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识性障碍

非知识性障碍（精选8篇）

非知识性障碍 篇1

我校是一所农村中学, 高中生源的基础都比较差, 英语基础尤其薄弱, 加上没有城市学生的便利条件, 农村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相对较少, 很多学生表示经常听不懂英语的课文录音或者是听力测试材料。要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听力, 就必须对英语听力中存在的障碍做调查研究, 从而找出对策。为此, 笔者结合理论与实践, 从非知识性障碍与情感教学方面入手, 进行了该项研究。

一、调查目的、对象与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本校高中生在英语听力方面存在的障碍, 为英语听力教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本校高中部的全体学生, 发放问卷566份, 收回535份, 其中有效问卷501份, 有效率93%。;本次问卷调查的内容涉及学生听力水平、学习兴趣、学习动机、英语学习信心、听力技巧、听力学习策略等。

二、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 学生目前的英语水平和听力水平

在问卷中, 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觉得英语听力难, 有高达78.3%的学生几乎听不懂英语听力材料的内容;这跟笔者在平时的教学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吻合, 很多学生表示:做英语听力的时候, 经常听不懂听力材料的内容, 有些答案是靠猜的。

(二) 非知识性障碍方面

非知识性障碍调查的内容涉及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信心、听力技巧、学习策略等。在非知识性障碍方面, 大多数学生因为基础的不扎实, 加上学习不得法, 久而久之就对英语失去了兴趣, 学习英语的动力比较消极、积极性较差, 努力程度也很低,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养成良好的英语听力习惯, 也没有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听力的学习技巧和学习策略。

三、思考与对策

(一) 创设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

1.用真情打动学生, 用热情感染学生, 帮助其重树信心

本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 大部分学生入学的总成绩普遍在C和C以下的等级, 学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 英语又是各科中最弱的, 80%以上的学生对英语学习失去了信心, 听英语就像是听“天书”。面对这样的学生, 教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应加强与学生沟通并经常进行情感交流, 利用机会深入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心理。特别是那些对英语不感兴趣的学生, 更应时刻关心, 以情感化、关注他们在英语学习中的情感需要。教师只有付出真诚, 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 他们才会“亲其师, 信其道”。

2.因材施教, 开展分层次教学

首先, 根据学生的不同听力水平和性格特点, 每个学期开学伊始, 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相应的短期和长期听力目标, 制定相应的听力学习计划, 采取相应的学习方式和方法, 并给予听力技巧以策略上的指导。

其次, 在上听力课的时候, 我总是会花一些时间指导学生听力方面的技巧和策略, 每一个环节, 针对不同的学生, 我都提出不同的要求, 尽量让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有体验成功的机会, 使他们在自己的“发展区”中有更高的突破, 让所有学生都有所得、有所获。而每一次听力训练结束时, 我都会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肯定的评价, 并且跟学生一起小结本次听力训练的收获与遗憾。

(二) 有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教学资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运用各种教学手段, 尽量给学生创设听英语的机会

听力理解是一项言语能力, 只能在听的实践中获得, 因此, 教师从高一开始就应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创设听的机会。

首先, 教师应努力做到用英语教英语。我们不少的英语教师总认为学生英语基础太差, 上课用英语讲课的话, 学生听不懂会有意见。其实, 语言是靠积累的, 不管学生基础如何差, 只要教师上课的时候能尽量使用适合学生水平的浅显易懂的英语组织教学, 学生每节课就有反复听到规范、易懂的英语的机会, 学生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 信心随之增强, 日积月累, 学生的听力会慢慢提高。

其次, 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设各种听的机会。比如, 本人为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 组织学生每个月学唱一首英文歌, 每个月看一部英文电影, 每节英语课的前5分钟是“才艺展示”的时间, 学生可以朗诵英文诗歌、美文, 可以进行短剧表演, 还可以演唱自己最拿手的英文歌曲。

2.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 丰富听力材料的内容

在选择英语听力材料时, 应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 选择比英语课本阅读课文容易, 与学生日常生活贴近, 地道的现代英语口语材料, 最好经常选择一些轻松、诙谐的幽默故事或英文歌曲作为听力材料, 这样的内容才能引起学生听的兴趣, 容易收效。

总之, 在农村普通高中尤其是薄弱的农村高中, 英语听力教学中如何渗透情感教学, 让英语听力教学充满活力与吸引力, 同时让学生的情感态度在学习实践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发展,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在本文中只是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与体会, 提出了一些比较粗浅的看法和建议。笔者也期待, 有更多的同行在这方面能够作深入的研究。

抵消非制度性障碍的反腐负效应 篇2

笔者日前乘出租车遇到堵车，健谈的司机从城市治堵、道路改造说到官员腐败。他说：“现在老百姓的要求很低，贪点拿点也就算了，只要能干事就是好官。”这一家之言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当前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即对腐败行为日益麻木。尽管这一心态的形成源于一种无奈，但却反映着当前最深刻的不良社会现象。

从以往的深恶痛绝，认为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到类似“只要能给老百姓干事的就是好官”，折射出了当前社会看待腐败问题的重大变化。从近几年公布的一些腐败案看，一些干部的腐败金额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送现金、银行卡、金砖金条、名表，还出现字画、观赏石等所谓“雅贿”，一幅假字画可以通过拍卖被行贿者以几十万上百万元买回“洗白”赃款等等。

预防和打击腐败，需要内外两个环境。除了内部的体制、机制建设外，来自外部文化、公众心态、社会舆论等非制度性因素的约束同样重要。当这些非制度性约束日益麻木甚至主动寻求对腐败的适应时，来自内部体制、机制约束和惩戒的效力将会被积极冲抵。我们要认识到，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羡慕腐败的心理，都是腐败滋生、舆论监督乏力以及公序良俗溃退的可怕信号。除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约束机制外，还需要重视培育社会的反腐文化，消除遏制腐败的非制度性障碍，通过社会性制约来强化对腐败的约束。

要尽快形成对腐败现象的“公众不服从”氛围。近几年曝光的重大贪腐案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循，单位同事、下属乃至邻居都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这些线索，但都没有形成提供线索的氛围，导致一些干部越陷越深，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很大。因此，发挥社会人的力量，应成为现有反腐机制的重要补充。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反腐影响干部队伍形象，影响党的形象”、“反腐败影响干部队伍稳定”等言论不断出现，并被一些人用来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要尽快消除为腐败行为“正名”的舆论氛围。这些谬论，导致了容忍腐败甚至羡慕腐败的思想蔓延，必须予以消除。

一些一身正气、有才有德的干部在少数地方没有被上级领导重用并提拔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被人看作“傻”“不懂事”，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触犯了那些以腐败为荣者的利益，被淘汰出局了。这种环境必须打破，要尽快给予清正廉洁的干部更大的生存空间，否则难以形成对腐败行为的自我清理机制。

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在社会上进一步营造“行贿有风险”的氛围。国家有关法律对行贿罪名有清晰界定，但由于行贿受贿多是一对一进行，官员被查处后，行贿者的口供、证据对案件突破又有重要帮助，在司法实践中对提供重要证据的行贿者往往处以缓刑或免予起诉。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行贿风险低”的错误意识。对此，要加大打击力度，要强化宣传，避免公众之间“贪官落马，不见行贿者受刑”的错误意识。

非知识性障碍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病例资料:

收集2009年5月至2012年12月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人, 以及健康体检的60~80岁、两侧颞窗透声良好老年人。登记全部受试者的一般情况及临床资料, 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进行相关量表、经颅多普勒 (TCD) 屏气试验检查。剔除合并抑郁焦虑症或精神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脑炎或颅内外血管中重度狭窄者, 共入选150例。

1.1.2 分组标准:

参照Petersen等[4]诊断标准及2007年中国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专家共识中提出VCIND的诊断标准[5], 根据主诉、症状及相关临床量表结果, 将全部受试者分为正常对照组、VCIND组及MCI组。

正常对照组: (1) 无明显记忆力下降或其他认知功能减退主诉; (2) 神经心理学测验证实认知功能正常,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 CA) 评分>26分,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 (CDR) 得分为0。

VCIND组: (1) 不符合痴呆诊断标准, 日常生活行为正常,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 ≤26分、社会功能活动调查 (FAQ) ≤5分, CDR≤0.5; (2) 认知损害被认为是血管性、有突然起病、阶梯样病程、斑片状认知损害的证据; (3) 有动脉粥样硬化证据、局灶体征和影像学证据; (4) 有血管性危险因素, 但不含仅有血管性危险因素而无梗死或缺血体征者。

MCI组: (1) 有记忆障碍或其他认知障碍且持续≥3月 (有家属或知情者证实) , Mo CA<26分; (2) 总体认知功能正常; (3) 尚未达到痴呆程度, 日常生活行为正常, ADL≤26分、FAQ≤5分、CDR≤0.5。

以上3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文化水平上均无统计学差异 (P均>0.05) , 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神经心理学评估:

采用Mo CA评价认知功能, ADL、FAQ、CDR作为筛选和研究对象分组使用。

1.2.2 屏气试验:

采用深圳理邦CBS-ⅡTCD检测仪, 操作参照文献[6]。BHI= (屏气后平均血流速度-静息状态平均血流速度/静息状态平均血流速度) ×100/屏气时间[6]。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s表示, 组间差异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变量间相关分析用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血管危险因素的比较

MCI组和VCIND组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的患病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MCI组和VCIND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2.2 各组患者BHI比较

MCI组和VCIND组BHI分别为 (0.90±0.16) %/s和 (0.87±0.19) %/s,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37±0.22) %/s (P均<0.01) 。MCI组和VCIND组BHI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2.3 Mo CA评分与BHI的相关分析

经相关分析, Mo CA评分与BHI呈正相关 (r=0.803, P<0.01) 。见图1。

3 讨论

有研究显示心血管危险因素越多, 发生痴呆的危险越高, 本研究发现在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血管危险因素方面, MCI组、VCIND组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 提示认知功能的减退与多种血管危险因素有关。MCI组与VCIND组间比较无差异, 说明血管危险因素不单对血管源性的轻度认知损害有影响, 还可能是MCI患病的危险因素[7]。

CVR是指脑血管自身所具有的收缩及舒张调节能力, 它对维持稳定的脑血流量具有重要意义, 是反映脑储备功能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MCI组和VCIND组BHI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说明MCI组与VCIND组颅内微小血管受损, CVR下降, 可能引起脑组织的灌流异常, 使相应的供血区域缺血缺氧, 脑功能受到抑制, 皮层对信息认识、整合等过程发生障碍, 认知反应和处理能力降低。Stefani等[8]报道多种痴呆亚型中, 血管反应性检测指标BHI值显著降低, 认知功能分值与BHI的减少显著相关。本研究发现Mo CA评分与BHI呈正相关, BHI值随认知功能减退而下降。一项对53例AD患者认知功能和脑血管储备功能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研究发现, BHI值与认知功能评分有良好的相关性 (r=0.519, P=0.001) [9]。在其他神经影像学研究方法中也证实了颅内微小血管的舒张功能随认知功能障碍的加重而下降[10]。Zavoreo等[11]针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亚临床患者认知和血流动力学研究发现BHI值下降是认知损害的预测指标, 表明脑血管储备能力降低可能参与了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过程。

研究发现, 脑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可以早于症状出现之前存在, 积极改善这些患者脑组织的血供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痴呆的进程。TCD结合屏气试验简便易行且无创, 并可动态追踪, 对有血管危险因素的人群进行脑微血管病变的筛查和对存在CVR减退的患者及时干预, 对防止和延缓痴呆的发展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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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晔, 张如青.气虚血瘀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血管反应性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3, 11 (5) :531-533.

[4]Petersen RC, Doody R, Kurz A, et al.Current concept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Arch Neurol, 2001, 58 (12) :1985-1992.

[5]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专家共识组.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的专家共识[J].中华内科杂志, 2007, 46 (12) :1052-1055.

[6]马欣, 华扬, 凌晨.应用过度换气指数评价脑血管反应性[J].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2007, 11 (4) :505-508.

[7]张宝和, 王吉, 孙洪良, 等.离退休老年男性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分析[J].实用老年医学, 2013, 27 (5) :417-423.

[8]Stefani A, Sancesario G, Pierantozzi M, et al.CSF biomarkers, impairment of cerebral hemodynamics and degree of cognitive decline in Alzheimer's and mixed dementia[J].J Neural Sci, 2009, 283 (1/2) :109-115.

[9]彭琼, 林百喜, 龙建庭, 等.经颅多普勒屏气实验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转归的关系研究[J].卒中与神经疾病, 2011, 18 (5) :282-285.

[10]De Reuck J, DecooD, Marchau M, et al.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vascular dementia[J].J Neurol Sci, 1998, 154 (1) :55-61.

非知识性障碍 篇4

一、我国小学儿童非言语型学习障碍的筛查

尽管对NLD在神经心理、言语发展、学业和社会适应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观点, 但是尚没有建立一个清晰而统一的诊断标准。目前研究者们多数采用的是Rourke提出的诊断标准[3] , 以及Cornoldi等人采用自编的简版视觉空间问卷筛查具有视觉空间缺陷的NLD儿童[4] 。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 我国的研究者基本依据智力、学业、社会功能、排除等四方面的标准对小学儿童进行NLD的筛查。智力标准是指NLD儿童的智力正常或高于一般水平, 但是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显著分离, 言语智商高于操作智商10~15分以上。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是智力测验;学业社会动能标准是指, NLD儿童在学业和社会适应方面表现出困难或问题。学业方面, 他们的阅读技能通常好于数学运算技能, 而在口头阅读、单词识别、单词解码与机械拼写方面好于阅读理解技能;社会适应方面, 具体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社会问题解决上存在障碍。使用的测量工具包括学业成就测验、适应行为量表以及儿童人格问卷等;排除标准是指排除那些由于生理疾病或机体损伤造成的困难或问题[5] 。

二、我国小学儿童非言语型学习障碍的研究

我国研究者对小学儿童NLD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小学儿童NLD的心理特征进行探究;二是通过与言语型学习障碍 (Verbal learning Disabilities, VLD) 儿童、正常儿童的对比揭示小学儿童NLD的心理特点。

1.情绪面目表情的认知特点研究

和普通儿童相比, NLD儿童对非言语情绪线索的识别更差[6] , 对人物表情和姿态语言等非言语情感线索的辨别正确率更低[7] 。导致NLD儿童与他人交往时缺乏目光接触, 不懂得社会情境中的含蓄内容, 对别人的处境和感受缺乏必要的敏感性, 很难受到同伴的欢迎。他们因此感到不知所措, 焦虑无助, 从而引发各种情绪问题。张修竹等人 (2008) 依据艾克曼提出的六种基本面目表情模式, 通过比较NLD小学儿童和VLD小学儿童、普通小学儿童在面部表情判别上的差异, 探讨NLD小学儿童的情绪认知特点[8] 。结果发现, 对于情绪面目表情判别能力, NLD小学儿童、VLD小学儿童和普通小学儿童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 但是NLD小学儿童的发展要落后于其他两组小学儿童, 且NLD小学儿童的增长趋势较为平缓,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发展过程中, 没有一个显著变化的过程。这可能说明, NLD小学儿童面目表情判别能力的发展始终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相对落后于正常小学儿童。而在情绪面目表情的判别上, NLD小学儿童则表现出对一些消极的情绪面部表情如“悲伤”、“恐惧”、“愤怒”更为敏感, 对于复杂面目表情如“厌恶”判别较为困难等特点。

2.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研究

Dodge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式理论 (SIP) 认为:社会信息加工就是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对各种社会性刺激, 如他人的表情、动作、话语等赋予意义, 并据此决定如何做出反应的过程。Dodge认为儿童的SIP过程具体包括编码、解释、搜寻反应、反应评估、执行反应五个阶段[9] 。于海英等人 (2008) 以Dodge的SIP理论为基础, 采用结构访谈法, 通过对儿童与同伴、成人相互作用的情景设置, 探讨了NLD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结果发现, 在社会信息加工的编码阶段, NLD儿童只在清晰权威情景下的编码得分低于一般儿童;在解释阶段, NLD儿童在清晰权威情景下比VLD儿童对人物意图进行了更多的敌意性归因;在反应生成阶段, NLD儿童在每个情景故事下的反应数量均低于一般儿童;在反应评估阶段, NLD儿童比VLD儿童的工具效能感高[10] 。

3.视觉空间认知研究

视觉空间认知技能是由准确知觉世界的能力、对于知觉到的事物进行改造或修改的能力以及重建视觉经验的能力构成。郭靖等人对NLD和VLD儿童的深度知觉能力和视觉—运动能力进行的研究表明, 与正常儿童和VLD儿童比较, NLD儿童视觉空间和视觉运动能力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11,12] 。王庆雄等人 (2005) 对我国汉族NLD儿童视觉空间认知特征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王庆雄等人发现, NLD儿童在空间能力、视动协调、视动速度、图形认知、视觉记忆、非言语推理、视觉组合方面都比正常儿童和VLD儿童差, 而VLD儿童与正常儿童无差别。NLD儿童在空间能力、视动协调、视动速度、视觉组合等方面的差异, 反映了他们的视空间知觉和视觉、运动能力的缺陷[13] 。这可能说明NLD儿童存在视空间认知技能和重建视觉经验的能力较差, 既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特征, 也难以较清晰地重现事物的局部特征, 视觉运动方面可能亦存在精细运动协调能力的缺陷。

4.选择性注意功能研究

NLD儿童的注意功能表现为注意缺陷、反应脱抑制以及运动和行为维持困难等, 其中夹杂着明显的选择性注意障碍。静进等人 (2001) 通过选择注意视觉测试、选择注意听觉测试等连续执行测验对NLD儿童的注意功能进行研究, 并通过ERP分析哌醋甲酯对NLD儿童注意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 NLD儿童存在选择性注意缺陷, 提示与其额叶—基底神经节环路功能障碍有关, 而哌醋甲酯能改善其选择性注意功能[14] 。此后, 因考虑到连续执行测验无法避免USN类问题的干扰, 静进等人 (2004) 改用听觉辨别实验 (ADT) 对NLD儿童的选择性注意功能进行量化分析, 通过威斯康星卡片分类 (WCST) 来反映选择性注意动能及其水平。结果进一步证实, NLD儿童存在额叶为主的注意调控功能障碍, 推测以右侧额叶功能障碍为著[8] 。

5.右脑功能的研究

Myklebust认为, NLD可能是由右脑半球功能障碍所致。而郭靖 (2001) 等人通过对VLD儿童、NL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速示下记忆及本顿视觉保持测验 (Benton Re.vised Visual Retention Test, VRT) 的对比研究, 探讨NLD儿童的右脑功能问题。结果发现, 在速示实验中, NLD儿童对规则图形和实物图形的再认成绩明显不如正常组;在VRT测试中, NLD儿童的正确率明显低于其他两组, 且遗漏和变形错误分明显多于正常组[15] 。这都说明NLD儿童右脑功能相对薄弱, 验证的非语言学习障碍是右脑综合症的观点。

三、我国小学儿童非言语型学习障碍的干预

对NLD的干预, 需要神经学和精神医学、心理学方面的介入,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从世界范围来看, 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干预模式能减轻NLD的症状, 但研究者们仍在试图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和矫正方案。例如Telzrow和Bonar通过对有关临床和教育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提出的干预模式就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同, 这种干预模式包括了对NLD进行的三种干预: (1) 矫正性干预, 即针对学生缺乏的技能直接向学生进行技能培养和训练。 (2) 补偿性干预, 即运用辅助技术或其他技巧帮助NLD儿童弥补学业学习中的缺陷; (3) 治疗性干预, 即根据学生存在的缺陷, 通过特定的方法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技能或策略, 从而提高他们的能力[16] 。

我国学者对小学儿童NLD的干预研究还比较薄弱, 没有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明确的干预措施, 只是在一些研究中针对NLD儿童的某些特点提出了干预对策。但在对小学儿童NLD的干预上也达成了共识:对小学儿童NLD的早期症状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家长及教育工作者们在发现和了解这些症状的同时 (包括适应缺陷的范围和程度) , 应当给予NLD儿童适当的期望以及细心指导, 或者进行专业的治疗, 结合NLD儿童的特殊需要安排教学[17] 。

四、小结

NLD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症状, 虽然我国小学儿童NLD的研究已经揭示了NLD儿童的某些特点, 并在对其筛查、干预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对于学习障碍的研究, 我国小学儿童NLD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此外由于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许多新的领域未被触及, 比如我国小学儿童NLD的神经生理机制, 小学儿童阶段NLD各个层级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小学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 小学儿童阶段NLD干预的实证研究。因此, 未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小学儿童NLD的心理特征及成因;完善与统一小学儿童NLD的评估标准, 促进教师、家长对NLD的了解, 开展有效的干预并建立社会支持系统。为学校心理辅导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从而帮助NLD的小学儿童走出困境, 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况。

摘要：非言语型学习障碍 (Nonverbal learning Disabilities, NLD) 是近年来学习障碍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是一种源自大脑右半球的神经障碍。我国研究者依据智力、学业、社会功能、排除等方面的标准对小学儿童非言语学习障碍进行筛查, 并加强小学儿童NLD的心理特点研究, 如情绪面目表情的认知、社会信息加工、视觉空间认知、选择性注意功能、右脑功能以及干预等。未来我国小学儿童非言语型学习障碍研究, 应不断扩展其研究领域, 为学校心理辅导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从而改善和提高小学儿童非言语型学习障碍者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非知识性障碍 篇5

1 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及其意义

“非自愿治疗”相对于“自愿治疗”而言。在自愿治疗情形下,医疗机构应当完全遵照患者本人的意志开展诊疗活动。国际公约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立法当中均明确指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以“非自愿治疗”的程序对精神障碍者开展诊疗活动。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原则5”规定:“除依照国内法批准的程序进行的以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进行用以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病的体格检查。”“原则11”第一款规定:“除本条原则第6、第7、第8、第13 和15 款规定者外,未经患者知情同意,不得对其施行任何治疗。”“原则15” 第一条规定:“如患者需要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应尽一切努力避免非自愿住院。”《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病保健的原则》对非自愿治疗措施的采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只有基于为患者利益考虑的动机、针对法定的情形、履行复核等手续才可以实施有限的治疗措施或者收治入院。接受非自愿治疗的患者还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权要求出院或者改为自愿就医的方式。

在精神病医学史上,精神障碍诊疗经历了一个由野蛮而至文明的漫长历程。精神病人曾经被“非人化”,精神病被视为魔鬼附体,禁闭和隔离代替了应有的治疗。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认识到精神病很多情况下是情绪障碍所致,遗传和“个体敏感”也是发病因素。精神病人由此逐步享有了作为患者的治疗权。而其后的福柯则进一步认为,精神病不过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没有国家概念、没有社会观念的原始社会,没有所谓的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只不过是“与众不同”而已,不应当被视为病人,更不应当被强行治疗。我国也有学者总结说,精神残疾是(个体)极端差异的表现,是构成丰富世界的必要组成,人们对这种人类个体差异应当予以尊重,甚至敬畏[1]。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所体现的正是对精神病患个体差异性的敬畏和对其作为人的平等主体地位的尊重。当下,在我国精神卫生立法中明确非特别限制原则还具有防范“被精神病”现象发生的现实意义。“被精神病”事件无不是非自愿的医疗行为,如果严格限制精神障碍的非自愿治疗,恶意送治者们的诡计根本不会得逞。

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除了强调了自愿原则的核心地位以外,它同时也表明非自愿治疗程序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非自愿治疗制度所考虑的则是在特别情况下社会整体利益或患者根本利益的必要保护。《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病保健的原则》也规定,为防止病情“严重恶化”,允许进行非自愿治疗。但是,非自愿治疗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而且这种最后手段的运用必须有良好的权利滥用防范机制。

2 被忽视的精神障碍病患自主权

精神障碍患者有无自主决定的权利和能力?这是病患是否应当有自主权的基础。如果精神障碍患者根本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那么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就失去了意义。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有人简单地认为,精神病人就是无行为能力人,所以就没有表达自己意思和意志的能力。情况不是真的如此,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即便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他们对医疗措施的选择仍然会有自己的看法,正如一个年幼无知的儿童也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一样。如果不进行治疗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话,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理由不获得尊重。作为医学概念的精神障碍包括很多类型,只有少数严重的精神障碍病患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其他大部分精神障碍病患即使处在不完全缓解期甚至发病期,对某种民事行为的性质和意义仍然能够辨认和理解。患者的诊疗自主权在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精神健康立法——十项基本原则》当中都有规定。医疗自主权是国际公认的一种理念。

有医疗界人士认为,尊重精神病患者的意思表示,“虽然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权利的行使将我们陷入伦理道德的困境”,并认为不能任精神障碍病患病情发展,否则不符合伦理道德[2]。在大部分的精神障碍诊疗中,人们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而忽视了病患医疗自主权。但这实际上是对精神疾病本质属性及医学伦理道德本质的误解。当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时,无不是用一种社会主流意识下的行为模式进行评价,符合社会公认行为模式的为正常状态,否则就有了精神病的嫌疑。而精神医学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精神病的真正发病机制,大部分患者并无器质性病变。西方反精神病人士认为,把少数人所具有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说成是“病”,本质上是对少数人个性的压制,属于人格歧视。他们认为,人们治疗精神病人,只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威胁。事实上,精神障碍病患本人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患者自主权的缺失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传统功能定位使然,而不是基于患者行为能力的怀疑。从1954年周恩来总理因越南外宾访华遭遇精神病患者而批示建立精神病人专门收治场所开始[3],我国的精神障病医疗就有了侧重于社会安全防控的倾向。1956年,国务院对《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对精神病人的收容问题的指示的批复》直接针的是对精神病人的收容而非治疗。1987年,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公安部在会议上决定设立“安康医院”,负责精神病人强制治疗工作[4]。以上的会议和文件对精神病人的帮助方式都是收容重于治疗,强制治疗特征非常明显。在2011年版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2011年草案)面世之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始终未获得充分重视。以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为例,该规范规定,“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可以被强行收治入院。这里,“拒接接受治疗”的自主决定反而成为收治的标准了,它丝毫没有考虑到患者自主权的问题。我国的精神病诊疗实践一直遵循的“谁送来,谁接走”惯例,更是侵犯了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患者入院后就彻底失去了出院、放弃治疗的自由或者寻求救济的权利。

3 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的制度贯彻

目前,非自愿收治特别限制原则已经为专业人士所认可。但是,该原则在精神疾病诊疗实践中的执行情况仍然甚为糟糕。患者的家属、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均可以强行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患者的意志之上,医疗机构唯独不尊重患者本人的自主决定权。即便是2011年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也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在未来的精神卫生立法中,需要围绕收治标准、收治程序、异议程序及权利救济等方面建构完善的制度,以确保“非自愿治疗特别限制”原则的贯彻。

3.1 收治标准限定。

对于精神障碍非自愿收治应当本着“无危险,不强治”的基本原则。只有在不进行治疗会对其自身或者他人的安全存在风险时,才可以考虑进行非自愿治疗[5]。目前非自愿收治的参考标准是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的“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该规定甚为宽泛,其中第2项“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的规定被证明可以作为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依据。既往“被精神病”事件中的正常人正是因此陷入了“越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的怪圈。2011年草案第二十五条第2款规定了可以强制收治的两种情形: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或者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的;二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上述两种情形的立法思路基本是对的,但是第一项中“或者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之规定含义模糊,大部分精神病患由此都可以被列入非自愿住院之列。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予以删除或进一步限定。

3.2 收治程序完善。

收治程序方面突出的问题之一是送诊主体混乱。在实践当中,只要是与“患者”有一定身份关系的人,并且愿意承担医疗费用,医院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请求收治“患者”。为了改变现状,2011年草案第二十三条对送诊主体做了三类规定:普通的疑似患者由近亲属送诊;查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患者,送诊主体由“当地有关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来确定;对于有伤害他人或自身的情况或有发生危险的,送诊主体包括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可以看出,关于流浪精神病人送诊主体的规定是很模糊的,这将难以避免“有病无人问”局面。而关于有人身危险精神病人的送诊主体则又过于宽泛,尤其 “所在单位”作为送诊主体的做法一直为人们诟病,所在单位一方面并没有履行公共事务的职责,另一方面其送诊行为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既往很多的“被精神病”事件都是其所在单位因利益纠葛而恶意送治所导致。

收治程序的完善还涉及到精神障碍诊断的问题。怎样才能保证诊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011年草案在这方面也有努力,该草案规定了复诊程序,无论是近亲属的送诊,还是其他单位的送诊,医疗机构先行收治,患者或近亲属有疑义的可以申请复诊。复诊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为因素介入精神障碍诊断。但是草案规定的复诊制度在复诊主体及复诊时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由本医院的医生负责将可能导致复诊行为流于形式。而且,非自愿住院患者此时已经身在医院,接受了治疗,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之精神药物的作用,其提出申请的能力和机会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基于自身利益及首诊医师和复核医师之间的同事关系,医疗机构对患者病情复核的公正性很值得怀疑。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在医疗机构下达拟收治住院的医嘱后,允许患者或者相关近亲属先行提出复核申请,并可以让申请人选择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复核或者鉴定,在最终结论得出后确需住院的再行收治。这也是国际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采用的做法。

3.3 监督体系健全。

精神障碍类疾病的诊断不同于其他疾病,医生的主观经验判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下,有意无意的误诊更容易发生。而精神障碍的诊治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及人身自由,本应极为慎重。从国际惯例看,引入外部监督机制是必要而可行的,例如通过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学技术鉴定等。2011年草案第二十七条第3款、第4款规定了作为监督机制的精神障碍鉴定程序。该草案规定,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对医院诊断不服的可以要求鉴定,但是必须由医疗机构提供司法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法。对初次鉴定不服的由原鉴定机构另行安排3名专家再行鉴定。笔者以为,这种鉴定程序的可行性和公正性都难以保证。由于是由医疗机构提供鉴定机构的名单,那么司法鉴定机构为了自己的“业务量”会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关联,鉴定的公正性将会受到影响。而对于再次鉴定的规定也不尽合理,另行选择鉴定机构重新开展鉴定(而不是由原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似乎更为科学,对鉴定结果的公正性通常更有保证。此外,鉴定委托机构应当尽可能与接诊医院相分离,有独立的第三方(如卫生行政部门)委托鉴定。

3.4 权利救济渠道构建。

权利救济是精神障碍病患诊疗权利保护的基本环节,“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近年来的诸多“被精神病”事件,暴露出精神病患者权利救济方面的不足。目前我国缺少非自愿收治纠纷的快速裁决机制,甚至事后提起诉讼的机制也不完善。深圳邹宜君、南通朱金红等事件中,即便被媒体曝光,他们维护权利的努力仍告失败。国家应当建立相应的非自愿收治纠纷的快速裁决机制,以便对精神障碍收治纠纷及时处置。相关工作可以由基层的民事审判组织完成,也可以专门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同时,也要加强事后保护,在非自愿收治的精神病诊治纠纷中应当根据送诊行为及医疗行为的过错情况予以必要的制裁。

参考文献

[1]王小波.对精神残疾本质的再思考[J].南方论坛,2011,1:42.

[2]赖鸿辉.完善精神病人收治制度规范精神病医院发展[J].中国医院,2009,8:63.

[3]荆孟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探析[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7.

[4]张文婷.中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简析[J].法制与社会,2009,9:377.

[5]荆孟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探析[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44.

非知识性障碍 篇6

VaD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预防的痴呆,早期治疗具有可逆性,在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前进行干预,可避免发展到不可逆的VaD晚期阶段[2,3]。2007年中国血管性认知 功能障碍 专家共识 中提出VCIND的诊断标 准如下:1不符合痴呆标准;2认知损害被认为是血管性,有突然起病、阶梯样病程、斑片状认知损害的证据; 3有动脉粥样硬化证据、局灶体征和影像学证据;4有血管性危险因素,但不含仅有血管性危险因素而无梗死/缺血体征者。

1 流行病学

目前对血管性痴呆及老年性痴呆的调查研究较多,而对VCIND的调查较少,有调查显示[4]在60岁以上老人中,痴呆的患病率达到5%,而MCI约为15%。 而在加拿大健康和老年研究中心(CSHA)对10 263名随机选择的社区居民和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发现65岁或以上老年人中VCI的患病率约为5%,并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其中65岁~84岁老年人中VCIND所占比率最高,而85岁以上者MD的患病率逐渐升高。5年随访发现,VCIND患者中46%进展为痴呆,52%死亡。 同时一项来自新加坡地区的研究报道,对252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aemic attack,TIA)和无残疾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最初无认知损害患者占56%,VCIND占40%, 痴呆占4%,1年后有31%的VCIND患者认知损害症状恢复,10% 的无认知损害患者发展为VCIND,11% 的VCIND患者发展为痴呆[5]。重庆卒中研究[6]调查了434例年龄<55岁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现脑卒中后3个月VCI[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得分≤24分]的发生率为37.1%。而近年涂秋云等[7]研究显示,年龄≥40岁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VCI患病率为41.8%。故卒中发 病年龄越 早,VCI发病率越 高,同时VCIND的发病率 亦越高。 另外一项 尸检病理 研究显示[8],900例痴呆病 例中 ,VaD只占9.4%,在临床诊断为很可能或者可能VaD病例中病理诊断为单纯VaD只有2.9%。一些研究提示VaD只占痴呆的2%~3%,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即使进行严格的尸检在 大型的痴 呆系列中 几乎不存 在单纯的VaD。尽管混合类型的痴呆比单纯的AD或者VaD更常见,但目前尚没有混合型痴呆的临床诊断标准。在亚洲,VD较AD更为普遍。有文献报道脑卒中后3个月VCIND发生率在26.9%[9],可以看出,我国血管性认知损害的发病率亦较高,且社会和家庭负担较重。 因此,血管性认知损害的研究对于预防痴呆发生、减少社会和家庭支出、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危险因素

关于VCI、VCIND的危险因 素,有研究表 明[10], VCIND有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颅内外动脉狭窄、脑白质稀疏的患者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认知正常组(P <0.05)。而在患者年龄、受教育年限及性别构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脑白质稀疏是VCIND发生的危险因素。 且Essen卒中风险量表(ESSEN)评分的高危组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 表 (MoCA)评分低于 低危组 (P< 0.05)。另外众多研究证实VCIND的发生具有高龄、 低文化程度的人口学特征[11,12]。另有众多研究中都有报道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在神经心理的评分中存在不同程度认知受损的表 现[13,14]。且血同型半胱氨酸大于15μmol/L人群的认知受损程度是小于15 μmol/L人群的2.5倍。有研究表明[15],阿托伐他汀调脂治疗的 同时能改 善VCI患者认知 功能,改善VCIND患者认知功能的作用优于VaD患者故考虑高脂血症为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CHS研究中许多患 者基线MRI结果显示 白质高信 号、多发梗死灶(额叶、颞叶、丘脑及基底节区)梗死以及脑室体积增大,额叶萎缩和脑动脉硬化,均是VCI的危险因素。另有研究表明存在明显血流动力学异常和脑供血不足,颈内动脉系统供血不足VCIND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故颈动脉粥样硬化是血管性痴呆的独立危险 因素[16]。 血浆总磷 脂 (AP)水平增高, VCIND的发病率也 明显增高[17]。 有文献报 道血清Tr4、游离甲状腺素(FT4)可能参与VCIND的发病机制[18,19]。VCIND组患者的T4水平显著低于非认知功能障碍组。故提示甲状腺素水平减低是VCIND的危险因素。 近年来有 研究[20]表明血浆 纤维蛋白 原 (FIB)水平与VCI患者认知功能下降 程度呈显 著相关,血浆高FIB水平会增加VCI患者进展为痴呆的风险。另有研究[21]提示内皮素(ET-1)增高亦是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2010年江意春等[22]研究发现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多态性中含T的等位基因亦是VCIND的危险因素。另有新的研究提示抗肺炎衣原体抗体更常见于VaD。

3 临床特点

VCIND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记忆力、时间定向力, 执行能力有所下降,但近几年,刘立平等[23]对30例血管性痴呆患者认知功能评定及影像学检查分析显示, VD患者以记忆减退、语言认知相关的功能障碍、视觉空间认知功能 障碍和注 意障碍为 突出表现。 陈伟等[24]研究用洛文斯顿认知功能评定量表(LOTCA)评定脑卒中无明显认知障碍患者,发现认知损害特征与其吻合;LOTCA能很好地检测出VaD、VCIND的认知损害特征,可以早期发现轻度认知损害,较简易智力状况检查量表(MMSE)敏感,适用于VCIND的评定。 另外有研究显示[25],VCIND患者的ERP-P300特点为P300潜伏期、N200-P300波间期延长,P300波幅减低;而VaD组除上述 特点外,N200潜伏期、P200N200波间期延长。P300能客观反映VCIND患者早期认知功能障碍。

周滟等[26]研究发现VCI的全脑各 向异性分 数 (FA)和平均扩散率图像分析直方图:全脑平均各向异性分数值降低,FA峰高增高。画钟测验 (WMH)评分、平均FA值、FA峰高。朱穆峰等[27]对VCIND的睡眠结构分析发现,VCIND患者睡眠总时间减少,觉醒时间增加,第1阶段睡眠增加,第2阶段和第3阶段睡眠减少,快速动眼 期 (REM)缩短,睡眠效率 下降。 近年有研究显示[28],VCI患者血清sCD40L水平明显升高。李秋俐等[29]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特点研究显示,VCIN患者存在执行功能异常,画钟测验、 画图、语言、连线A和B、Stroop字和色、阿尔茨海默病评价量表认知分表(ADAS-cog)总分和单词回忆分项的Z值低于对照组的1.5个标准差,简易智能状态检查、语言流畅性测验、数字符号转换、Stroop字和色、 ADAS-cog单词辨认成绩Z值低于对照组的1~1.5标准差。亦有研究表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OCA) 量表可作为早期VCI的有效筛选工具,筛选VCIND患者方面优于MMSE量表[30]。

4 治疗方法

临床上治疗认知功能障碍的药物,主要包括[31]: 1胆碱酯酶抑制药(ChEI),例如盐酸多奈哌齐(安理申)、加兰他敏、卡巴拉汀、石杉碱甲等。基于血管性认知损害存在胆碱能神经元功能减退,基底节胆碱能核团局部缺血时引起胆碱能神经元缺失。因此,提高胆碱能神经元功能可能是胆碱酯酶抑制药治疗VCI的理论依据。2改善脑循环药及神经细胞代谢激活药, 包括尼麦角林、丁咯地尔、长春胺、环扁桃酯、吡咯脘酮等。例如奥拉西坦,为神经细胞代谢激活药,具有增加神经传导、调节离子流的作用,同时对中枢性胆碱能神经通路有刺激作用,并可以改善记忆。这些药物能够扩张血管,增加脑血流量及脑组织对氧和葡萄糖的利用,改善脑梗死后遗症,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作用,并可以改善记忆。3神经细胞保护药,包括钙拮抗药(尼莫地平)以及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阻断药(美金刚)。前者能够抑制钙离子超载,延缓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同时降低脑血管性不良事件的发生,尤其对皮质下缺血性血管性认知损害有益; 后者可有效抑制缺氧时突触前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 以减轻大脑在缺血、缺氧时对神经元的损害,达到保护神经细胞的目的。4雌激素替代疗法。雌激素可刺激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激活神经生长因子,有促进和维持神经功能、保护神经细胞的作用。有研究[32]运用神经心理学测验方法对执行功能、记忆及其他认知功能检查。结果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早期护理和康复训练可明显改善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执行功能测验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杨姗杉等[33]曾对丁苯酞软胶囊治疗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进行分析,共纳入5个研究,合计494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丁苯酞软胶囊治疗组疗效好于对照组,提示丁苯酞软胶囊治疗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有效,但安全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易建等[34]观察恩必普联合穴位刺激治疗轻度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 结果发现治疗组患者不仅MMSE总评分增加,而且其回忆力、记忆力及注意力各单项评分均有显著改善, 平均血流速度亦有显著提高(P <0.01)。有研究[35]证明石杉碱 甲具有改 善VCIND认知功能 受损的作 用。邓晓玲等[36]应用脑脉泰治疗VCIND患者,第12周时MMSE、CDT评分与治疗前及常规治疗组比较均有明显改善。故脑脉泰胶囊可有效改善VCIND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未发现有其他不良反应,说明其安全性较好。有研究结 果显示[37],盐酸美金 刚可改善VD患者的认知功能,且其疗效优于吡拉西坦。但盐酸美金刚应用于VD的治疗还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进一 步证实。 李小黎[38]采用银杏 叶片治疗VCIND,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观察治疗前后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认知能力变化。银杏叶治疗组予以银杏叶片19.2mg口服,每日3次,疗程为3个月。结果:治疗3个月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中的执行能力、注意力、抽象、延迟记忆、定向力等评分较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均有明显提高。

5 小 结

非知识性障碍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纳入标准:年龄5~12岁;监护人知情同意;无原发性及先天性疾病。本地区的180例儿童纳入调查。其中留守儿童100例作为观察组, 男53例、女47例, 年龄5~12岁、平均年龄8.21岁;非留守儿童8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3例、女37例, 年龄5~12岁、平均年龄8.45岁。两组儿童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调查内容

对两组儿童进行心理障碍相关量表的调查, 包括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 了解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行为问题。本次调查进行了严格审核与质量控制, 以确保调查的有效率为100%。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包括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等四个维度, 分数越高, 行为能力越好;SCL-90症状自评量表包括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等四个维度, 分数越高, 自评症状越好。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7.0, 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行为调查对比

经过调查, 观察组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2.2 症状自评对比

经过调查, 观察组的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2。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增加, 留守儿童也在增加, 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呈现剧烈增长的态势。学术界也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研究领域从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特征、教育、居住到社会整合[3], 现有的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干预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观察组儿童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其可能原因为缺少父母的爱护, 限制了留守儿童的活动和交往, 导致社交能力的降低;疾病本身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不便、与其他儿童游戏交往减少, 也带给患儿较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由于性格的执拗和行为的幼稚, 可能使留守患儿在幼儿园或学校不易很好地与老师及同学相互配合, 更易作出违纪行为[4]。

观察组的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存在较多的焦虑、抑郁、孤独、自卑以及可能出现的消极抵触心理、逃学、抽烟、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为此在干预中, 建议对留守儿童开展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 培养肯定自我、欣赏别人、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勇气, 让他们理解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 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生活的动力;开展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宣教及如何与同学和谐相处等主题活动。总之, 留守儿童多具有明显的心理障碍, 导致行为能力的下降与生活质量的降低, 因此, 需积极根据发生因素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王玲玲, 陈立文, 陈素菡.留守儿童情绪障碍的研究[J].浙江医学, 2014, 16 (9) :1402-1403.

[2]胡月, 韩娟, 陈心广, 等.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4, 35 (1) :31-34.

[3]江琴, Bjorn A.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特点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 (3) :325-327.

如何克服“知识共享”的障碍 篇8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曾先后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曾在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

问题的提出

自从“学习型组织”这个名词问世以来,企业界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纷纷开始了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实践。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效果不很理想,真正称得上是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没有多少。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知识共享”导致的。没有知识共享,就无法实现知识在整个组织内部的传播,没法实现知识从点扩散到面的经济效应,也就没法实现知识优势互补的增值效应。人人都在学习,并不代表组织在学习,也不代表这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关键,在于在组织内营造知识共享的环境,建立知识共享的机制,让组织成员自觉、自主、自动进行知识的分享,促进组织学习的进行和学习型组织的建立。

知识共享存在哪些障碍

(一)陈旧的思想观念

中国虽然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糟粕,比如所谓的“麻将文化”:吃着上家,防着下家,盯着对家。因此,不愿意分享知识,不愿意与他人共享自己劳动成果的思想并非少见。这一点从师徒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来。师傅带徒弟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培训方式,手把手地教能够让徒弟在短时间内获得所应掌握的技能。但师傅往往会留一手,最核心的技能总是不愿意传授给徒弟,因此就导致了一些技艺的失传。师徒之间都不能实现知识的共享,就更不用提相互处于竞争地位的同事之间了。

(二)激励机制不完善

人都是有私心的。人们都知道知识是有价值的资源,知识将主宰一切,那么为什么要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呢?而且自己还要冒着被别人取代的风险呢。显然大部分经济人都不会自发地这样做。但人又都是可以被激励的,当在人们没有理由、没有动机主动共享知识的情况下,组织如果能够设计一种机制,激励员工自动、自主、自觉地共享知识,那就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加拿大的一个冬季经常下雪的城市,每到下雪之后如何让居民自扫门前雪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政府出台了一条法律:谁的门前发生行人因积雪跌伤的事故,全部医疗费用就由谁承担。此后,每一下雪,人们就主动将门前的区域打扫干净,有的还运来沙子铺在路上。如果冬季要出门一段时间,还会委托邻居或专门请钟点工来帮助打扫。这是一个典型的将“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的例证。这样的激励机制不但很好地保证了组织目标的实现,而且节省了大量的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这种制度安排经过一定时期的施行,人们就养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如果企业的制度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在企业中凝固成为企业文化的中心内涵,将让企业受益无穷。

(三)基础设施薄弱

如果员工有了知识共享的主观愿望,却找不到进行知识共享的途径,那么就是企业极大的悲哀。硬件设备不齐全是制约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障碍。许多企业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缺少有效的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很多员工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知识,存在于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也难以及时地被他人了解。

(四)组织结构不合理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大多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管理结构,管理层次多,信息传递速度慢,信息衰退或信息失真现象非常严重,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知识共享的有效实现。

(五)员工知识基础差异大

交流双方只有在有“信息交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沟通,如果双方不是处在同一个交流的领域、层次或水平,就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如果企业员工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存在着很大差异,再加上对知识的领悟力参差不齐,这就成了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障碍。

怎样克服知识共享的障碍

(一)营造有利于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

与无形资产不同,知识不具有独占性,不会因为给予他人而减少,反而可以通过互动而增加自己拥有的知识。知识资产的使用非但不会减少价值,反而会使价值有所增加。因此,如果引导得当,其价值会呈指数增长,所有的学习曲线和经验曲线也都有这样的特征。企业应该致力于营造一种知识共享的氛围,从人的角度出发,建立相互信任、尊重知识、鼓励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由文化驱动知识的共享和创新。当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种文化一旦建立起来,对企业来说就是终身受益的。因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有价值的资源,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建立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

几乎在所有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企业中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为员工沟通建立了多种渠道和方式,但是共享知识的员工却很少。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有的放矢,尽量满足不同层次员工的需求。

1、建立知识绩效考核机制

考核机制的作用是审查和评定员工申报的知识共享成果,确定其业绩和效果,并将其作为奖项颁发或薪酬评定的依据。考核的指标既要包括员工自身拥有的知识量,还要看其传播最新的、有用的知识的数量。不仅要考核个人的知识成果,还要考核个人在协调、组织等方面的贡献。

2、建立知识贡献率的评价机制

知识贡献率是对员工知识贡献方面的一个度量。它由“知识管理主管”来具体负责。在国外,CLO (首席学习官)的地位和薪酬正迅速提升,这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企业设立知识管理主管是一个大趋势。具体流程可以这样:制定一定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应尽量量化;通过员工自评和小组集体评价,最后由知识主管和企业高级领导审批,最终得出员工在某个时期的知识贡献率;以这个结果为依据,给与员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

3、知识共享的物质激励

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获得一份与自己的贡献相称的报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物质激励的方式主要可以采取知识薪酬、知识股权和知识晋升三种。

(1)知识薪酬:知识薪酬是指

在知识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即期收益联系起来,通过增发薪酬的形式来达到促进员工共享知识的目的。

(2)知识股权:如果公司能够

比较准确地确定员工某项知识贡献成果的远期收益,那么公司就可以给予该员工一定的知识股权。实施知识股权激励可以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激发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来共享和创新知识,使企业和个人业绩同步增长。

(3)知识晋升:知识晋升是一种间接的经济报酬。针对那些取得了较大的知识成果,且具有比较强的管理能力,但对单纯经济报酬不太敏感的员工,可以采用晋级、晋职的方法来激励,促使他们创造更多的知识成果。

4、知识共享的非物质激励

在促使员工共享知识的过程中,物质激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它易于操作,有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不是唯一的手段,而且作用是有限的。企业在制定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时,不仅要重视物质的方式,还要尽可能地让知识共享能够给员工带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让知识共享成为员工的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需求。

(三)建立知识共享的网络信息平台

企业通过开发和应用知识管理系统,建立知识共享的信息网络,包括企业外联网和内联网,从而有效地进行知识的编码化和远距离传递,促进知识在企业内的广泛交流;建立基于外联网和内联网的电子公告板,为知识的需要方和所有方之间的接触创造机会,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掌握知识的人;采用多媒体技术和知识挖掘技术,将员工的隐性知识尽可能挖掘出来,并清楚地将其表述出来,从而开发出尽可能多的知识以便使用。

(四)建立知识型企业组织结构

信息革命通过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使信息传递方式由阶层型变为水平型,因此,要求与此相连的管理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扁平的有机的矩阵网络型。这种组织结构管理层次少,信息传递速度快,有利于知识的自然流动,避免了知识的流失和信息的失真,更加民主与灵活,有利于发挥员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为创新人员及时正确地获取所需要的知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而对于已经建立了扁平化组织结构的企业来说,应该考虑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横向知识共享和传递问题。部门内部可以举办一些沙龙,就本部门工作相关内容进行讨论和学习,轮流让在这方面有专长的员工主持。而针对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公司可以举办一些娱乐活动,加强部门之间的熟悉程度。此外,业务联系较为紧密的两个或多个部门可以组成亲情部门,通过讲座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知识共享,增进部门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五)降低员工知识基础的差异性

降低员工知识基础的差异性,首先要从预防工作做起,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有计划性和前瞻性。在人员招聘、职责描述、帮助新员工内部化、人员匹配等环节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明确职位对人员知识基础的要求,确保员工具备完成职责所需的基础知识,或在合理的时期内能够通过学习胜任其工作。既然企业员工知识基础的差异性难以避免,企业就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例如组织培训、知识主管提供帮助、组织员工交流等方式,使全体员工对本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基础知识有所了解,从而降低员工知识基础的差异性。在遇到某一问题时,可将在不同领域、不同知识与技能的人员组成一个特定团队,共同制定解决方案,问题解决后则又回到各自的工作领域。这种方法可以增加员工之间的接触机会,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