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产品安全

转基因产品安全（共9篇）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1

1 引言

随着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问世及其农产品的不断上市, 转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性一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在它的安全性上虽然目前没有非常有力的科学证明, 但是在不断的研究与探索中也出现某些安全隐患。比如一些关于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事件:Pusztai事件 (1) 、斑蝶事件 (2) 和奶粉风波 (3) 等。在国际贸易中, 各国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业持褒贬不一的态度。然而世界范围内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实验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 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开发也一直在继续进行。我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官方意见是, 鼓励相关的研究开发以及对转基因农产品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影响进行科学的探讨。

2 转基因农产品的特点和安全性

与传统的遗传育种技术相比, 转基因技术要先进得多。它能按照人类需要去选择基因, 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植物中去, 因而加快了育种进度, 提高了育种效率。从当前生产实践来看, 许多转基因产品的产量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高于传统产品;抗逆性增强, 扩大了作物的适应范围, 有利于发展生产;许多转基因产品的品质大为改善, 产品营养丰富, 便于贮藏和加工。在人增地减、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为人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新途径。

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 转基因技术也有局限性。随着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的发展认为转基因作物存在风险性的报道日益增多。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

食用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隐患。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对此一直存在争议。

一方面:转基因食品中存在的不同于传统食物的化学成分是否会影响人体健康。一些含有转基因载体所表达的报告基因、抗性基因和过表达基因产物, 前二者一般是食品中不含有的。过表达基因产物可能是被转基因本身所含有的, 只是含量高得多, 或者来自其他生物的基因组。从原理上讲, 目前的报告基因、抗性基因都是酶类或荧光蛋白, 对人体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进入人体后会逐渐降解。过表达的基因产物实际上在我们通常食用的食品中也是存在的, 只是含量比较低。食用这些蛋白成分短期内应该是对健康无害的, 长期的效应目前也没有充足的证据去表明其危害性。当然这些基因还会影响其他基因的表达, 导致一些转基因食品出现了原来不存在的明显致过敏原, 特定体质的人群食用后会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某些安全性检测实验表现出来的不良反应, 很可能是这些基因所影响的代谢产物的变化, 其复杂性近乎于无法预测, 只有长期的追踪检测, 方能最终决定其是否安全。总之, 这些不同于原来食品的成分会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另一方面:遗传物质对人类基因组的影响。由于转基因农产品通常都插入了外源基因的片断, 人们怀疑长期食用这些食品会不会使人也得到这些基因并改变人类的特征。这一点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DNA进入消化道后的确不是完全降解, 甚至在排泄产物中都可以检测到转基因成分。

对生态环境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与缺乏确实证据支持、近乎于捕风捉影的转基因食品健康安全性的担心相比, 转基因农产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虽然公众感受不多, 但却实在得多、严重得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 基因的污染和漂移。由于转基因农产品与其他传统产品以及野生的对应品种并没有本质的生殖隔离, 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空间隔离措施, 转基因成分会轻而易举地扩散到可能的所有物种。可以设想, 一旦所有的农产品品种和对应的野生品种都污染了转基因成分, 将极大的降低原本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我们很难再找到和利用不含转基因成分的种质资源, 这些宝贵资源的毁灭, 对子孙后代利用种质资源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消极影响, 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其二, 负面的基因重组可能催生对人类危害极大的新物种。超级杂草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些杂草生存能力极强, 不怕任何除草剂, 也不怕天然食用它的昆虫攻击, 在自然界扩散, 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自然存在的微生物整合了一些基因以后性状将发生变化, 变得对人有害。原本可以治疗的疾病由于其病原菌性状的变化而变得难以治疗。一些抗性基因的散布, 使得病原菌的抗性大增, 也大大加速许多抗生素的失效周期。这一切对于医学治疗和人体健康影响虽然不如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那么备受关注, 但其实要严重和现实得多。其三, 生物竞争。即使不发生遗传物质的转移, 过分强大的转基因品种, 将严重挤压其他品种的空间, 导致后者种质资源逐步的萎缩和毁灭。由于转基因生物的强大生存能力, 一旦进入野生环境, 往往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迫使具有相同生态位的其他物种消亡。一旦处于生态食物链底层的主要动植物消亡, 整个生态体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带动一系列相关物种的灭亡, 甚至直接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我们目前看不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但日积月累以后, 其灾难性的后果, 人们会以极为痛苦的方式来体验。

3 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中应采取的科学对策

如上文所述, 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反映了广泛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农产品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贸易对抗, 而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成为了贸易对抗中设置技术壁垒的科学依据。我国又是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大国, 国际上转基因产品的贸易大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利益, 转基因产品的大量进入对我国环境所形成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对此,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在技术上方面重视研发、推广和加快转基因农产品产业化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新发现的功能基因与日俱增, 各种转基因作物不断涌现, 有些更具备增产抗病的优势。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 解决全国13亿左右人的吃饭问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因此,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步伐对我国实现农业科技革命、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优势和确保粮食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投入。在国际合作上方面, 积极加入相关国际协议。目前国际上约束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的协议主要有WTO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检疫协议》以及《生物安全议定书》。我们可以利用相关的协议来保护自身利益。另外, 我国也应积极参与新一轮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行使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

在政府监管上, 建立规范协调的转基因农产品管理体系, 保障产品安全。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 培养公众对转基因产品及其安全性问题的客观公正意识。另一方面, 加快完善转基因立法与执法, 在现有的基础上, 将有关立法的原则进一步体现在接轨国际、符合国情、覆盖研发、生产、市场和消费各个方面。使我国农业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法规更加系统、全面。同时对现有法规实施情况还应加强监督。

结束语

认真研究转基因农产品,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 对于我国参与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订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当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 使得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 在贸易方面受到严峻的挑战。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购买国货政策。对于这一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更有机会利用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也是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这一特点来设置转基因农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其贸易保护主义予以还击。

摘要：随着转基因技术日益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 人们针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安全性争论日趋激烈。其主要表现在: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带来隐患, 是否对生态环境和遗传多样性产生影响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及其带来的贸易壁垒来说明我国在农产品贸易中怎样以健康的方式迅速发展, 同时迎接世界范围的产业竞争。

关键词：生物安全性,转基因农产品,遗传漂移,贸易壁垒,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周开忠:《世界转移基因农产食品标准化的几个热点问题》, 农业质量标准, 2000年第2版。

[2]宁伟, 刘志学:《转基因植物和食品的生物安全性》, 上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2年第8版。

[3]卢宝荣, 张文驹:《转基因的逃逸及生态风险》, 应用生态学报, 2003年第6版。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2

11月17日讯，近日《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新闻，称发现虽然“增产”“减少农药使用”“养活世界人口”是发展转基因的借口和卖点，但是几十年来的数据显示，转基因产品既没有比常规品种显示出增产的潜力，甚至农药使用量还大大增加。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否定了这种说法。

“目前，网络上有关农民对农药施用及其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的大多数报道都为消费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研究发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对农药的施用无法避免，农药施用无论是长期或者短期效果均显著地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而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是替代农药最安全、最有效的技术。”11月10日，在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挑战及政策研讨会后，胡瑞法对记者说。

胡瑞法的团队通过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解放军301医院等合作，通过对广东、江西和河北3个省6个县12个村240多户农民连续多年的农药施用情况及身体健康的监测与检查，对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省12个县自以来连续多年农民种植抗虫棉投入产出情况的跟踪调查，以及对湖北、福建2个省4个县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试验试点村3年农民水稻生产情况的跟踪调查，研究揭示了农民的农药施用行为、健康影响及其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关系。

“一年多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与转基因抗除草剂配套的农药草甘膦致癌的报告，随后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许多报道在未解释农民为什么会施用除草剂及施用了哪些除草剂的情况下，对草甘膦进行了妖魔化的报道。” 胡瑞法说。

胡瑞法说，农药主要有三种类型，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与目前国际上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性状对应，除草剂分为与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配套的草甘膦和其他非草甘膦除草剂;杀虫剂分为可以防治鳞翅目害虫的化学杀虫剂、其他化学杀虫剂和生物农药。

研究发现，每年农民防治病虫害所挽回的粮食产量损失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高达16%—20%。而农民认为，如果不农药防治病虫害，作物将减产50%—90%。农民目前生产上所施用的农药中，高毒、高残留的有机磷、有机硫类农药超过农药总用量的60%以上，其中58%为杀虫剂、27%为除草剂、15%为杀菌剂。在农民施用的农药中，可用来防治鳞翅目害虫的农药占杀虫剂总量的89%;除草剂中，草甘膦和其他除草剂各占一半。即使给农民提供充分的病虫害防治信息，在目前条件下农民仍很难减少其对农药的施用量。

而根据调查，转基因抗虫棉可以使农民减少施用10到13次农药，是对农药的最安全替代。“转基因抗虫作物显著减少了农民的农药施用量和劳动力投入，显著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改善了农产品的质量。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药减少80%，产量增加6%。”胡瑞法进一步解释。

调查还发现，转基因抗虫作物可以有效地保证农民的健康。

“农药对身体指标的影响怎么样?我们给农民检查身体后发现，防治鳞翅目类化学农药、其他非草甘膦类除草剂和杀菌剂均对农民身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草甘膦、生物类农药和防治非鳞翅目害虫类化学杀虫剂对农民身体健康的影响不显著。其中防治鳞翅目害虫类化学农药对肝功能、血糖、C-反应蛋白及所有神经系统指标有显著影响，其他除草剂则对肾功能、肌肝、维生素B9影响显著，杀菌剂对肝功能和维生素B12影响显著。上述结果是我们和301医院的专家一起合作，给农民检查身体后所获得的研究结论。” 胡瑞法说。

根据调查，种植非转基因棉花的农民打药中毒率是22%，而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的，中毒率不到5%。而转基因水稻承担生产实验的农户，所种植的转基因水稻田里打药，没有任何因打农药而中毒，但其他非转基因水稻田，则中毒人数分别达到8%—11%;未种植转基因水稻农户则因为水稻打农药中毒人数达3%—8%。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3

一、中国在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 转基因标识管理的范围太窄。

农业部于2002年1月5日签发了三个农业法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 凡在中国境内销售列入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 必须实行标识。

尽管中国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实施了强制标识制度, 但实际上实行的情况很不乐观。主要体现在要求标识的目录范围太窄, 并非所有的转基因农产品都必须进行标识, 而只是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中的才必须遵守标识。目前列入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中的只有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棉花种子;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等五类十七种产品。

现在, 没有制定出对进口转基因食品成分含量进行标明的标准, 也没有转基因食品清单, 对于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非转基因农产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对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相应的非转基因农产品, 不用加贴标识。但是这样很容易造成中国消费者“一头雾水”的现象, 不知道所选商品的“身份”究竟是非转基因商品, 还是转基因商品而未按要求加贴标签[1]。

2. 转基因农产品检验检测水平落后。

中国虽然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检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如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毒性、过敏反应、抗药性、有益成分的破坏等方面的检测等大部分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目前, 转基因监督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出相应的管理程序和方法, 对转基因农产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的检测缺乏系统完整的检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若出口国利用中国检测技术落后这一情况, 向中国大量出口中国无法检测出的转基因农产品, 即使中国对转基因农产品实施严厉的进口管制, 检测技术的落后会使进口管制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3. 政府对转基因农产品进口限制政策作用弱化。

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 2003年中国进口大豆达到2 074万吨, 比2002年增长83.3%, 创历年进口之最。进口金额达到54亿美元, 同比增长118.2%。虽然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不少, 但毕竟有一个利用转基因安全证书和进口检疫证书的发放这样一个限制性的政策倾向, 使得计划出口中国的转基因农产品生产商多少有些后顾之忧, 在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出口时不得不综合考虑多方条件, 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出口成本, 降低了出口优势。自2002年1月份中国农业部和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新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规定以来, 中国转基因农产品大门向世界打开。庞大的市场购买力, 必然使中国成为各转基因产品争相逐鹿的竞技场。当然, 政府依然可以通过控制安全证书的发放速度来调剂进口, 但这种手段的限制能力显然已经大大降低。

二、加强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安全管理的措施

1. 完善转基因农产品标签管理制度。

标签管理制度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 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已经成为国际惯例。《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 消费者拥有对转基因产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转基因产品在越境转移时应当明确标识, 应进一步完善转基因农产品的标识制度。首先, 通过各种传媒发布有关转基因原料、生产企业、食品等清单, 可以按照企业是否已获准进口转基因原料或者根据食品转基因成分的含量为标准进行分类。比如, 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5%的列入黑名单, 1%以上5%以下的列为黄名单, 1%以下的列为绿名单, 让消费者自主选择。其次, 在公布转基因食品名单和检测结果的基础上, 明确规定标签标识的内容。比如, 转基因成分的来源、可能存在的过敏性、不同于传统食品的地方、效果、营养价值等。再次, 拓宽标签制度的适用范围。除了第一批列入标签范围的十七种转基因农产品外, 适当适时地列出第二、第三批, 或者将2002年卫生部颁布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中调整的范围 (包括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直接用过来, 必要时, 再加以修改。最后, 加贴转基因特殊标签。设定一个转基因产品标签, 标签以中英文印上警告语。在所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上加贴, 让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购买转基因产品。

2. 建立进口预防性管理措施。

可以利用相关的国际协议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策法规, 建立进口预防性管理措施。2000年1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130个国家提出签订了《国际生物安全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的第一个国际性协议, 它提出了管理转基因作物的国际框架原则, 是转基因作物支持和反对派通过争议后取得平衡的产物。中国可依据该协议中的“预警原则”和WTO农业协议中关于“允许各成员方政府采取正当的以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为目的”的措施的规定, 建立进口预防性管理措施[2]。

3. 提高转基因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水平。

中国应加大对检测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 设立专项经费, 提高转基因农产品的检测检验水平。全面追踪国际上关于转基因农产品检测技术的最新信息;按照国际标准对现有实验室进行改造, 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 加强对人员的培训, 积极开展与国际权威机构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研究新品种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方法;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的检验检测方法, 研究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与国际相接轨的检验检测技术, 为中国实施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监测系统和监督报告制度提供技术支持。

4.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积极扶持国内农业生产。

中国成为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大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农产品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此, 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 提高中国农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 通过税收等政策优惠, 加快科技成果向商业应用转化以及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用我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满足市场的需要, 填补国内缺口, 减少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量, 保护中国的食品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摘要：为了缓解国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 中国转基因产品进口量近年来迅速增加, 中国成为转基因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然而, 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因此, 加强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的安全性管理, 对于保护中国农产品市场, 加强农产品安全性保障, 提高食品安全,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安全管理

参考文献

[1]段晓丽.中国转基因农产品标识制度的问题及完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8, (11) :14.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4

2014年07月02日 发布

2014年6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经审查，批准了BGISEQ-1000基因测序仪、BGISEQ-100基因测序仪和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T21、T18、T13）检测试剂盒（联合探针锚定连接测序法）、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T21、T18、T13）检测试剂盒（半导体测序法）医疗器械注册。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首次批准注册的第二代基因测序诊断产品。

该批产品可通过对孕周12周以上的高危孕妇外周血血浆中的游离基因片段进行基因测序，对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和13-三体综合征进行无创产前检查和辅助诊断。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度关注基因测序诊断产业发展，鼓励创新、加强服务，在相关产品注册工作中精心组织、加强协作、严格审评，在确保产品安全、有效前提下，保证了工作的进度。同时，还组织相关技术部门研制完成基因测序诊断产品相关国家参考品，填补了国际空白。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5

1 转基因农产品概述

转基因农产品是指利用转基因技术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基因导入农产品作物基因, 制造出具备新特征的农产品种类。这种做法打破了基因的种属限制, 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工合成的基因均可以转入某一种生物, 进而改变一个有机体的部分或全部特征, 而在农产品中转入的基因大部分来自细菌和病毒。转基因农产品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而且潜在风险巨大。

2 转基因农产品检测

转基因农产品的检测基本上从核酸和蛋白质入手, 主要检测外源基因内的表达和外源基因整合。农产品转基因技术是将动物或植物的基因片段转移到农产品中的技术, 所以通过一项原料的检测来检查一种加工后的农产品中的所有基因片段异常还不现实。目前, 只能通过对农产品中可能存在的转基因进行假设, 然后依照假设进行特定转基因比对的方式, 来检查农产品是否包含某一种转基因原材料。另一方面, 进口国普遍规定, 食品的任意一项原料中如果有含有转基因成分, 都应该按照出口国的要求进行标识。这种矛盾就显示出了转基因农产品检测技术水平低, 达不到需求水平的情况。

3 转基因农产品检测的技术和运用

3.1 利用电化学免疫生物传感器技术实现对Cry1Ab蛋白的定量检测

Cry1Ab蛋白是转基因作物的常见蛋白。电化学法是使用碳纳米管电极、采用安培法持续、动态检测免疫传感器中标记抗体的碱性磷酸酶 (AP) 的方法。新型的离子液体做粘合剂的碳纳米管电极不但成本低、制备易, 更重要的是抗钝化性能好、电极表面易更新。总之, 电化学法比较光学法的优势是电化学方法更加灵敏, 表现在电化学法检测最终产物时, 峰电流值与抗原浓度呈相关性。例如, 显色时间均等的情况下, 电化学法操作时, 在抗原浓度仅为0.5ppb时, 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产物特征峰, 而在传统的光学法操作时, 在抗原浓度到了10ppb时, OD405值仅为0.1688, 信号较弱。在此项检测方法的运用方面, 它的优势是降低了检测时间, 降低了检测成本、降低了操作难度, 所以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3.2 利用提取转基因食品DNA技术实现对寡核苷酸基因芯片的检测

转基因食品DNA的提取和纯化是检测的前提条件。首先, 使用Chelex-100法作为DNA提取的新方法, 并且利用硅膜吸附柱技术改良了传统的CTAB法。然后, 设计了用于基因组扩增标记的多重PCR扩增标记技术, 设计了多种探针及样品作为内、外质量控制的保障体系, 设计了用于5大物种转基因作物的26条寡核苷酸探针以及转基因检测芯片。在此项检测方法的运用方面, 它的优势是Chelex-100法降低了检测时间, 降低了检测成本、降低了操作难度, 适用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大规模筛选;传统CTAB法的改良方法减少了有毒有机溶剂的使用, 并且降低了检测时间, 适用于轻中度加工食品。

3.3 利用染色体步移技术实现对转基因小麦B73-6-1品系特异性的PCR定性检测

染色体步移技术是获取与已知序列相邻的未知序列的有效的、重要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

3.3.1 采用接头连接介导染色体步行技术将转基因小麦B73-6-1进行分离, 得到p AHC25质粒外源基因插入位点的3'端旁侧序列, 转化载体及转基因小麦基因组旁侧序列被它的扩增片段所覆盖。

3.3.2 对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发现2538bp之前的序列是源自不同载体的骨架序列, 而它之后的序列没有发现与之同源的序列, 进而推断推测这序列应该是bar基因整合到小麦基因组上时产生的重组序列和未知的小麦基因组序列。

3.3.3 在原本无法获知未知区域序列信息的情况下, 以PCR技术为基础的染色体步移, 需要设计2个特异性引物来扩增未知区域。本检测方法根据旁侧序列设计定量引物并使用SYBR Green定量PCR技术进行定性检测和转基因小麦p AHC25载体bar基因的拷贝数检测;对作为内参照基因的小麦蜡质基因和作为内参照基因标准的非转基因小麦基因组DNA进行梯度稀释, 来得到内参照基因Ct值与拷贝数对数值的相关性标准曲线方程。在转基因小麦B73-6-1中, bar基因拷贝数是11。在此项检测方法的运用方面, 它的优势是以典型的转基因作物证明该方法检测B73-6-1具有高特异性, 检测灵敏度高、准确有效。

参考文献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6

转基因农产品为解决粮食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其安全性也一直是人们普遍争议的焦点。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转基因农产品社会推广经验的现实积累, 人们应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本文在引用国际公认的不伤害原则、效用原则、正义原则和自主原则基础上, 以生命价值原则为补充, 作为分析转基因农产品推广所引发道德难题的理论根基, 在伦理原则框架的引导下探求转基因农产品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1 生命价值原则

生命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它具有绝对的至上性。生命价值的崇高性和优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生命保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生命是生活的前提和载体,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权的基础, 也是人类的最基本权利。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存在, 人的自然属性即生命体的延续是人类生存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在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 与人类生命存在紧密相关的生理需要是最根本的。“在一切需要中, 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一个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 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比别的东西更强烈”[1]。生存需要是最基本层次的要求, 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 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只有充分满足了生存需要, 人们才可以更好地寻求自由、平等地发展。生命体存在作为发展的前提, 不仅仅是发展的主体和物质承担者, 而且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价值目标。

(2) 生命价值是终极性价值诉求, 是实现其他所有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人是应被作为目的而显现出自身价值的珍贵。人要生存下去是一条绝对律令, 是无法还原和超越的最基本原则。康德认为, “在全部被造物之中, 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 以及与他一起, 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 才是目的本身”[2]。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 无论我们寻求的是何种理想价值, 作为价值主体本身的生存保障毋庸置疑应该是最根本的, 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如果价值主体的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障, 任何价值意义都将无法体现。人的生命价值是最宝贵的, 所有其他的价值和信念都应让位于它, 行动的选择应优先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发寻求基本物质条件的保障。同时, 发展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存需要是价值的源泉, 最高的价值就是生存价值”[3], 所有价值关系都应遵循生存需要这个“善”的尺度。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人类文明是需要食物来养育和延续的。人们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类利益主体的基本生存。在全球饥饿人口总数正在接近10亿的严峻现实面前, 又如何能够期望轻易实现人类所向往的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诉求呢?因此, 解决饥饿、减少贫困仍是首要的发展任务, 作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重要手段的转基因农产品的推广势在必行。

2 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是具有普适性的生命伦理底线, 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不一定能确定为他人带来益处, 但至少不能使他人受到伤害。不伤害是一种被动、消极的“不为”, 它是对行为的禁止性要求。将“不伤害”作为核心的价值原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实践应用中它易于使行为主体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转基因农产品关系到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弱势群体利益、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等多个方面, 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是同时存在的, 很难用“不伤害”原则来统一规范。有些情况下, 采取或不采取某一行动都会对他人产生伤害, 而且不采取行动带来的伤害更大, 这时, 如果行动的正面效果是有意的、直接的, 而负面效果是非有意的、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 那么行动仍然可以得到伦理辩护, 这就是“双重效应原则”。适用于双重效应原则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 行为本身应该是向善的, 或至少是中性的。 (2) 不以寻求坏的效果为目的, 而且坏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 (3) 好的效果是行为的目的且不需要通过坏的效果来实现。 (4) 好的效果必须优先于坏的效果[4]。

那么, 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推广问题而言, 它是否可以满足双重效应原则的四个条件呢? (1)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 改善人们的物质营养, 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出于善的动机。 (2) 转基因农产品的利用是为了增进人类福利, 保证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并不是以破坏人类幸福、毁灭人类社会为目的的, 而且通过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对负效应作出预见性的判断。 (3) 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产生的危害可以伴随着技术的成熟、风险控制体系的完善而被降到最低甚至消除。 (4) 目前, 从转基因农产品产生的各方面社会效益来看, 它的正效应是大于负效应的, 或至少是达到了一种人类可以接受的平衡。据此可以认为, 转基因农产品可以得到双重效应原则伦理辩护, 其推广也是合理可行的。

3 效用原则

功利主义将普遍的人类幸福看作是道德的基础, 其基本价值诉求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是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和价值评判的道德标准。功利主义者认为, 伦理就是产生最大的善和最小的恶的平衡, 也就是说道德主体的行动应该是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好处而带来最小的危害, 要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就需要进行风险和利益的分析。因此, 探求转基因农产品推广的合理性需要对其产生的影响作风险和利益分析。

(1) 转基因农产品可以产生多方面的效益

首先, 转基因农产品推广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毒性、过敏性、标识基因的抗性的科学研究表明, 转基因农产品对于人体健康没有直接的危害, 它是安全的;另外, 通过提高作物的品质, 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加建康有营养的食物。是否对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产生破坏, 一直是人们质疑转基因产品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认为基因漂移影响物种的多样性, 会污染生态环境,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完善, 这种风险将成为可控制和避免的。2007年2月美国生物学教授李义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近6年的不断探索, 终于在消除转基因植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方面获得突破。他们利用其开发出来的“外源基因去除”技术, 达到用转基因作物生产出非转基因食品的目的。这一研究成果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转基因植物基因扩散问题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5]。转基因技术发展的趋向表明, 转基因农产品的环境风险不仅是可控的, 而且它的推广将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例如, 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能够大大降低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量, 间接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其次, 转基因农产品推广有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对于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多将其定义为产品的品质安全, 考察它是否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有危害或不良影响。实际上, 粮食安全应不仅强调保障健康安全, 而且还强调食品自主供给的充分保障。粮食安全的完整定义应该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能获得供应足够的和营养健康的食品。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粮食生产问题。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市场粮价目前虽有所下跌, 但仍然高于2008年粮食危机之前的价格, 粮食危机暂时得到缓解, 导致粮食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有专家警告说, 在未来25年内, 世界人口大概将增加到80亿,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粮食安全形势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严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 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 改善人们的营养结构, 这是目前人类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升期的中国, 对粮食安全问题更应给予充分重视。我国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5.12亿吨的峰值后一路下行, 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5.2亿吨以上。为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需求, 我国每年不得不为了弥补多达1 300万人的粮食缺口而进口粮食。中国农业未来将面临的是人口增长、消费升级、耕地减少和气候变暖等多重压力, 这必将大大加剧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 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的手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目前, 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 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 推广转基因农产品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再者, 转基因农产品的推广还将有利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近期发布的《2008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指出, 对于发展中国家, 农业仍然是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的基本途径[6]。报告提示, 目前贫困主要是一个农村现象,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 仍有超过6亿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发展中国家农业的高成本低产出使其农产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极端的劣势, 农民的利益因无法得到保护而长期陷于贫困。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现状, 通过生物技术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增产增收, 将大大促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生物技术的发展虽然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契机, 但由于对转基因技术存疑, 缺乏先进生物科技的研发能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正在扩大, 发展中国家在等待中不断错失发展的机会。

(2) 应辩证地看待转基因农产品的风险问题

吉登斯认为, “在积极的意义上, 风险社会是人们有更大选择余地的社会, 而在目前的高风险经济中, 承担风险已经成为经济繁荣的条件。然而, 在消极的意义上, 风险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7]。吉登斯提出从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意义两方面来看待风险, 说明风险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在关注到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不确定风险的同时, 是否也同样认识到了放弃这种手段所能够带来的福利的风险呢?虽然选择其它促进农业发展以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的途径也是必要的, 如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促进粮食的公平有效分配, 等等, 但这并不能低估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事实表明, 通过生物技术改良, 农作物可以增强其抗旱、耐碱、抗病虫害的能力, 从而增加土地单产, 促进粮食供应的保证。人们不能对科技进步为我们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视而不见。同时, 通过对转基因产品的环境安全性评价和食品安全性评价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伤害和不良后果都将最大限度避免和控制。因此, 为了实现善的目的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时, 可以通过预警和人为控制来避免或降低它产生的伤害。我们注意到, 采取严格限制转基因产品开发、应用和进口措施的一些欧盟和非洲国家的政策出发点, 并不仅仅是因为转基因产品的技术性风险, 其中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考虑, 这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 对于转基因农产品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应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不可捕风捉影, 夸大其词。曾作为反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有力论据, 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农民的冲击以及引起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都已经随着技术的成熟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得不再充分。

面对伦理冲突和道德悖论作出选择, 是一个价值相互协调和利益相互权衡的过程。通过以上综合分析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伴随而生的风险问题, 我们目前可以认为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推广是利大于弊的,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4 正义原则

伴随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尊重自由和权利、保障机会平等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取向,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正义的解读有一定分歧, 但几乎一致承认权利的自由平等是正义的第一要义, 并强调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是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从实现途径来看, 平等自由原则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正义, 机会平等原则是一种实质上的正义原则。那么, 转基因农产品的推广是否能够满足人类对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价值的需要呢?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平等自由原则是这样论述的:“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8]。它要求每个公民都应当有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包括当人们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 人类有权利进行自由的选择来保障生命安全。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不应该用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粮食危机。而且, 发达国家通过发展生物技术, 推动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并实行国际间的粮食贸易垄断, 这严重冲击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健康发展, 加剧了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发达国家已充分享有生存保障的人们所评估的潜在威胁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所面临的粮食短缺的现实问题, 何者更应有解决的优先性?对于正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 如果放弃转基因农产品这样一条现实有效的途径, 是否也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毋庸置疑, 全人类应该拥有同等的生存发展权利, 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利用平等发展机会的权利, 而且更不应因生产能力的不足加剧贫困人口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

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权利、保障机会平等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基本共识。机会平等所强调的是“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机会的平等就比结果的平等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不平等, 很多都源自于机会的不平等, 机会能够充分开放至少意味着竞争起点的公平, 大家都从平等的或相似的起点开始。目前, 粮食安全问题愈发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全球日益关注转基因农作物, 希望以此解决粮食安全及可持续性发展等关键的社会问题, 各国也都在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 国际竞争逐渐加剧。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 (ISAAA)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国增至25个, 种植面积持续增长9.4%, 转基因农作物开拓面积总计逾1 070万公顷, 新增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农民130万人[9]。中国是世界上种植转基因作物较早的国家之一, 但目前我国转基因农产品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以大豆为例, 因受到广泛争议的影响, 我们对转基因粮食作物没有开放商业化种植。虽然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 但是我国每年却要从国外进口至少3 000万吨转基因大豆, 在进口转基因大豆高油、低价的夹击之下, 国内粮食企业已丧失了对本国大豆产业的控制权。国际跨国粮商在利用转基因大豆敲开我国油脂行业的大门后, 目前已开始向小麦、玉米等其他农作物领域渗透, 我国如果不在转基因自主研发的基础上竖起一道拦截国外转基因生物公司入侵的防火墙, 关乎国家命脉的粮食产业的话语权将旁落他人。放弃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利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因缺乏关键有力技术的支持而使本国农业丧失国际竞争力, 并在等待中错失发展转基因产业的机会, 这无疑将加剧国家之间农业贸易的不平等竞争。因此,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加速对转基因产品的研究开发, 扭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同时, 推广基因生物技术, 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5 自主原则

人的自主性是指个体拥有根据个人的价值和信仰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权利。自主原则强调主体作出理性自由选择的权利, 它体现的是对主体自主和自由的尊重。密尔认为:尊重自主性是一个初始道德义务, 同时也赋予我们自己不被他人干涉自主权活动的权利[10]。密尔所强调的对自主性的尊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 他认为尊重自主性首先是不伤害个人利益, 并不剥夺个人寻求利益的活动权。康德指出自主性体现的是理性人具有自我决断能力的, 也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绝对命令, “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 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1]。德尼·古莱强调人的自由的选择, 这“意味着各个社会及其成员更多的选择, 追求美好事物时受到较少的限制”[12]。自主性应该是一种平等的, 人人享有但又不破坏他人自由的自由选择权利。转基因农产品所关涉的自主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自主性权利保护。

世界粮农组织发布的《2008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 2007年全球食物不足的人数达到9.23亿人, 比联合国的预计高出了 7 500万人, 其中大多数是因为世界粮食价格自2005年以来的持续上涨造成的。2008年这种情况并未得到缓解, 全球饥民又增加了近4 000万人[13]。高粮价不仅造成粮食供应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使营养不良问题恶化, 而且由于食品支出的增加, 饥饿人群将被迫减少健康和教育的开支, 从而严重影响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阿玛蒂亚·森认为“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 过早死亡之类——等初步的可行能力”[14]。在当生存和生命质量受到潜在威胁时, 人人因此都应拥有选择保存生命延续、身体建康的自主性权利。如果迫使饱受饥饿和贫困煎熬的人们放弃摆脱困境的有效手段, 是对其自主选择权利的干涉和剥夺。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解决粮食安全威胁的途径要求政府在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 重点应放在加强国家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 帮助生产者尤其是小农提高粮食生产方面。

(2) 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

保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首先应该对转基因农产品进行标识, 以便使消费者能够清晰地作出辨别和选择, 这是对消费者知情同意权的尊重, 也是对消费者自主权的尊重。其次, 要建构开放透明的信息平台, 提高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能力。因为消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并不具有专业知识和甄别能力, 公众通过媒体所获得的信息无法完全保证其可靠性,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认识容易受到误导。开放信息平台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 消除各种社会偏见。另外, 消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担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监管体制的不信任, 开放透明的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对政府管理的信任。信息的开放透明还将有利于加强监管和促进信任, 有利于消费者真正享有知情选择权利。

总之,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日渐成熟, 在严谨的风险预警和一定的伦理原则规约下, 转基因农产品的社会商业推广将日渐可行, 无论是生产者、消费者都能够从中广泛获益。应该看到, 转基因农产品的推广应用对促进我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都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摘要：转基因农产品推广为人类所面临的粮食危机等严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 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转基因农产品推广是一个受多重社会因素影响的综合性问题, 对它的探讨应建立在全面理性的事实分析基础上, 并遵循多重价值原则的引导。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将相关利益各方都纳入考量范围, 将其安全性、有效性和所产生的社会正负效应等信息作综合的分析, 并在伦理原则的引导下探求其发展的现实意义。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7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完善措施

转基因产品 (现在所指的即为转基因食品) 的发展在过去的千百年里, 人们是通过自然基因突变来选择具有某种特定基因和某种特定性状的生物体的, 而现在人们直接利用转基因技术来改变基因结构, 使其在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 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手段, 人为的将某些生物的基因分离、修饰转导入到其他生物的基因组中, 以此来改变生物原有的基因组。根据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2009年全球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状况的报告, 可以看出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中在1996年至2009年的14年中, 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种植面积增长了79倍, 年均增涨竟达900万公顷。在生物技术的普及方面, 转基因作物普及速度已名副其实成为全球之首。2009年全世界共有15亿公顷的耕地面积, 其中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耕地面积就达13.4亿公顷, 占全球耕地总面积的9%。同时在世界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中, 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 继续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1 合理构建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的重要意义

第一, 转基因产品间的竞争已经超越其本身的竞争范畴, 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因此, 合理构建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更为有效地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谈判。

第二, 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还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价值, 这有利于填补国内乃至国际该项研究领域的空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我国的粮食和农业政策曾一度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耕地面积的相对狭小以及过于依赖前苏联的经验教训, 使我国始终把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自产的农作物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 甚至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然而,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 国外大量的农产品蜂拥进入我国市场, 以大豆为例, 在2005至2009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 我国就从原来的大豆净出口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面对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廉价大豆, 我国的豆农只有亦步亦趋地进行价格调整, 但是, 无论如何, 在品质上均无法与高含油量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竞争, 国产大豆的困境就这样客观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就现实状况而言,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常规做法, 我国亦也不能例外。

第三, 由于现在还没有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农产品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所以怀疑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消费者就有权知道他们消费的农产品是否为转基因农产品, 他们也就有权选择零风险的农产品。如果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加管理, 使转基因农产品像传统的农产品一样进出口,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另一方面, 毕竟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各种怀疑尚未得到科学家的一致证明, 这一状况决定了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的不同。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转基因农产品对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是有害的, 所以对这类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就不能采取禁止进出口这样的强硬措施, 而只能采取评价安全性、加贴强制性标签、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等的方法, 使这类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在各国政府的管理下有序地进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深刻的观点。

2 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概述

随着转基因产品的发展, 转基因产品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所熟悉,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制定了多部规制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范文件。有1996年农业部颁布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2年农业部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3 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1) 立法层级低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的立法层级低, 主要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立足点不同, 法律效力低于法律, 欠缺权威性, 直接影响着执法的效率和力度。此外, 这些条例和办法只规制农业领域, 无法规制与此相关的食品加工业、制药业和环保业等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

(2) 管理制度及安全评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相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机构, 他们主要负责研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境转基因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生物及其产品和食品实行申报制度;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转基因产品对环境影响的评价, 这些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实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由于各部门管理的出发点不同, 使得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难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此外, 在防止转基因作物污染我国传统农作物等方面, 我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在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作为饲料或者原料时的安全性评价方面, 我国还缺乏完善的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目前我国养殖业大量使用进口转基因饲料饲养牲畜, 而这些饲料对牲畜会有什么不良作用, 人食用这些牲畜或畜牧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尚未解决。

(3) 标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凡是被农业部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转基因产品均须遵守标识的有关规定。我国首批被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的农产品主要为针对那些进口较多的转基因农产品, 而在国内大量种植的甜椒等却并未在首批中做出标识要求。此外法规本身还不够明确与完善, 如《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规定制成品中已经不再含转基因成分时, 在产品标示中可以标注为“不含转基因成份”, 对此国外立法通常是规定在产品中的转基因成份低于一定明确比例的 (如欧盟规定为0.9%) 可以不再标出, 即不被视为含转基因成份, 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则缺乏这样明确的最低比例规定。

4 完善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

(1) 应制定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其自身转基因技术的研制。欧盟在极力抵制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同时, 却在加紧自身转基因技术的研发, 不难看出, 欧美在转基因农产品问题上的争端, 除了他们在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观念上的差异外, , 本质上却还是经济利益的争夺, 表面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但其中所掩盖的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要进一步加大科学研究力度, 促进转基因技术与其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利用。

(2) 生物技术可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 但于此同时, 也不要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因此, 我国应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设立专项经费, 加强风险评估与安全检测, 加快风险分析技术与检测技术的发展, 及时公布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潜在威胁, 定期发布相关的评估报告, 以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3) 调整转基因产品的贸易政策转基因产品本身的独特性, 加上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因此, 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不适合转基因农产品贸易, 我国应改变贸易策略, 以达到对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基因产业进行干预的目的, 进而带来本国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4) 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我国对转基因产品实行目录标识制度, 且该标识制度具有强制性 (即凡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添加转基因食品标识) 。在转基因食品在我国尚未正式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 这一标识制度是较易执行, 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技术壁垒可达到保护本国的农业效果。然而当前我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的科学知识了解较少且这方面知识的获取渠道相对堵塞, 很容易加重他们对于转基因产品的盲目歧视, 因此这一强制标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之路。除此之外, 在我国农业很大一部分仍为种植、交易规模较小的小农生产方式, 但是转基因食品属信用品质, 审查与检测较为严格, 市场准入门槛高, 这会在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因此, 从总体和从长远上来看, 这种标识制度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称不上是最佳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类似美国式的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制度。

(5) 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我国应当应制定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我国当前大部分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基本都是采用行政法规与规章, 然而鉴于如前述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立法采用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缺陷, 加之现在世界立法教为先进的国家 (如美国、欧盟等) 都已经将关于转基因产品生物安全管理提高到法律层面的事实, 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这样可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由哪些部门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进行管理, 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和责任, 建立综合、透明的国家管理体制, 以适应转基因科技发展和转基因产品贸易的需求。

(6) 应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我国应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观点, 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目标。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充分的研究分析WTO框架下关于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协议条款, 以及国际上一些通用的协议条款, 并在此基础巧妙的利用相关规则条款来构筑以技术性贸易壁垒、补贴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主的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措施体系。除此之外, 我国相关职能部门还需要建立配套的政策执行评估机制, 可定期对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法规, 以此来更好的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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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夏怡.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其我国的对策思路[J].科技信息 (科学教研) , 2007, (14) .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8

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包括:一是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二是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三是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及其加工品为原料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从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 (烟草) 于1983年诞生, 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食品研制的延熟保鲜转基因西红柿199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 转基因食品的研发迅猛发展, 产品品种及产量也成倍增长。但是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 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 必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就其危害性进行浅显的分析。

一、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危害

人类都要求食品安全有营养,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也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首要问题。转基因产品的危害可能是直接的, 也可能是潜在的,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的直接危害证据, 但是也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足以证明其安全毫无问题。目前认为转基因产品的可能危害和潜在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毒性问题。

毒性的产生有以下2个原因:一是提供基因的生物很可能是不能作为食物的有毒生物, 其基因转入作为食品的生物后, 产生有毒物质;二是新基因的转入, 打破了原来生物基因的“管理体制”, 使一些产生毒素的沉默基因开启, 产生有毒物质。目前已知的植物毒素有1, 000余种 , 如生物碱、酶类、过敏物质、天然致癌物等;微生物毒素主要有细菌毒素、霉菌毒素和真菌毒素等。1988年至1989 年一家日本公司在利用基因重组微生物技术产出的L-色氨酸大量投放到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 造成1, 500功能的人永久性丧失。后来证明产品使用后会产生含有L-色氨酸的毒性二聚体产物。在英国也发现雪花莲凝集素的转基因土豆具有损害免疫系统和阻碍重要器官生长的作用。所以转基因食品是否具有危害性和毒性成为食用者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迄今还没有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表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 但由于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和种种毒性时间, 因此在加工成的食品中存在潜藏的健康风险。目前, 转基因作物大多数直接用于饲料, 有的则通过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例如转基因大豆油菜籽等榨油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转基因成分。这类转基因生物加入了原来生物体没有的抗虫基因或抗除草剂基因, 其本体有了变化, 饲料中转基因被家畜食用后是消化分解排泄, 还是在肌肉器官中富集?人食后有何影响?在环境中如何循环同化?潜在风险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而毒性物质是指那些有动物的化学物质, 从毒理学方面毒性物质可以对各个器官和生物靶部位产生化学和物理化学的直接作用, 因而引起机体损伤, 功能障碍以及致癌甚至造成死亡等各种不良生理反应。从理论上讲任何外源性基因都可能导致遗传工程产生不可预知的意外变化, 其中包括多效应, 依靠设计一个试验来鉴别这些效应是不可能的。对于转基因食品首先应判断与现有食品有无实质等同性, 对关键营养, 毒素和其它成分进行比较。若受体生物有潜在的毒性还应检测其毒素成分有无变化, 插入基因是否导致了毒素含量的变化或产生新的毒素。对新食品及与先有食品成分的化学组成比较可更好地对潜在效应进行估计。目前可考虑使用的检测方法包括mRNA分析, 基因毒性和细胞性分析。此外还可以进行代谢生化过程、毒理学、毒物动力学、慢性毒性、致癌性致突变生殖功能内分泌作用免疫学等多方面作安全评估。

(二) 食品过敏。

食品过敏是人类食物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卫生问题。食品过敏常发生在某些特殊的人群, 全球有近2%的成年人和4%～6%的儿童有食品过敏史 。1996年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将巴西坚果某基因转入大豆中, 结果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群也对该大豆过敏, 该大豆种子最终没有被批准商业化生产。从现有知识来看, 如下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过敏性:一是所有转基因编码一直过敏的蛋白;二是基因源含过敏蛋白;三是转入蛋白与已知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在免疫学上有明显的同源性, 并且有8个连续氨基酸相同;四是转入的蛋白质家族中有些成员是过敏蛋白。如肌动蛋白为一类小分子量蛋白, 在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 植物及真菌中普遍存在, 单在花粉蔬菜水果中的肌动蛋白抑制蛋白为交叉反应过敏原。

(三) 使人体产生抗药性。

将一个外来基因转入植物或动物中, 该基因将会与其他基因连接在一起。人们在食用了这种改良食物后, 食物会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细菌, 使人体产生抗药性。2002年英国进行了转基因食品DNA的人体残留试验, 7名做过切除大肠组织手术的志愿者, 食用过用转基因大豆做成的汉堡包之后, 在其小肠肠道的细菌中检测到了转基因DNA的残留物。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 可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渐表现和检测出来。抗生素抗性基因安全应该考虑到:一是抗生素抗性基因所编码的酶在消化是对人身体的直接效应, 包括该产物是否是有毒物质, 是否是过敏原或诱导其他过敏产生是否具有使口服抗生素失去疗效的潜在效应。二是抗生素抗性基因水平转入肠道上皮细胞肠道微生物的潜在可能性。三是抗生素抗性基因水平转入环境微生物的潜在可能性, 一般水平转到环境微生物可能性非常小。四是未预料的基因多效应。基因的多效应包括次生效应如插入位点和插入基因的产物引发的“下游”效应对代谢过程的影响。

(四) 改变食品的营养品质。

人为转入外源基因极有可能使原有的基因发生缺失和错码等突变, 从而使所表达的蛋白质发生变化, 这有可能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美国生产的一种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抗癌成分异黄酮就比一般大豆低12%～14% 。

二、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一) 破坏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

很多转基因生物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或抗逆性, 这样的生物一旦进入环境中, 就会间接伤害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如植入抗虫基因的农作物会比一般农作物更能抵抗病虫的袭击。长此下去, 转基因作物将会取代原来的作物, 造成物种灭绝, 但这种问题在转基因生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很难发现, 可能要经过许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 但等问题出现的时候, 为时已晚。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任何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系统。如一些盐碱、沼泽、雨林及有寄生虫的地区, 以前原本不适合农业种植,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出现, 一些农作物可以耐盐碱、耐高温高湿以及抗病虫等, 这些地区都被用来种植农作物, 从而使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 不得不退出该系统, 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最终导致物种退化、减少甚至灭绝。

(二) 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的影响。

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 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 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 甚至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据报道, 给蚜虫喂饲GMO马铃薯后, 其天敌瓢虫死亡较早, 生殖率降低38%, 不能孵化率高出正常的三倍以上;美国科学家关于Bt玉米造成蝴蝶大量死亡的研究结果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强烈反响, 导致欧盟禁止进口美国Bt玉米 。另外, 转基因生物将增强目标害虫的抗性。研究表明, 棉铃虫已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转基因抗虫棉对第1～2代棉铃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 但第3～4代棉铃虫已对转基因棉产生抗性。专家警告, 如果这种具有转基因抗性的害虫变成具有抵抗性的超级害虫, 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 而这将会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三) 破坏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具有自然生物不具备的优势, 很多人选择种植转基因作物, 可造成原有生物多样性的变异, 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 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 危害农业生态, 可能出现恶性生态循环。保持生物多样性是减少生物遭受疫病侵袭的重要方式。1864年的爱尔兰马铃薯枯死病, 造成100多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原因就是当地人只种植2个土豆品种, 而这2个品种又特别脆弱, 一旦发生意外则无法挽救。20世纪70年代,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稻田发生草病毒, 非常幸运的是, 在6, 273个品种中发现了1个品种对这种病毒具有抗性, 现在该品种已被广泛种植。1970年斯里兰卡、巴西和中美洲地区的咖啡作物爆发咖啡锈, 在咖啡的故乡——埃塞俄比亚发现了1种具有抗性的品种, 从而挽救了整个局势。

(四) 基因漂移导致基因污染。

基因作为生物遗传信息的载体本身就是漂移和流动的, 它可以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而引起杂交进入另一种群, 并使后者基因库的组成发生变化。这种基因漂移现象既可以自然发生 (这是自然界产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 也可以由传统育种方式获得, 如: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鱼类等。转基因生物同样可能因基因漂流而影响生物物种变化, 将其抗性基因杂交传递给其野生亲缘种 , 从而使本是杂草的野生亲缘种变为无敌杂草。基因漂移的过程很难人为控制, 其后果也难以预测。加利弗尼亚大学的Norman Ellstrand先生及其同事认为, 世界上较重要的13种粮食作物中有12种与其野生近缘物种进行了杂交。在加拿大, 被用于试验的油菜, 只具有抗草甘膦、抗草胺膦和抗咪唑啉酮功能中的1种功能, 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3种功能的油菜, 说明这3种油菜之间产生了杂交, 而这种油菜对周围的植物造成了很大影响。

三、结语

转基因生物一旦释放到环境中, 就会在自然界中继续繁衍, 人类将无法控制, 因此应慎重对待转基因问题。通过分析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生态环境已产生的或潜在的危害, 提醒人们应持谨慎态度, 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不能视而不见, 但也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全面否定转基因食品, 应建立科学的开发体系, 做好安全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估。

摘要：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转基因产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它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影响。本文综述了转基因食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潜在危险, 主要包括毒性问题, 过敏反应, 产生抗药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破坏生物种群、对非目标生物的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带来基因污染。并提出应建立科学的转基因食品开发体系, 做好安全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估。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食品安全,环境影响,基因污染

参考文献

[1].余丽芸, 曹宏伟, 王景伟.生物安全[M].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09

[2].陈乃用.生物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J].食品与发酵工业, 2001

[3].Wilson W W, B L Dahl.Costs and Risks of Testing and Seg-regat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Wheat[J].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5

[4].朱世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 2009

[5].李传印.转基因食品的利和弊[J].生物学通报, 2001

转基因产品安全 篇9

2010年,中国从美国采购的玉米已达到150万吨,创下自1995年以来进口玉米的最高水平。而与此同时,针对转基因作物给人体和环境带来危害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罗媛楠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动物食用转化后,是否对人类有害。不过,转基因玉米对种植地区的环境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1]随着转基因食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逐步加大,越来越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广泛关注。

一、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现状和特征

(一)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现状

转基因产品指通过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而获得的产品“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植物的培育者能够从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实验室的人造物中抽取特殊基因物质,并将其引入到不同的动植物物种中去,这样就创造出所谓的转基因生物体。现阶段的全球转基因农产品贸易都是限制在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内,因此,本文主要讨论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

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食品的主要生产国,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是其主要的出口产品。中国作为最早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在1996年之前转基因作物实际种植面积不大,只有11万hm2,1997年之后迅速增加,2007年达到380万hm2。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于美国、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和印度之后,位居世界第六位[2]。

随着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迅速推广,转基因作物产品市场销售额也逐年迅速增加,1996—2007年累计市值达500亿美元。2008年,美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的全球市值为75亿美元(高于2007年的69亿美元),占2008年全球农作物保护市场价值的14%。2008年,占全球66亿人口一半以上的25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获得的效益超过了2007年的100亿美元,占全球耕地面积一半以上的25个国家已经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快速增加,必然加速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3]。

(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特征

1.转基因农产品逐渐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产品

国际贸易的主要转基因产品为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油菜籽及其制品。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各转基因作物在同类作物中比例的扩大,必将导致未来国际贸易中转基因产品的逐渐增加。

2.转基因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集中在美洲

转基因农产品的主要种植国如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成为世界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转基因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集中在亚洲和欧洲。中国是大豆的主要进口国,年进口量为1 000万吨左右,其中约1/3为转基因大豆。

3.相当数量的转基因农产品经过深加工后出口销售

在国外,大量的转基因产品已经被直接或间接地制成人类的食品。在美国、加拿大,软饮料、啤酒、早餐麦片等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在我国,市场上出售的80%的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2003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四个城市抽取73个常见食品,发送到欧洲基因时代公司检测,正式检测报告显示,13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可以看出我国转基因食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4]。

4.由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日益突出

转基因工程技术及其产品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其在生产、包装、运输、贮存、使用、处理等过程中也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的风险和威胁,因此围绕着转基因产品安全性问题,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愈演愈烈。1998年10月,欧盟立法机构要求欧盟委员会在重新审查欧盟的规章、制度和政策前,暂停批准转基因作物市场化的申请。2003年5月13日,美国根据WTO协议相关条款,将其与欧盟之间长达数年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提交给WTO争端解决机构。贸易争端的不断产生以及世界上对转基因产品的抵制,对转基因出口国产生了严重影响。根据《出口贸易壁垒监测与分析报告》对2009年中国遭遇的对外贸易壁垒的统计分析,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经历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波动,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2 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13.9%,全面贸易顺差减少了34.2%。从产品来看,2009年遭遇绿色壁垒的食品共计46种,涉及的产品集中分布于米面类食品、豆类食品、蔬菜加工品、海鲜加工品以及罐头类食品,被通报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产品容易被怀疑掺有转基因物质、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辐射超标、容易腐坏等,不符合这些国家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容易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5]。

二、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层级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的立法层级低,主要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主要是行政部门立足自己行业管理的角度制定的,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欠缺权威性,直接影响着执法的效率和力度。虽然法律规定了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评价审批和标识申报制度,但这些条例和办法只规制农业领域,无法规制与此相关的食品加工业、制药业和环保业等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此外,我国的管理体制不能向公众和消费者及时提供有关转基因的足够信息,这也严重影响了公众和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信任,并且也与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不符。

(二)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制度中,由于各部门管理的出发点不同,使得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难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如卫生部门在食品行业多是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而农业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农业的增产增收;国家环保部门虽然有依据《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要求转基因作物进口要先向设在各国环保局的联络点通报,然后由环保局告知农业部的权力,但现实情况是国家环保总局基本不了解我国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实验、商业化情况,主要还是由农业部来管理。而农业部门虽然拥有转基因产品管理的主要职能,但其在具体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仍然缺乏力度。在转基因产品仓储、运输和销售环节,由于监管方面的规定对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落实不明确,导致监管部门不能够很好行使职能。此外,在防止转基因作物污染我国传统农作物等方面,我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6]。

(三)安全评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在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作为饲料或者原料时的安全性评价方面,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还缺乏完善的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目前养殖业大量用转基因饲料饲养牲畜,而这些饲料对牲畜会有什么不良作用,人食用这些牲畜或牛奶、鸡蛋等畜牧产品是否安全等问题尚未解决。这种大量使用进口转基因饲料饲养牲畜,却没有对转基因饲料进行安全评估的行为,会很容易招致我国的畜禽肉出口受到其它国家安全评价方面的限制[7]。

(四)标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只要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中的转基因产品就必须遵守标识的规定。通过这种有限列举来制定目录的方法,政府可以灵活地控制转基因标识制度的实施范围和力度。然而从范围上看,我国第一批被要求进行转基因标识的农产品主要是针对我国进口较多的转基因农产品,对于在我国国内大量种植的甜椒等却并没有在第一批中做出标识要求。我国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办法虽然对大豆也实施了强制标识,但对大豆进口以后的管理非常宽松。此外,法规本身还不够明确和完善。如《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规定,制成品中已经不再含转基因成分时,在产品标示中可以标注为“不含转基因成分”。对此,国外立法通常是规定在产品中的转基因成份低于一定明确比例的(如欧盟规定为0.9%)可以不再标出,即不被视为含转基因成分。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则缺乏这样明确的最低比例规定[8]。

三、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一直是国家“863”计划和“973”计划中的重点课题,而且这方面的研发也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我国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到2007年,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80万hm2。而与此同时,我国也是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大国,每年进口大量的转基因大豆、油菜籽。由于价格因素和我国现实条件的因素,进口大豆的数量逐年增长,对国内大豆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国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未来粮食危机的存在,如果不能把握农业生物技术进步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那么随着转基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我国将不仅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还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中国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不仅负有保护生物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也为本国的生物安全利益而进行生物安全管理的现实必要性。目前,我国虽然也制定了一些生物安全方面的法规,但就整体而言,立法层次不高、立法内容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合理、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不断完善[9]。

(一)完善转基因标识制度

尽管根据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28条和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第3条的相关规定,我国已经建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制度”,但是相关规定仍然不完善。对于现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应当借鉴日本、欧盟等国家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经验,逐步完善。第一,对已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生物制品需要深化标识制度,将标识范围由目前的初级产品扩大到由转基因生物加工的产品,即对最终消费食品进行标识。第二,目前的标识制度未能解决经深加工的转基因生物间接加工品的标识问题,即转基因大豆油与非转基因大豆油混合后的加工标识问题,这需要引进欧盟的可追踪性标识方法,加强对产品中间经销环节的管理。第三,增加阈值概念,加强可操作性。考虑到转基因生物污染的偶然性和技术上的必须避免性,为加强标识的科学性,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用阈值上限的方法,对这些微量污染混杂和污染实行豁免标志[10]。

(二)完善转基因安全评价制度

我国目前转基因安全评价的立法有很大的模糊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比如“低度危险”“中毒危险”“高度危险”法律没有客观的量化标准加以明确界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和监测标准也不统一。我国目前食品的检测机构和检测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检测对象上来看,现有的结构数量与社会需求有较大差距;从地域分布来看,现有质检机构在各地分布不平衡。面向广大农村的地县级综合性农产品检测机构还非常薄弱。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从事农业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质量安全监测机构还亟待加强和完善。而在美日欧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具备较为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体系,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这些检验检测体系在保证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对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实施技术壁垒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农产品生产能力、国内生产者利益和国内消费者利益的重要进口限制工具[11]。

(三)积极参与世贸组织谈判,参与制定新的规则

在新一轮WTO贸易与环境谈判中,应当坚持《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的一些原则,一方面要反对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保证生物安全,同时要强调发展中国家维护生物安全的特殊性。应当达成多边贸易与环境发展共同遵守的指导准则。这一准则为WTO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下一阶段各自修改规则或制定新的规则时提供指导,也可以作为解决争端的重要根据。这一指导准则的主要内容可以考虑为:贸易与环境相互促进,共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反对以环境保护名义搞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做贡献[9]。

在实施SPS协议上,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第一,如何满足进口国对其出口产品在卫生和植物卫生以及技术方面的要求;第二,如何为本国的卫生、植物卫生和技术法规提供科学根据;第三,如何有效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采纳。在现行规则下,国际标准的制定和采纳都是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由于这种投票方式使有些措施往往仅仅多几票而被采纳。为此,一方面要培养一批通晓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法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有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以便为贸易争端提供及时可靠的有力证据。随着经济国际化,科学研究也要国际化,必须与国际标准、国际动态、国际前沿接轨,否则,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同,也就无法为贸易保护以及相关争端提供有力支持。

(四)加强管理环节的协调与执法力度

由于目前我国形成的是对转基因产品由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的行政体制,所以协调相关部门的执法活动就显得很重要。在这方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真正实现其协调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环保局在管理体制中职能的作用。除此之外,农业部门、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等要增强自身在转基因产品管理方面的能力和责任感,实现各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履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职能

四、总结

转基因农产品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科学领域的问题。由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在现阶段并不能得到科学的证实,因此国际上还不可能存在对转基因产品的统一认识,WTO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肯定的答复,这就导致在对转基因产品进行监管的时候需要各国和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努力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在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这类实体问题没有国际权威定论之前,加强对转基因程序规则的研究,以保护我国的国内市场。

摘要：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由转基因农产品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中国作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大国,要积极完善转基因标识制度、转基因安全评价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谈判、参与制定新的规则,大力发展我国的转基因产品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