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通用12篇）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1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 “税收优惠是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之下的一个可选择的积极方式”。

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税收激励政策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的逐步放开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这种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 因为政策未完全明朗, 多数投资者处于谨慎的决策阶段。如果说我们实行的税收优惠对FDI产生了影响, 那么,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来看,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也使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1991年, 我国开始颁布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利润汇出我国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1991-1993年间, 外资进入的幅度就大幅度增加。项目数在1990年仅有7273个, 而在随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0.5倍, 达到8343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34.87亿美元增长到275.15亿美元, 增幅达90%。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 我国政府统一了内外有别的流转税制, 取消了流转税方面的优惠规定。这段时期的外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项目数一下子就下降到1994年的47549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也下降到826.80亿美元。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可以通过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得出: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负担。

首要成本是税收的损失, 并侵蚀着税基: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 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次要成本则是“挤出投资”。自2001年以来, 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开发了一套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利用分层抽样调查法, 选取全国35个省市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总水平和结构差异进行模拟测算, 调查指标涉及企业会计理论的核算、所得税纳税调整、汇算清缴及减免税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经计算得到,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涉外税收优惠成本的估计值分别为687.61、993.48、925.04亿元。

2、过度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现行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别, 并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的安排上。一是所得税率上的实际差异, 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 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 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二是税基计算上存在差异, 内、外资企业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以及捐赠支出等方面的规定都有较大的不同, 同时,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净残值及折旧方法等资产的处理项目上规定均不相同, 这些都造成了税基的差异。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3、普惠制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不利于结构调整。

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普惠制”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同时, 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设计从低到高的梯级税率, 使得本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4、繁杂的激励政策加大了征管成本, 降低征管效率。

过多的优惠已使税制复杂化和缺乏透明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腐败的一个诱因。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 加大了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难度, 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

三、两难选择下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改进

1、转变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 变直接优惠为间接优惠。

税收政策虽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一国企业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政治和经济稳定;无行政障碍;完备的物质、商业、法律基础设施;通讯便利;熟练劳动力等。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主要看重的是我国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等软环境, 也包括信息、通讯等硬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 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逐渐齐备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进行调整, 使吸引外资由直接激励转向间接优惠, 由量的转变转向质的飞跃。

2、税收激励目标定位于外资结构性调整, 从增加FDI总量转变为提高FDI质量。

税收激励博弈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损失, 在税收损失约束下, 我国应以最少的税收收入代价换取最高质量的外国投资。应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 制定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激励政策。以优化FDI来源结构和主体结构, 促进高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

3、在实施税收激励的同时, 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税收合作。

通过签署双边税收协定, 限制地区内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比如, 税收协调已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 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 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实现全球共赢。

参考文献

[1]、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经济学》, 2002年第1卷第3期

[2]、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 《经济研究》, 2003年第5期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世界经济》, 2003年第9期

[4]、邓立平, 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2

目前，地方很多企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偷逃税款，换句话说，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纳税风险，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风险往往存在于：第一是在公司的注册阶段存在风险；第二是在公司的收入方面存在纳税风险；第三是在成本费用方面存在着纳税风险；第四是公司的会计报表存在纳税风险等。主要表现为：

(一)虚假出资与抽逃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不实或注册后不久资金退回或转移。

(二)收入纳税风险： 1.隐藏收入不入账

2.收入长期挂往来，不纳税申报

3.不依合同规定确认收入，收款时开票确认收入(三)成本费用纳税风险： 1.大量收据或白条入账 2.虚增人头，虚增工资

3.虚开发票增加成本或随意调整纳税期间成本费用(四)会计报表税务分析风险：

1.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则为：存货、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应付帐款、其他应付款、资本公积等会计科目经不起推敲；账务处理混乱、帐实不符；

2.在利润表上的表现则为成本费用与收入不配比，利润结构不合理；

3.各项指标，忽高忽低，或如过山车，或漏洞百出。关于加强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提高税务风险防范意识，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

提高管理决策层的税务风险意识，是实施有效税务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大企业高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税务风险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大企业应在董事会层面更加重视税务风险，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中去考虑，以长远的税务遵从目标指导和监督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的设立，并贯彻于企业日常管理中。唯如此，大企业才能在经营过程中主动规避和化解税务风险，从被动处理税务危机中走出来。

(二)建立税务风险管理体系，从事后管理向事前管理转变

税务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制度实现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控制，其实质是使管理环节前移，变事后管理为事前管理和事中监控，提前发现和预防风险。

建立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既是大企业规避税务风险、实现自我管理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当前税务机关新型管理模式的要求。大企业是否建立和有效实施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直接影响税务机关的风险评价，进而影响下一步管理措施的确定。没有全面建立和实施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的企业，很可能被税务机关判定为高风险纳税人，从而被施以税务检查为主的后续管理措施。

(三)提升税务风险管理层面，从防风险为主向创效益为主转变

第一个层面为税法遵从层面，即确保在既定的税收法规体系和本企业现有业务条件下，正确计算、及时申报和缴纳各项税款，从而规避因未纳税、少纳税所面临的补税、罚款、滞纳金和声誉损失等风险。

第二个层面为纳税筹划层面。税收作为经济调控的手段，每个税种都会有所鼓励有所限制，因而都有优惠领域。纳税筹划不仅包括对已发生的经济业务用足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选择最优的税务处理方式以降低税务成本，也包括对尚未发生的经济行为进行合理的事前规划，创造条件利用税收优惠。

第三个层面为政策参与或推动层面。税收法规是根据经济社会一定阶段的一般情况而制定的，这决定了其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当税收法规没有规范或没有具体规范的特殊经济行为或新的经济业务出现时，需要对原来税收法规进行解释、补充和修改，甚至颁布专项规定、制定新的法规。

(四)建立税务信息管理系统，为税务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基础和技术保障

居民金融投资结构及政策分析 篇3

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和居民整体投资能力在不断提高。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分流居民的储蓄，扩大内需和居民的整体消费需求。尽管我国采用的相应的政策，但是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无显著提升。主要的原因是居民的收入和国家经济增长相比较为落后，居民在住房、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投入较多，金融投资积极性不高，因此我国居民的金融投资仍然呈现稳定的情况，发展中并没有较大的提升。由此可见，本文对居民金融投资机构和政策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居民投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居民投资不断增长但存在波动。我国居民投资近年来在不断增长，但是在增长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我国居民投资的总量由2001-2002年度的2.1-2.25万亿增长到2015-2016年度的102.4-104万亿，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在增长的过程中2014年和2015年的下降幅度较大。这表明在国民投资增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些因素对于投资增长水平的提升影响较大。因此，在开展相应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促进投资的稳定。

存款是居民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波动明显。居民投资中存款是最为主要的投资方式，但存款投资总量在发展过程中波动较明显。据我国的资金流量表。从2010-2011年期间年度45.67-46.94万亿元增加到2012-2013年的年均48.32-49.56万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存款投资增长波动十分明显，虽然波动明显但是可看出存款仍是居民金融投资主要方式，市场性金融投资较少。存款的收益较低但较为稳定，这是选择存款的主要原因，同时市场性投资发挥水平较低也是一个原因。

居民通货增量较为稳定但其他投资方式较少。从今年居民投资的情况来看，居民的通货总量较为稳定，在投资的过程中仍以存款为主，其他形式的投资方式较少。整体来看，居民投资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增加的过程中有波动，同时市场性投资较为稳定。这反映出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较为缓慢，居民的投资渠道狭窄，相应的金融投资结构和投资政策不完善，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

影响居民金融投资的主要方式

居民金融投资的总量。影响居民金融投资总量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储蓄的偏好，二是国家的金融融资制度。国家经济的增长能够提升居民可支配资金的水平，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偏好，会影响到居民对于资金的处置。我国的金融融资制度也会对金融投资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消费信贷制度、住房贷款制度都会影响带居民的整体投资水平，影响到居民金融投资的总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居民存款的整体增量。居民存款的整体增量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相应的金融支持和持续收支的预期，尤其是住房、教育支出的预期，居民在投资的过程中仍然是以储蓄为主；二是我国的金融结构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证券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规范、投资的整体风险性较高，因此居民在投资的过程中较少采用市场性的投资，依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存款。

居民的市场性金融投资。居民的市场性投资是未来投资的主要方式，银行存款投资的收益较低，因此人们开始倾向于进行市场性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市场化的发展水平在不断变化，但是居民的就业和收入的整体预期很不稳定，因此，居民在开展投资的过程中往往是采用保险准备金投资行为。证券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够规范，整体的风险性较高，因此居民选择证券投资的较少，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并不能够真正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

居民金融投资的优化和制度选择

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要想促进居民金融的整体水平，应当促进居民金融投资的文化和制度的选择，应当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在开展相应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增加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应当规范垄断性和体制外的高收入，要完善相应的收入制度，减少居民的收入差距，这样能够更好地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投资水平的提升。同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间接地引导居民金融投资行为。

金融制度的落实与改善。在促进金融制度落实与改善的过程中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一要降低居民的投资风险，要通过金融创新来鼓励居民进行消费和事物的投资；二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完善相应的金融结构，在开展相应工作的过程中发展市场基金和资本市场的体系，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这样能够提升居民投资的整体水平；三要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当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样能够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能够创造出一个稳定的投资和评估环境，帮助居民更好地避免投资的整体风险。

投资和风险规避能力的提升。应当提升居民投资和风险的规避能力。应当加强投资的先期宣传，加强居民金融投资和风险规避能力的提升，可通过培训和制度宣传来普及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进行金融投资的优化。

有关税收筹划的风险控制分析 篇4

一、税收筹划中存在的风险

税收筹划具有超前性, 它是在企业的相关经济活动发生之前作出的, 再加上税收法规与市场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性, 使得税收筹划决策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基于税收筹划的不确定性, 企业在进行决策之前一定要对所有风险因素予以充分、全面的考虑。

(一) 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企业以国家政策作为节税依据的风险, 包括政策的选择性风险和变化性风险。前者是指在筹划人对于国家政策未能全面理解的情况下做出筹划方案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后者是指由于国家政策为了及时调节市场经济, 其政策时效具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决策风险。

(二) 操作风险

税收筹划的本质其实就是利用法律规定和政策中有利于节税的规定进行税收方案选择, 因此, 决策者在选择税收方案时往往是利用税法中的模糊规定进行边缘性操作。然而, 就我国目前立法现状而言, 不仅在税法的相关法规中存在许多不明确的规定, 而且在我国税法多层次立法的前提下, 极可能出现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 即使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 也不能保证完全掌握相关的税法规定, 这也就使得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操作时具有较大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 主要存在两种操作风险:一方面是未能充分运用与执行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是指在进行税收筹划时未能从整体对税收政策进行全面分析, 综合控制风险。

(三) 经营风险

税收筹划是在满足税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超前性谋划行为。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 企业所预期的经营活动的变化往往会对税收筹划带来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与预期变化相去甚远时, 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为,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 实际上就是通过预期企业未来可能的经济活动变化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相关税收政策, 即企业今后的经济活动必须符合企业进行筹划时所选择的税收政策的相关要件才能真正起到节税的作用。这样一来, 企业在接下来的经济活动中就必须按照预先确定的方案进行操作,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某一方面的经营与发展。甚至, 当企业对于经营活动决策失误时, 不但无法享受税收优惠, 反而可能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 与企业预期南辕北辙。

(四) 执法风险

税收筹划应是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法操作, 但是对于“合法”范围的理解还需有相关的税务行政执法部门来界定。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者对于法律规定与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理解不同, 判断出现误差, 即便企业成功的规避了其他风险, 税收筹划仍归于失败。这一风险的存在均归因于我国在税收立法时在对具体税收事项这一规定中给予了税务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即在一定范围内, 可有税务机关机关决定税收范围, 这就使得税收事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再加上我国目前全国各地的税务行政执行人员的水平高低不齐, 又进一步加重了税务执法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 即便在合法的前提下, 若是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不能与税务行政执法相一致, 那么该方案便毫无意义, 更有甚者, 还可能被视为偷税或恶意避税而加以处罚, 背离初衷, 加重税收负担。

除了上文所述的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与执法风险之外, 税收筹划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如进行税收筹划所耗费的成本远远多于税收筹划所节约的税收的风险, 得不偿失;税收筹划所确定的经营方向与企业整体的发展目标不一致, 从表面上看为企业节约了一定的税收成本, 但实质上并未给企业带来实际利益, 等等。以上所述所有风险均为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中需予以重视的客观风险, 应谨慎对待。

二、应对税收筹划中风险的策略

虽然在税收筹划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应对、谨慎筹划, 对其加以控制和规避。筹划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直面风险, 积极主动地应对风险, 针对风险产生原因, 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 采取相应措施, 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 提高效益。

(一) 树立风险意识, 完善风险提醒机制

在进行税收筹划时, 无论是税收筹划人还是企业决策者都应树立风险意识, 始终保持着对税收筹划风险的警惕性, 切忌盲目信任风险筹划人所规划的税收筹划方案。税收筹划人和企业决策者都应充分认识到市场变幻的快速性、复杂性与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对所有潜在的风险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树立风险意识之外, 企业还应利用现代化的网络科技技术, 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税收筹划提醒系统, 对税收筹划进行全面监控, 一旦发现风险, 立即向筹划人或企业决策者发出警告, 最大限度的规避税收筹划风险。

(二) 依法筹划, 始终与国家税收政策保持一致

合法性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的基础, 也是税收筹划能否成功的主要衡量标准。在实际操作中, 筹划者应始终秉持着依法筹划的原则, 这就要求筹划者接受国系统的税收法律教育, 能够准确、全面的把握税收法律规定, 并要求筹划者应及时更新自己的实收政策, 时时关注税收政策的先关变化, 保证其能依法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其次, 筹划者要正确区分税收筹划与避税之间的区别, 万不可利用法律漏洞进行避税。

(三) 注重整体性, 兼顾税收筹划方案的成功与企业整体利益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就是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 从而提高企业收益, 因此, 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应注重整体把握税收筹划与企业总体利益之间的影响, 不可因小失大。由于企业的税收项目繁多, 且各个项目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相反, 各种税收的税基都是相互关联, 此消彼长的, 所以,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减小某一种税收的同时, 可能会造成许多税收的增加。这就要求筹划者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 宏观考量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 制定出一个最优方案, 达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四) 注重保持税收筹划方案的灵活性

由于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加上税收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 使得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保持一定的灵活可变性。保持税收筹划方案的灵活性可使企业在面对国家税法、相关政策或企业的预期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时, 及时调整自己的税收筹划方案, 保障最终的节税目的实现。

(五) 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 实现节税收益最大化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注重权衡筹划成本以及选择某一税收筹划方案后可能节约的税收成本, 选择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收益的方案。同时, 企业在进行成本与收益衡量时, 还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既要考虑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所产生的直接成本, 还应将在进行方案选择时淘汰掉的税收筹划方案可能带来的收益作为机会成本加以考虑。只有当税收筹划方案取得的收益大于所产生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 方可接受该税收筹划方案。

(六) 协调好与税务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在上文中, 笔者曾提到, 税务行政执法部门对企业的具体税收项目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并且由于地域的差异, 税务部门的执法方式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因此, 税务部门的执法环节便成为了税收筹划方案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实践发现, 企业只有主动适应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方式与特点, 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成功的可能性才能有所提升。否则, 若是不能得到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认可, 那么收税筹划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税收筹划是一项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工作,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全面考虑各种潜在的风险, 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规避, 关注每一个细节, 重视每一个环节, 谨慎决策,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通过税收筹划实现企业总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纳税筹划风险的防范分析.中国税网.2005年8月

[2]、管友桥.关于企业纳税筹划的成因与风险防范分析.2010年3月

[3]、杨焕玲.孙志亮.郑少锋.企业税务筹划的风险分析及其控制.中国海洋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03期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5

在国内银行业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收紧各类贷款融资的背景下，古老的典当行业迎来了勃勃生机和发展动力。为了及时掌控典当行业税源情况，切实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规避税收管理风险，我们对典当行业税收征管进行了全面调查剖析，探讨其发展趋势，以其为特殊行业税收管理提供依据，更好地提高行业税收监管水平。

一、典当行业征管现状

目前，无锡地区的典当行业就开设家数、经营规模、典当品的范围都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全市共有35家典当企业和14家分支机构，注册资本逾9亿元，2010年典当品总额达到了45亿元。无锡市国税一分局征管的典当企业为11户及分支机构2户。其中，一般纳税人3户、小规模纳税人10户，约占全市典当征管企业的22%。其余均分散在其他各区域征管。典当业主要以缴纳营业税为主，增值税仅限死当物品的销售。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暂按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典当业的小规模纳税人按征收率3%征收。企业所得税方面，原典当行业认定其他金融业，现归类为其他服务业性质，新开办的典当公司的所得税由地税征管。而新开设的分支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大多回总机构统一核算，汇总缴纳。2008-2010年共征收入库增值税45.53万元，企业所得税992.09万元。

二、典当业发展趋势及自身经营风险

1.典当业处于高速平稳发展的通道中。典当作为中小型企业融资、个人投资的补充平台，具有一种银行外的金融工具职能，灵活，手续简便的特点作为短期借款的优选，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的齐头并进，今后几年，业务收入和税收收入将会继续维持平稳的速度增长。

2.典当行业的高收益率吸引了更多企业的加入。一些新设立典当行的法人股东都是一些知名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大大提升了典当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抗风险能力，但是高收益也伴随高风险，一旦发生重大呆账和坏账损失，小的典当公司难以生存。由此，典当公司会不断进行洗牌。目前房地产受控，典当的房产部分存在滞后性的隐患。加上运行资金多样化，费率高，公司收益有所下降，典当行业的平均收益率有所下降，对所得税征收预期带来一定影响。

3．典当行业纠纷较多。由于典当公司市场准入严格，典当公司的开业须由商务部核批，时间至少要跨一至两个，因此许多想进入而拿不到证照的公司，通过借壳，或者以分公司的名义开设，由此引发的股权纠纷较多，有的甚至诉于法庭。目前我分局征管的典当公司就有此类情况的发生，增加了税收征管风险。也给当今的典当行业的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思考。

4.典当行业正面临着多种转型。作为一种短期融资理财工具，古老的典当业逐步转型，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新渠道。经营模式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近几年的典当行业的收入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房产等不动产抵押类产品业务增长显著，当下的房产新政促使了典当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必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的水平，考虑新产品设计，开发一些新产品，比如说权利质押等。这对税务部门对典当行业的征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典当行业征管难点

1.增值税税源小。因典当行业收入结构的重大转变，传统的动产典当已不在是典当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死当物品的销售同比在逐年下降。增值税入库税金明显减少，与所得税收入相比，入库的增值税处于微小劣势。

2.业务经营大中小并存。典当企业因各自经营发展不同，经营规模、经营品种也各不相同。有注重做“小额民品”、“过桥

贷款”、“房地产抵押”的综合类典当公司，也有以发展房地产抵押业务为主业的单一典当公司，还有依靠拍卖、中介等相关产业链，与物流中心合作做仓单质押业务的全产业链典当公司，更有类似个体经营和合伙人性质的小型典当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

3.异地分支机构逐年增加。因典当企业实行市场核准制，监管程度较高，异地典当公司纷纷以分支机构的形式开展业务，由于分支机构在人员配备、业务结构、经营规模、财务核算等方面不健全，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困难。

四、典当行业涉税风险点

1.典当业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当金收入(典当利息及综合费)和绝当物品销售收入。当金收入依据当票记载的综合费率与借贷金额计算。质押贷款利息收入完全凭典当票据记收入。典当票是企业凭省商务厅开具的批条直接从印刷厂购买，而商务厅对购买数量没有限制，对当票的领用也没有进行登记，而且当票也未经税务机关监制，只有企业完全掌控自己收入的多少。这样缺乏监督的收入必然形成漏洞，容易造成收入申报不实。

2.典当综合费用存在随意性。典当法规定的综合费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企业自身调控余地较大。企业收回质押贷款的日期，综合费率的设定，只根据当票上企业自己填写的时间，究竟综合费用收入在何时截止，综合费率高低，没有相佐证的有效资料，难以确认。企业的综合费率随意下降，有可能存在帐外运转，另行收取相关费用，可能产生逃避税收现象发生。

3.内部管理缺陷突出。典当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操作随意性大，多以手工笔记本记录作为业务台账。新当、续当时，由典当行自行填写当票、续当票。赎当时，当户拿着新当时的当票就可以赎当，若提前赎当，退回部分预售的费用。一笔业务当期长短、综合费用收入情况、是否续当、续期长短、赎当的确切时间、是否提前赎当等，其连续性无法体现，只能从典当行内部手工登记的内容逐笔核实，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处理也不够健全。

4.目前典当行业征收的增值税全部为绝当物品销售收入，集中在金银首饰这方面的动产上，绝当物品销售有时开具发票，有时开具收据，销售绝当物品的时效性难以控制，实现销售的日期完全由企业决定。是否存在部份销售不开票、不入账的行为，绝当物品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待证实。有关的销售价格是否符合市场行情，有否内部低价处理等现象也有待佐证。

5.根据国税发【2008】第030号国税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自2008年起，所有典当行业企业所得税征管改按查账征收执行。虽然这一规定使典当行业企业所得税纳税水平和税负率同以往相比明显上升，但典当行业的高收益率，经营者对利润的最大化，加上自身财务制度的漏洞，典当公司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存在少申报、不实申报的原动力和相应手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五、典当行业涉税风险应对管理措施

1.针对典当行业的差异性和特征性，实现行业管理。一是根据行业特点，对所分管行业进行税源风险识别。结合典当行业的发展和变化、政策的引领和导向、企业的经营和效益等因素综合评价确定该行业税收风险点。其二是对征管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重点关注典当大户，保证税源的正常均速发展。加强经营起伏波动大的企业的督导。分析确认税源风险源，提前介入，强化控制。

2.依托信息平台强化税收分析。利用各类税收风险管理平台等多个管理系统，及时收集典当企业的经营数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明确该行业税源监控的标准、范围及要求，按照风险等级排序，采取有针对性的税源监控措施，合理地配置税收管理资源，实行在高度信息化基础上的专业化管理，提高化解税收风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情报，建立较为规范的典当业务收入管理流程。不断完善典当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业务处理规程，使

每一笔业务能完整体现收支金额。同时，对典当过程中使用的各类票据应进行信息化管理，全面体现领、销等动态情况，使票据管理呈现有序状态。为体现整个典当业务的连续性，要求在典当、赎当的同时，应把典当票、续当票、赎当票、当金收入发票等连续性的票据集中粘贴到一起，相互佐证，确保真实核实收入成本和利润。关注典当行业死当物品销售的合理定价和登载时效，确保死当物品的应纳增值税能及时完整和足额的申报入库。

4.加强宣传辅导，提高使用发票的自觉性。典当企业取得当金收入时必须开具税务发票。典当票只是一种合同性契约，并不具备发票性质，对于当金收入，应开具地税服务业统一发票;对于绝当物品销售收入必须如实开具国税商业发票。国、地税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法宣传，加强辅导、监管，提高典当双方依法纳税意识，自觉开具或索取正规发票，才能达到以票控税的目的。

5.加强部门协作，实现信息共享。对典当行业的一些大的融资业务，应积极加强与有关机构的联系，实现信息互通，掌控大典当业务的动向和流程，对由于各种情形造成的影响企业经营和税收征管的情况，积极与有关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沟通联络，搞好税收服务，保持税企畅通，有效地保证税收征管。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6

关键词 房地产企业；税收风险；应对策略

所谓的企业税收风险，是指纳税人没有对税收法规进行充分理解和利用或者是没有对纳税风险的规避措施进行利用，进而导致失败而需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性。引起企业税收风险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活动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纳税人认识能力低以及对相关法规掌握和理解不到位等等。

1 房地产企业主要的税收风险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期，随着房地产行业投资的增长，房地产的价格也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中。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房地产企业要认识到主要的税收风险，并要懂得如何应对，进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1.1 房地产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

通常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管理由继承环节、保有环节以及交易环节三部分共同构成。其中保有环节和继承环节在我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交易环节也在“放行”。通常房地产企业的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因此相对应的经营业务也非常复杂。而且加工、设计、物业管理以及广告等方面的关系也很混乱。

1.2 房地产企业办税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在房地产企业中，经常接触税法和法规的就是办税人员，由于他们的综合素质较低，造成了企业无法及时并且全面的了解相关的税法和法规。有时由于办税人员没有正确的理解税法，这些都会造成企业的税收风险。虽然房地产企业并没有出现违规操作，但是因为办税人员自身的素质较低无形中就会出现逃税或者是偷税现象。所以房地产企业要想防止税收风险，就需要不断提高办税人员的在综合素质。

1.3 房地产企业内部财务核算问题。

我国的房地产企业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起步的比较晚，因此在内部财务核算存在不少的问题，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财务核算混乱。比如在申报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无法保证真实性，在做账时，为了自身利益，给银行提供的账目所反映的是企业处于良好的盈利状态，这样方便企业筹备资金，而给税务部门所提供的账目所反应的是企业处于亏损或者是盈利较少的状态。这样就无法保证账目的真实性。而且房地产企业的内部核算通常将收入少计，而对成本则多计。账目极为混乱。

1.4 房地产企业在政策的掌握和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房地产企业涉及的税种多，且相关法律法规更新快，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及时学习、掌握才能实现正确的运用。

例如：

关于房地产企业的所得税预缴的税收法规近几年已做过几次修改。国税发（2003）83号规定“房地产企业应按照营业利润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国税发（2006）31号规定“房地产企业应按照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计算出当期毛利额，扣除相关期间费用、税金及附加后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待开发产品结算计税成本后再调整。”很多房地产企业没有及时的掌握最新的房地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导致多缴了企业所得税。前后两个文件中所得税预缴金额的计算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税的主要依据分别是☆原规定为：预计营业利润率=（预售收入-计税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营业收入；☆新规定为：计税毛利率=（营业收入-计税成本）÷预售收入。两种办法的区别是显著地：采用计税毛利率法更加科学、合理、合法。营业利润率法在取得预售收入的当期却不考虑纳税人实际发生的费用、税金及附加，一律实行统一比例，在完工后还应当对以前期间发生的费用、税金及附加进行“秋后算账”，从而给纳税调整带来很多麻烦。计税毛利率法，对实际发生的费用、税金及附加、已于当期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待开发产品完工后仅仅只需要考虑产品的计税成本问题。这也导致二者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计算出的金额老规定要大于新规定。

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是否可以扣除以前年度亏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填报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635号）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第4行“利润总额”修改为“实际利润额”。

根据上述规定，从表间关系看，企业符合条件的以前年度未弥补完的亏损额，在季度预缴时可以减除。但在实践工作中很多企业计算预缴金额时由于对法规掌握不透彻导致没有扣除以前年度亏损使企业多缴了企业所得税。

2 房地产企业应对税收风险的对策

近些年来，房地产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房地产行业。然而，由于上述房地产企业的各种问题，也就是税收的风险委托，企业在应对税收风险方面还有待加强，所以想要确保房地产企业拥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要提高应对税收风险的能力使其处于稳定健康的发展状态中。

2.1 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税法防控制度。

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应对税收风险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完善内部税收防控制度。企业内部税收防控制度和企业内部的方方面面各个部门都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财务控制，其也作为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2 不断提高企业领导和办税人员的综合素质。

由于房地产企业通常都有很大的业务量，而且交易复杂。所以就更需要做好税收风险的防控。在房地产企业中，通常会涉及税收的除了办税人员之外就是企业的领导，为了规避税收风险，他们必须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要全面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谈不上规避税收风险，一切都是空谈。房地产办税人员应该不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新知识，促使其能更好的使用法律武器来规避税收风险。

2.3 提高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能力。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需要建立在企业经营决策层具有依法纳税观念的基础上，合理的税后筹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得到提高。所以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保证所有财务账目和报表的规范性和真实性，进而不断增强税收筹划能力，规避税收风险。

2.4 要加大涉税业务自查力度以防出现违法行为。

在房地产企业中，相关的信息和税务征收都十分复杂，企业应该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要对相关的税务票价进行对比分析，要坚决做到依法纳税，防止有违法行为出现。除此之外，企业要严格贯彻和落实税法政策，并全面理解掌握相关税法法规，使得自身防控税务风险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为企业综合实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3 结束语

房地产企业和我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为了保证房地产企业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要明白企业的税收风险，同时要懂得如何应对，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长期立足。

参考文献

[1] 孙会军.浅谈房地产企业税收风险的防控[J].财经界.2011（24）.

[2] 赵玲.浅议我国房地产企业税收风险的管理[J].科技促进发展.2011（2）.

[3] 林松池.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与防范[J].商业时代.2010（28）.

[4] 韩灵丽.公司的税务风险及其防范[J].税务研究.2008（7）.

浅议调控政策下房地产投资分析 篇7

一、调控政策下房地产投资中的问题

(一)调控政策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

产生于资本循环运动过程中的财务风险, 在不同的经济活动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以货币形态为起点和终点的资本循环主要包含资金的筹集、资金的投入、以及生产和分配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着相应的风险。 第一是融资的风险,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需求量巨大,因而融资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活动。 政府调控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对于房地产的投资趋于理性以及房地产行业融资方式的单一化, 主要依靠银行等金融行业的信贷, 政策的调控使得资金向房地产行业的流动减少; 第二是投资的风险, 房地产投资是否合理与企业的盈利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 以最小的资金规模取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效益,才能获得比较好的投资效果。 然而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行为存在有很多的不合理因素,如市场调研的失实,引起产品滞销,企业的工艺技术落后,企业投资规模盲目过大或过小;第三是资金回笼时产生的风险,当国家实施较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时,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法来购买商品,但当国家实施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时,产品的销售就会存在困难;第四是收益风险,企业的利润一方面要分配给股东,另一方面要留存资金以作为企业的运营活动资金,利润分配不合理会带来收益风险。

(二)现有的财务预警机制不适应调控政策

近几年大量企业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银行贷款的需求大增。 而国家一直在紧缩银根,并不断的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就导致银行贷款的相对紧张,因此,一些企业只能从银行融得短期贷款进行投资,大大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 因此,过去从总的资产负债率来考虑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 而应从短期负债在总负债中所占的比重来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风险程度。 而且主要采取定量分析法来进行预警分析,如对净利润率、股利增长率、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分析来进行财务风险预测, 预测变量的选择及相关关系的确立依据不充分,预测变量的数据缺乏准确性,我国的财务预警是在国外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但是这种照抄照搬的经验不适合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使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投资人与经营者信息严重不对称, 经营者在信息编报方面享有相当大的权力, 独立审计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缺乏保障。

(三)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同时也会造成其他经济方面问题的出现,如国家的加息政策,导致房屋购买者的观念发生改变,房地产产品会出现滞销, 加息也会引起人们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从而减少房地产的购买和投资,加息会增加房地产建设的成本投入,另外国家还会增收房产税,即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会出台限购令,限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这些政策都在有形无形中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和行为。

二、房地产企业应对调控政策的措施

(一)加强对投资各个环节的掌控,降低财务风险

对于融资环节的风险管理要增加融资的渠道, 不能仅仅通过向银行借贷以及所有者的投资者两个渠道融资,可以增加私募资金的比重, 通过融资组合,实现低成本,高安全性的项目资金融资。 主要的组合方式有:自有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融资+银行贷款融资;自有资金+房地产投资基金等方式。 投资风险的管理要注意在充分了解城市规划信息和土地使用以及房地产供应和市场需求情况的前提下进行投资, 以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滞销,以及高成本的土地购入,减少总量供求不平衡、 供应结构不合理和供求错位的现象。

(二)建立健全适应经济调控政策的财务预警机制

要根据全面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了和短期偿债能力),发展能力,营运和盈利的能力,现金的流量能力等指标建立财务预警系统。 我国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经营,以及较容易受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 由于目前政府的调控多属于短期和突发的政策,因此企业的财务预警机制更应着眼于短期的偿债能力,长期的偿债能力不能够及时预测企业的财务风险。 包括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等因素的多方面原因造成中国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都会影响到企业财务风险,在进行财务危机预警分析时都必须将它们考虑在内。 财务预警机制建立可以将是否有财务危机的萌芽等信息及时反映,管理层将信息加以分析,并适时作出经营策略的调整。

(三)多做市场调研,了解政策的动态影响

企业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企业应多做市场调研,了解调控政策的动态影响,同时也要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调整发展的方向和战略。 要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也就是房地产类型的差异化投资,因为房地产政策的调控主要是针对住房市场, 因此企业可以加强对于商业和工业用途的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可以涉及的行业相当的广泛,大多房地产企业同时涉足多个行业,如此以来,政策的影响面可以不那么广泛。 企业要进行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将市场细化,在充分分析自身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适当缩小业务范围,增强对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产品的投资。 其次,资金并不丰厚的中小企业,在进行房地产投资时更应慎重,因为房地产投资项目摊子大,程序多,耗时长,因此中小企业应注重合作化的发展战略,积极与其他房地产企业联合,并且要做到资源共享。 调控政策实施,给房地产企业带来的资金来源,投入和销售价格等方面的影响相当巨大, 因此房地产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关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信息,并注意投资策略的改进和创新。 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密集性决定了其投资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加大市场营销的力度,加强对于成本的控制,加快资金流的运转。 暂缓对于土地和资金成本较高的项目进行投资,积极向银行申请贷款,必要时对产品实行降价促销的方法,对具有刚性需求的产品多予投资,按照市场的需求等措施来应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另外,房地产企业还必须进行多元化的开发投资模式,使自己应对行业周期风险的能力加强。 业务开发、物业经营和房地产金融三者相结合,形成以房地产金融业务为主,多业务并举产业结构。 规模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在自有开发业务的基础上,进行资本运作和优质物业持有。

三、结束语

总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一方面遏制了房地产经济的恶性发展,促进了房地产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得房地产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对房地产企业的投资产生了影响,具体有资金来源、资金投入、销售价格等方面的非常明显的影响。 因此企业应该加强对政府相关调整政策的学习,也要注意投资风险的分析和规避。 加强对投资各个环节的掌控,降低投资风险,建立健全适应调控政策的风险预警体系, 在对市场充分把握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摘要：政策的引导性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特点,调控政策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除了受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房地产行业,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它的发展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处在国家政策调控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双重背景下,其投资特点明显不同于其它行业。本文将对政策调控下出现的投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进行论述。

关键词：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问题,措施

参考文献

[1]卢新海,万凯.“新国五条”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分析[J].中国房产,2013;04

政策性金融债投资策略分析 篇8

一、我国政策性金融债的历史

(一) 派购发行阶段

政策性金融债券的派购发行开始于1994年4月。当时由国家开发银行第一次发行, 从此拉开了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发行序幕。政策性金融债券的派购发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上述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 每年都完成了发行任务。这种金融债券为无纸化记帐式债券, 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托管登记, 各认购人均在中央国债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开设托管帐户, 中央国债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政策性银行的委托办理还本付息业务。政策性金融债券基本上每个月发行一次, 每月20日为当月的基准发行日 (节假日顺延) 。

政策性金融债券派购发行的券种, 有三年期、五年期、八年期三个品种, 在付息方式上, 在1994年度发行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单利债券, 从1995年起, 开始发行按年付息的附息债券。所发行的三年期的金融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五年朔、八年期的金融债券为规避利率风险, 从1995年起实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年一定的准浮动利率。派购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债券尚未正式流通, 但中国人民银行己批准在货币市场上做抵押回购业务, 同时可以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工具。

(二) 市场化发行阶段

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市场化发行, 仍然是国家开发银行于1998年9月2日率先推出, 中国进出口银行于1999年开始尝试市场化发行业务。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发行主体, 按照国际标准结合我国国情设计出多种规范的、便于流通的、发挥市场参照基准的债券创新品种, 大大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广大银行间市场成员机构的好评, 并受到国内外专业媒体和国外金融机构地关注。

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市场化发行, 推出的券种按期限分有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十年期、二十期、三十年期。按性质分有浮动利率债券、固定利率债券、投资人选择权债券、发行人选择权债券以及增发债券等。

二、政策性金融债投资优势分析

(一) 收益比同期限定期存款要高

目前在中国的各大商业银行, 一年期定存利息在3.3%左右, 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为5%到7%不等。根据金融学里面的“72法则”, 投资定期存款要23年资产才能翻倍, 而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只要10年到14年就能翻倍。因此, 从短期来看, 投资定期存款与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差别并不大, 但从十年以上来看, 投资政策性金融债的收益则比定期存款要大许多。

(二) 风险较小

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表面上是以这些银行的信用为担保, 而实质上则是以国家的信用为担保。因此, 购买政策性金融债的风险, 几乎等同于购买国债的风险, 意味着违约风险几乎为零。

(三) 流动性较强

投资任何一项金融产品, 除了要衡量它的风险和收益, 还要考虑它的流动性。而政策性金融债的流动性几乎与国债一样, 属于流动性很强的债券。这样能确保投资人在遇到急需资金的情况时, 能迅速变现。

三、政策性金融债投资策略分析

(一) 梯子策略

本人建议投资者将资金平均分成三份, 三分之一购买一年期的, 三分之一购买两年期的, 三分之一购买三年期的。这种梯子策略的优势是能兼顾收益与流动性。

这里不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假设某投资人拥有本金30000元, 想投资政策性金融债。而这种债券一年期的利率5%, 两年期为6%, 三年期为7%。按单利计算。第一种投资方法是将30000元全部投资于三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券, 收益为30000×7%×3=6300元。这种投资方法的好处是收益较高, 但弊端是三年内将这30000元捆绑在这笔投资之上, 流动性明显不足。第二种投资方法是用1万元投资一年期的政策性金融债, 1万元投资两年期的, 1万元投资三年期的。这样获得的收益是10000×5%+10000×6%×2+10000×7%×3=3800元, 收益比第一种投资方法要少, 但能保证每年都有现金流。如果一年期的债券到期后, 无须取用, 则又可以用来投资一年期或者两年期的债券, 又能获得500元或者1200元的收益。这种梯子投资策略, 牺牲了一点收益, 但取得了较大的流动性。我认为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二) 利率策略

目前利率市场化预期上升, 而利率的上升势必导致债券在某一时点上现值的下降 (见公式 (1) ) 。因此如果投资债券组合, 我建议集中投资于短期债券。因为短期债券对利率波动敏感性小。

某时点上债券现值 (公式 (1) ) :

PV:债券现值r:利率C:债息Par:债券价格

(三) 捕捉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以及利率传导机制的完善, 利率市场化也将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 改变目前利率被扭曲的情况。今年债券市场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 就是通过捕捉市场上这种利率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微小定价偏差。

总之, 作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一个重要投资品种, 政策性金融债具有收益高、风险小和流动性较强等优势, 只要采取合理的投资策略, 如梯子策略、利率策略等, 能够有效帮助投资人规避风险, 提高收益和增强流动性。

参考文献

企业税收筹划风险控制的分析研究 篇9

一、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

(一)税收政策的变更

税收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税收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变更,对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地补充、修订或完善,不断推出新规章新政策。当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时,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如果税收政策发生变化,政策的这种不定期性或时效性将会对企业的税收筹划,特别是中长期税收筹划产生较大的风险。有可能使得依据原有税收政策设计的筹划方案变得不合理或不合法,从而导致筹划风险。

(二)税收筹划目的不明确

税收筹划具有较强的计划性。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预先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它是对未来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的一种预期,筹划方案的选择是在未来环境符合筹划预期环境的一种假设前提下做出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只是是一种方法与手段,是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的。这点需要认识清楚。税收筹划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纳税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才是它的最终目标。税收筹划要服务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实现企业战略管理目标服务。如果企业日后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偏离了这种预期,将会导致税收筹划活动的失败。例如,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企业期末存货的成本也不同,企业当期的利润不相同,这样所得税应纳税额也就不一样。税收筹划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含成本,显性成本是指开展该项税收筹划所发生的全部实际成本费用它已在税收筹划方案中。隐含成本是指纳税人由于采用拟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的利益。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企业往往忽视了机会成本。如果企业税收筹划方法不符合生产经营的客观要求,税负抑减效应行之过度而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理财秩序,那么将导致企业内在经营机制的紊乱,将导致企业产生更大的潜在的损失风险。

(三)对税收筹划的片面理解

一些企业没有真正理解税收筹划的实质内涵,以为就是少纳税,甚至采取财务违规手段,如:偷税、抗税、骗税等。有些企业筹划人员的财务会计、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欠缺,如:某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经过一系列分析研究,最终选定筹划方案并进行实施。期末,经财务人员核算,发现这一税收筹划所支付的税收法律政策研究、学习、培训、代理等费用超过税收筹划所带来的节税收益。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每一项优惠政策一般都有明确的条件上、地域上的限定。如果不能全面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或理解不透彻,会失去应有的税收利益。税收筹划是是对未来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的一种预期,筹划方案的选择是在未来环境符合筹划预期环境的一种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如果企业日后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偏离了这种预期,将会导致税收筹划活动的失败。例如,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企业期末存货的成本也不同,企业当期的利润不相同,这样所得税应纳税额也就不一样。企业通过对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可以控制当期的应纳所得税,通过延期纳税的方式获得节税收益。但存货计价方法一经选择,不易变更,企业若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要变更计价方法时,应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对变更的内容在会计报表中加以说明。

(四)税务行政执法不规范

税收筹划是具有合法性,是符合立法者意图的,是被国家鼓励和引导的一种经济活动。但这种合法性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认定。只要税法未明确的行为,税务机关就有权根据自身判断认定是否为应纳税行为。税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税收政策执行偏差。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差异是导致税收政策执行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有时会遇到一些基层税务行政执法机关的观念冲突与行为障碍,被误认为是偷税漏税。有些部门规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在实施税收筹划过程中,如果税收筹划方案实施不到位,会导致整个税收筹划失败。因此,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不仅要意识到这些风险的存在,而且要对其加以分析和研究。

(五)税收筹划基础不稳、筹划方案不严谨

税收筹划基础是指企业的管理决策层和相关人员对税收筹划的认识程度,企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水平,企业涉税诚信等方面的基础条件。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如果筹划人员对财会、税收业务,税收政策不熟悉或理解有误,就会使税收筹划活动失败。如果企业管理决策层对税收筹划不了解、不重视、或是企业会计核算不健全,账证不完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甚至有逃税等现象。造成税收筹划基础极不稳固,风险性极强。一些企业对于纳税筹划只听不做,忽视税收政策遵从和财务核算规范,理论与实际脱节,税收筹划方案严重脱离企业实际,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缺少战略观。如果企业未合理选择开展筹划,操作程序不规范,其筹划成功的概率必然较低,进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企业进行筹资方案的选择,一般有两种,债务资本筹资和权益资本筹资。企业在进行筹资方案的选择时,倾向于债务资本筹资。但是,当债务资本比率较高时,企业将负担较多的债务资金成本,从而加大财务风险。权益资本资金成本的支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一般由董事会决定。当权益资本比率较高时,财务风险较小。因此,企业在筹集资金时,除了要考虑债务资本的税收收益外,还要考虑其中的财务风险,要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安排好企业的资本结构,防止出现过度负债。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控制对策

控制税收筹划的风险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正确认识税收筹划

全面了解与投资、经营、筹资活动相关的税收法规。使税收筹划活动遵循立法精神。企业筹划的目的是减轻税收负担,企业税收筹划要综合分析,结合自身业务,选择最佳方案,以利润不断增长、业务不断顺畅为前提。税收筹划是否合法,首先必须通过纳税检查,通过纳税检查,检查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税务申报资料等。加强规范会计基础工作是提高税收筹划效果的前提。只有合法性,税收筹划才经得起检查、考验。成功的税收筹划应充分考虑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条件,未来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国家政策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衡量税收筹划方案,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远的利益的关系,为企业增加效益。

(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培养专业人才

企业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财务知识,了解并熟练掌握税法规定。税收筹划人员不仅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能力、对项目统筹谋划的能力、与各部门合作配合的协作能力。注意税法的变动,适时调整税收筹划方案,使税收筹划不断适应新的税收政策要求,以达到预期效果。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和系统工程,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和会计,而且还要通晓投资、金融、贸易、物流等专业知识,专业性较强,需要专门的筹划人员来操作。

(三)树立风险意识,实施财务风险处理措施

税收筹划的风险无时不在,中小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筹划方案的风险,然后再作出决策。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的财务风险,建立一套科学、快捷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和适合自身特点的税收筹划信息系统。具备良好的信息收集功能和危险预知功能。企业在税收筹划时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就需要及时采取恰当的风险处理措施。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目标包括:减轻和消除企业经营运作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现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和转移等。保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四)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企业要加强对税务机关工作程序的了解,要加强与税务机关的联系和沟通,争取在税法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特别是某些新生事物上的处理得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才能避免无效筹划,这是税收筹划方案顺利实施的关键。

(五)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

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任何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只有在充分考虑筹划方案中的筹划成本,且当税收筹划成本小于所得的收益时,该项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选择能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税收筹划方案。

三、税收筹划的意义

(一)有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和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规定税收不同环节的规定体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有助于企业提高纳税意识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有减轻税负的想法。如果企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了合法减轻税负的空间,那么企业会把减税行为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三)有助于企业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税收筹划可以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财务核算尤其是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要加强自身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使筹划的方案实现最大效益。税收筹划就是为了实现资金、成本、利润的最优效果,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四、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会面临着许多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必须高瞻远瞩,将企业筹资的税收筹划与风险控制相结合,制定税收筹划方案。从而防范筹划风险。

参考文献

[1]、王珍义.税收筹划的风险及其防范[J].经济问题,2004,(1)

[2]、吕建锁.税收筹划的涉税风险及规避新探[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杨家新,吴高.税收筹划的风险分析[J].经济师,2005,(09)　.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10

一、Johansen模型的实验过程

各个协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协调关系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各项变量之间满足同阶单位同根。因此, 在进行协调分析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时, 为了保证协调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应当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对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的差分系列数值和以10为底的对数数值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对单位根检验结果的研究发现, 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标量数值在一定显著水平表现形式下的变化趋势都是表现出二阶差分平稳分布, 满足了使用协调分析发的基本前提, 可以对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进行Johansen协调分析。

在进行Johansen协调分析时, 需要对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数据进行构建VAR模型和对VAR模型进行分析。VAR模型的构建结构对协整关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有着直接决定作用。为了更好地通过各种变量数据来对我国的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探究, 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过程分析来研究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人为排除经济变量的各种影响因素, 只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分析能够全面地判断出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之间潜在的影响机制。一些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调节财政税收指标来促进或控制经济增长是不可行的, 然而投资总额却推动经济增长。

二、VAR模型的方差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过程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影响强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1) 财政税收指标在1~3年内, 会使经济增长指标进入迅速上升的状态, 随后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 滞后期达到10年时, 财政税收带来的经济增长达到最大,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0%作用。 (2) 投资总额在滞后期为3时, 投资总额带来经济增长达到最大,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达到了90%左右, 在随后的7年内, 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不断下降, 但是这种下降的趋势基本比较缓, 并且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维持在80%以上。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 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通过在相同的经济行为因素情况下投资总额和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 对如何协调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指标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在VAR模型下, 可以推导出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通过对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期10年内的分析研究发现:1、如果财政税收的标准差是正值时, 在1~3年内, 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上升趋势, 财政税收在第3~5年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下降, 在第5年以后, 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又会变得明显。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保持在0.00~0.02的范围内。2、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规律为平和上升致下降,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在0.02~0.04的范围内。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 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三、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经济影响分析, 可以总结出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1、一般情况下, 财政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经济增长滞后期的研究发现, 调整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 若以滞后期10作为一个周期, 调整财政税收只能给经济增长带来40%作用的贡献率。2、投资总额在一般情况下会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在整个滞后期内, 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比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得多, 甚至是财政税收的一倍以上。因此,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调整或者控制在投资总额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比调整财政税收的效果更为明显。

四、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影响强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以及对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期10年内的分析研究发现, 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 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 为了更好地推动、调整或者控制经济增长, 在投资总额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比调整财政税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1]汤鹏主.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9;4

[2]邹卫星, 房林.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J].经济经纬, 2011;2

[3]焦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D].河北大学, 2009

[4]余梅秀.完善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J].中国外资 (下半月) , 2011;4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11

风险投资又称为创业投资，指的是运用股权或准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在承担很大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协助企业发展使其资产增值，在适当时机以上市交易或转让企业股权的方式回收投资，获得高额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

同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有如下基本特点：

1.特定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或以高新技术产品为基础的新建企业；

2.投资者与所投资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3.一般不以企业分红为目的，而是在退出时以资本增值作为回报，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

4.同时投资多个项目，具有再循环性。

二、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和问题

以1946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的成立为标志, 风险投资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则是在80年代中期才起步。

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新技术创新投资公司——我国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全国性金融机构，标志着我国风险投资的正式起步。90年代后期，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超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形成。至1999年底，全国规模超过1亿元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超过30个。 同时，国外的风险投资资金开始进入我国，我国一些企业也开始积极地引进外资。

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至今尚未形成气候,起步阶段的我国风险投资业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社会对风险投资的本质、运行和增值机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

2.风险资本来源单一，投资总量不足。目前我国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仍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投资主体单一。

3.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税收环境。由于风险投资还属新生事物,现有的相关法律难以形成对风险投资的支撑，包括公司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和破产法等。

4.資本市场十分薄弱。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不仅缺乏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而且风险投资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也较为困难,从而使得风险投资的资本退出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即便是成功的投资也很难做到高额收回。

5.风险投资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许多风险投资总会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带有很明显的行政色彩。

6.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搞风险投资既要有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家，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的风险企业家或创业家。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三、风险投资与税收的关系

税收具有集经济手段和法律于一身的特殊性质，从而对风险投资有着其它经济手段无法比拟的效果。通过税法对风险投资规定优惠条款，就可使投资者尽可能地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创造较多的风险投资效益，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便得到保护和调动。

若国家在税法中赋予风险投资产业较多的优惠，风险投资产业便会形成快速发展的态势。因为当有关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付诸实施后，在可预见的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显示出投资于风险投资产业的强烈欲望，最终大量的社会资本将会向风险投资产业转移。从而必然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以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高回报率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壮大，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或相关的新兴产业便会相继问世。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但为国家税收创造了丰富的税源，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可见，税收政策处于推动风险投资及高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其所产生的强烈“加速”作用是

非常明显的。

四、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与风险投资

然而，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的，主要表现如下：

1.尚无明确的鼓励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现阶段，我国为数不多的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则主要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方面，缺乏对风险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支持政策和法规。

比如实践中适用于个人风险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没有亏损前转和后转的优惠规定，这使得风险投资者在获得较高收益时，要承担较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

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对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再如，对于风险投资公司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只能对应于《公司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执行和享受有关税收优惠，而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根据行业的不同，既有一般的税收优惠政策，又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技术处理规则，风险投资公司往往难以找到税收优惠方面的对接方式。

2.对风险投资对象——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

首先，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增值税有碍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得抵扣，造成重复征税，从而加重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无形资产和智力投入比例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其消耗的原料较少，能够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数额较小，而投入较大的无形资产却不能享受抵扣，因此增值税负担较一般企业要重。

其次，从企业所得税来看，现行所得税多是对投资收益的成果奖励，而事实上在风险企业投资研究阶段，其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企业收益很少，此时更应该有税收的扶持。现行所得税优惠形式多重视采用税率式优惠（减免税收），轻视对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的运用。税率式优惠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企业取得利益时才能享受此种优惠，而风险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利益就无法享受优惠，这难以适用风险投资企业的特点很不公平。

3.现行税制体制下的重复征税，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从实践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都是依据现有的《公司法》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在公司制下，风险投资公司作为纳税主体，一旦公司出现利润就必须按照规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无论是用来转赠资本，还是分配给股东，同样还需再缴一道所得税。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来自被投资企业，这部分收益在被投资企业已经交过税，但是计入风险投资后，仍然要再次缴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种重复征税无形中加重了风险投资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五、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的税收环境

1.在企业所得税上给予风险投资适当的优惠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其收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对风险投资适当给予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扩大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

我国目前对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广告费予以明确规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年以上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定扣除。这种做法应再加以扩大范围和标准：如业务招待费、坏账准备金、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费等的扣除标准还可以适当调高。还可以参照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即允许风险投资公司从所得税中扣除从被批准的风险企业购买股票而造成的损失，同时可以从以后的所得税中扣除损失金额。

（2）实行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规定的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期限偏长（房屋建筑为20年，机器设备等为10年，其它为5年），且规定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前必须扣除残值。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加速折旧对企业从事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我国税法应规定对风险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并允许不扣除残值计提折旧。

（3）给予税收抵免

与加速折旧相比，税收抵免能给风险投资企业带来更直接更明显的税收利益，更能产生刺激作用，是发达国家促进风险投资进步经常运用的方法。因此，我国应考虑增加税收抵免的有关条款。如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2.结合风险投资企业及被投资企业的特征，应当改革当前增值税的征税方法，即由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

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作为进项税额去抵扣当期的销项税额；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地用于抵减当期销项税额。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新企业和生产设备更新速度快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这也有利于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因为风险投資企业投资的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由此可见，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促进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加速生产设备更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鼓励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

3.促进风险投资行为还要注意发挥风险投资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这主要从个人所得税上入手。

为了确保风险投资者不至于在税收上处于劣势，可以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资减免。即如果风险投资者把从其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从理论上说，这项措施可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积累。

而对于投资管理者，他们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体现了管理技能与资金的结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对其进行扶持的，因此，对他们的个人所得也应该适当照顾，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进行风险运营，具体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提高他们的免征额，或者专门为他们制定一个减税条款，降低其所得适用的边际税率。

4.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强化风险投资税收的实施力度。

风险投资税收是税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表现形式，它毫不例外地具有税收行为本身的强制功能，即使以优惠形式表现出来也是如此。因此，要强化风险投资税收

行为，使其成为法律义务被其涉及对象履行和遵守。

（1）实行风险投资项目立项登记制度

税务部门要加强税收跟踪管理，认真检查、督促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是否真正用于风险投资事业，力求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益的最大化。同时注重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外汇、融资等其他政策的配合效用，为企业推进风险投资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建立风险投资税收执法保障机制

税务部门应会同司法部门，制止任何侵犯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者享有的税收优惠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使风险投资税收的强制作用与优势功能充分体现与发挥。

（3）实行风险投资成果的验收、鉴定制度

税务部门应会同风险投资行政主管部门，对曾被认定的风险投资企业定期检查，如其不再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应立即取消其税收优惠，并责令退还所享受的优惠，甚至视同漏税行为予以严惩。

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篇12

长期来看,各国利率水平总在不断波动,对于利率决定及其变动原理的理论解释也经历了阶段性演变。价格是供求双方之间调配资源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利率影响着市场中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不仅对金融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杠杆。

一、利率变动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

早期货币利率理论从利息是货币价格的基本概念出发,认为利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给水平低于需求水平,因而增加货币是降低利率或保持利率不变的主要手段。与之相对立的早期实物利率理论认为利率反映的是实物资本的供求关系,货币供求只是表面现象。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凯恩斯否定了古典利率理论,认为货币的供求平衡才是决定利率水平的根本,而货币数量和流动性是其中两个决定性因素。在凯恩斯利率理论之后,出现了将实物、货币两种因素共同纳入利率决定理论的众多探讨,各理论背后的政策主张也不尽相同。

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广泛传播,这些理论探讨了人为因素对一国利率的影响,倡导减少政府对利率的干预。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金融自由化浪潮在20世纪最后30年席卷全球,利率市场化成为这一自由化浪潮中最为核心的改革任务。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中,利率水平上升和利率波动性增强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所以,导致利率变动的因素除了货币的供求关系以外,一国的经济政策、金融开放程度、居民偏好等国内因素,及其他国家利率政策等国际因素都会引发利率的变动。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利率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制度更迭,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和金融监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带来的利率变动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对于金融系统中的关键主体——商业银行而言,利率变动是引发其系统性风险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重要诱导因素之一。在通常情况下,由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利率变动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最为显著,即利率政策的变革是引发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重要因素。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前,政府对利率的制定具有控制权,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对自己产品的定价空间,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收益的不对称,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商业银行内部的寻租行为[1]。为了真实反应市场供求关系和追求平等的竞争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相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银行业在收获利润的同时也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更具破坏性的银行经营风险也随之而来。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期间,由于利率市场化使商业银行逐渐掌握了对自己产品的定价权,银行息差明显高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水平,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率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银行息差的提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但是短期内利率水平过快上涨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银行的平均资产质量。因为利率提高使得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风险激励效应”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随之提高(Stiglitz 和Weiss,1981)。与此同时,利率自由化使银行系统的竞争性增强,商业银行在经历了初期的息差扩张后往往竞相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贷款利率来吸引客户,这种做法在增加银行筹资成本的同时,也对银行运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银行无法适应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调整时将使银行的不稳定性提高(黄金老,2001)。此外,利率自由化所引发的利率不规律变动还增加了银行对利率变动判断和应对的难度,导致银行利率风险凸显,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Asli Demirg-Kunt和Enrica Detragiache,1998)。由于利率变动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特别是使得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提高。为了降低商业银行在利率变动中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各国在利率政策变革中实施了不同方式的风险管理办法,其中成功与失败之例皆有。本文重点考察日本的利率政策变革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及其风险管理措施,从中探寻有益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二、日本利率政策演变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利率政策是关系一国金融市场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货币政策,科学合理的利率政策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并将资金调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部门,但利率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会给市场中的金融主体带来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作用。从二战废墟中恢复起来的日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利率政策演变,商业银行在每个阶段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利率政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日本战后利率政策演变的第一个阶段为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日本利率政策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导。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经济整体陷入混乱和破败的局面,为了尽快控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并加快恢复工业生产,日本于1947年12月制定了《临时利率调整法》。《临时利率调整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政府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制与保护,其中一项重要手段就是由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代表政府直接干预利率的制定。在《临时利率调整法》的规定下,日本商业银行普通存款利率波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1%-3%的区间内,100万日元以上的短期贷款利率可由银行自行决定,而长期贷款则要受到政府的干预。民间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承受较高的筹资成本和经营风险,其存款利率略高于政府规定的一般标准,短期贷款利率也略高于普通银行。至于长期贷款利率,政府往往积极对其进行干预,以保证企业可以得到长期的优惠利率。日本政府通过这种对存贷款利率和长短期利率的严格管制,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特别是受到“倾斜生产”方式政策保护的煤炭、钢铁和电力等产业更从利率优惠中获得了长期的优惠待遇。在严格管制政策实施的约30年时间里,日本政府有效调节了资本的流动方向,使大量资本进入了振兴经济发展的相关产业。

在这段时期,日本政府严格的利率管制及对金融市场竞争的强烈抑制避免了金融系统的过度竞争,使商业银行可以在各自的市场中获得垄断优势。日本商业银行虽然在表面形成了更强的竞争优势且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份额,但过度保护却使其真实的竞争能力日渐衰弱。这种真实竞争能力的衰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银行有稳定的客户来源,其工作效率日趋下降,对新产品的开发热情也大大降低,企业对金融新产品的需求难以从银行系统得到完全满足,银行面临客户“离心”的风险;第二,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使得银行对所贷款项的风险缺乏有效评估与控制,银行资产质量整体下滑。从银行与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二战后日本金融市场不发达且政府对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有严格限制,商业银行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主银行制度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1949年和1953年两次修改的《垄断禁止法》给予商业银行对企业股份的持有权利,1949年到1964年间日本银行业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持股比重增加了一成以上,到1976年时日本企业通过银行获得的间接融资比重超过了90%[2]。所以,主银行制度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可观的巨额收益,这更加激励了商业银行加大向企业提供贷款的热情,也为银行日后面临的巨额坏账和呆账埋下了隐患,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时期,日本商业银行在利率政策的庇护下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埋下了难以化解的经营风险。

2.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利率政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日本战后利率政策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的利率政策主要表现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即在利率乃至整个金融系统推行自由化政策。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走向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利率政策的严格管制提出了挑战,银行系统的过度保护也遭受到企业与市场的背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与国际金融市场相融合的需要,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标志着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事件是1977年4月大藏省放松对商业银行销售国债的时间限制,以及此后对国债发行利率和中长期国债发行方式的一系列市场化调整。继国债市场首先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日本短期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以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基于《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使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连通。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着手实施起针对小额金融交易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小额定期存款利率、流动性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相继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在1995年之前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市场活跃程度,使高速发展的众多企业可以从金融市场中获得更多样的融资渠道,企业间接融资比重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推行的10年后下降了约十个百分点[3]。

数据来源:Mitsuhiro Fukao. Japanese Financial Crisis and Crisis Management[C]. ADBI Conference and S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制度变迁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了极为明显的后果。从积极的后果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过度保护,在银行系统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使得银行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产品创新来寻求生存与发展。正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期,大额可转让存单和短期、中期及长期国债产品纷纷上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也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但是,尽管利率市场化给日本商业银行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后果,但其所引发的消极后果也在银行系统中蔓延。首先,利率自由化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将大批中小银行排挤出市场,这些以往在政府管制中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的中小银行无法抵挡住大银行的竞争,其所主要服务的中小企业客户被大银行吸引,近千家商业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破产。其次,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泡沫经济,日本的商业银行一方面盲目扩大规模,大量进行海外并购;另一方面放贷数量激增,大量贷款集中在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进而在银行内部酝酿了严重的经营风险。由于日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水平相对滞后,面对已经存在的风险缺乏有效评估与管理,对将要面临的金融危机更加缺乏预警,导致泡沫经济破灭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低等问题纷纷暴露,银行的经常利润也严重缩水(如图1所示)。所以,在日本经济在从高速发展到泡沫经济破灭时期,日本的利率自由化政策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了效率的提高,但也因市场的急速波动将酝酿以久的经营风险激发出来。

3.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利率政策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日本战后利率政策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这一时期日本的利率政策主要表现为零利率政策的实施与延续。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为了引导资本流向市场从而刺激经济再度增长,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利率政策的出台开启了零利率时代。1995年,日本商业票据贴现率首先被调整到1%以下,而后同业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和再贴现率几次下调,最终在2001年基本调低至零。零利率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有所复苏,使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03-2006年间保持了2%以上的增长率。2006-2008年间,日本政府暂停了零利率政策,以期增强利率对资本的调节功能。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当年年底重拾零利率政策,银行同业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在一度被调高至0.5%的水平后再次被调回至0-0.1%的区间。零利率政策的再次延续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严重衰退的客观要求,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有效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零利率政策的实施可以起到缓解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

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暴露出来,但是却没有得到及时果断处理,导致自1991年到2005年间日本爆发了银行危机,银行部门的贷款损失在1993-2004年间陡增,银行净利润在1993-2002年间降至负数(如图1所示),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一批经营历史较长的商业银行先后宣告破产。由于不良资产严重威胁了大批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日本政府自1998年开始着手治理不良资产,但日本商业银行中的不良资产直到2003年才有所回落[4]。对于那些受不良资产困扰而苦苦支撑的银行而言,以营业利润核销不良资产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做法导致大批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赤字经营[5]。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资本比率,日本的商业银行往往对贷款的态度非常谨慎,“惜贷”现象十分普遍。据日本银行统计,1998年10月其国内银行的贷款平均余额同比下降了近3%,下降幅度之大为该项统计指标的历史之最。虽然银行“惜贷”在表面上缓解了其不良资产问题,但是贷款减少使大批企业因缺乏资金和负债加重而破产,而企业的破产又会增加相关债权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进一步又会加重银行的经营风险。另外,在不良资产问题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之时,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日本商业银行发展笼罩上又一层困境,特别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使银行系统再次面临不良资产问题。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以零利率政策为主导的政策措施基本保证了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但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问题和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市场动荡,使日本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突出的经营风险。

三、日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二战结束后,日本利率政策总体经历了由严格管制到完全开放,再到适度调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利率政策变革都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同的机遇与风险。在前两个阶段中,日本政府的利率政策经历了从极度严格到充分放开的巨大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也从较为严格走向了监管不严,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更是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在政府对银行系统监管极为严格的第一个阶段中,日本银行业的进入、退出、银行产品的定价等均由政府进行管制。虽然这种严格的管制避免了银行系统的恶性竞争,但“护航”模式下的过度保护却严重遏制了市场对参与者的约束和竞争机制的发挥,银行内部往往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采取了忽视的态度,导致冒险性的信贷扩张行为普遍存在。在逐步放开的第二个阶段,泡沫经济的产生使银行盲目将贷款投向高风险产业,外部监管缺失和内部监管不力给许多银行堆积起不良资产的坟墓。1992年时日本银行业的坏账损失达16 400亿日元,不良资产达127 750亿日元,到1998年时日本银行业的坏账损失和不良资产分别增长到了136 310亿日元和296 270亿日元[6]。总之,在利率政策变革的前两个时期中,日本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实施是相对落后且缺乏效力的。

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不良资产引发的经营风险成为日本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困境。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入蔓延,日本各大银行面临的不良资产有再度增长之势,部分银行在不良资产的拖累下不得不宣告破产。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商业银行在积重难返的境况下不得不开始了对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了从长期角度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日本商业银行将处理不良贷款与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同步进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方面,商业银行首先从放贷源头予以紧缩和控制,调整放贷对象和规模;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通过公开拍卖、证券化等操作以增强不良贷款的流动性,并以银行之间联合互助的方式帮助陷入危机的银行摆脱危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加入到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队伍中来,使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效率得以有效提高。金融监督厅和金融再生委员会等专门负责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职能机构相继建立,依据先期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法案对银行实施坏账处理、金融救助和接管、清理与回收工作,同时通过推行新的监管标准来增强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1996-2001年间,日本银行业处置了60万亿日元的坏账,为保证银行稳定经营铺垫了基础[6]。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强化风险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是日本银行业处理不良资产的重要保障。在银行面临的众多经营风险中,贷款前的风险防范,即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和管理是整个风险管理机制的首要工作。日本商业银行将贷款的审核与发放工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如设立融资企划部和企业调查部等,通过组织架构的科学设计,培养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银行可以实现多部门共同参与信贷活动,从而达到降低信贷风险的目的。在具体操作方面,银行会对客户和贷款进行细致评级,以确定其是否符合贷款条件及如何发放贷款,审批部门会根据贷款的规模和客户信用分配审批权限,检查与稽核部门会对信贷业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从而有效控制银行经营风险。例如,日本住友银行的信用评级体系设定了极为详细的21个等级,第一劝业银行对近100个行业实施长期分析来为信用评级提供依据,两家银行同样引进了美国的倒闭率评级计算方法等[7]。在控制信用风险的同时,日本银行业也加大了对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各银行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对不同风险进行了拆分组合,从而与银行内部的组织架构、人员设置和管理体系相适应,进而形成有效的综合风险管理体系。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银行业在总结历史教训和适应现实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建设,逐步走上了稳健发展之路。

四、启示与结论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利率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每个阶段的利率政策都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及其风险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利率政策以严格监管和过度保护为主要特征,银行在市场中的进入、退出以及产品定价均受到政府管制。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的大量贷款往往体现了政府的“倾斜”发展意识,但却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过程,因而在缺乏风险管理的快速发展中为银行埋下了巨额不良资产隐患。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是战后日本利率政策演变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利率政策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表现形式,银行业面临从严格管制向完全开放的转变。市场的自由竞争使大批银行被淘汰出局,而泡沫经济的产生再一次将银行业引入盲目扩大规模和不顾风险的放贷中来,导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众多银行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希望通过零利率政策将严重停滞的国民经济再次启动,并通过处理不良资产和加强风险管理等手段拯救危机四伏的银行业。日本二战后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20世纪末年开始得到政府的积极处置,银行内部也通过各种手段核销不良资产,使得在21世纪初年时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化解。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业吸取以往教训,加强了对风险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管和防控程序。因此,日本自二战后利率政策的变革,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教训与经验,给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我国正式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政府通过金融管制措施将资金集中用于优先发展的相关产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步探索,贷款利率的率先浮动使银行业较早实践了市场化操作。为了保证市场稳定和金融系统安全,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于20世纪末开始逐步开始。在存贷款利率有计划的推进市场化改革之时,国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等领域也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调整。到2008年底时,我国放开管制的利率品种达到123个,管制的利率品种减少到24个,银行逐渐掌握了对产品的定价权[8]。随着利率市场化以双轨制形式的稳步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环境得到改善,银行业的改革基本没有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的完全开放使我国商业银行在面临外资冲击下做出了更为艰苦的改革,行业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一些银行在全球排名中位居前列。但是,改革过程较短且改革基础薄弱,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管理方面与世界领先银行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风险管理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一项对技术和经验综合性较强的工作,更是一项对全体员工风险防范共识依赖性较大的工作。我国商业银行从日本的风险管理中引进了许多风险管理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风险管理理念不能形成全员共识的现象。在实际的风险管理操作中,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技术的相对落后、数据的不够准确、信息的流通不畅和管理的行政化,使我国商业银行往往难以准确评估风险、合理规避风险和有效缓释风险。借鉴日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应从技术、机制和人才三个方面加强风险管理建设。首先,提高风险管理的技术水平是防控风险的客观要求,例如借鉴日本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内部评级方法,以详细的、多层次的和多维度的评级标准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帮助决策部门科学发放贷款。其次,建立风险管理的运行机制,不仅要在银行内部设立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部门,同时应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风险共担建设,避免因银行内部沟通不畅所导致的风险防控疏漏。最后,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协调关系到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软实力,银行经营所面对的种种风险都需要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员予以识别和化解,特别是全球金融高速发展却仍不平稳的今天,更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风险管理队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改革中的商业银行应对措施和风险管理建设同样需要有序的和深层次的调整,如此才能保证银行业的稳定发展。

摘要：二战结束后,日本利率政策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变革,每个阶段都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商业银行在前两个阶段中经历了风险酝酿和危机爆发后,于第二个阶段末开始加强风险管理,使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得以提升。我国当前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了相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日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利率政策,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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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tsuhiro Fukao.Japanese Financial Crisis andCrisis Management[C].ADBI Conference andSeminar Materials,Apr,2009.

[5]Mitsuhiro Fukao.Recapitalizing Japan’sBanks:The functions and problems of FinancialRevitalization Act and Bank RecapitalizationAct[J].Keio Business Review,2000(38):1-16.

[6]刘光友.日本银行的信贷扩张及其危机效应[J].现代日本经济,2004(1):26-31.

[7]中国工商银行评估咨询部.美国、日本商业银行贷前风险控制与信用评级业务(上)[J].中国城市金融,2001(6):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