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共9篇）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1
从医学发展历史来看,医患关系首先是一种伦理关系,利他的道德人假设在这种判断中占据了显著位置,“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千百年来公众对医生角色与医生职业责任的认同与期盼。但是,随着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医患利益关系突出了复杂了。笔者认为,医患关系既受社会经济大环境、医疗事业小环境影响,又与医师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处在主导地位,不仅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强烈的道德责任,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协调能力,医方能否采取最优化的医疗行为,满足前来求医者的期望,决定着医患关系的和谐程度。
1 医患关系的生命伦理学考量
从伦理学视角探讨医患关系,有必要对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进行区分。医学伦理学主要集中医学和医疗保健领域的伦理学研究;生命伦理学是从中心和边缘地带审查技术、医学和生物学应用于生命时所提出的问题的伦理维度,它所覆盖的领域要宽阔得多。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其核心内容就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1]。生命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但也涉及到与之有关的动、植物生命。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他的著作《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中提出的。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命科学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处方。这个定义积极且深刻,但它过分强调了生命伦理学的科学属性,而忽视了它的人文性和人文精神。1978年,美国莱克(Reich)在其主编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是对“生命科学卫生保健领域中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该书将生命伦理学范围归纳为四
个方面:一是医学卫生专业中的伦理学问题,比如医患关系的道德;二是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比如人体实验、行为控制伦理问题;三是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公共卫生事业、人口控制的道德问题;四是人为生命以外的动物、植物的生命伦理问题,比如动物试验。上述生命伦理学范围的第一、二方面,可以说是医务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内容,第三、四方面则是生命伦理学扩大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生命伦理学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挑战,它涉及到许多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甚至是整个伦理观念的变革。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使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并不在于为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它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
当代生命伦理学面临着众多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医患关系,实际上,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始终是生命伦理学所关注的内容,只不过随着现代社会人权观念的日益增强,以及社会、经济、卫生政策等重大改革,医患关系的矛盾更为凸现而已。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手段、设备的更新,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相关的医疗实践中,生命伦理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如何保护基因隐私,避免基因歧视;如何对待胚胎和胚胎研究;应用现代先进的医学技术是否能使垂死的病人继续存活;移植器官从何而来,能不能商业化等等。当前,受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和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击,医院的发展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抽象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使医生更多地追求片面的个人晋级指标,而忽略对患者的关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观念使医院更主要地把患者看成是赚钱的机会,淡化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关怀[2]。为解决这类难题,几乎与生物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得以产生,并对人类如何应用新技术寻求更好地发展予以道德行为准绳的规范。生命伦理学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价值关怀,它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视域,并且以提倡人的权利和尊严,尊重自主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传统医学伦理中的家长主义提出了挑战,使其适应了不断推陈出新的生命医学技术的伦理需要。
2 医患关系和谐有赖于广大医师强化生命伦理意识,端正执业动机,切实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
医师是医疗行为的主动实施者,是医患关系的主角。维护和改善医患关系,既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更需要广大医师付出更多努力。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不能仅从技术方案思考问题,还应从伦理角度考虑。医师要在医患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加强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荣誉教育,净化职业与执业动机。一个主动关心患者、接受患者、耐心倾听患者诉说,取得患者信任的医生,才能为建立理想的医患关系打好基础。自主、有利、不伤害和公正是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学原则,它们充分体现了医学的宗旨、医学职业道德理想和对患者高度负责、真诚无私的关爱。如果医务人员在疾病诊治中,充分执行了这些原则,在手术和治疗前向病人讲清疾病的前景,提供最优化的治疗方案,尽量避免对病人的损伤,并进行深入地沟通,让病人自主择医,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就会减少。
2.1 敬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是医务工作者重要的职业操守
在医疗活动中,生命伦理学关注的最主要问题是医患关系,而医患关系的主体是有生命的人。因此,强化生命伦理意识的首要任务是要重构医护人员的职业伦理,要使医疗机构及其每一个工作人员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腐蚀侵袭,让医务人员面对生命,自然地有一种敬畏,对于自身和患者的人格尊严保持高度的尊重。敬畏生命观念是由195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医学家、哲学家阿尔贝托·史韦兹(Albert Schweitzer)提出的。史韦兹的敬畏生命,既包括对疾病自然过程的认同,也包括对人的最高需求尊严和幸福感的维护,后者是人的也是医学的最终目的,而征服疾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使命。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看,医学征服疾病的业绩是巨大的,但是面对病人,面对人类,若失去敬畏生命之心,那么医学又将是冰冷的。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大量临床活动几乎都与人的生命有关,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关,因而不仅需要一般的医学伦理学原理和原则去衡量、指导我们的行为,更需要用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去指导我们的从医行为。医学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是新技术应用于临床,越需要伦理学的评估,而敬畏生命是伦理学的重要内涵。医务人员应该对生命常怀敬畏之心,关爱之情。如果缺乏抚慰生命最起码的善意,那么是很难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
2.2 为医疗服务注入博大的人文关怀,是重构良好医患关系的有力措施
现代医学技术在卫生服务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各种诊疗设施的无所不能,极易将医学工作者的注意力引诱到对“物”的重视上去,专注于诊疗技术的便捷与神奇,以致于把自己的服务对象误认为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生了病的社会的人,由此而派生的负面效应是医务人员极易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应有的基本东西置于脑后,造成了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发展高新医学技术的过程中,不能放弃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培植。现代医学非人性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市场化,如果说技术化治病不治人的话,那么市场化就是认钱不认人,把病人看作是消费的主体,病人是到医院来消费的,是赚钱的机会。医院、制药商、广告商组成利益共同体,诱导医疗消费,制造保健市场,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负担加重。笔者认为,医师职业针对的是人的生命,因此,在伦理道德上对职业的要求应该比其它任何职业都要高,而一个完整的医护人员职业形象,应该是技术精湛、爱心浓烈和人文素养丰厚的完美组合。医生的职业精神是医生在职业活动中应具有的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医学科学精神是医生求真务实、推崇理性、勇于创新以及追求医疗技术卓越的精神;医学人文精神是医生向善、求美、利他以及关注服务对象情感体验的精神[3]。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表现为医学技术对真善美的自觉体认和永恒追求,是一种德化天下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关怀和尊重。为了挽回病人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医务人员要停止一切不道德行为,医疗专业群体应拒绝与医院合作,停止参与和执行损害病人利益的高收费政策。医患关系应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以保持健康、消除疾病为目的,在特殊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段内建立和发生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谐医患关系应是有机融合和涵盖了医疗技术与人文精神,并努力实践医学本质和目的的合作共同体。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医方提供医疗技术指导,患者贡献生理和心理体验,良好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人性化体现的最好诠释,合理选择技术性医患关系和良好地协调非医疗技术性医患关系,充分反映了医务人员的人文精神与科学态度[4]。医患之间相关信息的充分沟通、情感的正性交流,以及对患者而言精神的慰藉、情绪的稳定、希望的存在、人格的尊重、相关权利的确保等,都充分体现了作为人的公平和公正。医务人员对病人要倾注满腔的爱,为医疗服务注入博大的人文关怀,消除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某些技术指标抽象化的干扰。
总之,改善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信任,首先要加强医师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从业者诚信素质和服务标准,强化医护人员的自治活动,重建医师职业伦理,让其面对生命,自然有一种敬畏和尊重。只有通过自治的医护人员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奖惩和知识激励机制,才能让医师培养出良好的职业伦理,切实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医患矛盾是各种矛盾在医疗行业的反映,要解开这个结,必须从医患双方入手。医生和患者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其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只有医患双方将心比心,肝胆相照,医学才会充满活力和温情。只有在理解医生,关爱患者的基础上,通过医患双方、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睦相处、共负责任、共担风险、共享信息、利益共赢的医患关系。
摘要：改善医患关系既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和参与,更需要广大医师付出更多努力。医务人员应该立足于维护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对人的生命保持最高度的尊重,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师行为,医患关系,生命伦理学
参考文献
[1]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8.
[2]杜治政.医学专业面临危机:利益冲突[J].医学与哲学,2007,28(7):1-5.
[3]李本富.试论医生的职业精神[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6):3-5.
[4]卢建敏.强化人文关怀的医疗服务理念[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3):213-214.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2
论文摘要：医生冷漠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患者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表现。现代人很多都有病，不只是躯体上的病，心理上也有病。医患问题，不仅仅体现的是医患间的矛盾，也体现了社会的矛盾，畸形的社会，病态的人们。关键词：医患，沟通，矛盾，社会
正文：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急剧激化，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然而，这和医疗事故的发生却却并不成正比。这反映了技术问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是当前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在吃不饱，穿不暖，在自然灾害严重，在国家贫穷，落后的时候，我们几乎找不到医疗纠纷，也几乎没有医患矛盾的体现，更别说激化了！然而到了现在，我们物资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却随处可见病人打伤医生，医生冷漠病人的事件，这种医患关系的紧张，医疗矛盾的激化让我们难以适从，我们到底怎么了，是谁动了我们和谐的医疗关系，让我们本该站成一线共同对付疾病的医生患者却站在了对立面上？
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国人要求医院提供与西方接轨的医疗待遇，国家却只支付了“世界倒数第四”的医疗投入，剩余费用全部由患者和医院买单；中国媒体却把一切都归咎于医德沦丧，与此同时，相关法律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的“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潜规则则更是火上浇油。
医改把“国家出钱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变成“自己掏腰包”时，医疗纠纷的急剧恶化就已经在开始酝酿了。国家既然节省了资金，必然要从百姓腰包补出来，这可是一笔占GDP 4-5%的天文数字啊，百姓看病怎么能不贵？把医院变成“靠从百姓腰包赚钱生存”的商店，又不给医院充足的经费，医院医生怎能不“向钱看”？ 医生工作强度大，收入却远不成比例，有时工资还要与开提成药、个人或科室“营业额”挂钩，在如此情形，医生怎能不开提成药，怎能不开各项不必要的检查单呢？医院没有资金购置先进医疗器械及药品，没有资本吸纳人才，没有资金发放工资还要维持一个庞大机构的正常运转，不靠提高治疗费用，不靠“以药养医”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医院要增收，必然要多收治病人；病人越多，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越短，和冰冷的医疗器械相处的时间远大于医生，如何不让病人感到人情冷漠？
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然而在我国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却并不成正比。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好的大医院；而且大医院（三甲）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医生收入低，工作量大，风险高，加上社会负面舆论较多。部分医生心情压抑，工作抱打工心态，对待病人只是机械性地照章办事，难免缺乏关爱之心，较少发扬“医者父母心”的精神。
由于医疗存在的未知性与风险性，即使在医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疾病诊断困难，治愈无望，有些疾病还有较高误诊率。我国医疗机构的误诊率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然而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是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一些患者自认为我花钱看病，就是“上帝”，而忽视医疗行业的高风险、难度大、复杂等特点，稍有不如意便不满，求全责备，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双方权利的泛化和义务的弱化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医患双方医学信息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在现实中失落就会产生心里不平衡，在审视诊疗过程中防备心理有余，信任态度不足，不遵医嘱和拒绝治疗合作的情况增加，甚至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再加上某些媒体所谓关注 “弱势群体”炒作有余，理性分析不足，这也加剧了医患间的戒备和对峙；随着高科技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量的诊疗设备代替了医生的诊疗活动，仪器的检测结果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患者的倾诉，医者与患者的直接交流似乎显得无关紧要。患者失去了主体性进而也失去了倾诉的机会，医患情感逐渐淡漠。加之职业的风险压力、医疗技术的日益复杂、医疗文书的日益繁琐以及有关医疗事故恐惧的“告诫”，使医生的职业道德情感淡漠，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刻板、冷漠和非人性化。
医生治病救人，就算得不到尊敬和赞扬，也不至无辜遭到诋毁和辱骂，这一切都要归结于少数“无冕之王”。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媒体为了维持和增加本媒体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以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治安、环境、教育、医疗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以医疗问题涉及面最广，受众面最宽，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而成为媒体报导的首选对象。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是影响医患关系的直接原因。我国虽已于几年前就施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光是事故鉴定费用就高达几千元，患者维护权益成本太高，要想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权益，实际上仍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是医患矛盾尖锐最根本的原因。资料显示，许多国家由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不会由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很少有医患间的冲突。以上是我通过医学伦理课的学习以及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在我查阅的80%的资料中，医患关系紧张的矛头都指向医德沦丧，对此我深感不平，所以将自己的看法写下。至于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如果仅仅靠医院的改革就可以解决，何至于医患关系紧张至今根深蒂固？
医患关系的思考 篇3
医院工作千头万绪, 内外关系纷繁复杂, 在众多的问题中, 医患关系是重要的问题。
医患关系之所以是医疗活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是因为医患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医院的声誉、形象, 决定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医院必须有患者, 有患者就医才能保证医院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还比较滞后, 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看病难的问题, 医院尚未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医院在许多方面要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 现在很多医院大搞专家门诊, 特色门诊来吸引患者就是证明, 而患者的宣传往往又是最好的广告。如果一所医院医患关系紧张, 医疗纠纷不断, 患者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必然受到影响。目前医疗单位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院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
二、医患关系的特殊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价值规律往往用不同的方式要求等价交换。医院具有社会服务性, 医患之间存在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医务人员是服务者, 患者是被服务者。医疗行业受价值规律的影响是必然的。但医患关系却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普通服务行业中的买卖关系, 有着特殊性——不等价性。
我国医疗单位的性质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 人道主义是医德的基本原则, 盈利与否不是根本目的, 因此医疗服务的价格远远低于一般性服务, 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全部实现, 具有不等价性, 而且医务人员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减轻和消除病人及家属因疾病造成的痛苦、折磨和焦虑。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医患关系的特殊性, 决定了他们之间不能像商人一样, 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衡量。现阶段医疗单位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需要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但治病救人终究不同于商业活动, 医疗单位不能用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收取患者的费用。如果把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运用于医疗卫生事业, 就会背离卫生事业的正确轨道。
医患关系特殊性要求医护人员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医院要讲求经济利益, 更重人道主意, 做到义利兼顾, 以义为主。在诊疗疾病时, 医护人员只能按医疗原则, 而不能按市场原则办事, 坚持救死扶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 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治疗效益的统一。
三、医患关系的统一性
医患关系中体现更多的是二者的统一性。
1、医患双方相互依存。
仅有医务人员、没有患者或仅有患者, 没有医护人员都不能形成医患关系。医务人员日常生活所需以及诊断治疗中所用器材、药品都是广大的患者在健康时劳动创造出来的, 而患者的疾病痛苦也需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解除。
2、护患双方目标一致。
消除疾病、维护生命、促使人们健康长寿是医患双方只求得共同目标。从古至今,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而每一位患者也都希望尽快地恢复健康。
3、护患双方互相理解、配合共同提高。
护患关系的统一性说明, 优化护患关系对护患双方都是必要的。良好融洽的护患关系可以创造出宽松的医疗环境, 也利于病人的康复。从某种意义上讲,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二者应携手合作, 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向疾病斗争, 进而维护整个人类的健康。
四、护患双方地位及作用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护患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是平等的, 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医学界把护患关系划分为三种模式: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这三种模式中, 医护人员都处于支配地位。
医护人员发挥好主导作用要做到以下两点:
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
近年来, 少数医护人员生、冷、硬的态度, 使得医患关系失衡,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医患纠纷也是从服务态度引起的。医护人员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病人, 而不是单纯的疾病。患者生病不是犯罪, 医生看病也不是施恩。在服务工作中, 医护人员应设身处地的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热情而周到地服务。
2、要掌握精湛的技术。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 篇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构成，医患关系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营造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已成为摆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前的诸多课题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公众医疗健康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医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建立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根据实践，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狠抓医院内部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医疗行为。实施“阳光工程”，大力推行药品公开、检查费用公开、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加强医院管理，做到不乱收费、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严格收费标准，控制医疗费用，使患者看得起病。加强医务人员的执业管理和监督，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二是以病人为中心，开展优质医疗服务。一是以人性化的服务，增进医患的互相信任。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服务质量为核心，在尊重、理解、关心病人的基础上，为病人提供温馨、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如推行首诊负责、出院相送等服务模式，消除病人的紧张与恐惧，拉近医患距离，增进医患信任。
三是以诚信服务，增进医患沟通交流。患者到医院看病对有些检查和治疗持不信任态度，担心被宰；而医务人员又觉得病人存心挑剔。大家都抱怨社会环境不好，其实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因此，医院要首先主动、认真做好医务人员思想、精神层面的引领工作，树立诚信服务意识和救死扶伤的使命意识。大力推行诚信服务，增进医患沟通交流，加深理解与信任，促进医疗过程顺利进行，让患者在生理与心理上获得双重康复。
四是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打造舒适的就医环境。改进服务流程，改善医疗机构内部环境，为患者提供清洁、舒适、温馨、私密性良好的诊疗环境和便民服务措施，让患者享受周到的医院服务，有助于患者情绪的稳定，疾病的治疗。
五是尊重患者隐私，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患者在就医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对自己的疾病十分忌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对此十分敏感。医院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及时整理、收集患者对医院的意见、建议和投诉等，并及时受理处置，认真改进，以此来维护患者的消费权。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5
1 教育应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
道德教育,不只是要使人们懂得是非荣辱,而是要将外在的他律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信念,形成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如果说,人们运用社会道德评价的褒惩作为对医务人员个体道德的外在调节的话,那道德教育即以滋溉的方式在一个人道德观念形成的内在约束和调节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和思想,道德人格是道德品质的外在显观,而道德教育的作用就表现为它能够提升个体人的道德品质。
1.1 要在教育理念上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
古人云:“积善成德”,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阐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
教育能使人走出蒙昧、走向智慧,从而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凡科学都需与人性相通,都应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医学尤甚。医生作为医学科学的践行者,理应人性丰满,因此要在基础教育中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理念,使人认识人性、完善生命、体验生活、提炼德性。医务人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医务工作者。访谈中,有医生提到,“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应多点时间生活,学会生活的人才可能理解人的内心。比如,患者可能会问一些饮食禁忌,但不经常做饭的大夫,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可能不太深刻。”医务工作者只有对人生的酸甜疾苦有鲜活的体验和认识,对生命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才会对自己的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患者是“人”,而不是“器”,他们需要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与关怀,而人性丰满的医生则会关注心灵、洞悉人性,对待患者的真情和善意也会在其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
1.2 要在医学院校的教育中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
医乃仁术,医德与医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对医术的培养同等重要。1999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着手制定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将其分为7个宏观的教学结果及能力领域,其中就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并明确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1]2001年,《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1-2015)》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医学教育体系,“要在医学教育中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2008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提出三大目标:即为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3]2009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若干意见》提出了“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4]但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而相对忽视了人格品德、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研究表明,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存在重专业轻人文,人文教育内容薄弱,教育形式单一,评价标准单一等现象。这使得部分医学生人文知识缺乏、人文精神缺失,思维模式简单。[5]此次访谈中,部分医生和患者也认为医学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培养医者关怀心的人文课程,导致有些医务人员缺乏关怀心,对患者的担忧、焦虑与痛苦不闻不问。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因此,医学院校在提升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其“医学人文”的教育。此阶段的人文教育不仅要结合医学职业的特点更需要关注培养的内容和方法,使其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信念。如台湾慈济大学开设的解剖课程即是将“敬畏生命”的教育与医学解剖技能的教学有机结合。解剖教学所用的尸体被尊称为“无语良师”、“大体老师”,学生事先了解“大体老师”的生平事迹并为其制作简介,课程开始前开追思会,课程结束时缝合尸体并火化,记述与“大体老师”相处的学习心得等,这一教学过程使学生学到的不仅是人体解剖的知识技能,更多的是领悟到做人的根本和为医的基础,即对生命的尊重。
1.3 要在医院的环境中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
医务人员的职场语言其内涵以医德修养为支撑,外在以礼仪规范为显现,需要表里如一,内外兼修。而医德修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医院作为医患关系产生的地方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场所,理应承担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以便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良好的环境。医院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一方面应加强人文环境的建设。医院的人文环境、氛围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医德名言、警示语,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医院内刊报纸的宣传以及促进人文精神建设的活动等,对于身处该环境中的医务人员都是对其心灵的熏陶与净化。另一方面,应形成尊重医者和患者的氛围。[6]医院管理者应从实践层面主动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将医院上下级关系中、医际关系中的良好氛围推及至医患之间。本次调查中,有79.8%的医务人员(即393人)表示直接上级对自己的关怀和体恤情况很好或较好,总评价得分为4.25,分值较高,说明他们感觉上级对他们的关怀或体恤情况较好。对同事间人际关系评价为“很好”和“较好”共有458人,占到了总数的93.1%,没有人认为同事间人际关系“较差”或“很差”。总评价得分为4.41,分值较高,说明当前医际关系合作友好。见表1-4。在这种和谐的工作氛围下,医务人员应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为患者提供舒适、和谐、愉快的人际环境,以产生良好的心理支持,为医患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打下基础。
2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
一种道德语言在特定的情感场合中长期的多次使用,使它们日益形成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的道德氛围。对医务人员来说,这些语言的使用,一开始是他律的,但慢慢的在使用中被承认和接受;而后受到语言规则的巩固,习惯成为自然。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营造出温暖的、和谐的语言交流氛围。当前,医院在文化建设上,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即“硬件”建设,对于语言方式文化中的“软件”即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细节文化关注不够。正如2011年1月陈竺部长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二五’期间,国民健康问题更加复杂,居民医疗保健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卫生服务的要求更高、更敏感。……医疗卫生发展仍不同程度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规模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精细化管理和机制转换,重技术服务、轻人文建设等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医院应该从关注病床、设备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转变为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关注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身姿语所承载的道德功能,注重其良好语言习惯的培养。本次调查数据表明,医务人员近两年内分别有71.1%和59.5%的人接受过言语和肢体语言沟通的培训,均为1~2次。其中,言语沟通的培训较多,并且护理人员接受到的培训均比临床医生多。如表5-6所示。
注:经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H=28.922,P=0.000<0.05
注:医方缺失4份,患方缺失4份
由此可见,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语言的培养应引起重视。医务人员的医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其道德语言习惯的养成,需要医院提供良好的培养,加上道德规范、语言规则的强化,使其转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形成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语言交往方式。
3 媒体应关注道德的激发功能,明晓语境中的“善”的道德术语与心理支持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都不是孤立的,都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医务人员亦是如此。在医务人员的职场生活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他人评价的影响,从而会在“善”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赞成之间或在“恶”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厌恶之间产生一种比较稳定的联系。这是因为,道德判断不仅具有表达判断者情感的功能,而且具有引起、改变接受判断者的情感、态度的功能。媒体要知道“道德判断”的情感作用,实际上,媒体表达“某某是白衣天使”或者表达“医务人员都成为白衣天使该有多好啊!”等等道德评价和愿望时不仅仅是在作陈述,而是在表达一种愿望,它能够起到影响接受者道德情感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听到的总是指责,就会产生道德的负面情绪,使医患关系更加对立。从学理上说,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上的“引导”,而不是靠命令让人们改变态度或者产生相应的情感。
3.1 应以积极正面的宣传引导医者从“善”如流
一方面应树立典型,重视对道德楷模的宣传。医德理想人格是医务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典范,古往今来,医疗界内的道德楷模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员。树立榜样人物,以激发医务人员的敬慕、向往之心和学习热情,用具体的事迹感染他们,这些完美的人格会激发起人内心的信念,以支持其不断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另一方面,要不吝褒奖,注重报道辛勤工作的医务人员形象,关注医务人员的心理,给平凡岗位上的医务人员一些关怀和理解。城市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承担着“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诊疗工作。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是他们的普遍状态。尽管如此,大部分医务人员仍几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可以说,医疗行业相对于其它行业,更需要奉献精神。因此,媒体应对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辛劳与付出多一些肯定,对其面对患者时在所难免的语气“平淡”、“无奈”多一些体谅和包容。舆论多一些善意的评价,医务人员的内心将多一份坚持的力量。
3.2 应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增进患者对医者的理解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日益增高,同时患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医疗一旦出现不良结果,往往就会引起关注和究因。访谈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持有“无论治疗结果怎样,医生都应该承担责任”、“去医院就是为了治好病,医生同意治就应该治好”的观点,而问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医生自感压力很大,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医疗风险高”和“患者要求高”。而社会对于医务人员医德的评价常常会受治疗结果的影响,一旦出现不良结果,患者首先倾向于怀疑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关怀心。此时,如果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不客观,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深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误解和不信任。医学是一门探索性、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旧的疾病被攻克,新的疾病又会出现,要求医生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康复如初,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效果是受多方因素影响的,如:医学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患者个体体质的差异,病情的严重程度,医院的技术水平等。治疗效果不佳往往不是因医务人员责任心缺失导致的。因此媒体在报到时应充分了解事实,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事情的发展及原因,让社会了解医学的无奈,让人们用宽容心态看待医学。就像一位医生所表达的那样“要让患者感觉到医生的责任心,媒体首先不能误导患者,不能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能有太多负面报道,对于医务人员的惩罚应尽量限于行业内部”,媒体对于医疗界的“批评性的报道要以事实为依据”“应该考虑到其报道的后果及影响,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多侧面、多角度、多变量出发,善始善终,负责任地做好后续报道。”[7]
3.3 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表现。调查发现,只有7.6%的医方和8.5%的患方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而问及“希望医患间是什么关系”时,分别有41.2%的医方和30.0%的患方都希望医患间是一种信任托付的关系。如表7所示。
城市医院中医患交往是在一种“陌生人”环境中开始的,医生对将要诊治的患者的家庭、职业、病史、性格等都不知晓,患者对将要托付健康的医生也基本没有了解。医患双方交往的情感基础只是来源于一种抽象的对于医患关系的整体印象和感知,而这种印象和感知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的舆论氛围,它对于医患间的语言交往有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舆论对于医患信任感的建立负有重任,信任和尊重是交往的基础,医患间美好道德关系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医德教育的基点是他律,它主要是抓认识,解决“知”的问题;而医德认识需要内化为道德品质才能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还需要医务人员主动修炼,通过实践、思考,将外在他律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医德的践行需要医务人员的自律起作用,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提升语言修养,促成其道德语言由实然、适然到应然的转变。让语言在医务人员的知行合一中展现出独特的道德魅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坚实的道德情感基础。
摘要：通过对医务职场语言所处的道德环境及凸显的伦理问题的分析,积极探索关于构建医患良好道德关系的伦理对策:一是从道德教育层面,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包括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二是从道德习惯的培养上,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三是从舆论评价上,媒体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关键词：医患关系,实地调查,医务职场语言,伦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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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冬云.医院医务人员人文素质建设思考[J].中外医疗,2010(27):33-134.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6
关键词：医疗卫生,医患关系,党建工作
当今中国社会由于在医院与病患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以及个别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较低等原因,致使在一些层面上医患关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将极大地影响和有损我国医务人员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会将一些行业不良风气向更广泛的范围进行传播扩散,对我国卫生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形象都将造成极大的损害。准确地看,当前由于我国医患关系存在制约因素多、隐蔽性强、工作难度大等特点,因此,在当前全国上下作风建设不断优化的大环境下,以党建工作为途径,从医德医风、制度建设、社会沟通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开展医患关系的改善工作,不仅是新时期对医疗卫生党务工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当务之急之任务[1]。
1医患关系问题产生的三大原因
1.1医务工作者自身作风建设存在弊端
医务工作者自身的作风建设不足是医患关系矛盾产生的主要矛盾,再深化来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1.1.1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水平较低。物质原因是最容易滋生医务工作者作风问题的原因。长期以来,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高收入工作者,我国医务工作者的薪酬收入普遍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从而造成了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水平相对不高,生活质量提升速度较慢等问题。同时加上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容易产生收受贿赂等医德问题。美国著名医学网站Medscape 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调查报告显示,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的平均收入为67 516元,其中外科医生为73 851元,位居榜首。从报告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在我国城市人群中的收入中处于中等水平。而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医生年15万美元以上的平均收入,我国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水平确实不高。
1.1.2医务工作者的身心环境和思想境界修养有待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 而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国的医疗资源总量大约只占世界总量的不到3%,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医务工作者相对要承受更大且更为繁重的工作量。由于长期处于较为忙碌、压力较大的工作环境,从而造成了医务工作者普遍在思想境界的强化方面存在较多不足,从而也容易产生医德作风问题。心理学提示,人在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的环境中,容易产生较强的负面情绪,并伴随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狂躁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与道德状况也会相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表性和隐性的与道德、法制和社会价值观相违背的事情。可见,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一些受贿、服务态度差、工作不尽责等现象也和这些问题有着一定的关系[2]。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有待改善、工作风险强等一系列情况都使医务工作者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心理压力和不平衡感的促使下,容易产生一系列医德问题。
1.2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
沟通是缓解矛盾的主要问题。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目前在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医务工作者和病患之间的沟通渠道,自然也较难实现相互的信任和理解。例如从病患角度来看,病患缺乏对医务工作者工作辛苦、工作量大的具体了解,同时也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3]。而从医务工作者角度来看,也在一定层面上缺乏对病患病痛的理解,缺乏对病患心理思想的感受,同时也缺乏面向社会展示自我风采的渠道[4], 这些都是医患关系进一步严重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1.3缺乏有效的机制建设
在机制建设方面,目前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了对于医患关系相关问题的投诉渠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投诉情况、医德问题的制度建设和处理情况还存在很大的空间和不足,因此还没有发挥出十分有效的作用。例如当前在我国,对于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一些作风问题定义不明确,从而使一些人利用隐蔽的途径和手段从中不法牟利。而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和机制建设的不完善,一些患者在遭受了不公平对待,或者遇到乱收费、乱要费现象后,往往会遇到投诉无门, 或者投诉处理不积极的遭遇,这一方面会伤害到患者的自身利益,打击患者和社会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信心, 同时还会滋生一些医务人员不良作风问题的进一步蔓延,产生更严重的后果[4]。而在之前阐述的思想建设方面,当前我国的大部分医院还没有相关的措施和机制来关注和改善医务工作者在心理压力方面出现的问题,从而使问题有加速化扩展的趋势。
2从党建工作角度优化医德医风问题主要方法
2.1强化思想作风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作风建设一直都是我党胜利的重要法宝。而医德医风建设是党建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医疗卫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因此在新时期,紧握作风建设这个“法宝”,必然能够成为优化医患关系的有利武器。正所谓“心病还需心来医”,医务工作者在作风建 设方面的 不足也可 以看做是 一种 “心病”,而“心病”则需要良好的精神思想教育来化解。首先在日常工作方面,医院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对医务工作者作风建设工作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进一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在日常工作之余开展思想培训和学习活动,鼓励医务工作者向社会上的模范榜样进行学习[6]。不仅如此,医院更应当在自身的范围内树立起榜样作用,发掘和树立起自身的医德医风模范,使相互之间形成良好的学习榜样作用,既能够起到监督作用,也能够起到良好的精神文明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通过举办演讲比赛、先进事迹展览等活动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医德医风建设效果[7,8]。而且,在工作环境中进行积极而良好的精神思想渗透也是很好的方法。这正好比当前一些医院会在重症监护室当中进行人性化的装修,对病患具有良好的心理安慰作用。 所以,可以积极尝试在医院中进行相对应的装饰,例如以一些名言警句,以及一些具有高尚情怀的名言诗词进行装饰,能够很好地起到精神环境熏陶作用,具有潜移默化的实际效果[9]。
2.2构建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疗卫生工作环境
医疗卫生是体现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这块阵地给予病患乃至整个社会巨大的人文关怀。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医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却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而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正是能够有效端正医务工作者精神思想、打造良好人文环境和提升工作作风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是医疗卫生系统日常工作的大事。首先,在医务工作者较大的工作压力环境中, 我们应当在医院内部,特别是职工之间创造出和谐而温暖的人际关系环境,使医务工作者能够在和谐有序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娱乐活动室、心理辅导室等一些措施来完善对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关怀,使他们的压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抒发和释放。
2.3建立成熟而多样的医患沟通渠道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7
一、增进医患信任
医患之间本应是和谐的关系, 医护人员对患者悉心诊治, 患者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寄托于医生。作为利用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医护人员, 只有面对病人对他的信任, 才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才有信心去挑战高难度的治疗手段;作为怀着期待和希望的患者, 只有交付出自己的信任, 才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诊治, 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 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 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 增进相互理解,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 医生在诊治上更需要了解患者心理需要和心理问题, 重视心理指导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 医生工作劳累, 竞争激烈, 还要承受一定的职业风险, 加之患者和社会对医务人员要求愈来愈高, 医生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从心理上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二、加强医患沟通
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 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 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 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和患者的医学观念, 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 协调关系, 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 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 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 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也存在着差异, 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 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 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 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三、尊重医学科学
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 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 患者自身也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医学科学的方法、手段来诊断和治疗疾病, 决不能违背科学的客观规律;患者应充分信任医务人员, 决不能隐瞒与病情有关的情况, 或故意刁难医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 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 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 完全属于意外情况。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 有时可能导致实际治疗效果与患者期望值之间出现偏差。医学损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逆性, 一旦患者或家属对此种情况不能理解, 不能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疾病的发展和治疗进程, 无疑会迁怒于医生, 引发医患矛盾。同时, 医生也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 让病人获取更多的医学信息, 给病人更多的自主的机会, 这是未来医患关系的立足点。
四、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
对于医院这样特殊性质的窗口服务行业来说, 医患关系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各个细节上, 每个细节管理的好坏都将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 医院需要从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加以强化。在软件建设上, 医院要从严执行操作规范, 确保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 加强对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和技巧的培训和提高服务标准等方面强化。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体系,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同时, 医学领域充满着许多未知数和变数, 医务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已有的医学知识, 医学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这就要求不断地学习, 把握经验, 认真探索未知领域, 寻求解决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效方法, 提高确诊率和各种急诊抢救的成功率。
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8
1 医患关系的现状
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去年6~7月份中华医院管会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据调查统计的数据:全国三级甲等医院每年发生医疗纠纷中要求赔偿有100例左右, 到法院诉讼的有20~30例左右, 在北京一年可能达到40多例左右。二级医院每年发生20例左右, 到法院诉讼的有3例左右, 而赔偿的数额三级甲等医院一年一般在100万元左右。而且现在的赔偿额度越来越高。
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有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患者对治疗结果不满意, 纠集多人在医院内围攻, 威胁院长人身安全;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缴纳住院费用;有61.48%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去世后, 患者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等。
近日, 出现的“职业医闹”, 出现了医师上班请保安护送, 医院开门请警察驻点等现象, 使本该融洽与相互理解的医患关系, 竟然紧张到如此地步, 以至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时, 一些委员呼吁, 这部法律应该将医院治安管理等单列出来, 专门作出规定。
2 医患关系现状的原因
医患关系从总体上看, 是基本和谐之中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 和谐是主流, 不和谐是支流。医患关系成因复杂, 有医疗资源不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患者有意见;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 群众不满意;也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既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 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原因,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社会政府方面的因素
2.1.1 政府财政投入不到位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 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财政投入占医院当年支出的比重, 省级以上医院在5%, 市县医院一般在1%, 乡镇卫生院在1%~5%。据报道, 2003年, 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 政府只负担17%, 2/3以上的中国人口要靠自己支付医疗费用, 占卫生总支出的56%, 政府预算支出在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已从1978年的1/3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7%, 而居民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200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我国医疗服务成为居民第三大消费。而欧共体为80%~90%, 美国为45.6% (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 , 泰国为56%。众多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2.1.2 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
尽管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 大部分患者都是以自费方式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这种医疗服务付费方式使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预期效果有较高的期望, 而绝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是由于医疗费用与患者的期望疗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 即使医师尽心尽力去治疗每一个患者, 仍有一定比例的患者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对于花费了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 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在发达国家, 由于经济发达, 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和国家政府来承担, 不需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患者在心理上容易接受这种现实。因此, 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初建、不完善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承受能力较低等情况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
2.1.3 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
医疗服务由于其本身的行业特征, 决定了它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尤其是某些先进的、高风险的医疗技术的, 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 也不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因此, 为医疗行为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尤为必要。美国是一个医疗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 同样也会发生患者状告医师的情况, 但通常不会出现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事件, 因为医患双方有共同投保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果由于医疗差错, 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 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 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了医疗风险保险的保障, 大多数医师心里也就有底了。更重要的是, 一旦发生了医疗纠纷, 患者及其家属不会直接找医院、找医师个人, 他们只需要请律师同法院和保险公司交涉即可, 有效地避免了医患双方冲突的产生。医院和医师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和治疗中去。如果因为医疗事故或事件导致保险公司赔付额增高, 对医师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下一个缴费周期所缴纳的保费上涨, 或者是保险公司不再给其承保, 以致这位医师失业。显然, 这样的分担关系也构成了对医生医疗质量的一种有力监督。
2.1.4 解决医患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
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比之前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较大的进步, 但几年来的实施情况显示:我国对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 不便于操作, 仍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比如“医疗事故”的概念, 目前在医疗系统和法院之间仍有严重的理解歧义。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中, 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 因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 不必由受害人举证。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医疗机构赋予的责任过重, 扩大了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目前对是否应该实行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仍有争议。以上医患纠纷处理法规的分歧和争议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2.2 医院方面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院方对经济效益的热衷与追求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卫生改革的逐步深入, 医院将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 往往会注重追求经济效益, 以至出现见利忘义的现象。与医院服务相关的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价格虚高;一些违规操作, 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生产销售等流通环节多, 层层加价, 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师回扣、提成等, 增加药品和医用器材的销售量, 现行医院的药品收入加成机制, 也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品, 医师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治疗。目前, 从医疗行业整体来看, 医疗设备越来越精, 医疗技术越来越高, 但是,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却没有同步跟上, 医患矛盾日益加剧。
2.3 医师方面因素
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27%的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基本满意, 级别越高, 对执业环境不满意的医师所占的比例呈增高趋势。在中高级职称医师中, 近七成医师对当前执业环境评价不高, 48.6%的医师没有职业自豪感和成就感, 很多医师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医。压力大、工作负担重带来的医务人员工作倦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长期以来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缺乏人文素质培养, 行风建设措施未落实, 造成一些医护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 医患之间潜在的危机随着沟通不良升级, 演变成医疗纠纷, 医患关系不断恶化。
2.4 患者方面因素
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据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 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 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 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对疾病和早期诊疗更加重视, 由此对疾病的效果预期更高。医学突飞猛进的, 分子医学、基因医学、克隆技术等接踵而来, 但新的未知的疾病也不断出现, 医疗领域中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 加上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也存在差异, 国内外一致承认医疗确诊率也只有70%左右, 各种急重症抢救成功率在70%~80%, 相当一部分疾病原因不明、诊断困难, 甚至有较高的误诊率、治疗无望, 这是医学的无奈, 任何医院和医师都不可能包治百病, 疾病的治疗过程和结果始终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 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不了解医学的特殊性和无奈, 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 因而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无奈。再有,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增强, 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 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 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
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医患沟通需要政府、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 和患者三方共建、理解和信任。只要善待患者, 加强沟通, 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 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 就会赢得患者对我们的尊重和认同, 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3.1 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责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加快卫生事业发展, 努力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措施。应该看到, 当前卫生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群众越来越高的卫生健康需求与该水平医疗服务的供应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集中的表现就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而医患关系不和谐, 医患矛盾、医患纠纷、甚至医患冲突, 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尽管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 但是相当多医院的正常运行主要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 医院设备购置、规模扩大靠收费的积累, 医疗服务收入由医院自行支配。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是医院过分注重收入, 而忽视群众利益。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就必须完善医院的运行机制, 维护医院的公益性质,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事业发展道路, 坚持卫生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 发挥政府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主导作用、改革医疗服务体制、转换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对医疗服务行业监管、大力发展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等。
3.2 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护人员是关键, 医护人员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和职业道德, 这是取得患者信任的前提。其次, 要理解和尊重患者。因为求医的过程比较艰难, 这期间, 患者会承受很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非常需要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关怀。再有, 要学会和患者沟通。医患之间发生误解与矛盾, 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医护人员缺乏沟通技巧导致的。第四, 注意医务人员的形象和礼仪。医院的环境, 医务人员的仪表形象, 能给患者产生第一印象, 优美的环境给患者增加舒适感。医务人员对患者合适的称呼是建立良好沟通的开端。患者对热情、开放、真诚、幽默、可信、忠诚、责任心强的医务人员充满尊敬和信任。而往往讨厌虚伪、不尊重人、自私、嫉妒、固执、骄傲、冷酷的医务人员。
坚持社会效益准则, 打造诚信医院。各级医疗机构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 严禁各种“开单费”;努力降低患者的医药费用, 建立医疗费用阳光制度, 认真做好收费咨询工作, 让患者和家属随时查询花费情况, 让患者放心;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患者就诊过程中挂号时间长、交费时间长、取药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三长一短”现象;严格执行药品集中招标制度, 杜绝药商在医院带钱促销药品的现象;实行医患协议制度, 严禁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和接受“吃请”;聘请社会监督员, 监督医院的医德医风。
3.3 患者的理解和包容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
医患关系和谐与否, 涉及医患双方, 单靠医护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患者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医生这一职业。一些患者以为进了医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 认为既然医院是治病的, 那么治不好病, 当然就是医院和医师的错。其实, 医师不是万能的, 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 对一些疑难杂症, 在某种情况下, 医师也是有心无力。因此, 有些时候, 医师需要患者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不少患者看待医院、医师, 常常是只看重结果不看过程, 尤其是缺乏承担风险的意识, 对医疗效果的期望值过高, 甚至超出了当前的医疗技术水平, 不少医疗纠纷就是因此而起的。其实,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体, 在手术过程中以及手术之后, 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与医师的医术和责任心无关。患者对此缺乏认识, 就会和医师产生矛盾。只有社会对医护职业的艰辛、繁重和高风险性给予充分理解, 只有医患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依存, 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
3.4 加强与媒体的沟通正确引导舆论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平台
新闻媒体是我们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医疗卫生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也是新闻宣传的焦点。要高度重视与媒体的沟通联系, 及时向媒体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 让媒体及时了解真实的情况, 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对于媒体揭露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坚持不护短、不遮丑, 坚持正确对待、举一反三, 积极主动地采取改进措施。要新闻传播知识和技能, 学会与媒体沟通, 不断提高宣传工作水平。要真诚地希望新闻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 客观如实报道医疗卫生服务活动, 不刻意炒作个别医疗纠纷事件, 大家共同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维护健康有序的医疗秩序。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坚持常抓不懈, 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推动者, 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努力构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温馨和谐的医患关系,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摘要：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一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关系着整个医疗卫生领域实践活动的展开与良性运转。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实现以患者为中心, 减轻患者心身痛苦, 创造最佳心身状态的需要, 是促进医患间理解与支持, 提高效果的需要。
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篇9
1 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
综观当前对医患矛盾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问题的讨论,可以感觉到一个很突出的普遍性现象,即不论一般群众,还是医务人员和相关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导致医患矛盾和医患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种种不良行为,因此,只要牢牢抓住医者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就能够水到渠成。
不容否认,如果只是单纯地审视医患矛盾,医者的确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医者在问题的解决中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这种把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简单地寄希望于医务人员身上的想法和做法,却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医学是社会化的大医学。在现代大医学观视角中,首先,医患矛盾并非医学服务体系中的唯一矛盾,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多重矛盾;其次,在这一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医患矛盾绝非主要矛盾,因为医患关系的存在状态对整个医学的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在考察医患矛盾与寻求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时,绝不能把着眼点、着力点仅仅局限在医患关系这一个矛盾上面,而必须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矛盾论和联系观、发展观,把医患关系问题放到一个复杂的系统中进行全盘考察。只有认清与医患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他各种矛盾及其作用,在努力破解医患矛盾的同时,又努力破解其他矛盾,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获得足够的空间和拥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一味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医患关系问题,甚至把医患关系问题进一步缩小为医者单方面的问题,那就纯属无的放失;在此前提下谈医患和谐,那就无异于是空中楼阁。
不仅如此,当人们在过分强调医方的责任,相应地只注重采取针对医方的措施和对策时,很可能将促使事情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因为这样的做法,一是使医务人员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回报,辛辛苦苦的结果,却是人们的责难和罪人式的形象。这就很容易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出现逆反心理。二是使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无时不刻不感到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随时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沉重的伤害。这就会极大增加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而在情绪紧张的状态下,无疑更容易出现各种失误。三是会强化公众和患者所谓医方就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的错误认知,导致对医务人员的进一步不信任,医患间的鸿沟因此而进一步扩大,医患关系的和谐因此而更加遥遥无期。
2 充分发挥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以营造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良好社会氛围
当今时代是一个媒体、网络发达的时代。传媒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日益凸显,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舆论阵地和社会支持”[1]。这种支持主要通过行使其监督职权来实现。首先,媒体监督应该是惩恶与扬善的统一,一方面既要对医药领域一切有违法律、法规以及道德风尚的不良言论和行为给予揭露和批判,维护社会的正义;另一方面,又要对医药领域的真、善、美行为给予大力赞颂和褒扬,弘扬社会正气,引导社会文明。其次,媒体监督应该是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而不是带有主观色彩和选择性的。只有这样, 媒体监督才能避免陷入片面和错误的泥坑。
然而,观察近年来媒体对医药领域、尤其是对医务人员的监督作用与报道倾向,恰恰是既没有做到惩恶与扬善的统一,又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选择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报道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不报道或少报道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二是只报道责任在医方的医患纠纷,不报道或少报道责任在患者一方的医患纠纷。很明显,媒体因此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是与实际情形不相符的。以第一种报道情况来说,在偌大一个中国医疗界,是救死扶伤的事多,还是要钱不要命的事多?是医患和谐的好事多,还是医患纠纷的坏事多?是认真、热情、负责地对待病人的医生多,还是恶语相向、视病人为仇人的医生多?只要不抱偏见,尊重事实,任何人对这些问题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就第二种报道情况来说,常识告诉我们,医患关系在本质上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同两个人之间基于利益关系上的冲突,其起因既可能是这一方,也可能是另一方一样,医患之间的冲突也会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因此,冲突的责任或主要责任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一方而不会是另一方。可是,正如俗话所说:谎言重复多了就会变成真理。在媒体片面的失实的甚至错误的信息连续冲击下,公众的印象就是:在所有的医患矛盾和冲突中,无一例外都是医方责任,患者无一例外是受害者;只有医者错,没有患者错。如此的结果就是:医生、医院乃至整个医疗卫生行业被“污名化”、“妖魔化”,医者从此成为众矢之的。可见,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无疑是恶化医患关系的主要推手,它介入医患纠纷的作用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肯定远远大于否定”[2],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化解医患矛盾的正面积极作用。
鉴于媒体对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和对立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已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给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社会环境,为了公众真正长远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和媒体人应该积极抵制那种因追求刺激、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而带来利益的诱惑,坚决抛弃那种主观性、选择性、片面性的报道方式,坚持党和政府历来倡导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仅要在急、难、险、重的重要关头大力宣传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而且也要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宣传医务人员的默默奉献和艰苦付出;不仅要在大灾大难时期大力呈现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而且也要在平凡的日子里努力展示医患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关系和谐的温馨景象。要通过媒体的努力,重塑医务人员在公众中的形象,从正面引导社会公众对医务人员做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彻底消除医患双方近乎天然地把对方视为“敌手”而相互警惕、防范的错误心理。只有这种天然敌对的心理因素得到消除,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才会有最可靠的保证
3 在回归医疗服务公益性基础上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下,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赋予政府对包括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在内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具有无可置疑的主导作用。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作为社会民生基本内容之一,满足群众的卫生、健康需要,为群众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各级政府的应尽职责和义务,是检验政府“人民性”的重要标准。第二,一党执政、统一领导,使政府掌握着庞大资源,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的巨大优势。因此,只要政府愿意,就完全能够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上坚持公益性、保障公平性。第三,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决定着社会各行各业变化发展的方向、进程、样式。因此,医疗卫生事业能否发展、如何发展、为谁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回顾新中国历史,正由于政府践行了自己的价值追求,确定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质,制定了正确的医疗卫生工作指导方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导功能,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在整个国家仍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就。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例外……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3]。这一成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但遗憾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误入歧途。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部分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淡化或背离了“人民政府”的价值追求,淡化或背离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质,淡化或背离了长期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政策,淡化或放弃了政府在医疗卫生工作上的主导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四失”:失德、失公、失策、失能。如对医疗卫生的经费投入,政府的投入长期呈递减趋势,群众个人的投入则长期呈递增趋势[4]。作为一个以追求人民福址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在事实上曾经给世界带来高水平医疗卫生工作成绩的国家,进入本世纪时竟在社会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上跌到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的倒数第4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3]。这种投入上的不正常反向运动,以及资源分配公平性的丧失,其严重后果就是公认的“看病贵”、“看病难”;而“看病贵”、“看病难”的严重后果,就是医患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医患纠纷的愈演愈烈。
上述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表明,政府主导功能的作用是否切实发挥,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有着根本上的决定性意义。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力得到极大增强。在这样有利形势下,能不能在借鉴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对政府来说完全不存在不可为、不能为的问题,而只是想不想为、愿不愿为和如何为的问题。如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对公立医院亏损实行全额补贴[5]。这就不失为维护医疗公益性、体现政府主导功能、规范医疗行为、减少过度诊疗、缓解医患矛盾的一个有效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政府下定决心,积极干预,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强化各级人才培养、科学制定法律法规、采取正确方针政策等方面做出实际行动、取得实质性进展,眼下弊端丛生的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生态就可以得到根本改变,良好的医疗环境与和谐的医患关系就可以充分期许。
4 以形式多样的广泛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公众理性就医意识和文明就医观念
作为矛盾的对立面,医患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是肯定无疑的。站在患者立场:我希望病能治好,你却无能为力;我希望少花钱,你却收费多多;我希望早住院、早动手术,你却说没床位、还轮不上;我希望得到关心和尊重,你却不冷不热把我当木头……。站在医者立场:我已尽心尽力,你却说我草率从事;我想少检查、少开药,你却说我不认真、不负责;我多做检查多开药,你又说我借机多收钱;我一天接待那么多病人口干舌燥疲惫不堪话都无力说,你却怪我冷漠无情生硬无礼……。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患间利益冲突是无处不在。这也就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有关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设想,如果只把眼光放在医者身上,而借口患者的弱势对之不闻不问,甚至认为患方在此过程中没有责任,那就都是脱离基本事实的空想。就象现在的“医闹”事件,有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使完全有条件救治,愿意坚持“救人为先”的医生比例仅有15%[6]。 前一数字表明“医闹”的严重程度,后一数字则表明“医闹”给医生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显然,对类似“医闹”这样的医疗维权暴力化行为,如果不在分析医方原因同时分析患方原因,进而从患方角度寻求破解之法,问题是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的,“医闹”的悲剧、恶剧就会继续“演”下去。
从患者角度寻求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之道,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形式多样的广泛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公众、患者的理性就医意识和文明就医观念。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患者(或公众)要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医疗环境和就医行为有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即使回归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医疗环境和就医行为也会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论是患者还是一般群众,首先都要有一种市场经济意识,如对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成本核算、利润收益等基本常识有所了解,这将有助于对诸如收费项目增加、费用开支提高等问题的理解和接受。其次,公众对医德医风的评价观念和标准也要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从过去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利他主义”医德观,转变为既讲“利他”又讲“利己”的“人道功利主义”医德观。否则,就可能把一些与新医德观要求相符合的做法也视为“无德”,人为加大医患冲突的可能和风险。
其二,患者(或公众)要理解和认识医学的高风险性和探索性。应该肯定,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一位医生不愿把每一个病人治好。但患者要知道,限于医疗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医生个人的经验以及患者个体差异等因素,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手到病除”、“药到病除”的,面对形形色色已知未知的病症,再高水平的医生也有可能束手无策。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教授在谈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说道:如果能将手术死亡率控制在1%以下,就表明我们的神经外科技术已经在世界的前列[7]。所以,作为患者,希望自己的病痛得到百分之百诊治和痊愈,心情可以理解,但却不一定现实。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避免把属于客观技术层面的问题混同于主观道德层面的问题,从而有助于降低患者对就医结果的过高期望,减少由此产生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其三,患者(或公众)要充分尊重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对一名医生来说,工作中既要面对患者的高标准高要求,又要受限于技术与经验的不足;既要接受道德伦理的评判,又要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可能还有医院在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真可谓背负重重压力。许多医务人员实际上也确实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笔者曾在长时间观察后问一位女医生:天这么热,又不停地与病人说话,都不见你喝水,难道不口渴吗?她说:当然口渴,但不敢喝,喝了就可能上厕所,没时间,还有这么多病人在排队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对如此高强度工作的医生,患者如果不多点理解、不多点尊重,而是要求苛刻、吹毛求疵,或者不听医嘱、无理取闹,那么同样作为一个普通人,医生也难免会有情绪、会有不满。因此,在要求医生尊重、理解、平等对待患者的同时,患者也要给医生应有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其四,患者(或公众)要依循正确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对于医疗纠纷如何解决,国家已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毕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医患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就是走法治之渠道,而不是所谓的“私了”。然而,现实情况恰恰是“私了”成为越来越多患者在面对医疗纠纷时的主要选择。这也正是“医闹“屡屡发生的原因所在。一些地方出现医生罢医、给医务人员发放钢盔、聘警察当医院副院长等难以想象的事情,都直接与“医闹”有关。在这样的氛围里,医患和谐从何谈起?难道还能对患者的责任避而不提吗?患者还可以在和谐医患关系建设中置身事外吗?毫无疑问,对这些恶劣行为,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强力制止,使之失去任何得逞可能。有人说,选择“私了”是因为对医方、对现有解决机制不信任。对此,我们一方面当然要努力尽快对现有机制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予以完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公众认识到:虽然医疗纠纷的现有解决机制有不足、不完善,但都不能成为自己违规、违法的理由和借口。这和不能因为存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就可以目无法制;不能因为存在官场腐败、官民矛盾,就可以搞无政府主义是一个道理。更重要的还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是每位公民的义务;而患者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又正是推动各项法律法规和机制不断成熟、完善的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斌志.社会工作视野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的策略分析[J].医学与哲学杂志(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4):5.
[2]易伍林.传媒介入医患纠纷的原因及作用探析[J].医学与哲学杂志(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10):25.
[3]程漱兰.中国农民医疗现状与对策[N].参考消息,2005-10-27(12-13).
[4]陆树程,刘萍.和谐社会与医患冲突-从服务型政府的角度看[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2010;4:58.
[5]北京将全额补贴公立医院亏损[N].桂林晚报,2010-08-10(14).
[6]王君平.医疗维权缘何暴力化[Nd].人民日报,2010-08-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