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因素（精选7篇）
实质因素 篇1
一、绪论
互联网发展至今, 已相当成熟, 众多网络应用深入网民生活, 互联网经历“广泛化”向“深入化”转变。2014 年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人数发展至6.32 亿, 比去年底增长1442 万人, 互联网的遍及率达46.9%。移动通讯、移动金融等新兴移动应用全方位迎合网民需求, 实现网民生活“全方位网络化”。此报告还指出, 中国手机网民用户以5.27 亿, 占总网民比例的83.4%, 初次超越传统PC网民用户比例, 手机一跃成为第一上网终端 (CNNIC, 2014) 。
作为以手机为主要上网终端的“微信” (Wechat) , 是目前最受中国网民青睐、用户使用频率最多的移动即时通讯APP。微信的主要功能有:即时通讯、添加好友、资源共享、个性展示、娱乐休闲等。微信的成功源于它的产品实质刺激因素 (如质量、价格、特性、可用性和服务等) 和网民个人因素 (如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等) , 这两个因素均对微信的使用频率有所影响。使用频率的设定源于消费频率, 即消费者购买决策后有“重复购买行为”。微信一般功能的使用次数不涉及消费频率而是使用频率。
如何提高产品的使用频率, 是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研究影响微信使用频率因素是个复杂的过程, 基于霍华德———谢思模式将影响因素定格为具代表性的产品实质刺激因素与个人因素, 研究结果将更细化、深化。微信为国内当下最流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移动即时通讯工具, 对影响微信使用频率的因素研究, 对产品使用价值、用户满意度、企业市场占有率、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极大的推助作用, 希望给予其它企业发展有借鉴和参考之处。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霍华德—谢思模式“刺激因素→内在因素→反映”的理论构架, 结合微信实例, 将“刺激因素”具体化为微信产品实质刺激因素, 包括微信的质量、价格、特性、可用性和服务;将“内在因素”具体化为微信使用主体———用户的个人因素, 包括用户的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将“反映”具体化为微信使用频率。
(一) 产品实质刺激因素
1.质量
产品质量是指产品所具备的特性满足生活使用和适应社会生产, 它是衡量产品使用价值的标准。产品分为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两种类别, 产品外在质量能够发挥真正意义是建立在内在质量有保证的基础上。
质量在企业竞争之中起关键作用, 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息息相关。良好的质量, 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 促使消费者重复使用。目前, 质量为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考虑的首选因素 (菲利普.科特勒, 2013) 。
2.价格
产品价格是指消费者使用产品所消耗的费用。消费者内心有客观估价, 依据产品对自身效用大小而定, 估价是一个范围值 (Indrajit Sinha, 2005) 。当产品价格能够满足消费者期望值, 使用产品满意度高, 促进消费者重复使用。当产品价格不能够满足消费者期望值, 消费者会拒绝再次使用 (Richard, 2006) 。
3.特性
产品特性是指对产品的基本性能进行补充的性能, 即为区别于同类产品的差异化性能。企业可以挑选适当的新型特性, 并依个计算潜在特性的企业成本和客户价值。营销者应估量客户的需求量、推新的历时和竞争对手的效仿难度 (Marco Bertini, Elie Ofek, and Dan Ariely, 2009) 。企业应提前对产品特性、用法和益处向客户说明, 以远离“特性疲劳” (Paul Kedrosky, 2006) 。企业还应在较高成本、定制化特性与较低成本、标准化的产品之中做出合时宜的选择。
4.可用性
可用性是衡量IT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以心理学角度解释可用性。有效性:使用软件的过程中, 用户能够集中知觉与思维在完成任务上, 不受软件结构、界面、图标、输入的束缚。高效率:用户使用软件完成任务耗时少。好学习:用户操作软件简单、易上手。少失误:用户使用产品过程稳定性好, 信息交互安全性高。总之, 产品的可用性是吸引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动机, 对消费者使用或消费产品频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 (菲利普.科特勒, 2013) 。
5.服务
产品服务, 是指以推动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增值服务。产品服务是附加的、延伸产品, 促进产品功能充分使用, 提高消费者对产品使用或消费频率。科学技术的发展, 产品的功能呈多样化, 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的服务许诺、服务态度、服务效率, 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中考虑的重要因素。
基于差异化战略, 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为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可变性和易逝性四大突出特点。无形性:服务在购买之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购买者寻求服务质量的依据以降低不确定性。因此, 服务提供者应对此类依据管理“化无形为有形” (Theodore Levitt, 1981) 。而服务营销者应把“无形服务转化为完善体验和具体利益” (Lewis P. Carbone and Stephan H. Haeckel, 1994) 。不可分离性:服务的不可分离性体现在生产与消费同一性, 即双方同时进行, 因此, 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间的互动, 作为一个典型特征, 存在于服务营销中。可变性:服务的质量与时间、地点、提供者密切相关, 因此, 存在极大的可变性, 针对消费者感知的可变性, 提出对顾客满意度监控, 具体可采用调查顾客满意度、顾客建议和投诉系统等。企业还可以通过对顾客信息数据库管理, 支付高质、定制、人性化服务, 尤其是在线服务 (Jeffrey F.Rayport, Bernard J.Jaworski, and Ellie J.Kyung, 2005) 。易逝性:服务具有不能存储的特征, 需求的变动, 使企业所面临服务易逝性重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 谋求需求与服务生产匹配, 即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价格, 向恰当的顾客提供恰当的服务 (W.Earl Sasser, 1976) 。
(二) 个人因素
人口统计变量 (demographics) 是个人因素中的一个分支, 含有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人口统计变量是影响使用频率的重要因素, 在细分消费者市场方面应用广泛 (Korgaonkar and Wolin, 1999) 。
消费者人口统计变量对于网络使用频率的影响, 通过研究表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对创新的消费使用模式有更好的接纳性。他们具有注重使用便捷, 承受网络风险, 价格敏感低的特点 (Peterson, 1989) 。美国网络使用逐渐拥有大众化特征, 消费者人口统计变量在网络使用影响作用弱化。体现在网络使用者在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总人口特征相符 (Zellner, 2000) 。
1.性别
性别对使用动机有明显影响, 使用动机越多, 使用频率越大。2014 年, 中国网民男女比例为55.6:44.4, 与往年相比, 基本一致。 (CNNIC, 2014) 这说明网络使用者男性多于女性。
2.年龄
消费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需求和爱好有所不同。年龄对新型的消费使用模式影响显著, 研究表明, 年龄大的消费者对新事物认知慢, 而因循守旧, 接受变化慢。年龄与新技术接受呈负相关 (Gattiker, 1992)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提供数据显示, 截止至2014 年, 中国网络主要使用人群年龄为20—29 岁, 与2013年相比, 20 岁以下和50 岁以上使用网络人群有小幅增长 (CNNIC, 2014) 。这说明, 网络使用人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并向低龄和高龄人群渗透。
3.收入
收入是消费频率的基础和前提。消费频率取决于使用频率。人们可支配收入越多, 消费频率就越多。调查表明, 2014 年中国网络消费者月均消费额为566.6 元, 占月总支出18.1%。一线城市低、中、高人群的网络消费金额与收入水平成正比。网络消费占总月收入的比例中, 高收入人群所占比例最低。原因是, 高收入人群购买力强, 线上线下消费都高 (ICTR, 2014) 。
4.受教育程度
网络使用需要上网终端及其相关技能。因此, 网络使用者拥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调查显示, 网络使用者中, 本科比例最高, 为35.9%, 其次是大专25.7%, 高中占23.7% (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 2013) 。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
为检验研究模型的可行性, 计量尺度的有效性, 对微信用户进行探索调研。此次调研以泰国博仁大学作为探索调研地点, 对15 名在校学生发放纸质问卷进行调研。通过探索调研, 征集了被调查者得反馈建议与初步分析结果, 经与导师讨论, 对调查问卷的结构、内容、措辞的合理性进行了调整, 确定了正式的调查问卷。
(一) 问卷设计
结合调研对象微信用户的基本特征使用互联网为前提, 最终选择网络调查问卷为主要调查方式。正式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微信用户基本情况, 即微信用户人口统计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经济状况。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Likert Scale) 计量。第二部分测量微信用户使用频率, 分别为非常低、很低、一般、很高、非常高, 相应赋值为1、2、3、4、5。第三部分测量用户使用微信的看法, 即微信用户对产品实质刺激的满意度, 分别为非常不好、很不好、一般、很好、非常好, 相应赋值为1、2、3、4、5。围绕着产品质量、产品价格、产品特性、产品可用性和产品服务5 个维度来设置用户满意度的问题。
(二) 数据采集
考虑到研究对象特征与问卷发放便利,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首先, 用问卷星制作网络问卷, 然后通过微信、QQ、电子邮件发放问卷, 最后回收完成的问卷。在调查问卷提交后, 被调查赋予网上抽奖机会, 以提高问卷的回收率与有效率。《2014 年新媒体蓝皮书》指出, 2013 年微信用户24岁以下人群占33.7%, 为主要使用人群, 呈用户年轻化走势。为确保问卷调查的有效性, 此次调查以青年群体为主, 样本发放对象范围于在校学生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以及上班族, 发放渠道通过网络进行发放, 定位为使用微信的人群。此次问卷共发放问卷250 份, 有效问卷为233份, 问卷有效率为93.2%。衡量问卷有效的标准为:是否回答了问卷中的大多数问题;是否问卷中的回答出现连续相同的答案;是否为独立IP。
(三)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0 与统计软件对微信用户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判断所设计问卷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 以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式对样本的基本情况和一般特性描述展示。采用相关性分析研究产品实质刺激因素5 个因子和使用频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最后检定产品实质刺激因素、个人因素和使用频率之间关系, 用了多元回归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 信度分析
鉴于 α 信度系数法, 适用于意见式、态度式量表信度分析, 为目前广泛应用的信度系数, 故选用此方法测量本调研量表的信度。α 系数对量表中各题项的一致性进行描述, 是内在一致性系数中的一种。总量表中, α 系数在0.7-0.8 之间属可接受范围, 0.8 以上为最佳。采用统计软件对总量表27 项变量信度分析, 总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 947, 于0.8以上, 说明总量表信度很好, 即总量表相关变量稳定性与一致性很好。分量表中, α 系数在0.6-0.7 之间属可接受范围, 0.7 以上为最佳。倘若 α 系数低于0.6, 问卷应该重新编写。采用统计软件对分量表产品实质刺激因素22 项变量信度分析, 分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 967, 于0.8 以上, 说明产品实质刺激因素分量表信度很好, 即分量表相关变量稳定性与一致性很好。
(二) 效度分析
KMO适用于判断多元统计因子分析的合适度。KMO值在 (0, 1) 之间, 当KMO值趋近1 时, 表示变量间相关性强, 适合做因子分析;反之, KMO值趋近0, 表示变量间相关性弱, 不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值为了检验数据是否源于正态分布总体, F值的显著性是判断的标准。KMO值为0.948, 0.9 以上, 说明该组数据做因子分析非常适合。Bartlett的F值为0.00, 显著相关, 说明该组数据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 适合做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得到因子方差分解表, 5 个主成分的累积奉献率达到80.14%, 说明这5 个因子能对各指标变量80.14%的信息较好的反映, 有约20%信息流失。因子旋转后得到载荷矩阵, 该矩阵可以对各变量因子表达式进行描述, 并显示公共因子载荷系数。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 5个公因子所包含的维度与概念模型基本一致, 说明所设计的量表测量构思合理, 测量效度有效。
(三) 描述统计分析
人口统计变量是个人因素中的一部分, 包含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子。在性别方面, 微信用户性别相当, 女性比男性多2%, 略多于男性。原因是, 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聊天、交友、分享个人心情和状态。在年龄方面, 微信用户的主要使用年龄层在21—30 岁, 其次是31—40 岁。在学历方面, 微信用户的学历情况, 本科学历最多, 其次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初中及以下学历使用人数最少。 在月收入方面, 1000 元及以下用户居榜首, 5001 元及以上用户居第二, 1001———2000 元用户居末位。通过过观察, 居前列的1000 元及以下用户与5001 元及以上用户收入相差甚远, 综合学历与年龄因素, 作者推测, 1000 元及以下用户主要为没有工作收入的学生, 5001 元及以上用户收入主要为白领。
微信使用频率是衡量用户满意度及微信使用价值的指标。微信用户使用微信频率情况, 使用频率一般为最多, 其次为使用频率非常高, 使用频率很低、非常低分别占最小。这说明, 微信用户对微信的使用频率比较频繁, 微信已融入生活, 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产品实质刺激因素包括产品质量、价格、特性、可用性和服务。衡量该因素通常由用户使用产品后的感知, 即用户满意度为参考标准。在产品质量方面, 用户对微信“使用过程稳定”“聊天功能质量好”“界面设计简洁大方”、“操作简单方便”主要持满意态度, 其次持很满意态度。这说明, 微信在质量方面做得不错, 用户对此满意, 但仍应精益求精, 做到让用户很满意。
在产品价格方面, 用户对微信“注册用户不缴费”持很满意态度, 说明微信沿用QQ这一软件思维, 不收取普通用户费用, 受到用户高度认可。用户对微信“使用流量费用少”主要持满意态度, 其次持一般态度。由于微信上网使用流量是通信运营商收取, 而微信开发商只能在软件设计时控制使用流量的多少。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使用微信消耗的流量设计合理。
在产品特性方面, 用户对微信“功能多样化”“创新快”“信息推送量大”主要持满意态度。用户对微信“通讯安全性好”大部分为一般态度, 其次为满意态度。这说明, 微信功能多样、创新快速、信息推送海量符合用户要求。而微信的通讯安全系数值得重视, 需要加强。
在产品可用性方面, 用户对微信“庞大用户群”、“满足日常聊天”和“满足工作沟通”均主要持很满意态度。这说明微信可用性相当高, 并得到用户认可。
在产品服务方面, 除了“订阅号”大体令用户很满意外, “游戏”“滴滴打车”“京东精选”“手机话费充值”“理财通”“微信红包”“吃喝玩乐”“信用卡还款”用户持一般态度居多。这说明, 微信在产品服务这一块儿存在较多的问题。作者认为, 主要是服务推广度不够, 服务水平与用户期望存在差异, 与相同服务相比有所差距, 服务质量跟不上形势变化。
(四) 相关分析
微信产品质量因子与微信使用频率相关度为0.462, 为中等程度正相关;微信产品价格因子与微信使用频率其相关度为0.222, 为弱等程度正相关;微信产品特性因子与微信使用频率相关度为0.361, 为弱等程度正相关;微信产品可用性因子与微信使用频率相关度为0.433, 为中等程度正相关;微信产品服务因子与微信使用频率相关度为0.250, 为弱等程度正相关。
(五) 回归分析
R方=0.244 说明微信产品质量、微信产品价格、微信产品可用性、微信产品特性、微信产品服务, 微信产品实质刺激因素解释了24.4%微信使用频率的变化程度。
R方=0.068, 说明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 微信用户个人因素解释了6.8%微信使用频率的变化程度。
R方=0.315, 说明产品质量, 产品价格, 产品可用性, 产品特性, 产品服务, 性别, 年龄, 学历, 月收入即微信产品实质刺激因素与微信用户个人因素解释了31.5%微信使用频率的变化程度。
1.方差分析
F值检验用Significant level即显著水平判断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 F值输出于方差分析表。一般情况下, Sig.0.05 以下, 均有意义。F值检验通过, 说明方程中至少有一个回归系数显著, T值检验可以验证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因此, 该模型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显著。
2.归分析结果
在产品实质刺激因素与使用频率独立回归中, 其表达公式为:
在个人因素与使用频率独立回归中, 其表达公式为:
在个人因素、产品实质刺激因素与使用频率多元回归中, 其表达公式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基于霍华德———谢思模式为理论基础, 腾讯微信为实证分析, 研究影响使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其中, 产品实质刺激为自变量, 个人因素为控制变量, 使用频率为因变量, 得到以下结论。
微信产品质量为首要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微信用户年龄为第二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微信产品可用性为第三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微信产品价格为第四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微信用户性别为第五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不显著正相关;微信产品服务为第六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不显著负相关;微信用户收入为第七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显著正相关;微信用户学历为第八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不显著正相关;微信产品特性为第九影响因素, 它与微信使用频率存在不显著正相关。
(二) 建议
就以上的研究总结, 作者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在产品实质刺激因素方面, 产品质量:微信要持续管理和改进产品质量, 设计的质量要与目标市场、竞争对手相适应, 以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盈利收入;产品价格:微信沿用QQ免费使用的模式能吸引、维持、发展用户, 对微信现有盈利模式:微信VIP、LBS推荐、APP应用、客户关系管理、搜索引擎流量引导、硬广展示等模式要广泛推广和深入发展;产品特性:微信可以对新特性进行筛选, 并计算潜在特性的企业成本和用户价值, 是否合适;微信的可用性拥有庞大QQ用户基数是微信独天得厚的优势, 但也要通过联合通用账号, 如手机号、邮箱号、微博号等, 避免用户流失;微信提供服务种类虽多, 但服务质量要与用户满意度呈负相关, 可以采用调查用户满意度、用户投诉和建议系统对用户满意度进行监控并调整服务质量。重组自助服务和人工服务, 即识别机器和人工最适合的工作, 使服务水平更合理化。提供的服务质量要与用户期望持平或高于期望。
在个人因素方面, 用户性别:男女性别在使用需求上存在差异性, 要满足性别需求差异, 男性女性兼顾;用户年龄:低龄化人群和高龄化人群仍有巨大的潜在市场, 可以根据这两类人群的使用特点和使用需求对微信进行改良;用户学历:微信的使用实现低学历门槛, 使操作更简单便利;用户收入:创造使用微信能给用户收入带来更多改善的机会, 打造O2O模式, 例如微商创收, 实现用户企业间的多赢。
在未来研究中, 可以考虑对每个年龄层用户均衡分配, 进行用户使用频率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对潜在用户进行使用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完善实证研究, 对量表完善化, 被调研人数扩大化, 使原始数据代表性和规范性最大化。最后, 希望在此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增添新的变量和理论依据, 做理论的延伸, 使研究结果具体化、可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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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实质初阐 篇2
自经络学说悄然于中华大地出现起,它便一直指导着我国历代医疗卫生事业。从现存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到《黄帝内经》,再到以后各家的相关文献,我们模糊地看到了经络学说的形成、成熟与完善的过程及经络的神奇作用。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了用现代科学语言全面、系统地表述经络系统及其对人体的调控过程和机制,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对经络实质和经络现象进行了研究。虽然研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但其研究思路与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无疑是不容忽视的。
依据古典文献,有的学者指出,古典经脉可分为作为血循环系统的脉络系统和作为气循环系统的经络系统,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其中血循环系统通过解剖清晰可见,故本文主要论述气循环系统(经络系统)。
几十年来,关于经络实质这个问题,中医养生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执著于循经感传现象而守着神经系统不放;有的认为气是组织液或各种微粒而定经络为结缔组织或各种通道;有的猜它是独立于神经、血管、淋巴系统等已知结构之外的特异性结构;有的说它是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
几十年间,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都触及到了经络实质的某个侧面。其中对我们启发较大的是高震等提出的“线粒体腺三磷学说”和陈鑫剑等发现的“有极性的细胞”。可惜前者未能推广,无法解释众多的经络现象;后者则坚持气为组织液而经络为结缔组织的错误观点。
通过科学研究,高震等学者发现了经络在能量上的某些特性,提出了“线粒体腺三磷学说”。陈鑫剑等发现的“有极性的细胞”又指出了细胞间的联合运动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结合历代文献与个人经验,对于经络实质,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
理论阐释:经络系统是由各条经络相互交汇、密切联系而成的遍布全身内外的网状系统。其中经是由大量联合、谐调运动着的组织细胞及其周围组织形成的树状系统的主干(称为链状系统),络则是经的分支。由于大量组织细胞联合、谐调运动,必然相应的引起周围组织液的规律流动,局部电位的谐调变化,细胞内外物质的谐调交换……,从而影响了全身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及内环境的稳定。
经络里运行的是气,也就是能量。它以动能、势能、电能、光能、热能、磁能、化学能等多种能量形式富集于经络上,并通过质量互变规律、物质(能量、质量)守恒规律等自然规律维持着经络的存在及功能,维持着人体与自然的联系、平衡。故经络中能量的变化取决于人与自然两种因素,却决定着经络的盛衰,人体的壮弱。
我们的祖先指出,正经的根在四肢,并依其根分为十二正经。而十二正经在能量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功能上的不同。我们的祖先称,每条正经所对应的那一类功能为一个脏或腑,位于正经在躯干内的另一端。又不同功能所需能量各不相同,故不同脏腑所属正经上的能量各不相同,而能量与功能上的差异又造成了各脏腑形态的多样。而中医的每个脏腑可能是一部分、一个或几个器官。
人体就是由各功能在方方面面的谐调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整体。其配合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脏腑均受其他脏腑影响,任何一个组织、器官甚至细胞均可体现其他组织、器官或细胞,均可体现整体。各功能的相互谐调,需要能量的相互交融,即经络相交。经络相交汇的点功能复杂,有谐调相交各经络的功能使之平衡的作用。该点通常是能量富集处,即处于联合、谐调运动状态的细胞于该点相对更活跃,数量也更多。
经络上能量富集处就是穴位,起着调节并反映一经或相交几经的功能的作用。穴位的位置不同,其功能也不同,即其中的能量不同。有记载的穴位大多是针灸可及的浅表穴位,体内深层难刺激到的穴位则极少记载。其中体表穴位又是谐调人与自然的枢纽。
在实践中,古人更发现了“奇经八脉”这经脉的经脉,并指出,奇经八脉广泛地联系着诸多经脉,广泛地联系着自然,它们以经脉的形式谐调着人与大自然间的平衡;谐调着人体诸多经脉,诸多功能。故人体衰弱,通常奇经八脉先衰;人体盛壮,则奇经八脉先盛。
现象阐释:
本体只有一个,现象却千变万化。
大量链状排列的组织细胞呈谐调运动的状态,自然就具有声学特性。大量呈链状排列的组织细胞的细胞膜电位谐调、联合变化就形成了经络的电学、磁学、光学特性。大量呈链状排列的组织细胞及其周围组织内外各种生化反应的谐调进行和大量细胞间及细胞内外物质的谐调交换,又形成了经络的生物学特性和热学特性。大量组织细胞呈链状谐调、联合运动及其所引起的组织液的规律流动,又形成了经络的力学特性……所有这些特性均是经络能量的表现形式,所有这些特性又均可呈现无数种现象。
经络是一个整体。它不仅自身是一个整体(有克隆、幻肢痛等多种表现),更是与自然相联系(如:中医的伤寒理论等)并形成一个整体(有“天人合一”等古老的传说)。
经络的整体性使它极难改变,但经络又是可以依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如各种肿瘤的发生,水土不服的适应等。
因而经络又是特异的。它不仅自身各条经络各不相同(具体表现有:肝与胆的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不同人的经络也各不相同(如:排斥反应,体质等)。
正如人们通常感觉不到体内脏器一样,人们通常是感觉不到经络的存在的。只有在经络的功能亢进或衰退(经络上的细胞兴奋性增加或减退)到一定程度,产生一定影响时,它才会以循经感传、循经皮肤病等形式表现出来。其实人体的各种病态,都是人体接受或损失了一定量的能量,而经络一时适应不了的表现。
随着一天的劳作,人体某些经络疲乏变弱,而使人产生困倦。人体在睡眠状态下,不仅疲乏的经络可以得到休息,而且在某些时刻,奇经八脉中的部分会活跃起来,这不仅能极大地促使各经络的能量谐调,而且可以从大自然接受某些能量以充实人体的经络。
随着生命的发展,经络能量逐渐送还给了自然,经络的功能逐渐衰退,人逐渐衰老。一旦某条经脉衰竭(经络上的细胞几乎没有了活力,即经脉闭阻不通),全身的功能立即调动以促使其恢复,形成了“回光返照”。而所有经脉的最终衰竭,就是通常所说的死亡。横死则是因人体最根本的经脉突然衰竭。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体蕴含着宇宙的大秘密。这个秘密的揭开将突破现有的科学框架,而向人们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让人们在新的世界观和时空观指引下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经络便是祖先指明的揭开这个秘密的钥匙。
生态文明:缘由·实质·要求 篇3
一、生态文明直接缘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 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尽快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 缓解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 已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1. 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
中国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资源都严重不足, 且浪费很严重。从资源利用率上看, 中国单位资源的产出相当于美国的1/10, 日本的1/20, 火力发电和炼一吨钢的能源消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分别多出22.5%和45%。2006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5.5%, 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和15%的能源。2007年中国消费了21亿吨煤炭,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 中国将在40年内用完所有煤炭储量。
2. 环境污染严重、质量下降。
中国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 中国占了16个。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地损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以水资源污染为例,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中国70%的江河受到污染。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使200万人的生活用水中断, 正是当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大规模发展化工业的结果。另外, 近年来癌症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而研究表明, 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07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指出, 每年中国因室外空气和水污染对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约1 000亿美元。
3. 生态破坏严重、平衡失调。
中国生态条件十分脆弱, 人均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仅分别为世界的1/4、1/6。森林植被的破坏, 直接导致了沙漠化、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物种灭绝等多种生态危机。例如,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9%、18.2%, 全国有4亿人口直接遭受着沙害的痛苦。中国也是贫水大国,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 全国约400个城市供水不足, 农村有4 300多万人饮水困难, 农作物年均干旱面积3.8亿亩, 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 300亿元。
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人类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积累性成果,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它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渐进的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 是在继承与创造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发展着的过程。
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 在农业文明社会里, 人类主要从事农业或畜牧业,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而且自然灾害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 在无限的自然面前人类感到渺小无助, 人类对自然是依附、顺从的关系。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虽然存在一定的破坏, 但这种破坏是相对缓慢的。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 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 成为自然的主人, 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准则, 但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延续却陷入了危机之中。工业社会的一个最突出问题是环境污染, 如人们熟知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欧洲“黑三角地区”的酸雨等,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 据联合国统计, 21世纪中期, 地球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基本枯竭, 铁及多数有色金属将在一百年后开采用尽, 煤炭也将在三百年内被采光。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一种自然现象, 其本质却是人类的危机。恩格斯曾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使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变为不毛之地的事例, 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因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像征服者统治民族一样,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颅都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 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总体上讲, 工业文明正从兴盛走向衰亡, 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最终都会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而能够取代工业文明并引导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文明正是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基于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作为破解生态危机的时代选择, 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和革命, 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但这种和谐不是消极的回归自然, 而必须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它要求打破人们固有的对生产力概念的曲解, 使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 因此, 生态文明实质上是人类在生产观上的一场革命。
在中国通用的各类词典和高校教科书中, 通常把“生产力”概念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在这种观念中, 生产力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注的是社会生产, 而把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割裂开了, 从而遮蔽了自然环境状况在生产力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只承认“社会生产力”而忽视了“自然生产力”。所谓自然生产力, “就是客观存在于生态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并直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 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生产力的统称”[2], 它与社会生产力在整个生产力系统中相互制约: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支撑和保障, 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力, 而社会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的主体和核心, 提升和引导着自然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 就是说, 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 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3]因为“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 也可以作为要素, 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4]因此“在农业中 (采矿业中也一样) , 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 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4]
但实际上, 人们却无视二者的互动发展关系。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 人类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这是人类完全不顾自然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必然后果。因此, 重视并优先和充分发展自然生产力, 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时代课题。而生态文明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和谐, 所要求的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注重自然生产力的补偿, 所要达到的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正是立足于当代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四、生态文明呼唤全民的生态文明观
人的社会活动不是动物般无意识的本能活动, 而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 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就必须培养全民以生态道德为核心的生态文明观念, 这无疑是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
但是, 某种社会意识往往是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 很难短时间内改变, 这就要求通过长期、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让全民认识到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 人类不仅要利用开发自然, 更要爱护尊重自然, 从而建立起一种普遍的道德自律。例如, 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理念对于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 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树立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典范。
自然环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 所以应该抱着对自己和他人, 以及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 从每一个人做起。正如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正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可喜的是中国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与前些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 2007年华南虎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热议, 虽然民众关注的焦点是对照片真假的争议, 但是一张假虎照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也说明了当前社会人们对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的关注, 反映出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普遍提高。
五、生态文明要求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向
建设生态文明, 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支撑, 甚至可以说, 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就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但是, 如何在自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发展经济,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这就不仅是理念的转变和更新, 更是经济发展投入要素的转型, 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更注重发挥现代知识、技术和智力资本的作用, 利用生态技术、高新技术大力开发绿色产业, 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改变以往那种高能耗、低产出、重污染、不循环的产业模式, 建设以生态规律为指导的生态化产业, 最终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向。
2009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提出了绿色复苏的概念, 对我们很有启发, 他说:“当世界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时, 不再是原有经济周期的简单重复, 而是实现绿色复苏。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应对危机时都应当吸取以往教训, 不能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 而是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推行集约发展和清洁发展。”这项提议不仅向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下的亚洲各国新一轮经济复苏提供了新的平衡点, 而且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159.
[2]巨乃岐, 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 2003, (1)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56-57.
生态文明:缘由·实质·要求 篇4
一、生态文明直接缘于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紧迫性
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历史。在工业革命之前,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差, 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 以至“环境决定论”在很多人心中扎下了根。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随之给人类带来的美好生活, 使人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环境决定论”。这时,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了人类的座右铭, 人类俨然成为自然的主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 20世纪30年代以来, 工业文明的各种危机日益加深, 像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以及经济滑坡的环境事件, 成为“自然界的报复”, 它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工业文明的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生态危机, 已经把人类文明送上了山穷水尽的不归之路。三百年的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 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已经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 而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发展, 这就催生了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 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 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环境科学与生态科学的发展, 促进了人们运用生态学理论和观点对工业文明的危机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从而意识到, 工业文明的危机虽然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但归根结底, 它们都是生态危机:资源衰竭是人类滥用自然资源的结果;环境污染是人类向生态环境肆意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结果;人口过剩是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不适应的结果;能源短缺是人类过度开发环境中的矿物燃料的结果;城市环境恶化是城市发展、城市结构、城市功能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结果;贫穷与饥饿也部分地起因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不协调, 生态文明直接缘于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紧迫性。正是在对工业文明的生态反思中, 生态文明概念逐步得到形成和发展。
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发展, 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的来说, 人类文明的演进经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 从而确立了人对自然的绝对统治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是, 就在人类中心主义获得至上性地位, 并成为人们思维定式和行为准则的时候, 人类自身也受到了自然的报复, 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延续都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 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 将世界改变得面目全非, 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 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 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 也凸显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
而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和当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理念, 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模式, 以绿色发展为核心价值, 以社会公平为实践保障,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为最终目的。它既包括了人类对于良好自然生态的需求, 又包括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的需求, 还包括了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生态文明, 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主动保护客观世界, 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 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主张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 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向自然无限索取”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 而生态文明则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倡导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 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生态文明力图用整体、协调的原则和机制来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观念和生态秩序, 因而其运行的是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的生态轨迹。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也是人类迄今最高级的文明形态。
三、生态文明基于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生产力系统划分为两个子系统, 即自然生产力系统和社会生产力系统。所谓自然生产力是指客观存在于生态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并直接间接地影响并参与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所谓社会生产力是指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并直接间接制约和决定生产活动的各种生产能力的总和。生态文明既是破解生态危机的时代选择, 是扬弃工业文明各种弊端的崭新阶段, 也是超越现代生产力的一场深刻革命, 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真正和解、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大生产力时代。
生态文明是以自然生产力的优先发展、充分发展、重点发展为核心, 以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永续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形态。
科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应该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这也是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本来含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和一贯思想, 结合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 对生产力的理解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从一般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生产力,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 是对物质世界运动性质和活动能力的整体把握, 是指客观世界内在的、生生不已的、不可遏制的前进力、进化能力和上升趋势。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生产力概念, 是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力一般”, 是对自然界的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高度的、一体化的哲学把握。它说明, 世界不仅是物质的, 而且是充满活力的, 永无止境地自我运动着、发展着, 自我生成着、进化着, 处于由简单到复杂、由无机到有机、由物质到精神、由自然到人、由自发生成到自觉生产 (实践) 的生成生产过程中。第二个层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生产力, 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认识、改造和建设世界的能力。相比较而言, 这是一种狭义的生产力概念, 是基于当代大生产的时代现实, 对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力, 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 也包含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生产力, 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高度统一[1]。
生态文明时代将是充分发展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 充分运用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 合理实现“两种生产”、“两种尺度”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的时代。在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代, 人类赖以生存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 将从根本上是人造的, 这种生态系统已经不再是工业文明时代那种只承认和尊重人的尺度而无视和践踏其他一切尺度的自发式、人毁式生态, 而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并进、互助互依、共荣共赢、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在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的社会里, 自然生态的属人本质和人类生产的自然本质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 才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事实。
四、生态文明呼唤“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
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自工业化以来, 人类日趋陷入整体性的生态危机之中, 正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所说:“当人类向着他们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 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当由环境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出现之前, 人想当然的以自然的主人自居, 人定胜天的豪情化成对自然界肆意的“改造”与“征服”。这种违背对必然的认识, 违背一般规律的选择, 最终是得不到自由的, 尽管不自由的前提是“自由”的行为。人们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得人们生存环境恶化, 气候异常, 全球变暖, 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接连和我们套近乎, 海啸、泥石流、沙尘暴、飓风纷纷缠着人类不放。气候异常和环境破坏甚至对人的生命也造成威胁。这些是人以选择自由开始的行动, 却以自然无情的惩罚而告终, 人最终无从选择, 唯有做亡羊补牢的消极应付。其实, 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 常常又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同样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 只会带来灾难。”
而事实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应是和谐相处的, 这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素材均来自于自然界。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本身即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 这就等于说, 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人是依赖于自然界而活着的, 但人不仅仅从物质的方面将自然理解为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 而且还应把自然理解为人的精神资料。古希腊人理解的“自然” (physis) 并非只是自然界事物的集合, 而是一个包含了生命的意蕴的自然, 因为人在不断地探寻构成自然之为自然的总体原则, 人在追寻中, 人的生命的冲动也呈现为自然。中国古人的自然观更是一种天人一体的观念, 人属于自然, 自然与人没有生存论意义上的区分。马克思也指出:“从理论方面来说, 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 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都是人的精神的自然界, 是人为了宴乐和消化而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 从实践方面来说, 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强调现世幸福, 宣扬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宣扬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 使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存在关联成为不可能。不过, 自然作为消费品并不是人类的谬误, 而是人为了走向自己的解放所必经的过程阶段, 它必将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创造而扬弃。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时, 他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就是我们为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呼唤“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据和宗旨。唯有此, 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类时代, 真正的精神时代。
五、生态文明要求走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相和谐, 基础是先进的生产力。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既不能为了发展而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 破坏生态, 也不能为了保存生态而消极地向自然回归, 停止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互惠、和谐相处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加快推进节能减排, 形成全社会节能的良好风尚。
以工业、交通、建筑为重点, 大力推进节能, 提高能源效率。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 抓好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工作。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废物回收利用、余热余压发电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同时要形成全社会节能的良好风尚, 人人树立从我做起, 提高节能减排意识, 使生态文明观念成为13亿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自觉行动。
2. 加快污染防治, 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好转。
加强环境保护, 全面实施污染防治重点工程, 积极推进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及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等工作。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推动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 同时要多渠道筹措资金, 多方面来推进污染综合防治, 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好转。
3. 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要紧紧围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 加快发展引导和实现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技术、保护与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技术、可使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改善的综合治理技术和绿色过程的技术、生态微生物工程、环境友好工业等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
4. 加快实施生态工程, 提高社会综合效益。
实施生态工程不但要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各类资源, 更迫切地要以有限资源为基础, 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以满足人口与社会的发展需要, 并力求达到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改善与维护生态系统, 促进包括废物在内的物质良性循环, 最终提高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效益。
总之,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努力,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 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6.
[2]巨乃岐.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 2003, (1)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31.
[4][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1.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9.
论“翻译变体”的实质 篇5
关键词：翻译变体,变译理论,变译本质
1. 导言
中国翻译史上有种独特现象，精通外文深谙中国文化的严复称其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为“非正译”，具非凡文学才能的林纾与通外文者合译的一百多部译作通常认为是非真正的译作，却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独到的价值，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如何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类翻译现象，就需要我们更新翻译观念，换一换研究视角，创立新的理论。这类翻译现象常常被人忽视，或被视为异类，被打入冷宫，被扔进废纸篓。其后果十分严重：因得不到准确理解和解释而导致研究的偏误，与翻译研究的新拓展失之交臂。令人庆幸的是，一些别具慧眼的学者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拭去历史的尘埃，把这类现象定为新的理论研究对象(许钧，2002)。变译理论便是这一研究的集中代表。它是一种思想创新，跳出了传统全译观的研究平台。而学术创新贵在观念创新，观念创新又需要一个新的术语体系，因为术语是学术的生命。中国翻译理论界对所用术语从逻辑上进行研究，给术语下严格的定义，尚不多见。但这是将翻译理论研究，尤其是将中国翻译理论推向名副其实的“翻译学”。(许钧，2002)
2. 变译理论的现状
人们对翻译标准或原则有各种提法，但其中“信”是几乎人人一致赞同的原则。“变译”中的“变”不属于“翻译”，而是翻译之前的一个行为，翻译这个行为以从原作中“摄取”出来的有关内容为对象;因此，只要译文“信”于这有关内容，就没有违反“信”的原则。反之，由于“‘变译’之‘变’是对原作有意的不忠实，是有意为之”。
“翻译变体(变译)”这一概念是变译论者基于一直以来一种被忽视的翻译现象：对原文信息的删节与增补;为使译文更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自由地缩短与伸长，甚至改变其意境;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要求而有不同的译本，如一首诗可以译成格律诗、自由诗、甚至散文、故事诗;如庞德、林琴南的“创造性”的译法，韦利把《西游记》缩短成一册薄薄的Monkey等，而提出的。
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变通手段依据原作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动特征来确定，包括增、减、编、述、缩、并、改和仿八种。“增”指在原作基础上信息的增加，增加的方式可分为释、评、写等;“减”是总体上去掉原作中在译者看来读者所不需要的信息内容，表现为对原作的取舍;“编”即编辑，指将原作内容条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美更精致的行为;“述”指用译语将原文内容转写或复述，对原作舍形取义;“缩”即压缩，是对原作内容的浓缩，用非常凝炼的译语将原作压缩，信息量由大变小，远小于原作，篇幅由长变短;“并”指合并，是将原作中同类或有先后逻辑关系的两个及其以上的部分结合到一起;“改”即改变，使原作发生明显的变化，改换了内容或形式乃至于风格。以上八种变通手段组织成十二变译方法：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仿译。
总之，全译是力求保持原作内容与形式的完整性翻译(这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翻译);变译则有所取舍和改造，二者构成了一对范畴。变与不变成了一道分水岭：一面是全译的研究，拟为“全译论”或“通译论”，另一面是变译研究，拟为“变译论”，二者构成翻译研究的全貌。“翻译变体(变译)”是全译的变样，即非全译。它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它也是一种有别于微观翻译技巧(或方法)的更宏观的翻译方法，能提供一套更大胆的传输信息的变通方法。变译的提出，体现了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标志着翻译观念的一系列嬗变。不仅如此，它可以提供多种方式，如摘译、编译、综述等十余种形式。
3. 变译的本质
有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应该把改译(改写加翻译)纳入翻译的范畴：“翻译和烹调的方法有煮、炖、烤、杂、炸、煎、蒸、炒等。翻译的方法虽然不那么容易分门别类。可是如果硬性规定某一种翻译才是‘正宗的翻译’，那就等于是规定某一种烹调才是‘正宗的烹调’。”(张南峰，1995)另有人反驳：殊不知各中烹调方法之所以都是烹调，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用火将生食变成熟食。如果只把鲜食品晒干成食品，那就不是烹调了;翻译则是把原文变成译文，而改译则是“改写加翻译”，明显有两个过程;正如烹调，它是一个过程，“烹调再食用”是两个过程，我们当然不能说“烹调”与“烹食”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应值得一提：它们都与“烹”有关，并且“烹饪”及“烹食”的都是同一食物，内容并没有变。我们以为改译则是首先改变内容，再翻译这改变之后的内容，而不是翻译改变前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变”和“译”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可以独立于“译”，而且“译”也可以独立于“变”。摄取原作有关内容，后面不一定跟着翻译活动。比如有人先摄取原作有关内容，后来却决定不对已摄取的内容进行翻译，而直接出版原文节选本(许多文摘出版物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个人进行了“变译”，但没有进行变译并不等于什么也没做。他做了事，就是实施了“变”这种行为。这就是说，“变”这种行为并不依赖于后面的“译”而存在。另一方面，“译”这种活动的进行，也不依赖于“变”，不对原作进行“增、减、编、述、缩、并、改”，翻译照样可以进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变”同“译”是两个独立的行为。
如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变译，不必否定原来翻译的定义，也不必否定“忠实”的原则，因为翻译的对象是改变之后的内容，对于这个内容来说，翻译仍然奉行忠实的原则。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变译只是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段，而决不能成为译者胡译、乱译的借口。
总之，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然后对这有关内容进行翻译的活动组合。
4. 结论
变译理论研究是一种创新，一种思想创新，它跳出了传统全译观的研究平台。学术创新贵在观念创新，而观念创新又需要一个新的术语体系，因为术语是学术的生命。“变译”这个概念自成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体系。我们知道，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往往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要展开一种理论，确立一种新观念、更新概念和突破原来的框框是有必要的。变译理论界定了一个核心概念：变译。以这一新概念为主，再定出11个下位概念，即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而这11种变译方法是经得起验证的方法。经过从逻辑学上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指出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与原作有关的内容，然后对这有关内容进行翻译的活动组合。
变译理论还让人明白一个趋势：未来的翻译人才不仅要会译，还要会变，会用译语写文章，会开发信息，把翻译放在更高层次上去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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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今明编著.英汉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6) .
简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篇6
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内涵
目前, 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内涵的认识在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诸多争议与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实质重于形式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 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实质重于形式作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二是认为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会计确认与计量原则的修正与限制。如IASC认为: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指信息如果要想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项, 那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实质和经济现实, 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与反映。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内涵的认识产生分歧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以往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的过程中, 忽视了对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因果逻辑关系的研究, 人为地造成了二者逻辑关系上的混乱。而一直以来, 我国会计理论界的许多学者都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同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笼统归于会计核算基本原则, 未能明确区分与比较二者的逻辑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会计核算原则, 尤其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同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内涵的认识。依据行为逻辑理论与会计行为理论, 明确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的因果逻辑关系不仅是区别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同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的要求所在, 而且是更准确地具体把握各项会计核算原则 (包括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内涵的条件。其原因在于: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是对会计行为 (包括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确认与计量、披露等) 及其相关依据 (含有关会计核算原则) 和影响因素的界定, 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是对会计行为结果——会计信息的界定。会计行为影响会计行为的结果——会计信息, 会计行为的结果——会计信息反映会计行为的合理、合法、合规性。如果没有对会计行为修正与约束的动“因”, 就不能产生会计信息披露与报告所要求的效“果”。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因果关系, 作用各不相同, 因此, 必须将二者明确予以区分。以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的因果逻辑关系为出发点理解和区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的各自内涵, 不但有利于我们根据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的因果逻辑对会计行为的规范性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全面考察与控制, 充分发挥会计操作修正与限制原则对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确认与计量、披露等会计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作用, 对于防止会计信息失真, 探究会计信息失真的原由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按照因果逻辑关系将二者分别表述, 可以避免将各会计核算原则混为一谈, 造成的会计原则之间关系混乱、难以理解的问题, 有利于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各项会计原则的具体含义与应用标准。
通过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出,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作用在于防止在对经济活动或事项进行会计确认时只停留在事物表面, 而不能深入到事物内部, 即为了防止会计信息只反映经济活动或事项的现象而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本质, 防止会计确认行为的非理性。因为企业的会计确认如果仅仅按照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进行, 一旦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没有反映其经济实质, 则会计确认的结果将不仅不能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最佳决策, 甚至会误导其利用相关会计信息所做出决策。制定与实施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时忽视某些实质很重要而形式却并未显示出其重要性或虽然形式很复杂而实质却不重要的经济活动可能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 它是对会计人员会计确认行为的引导与约束, 它的内涵强调了一种选择, 是在形式与实质不统一时, 偏重于实质进行修正的规范要求, 以指导会计人员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应确认“实质”, 而不是确认“形式”, 或者说指导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对相应经济活动如何确认, 何时应该确认, 何时不应该确认等。因此, 将其作为对会计确认原则的修正是比较合理的, 如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收入确认原则和融资租赁的判断标准即是实质重于形式的体现。而且,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本质在于保证会计信息能够如实反映经济活动或事项的本质, 使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如果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显然是对可靠性原则的重复, 则其使用价值会大为降低。
综上所述, 从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的因果逻辑关系出发,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内涵在于对会计操作行为的修正与限制。而披露与报告的会计信息限于实质的质量特征, 则是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正确运用的结果, 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作为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直接要求看待, 有违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的因果逻辑关系。会计中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可以理解为:由于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并非总相一致, 作为经济信息系统的会计应当根据交易或事项的实质而非形式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交易或事项的外在形式或人为形式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实质内容, 所以会计信息所反映的交易或事项, 必须根据交易或事项的实质和经济现实,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 即企业在会计核算中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必要性
(一) 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势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交往加深, 对会计准则国际化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 国际会计准则将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我国已加入WTO, 要进一步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参与国际贸易的竞争, 就必须按国际惯例向国际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真实、公允、可比的会计信息。会计准则接轨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着内地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逐步趋同, 两套准则之间的差异将越来越少, 所有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转换财务报告的成本也会相应降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后, 正在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新准则正在大幅提高中国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在海外市场赢得外国投资者更多信任。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催生了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与此同时, 中国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坐标系中找准了自身的历史方位, 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 企业组织形式和业务的复杂化因素
首先, 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企业形式呈多样化发展, 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单一企业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等, 它们对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次,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等新兴市场逐步发展, 一些新的业务如投资、兼并、重组、融资, 特别是创新经济业务的出现, 会计对象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经济业务的复杂化要求企业进行会计处理时, 在不同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之间进行选择。会计人员可以按照交易性质、实质和结果, 进行判断和处理。
(三) 原有准则、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中国市场经济刚起步阶段所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有较大的局限性, 会计准则体系也不完善。原有准则所规定的某些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已不适应企业实际情况的需要, 导致企业所反映的各项会计要素缺乏可靠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没有真
正反映资产的质量特征, 忽略了企业资产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质, 即资产应当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在实务工作中, 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但仍然作为企业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 从而造成企业资产不实, 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例如, 已被淘汰或者长期闲置不用的设备、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各项资产减值等, 这些形式上的资产项目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但因其符合资产定义而仍能作为企业资产, 其价值仍反映在会计报表的资产方, 造成企业虚增资产, 虚增利润。长期以来, 有些企业账面很好看, 实际上虚资产很多, 虚盈实亏很严重。
2. 按原有的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应在发出商品, 提供劳
务, 同时收讫价款或者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时, 确认营业收入实现。这样的收入确定条件实质上是所有权凭证或实物形式上的交付, 而不是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发生转移等实质性条件, 也就不能按照正确的标准确认和计量收入。这使得有些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虽然已经知悉购买企业将无力承担付款的责任, 但仍然确认收入, 虚列收入, 必然导致利润虚增。
3.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固定资产净残值率、固定资产报
废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 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据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和固定资产价值磨损的程度及无形损耗的具体表现来确定, 这样拘泥于形式的核算方法, 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和经营成果。例如, 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符, 导致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不实, 致使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不足。
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意义
(一)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对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补充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一般原则, 通常在确认收入和费用时要遵循这一原则。但是由于各个企业处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 企业的现金流量也许在某些方面更能反映其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以后的发展前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仍然需要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原因所在。
(二)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对可比性原则的补充
可比性原则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前后各期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但是, 假如某种会计政策更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 能更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时, 可以恰当地变更。这正是有意无意地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体现。比如企业原先对固定资产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许用加速折旧法更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就不必拘泥于可比性原则的形式, 而应看其经济实质, 采用加速折旧法。
(三)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相辅相承
对资产计提各种跌价准备, 一方面是谨慎性原则的体现, 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由于资产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减值, 在年度终了时, 其实际价值与账面价值发生背离, 原账面价值已不能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状况, 根据发生时所作的记录也只能作为形式上的参考。因此, 对于企业的一些资产应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计提减值准备, 对原有的账面记录作调整, 能真实、恰当地反映资产的经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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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公允价值的“价格”实质 篇7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引发了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剧烈波动,企业普遍运用金融工具避险。为使财务报表包含金融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应运而生。然而,公允价值的定义和应用实务均充分揭示了其对价格的依赖,迥异于价值的内涵称为“公允价格”可能更为合适。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早在1998年即被引入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并在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性交易三项具体准则中得到运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流动性不强,且占据较大比重的国有股权尚不能流通,公允价值的确认结果难以“公允”体现,同时,证券监管体系不够完善也导致了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公允。因此,上述三项准则实施不到两年,我国财政部重新修订了相关准则,重新以账面价值作为账务处理的基础,从而回避了公允价值计价。2006年2月15日,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同时,出于完善我国会计核算体系、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重新引入公允价值作为独立的计量属性之一,并在17项具体准则中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见表1)。
然而,从公允价值概念首次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粉墨登场至今,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公允价值的争论从未停息。公允价值是一个会计学概念,是一种在特定时点为特定对象接受的,能够独立于其他四种计量属性用以进行账务处理的“价格”;还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一种内在的、不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价值”,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将从理论定义以及应用实务的角度,阐述笔者对公允价值实质的理解,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价值”和“价格”的内涵
众所周知,价值是一个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概念。关于价值的定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术流派有着不同的理解。然而,价格的定义则相对统一,泛指交易双方就所买卖商品而订立的兑换比率,换言之,即买方为获取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对价值和价格做了系统的定义: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二因素之一。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社会联系的反映,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商品要用来交换,各种商品之间必然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共同基础。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它们的具体劳动性质不同,无法比较。真有撇开劳动的具体特点,化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价值,才能相比。未经劳动加工的东西(如空气)和用以满足自己需要、不当做商品出卖的产品都不具有价值。价值通过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表现出来。”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经常围绕着价值而自发地上下波动,当供过于求时,它降低到价值以下;反之,则上升。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商品实行自由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少数或个别商品实行计划价格,由国家依据商品的价值和供求情况有计划的制定。”[1]
《辞海》对价值和价格的解释基本沿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其核心在于“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实早在17世纪初,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即开始研究价值的内涵。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如果将价值以人为的共同的标准银币来衡量,就可以得到我们所寻求的价格,即真正的市场价格。[2]亚当·斯密对价值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和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并提出,“自然价格(即价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3]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指出“商品的价值或这个商品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一劳动的报酬的多少”。[4]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由于价值研究无法做到确切定量分析,西方学者在论著中大多绕开价值概念或价值问题,直接分析市场价格,从而将经济学的问题定位在价格理论上。
无论经济学界对价值的定义如何演变,一件商品的价值,自生产者通过劳动产出之日起,其内在性、在一定时期的确定性的内涵,是毋容置疑的。
二、公允价值的定义
早在1952年,艾利克.L.柯勒在其编著的《会计辞典》中即对公允价值进行如下定义:公允价值意指“公平合理之价值,本辞往往为公用事业所采用”,该词通常与公允市场价值所通用,意指“消息灵通之买卖双方以诚意磋商而决定之价格,此价格通常在一定期间内有效。倘无交易或报价,则本词指估计之公允市场价值”。随着公允价值概念在会计理论界越来越活跃,各国会计学者均对公允价值进行研究,其成果在各国的会计准则中均有所体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6年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25号《金融资产的转让和服务以及负债清偿的会计处理》(FAS No.125)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非强制交易或清算的前提下,自愿参与者在当前的交易中购买(或承担)或销售(或清偿)资产(或负债)的金额。[3]之后,FASB在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2006年发布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秩序的交易中销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接受的价格。FASB在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的计量设置了优先级逐次降低的三个层次的估值方法:(一)在活跃市场中,报告主体所能获取的相同资产和负债的报价;(二)在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在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价格;用回归或其他方法,从可观测的市场数据中推导出的价格;(三)在无法获取可观测的市场数据时,报告主体使用所能获取的最优信息(包括内部数据),采用市场参与者通用的定价假设,所得出的销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对价。[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93年修改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收入》(IAS18)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据以交换资产或清偿负债的价格。
由IASC任主席,并由13个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组成的金融工具国际联合工作组(JWG)在2000年发布了《准则草案与结论依据——金融工具及类似项目的会计处理》征求意见稿,在意见稿中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在计量日,由正常的商业考虑推动的,按照公平交易出售一项资产时企业收到的或解除一项负债时企业应付出的价格估计。
我国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作出如下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7]
注:V"表示运用,"N/A"表示未运用
上述主要会计政策制定者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普遍认为公允价值获取的最优途径是市场价格,只有在无法获取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格的前提下,才可以有条件的选择其他方法确定公允价值,凸显了“价格”本质。虽然,FASB在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由“交易双方接受的价格”调整为“市场参与者接受的价格”,增强了“价格”的普适性,但与价值“内在性”的内涵仍是大相径庭。
三、从公允价值应用实务中判断其“价格”本质
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已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会计处理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为保证会计指标真实可靠、口径可比,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在《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125号)中为公允价值计量设置了三个层次的估值方法:(一)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二)类似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或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在非活跃市场上的报价;(三)无法获得相同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价格的,以其他反映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定价时所使用的参数为依据确定公允价值。一方面,上述方法确定的公允价值用于账务处理并无不妥;另一方面,上述方法在实务中的运用进一步揭示了公允价值的“价格”本质。
(一)存在活跃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金融资产,尤其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常存在活跃市场报价,并以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其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该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例如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实务中通常以每日收盘价作为其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计算公允价值的变动。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频繁,图1中[8]详细列出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家上市公司2011年12月每日收盘价变动情况,波动较大。在每一个交易日中,股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此外,在每日收盘之后,股票大宗交易成交价与收盘价通常也并不一致。上述每一项交易价格,均为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公平自愿地买卖股票的价格,按照公允价值的定义,均可以作为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然而,一支股票的内在价值,除非受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管理层发生重大变动等重大事项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应该是确定的。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来说,所谓公允价值仅是在某个时点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并非该股票的价值。
(二)存在类似资产活跃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用以出租的写字楼中的某层,由于地理位置、楼层等外部因素的唯一性,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资产。如果该写字楼位于房产交易市场活跃的城市,企业所持有的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就存在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可用以确定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实务中,若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通常仍需专业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作为公允价值变动的入账依据。
然而,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是被称为“价值”,还是一种经过专业方法确定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格”?
第一,一项资产对于不同的实体来说,其评估价值应当是不同的。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在国画收藏者看来价值连城,在普通人看来也许与普通的客厅挂画并无区别;一架大型民用客机,在航空公司看来价值不菲,在普通企业看来也许会成为累赘。因此,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只是评估师依据合理的方法给出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首先是一种基于一定客观条件的价值认定,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内在价值。
第二,由于教育背景、性格特征的不同,评估师所给出的评估结论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虽然,具备足够职业道德、专业素质的评估师在评估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从而将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但是,同一评估师选取不同的评估方法往往能得出不同的公允价值判断,同时,评估过程中涉及较多的假设、参数选取和专业判断,从而使不同评估师给出不同的公允价值判断。然而,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应该是一定的,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是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
(三)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资产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往往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甚至不存在市场报价,此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通过评估的方法确定,但如前文所述,评估确定的公允价值虽然可用以进行账务处理,但并不是资产的内在价值。在实务中,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也可以通过股权交易前后6个月内财务投资者的增资价格确定,但上述增资价格是公司与财务投资者之间利益博弈的产物,不同的财务投资者对公司质地的判断并不一致,同时,财务投资者所掌握资源的大小同样能够影响博弈的结果。因此,增资价格是为公司和财务投资者所接受的交易价格,据以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是股权的内在价值。
四、结语
从公允价值的定义和应用实务判断,公允价值的本质是对某项资产或负债在某一时点的价格判断,严格来讲,称为“公允价格”可能更为合适。此外,公允价值是区别于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之外的第五种独立的计量属性,还是对会计计量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的评判术语,值得商榷,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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