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明的基础

探寻文明的基础（精选4篇）

探寻文明的基础 篇1

小学生文明礼仪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 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实践证明, 学校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的作用, 将文明礼仪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密切与家庭、社会的联系, 突出教育的“八性”, 深入持久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 方能将文明礼仪教育开展下去, 影响孩子的一身。

一、突出文明礼仪教育的层次性

学校要结合学生各年龄段的特点、个性差异和学校德育工作本身的发展规律, 将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方法及管理、评价进行分层处理, 充分尊重各年龄阶段学生发展的需要和处在同一阶段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需求, 避免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倒挂、脱节、简单重复和脱离实际, 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教育体系。

二、突出学科渗透的经常性

学科教学是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主要渠道。在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语文、音乐、历史等学科教学中, 要充分挖掘文明礼仪教育因素, 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渗透。利用班 (队) 课、综合实践课等时机, 开设文明礼仪教育课, 分层次、系统地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规范的教育训练,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文明礼仪教育的情况纳入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考核的内容。

三、突出教育训练的长期性

学生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不可能一朝一夕能形成, 其关键是进行长期、反复的训练。学校要按照激趣、明理、导行、养成等的规律, 坚持以贯彻落实《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重庆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为重点, 制定周密的训练计划, 循序渐进, 严格要求, 持之以恒。训练中要做到“近”、“小”、“实”, 要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从一点一滴做起, 力求具体、直观、实在, 以实现教育的回归,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评价机制和日查、周评、月表彰制度。要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作用, 设立红领巾文明礼仪监督岗, 强化对学生文明礼仪习惯的检查评比。要把检查评比结果作为班级量化考核和学生品德评定的重要内容, 并作为评选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文明学生、礼仪之星以及文明班级、先进班集体的重要依据。

四、突出道德实践活动的多样性

按照活动育人的要求, 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 组织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道德体验。每周一坚持举行升旗仪式, 开展国旗下讲话活动, 并坚持利用班会、队会课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认真落实主题教育活动月制度, 利用每年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月, 结合新生入学、学生返校, 集中组织开展文明礼仪知识竞赛, 文明礼仪风采展示、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继续深入开展争优创先活动, 加强文明细胞建设, 坚持评选文明学生、礼仪标兵和文明班级、文明寝室、文明办公室, 为学生树立可亲、可信、可敬、可学的榜样。进一步深化文明礼仪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不断提高师生的文明素养。

五、突出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性

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是环境育人的重要体现。学校要按照“美化、净化、绿化、教育阵地化”的要求,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 让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花草都发挥育人功能。要有醒目的宣传标语、警示语和校风、校训、校歌、校服、校微, 有上墙且布置合理的中外名人画像、名人名言、《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重庆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祖国版图、国旗标志, 有精美的雕塑、整洁的草坪、漂亮的花木。要按照“规范、美观、实用、独具特色”的要求, 加强寝室文化、办公室文化、教室文化建设。学校进一步强化校园文化环境的净化工作, 为学生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加大对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 及时收缴物色情、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有害出版物, 查缴流氓玩具和管制刀具。认真总结提炼本校的优良传统, 紧密结合时代精神, 努力培育团结和谐、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独具特色的校园精神, 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六、突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

学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针对当前学生文明礼仪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要针对当前反映强烈的单亲家庭和“留守子女”家庭的礼仪教育、网吧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学生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以准确把握当前出现的新情况, 适应新形式下的新变化, 探索德育的新规律、新方法。

七、突出“三结合”教育的实效性

学校要切实承担起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 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接待日等多种形式, 并通过“小手牵大手, 共同学礼仪”等活动, 提高家长的文明礼仪素质和科学教育子女的水平, 增强家庭教育的实效性。同时, 充分发挥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校外辅导员等各种社会教育力量的作用, 进一步强化对学生的文明礼仪教育。

八、突出教师作用的示范性

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良好礼仪习惯的影响至关重要。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恪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努力加强自身修养, 爱岗敬业, 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凡要求学生做到的, 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 自己坚决不做, 真正做到“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以文明的行为, 高尚的品德, 健全的人格作学生的表率。同时, 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也要明确育人职责, 真正做到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

探寻变革时代的新商业文明 篇2

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领先学者、组织和商业领袖越来越意识到，过度追求短期目标、商业利润和股东回报等经济价值带来的人类集体短视问题，也越来越意识到，企业在应对气候、资源、环境、社会等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挑战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新商业文明成为时代亟需。

基于此，由长江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办的“新商业文明论坛”于2016年7月8日在北京举办。会议聚焦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问题、创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全球治理问题等。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或者政府本身可以解决，必须有更多的包括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多方位合作，才能更好地面对挑战。而长江商学院就是一支在教育领域推动新商业文明的生力军。

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变革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强调，“当今，国家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着变革，颠覆式科技的变革以及中国的崛起正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造成越来越深层次的影响。”

项兵指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内，全球经济被中国化将是重大的变革之一。”

政治体制、新社会契约与新型政商关系也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民主体系被认为是人类重要的问题，也是社会制度的创新之一。但是，在民主体系下，主权债务危机、政策短见、领导力匮乏、权钱交易、社会性流动等问题普遍存在。”

另外，中美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博弈也在进行中。美国一直推TTIP、TPP，希望创造一个新的没有中国参与的WTO，中国也在推自己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两个经济大国在投资贸易体系里扳手腕的行为也是世界变革的重大力量。

全球治理结构需要重构。当前，全球贸易、金融、投资、管理越来越全球化，但是在治理方面，全球治理结构不到位也是一个事实。

在地缘政治领域，也在发生着一系列变革，包括英国脱欧、难民潮、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崛起，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抬头，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等问题，在大变革局势下，任何思潮都有它的市场。

所以，我们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短视的企业家，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

探讨中国企业崛起之“道”

中国企业家将在下一步变革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企业家不仅要关注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更要将视角更多的放在社会创新领域。这是长江商学院与肯尼迪学院合作里地重要考量之一。面向未来，不仅是企业要重视社会创新，我们还希望通过两个学校在合作过程中，推动商学院在社会创新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培养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正是新商业文明的核心内涵。项兵强调，“未来，中国企业家要有更多的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和担当，在提升人类文明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创业创新要做重要调整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更多中国和中国企业家应该超越为了创富创业而创新，更多中国企业家要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责任，为担当创业和创新，中国才有可能出自己的亚当史密斯，出自己的青霉素，这一点必须改变，和而不同，必须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担当，而不仅仅是为了创富。”

项兵认为，“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对西方理论都是西方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没有考量，没有引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追随美国，追随西方。面向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在中国再次崛起的时候，更多地去思考和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道，不是更多的贸易机会，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外国朋友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何种价值。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了。长江商学院有这个责任，通过组织类似的会议相互学习和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道。”

用生态和全球视角考虑问题

“现在世界笼罩在世俗性的人文主义中，面临生态环保的困难，社会秩序的挑战，贫富不均的冲突，如何突破钱和权的铁笼是人类文明所遇到的问题。因此，企业家要有觉悟，了解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关系，建立一个生命共同体，跳出自己私有的个人中心，要对我们所生存的地球神圣感有所理解，也要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表示。

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有什么不同，杜维明表示，“目前我们过于突出西方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超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比如同情、正义、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社会责任的担当等。因此，应该把中国深厚的传统价值发挥出来，把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融合到一个框架。”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强调利益，强调资本市场，股权权利、股权文化都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东方的商业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多是告诉创业者怎样做人，这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式很重要的概念，这应该是东西方最大的不同。”对于东西方在商业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异同，《经济学人》中国企业网络组织总监Rob Koepp强调。

对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虽然说西方民主好，不能说绝对好，例如美国治安乱，自由持有枪支也很恐怖，民主和自由里面要有一个平衡。”Rob Koepp认为，东方最大的优点就是有“天”这个概念，中国有“天下”、“天道”。

“最近，在西方思想潮流里面开始有全球性的思维方式，所以要考虑环保问题，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全球性思维方式值得西方人多学习。”

对于东西方文化在产品中的融合现象，完美世界创始人兼董事长池宇峰说，要在游戏产品中构建一个东西方相同的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要有共同的渠道和共同的标准，西方有一部分人士喜欢了解中方文化的，这也是产品的细分市场。他发现，中西方商业、社会治理、文化文明当中没有涉及到基因层面的不同，东西方的基因都可以包容，共同生活的99%的内容是共通的，多交流、多谈话、多理性的沟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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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平衡的问题，要从四个层次来看文化：全世界、其他国家、国家内部的组织、个人，在讲究与时俱进的文化同时，不能认为传统文化是非要摒弃的，现在就是最好的传统时刻。”池宇峰表示。

如今已步入共享经济时代

谈到商业文明，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认为有三个新变化。第一，以独占为基础的竞争变化为以分享经济为基础的竞争。在其看来，竞争为发展带来强大驱动力，但过分竞争就会造成资源的过渡耗费，以及重复建设。“以移动通信为例，每个运营商独立建立一个网络，有自己的基站、交换机，还要占有很多的频率”。

在资源越来越贫乏的现代，既要竞争，又要节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建宙认为，网络功能虚拟化就是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把硬件融合起来，通过软件实现差异化”，当然，“技术上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需要各个运营商的理解，同时也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可，但我觉得趋势越来越明显”。

易到创始人兼CEO周航表示，共享经济如今已经变成了热门词汇，但很多人还是在用工业经济时代的规范来看待共享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标准统一、可控，而共享经济则完全不同，其特征是个体利用闲置资源提供服务，“必然是个性的，非标准、不可控的”，这与工业经济的审美取向是相对的。

对于易到用车的定价模式，周航表示，当下业内有三种定价方式，分别是平台定价、用户定价以及车主定价。易到坚持在平台定价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我们会把权力更多交给司机”。

培养变革时代的领导力

对于新商业文明时期的领导力问题，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认为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梦想，靠谱，具备破坏能力。

“现在的变化非常快，要看到未来什么样，只有梦想是不够的，必须要脚踏实地带领团队去做，找到自己的位置，把不确定、不靠谱的事情变靠谱，这需要坚持和专业的能力，就是靠谱。当企业发展壮大的时候，对公司原有的流程和文化，要有改变的能力，作为一个破坏者的角色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使它能够应对未来的变化。”

“做到说的事情和想的事情是一件事蛮难的。”王小川从自己的经历说起，讲说了人生中遇到的两个困难。

“在刚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发展很快，那时候写代码很久，当时兼职干活第一份薪水是7000元，1999年老板给了8000块钱，那个年代一个月只发几百块钱，这是一笔大钱。当时我自己一个人，工程速度就赶不上，我写得再快，一天一千行代码但还是不够，我就把宿舍另外一个技术上做得最好的同学拉来一块做兼职，我们俩是一个团队，那是第一次和别人有深度的合作。我们做工作时想追求极致，但是没法追求内心的完美。我们要去妥协，因为更多人进入要寻找到合理的目标，后来带两个人，几十人，现在几千人也没那样痛苦。”

“作为理工男，我对事物理解要把背后规律找明白，但是搜索我发现理解不了。当时清华有了文科院校，有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我就开始看他们的课外书籍，开始看社会学的东西，从社会学里面才理解了复杂世界当中的其他的规则。这对后来公司治理以及领导力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开始建的团队是一帮清华的技术男，但是从HR专业角度讲其实不好，需要有不同的文化人搭配，今天也发现需要跨界力量带来自己内心的变化。”

适时更新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战略部总经理郭继军表示，IBM已经有150年历史，在来去匆匆的IT圈中属于比较长寿的。对于长寿的原因，他认为，第一是在不断地创新、转型，过去一百年里大大小小的转型有八次之多；第二，不断地解决这个世界上困难的问题；第三，企业对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认识。

IBM最新转型是两年之前开始启动的，IBM未来将变成一个平台型企业，以云作为主要基础设施，在上面提供以认知、计算作为主要业务形态。

“请一帮最好的同事制定最完美的战略，然后坚决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观察市场反映，调整公司战略，这样的一种业务领导力模型在如今已经不适用了，企业转型面临着很大的痛苦和困难。”郭继军强调。

IBM过去每次转型都是从企业模式、业务模式、技术创新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支点进行转型，另外两点作为辅助实现转型，但是现在必须要三管齐下，同时完成企业的技术转型和业务模式转型。最终，IBM提出转型领导力模型，需要四方面的能力，第一是共同创造，需要跟内部的团队、客户一起完成；第二是执行能力，要有速度和能量推动企业的感知并行动的能力；第三是协同能力，把资源利用起来并且放大；第四是颠覆能力，把企业里面继承下来的不适用的再打破重新形成。

“IBM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这么多年起起伏伏，但还是非常稳定，比如相信用技术、用思考改善人类，相信通过解决最困难的问题改善人类的生活和改变人类的生活，这是我们不会去放弃的东西。”

郭继军打了个比方，如果大象能够跳舞，蚂蚁就应该留在舞台。“今天，每个蚂蚁都在解决人类社会的难题，我们从来不会低估任何一个初创企业，甚至个性化企业带来的价值，尤其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企业只有不断往前走，不断解决最难的事情才能活得下去，所以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探寻文明的基础 篇3

1. 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1) 宏观考察: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

关于教育国际化的界定, 学者们意见纷呈, 如吴定初认为教育国际化是现代人类跨越教育的时空障碍, 在空间范围内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 又在时间尺度上描绘明日世界教育图景的一种自然进程。朱军文认为, 国际化是用以表征人类由狭义的地域联系走向社会化普遍交往的程度和水平的范畴, 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走向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 教育国际化是这一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少东认为, 教育国际化是当今教育的整体特征和历史趋势, 属于历史的范畴, 也是发展的概念。袁利平认为, 国际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所出现的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互动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趋势, 教育国际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以上研究人员均从宏观层面出发, 将教育国际化视为以经济为主的全球密切联系影响下教育发展所必然面临的历史进程和客观发展趋势。

(2) 微观定义:教育国际化内容要素说

除了对教育国际化宏观层面的考察, 不少学者立足于探索其微观定义, 如李炳煌提出, 教育国际化应注重: (1)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并为本国发展所需要的人; (3)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肖凤翔认为, 教育国际化应该包括以下3方面: (1) 培养受教育者适应国际化的能力; (2) 增强学生国际意识, 促进国际理解; (3) 促进各国教育制度的开放性, 加强各国教育界合作。王华丽认为, 所谓教育国际化是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发展本国的教育, 使本国的教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部分, 为其他领域的国际化提供援助, 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的国际交流、教育的国际理解和教育的国际合作, 以培养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刘贵华提出, 教育国际化包含以下5个要素: (1) 教育观念的国际化, 旨在培养面向世界, 具备国际意识的开放型人才; (2) 教育内容的国际化, 主要是增设有关国际教育的专业或课程以及在已有课程中添加国际性内容; (3) 师生互换、学者互访等国际交流; (4)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5) 教育技术、设施等资源的国际共享。以上研究人员从微观层面考察教育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和所应包含的要素, 提出自己的观点。

2. 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性探寻

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教育领域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与关联成为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动因, 主要包括: (1) 物质基础,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必然要求, 是基于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和趋势走向的主观能动的价值选择; (2) 内在动力, 当代世界政治主题与各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一致性; (3) 技术支撑, 信息化社会建设与通讯科技发展; (4) 外在驱动, 教育产业化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如WTO贸易原则促使教育服务市场不断开放, 国际组织又推动这一发展。

3. 中国本土教育国际化研究

从词源上来看, 国际性的 (international) 和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两个词汇是英语国家的舶来品。在我国, 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 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其他国家申请加入必须将教育作为服务贸易向世界开放, 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教育市场对外开放就会影响国家主权而颇有异议。2003年中国加入WTO组织时, 143个成员国中仅40个左右承诺了教育市场开放, 事实上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并未承诺开放教育市场。中国承诺教育市场开放但有所保留: (1) 义务教育不做承诺; (2) 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教育不做承诺; (3)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须接受国家调控; (4) 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校长。国内学者对教育国际化的讨论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 涉及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动因、现状与对策等, 注重与欧美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开展比较研究。出于对教育民族性和本土化的考虑, 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讨论则是近几年才有所涉及。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合理性探寻

1. 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民族化博弈的产物

教育全球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进程, 是科学知识无国界的本质要求, 具有历史必然性。虽然教育全球化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消极影响, 诸如人才外流、教育市场的旁落、意识形态的冲击等等, 不可否认教育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理念, 改革与优化本国的教育;有利于加快人才培养进程,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教育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共享;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增进民族国家之间的理解与交融, 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教育民族化是指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安排课程内容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中, 要始终体现国家民族传统、渗透民族精神, 是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内在需求。教育国际化是以教育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外在客观趋势与教育维护民族国家传统和精神的内在需求的博弈的结果。

2. 教育国际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育现代化是在一定起点基础上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体现为对传统教育的不断扬弃和对现代教育的不断超越。教育现代化是教育全球化、教育民族化以及教育国际化的共同基点和发展方向。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教育现代化引领和规范, 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策略和手段, 其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现代化。

3. 教育国际化并不排斥教育本土化

狭义的教育本土化可以理解为外来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的沟通与融合, 是使外来教育思想转化为我国教育实际并体现出本土特征的过程。教育本土化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它是基于对教育民族性的认同和深厚民族情感追求的、历史的、具体的教育理性。教育国际化作为客观发展趋势, 并不排斥教育本土化, 相反教育国际化可以促成本土教育特色与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措施开展对话, 反观自身加以改进, 在教育开放过程中走向世界。

4. 基础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国际化的组成部分渐成潮流

20世纪末,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 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国际化逐渐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 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新世纪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点。在世界各国都在寻求更开放的教育市场, 谋求教育新发展的同时, 从长远看, 人类教育的目标与价值可能是多元的, 但终极目标与普遍价值则应当是统一的, 这是教育国际化的理论前提。尽管国内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争论此起彼伏, 但在大环境影响下, 如何实现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平等对话和沟通交流, 如何应对基础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教育界不可规避的重大课题。

三、基础教育国际化研究综述

1.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表现和特征

虽然教育国际化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最初更多地聚焦于高等教育,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 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 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国际化, 重视外语教学, 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 教育服务贸易纵向拓展, 推动着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2005年以来有关国际交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为基础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明确管理要求并规范其运行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从地区教育实际出发, 引导当地中小学探索国际化形式, 形成了合作办学模式、扩展国际业务模式、项目合作与交流模式、境外教育消费模式、专业研修模式等基本模式。研究中不少学者指出, 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势头虽然强劲, 但是呈现出不少问题, 主要集中于以下3类: (1) 形式和数量较多, 但是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2) 政府在国际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仍需中小学师生发扬主人翁精神, 积极“走出来”, 不断“引进来”; (3) 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抑或是中小学师生对国际化理念的认识水平均有待提升, 基础教育国际化远非是几门国际课程的引进、频繁参与国际交流与互访这些形式与表象,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立足本土行动的世界公民, 这是民族国家教育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 积极内化、提升, 主动参与世界竞争的历史进程; (4) 基础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地区、学校、合作对象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 在经济发达的省市, 部分城区中小学如示范性实验性学校, 明显占优势, 走在前列; (5) 一些国际教育交流组织、社会中介机构逐渐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对此, 政府部门需要引起重视并加强监管。

2. 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理想路径

探寻文明的基础 篇4

一, 传统文化的生态滋养与环境伦理制度规范。

刘福森教授提出,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态伦理学, 必须超越西方文化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放德而行, 循道而趋”、“顺乎自然”的哲学精神;必须以中国文化的“中道”精神取代西方文化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 超越西方理性主义的、“知识论”范式的生态伦理, 把生态伦理学建立在中国哲学“境界论”的基础上。卢风教授指出, 文化自觉运动 (自觉、自强、自信) 植根于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是可持续的, 而西方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两个架构了西方制度, 宗教信仰被物质主义所侵蚀, 宗教信仰仅仅成为一个工具。应由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超越了的物质主义的文化等三部分组成社会制度。杨通进研究员认为, 工业文明有两个制度成就值得借鉴:一是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公民社会的健康与强大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公民能够及时发现政府和市场在环保等方面的失效, 迫使政府和企业认真对待公民的环保诉求。二是民主宪政的完善。民主宪政的完善为西方发达国家环保事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叶平教授提出要开拓环境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为此在理论上, 要研究环境哲学本体论, 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儒道天人存在论和古希腊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源流, 接通环境哲学与正统哲学的对话联系。在实践上迎接和主动进入环保实践, 研究一些重大环境实践问题。王国聘教授指出, 人类道德培育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控制力的失效, 要求我们把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乃至法律规定, 借助制度的强制将人们的行为统一到有益于社会秩序的规范上来。环境伦理制度化主要有环境伦理自身的制度化和环境伦理渗透到社会制度中的制度化两条路径。杨涯人副教授提出要研究元伦理学内在逻辑问题, 这涉及环境伦理学的文化源流和哲学根据的追究。没有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没有与传统哲学的联姻, 环境伦理学就不可能立足。

二, 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与环境治理制度安排。

卢风教授认为, 学界关于工业发展前途的分歧是关于现代性的分歧, 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独断理性主义和极端现代主义所形塑的文明就是正在全球扩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独断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 为此必须促成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对此, 包庆德教授从技术与能源维度指出, 一方面应有效提升科技的生态含量研究及其科学发展水平、深度开发节能技术的潜质及其广阔应用前景、深入研究生态技术的实质及其有机构成层次, 从而积极推动绿色适用技术、环保技术以及可享受体系的生态化进程;另一方面深入探讨由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移递进, 甚至转换替代直至有序发展成为生态能源的过程, 进而自觉推动能源结构转变及其多样化, 当代过渡能源及其再生化, 理想生态能源及其规模化进程。丁宪浩教授认为, 人类文明进步与相应产业发展相伴随, 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社会须有自己特征的产业来支撑, 这个产业就是正在形成中的“生态业”。黄爱宝教授认为, 在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中, 存在着是以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制还是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制为制度目标的选择问题。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道德制度即德制是一种实现服务精神的制度, 是服务精神的物化成果。其常规内容应当主要表现为各种引导性而不是强制性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郇庆治教授认为,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主义向度可以大致理解为:城市生活交往功能而不再是工商业功能的强化、绿色可持续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创新和推广、城市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持和恢复, 而这三重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内涵在城市规划和政府监管过程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责权体现。

三, 环境哲学的理论研讨与发展理念范式转换。

曹孟勤教授探讨生态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性, 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如果生态自由意志得以证成, 不仅为改造自然实践活动的合理性提供合法性理由, 也为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合法性理由。更重要的是, 证成生态自由意志的存在就为探讨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徐海红副教授提出生态劳动概念, 认为生态劳动是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劳动不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利用关系, 而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养育关系。谢阳举教授指出, 在大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就是要促进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的绿色化并将其贯穿到大学教研中去。包括揭示传统人文学科通向环境问题的路径和结合点;研究实现传统人文学科绿色化的基础与原则, 总结发达国家环境教育利弊得失;制定典型的人文学科绿色化教学模式, 实现环境教育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 广泛吸收亲自然、亲生态、亲环境的文献资料, 制定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人文和社科学科绿色化的课程体系和施教途径。曲红梅博士指出, 近年来有关发展研究受到人们关注。通过对众多有关“发展理论”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我们发现关于人类发展范式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 不厘清各种范式之间的区别就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讨论发展主题本身, 更无法理解这一主题背后所展现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四, 生态危机的根源探讨与摆脱困境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