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居艺术

聚居艺术（通用9篇）

聚居艺术 篇1

当代艺术家为何要聚居?简单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圆明园艺术村”、“东村”出现的时候,艺术家们就是为了挨在一起用理想来“取暖”。按照某些媒体的说法,在那个时候,艺术家毕竟还是“弱势群体”,处在“地下”和“盲流”的状态。而在2006年前后,全国一下冒出了许许多多类似“798”、“宋庄”这样的艺术社区时,那些最先挤进卖场的艺术家就不再是“弱势群体”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创意文化产业”领域引领风骚的人物。如此一来,聚居有了更时髦的理由。

然而,自去年以来,在北京有多处艺术家聚集地被拆迁,闹得沸沸扬扬,终于演绎成了一个山寨版的“阿凡达”问题。原先群居在一起“有组织无纪律”的艺术家们又作鸟兽散,成了“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散兵游勇。试想一下,这么多跑到北京的外地艺术家到底何去何从?是重新寻求新的地盘聚集发展,还是打道回府割据一方以图风云再起?这还真是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不过,尽管艺术家们这种在困境里挣扎的举动被某些批评家和艺术家美化为“维护公民权利”、“保卫人权”,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比那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来得复杂。当然,有些混得好的、持绿卡满世界乱飞的国际“候鸟型”艺术家不在此例。他们四海为家,不管走到哪里,凭着“国际身份”和“中国牌”都能找到自己的机会和面子。对于后一类艺术家而言,“聚居”只是一种显示身份或背景的标签,用得着时便贴上,用不着时就摘下。

艺术家的群居也许是为了各种交流的便利,但如同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说的那样:“交流增进了解,但是孤独的境界却培养天才;而一件作品的一致性则显示一位孤身艺术家的手笔。”毕竟,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是群居的动物。群居,只是艺术家出于自身的境况所采用的一种权宜之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他是群居还是独处,都永远不会随波逐流,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化理想丢失在群氓与艺术资本主义合伙制造的商业泡沫之中。

聚居艺术 篇2

聚居区的调研

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当前，我区已进入工业化的转型期、城市化的推进期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期，发展服务业已成必然之势。下阶段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我区服务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近期我们对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进行了调研，充分认识到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对于推动我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重要意义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个新生事物，服务业集聚区是以某一服务产业为核心，以信息化为基础，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集聚而成的服务企业集群，具有产业集中、发展集约、资源共享、科技含量高、运行成本低、环境污染少的特征，是服务业发展的新形态，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具体分中央商务区、专业市场集聚区、文化服务集聚区、旅游休闲集聚区、会展中心集聚区和软件开发园、创意产业园、现代物流园、科技创业园等。

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出发，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主要有以下几点现实的意义：一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通过服务业集聚区这个平台，完善集聚区内企业的竞争机制，使集聚区内服务业优势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拓宽市场发展空间，加快行业龙头企业培育，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发展壮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和新高地，带动全区服务业发展，有效增加服务业总量，实现城市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的需要。服务业是城市的窗口和名片，是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载体，能够满足我区广大市民的生活需求，增强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进一步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三是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区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能为我区的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多方位、高层次服务，能进一步推动我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我区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相关情况

近年来，我区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措施，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城乡服务业协调发展，我市服务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8年，全区服务业完成增加值37.53亿元，同比增长20.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64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3.54%。实现税收收入1.3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10.8%，比上年增长12.4%。从业人员达到4.9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31%，增长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5.85亿元，同比增长25%。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1.4亿元，比年初增长21.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7.8亿元，比年初下降8%。全区保险机构达12家。交通运输完成公路旅客周转量8451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8211万吨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0.5%和1.7%。邮政及通信业业务总量1.22亿元，同比下降3.8%。城镇化建设步伐稳步推进，全区城镇化率达到66.3%。

应该说服务业对全区经济的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一是服务业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总量仍显不足。我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增速与全市发展最快的敖汉旗相比差2.1个百分点，列全市第四位。二是新兴产业刚刚萌芽，服务业优势仍不明显。我区物流业虽起步较早，但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发展缓慢。服务业项目建设速度明显慢于红山区、松山区和巴林右旗。专业市场规模小，总量不足，交通运输、邮政和批发零售等传统产业比重偏大，信息、运输、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尽管发展迅速但份额较小。三是服务业产业关联度不强。我区服务业产业链发展还不完善，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突出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对接不够，互动能力弱，相当一部分企业目前还处于自我服务状态，影响了一些极具成长潜力的产业做大做强和服务业主导产业的培育。四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目前我区还没有大型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和商场；金融、技术服务、房地产、劳务、信息等要素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下一阶段我们要把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作为解决以上问题、推进我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措施，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加快推进微型中央商务区、现代物流集聚区、专业市场集聚区建设。当前，要先了解与以上服务业集聚区相关的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情况。

一些与微型中央商务区相关的情况。中央商务区一般意义上即指一个地区的核心商圈。目前，我区的核心商圈主要是宝山路商贸区，对其业态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我区传统核心商圈以商贸流通企业为主，而且企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低，多为中小个体业主，80%--90%的营业场所面积为15—25平方米，共有家单位，处于第一位的是食品杂货店，其次是服饰和餐饮店，而连锁店和超市只占和，百货店只占。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区核心商圈的业态比较传统，我区核心商圈缺的不是企业数量，而是企业的质量，缺的是超级购物中心，缺的是名牌店、连锁店，缺的是能代表城市形象的、引领商业文明的微型中央商务区。

一些与现代物流集聚区相关的情况。现代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三利润源”，对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近几年我区物流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也引起了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货运量达到万吨。我区全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至2008年底，我区通车公路总里程达到公里。主要以煤炭、粮食、木材运输为主。公路货运在我区物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至2008年底，全区在册营运货车达万辆，万载重吨，建有赛欧亚物流园区，近50家配货站，但目前物流企业服务方式和手段比较传统单一，大多物流企业只能提供运输和仓储服务，物流企业组织规模较小，物流中心建设滞后，网络化、系统化的经营组织尚未形成，现代物流业刚刚起步。

一些与专业市场集聚区相关的情况。近几年我区加大了市场的建设，总体实力明显增强。

1、市场持续发展，规模化态势明显。到2008年底，全区共有各类市场28个，其中专业市场6个，年成交总额达元，其中超亿元市场个。

2、品牌意识形成，市场竞争力增强。一些市场在发展中逐步树立起品牌理念，采取优惠措施，大力引进品牌企业入市，发展总经销、总代理、专营专卖，积极引导经营户注册商标，市场知名度和信誉度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专业化程度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市场已成为颇具特色、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业市场。但我区市场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还没有形成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气势，缺少大型、特大型批发市场和现代商贸城，市场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有待提高。从以上现状分析后可以看出，我市已具备建设微型中央商务区、现代物流集聚区和专业市场集聚区的产业基础条件，加快规划建设服务业集聚区是十分必要的。

三、加快我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推进。

（一）科学准确定位，理清发展思路。

集聚区建设成功与否、建设得好与坏，关键要科学规划。要强化规划引导，加强对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战略研究，抓紧编制好我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并确定近期的建设重点。根据我区的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产业优势、区位特点和城市功能定位等，建议先规划建设微型中央商务区、现代物流集聚区和专业市场集聚区。对微型中央商务区建设的想法：从科学发展和集约发展的角度出发，近期选择要启动建设的区块不能多，也不要盲目求大。在选址上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服务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在选址上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工业企业选址只要考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和环保因素即可，而服务业企业选址除以上条件外，更多的要考虑地理位置和企业附近的人口集聚情况。微型中央商务区在区，进行规划预留，可参照大中城市建设中央商务区的做法，从振兴老城区商业繁荣和提升城市品位出发，在这个地块建设高品位、高规格的商业建筑群，集聚大商场以及各大金融机构，形成我区的微型中央商务区。对现代物流集聚区建设的想法：要依托公路、铁路，合理规划建设全市物流基地。建议在赤朝高速公路出口处规划建设物流中心，目前，赛欧亚物流园区该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基本完成，该区域可利用的土地面积为153亩，物流中心要定位为干线公路、要通过信息平台连接东部物流基地、，建成一个集货物运输、配送、仓储、零担快运、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为一体，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为补充的，立足平庄，辐射蒙东地区，服务周边的区域物流中心。对专业市场集聚区建设的想法：义乌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专业市场集聚区会推动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区作为赤峰市南部次中心城市，整体上布局比较分散，规划建设规模较大的批发市场集聚区，引进淡水产品批发市场、果品批发市场、粮油批发市场、装饰建材批发市场、旧机动车配送中心以其它批发市场。在合理确定服务业集聚区近期建设目标以后，我们要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原则，把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成片整体开发，按项目、分区域逐步实施。同时注重对存量土地、原有老厂房的改造开发，尽量减少增量土地的利用。

（二）健全体制机制，确保高效运行。

要创新体制机制,象抓工业园区一样抓好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要将服务业集聚区纳入服务业目标的考核范围，定期组织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进行评估，对入区企业的投入、产出、税收、就业等情况进行评审，对发展不好的集聚区实行淘汰。要学习借鉴比较成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在各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对区内企业实行“一站式”全程服务。同时要加快集聚区公共平台建设，针对不同集聚区的特点，抓紧建设一批信息平台、技术平台、交易平台、培训平台和公共管理平台，为入区企业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

（三）优化政策环境，加快推进力度。

要确定企业入驻服务业集聚区的标准和条件，加快研究出台一些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专项政策。对入驻集聚区，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企业可享受工业企业的水、电价格，项目可优先纳入土地利用计划，优先办理农转用报批手续。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要优先扶持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和集聚区内企业成长。要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力度。重点引导一批国内外知名、拥有先进技术的优势企业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不断提升我市现代服业集聚区的能级和水平，从而推动我市服务业快速发展。

李雪松

聚居艺术 篇3

如今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歌舞文化在现代化城镇中几乎绝迹,而流传了数千年至今的最为正统、珍贵的传统歌舞艺术文化埋藏于茫茫大山中一些较为古老、未完全开化的村落中。如何让这些原生态文化能够得到当代人的重视,如何在不颠覆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传统民间歌舞艺术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保护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

作为湘西少数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传承的研究者,应及时、动态的掌握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民间传统歌舞文化生存的现状,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传承与研究相结合,提出建立具有地方特色而又符合时代特征的保护方法,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歌舞文化信息化的发展进程。笔者认为,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民间歌舞艺术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研究应有如下几点:

一、系统的挖掘与探索

湘西地区民间歌舞艺术题材丰富,内容多样,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尽相同的族源、历史境遇、语言系属和音腔体系,因而形成了多种的民族习俗和多样的民间歌舞形式,呈现出多元的艺术文化格局。所以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的民间传统歌舞资源进行收集汇总显得尤为重要。越是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越不谙世事。它们通常远离城市,在偏远的大山与村落之间,收集过程会受到在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需要深入湘西偏远山区中的村落,通过系统地对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民间传统歌舞艺术种类进行挖掘和探索,研究和梳理出地区中传统歌舞艺术的表演特征,对其所包含的各种传统民间歌舞表演形式,例如哭嫁歌、拦门歌,摆手舞、鼓舞等原生态歌舞具体的活动空间、活动场所、活动内容、班队结构、师承关系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对传承人使用的音腔体系和源流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调查;摸清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便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挖掘、收集,掌握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间民间歌舞艺术遗存的真实情况。

二、细致的归纳与整理

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原生态的民间传统歌舞本体进行研究,尤其在曲调旋律、节奏节拍、演奏乐器、舞蹈动作、音乐风格等方面。这些传统歌舞在歌唱方式,技巧上,舞蹈韵律、动作上的不同,都能够直接体现出其表演风格、形式、内容的变化性与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对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间歌舞文化的每一类表演体裁,在音乐特点、表达形式、形成分布、传承人概况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归纳、整理。同时,借助信息及网络平台,为国内外关注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保护传承的专家、学者乃至政府部门提供详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和学术参考。这不仅能够拓展与深化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民间传统歌舞文化的学术内涵与价值,还能对该区域中原生态传统歌舞文化的抢救与保护、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示范。

三、科学的保护与革新

创新性的在精神旨归、崇拜意识和表演形式三个层面上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民间歌舞文化进行深层次探讨,从该地域少数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生活背景、艺术诉求、民族个性、民族历史积淀以及表演风格特征等入手,结合其实际生存状态,在传承的方式方法及途径方面做更深层次的追问及探索。抽取其本质精华之处,建立科学的保护体系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一条既能保护原生态传统歌舞意识形态且能符合现代社会审美标准的道路。

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是一首由京剧改编成的流行京剧音乐,由于其歌曲突破传统的京剧形式,采用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旋律、唱法、编曲技巧相结合,极大的推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中国京剧文化。又如,华阴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其语言难懂,旋律粗俗,此前罕有人知,近乎濒危。2016年,谭维维演唱的《华阴老腔一声吼》,将现代摇滚与老腔相改良结合后,获得巨大反响。这不仅使这种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喻户晓,对政府、学者、专家对华阴老腔的研究与保护也更加有效。

由此可见,在不颠覆湘西少数民族歌舞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将古老传统的少数民族歌舞文化精髓与现代流行音乐科学合理的结合起来,提出具有湘西地方特色而又符合时代特征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这样不仅直接拓展了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民间传统歌舞艺术传承与保护、创新和延伸的发展空间,同时有利于把湘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民间传统歌舞艺术研究带入更深层次,更宽的研究领域,对湘西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法有着新的历史意义。

一个民族的发展应当铭记其悠久的传统和历史,但违背当今时代的发展而一成不变或固步自封的沉浸于传统之中却是无法进步的。我们需要将合理的将传统与当代结合,创新和延伸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与空间,才不会麻木、空洞的喊着保护与传承的口号,才能给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传统歌舞艺术注入灵魂,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陈廷亮,张磊.守望民族的精神家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6).

“人类的聚居地_聚落”教学设计 篇4

荆门龙泉中学北校 陈丽芳

一、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是全章的重点，是对前面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本节课由乡村和城市、聚落与环境、聚落的发展与保护三部分内容组成。所有内容都围绕身边的生活环境来展开。

聚落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联系紧密，它是人类居住活动所创造的最为典型的人文环境。课文通过大量实例和图片，给学生留下鲜明直观的印象，但内容的落脚点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树立人地协调发展的地理环境观。

二、学情分析

初中七年级的学生正处在少年期，《人类的居住地——聚落》是他们认识较深刻的一种自然环境，但是这种认识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够完善；本节的知识比较直观形象，与生活联系紧密，教师可以适当加以引导让学生多分析，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使其自己获得新知。初中生不喜欢高谈阔论的说教，但能从生活实例中感悟自己的认识并指导自己的行动，教师应注意以事例说理，以理服人。

三、设计思路

1、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知道聚落的含义，认识聚落的基本类别及差别，了解乡村与城市的具体类别及演变过程，理解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过程与方法：以丰富直观形象的图片引导学生诠释聚落的含义、分类、差别及演变过程，通过教师示范分析与小组合作探究交流相结合理解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典型事例的列举感受传统聚落是早先人类遗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培养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感受地理学科的审美情趣，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潜能，树立忧患意识和人地协调发展的环境观，进一步渗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2、教学重点、难点

认识聚落的城乡差异，理解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懂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是本节教学的重点，理解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本节教学的难点。

3、教学方法

采用观察分析法、讨论法、案例分析、列举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尽可能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分析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完成的。此外充分利用实例、图片、视频等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

4、学法指导

通过小组交流、师生交流来促进学生自主探究，教师注意关注学生在讨论分析中主动参与程度、交流意识是否积极并给予鼓励指导。

四、教学过程

导入：由欣赏宜昌聚落美景导入新课。

展示：课题《人类的居住地---聚落》及知识主干。

㈠ 走进城乡，感受城乡景观的差异。

活动1：开展知识抢答，让学生对聚落的基本内容有个初步了解。活动2：争先恐后话差异

1、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的景观差异；

2、乡村聚落不同类型的比较；

3、不同大洲乡村聚落景观差异

承转：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同样是乡村聚落却呈现不同的景观特点。城市与乡村都是人类的居住地，一个聚落不管发达还是落后，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见证，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体现。

㈡ 走进自然，寻找理想的家园。

展示：地形、河流、植被素描图，突出甲、乙、丙三地的自然环境差异。师：假设你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原始部族的首领，带领人们寻找一个理想的居住地，你会选择哪里？你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生：略

师生共同小结。

师：古代的人们是否与我们有同样的选择。让历史验证：亚洲三大文明发祥地的分布。

展示：亚洲三大文明发祥地的分布图

师：亚洲三大文明发祥地的分布地区有什么共同点？ 生：略

师生共同分析（答案： 都分布在河流的中下游地区，都在温带，都分布在土壤肥沃的地区等）

师：早期人类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比较低，因此，他们多居住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今天，位于河流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仍然是世界上聚落密集的地区，2 形成了较多的大城市，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省会——武汉，武汉这个聚落发展的有利因素有哪些呢？

展示：武汉发展因素图。生：略

师生共同分析（答案：水源充足，地形平坦，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等）展示：聚落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承转：由此可见聚落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世界各地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不同，聚落在长期发展中，往往形成了不同的聚落景观和建筑风格，我们下面重点探究四种典型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㈢ 走进聚落：探究传统民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展示：世界四种不同的自然景观及四种不同的传统民居 活动：分组探究，集思广益，探索奥秘

图片A：厚墙小窗房──北回归线附近的热带沙漠 图片B：蒙古包──亚洲内部的温带草原 图片C：高脚屋──赤道附近的热带雨林

图片D：因纽特人的冰屋──北美洲北部的北冰洋沿岸地区

师：针对教学难点，出示活动建议，对学生活动的任务、方法加以细化。生：各抒己见。（略）

展示：表格，明确各地环境（主要是气候）对民居的影响。

承转：这些地区的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利用集体的智慧建造了自己的安乐窝，大家也利用集体的智慧破解了这些神秘的建筑背后的秘密,独特的建筑风格都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

㈣ 走进现实，关注聚落的发展与保护

师：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聚落也不断在变化，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遗憾。

展示：文化遗产图（丽江古城和威尼斯）师：讲解其文化内涵，让学生了解遗憾。展示：北京前门大街的发展图 师生共同讨论四合院的变化，思考关于聚落发展与保护的问题。生：七嘴八舌议论宜昌发展情况 展示：宜昌保护文化遗产活动图片 师小结：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㈤ 师生共同总结本节所学内容。展示：收获平台

板书设计：

聚落乡村聚落城市聚落优越的地理环境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保护传统聚落

(六)反馈练习：回顾知识，小试身手

一、单项选择题

1、有关聚落的说法，正确的是（）

A、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是聚落

B、造成聚落景观差异的主导因素是人口的多少 C、一般来说，先有城市聚落，后有乡村聚落

D、聚落不仅是人们的居所，也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场所

2、下列民居与当地自然环境组合不正确的是（）

A、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冰屋

B、中国黄土高原——窑洞 C、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竹楼

D、宜昌地区——土墙平顶房

二、综合分析题

分别写出材料中影响聚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水源、地形、交通、资源等）。

1、中国人口众多但分布很不均匀，大多分布在东部平原地区。（）

2、我国大庆地区原来荒草丛生，自从开采了石油之后，就迅速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的城市。（）

3、宜昌地区扼守着长江三峡的门户，上连巴蜀云贵青藏，下引荆襄赣皖苏杭，承东启西，通达南北，坐拥中国经济圈的圆心，发展迅速。（）

4、新疆地区聚落多分布在绿洲上，广大沙漠地区人烟稀少。（）

三、拓展题

“蚁族”特性聚居群落问题探析 篇5

关键词：“蚁族”,聚居群落,问题探析

一、调研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样本基本特征界定。

麦克斯《2 0 0 9年浙江省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 浙江省200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404元, 高职高专为1873元;而2007届分别为2912元、1928元。综上, 课题组将调查对象的月平均收入限定在2912元以下的大学毕业生。

2、样本选取方法。

一是到“蚁族”群体可能出现的区域, 通过表观判断初步确定被访对象, 通过与被访对象交流的方式确定其是否符合“蚁族”群体的基本特征。如符合, 则进行问卷调查, 如不符合, 则另行寻找被访对象;二是通过人际网络, 定向寻找符合“蚁族”特征的受访对象, 并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三是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对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之后, 请受访者推荐介绍新的受访对象。

3、样本代表性论证。

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本次调研过程共发放问卷1500份, 收回问卷1491份, 有效问卷1302份, 有效问卷率87.3%。通过对所获问卷在性别结构、学历结构、毕业年限结构等几个观测点数据的统计及问卷总量的分析, 得出男女比例均衡, 男占47.1%, 女占52.9%;学历以大学本科生为主, 占74.3%, 结构合理;毕业年限都为五年之内, 集中在0.5~3.5年之间, 分布均匀。

二、群体基本状况

1、经济状况不佳, 生活幸福指数偏低。

“蚁族”的经济状况吃紧, 每月“入不敷出”和“收支相横”的比例之和达69.59%, 房租和餐饮这两项基本需求支出占月收入的七成左右, 恩格尔系数也偏高。从“买房”意愿的调查来看, 超过六成的人表示有意愿, 但月均2000元左右的收入与杭州市当前高企的房价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性。

“蚁族”的业余生活较为单一, 多数以选择低成本的上网为主。居住区域的环境、治安条件也处于不尽如人意, 同时, 每日上下班花在途中的时间成本较高。此外,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高达6 9.8 9%的人对于目前生活状况满意度“一般”或是“不满”。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蚁族”的生活幸福指数偏低。

2、心理状况堪忧, 婚恋问题存在不稳定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 有23.56%的人认为自己的心理不正常。另外, 与亲人交流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蚁族”不同程度上对于家人有思念的情绪, 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与家人联系及回家探亲的频率较低。由此, 课题组认为“蚁族”的心理健康值得关注。

“婚恋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至今单身的“蚁族”占50%, 一定程度上说明面临着“婚恋困境”, 受制于收入水平和社交圈范围, “蚁族”的恋爱对象选择余地小, 工作的繁忙使得恋爱机会也显著减少。同时, 该群体中相当数量的人表示性生活得不到满足, 也有近三成的人认为“在没有固定性伴侣的情况下, 会去寻找一夜情”。由此可见, “蚁族”群体对于性生活需求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这也构成了婚恋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3、离职意愿较高, 工作满意度低。

调查中发现, 有近六成的人表示有离职意愿, 表示“工作成就感一般”的比例高达65.59%, 表示“工作状态很好, 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也只有25.5%, 工作归属感不强、缺乏稳定性是较大的现实问题。

另外, 调查还发现, “蚁族”普遍认为劳动权益保障不够完善, 对工资满意度低。同时, 作为高知人群, “蚁族”对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有强烈的需求, 但认为现实中发展空间较少, 并且“所学专业与目前从事岗位的对口程度低”的现状已成为“蚁族”离职意愿中的一大原因。

4、创业意愿强烈, 对政策满意度低。

对“蚁族”创业意向的调查数据显示, 有72.58%的人表示有创业意向。但对“政府提供的就业创业政策对自身帮助程度”的调查发现, 表示“很少”和“没有”的比例高达78.66%。而对“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开展工作”的调查中, 经过排序得出“蚁族”最需要得到的帮助来自于创业经济支持以及提供更好的创业平台机会。上述情况反映出“蚁族”的创业意愿强烈, 但缺少必要的政策扶持, 这也导致了对政策满意度的降低。

三、群体现状成因分析

1、教育体制不完善, 导致毕业生结构性过剩。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很多体制性阻碍, 也是导致“蚁族”出现的原因之一。近年来, 社会对大学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 而对能够作为初级工人、高中和职专毕业生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说明, 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 大量接受了大学教育而没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尴尬局面。此外,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因致力求全而有部分雷同。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社会化, 实行自主择业, 但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招生部门只按照办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等基本条件负责招生, 这就造成了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位, 专业供需矛盾突出, 导致大量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因此, 高校教育体制机制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是形成“蚁族”的潜在原因。

2、就业观念滞后, 职业竞争力欠缺。

“蚁族”就业观念的滞后主要体现在:第一, 期望值过高。调查结果显示, “蚁族”群体的月平均收入在2 2 4 2.4 2元, 而月期望收入的平均值却高达5251.51元。这也充分说明“蚁族”在自身定位上存在不足。第二, 处理不好短期与长远之间的厉害关系。针对“选择就业单位主要基于何原因”的问题调查中, “蚁族”最为看重“收入高”, 其次是“能够生活在大城市” (见图15) 。这样的选择标准过于主观、片面。第三, 存在认知误区。调查结果显示, 八成以上“蚁族”表示不愿去中小企业。这是受传统观念束缚, 不约而同地形成就业观念的偏差。

调查结果显示, 有50%的“蚁族”虽然有参加培训的意愿, 但并未实际参加过培训, 另外, 有34.79%的人表示没有职业规划,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客观上会削弱“蚁族”群体的就业竞争力。针对“个人职业竞争力”的调查表明, 表示“没有”和“不太有”的比例之和高达70.89%。职业竞争力的欠缺会成为制约“蚁族”发展的一大瓶颈。

3、大城市房价飙升, 迫使“蚁族”蜗居。

据《2010年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显示, 2010年杭州房价跃居全国榜首, 新房均价达2 5 8 4 0元/平方米, 创历史最高。如此高的房价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 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个人的努力成为“有房一族”。出于经济角度的考虑, 绝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合租的方式, 逐渐地, “杭蚁”成为了“蜗居”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金名.“蚁族”就在我们身边[J].大经贸.2009 (12) .

[2]、端宏斌.蚁族.蜗居.房奴——中国城市化反思[J].西部论丛.2010 (1) .

[3]、冯丹.“蚁族”青年网络行为的特点及成因[J].中国青年研究.2010 (2) .

巴渝传统聚居理想环境观探析 篇6

一、山地观的形成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人们很早就对山地产生了感情。在人类出现的早期, 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较低, 对于“山地”这一雄伟的地理现象既崇拜又畏惧, 常常把它神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逐渐加深了对山地的了解,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山地观念。

(一) 山地观形成的思想根源

巴渝古镇选址建设中山地观的形成, 在初期意识形态方面应该说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

1. 首先是受根深蒂固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思想体系中崇尚“天道”观念的影响。

“天道”观念诞生于启蒙时期的人类思想, 并一直贯穿于东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被各种东方宗教所吸收, 从根本上奠定了东方文化的思想观。在这里, “天道”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 是神秘莫测的自然造化。人生存于天地之间, 应该听从“天命”, 不得稍有逾越。

2. 其次, 巴渝古镇山地观的形成还受到佛教的影响。

大到佛教寺庙, 小到菩萨神龛, 巴渝古镇中一般都有佛教设施, 也可以从巴渝古镇居民的一些生活习俗中看出居民对菩萨神佛的尊重一直延续至今。佛教讲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万物和宇宙的存在是根本之道, 人们不应该与之相抗衡。同时, 佛教中“众生平等”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东方人的思维, 人们渐渐地由爱护自然界的所有生灵进而扩大到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形成尊重自然、尊重环境的风尚。

3. 另外, 起源于四川的道教在历来被视为与巴蜀同一地理单元的巴渝地区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道教对巴渝古镇山地观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

道教认为“道”是万事万物共同的本原。它先于天地万物而生, 是天地万物的根源, 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人们要想保持阴阳调和的最高境界, 只能“依道而行”。从道教所强调的“四时依序”、“五行定位”等主张中不难看出, 道教学说宣扬人们应向虚无混饨、自然澹泊的境界靠拢, 而这实质上流露出人应该向自然环境妥协的主张, 希望人不要去有意改变什么, 保持“无为”才能做到对“道”的遵循。

可见, 在这三种思维里, “自然”是一种极其神秘的东西, 它高高在上, 不得不令人产生敬畏的感情。人在自然中所处的地位是从属的、次要的, 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去理解自然、接近自然。于是, 在对待“山地”的问题上, 巴渝先民乃至整个东方人的出发点皆是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 表现较多的是对山地的因借、利用, 不主张过多采取人为改变的手段。

(二) 巴渝地域特征对山地观的影响

山地观念在山地城市、城镇、乡村的建设过程中是以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 巴渝古镇选址布局注重对山地的顺应和对山地环境的保护, 建筑讲求与山地自然环境的结合, 是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山地观的生动体现。许多巴渝古镇有着千年的历史, 而其山地聚居的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山地文化是巴渝古镇聚居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内容, 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巴渝古镇的山地聚居面貌有着鲜明的特色, 其主要特征表现在:

首先, 由于巴渝山地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多种多样, 使分布各地的山地聚居面貌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由于山地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 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方式、程度都与平原地区大相径庭, 因此山地聚居的面貌与平原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

其次, 巴渝地区历史上受到过其他民族及民系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条件, 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明历程。受此影响的山地聚居功能和形态, 也呈现出独有的文化特质。

第三, 巴渝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山地农耕文化, 它是巴渝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主流。围绕农耕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传统技术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 并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 对山地聚居环境的特征塑造, 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二、风水与山地观

(一) 风水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观念

中国人理想的居住环境、空间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实践验证和补充, 发展成风水理论的合理内核。文人学士山居和田园居住的理想和实践也以典型的风水面目出现, 最后形成风水构成模式。李约瑟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 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建筑师Werner Dlaser也认识到:“阴阳作为一个符号的关联系统, 构成了说明 (中国) 文化秩序的尺度”。我国宇宙观的特色集中表现在有机整体上, 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 自然界与人是平等的, 而且认为天地运动往往直接与人有关, 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中国哲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儒家和道家都把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和宇宙融为一体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道家从静入, 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 “顺其自然”就可以达到极乐世界;儒家从动入, 强调自然界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 孔子所说“生生之谓易”即强调生活就是宇宙, 宇宙就是生活, 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 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

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造成了民族崇尚自然的风尚。阴阳风水观念便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它的原型与构成, 亦是对中国人理想环境观的总结和发展。

(二) 从风水学说看巴渝传统聚居的山地观

在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中, 处处流露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利用之意。风水理论大致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形势派, 主要着眼于山川形势和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二是理气派, 主要注重于建筑本身的方位朝向和布局。而不管是什么流派的风水术, 其根本出发点都讲究考察山水、踏勘地形, 把对山形、地势的考察、选择放在首位。

风水家们追寻“来龙去脉”, 表现出人们对山川形势的关注。因为, 山脉在风水中通常被称为“龙脉”, 人们只有通过观察山体的走向、起伏、围合, 才能找到理想的“风水宝地”。经历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四个步骤后功德圆满, 就完成了对山地环境的考察和理解。接着, 人们关心的是对山地的因借和利用。在对巴渝古镇的调查过程中发现, 众多巴渝古镇在选址、布局及单栋建筑选点建设方面都受到风水观念的影响。如位于嘉陵江畔的瓷器口古镇, 《巴县志》有云:“由歌乐山东衍为龙隐山……又东为石壁山, 一名金壁, 石壁崇峻, 横斜江边。龙隐、石壁二山之间为龙隐镇, 水路交会, 相便舟车, 为镇西重镇, 陶器甲全县, 故里人称曰瓷器口”。这段描述道出了瓷器口古镇的总体山水格局。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瓷器口古镇背依歌乐山, 气势磅礴、雄浑绵远, 具龙脉之相, 龙隐山圆润丰富, 是典型的朝案取形, 左青龙 (凤凰山) , 右白虎 (金碧山) 对集镇形成环抱之势, 再加上与嘉陵江的环绕, 共同构成了瓷器口古镇面山背水, 山环水抱的理想风水格局。

虽然风水理论搀杂了许多玄学和迷信的色彩, 但它实质上具有我国古代哲理、美学、心理、地质、地理、生态、景观诸方面丰富的内涵, 以现代的眼光看, 具有合理的科学内核。剥开风水神秘的说法, 客观地分析其各种做法, 无外乎是在各种相异的时代背景、地理气候环境、人群集落方式中寻找各种理想的环境设计方法和设计作为的努力及结果而已。传统的风水在巴渝古镇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几乎无处不在。风水通过对地质、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评价和取舍,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风水的科学内核为古镇创造了适宜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 也为古镇营造出美好的山水格局 (见图1) 。

三、巴渝传统聚居的理想环境观

自然至上的山地观和风水理论的发展, 对人们审美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也使得中国的审美观总体体现出浪漫、崇尚自然的特点。中国古典诗词以表现浪漫自然山水情怀为主题的不在少数, 历史上许多绘画作品也都表现出聚落周围的环境特征:前临水面, 周围有山林围合。可见, 居住文化与山水的结合成为我国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源头, 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着居住环境观的发展。《诗经·小雅》中所说的王宫所处环境:“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便描述出了靠近润水、面对青山的建筑配置, 显示了古代匠师在选址时对水源和景观方面的注重。“卷帘唯白水, 隐几亦青山”更是表现出网罗大地、饮吸山川的宇宙意识和胸怀。这种审美观包含着古代文人学士对环境的追求和理想, 在中国传统场镇的布局和建设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渝地区丘陵众多、水系发达, 自古以来, 城镇的布局和建设都极其注重山水环境关系。可以说是山地地理环境与聚落形态共同作用构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理想居住环境。史料记载, 明清时期重庆城:“盖渝州乃在一磐石上, 地形如龟, 右嘉陵而左大江”。可见重庆位于四面陡绝、两江交汇的平坦之地, 布局临水依山, 空间开敞。从清朝时期涪州 (今涪陵) 城的文献插图和涪陵市1930年建城图中也可反映出这种山水环境布局 (见图2) 。巴渝古镇的选址通常都位于山水交汇之处, 受地形条件的限制, 场镇布局和建筑布局更是不可避免地要与附近的自然环境直接关联。巴渝先人在不断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也巧妙地结合自然创造出理想的居住环境。

资料来源: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

资料来源:赵万民《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

(一) 大山水格局

巴渝先人在城镇建设上十分重视对山水环境的利用, 善于在现实环境里寻找城镇之美的自然源泉。

在现存的地方志中包含着丰富的城市建设史方面的内容, 地方志中大多记述有城镇乃至村镇的选址依据、周边的山水环境特点等:

《夔州府志》描述大昌古镇:“诸山萦绕峭壁如画”。

《酉阳直隶州总志》描述龙潭古镇:“州东九十里, 酉水绕其东下”……

从文献内容看, 以介绍城镇外围的山水环境和人文景点为主或是内部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的综合。另外, 还有一些文人诗词也描绘了城镇的山水景观, 如清人沈增在宁场古镇时赋诗云:

烟云惯作画图铺, 遥衬峰头寨影孤。

古嶂千寻山势陡, 寨江一派水声粗……

巴渝古镇是在独特的山水环境和社会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其构成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高低起伏的丘陵和盘曲自由的河流构成了整个巴渝地区地形地貌, 使得这里很少有平整且具规模的用地, 因此大多数古镇的用地条件都十分不利, 有相当部分布局在山水相夹的带状阶地上。从人类聚居的角度看, 理想的聚居环境应该有一定面积的用地, 便于城镇建设, 而这正是巴渝古镇山地聚居环境最缺乏的。为了尽可能适应山地地形地貌特点, 古镇在选址布局上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调整。从古镇自然环境来看, 也正因为巴渝古镇顺应自然地势“相地而建”, 同时充分利用了自然山水条件, 将自然元素融入到城镇的建设中, 才使得自然与人工环境相互渗透、和谐共生, 体现出“山——水——城”辩证的统一 (见图3、图4、图5) 。

资料来源:《忠县建设志》

(二) 居住环境

我国人民对居住环境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要求, 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成为一个重要特征。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 保留下许多对理想环境的描述。如《后汉书》载仲长统的一段话:“欲卜居清旷, 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 背山临流、沟池环匝, 竹木周布, 场圃筑前, 果园树后” (见图6) 。描述出古人对居家选址的环境选择。“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诗) , 这种“与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创造了优美的文学传统, 也塑造出‘文人’生活方式, 而这种‘文人’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我们典型的生活方式, 恬淡抒情产生了另一种生活意境。在居住形态上, 表现为住宅与庭园的融合;在屋宇选址时, 多喜欢与山水林木相接近, 所谓‘居山水间者为上, 村居次之, 郊居又次之’ (文震亨) ”。

这些文学和绘画作品里面尽管有一定的臆想成分, 但它们必然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当这些理想变为一种观念后, 又会对选择实际的居住环境产生影响, 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资料来源:宁厂古镇保护与发展规划组

资料来源:《重庆古镇》.何智亚

资料来源:《中国古镇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渝地区地形条件复杂多变, 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地环境对于古镇民居的限制作用较其他地区显得更加突出, 因而古镇民居的建设与环境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巴渝先民在长期的建设活动中的不断累积, 使得古镇建筑美与自然美统筹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美。古镇建筑紧密衔接、比邻相生, 建筑、院落与街巷组成整体, 共同构成古镇内部实体环境。

1. 簇群环境

巴渝地区复杂的地形对城镇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限制作用, 建筑往往根据地形的变化灵活构筑, 尽可能集约性的发展, 形成相对紧凑的结构形态。同时, 又受到山地地形条件的制约, 最后形成了成组成群的簇群形态。簇群状的外部空间表现在组群中形成的院落, 能够为相邻建筑共用, 这种共用关系也强化了和谐的邻里关系。另外, 山地地形的三维性与复杂性以及古人建设中尊重环境、顺应环境、追求理想栖息地的环境理念, 使得一些古镇建筑顺应等高线层层布置, 因山就势, 由低到高, 层层叠叠, 聚簇而立, 形成了屋宇层叠、高低错落的独特“多维簇群”的空间形态 (见图7) 。这种建筑簇群空间常常因境而成, 随曲合方, 所反映的空间层次和环境景观层次远比平地丰富。

巴渝古镇建筑的簇群形态一方面是受到地形条件的约束被动的产生, 另一方面簇群连聚错落, 互相因借, 外围多竹木环绕, 其环境景观效果让人尤觉乡居景物的优美, 也体现了古人在城镇建设中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美好居住环境的追求。

2. 院落环境

巴渝古镇院落具有多种形式, 但其原型仍是传统的天井式合院。基本构成方式通常都是以天井来进行组织院落的“间”。天井有着通风、采光、排水的功能。从风水说的角度来理解, 天井是一个气场, 有藏风聚气, 沟通天地之功。《八宅明镜》记载:“天井乃一宅之要, 财禄攸关, 须端方平道, 不可深陷落槽, 不可潮湿污秽, 大厅两边有弄二, 墙门常闭, 以养气也。凡富贵天井自然均齐方正, 其次小康之家, 亦有藏蓄之意, 大门在生气, 天井在旺方, 自然明阳凑节, 不必一直贯进, 两边必有辅弼。诀曰:不高不陷, 不长不偏, 堆金积玉, 财缘绵绵……”。这种说法自有其迷信的成分, 但天井对形成居民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状态所起的深层次的作用可见一斑。

天井是院落最重要的构成元素, 也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活动最密切相关的空间。古镇居民平时烧水、进餐、休息、娱乐等生活起居都在天井, 待客也是如此, 大家都热闹地围坐饮茶、休息, 形成了独特的空间特色, 从中感受到生活的情趣。

巴渝地区场镇院落是传统聚居文化中取势、纳气的精神与本地的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的产物。将院落建筑本身融入自然环境, 组成和谐、健康的聚居环境, 是古镇院落布局与建设的重要特征。古镇院落充分利用自然的景观要素, 随山势高低起伏, 将建筑与一瀑一石、一草一木结合, 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略成小筑, 足征大观”, 以此尽得自然之美。

3. 街巷空间

巴渝古镇的街巷多为坡道或梯道, 其特点表现为断面狭窄、结合地形、自由灵活、富于变化, 这是与山地城镇的特点相适应的。古镇街巷除满足基本的物理需求外, 也是重要的交流场所。古镇的公共性场地不多, 日常生活中居民往往悠坐在自家门前, 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 同时与左邻右舍或路人相互攀谈, 呈现出一幅亲情和睦的画面。

古镇街巷随地形变化高低起伏、曲折回转, 不一味求直, 将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串联成为有机的整体, 使得城镇呈现出多层次、富于变化的形态。而古镇建筑平面的错落又会使街巷平面出现不规则的外形, 从而产生变化的空间序列和步移景异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巴渝古镇街道通常夹于建筑之间, 却往往在一定距离后忽然开敞, 形成半边街的形式, 其原因一般是因为一侧建筑已经损毁无存, 或者限于用地只能一侧建设。这种形式的产生固然有其无奈的客观原因,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是古镇居民有意识地将自然环境景观引入, 在一开一合之间, 足见古镇人对营造美好居住环境的良苦用心。

四、结语

巴渝古镇人对理想居住环境的塑造可谓独具匠心, 大到场镇选址布局, 小到居家院落, 乃至对一草一木的精心利用, 无一不精雕细刻却又浑然天成, 处处营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古镇建城兴场充分利用自然山水, 顺其自然, 不拘形式, 格由自出。建筑院落的布局上更是处处与自然融为一体, 同时又受到文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充满着钟毓灵秀的气氛。体现出古镇居民对理想居住环境的不懈追求。对自然美的充分尊重与利用, 加之地形造就了处处青山绿水的佳境, 使得巴渝古镇“犹如丹青长卷, 无处不具诗情, 处处皆可入画”, “樵夫与耕者, 出入画屏” (庄裕光) 。古镇理想环境的塑造既受到传统理念尤其是风水理论的指导, 又反过来促成了环境观的发展与成熟。

同时, 也应该看到, 古镇居民历经岁月营造的理想居住环境正经受着考验。大量新建建筑不再顾及对理想环境的追求, 肆意的破坏着自然山体, 也破坏着城镇原有的和谐。古镇房屋大多建于明清经济繁荣时期, 多为木构, 年代已久, 破烂不堪。房屋的破坏使房屋实际可使用面积大大减少, 又由于房屋多进深大, 采光通风不好, 阴暗潮湿, 居民多在房屋中加隔墙, 在天井中搭简易房, 使环境条件更为恶劣。古镇基础设施陈旧落后, 污水直接排放污染了河流水体等。这些现实问题使得古镇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却又无力维护, 与现代高舒适性的居住环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卢济威 王海松, 山地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2].尚廓, 中国风水格局的构成、生态环境与境观,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2

[3].赵万民, 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4].梁雪, 传统村镇实体环境设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建议 篇7

第一,新时期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第二,兵团少数民族团场的发展有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的发展。第三,兵团少数民族团场的发展繁荣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第四,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的发展有助于边防的巩固。第五,做好新时期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扶贫开发有助于推进屯垦戍边的文化认同,增强兵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新疆兵团少数民族概况

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占兵团总人口14.5%、占兵团团场总数20%以上,其中80%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属于困难团场,多处于新疆维护稳定的南疆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第四师六十四团就是兵团级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团场之一,团场自身解决温饱的水平还很低,职工收入还相对不稳定。当前,少数民族聚居团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引发一系列问题,会成为直接影响“三化”建设和整体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三、新疆兵团少数民族团场发展模式构建的对策建议

(一)经济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

1、建立新疆兵团区域人才引进激励机制

建立兵团企业人才引进激励机制,首先要对兵团少数民族完成工资制度改革,调整工资结构性措施,岗位绩效工作制度。继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扶持制度,建立科研机制,调整和改进奖励惩罚制度,尤其是少数民族较多的企业或单位,要完善公司激励机制,以公平为原则,多劳多得,调整人才薪酬待遇,针对劳动贡献多的干部或员工要千方百计的留住他们,为农村基层贡献力量。改善兵团少数民族尤其是基层的生活条件,为进一步引进人才创造活力。

2、发展新疆兵团少数名族特色产业

首先,发展兵团少数民族特色产业要以当地的农业资源为基础优势,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形成特色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如少数民族地区哈萨克斯坦聚居的地区可以发展民族刺绣,形成一个完整的刺绣产业。其次各兵团地区可以结合当地的农副产品,如南疆苹果产品资源丰富,可以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优势自然资源的地区可以依托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兵团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可以传播少数民族精神文化,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要不断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提高科技转化的步伐,要不断提高兵团少数民族农民的素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与各大高校的合作力度,积极探索个地区适合发展的农业产业,不断发掘新的产业和产业模式。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产品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的名优产品,推动特色产业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第三,兵团少数民族地区要不断向发达地区学习,由政府各部门组织优秀的农民骨干、少数民族企业向内地赴地考察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产业创新模式。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兵团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是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民生的迫切需求,是发展其他事业的基础。自治区要进一步对兵团少数民族地区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道路建设,农村自来水饮用工程建设,农村偏远地区基础供电设施建设,加快民生房的建设和规范社区管理。发展兵团地区特色产业的同时,要同时做好资源保护措施。对于南疆地区要进一步扩大防护林的建设,依托南郊优势自然资源鼓励南疆发展经济林。兵团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方面,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资金投入,引进优良的师资力量,改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增长极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兵团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设立专项资金,在强化招商引资、加快人才培育和引进、搭建发展平台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大新兴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信息、节能环保等六大产业已成为兵团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空白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医药领域方面:要加大兽药的研发,农业领域:转基因培育、分子标记加大棉花品种改良,牲畜优良基因改良。新技术新能源环保领域:进一步扩大光伏面积,鼓励民营发展光伏,可直接输入国家电网,加快阿拉山口风力发电站建设。

(四)提升新疆兵团少数民族团场文化软实力加强自主创新模式

保护各个团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多个民族聚居的地区,教育引导他们互相尊重对方传统文化和习俗,各个团场要重视保护好将要消失的文化。以政府补贴的形式组织文化学习团,文化学习小组加强民族文化的宣传,引导少数民族文化商业化,鼓励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等领域的创作。

马安村聚居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篇8

目前, 我国仍有7.1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53.4%) 农村人口以及上百万个村落与集镇, 农村聚居依然是我国人口主要的居住形式。聚居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 由人 (群) 及其构成的社会, 以及由自然 (生态环境) 或人工 (建筑、基础设施支撑网络) 元素构成的有形聚落及其周围环境两部分构成。国外相关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侧重研究地形、地质、水系等自然因子对乡村聚居选址布局的影响;20世纪30至60年代注重研究社会、经济等非自然环境因子对乡村聚居形成、发展、类型、职能、规划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乡村聚落地理与计量科学结合, 相关学者着手对影响聚居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因子的综合影响作用进行定量化研究。近年来,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行为科学、人居环境学结合, 研究内容更趋多元化, 研究重点向乡村聚居非物质层面转移, 兴起了基于聚居群体自身对聚居空间的心理与生理感受, 探讨聚居的存在、发展及价值传承。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且发展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后, 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聚居空间结构研究自90年代以后成为了乡村地理学有关乡村聚居的研究重点。乡村聚居空间研究包括聚居体系空间研究与聚居单元空间研究, 前者重点研究乡村区域聚落体系中各单体聚落的分布、规模、等级、职能、演变等, 以陈晓键、陈宗兴、范少言等人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主要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的原因、聚落演化过程以及乡村聚落空间发展模式等问题。此外, 张小林的乡村空间系统研究将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重新定向, 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为主线, 加强经济、社会、地理的综合研究, 探讨空间结构模式及其规律性, 主要包括对乡村空间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变过程与动力等内容的研究。关于聚居单元空间结构的研究, 国内学者以传统、特色、少数民族聚落为重点研究对象, 主要研究其聚落位置、整体空间形态、内部结构组织、聚居形态、民居特色、聚落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

二、研究区概况

马安村具有山、水、丘、田等多种要素结合的村落风貌, 属于浅山型村落。地处湘中丘陵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 地形较复杂, 平原、岗地、丘陵、低山兼有;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 利于境内山谷地带河流以及洼地水塘的发育。马安村位于望城县东北缘与汨罗市交界处, 距长沙市区伍家岭18公里。京广线与县道桥汨线基本持平行状态沿村域东部自南向北穿村而过 (见图1) 。村域总面积约为2.75平方公里, 总人口1590人。马安村在解放前为以周姓为主的宗族村落, 后来经过不断与邻近区域村民通婚, 演变为周、马、易等多姓混居的自然村落, 周姓仍为大姓, 约占村域总人口的75%。解放后, 政府在农村取缔宗族制度, 但马安村一直有着聚族而居的传统, 属于宗族色彩较浓的自然村落, 基于血缘关系结成的地缘关系对马安村聚居空间特征仍有较大的影响。马安村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要产业资源, 以水稻种植业为主导产业, 属于典型的农耕型村落。

三、马安村聚居空间特征分析

关于聚居空间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均偏向于采用系统分层的研究方法, 具体体现在:日本学者在集落空间研究中将聚落空间分为5个层次:家屋层次—居住群层次—居住域层次—集落域层次—集落间层次;我国学者吴良镛将人类聚居环境分为全球、区域、城市 (农村) 、社区 (村庄) 、建筑五大空间层次。村落空间作为一个系统, 鉴于其自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层次性, 可以通过分层研究的方法, 探讨不同层次空间形态与活动特征。本文从马安村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由整体到局部, 逐级分层的思想, 将马安村聚居空间系统划分为整体形态—内部结构—邻里空间—居住建筑四个空间层次, 分别讨论各层次的空间特征。

(一) 整体形态依托自然环境自由布局

马安村处在山水结合的自然生态环境中, 村落空间由山体、水体、建筑、道路、农田等基本要素构成, 外围空间由山体、河流等自然要素界定。以跺石岭为主体, 海拔200米左右的浅山丘陵带以连续、完整的形式分布于村域西部, 成为村落空间构成的主体背景。河流水体 (沙河) 自北向南流经村域东部, 界定村域东部界限, 而坑塘水体则离散分布于山脚, 对山体具有一定的分割作用。农田与山体呈交错、咬合的态势相对集中分布于村域西部, 同时也具有较好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村域内不同类型建筑物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布局特征:居住建筑 (农舍) 顺应山体走势以“插花”的形式离散分布于村域西部的坡脚、岗地。商业建筑则沿路、沿河集中分布于村域南端。由于居住建筑对山体、农田的分割作用明显, 从而导致整体空间结构的无序与混乱 (见图2) 。主体道路基本与河流保持平行, 而内部支路则是沿等高线蜿蜒而布, 具有不规则性。从立体空间角度上看, 基于马安村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 大多数居住建筑物具有体量小, 依山而布的特征, 马安村形成了山—舍—田—水结合, 层次分明的自然村落景观 (见图3) 。

(二) 内部异质性功能组团结构

1. 点线式集中布局的商贸、服务中心

节点是空间增长基于区位择优原则的结果, 是空间非均衡增长的表现, 其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吸引特质的空间单元, 对区域内的人口、资源具有很强的聚集作用。在农村聚居空间中, 具有节点意义的空间单元一般是指一定农村地域范围内以集镇 (市) 为代表的商贸、公共服务中心, 它是基于农民生产、生活交换需要而产生的, 具有中心地的性质。而居民点建筑依河流、道路等交通要道而形成线性集中布局模式, 多是基于发展商业的考虑。该种形式的布局在马安村具体表现为位于村域南部与邻近村落交界地的杨桥集镇。杨桥集镇作为杨桥、马安、群力等村落的商贸、服务中心, 是区位择优的聚落分化、空间异质化的表现, 其在空间上具体表现为沿交通、河流等线性要素聚集 (见图4) 。

2. 带状分散与组团 (块) 式紧凑布局的居住空间

带状分散的布局主要体现在马安村早期的聚居单元中。马安村最先开始聚居活动的地方为枞木塘、元家塘、兑家湾等村组。在这些村组, 一般是4—5户聚集, 傍水而居, 沿坡脚顺着山体连绵展开, 在空间分布上呈相对分散的分布态势 (见图5) 。也正是由于建筑物相对分散的布局, 该空间呈现出较好的山-舍-水结合的空间景观以及传统山地村落风貌。在马安村, 组团 (块) 式紧凑布局为村域内居住建筑的主导布局形式。槐树脚、美水桥、坡里湾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村组均以这样的布局形式形成比较紧凑的聚居单元。具体表现为:1—2个大组占据的一个岗地, 组成一个较大的聚居单元;7—8户人家联排建房, 有时甚至出现两幢建筑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或共用屋前禾场 (南方农村居住建筑前通常会有较大面积的场地, 供晒谷用) 的情况。该种模式一般位于田间岗地, 地质条件较好, 地形单元相对完整, 交通条件较好居民点建筑呈紧凑式布局 (见图6) , 基本保持了山丘型村落景观特征。

(三) 开放与亲密的邻里空间

邻里空间层次涉及到的聚居空间领域是以住宅为中心, 涵盖住宅周边的、同居住行为发生关联的一定空间区域, 在这一空间领域, 主要以村民的户外活动为主。丹麦建筑师杨·盖尔在其著作《交往与空间》中, 将人们的户外活动分为三类, 即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邻里空间涉及到的户外活动多是村民自发性的活动。在马安村, 一般为十户左右组成一个小的聚落单元, 形成邻里交往空间, 在这个空间范围内, 村民彼此熟悉、交往频繁, 且具有开放性、亲密性的特征。

(四) 居住建筑:功能混合与形式异化

马安村居住单元空间层面体现的特征为功能空间的混合性以及建筑样式的异化。功能的复合性主要是指村民对住宅空间的多重利用, 农村在谈及住宅面积时惯以用“间”的概念表达。在村民意识中, 空间利用不以功能或使用面积来作过细的划分, 而是功能混沌的“间”。在马安村, 建筑以单家独户 (院) 的2—3层低层建筑为主, 由配有正厅、卧房的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前方禾场, 以及主体建筑两侧或后方厨房、猪圈、厕所等附属建筑组成。这充分显示出村民尽可能将各种生产 (饲养、晒谷) 、生活 (居住) 功能整合在同一空间的思想。从微观上看, 农民对“堂屋”的利用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堂屋是农村住宅建筑中的大“间”, 综合了劳作、休憩、吃饭、接待、祭祀等多种功能。而住宅样式的异化主要体现在瓷砖贴面, 琉璃屋顶的楼房建筑在马安村随处可见。这种并非基于本地地域特色发展起来的建筑形式与结构, 在城市化浪潮席卷农村的背景下, 在马安村获得高度的“认同感”, 进而使得村域内几乎所有的居住建筑都沦为复制品, 建筑结构与形式表现出高度的均质化与同构化特征。通过对马安村的调查, 发现其村域内90%左右的居住建筑采用完全相同或类似的住房结构与形式。此外, 均质性还表现为建筑功能类型单一, 家庭居住房屋占有绝对比重, 而公共服务建 (构) 筑、场地等承载聚居群体公共生活的空间建设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四、马安村聚居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一) 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村落整体空间格局, 影响建筑位置, 引导居住建筑以及道路的布局形式。为避免洪水的危害以及保证水源、光照等聚居环境条件, 马安村早期聚居建设活动具有依山而建的传统, 而现代建设活动基于保护耕地的相关制度与原则 (如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 致使坡脚、岗地等位置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成为马安村聚居建设的首选地。在马安村, 坡脚、岗地等地形要素多呈零散性布局状态, 从而直接导致聚居空间的无序与松散。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欠发达的山区村落, 聚居群体难以对自然系统赋予的地形条件作大幅度改变, 致使地形对整体村域空间特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自然系统的地形因素决定了马安村分散性布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对人类聚居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对于发展农耕生产的聚居地来说, 由于水资源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更加决定了其对马安村早期聚居活动的影响。马安村早期形成的聚落单元如元家塘、枞木塘、兑家湾等村组, 均表现出傍水 (天然湖塘) 而居的特征, 由于湖塘水体分布的离散性, 从而进一步导致居民点建筑布局的分散性。

(二) 传统耕作方式

传统耕作方式对村落聚居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作半径以及耕地数量制约对居住建筑布局的影响。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每家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小, 所谓小农经营, 所以聚在一起, 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过分远;需要水利的地方, 他们有合作的需要, 生活起来比较方便;聚居有利于居住安全性的提高;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 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 促使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逐渐成为相当大的村落。农耕经济农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农业生产对聚居空间形态的影响具有制约性和主导性。主要表现为耕地数量制约人口与建设用地大幅度分散的趋势, 而耕作半径则制约人口大幅度集中趋势。农村聚落与耕地 (土地) 的关系主要反映在耕作半径上。耕作半径是农村聚落离耕作区的远近, 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般来说, 人多地少地区, 耕作精细, 耕作半径小, 往往形成规模小而密度大的密集型村落, 人少地多地区则相反。在以传统耕作方式生产的农业区, 农民增加土地产出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为保证足够的劳动时间, 就必须有合理的耕作半径。合理的耕作半径不仅是农民降低劳动强度的主要途径, 也是提高单位面积产出的主要手段。超出耕作半径的耕地, 由于农民投入的劳动强度不足, 产量往往较在耕作半径小的要低得多。马安村属于交通通达性以及路面质量较差的山丘型农村地区, 为了最大程度缩短耕作距离, 居民点建筑的分布往往都会表现出依附土地的特征, 以保证居住与劳作的便利。

(三) 基于血缘的群体关系

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结合奠定了农村聚居的社会背景。人类要实现聚居, 必须依赖具有稳定关系与结构的群体, 而人类与生俱来最稳定的群体关系即血缘关系, 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家族也成为聚居活动的天生聚居群体。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结成地缘关系, 是中国传统聚居的一般特征。马安村是由周、易、马等几个大姓 (其中以周姓居多) 组成的宗族村落演变而成的自然村落, 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地缘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宗族社会结构是个树状社会, 由族—房—支—户一级级向下展开。随着族系的发展, 人口规模扩大, 宗族出现族下分房聚居, 房下再分支聚居的情况, 各房各支组成的聚居团体也成为日后公社制度下村民分组的基本依据。马安村作为宗族村落演化而形成的自然村落, 地缘关系的远近直接对应着血缘关系的亲疏, 不仅邻里之间, 即便是村头村尾的住户也可能是亲戚。有这一层关系在, 人际感情和行为方式就会大为不同。具体表现为村民、邻里间彼此高度信任, 除了出远门十天半月不回的人家, 村落里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 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式的、亲密的邻里交往空间。解放后, 基于宗族械斗等社会负面影响的考虑, 国家对宗族采取了取缔政策, 宗族社会的解体, 意味着“核心家庭”的全面解放。 (近代西方社会学家将家庭划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复合家庭”“异常家庭”四种类型。”其中“核心家庭”以直系为特征, 以三代家庭最为普遍。家庭从等级森严的宗族中独立出来的同时, 也意味着基于宗族的情感共同体的瓦解, 造成村落凝聚力一定程度的丧失。核心家庭的主体地位直接导致了聚居空间的自由分散以及原有的精神公共空间的丧失, 进而在空间上表现为建筑的分散布局, 对家庭建设的高度重视、住宅占地面积大, 以及对公共建筑的忽视。而住宅建筑占地面积大为建筑功能的混合提供了条件。

(四) 交通网络

长期以来, 乡村聚落偏僻、闭塞的外界感知状态是不发达的交通设施条件和相对落后的交通方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城市交通的对外延伸与联结, 尤其是在基于城乡共同发展思路下的区域交通网络的构筑, 把乡村空间纳入到了城乡网络发展构架当中, 实现了城乡的有效联接和乡村聚落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人员、物质、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往来。交通对聚居空间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交通水平的发展, 可以抑制由耕作半径引起的分散格局。随着农村交通水平的发展 (包括道路水平以及交通工具水平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村、组级道路硬化, 村民自行车、摩托等交通工具拥有量的增加) , 村民出行时间以及体能消耗减少, 从而大大缩减出行成本。那么便可以利用交通成本的缩减使一部分人摆脱耕作半径的限制, 不必严格依附耕地, 从而拥有更大的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为村民进一步聚集奠定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 在马安村, 交通条件较好的坡里湾、槐树脚等村组形成了依托岗地的紧凑式组团布局。而另一方面, 交通则扮演着催生农村地域节点的角色。关于农村地域节点, 费孝通有过这样的描述:“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这种社会实体是一批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 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 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 又都与周围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 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 称之为‘小城镇’”。费老这里描述的小城镇属于农村地区的异质节点, 之所以说其异质, 主要是指其异于村落农耕经济的商业、人口聚集程度。地域节点的诞生, 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 交通本身意味着流通—交往—聚集的可能。在马安村村域范围内, 这种地域异质节点即作为商贸、服务中心的扬桥集镇。杨桥集镇位于马安村村南, 是原扬桥乡乡政府所在地。在空间位置上属于典型的交通结合部位, 处在县级道路桥汨线与村级道路杨白线交界处, 正是由于其交通位置的优越性, 促进了商贸、公共服务、人口、建筑等要素的流通与聚集。

(五) 城乡人口流动

城市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农村人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为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方向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强烈需求更促成了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乡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到城市务工。乡村居民进城务工, 除了其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得到提高和改善外, 他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返乡后, 他们将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建或新建住房, 同时, 还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生活观念跟其他村民交流、共享, 在乡村居民群体中进行广泛的传播, 进而引导更多的乡村居民进城打工。此外, 城市化潮流的推动也会城市生活的意识观念灌输到乡村居民当中, 使居民的价值观、就业观、生活观和消费观等发生改变, 并对自身的居住行为或活动空间提出更高要求。城乡人口流动导致城市主流文化在农村社会渗透, 进而影响农村聚居空间形态与活动特征, 具体表现为村民对城市文化的盲目崇拜, 将城市建筑元素生硬地嫁接给农村居住建筑等, 从而导致住宅建筑样式的异化。

五、结论与建议

从系统论的角度将马安村聚居空间划分为四个层次,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各层次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 从内外双重影响系统出发, 研究各层次空间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马安村村落空间整体形态的主导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 影响马安村内部结构秩序的主导因素是农村聚族而居的聚居传统以及城市化背景下的交通网络的构建, 影响马安村开放性邻里空间特征的主导因素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聚居传统, 影响马安村居住单元异化、功能混合空间特征的主导因素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交通网络构建以及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农村村民生活观念的转变。

南京传统回族聚居区演变历史研究 篇9

关键词：回族,聚居区,亚文化,演变

南京是中国江南地区回族聚居的主要城市之一, 南京回族人数众多、分布相对集中且历史悠久, 其重商善贾的职业特色, 围绕清真寺的聚居特色, 以及建筑、服饰和文化上的伊斯兰特色, 对南京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城市传统民族聚居区。然而在现代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这些传统亚文化聚居区面临着全面衰退的危机。为了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我们有必要对南京传统回族聚居区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研究。

公元7世纪中叶, 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13世纪, 蒙古军队西征, 中亚的穆斯林大批迁入中国,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移民以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 后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 经过数百年的融合与演变, 在元明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

唐宋时期是西亚穆斯林进入中国并定居的早期阶段, 据史料记载, 穆斯林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 如长安、广州、扬州、杭州、泉州等。唐朝“市坊制”和“华蛮异处”的政策, 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在城市中聚居于番坊中, 修建清真寺, 语言、饮食、服饰均保持本民族特色, 族内婚姻, 人种保持较多原有特征, 与来源国联系紧密, 番坊有一定的自治权, 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道异质景观。这一时期穆斯林在南京的活动没有资料记载, 因而无从考证。

1.1迁徙而来的民族——元代南京回族异质性斑块的形成

与中国的土著民族不同, 回族是一个迁徙而来的民族, 他形成时间很晚, 族源复杂, 通过使臣、商人、传教者、学人和移民而进入中国, 是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文化认同和共同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

南宋末年, 蒙古人攻打中原时, 使用的是中西亚的畏兀儿、哈刺鲁、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波斯及阿拉伯人, 他们中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 总称色目人1。开国战功使色目人及其信奉的伊斯兰教受到元朝政府的重视, 色目人数量不断增加, 并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伊斯兰教也随之广泛传播于中国境内, 回回民族正式形成。南京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迁徙而来”。

据至正三年 (1343) 集庆路医学教谕张汝谐编纂的《至正金陵新志》卷八载, 元初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健康路在城录事司 (即城区) 总计18250户18.8万人, 其中色目人149户2929人, 占1.6%, 。这是南京最早的穆斯林居民。史料对南京穆斯林聚居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 但史载南京色目官员和眷属多集中居住在城南锦绣坊集庆路总管府附近。考明初刊本《元集庆路图》与《明都城图》, 其地域与明洪武年间敕建的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图1) 。但由于元代南京并未设置执掌伊斯兰教法、对色目回回人拥有一定行政司法权的机构——“回回哈的所”, 加之《大元刑律》规定“江南诸地夜集众词祷者, 严禁之”, 因此, 估计这些色目回回官吏的宗教活动, 只限于个人或家庭, 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民族宗教社区 (如教坊) 2。

(图片来源·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

史料对元代南京穆斯林生活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 但从杭州的史料3中我们可以推测, 他们“隆准深眸, 不啖豕肉。婚姻丧葬, 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 归于清净, 推其酋长统之, 号曰满剌, 经皆番书……”, 在人种、生活习俗、语言文字上都保持了原有习惯, 与当地居民差异较大, 形成了当时城市中封闭程度较高、自治性较高的异质性景观斑块。

1.2融合、自持和再生——明清南京回族教坊聚居区的兴盛和稳定

明代, 南京回民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南京出现了许多回民聚居的聚居区, 他们与其他聚居区不断融合而被城市所接纳, 并以“教坊”聚居的形式和伊斯兰宗教的权威维持着自身文化的特性, 达到了繁荣发展的成熟期。

1.2.1发展、融合和成熟

政治上, 跟随朱元璋反元的淮西农民起义军中有大量回民。明朝定鼎金陵后, 常遇春、冯胜、沐英等回族将领多得封爵, 回民入朝为官者较多, 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明宣德初年, 南京守备太监郑和奉敕重修毁于雷火的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 (今净觉寺) , 标志着南京回回的政治地位的巩固。

外交上, 洪武、永乐年间是明王朝鼎盛时期, 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各伊斯兰国家的贡使、商队络绎不绝。明朝政府在三山、聚宝门外濒水建塌房以贮商货, 在江东门外建廊房 (旅店) 、江东驿馆和接待寺 (属佛教寺庙, 但有宾馆性质) (《秦淮广记》) , 广设会同馆、乌蛮馆、重译楼等外交接待设施, 还专设“回回文字馆”、回回钦天监观象台等回族教育和科研机构4, 穆斯林国家及其文化受到重视。

经济上, 明代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 中国重农抑商的大环境有所松动, “回回善贾”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穆斯林商人几乎垄断了药材、香料、珠宝等行业, 在通衢要津处经商并聚居成回民教坊。南京历史资料上记载的回民教坊多集中于城南商业发达区域。这些教坊一开始就有业缘聚集的特征, 许多回民的传统行业和回民聚居区一直延续到今天。

民族政策上, 明代对少数民族实施“严禁胡服、胡语、胡姓 , 不许本类自相嫁娶”5的同化政策,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促进了民族的发展、融合。通过与汉人通婚, 回族人种发生变化, 从外貌上、语言上与汉人接近, 这一政策使回民的实际数量大为增加, 也使回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

1.2.2清真寺和回民教坊的兴盛

随着南京回民人数的增加、地位的巩固和中央政权的支持, 南京清真寺的建设也兴盛起来。洪武廿五年, 敕建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 (净觉寺) 和城南礼拜寺 (雨花台东南回回司天监所在地) , 在城南附近辟回回聚居区 (俗称回回营) , 并特敕建礼拜寺“供子孙世居, 学习真经, 焚修香火, 祝延圣寿, 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6。明中叶以后, 南京出现回民集资或私人独资所建的石城门 (俗称旱西门) 礼拜寺、卢妃巷礼拜寺、登隆巷礼拜寺等清真寺, 经堂教育业也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在建筑中已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 在规划布局和建筑结构上已经和南京当地建筑非常相似, 但仍在局部保留了西域风格, 在保持中国传统城市特有的统一和谐的前提下, 增加了其丰富性。

清真寺的兴建和回民聚居区的拓展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在城市中形成了以礼拜寺为中心且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回民聚居区——教坊, 或称寺坊。最早有铜作坊、回回营, 后有旱西门、卢妃巷, 为城中四大教坊, 它们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 又是社会活动的场所7 (图2) 。教坊社团大致与行政坊相吻合, 教坊内推乡老为社头, 组成管理机构, 掌管坊内各项事务, 并接受当地官署的管理。教坊里的大掌教须由获官方注册凭证的“礼部剳礼理事”担任, 其宗教活动既受到官方的限制, 也受到官方的保护。教坊制度的形成促进了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仪式形态和风情习俗逐渐巩固8, 也标志着南京回族聚居区发展到了繁荣的成熟时期。到清乾隆年间, 仅南京城内就有36个清真寺, 以及相对应的绕寺而居的36个教坊。

(图片来源·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

1.2.3文化景观的自持和再生

明清时期的回民具有高度汉化的外在表征, 使其可以融入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城市之中。然而, 构成回族价值文化基础的伊斯兰宗教心理使回族在心理气质、精神价值取向和文化范式上都区别于汉人, 使其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不会丧失自我。一致的文化认同是回民聚集而居的内在因素, 这种精神纽带的维系将“我们”与“他者”划分了一道明显的界线, 这种界线不但是心理上的, 也是物质上的。回民聚居的教坊就是一个有较为明晰边缘的独特的亚文化社区, 在物质形态上执着地保留西域先民所使用的装饰符号, 在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上也区别于汉人。这种以清真寺和教坊为中心的文化的自持和自生, 使其成为城市人文生态系统中较为稳定的亚文化区域和城市景观中独具特色的异质景观区。

清朝对回族奉行的“毋令聚居, 毋近汉人, 毋居城市”残酷的少数民族政策, 迫使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伊斯兰文化的生存之道, 发起了一场“以儒诠经”9的文化自生运动。南京回族学者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金天柱等在民族文化的学术研究中, 思考回族统一使用汉语的问题, 思考伊斯兰文化精髓如何在中国思想哲学界占有一席之位, 如何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正教真铨》、《天方性礼》、《天方典礼》等著作中, 他们把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神学纳入哲学的框架, 并恰当吸收了某些儒家观点和老庄哲理以及陆王心学精华融入论证中,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 完成了伊斯兰文化真正本土化的过程, 亦形成了回族本民族的文化10。正是伊斯兰本身的创新再生, 使南京回民教坊在明清两代都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和发展。

1.3干扰和恢复——近代以来南京回族聚居区景观的变迁

回民聚居区本身是一个十分多样复杂的人文生态系统, 其对外来干扰的抵抗力较强, 但一旦干扰超过一定强度而造成损害后, 其恢复的能力却较弱, 难以回到干扰以前的状态。这一生态学原理在近代以来的南京回族聚居区变迁中得到了印证。

1.3.1近代南京回族聚居区的景观变迁

鸦片战争南京开埠后, 在外来帝国主义经济的冲击下, 南京回族的经济结构和教坊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时期 (1853 1864) , 因其信奉上帝教, 拆毁大量清真寺, 各寺的阿訇、教职人员纷纷逃离, 宗教活动停止。同治三年 (1864) 曾国荃湘军攻破南京后, 又大肆杀掠焚烧月余, 全城三十六座清真寺所剩无几, 回族人口大量流失。战乱平息后, 大量鄂、豫、皖、鲁等省难民流入南京, 使南京回族的人口和职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直到1923年, 由于我国民族资本的短暂繁荣发展, 南京人口增至40.15万人, 回族恢复到3万左右11 (清乾隆年间回民有4万人左右)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人口逐年增长。据1934年12月26日《中国日报》载:南京总人口79.6万, 回教徒14032户57785人。此时南京建有清真寺25座, 清真女学5座, 息心亭3座, 回民教坊30处12 (图3) , 回族人口历经80年左右的时间, 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

(图片来源·根据石觉民 1934 年的调查资料绘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南京回民和南京城一同蒙难, 据1939年日寇派遣军司令部南京特务机关训令金玉堂为首的伪南京回教总会代为调查, 全市仅剩24个教坊, 在隶2522回民户, 总计12096人。经历如此巨大的干扰后, 回民恢复的速度十分缓慢, 直到1950年回民人口才达到2.38万13。

1.3.2现代南京回族聚居区的景观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南京回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回民人口稳步增长, 至1958年9月增长为3.03万。在党和政府一系列开明、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下, 南京回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得到尊重, 恢复了一些民族饮食商业网点, 修缮和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 对生活困难的回民进行救助, 并组织回族青少年学习文化技术。这些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使得南京回族在较短的时间内, 从解放前困苦凋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南京回族 宗教界在19581964年, 经历了宗教改革, 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 使民族宗教事业步入社会主义的体制。宗教体制改革结束了明代以来南京回族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形式——教坊, 解散各寺董事会, 将全市32座清真寺、清真义学、清真女学合并为8座14, 将27座寺房地产交出由市房产管理局“经租代管”, 使通过宗教机构和回民社团联合管理社区事务的民间自治体制进入了由市、区、街道、社区几级政府行政机构管理的政府管理的时代15。在同期进行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中, 南京回族经济在保持清真特色的基础上, 由个体分散经营走向适度规模的集中经营, 如清真桃园村食品厂;一批私营企业转化为公私合营, 如白敬宇眼药厂等。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代替了过去依靠同业行会进行管理的私有制经济, 回民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年动乱开始后, 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破坏了三山街净觉寺古牌坊等一批伊斯兰教建筑16, 全市清真商业饮食网点也由158家锐减至37家, 回族聚居区的空间、社会和文化结构遭受重创。直到1980年3月南京才全面恢复宗教活动, 先后修缮太平南路清真寺、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墓, 整修开放三山街净觉寺并重建“敕赐净觉寺”牌坊 (图4) , 修复并开放吉兆营清真寺, 南京回民迎来了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 逐渐从文革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但随之而来的思想观念解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对回民聚居区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更新, 更改变了大多数城市回民聚居区的空间形态, 城市回族聚居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17。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1.4现代社会回族聚居区文化的演变

从元代起延续了700多年的回族亚文化聚居区, 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在1950年代制度革命和1960年代开始的十年文化革命中遭到了割裂。文化革命结束后, 改革开放恢复了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宗教和思想应有的自由, 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的巨大变革, 却从更深的层次威胁着传统文化的延续。作为传统文化中相对弱势的亚文化, 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回族传统文化遭遇着更严峻的生存考验。

1.4.1文化传承载体的变化

回族文化之所以能在“大分散, 小聚居”的状态中得到传承, 回坊和家庭起着关键的“载体”作用。在近30年的现代社会中, 这两个关键的载体都发生了变化。

(1) 物质空间——回坊的解体

回坊的聚居模式是回民聚居区在大分散的情况下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空间基础, 是伊斯兰文化在汉文化为主的中国社会中合理的存在方式, 也是弱势群体在物质与精神上相互依存的双重需要。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回坊在回族的管理和控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 是生活和交往的场所, 也是回族文化教育和传承的场所, 这种教育作用除了正式的清真寺经堂教育外, 更多是一种社区风俗对个体文化模式的潜移默化的塑造。

“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日起, 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 , 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小小的产物 , 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18。我国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中, 大量的回坊在改造、拆迁中迅速解体。不仅对回民的饮食习惯、宗教活动造成了极大影响, 而且使得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丧失了传统的载体。

(2) 回族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在传统的回民聚居区中, 家庭也是伊斯兰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一样, 回民也采取大家庭内几代人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伊斯兰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以及回族的民族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回族的家庭教育, 这种教育是一种非正式的、耳濡目染式的社会示范和生活培养, 既有通识教育, 又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宗教性, 其主要的实施者是大家庭中的老人。

现代社会存在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普遍趋势, 回民家庭也不例外。老年回民一般不与子女同住, 较少参与儿童的教育。核心家庭的中青年一代本身就处在历史断层带, 缺乏民族和历史的认同, 亦无法承担给下一代进行民族教育的重任。而族外通婚的日益普遍化, 使得核心家庭中本身就暗含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及不同生活习俗的碰撞。

1.4.2现代生活对传统习俗的矛盾

(1) 现代生活与宗教仪式的矛盾

现代生活与伊斯兰宗教仪式之间存在矛盾。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绝大多数回民上班族难以保持一日五拜礼等日常宗教活动;同时, 寺坊解体后的回民居住分散, 许多依托清真寺的宗教仪式和传统习俗难以进行。

事实上, 宗教仪式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在各宗教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仪式行为是宗教精神的外化, 是一种张显的表达形式, 对于宗教信仰而言是必需的过程。它使得个人内在的宗教情感得以表达, 并通过这一形式坚定和升华这种情感, 特别是集体的宗教仪式, 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表达和弘扬。为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 对宗教礼拜仪式的简化已经成为现代宗教的一个趋势。伊斯兰教也应在保持宗教精神内核的前提下, 合理简化日常宗教仪式, 而保证每周的聚礼或重大节日的聚礼, 这样既有利于宗教信仰及其文化的传承, 又可以缓解其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实际上, 许多回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自发地简化了宗教礼拜的形式, 伊斯兰教会及回民组织应当从教义本身肯定这一趋势, 同时强化重大节日聚礼的组织工作。

(2) 个人自由和传统习俗的矛盾

伊斯兰教义要求回民遵守一定的传统习俗, 但这些习俗的物质和观念基础在现代社会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族内通婚与现代婚姻法强调的婚姻自由, 族间通婚形成的回民家庭日益普遍。大多数传统清真食品销售点因回民教坊的解散而生意冷清, 而现代商业又较少考虑清真饮食的特殊需求, 因此保持清真饮食习惯的成本大大增加。族类相亲、守望相助的回民聚落不仅面临着空间上的解体, 也受到当代都市生活的匿名性和私人化的排斥。这些问题的背后, 本质是东方的以族群利益为重的传统与西方崇尚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 个人幸福是建立在集体基础上的, 因此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到集体的制约和监督, 这也是“天下回回是一家”的价值基础, 这与现代崇尚个人奋斗、强调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迥异的。要缓解这种矛盾, 我们必须在应该在尊重个人选择和保护集体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一个健康的当代集体的前提是要尊重属员的个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自由, 而其主要的目标则是设法创造使属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集体生活方式, 创造其所需的物质和观念条件并善加保护。现有的回族聚居区等“族裔文化少数群体尤其需要这样的保护, 因为他们处境最危险, 同时也因为他们仍维持一种需要保护的集体生活方式”19。

1.4.3聚居区经济基础——回民产业的衰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中国传统上商品经济并不发达, 有经商传统的回族人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充斥于各个行业、往来于各个地方的回族商人成为中国封建时期沟通有无的重要环节, 回族商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较高的经济地位为回族带来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是回民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普遍商品化的今天, 重商重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近乎“全民皆商”的大背景下, 回族经商的特点反而被掩盖了。加之中国回民经商过去多是集中在部分行业、规模不大的“小商”为主, “小商的求生手段一旦成了传统 , 一旦在一个民族占了太大的比例 , 就会潜移默化地销蚀这个民族担负的意义重大的使命”20。但回民囿于其小商传统而较少涉及现代的加工生产、国际贸易、金融以及现代服务业, 加之过去起组织作用的回民行会组织自从1950年代中断后也再未得到有效的恢复, 以民族餐饮等小规模商业为主的传统回民产业在现代商业大潮中缺乏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传统回族商业街也在现代商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衰退 (图5) 。回族人口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 回族聚居区的公共事务缺少资金来源, 环境逐渐恶化, 有能力的人群开始外迁, 经济的衰退导致了回民聚居区本身难以自持, 在城市更新的各种压力面前更是不堪一击而最终解体。

小商传统直接影响着回族文化环境的营造, 在新时代的经济条件下,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理性地继承和超越,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 为回族的振兴和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并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和复兴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1.4.4传媒时代的回族文化的失落和机遇

(1) 传统媒体中回族文化的失语和边缘化

在传媒充斥的现代社会, 我们的信息绝大多数是从媒体中获取的, 我们的社会化教育也极大地依赖传媒, 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使我们可以认为, 谁控制了传媒, 谁就控制了文化的话语权。媒体的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 , 迫使被支配者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 它“通过控制信息载体 , 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 , 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 , 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隐性的支配”21。

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中, 伊斯兰文化明显被边缘化。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是大众日常接触最多的媒介, 其中电视是大多数家庭度过闲暇时光的选择, 电视节目内容与文化传播密切相关, 它通常是主流文化的阵地, 传播当下最普遍的文化成果、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电视传媒很少关注民族宗教这类小众而敏感的题材。在现代传媒的强势包围中, 伊斯兰文化处于失语状态, 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继承无疑是不利的。

(2) 网络新媒体带来的文化传承机遇

如果说, 由于传统媒体过多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左右而导致回族群体的失语和边缘化, 那么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给包括回族群体在内的所有非主流文化带来了机遇。一方面, 传统媒体的信息是单向地从媒体流向受众, 受主流文化控制的媒体掌握着话语权。而网络新媒体时代则以双向交互的信息为主, 受众个人不但可以选择性搜索或接受世界范围内的信息, 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布和传播信息。因此, 任何弱势群体、非主流文化都有发言和被倾听的可能, 这对于回族聚居区和伊斯兰文化无疑是一种福音。

同时, 新媒体创造了人际交往的新空间——虚拟社区。人与人的交流不再需要见面, 群体的交流也不需要物质空间上的集中。回民的交流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不再需要回坊、甚至清真寺这类建筑空间, 而是可以通过网站和虚拟社区进行。根据杨文炯的调查, 2004年互联网上回族穆斯林汉文网站或网页已达63个, 已成为城市回族人获取传统文化信息的新渠道22。更为重要的是 , 在城市社会的镜像中,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和在线环境 , 使我们看到在地缘变迁之下正在消失的“围寺而居”的回坊的背影中, 一个虚拟的网络回坊已隐约可见。网络正成为回民聚居区维系和伊斯兰文化传承的新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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