需求, 并规避和补偿协同创新风险;政府建立信息平台, 支持协同创新意向主体完成科技信息畅通与传导;政府建立中介平台, 做好协同创新中的服务工作;通过完善协同创新中的政府监管法律义务,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关键词：政府,协同创新,法律义务

注释

11 王君华.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 2012 (8) :7-9.

22 武学超.美国联邦政府提升大学技术转移能力政策的价值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 2012 (11) :88-95.

33 张晓梅, 龚道伟.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政府法律责任[J].人民论坛, 2012 (8) :24-25.

政府法律顾问 篇11

关键词：应急 机制 法律能力

一、应急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重处理，轻管理

应急处理主要着眼于事故发生之后的应对，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其过程更多地放在从事故发生到结果的处理上，其特征是消极被动的反应。一场典型事故灾难发生后的程序是：媒体曝光→领导人视察、批示和慰问受害者、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对伤亡者进行抚恤、处理责任人→要求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再度发生。这种思维方式着眼于结果的处理，政府好像救火队。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下的法规标准体系往往不能避免重蹈覆辙。

（二）重政府，轻社会

政府被视为应急管理的唯一主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事故的应对和处理只是政府的事情。人们事事等待政府，事事依赖政府。政府努力到什么程度，应急处理就到什么程度。建立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应急法规体系往往造成政府不堪重负，疲于奔命，反应迟钝。而普通民众则防灾减灾意识较低。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很容易出现心理恐慌和社会失序。

（三）重动员，轻法治

所谓的动员，就是指在事故发生后，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或办公室，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各方面资源，全社会齐动员，搞人海战术。尽管这种体制从表面看有收效快和效率高的特点，但是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首先，这种动员体制往往是以打乱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为前提的。其次，这种动员体制的很多做法往往缺乏法律依据，依法行政在应急时期成为一句空话，违法行政倒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再次，临时指挥或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不但不符合依法行政原则，而且使防灾减灾工作缺乏连续性和持续性。

（四）法律重制定，轻修订

实践证明，在已建立的应急管理法律制度中，有的是由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确立的，其规范性不强、效力有限。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各级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规定得不具体，当前的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也急需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应尽快颁布相关配套法规。应急预案编制、审核和备案制度、报告与信息发布制度、应急管理的分级响應制度、应急管理演习制度、应急管理的资金补偿制度等一系列急需要建立的制度都需要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指导下进行制定。

二、 提升政府应急法律能力的对策

（一）建立科学、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是完善突发事件应对制度的关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明确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确立的应急管理体制模式是：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在预警机制中要科学评估预警信息、发出危机警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在决策处置机制中，应急管理的主体应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综合分析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决策，并实施决策。决策处置机制包括方案选择、决策执行两个过程。对此要辅之以良好的技术手段，并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激发战胜危机的信心。在善后处理机制中要在突发事件紧急情况被控制以后，致力于恢复工作，尽力将社会财产、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恢复到正常状态。

（二）应急管理必须权力有规、行为有序

突发应急处置，往往需要行政主导，这就需要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的权力，同时需要更多地限制公民的权利。但这种权力往往具有两面性，运用不当就会损坏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行政紧急权力的取得和运作，还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增加公民义务，都需要依法、按章办事。突发事件的应对，是一个技术上的、管理上的问题，法律的作用一是把那些经过实践经验长期积累下来、行之有效的应急管理方法，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保证突发事件应对基本有效、有序、有力。二是赋予和控制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首先是保证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有足够的特别权力来解决非常状态，同时又控制政府不要借机滥用权力，以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依靠科学、依靠法制

应对突发事件，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做好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测、预警，不断提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分析和处理水平，以及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科技水平。

应对突发事件，还要靠法制。现代社会应对突发事件有着自身规律，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快速判断、果断处理，整合资源、协同应对。适应这种规律，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有单一常态管理向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做到居安思危，在工作布局上做到有备无患。二是由自发应对向自觉应对的转变，在应对思维上做到有勇与有谋的结合，在应对方式上做到个别经验与规律认识相结合。三是由个别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以实现应对行动上的广泛参与与步调一致的统一、集中指挥与广集民智的统一。这三个转变的根本点在于突发事件的应对要实现由个别调整向规范调整的转变，以减少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任意性，增强趋利避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牢牢掌握应对突发时间段主动权。

（作者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① 王军主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读本[M].

②邹建华著.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M].

关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思考 篇12

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所谓政府采购, 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与一般采购相比, 政府采购具有主体特定性、采购活动公益性、资金来源公共性、采购过程规范性等特征, 应遵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等原则。

一般认为, 政府采购制度起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我国建国以后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 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采购。20世纪80年代, 我国开始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 但政府采购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加快了入世步伐, 对政府采购的国际化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 有些城市开始有意识地规范政府采购活动, 北京、上海、山西、安徽等先后颁布了关于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 国家财政部、经贸委等也分别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性文件和部门规章。截至1999年底, 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立政府采购制度, 中央机关的政府采购工作选择了卫生部、民政部、海关等部门作为试点;2002年起中央各单位正式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2002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 , 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实践证明, 《政府采购法》为形成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全面步入法制化轨道。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时间较短, 立法与实践经验不足,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虽然有所发展, 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1、法律协调性不足, 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如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的规定, 不以招标投标方式而是以其他采购方式采购工程的, 应当适用《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而《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只要是使用了国有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 都必须进行招投标。两部法律对于采购工程就有了不同的标准, 造成了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冲突。

2、政府采购的范围窄, 项目单一。

据统计, 2006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2900亿元, 比2005年增长了500多亿。但根据国际经验, 一个国家政府采购的规模一般为GDP的10%以上或为财政支出的30%左右, 按后一个口径计算也应在4000亿元左右, 因此扩大政府采购规模是当务之急。

3、政府采购的公开透明机制不完善。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化的内容不明确, 方式简单, 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但对哪些属于政府采购信息、哪些属于商业秘密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 无论是采购人还是招投标代理机构, 甚至某些集中采购机构对公开招标有抵触、规避公开招标的现象时有发生。

4、政府采购监督检查体系不完备。

《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但是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活动中仍存在财政部门参与政府采购的商业性决策, 而忽视采购预算的编制和对采购性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的现象。

5、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法律制度不完善。

《政府采购法》规定受理质疑和投诉的机构主要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尽管规定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只能就当事人向其提出的采购活动事项的疑问作出答复, 且当供应商对答复不满意时, 还可以向采购监督部门进行投诉, 对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逾期不为处理时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但这种程序设计很难保障供应商的权益不受损失。

6、政府采购的网络化管理不健全。

网络管理是政府采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对提高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网络化设施差, 一些日常采购仍需通过零售市场进行, 导致政府采购中的“关系采购”、“地方保护”等, 直接阻碍了政府采购的健康发展。

7、缺乏专业化采购队伍。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大部分采购人员从财政部门内部调剂产生, 他们拥有一定的财经知识, 但对管理、高新产品的专业知识掌握不多, 缺乏从事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易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势必会影响政府采购的效益和运作质量。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对策

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根据WTO《政府采购协议》及国际政府采购立法, 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采购立法的经验,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1、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具体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政府采购法》为中心, 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第二层次是以《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为中心, 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办法。如对供应商资格要求的规定、对评标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对采购从业人员资格要求的规定、对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的规定, 以及政府采购的信息公告管理、供应商投诉管理、集中采购机构考核、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等。这些规定是对《政府采购法》的具体解释和补充, 我国在这方面不够完善。第三层次是以地方性政府采购法规为中心。包括省、市、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条例或办法和政府采购目录、审计监督、合同监督、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通知等。

2、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

采购商品的范围不应局限于计算机、汽车等办公用品范畴, 而应逐步将大型商品、跨部门通用商品以及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购的范围不应以资金来源为标准, 而是要逐步以履行政府公共职能为标准, 凡是履行公共职能机构 (不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 的购买性支出, 都应该逐步实行政府采购。中央应建立一个政府采购基础目录, 要求各省级地方政府的集中采购目录都应涵盖该目录的所有项目。

3、完善政府采购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除围绕政府采购的法律政策、采购合同的条件、供应商资格预审和评标标准、合同授予结果的公开等加强相关法律的完善外, 也可以对整个政府采购过程和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的信息都予以公布并接受审查, 真正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联网的统一信息发布渠道, 确保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渠道畅通, 实现政府采购信息的准确、及时和完整发布, 捍卫社会对政府采购的知情权;建立政府采购参与主体违规记录的信息档案,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并与其市场准入资格挂钩, 切实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4、构建有效的政府采购监督法律体系。

(1) 进一步扩大法律监督的范围, 加强对政府采购所有当事人以及政府采购过程的监督。 (2) 依法确保政府采购监督部门与采购主体的有效分离,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监督政府采购, 保证政府采购政策与措施的统一。 (3) 实现监督方式的多样化。在加强财政监督的同时,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将事后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 使监督检查的内容法制化, 形成事前、事中与事后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5、完善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法律制度。

(1) 建立独立的政府采购仲裁机构。WTO《政府采购协议》要求各国设立一个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来处理质疑与申诉事项。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 规定政府采购中的合同纠纷可由政府采购执行机构进行仲裁, 对仲裁结果不服的, 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 (2) 在审查人员的回避、质疑的撤销与公告、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书面处理决定等政府采购质疑程序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3) 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设置合同申诉委员会, 专门处理采购活动中的申诉;同时规定供应商如果就投标资格、材料规格等招标事项发生争议可以申诉两次, 复议一次,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6、完善政府采购的网络化管理, 形成采购大市场。

应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制度的信息管理, 建立相关档案;加强政府采购的业务信息管理, 完善采购过程和采购程序;加强政府采购供应商的信息管理, 建立符合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库, 对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质优价廉、信誉好的供应商可采用星级评定制度, 在招标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还要加强政府采购招标评审专家信息管理。政府采购范围广, 评审难度也较大, 为更好地做好专家库信息管理, 必须从多方面吸收和引进专家, 每次招投标根据实际情况, 从各专业专家中随机组合选出。

7、不断提高政府采购人员的业务素质。

政府采购涉及的领域较广,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 因此对采购人员要制定考核标准和采购资格管理制度, 实行定期业务考核, 逐步建立一支专业采购队伍。在此基础上, 制定政府采购技术资格管理办法, 做到持证上岗, 并实行采购人员岗位轮换制。加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 使政府采购工作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廉洁高效。既要建设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更要加强从业人员的自律教育, 制定行业自律条例。

参考文献

[1]钟明:中国政府采购实务操作全书[M].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0.

[2]洪银兴:公共财政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徐峰:我国政府采购若干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 2005 (4) .

[4]王学良、宋睿:WTO框架下我国政府采购法律问题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