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精选12篇）

战略思想 篇1

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 中国革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取胜, 在这其中,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指导全局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姐妹篇, 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因此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名著《论持久战》的奠基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很多关于战略的初次论述, 就在本篇中有所体现。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的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到达陕北根据地。为了迎接新的革命斗争, 全党迫切需要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回答党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上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1935年12月, 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2月, 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1937年7月和8月, 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四篇著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 以此为基础, 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内容、体系及其重要地位

(一) 著作内容及文章体系

该著作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旁征博引, 深刻剖析, 而对北伐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视, 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实践基础上, 系统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目的、特点、形式以及战略防御阶段中的诸原则。

这部著作由五部分内容构成: (1) 如何研究战争;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3)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4)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5) 战略防御。重点强调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和战略防御。本文将在后面的论述中重点关注这两部分。

(二) 重要地位

战争, 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战略, 则是中国革命成败之精髓。在中国革命极端艰难的年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 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从而解决了以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中国革命最艰巨的课题。这部著作几乎包容了此后抗日战争, 以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绝大部分战略战术原则, 被后世称为“半部兵书定天下”。

三、战略防御

如前所述, 该部分将重点分析: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 第五章战略防御。

(一) 战争规律

在如何研究战争这一章中阐释了四个问题:战争规律、战争目的、战争全局规律即战略问题、如何学习应用战争规律。在这里, 我们将重点谈战争规律。

著作开篇先摆出了并列的三个定义:战争的规律, 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此着手的原因是:由于此著作是为了系统地解决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因此从关照现实的角度批判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又从哲学高度批判其教条主义和战争机械论, 战争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军事理论, 革命战争的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军事理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规律: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

毛泽东以“如何研究战争”为题, 论述了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 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 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 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二) 战略防御

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 使得战略防御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主要说明了如何进行战略防御:

1. 要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它是把防御和进攻有机结合起来, 即在强敌进攻时, 我军不以保守地方为目的, 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判断形势, 而相机主动出击, 打破敌人包围, 威胁敌之后方, 或大胆诱敌深入, 聚而歼灭, 以此达到防御或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的目的。根据当前形势, 还不是进行战略进攻的时候。在这里主要反对的是消极防御, 它是假防御, 畏敌如虎, 处处设防, 节节抵御是其主要表现, 它属于军事保守主义的一种,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 消极防御是必须反对的。

2. 要做好反“围剿”准备。

面对计划有序的强敌, 要充分做好准备, 不打无准备之战,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 要选择好开始准备的时机, 并准备好应对其他问题。

3. 必要时要有计划的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 是敌强我弱时, 为保存军力, 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古今中外, 应用这一战略的战例有很多, 毛泽东举了林冲破敌, 齐鲁之战等等实例, 他还同时举了反围剿的战例以及十六字军事原则, 诱敌深入等方针, 这些正确的军事原则被“左”倾机会主义者称为“游击主义”而弃用, 他们认为战略退却丧失土地, 危害人民, 对外产生不利影响。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寸土不失,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 结果却丧失了全部土地, 由进攻转入全面战略退却, 进行了更大的退却———长征。

4. 战略反攻。

战略反攻是战略退却的主要目的, 也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要取得反攻的胜利, 要注意:第一, 慎重初战。反攻开始的第一仗, 至关重要。结合五次反围剿的战例, 其中四次都成功的进行了初战, 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了御敌于根据地之外, 首战失利, 之后陷入被动地位。战争一年之久, 最后不得不长征。毛泽东因此总结出慎重初战的三原则, 即:必须打胜;初战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第二, 集中兵力。以弱胜强, 最要紧的就是集中兵力。反对“两个拳头打人”, “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的军事平均主义。第三, 运动战。由于敌人强大, 我军贫弱, 因此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没有固定的根据地, 强调的是服从于红军作战方向的流动作战。我军充分发挥小部队反应迅捷, 机动灵活的特点, 利用有利地形, 将敌人“肥的拖瘦, 瘦的拖死”。第四, 速决战。战略的持久战, 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是两个同时并重的军事原则。只有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速战速决, 才能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最后取得战略持久战的胜利。第五, 歼灭战。不能与强敌拼消耗, 要积极打歼灭战, 这不仅能很好地体现杀敌效果, 而且能充实我军的补给, 使敌人成为我们的运输大队。

总之, 该著作的论述, 由防御到反攻, 由初战到歼灭战, 环环相扣, 层层深入, 构成了毛泽东战略防御思想的整体内容。

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后世预见及当代启示

(一) 后世预见性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许多原则方针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继续得以完善和发展。

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 国内革命战争是持久战, 不能有“灭此朝食”的简单想法。

在经典名著《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根据中日国情同样提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

2.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速决战一节中, 毛

泽东指出敌人强大而我军无法在内线解决问题时, 应该打到外线去, 在外线与敌人周旋, 或者转入敌人的内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战略得以充分应用, 1947年上半年,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 采取了重点进攻的手段, 即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 以达到迅速消灭我军的目的。毛泽东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全局的这一重要关节, 作出了“大举出击, 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 以达到打到敌人内线去, 威胁敌人心脏的目的, 让人似乎看到了围魏救赵的扩展版。为使挺进大别山, 逐鹿中原的决策付诸实施, 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 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一路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一路由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 在刘邓大军右翼展开, 一路由陈毅、粟裕兵团在刘邓大军左翼展开。三路大军成倒“品”字阵势, 进攻敌占区, 威胁敌之心脏南京, 把战争引入外线, 并最终成功。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能看到原型。

(二) 当代启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哲学光辉, 也昭示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该文对战略防御思想的阐释, 对后来的战争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究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 它对我们的现代国防建设, 对我们的国土防御都有借鉴作用。在和平建设的今天, 它同样对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影响, 它启示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法, 不仅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还要吸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 但是, 这种学习和吸取要立足中国国情, 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照耀神州, 它指导着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虽然适逢太平盛世, 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研究, 特别是研究他的军事战略思想, 在讲究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撷取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隅——战略防御思想加以研究。

关键词：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略防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杨春贵, 陈柏灵.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4]邓力群.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5]杨超, 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6]刘银生, 薛庆超, 原致光.毛泽东重要著作评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战略思想 篇2

(一)热战时期(20世纪初――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

本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伤亡近亿人，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亿计。交战双方主要为争夺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争夺战。西方各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军事战略思想和新式武器装备，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随着坦克、飞机、军舰等新式武器装备的大量使用，战争进行的速度和进程大大加快。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新的军事战略理论与之相适应。于是军事战略理论家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早在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海洋的作用便受到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海洋的军事价值引起了西方军事家们的高度重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马汉。他把战略研究引入到海战方面，提出了“海权制胜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制海权，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注：《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第98页。)这一理论在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西方军界的重视，只是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直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看到海上作战对陆战区的战局和战役产生的重大影响，才认识到“海权制胜论”对军事思想的贡献。一战后，西方各国军队对海军的重视空前高涨，尤其是英美等海上强国对马汉的思想更是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相继出现了“航母制胜论”和“潜艇制胜论”等全新的海战理论。可以说，马汉促成并指导了美国海军建设方针上的一场革命，为英国决定保持海上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也给德国发展海军提供了理论支持。

19，美国的莱特兄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动力飞行，它标志着人类航空时代的到来。这一发明立即引起少数西方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其中包括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切尔和英国的特伦查德，特别是杜黑从19就开始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他的空军战略理论。他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锐敏的军事眼光预见到飞机必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主宰”，大胆地提出了“空权制胜论”。他认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制空权是赢得胜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注：杜黑：《制空权》第19页，第111页。)。这一新的军事战略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验证并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于本世纪初问世的坦克、装甲战车，则象飞机的问世一样打开了西方战略家的思想天窗。这些新式武器装备使陆军的军事理论全面改观，产生了以坦克为主体的机械化陆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夺取战争优势并取得胜利的一种新的军事理论，这就是“机械化制胜论”。法国的戴高乐、德国的塞克特和古德里安等都是这一军事战略理论的热心倡导者和鼓吹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理论被西方各国军队充分运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38年)短暂的相对平静时期，军事战略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是“总体战”战略思想。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为德国准备进行新的侵略战争，于1935年在他的《总体战》一书中，巧妙地把陆海空作战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大胆地提出了“总体战”这一全新的军事战略思想。它的核心是动员全民力量参战，全民力量包括：军队和民众，精神和经济。这一思想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纳粹德国的将军们运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成为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核心军事理论。能够与“总体战”相提并论的还有“闪击战”理论，这一军事理论既包括战术层次，又包括战略层次。这一理论是本世纪初由德国元帅史利芬在《对法战争》一书中最先提出，并被德国用来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虽然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在一战中没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德国的军事理论家们没有放弃这一战略思想，古德里安等将领吸收了“空权制胜论”、“机械化制胜论”、“总体战”等军事战略思想中的精华，形成了以装甲战车部队在飞机和空降兵的协同下远程奔袭敌后，实施高速进攻的新的.战争战略观念，这一理论在第二次大战初期为德国带来了巨大的战争成果。

在热战时期，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问题日益复杂，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单靠武力手段往往很难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需要综合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国家的大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思想。他主张运用智谋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胜利。他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注：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12页，第453页。)这一理论使西方军事战略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他还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使“战略”这个纯军事概念，拓展为涉及到多个领域内容的大概念。

此外，在热战时期，西方各国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不得不与周边国家或邻国加强军事交往，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联盟战略”思想。“联盟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强调联盟的“集体安全”。其实，联盟战略思想早就为西方历代军事家们广泛运用，只是由于受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各国间的军事交往和联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盟战略思想才真正得到较好的运用。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奥、意等国形成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这是一次两大军事集团进行决战的联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次历史空前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联盟战争。

(二)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鉴于两次大战的经验教训，感到有必要组织某种军事同盟，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因此，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继续奉行联盟战略思想，建立起以美国、苏联为主导的两大军事联盟体系，即北约和华约。这两大组织各自的宗旨都是实行缔约国的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其他成员国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实际上，这时的两大联盟已不象热战时期那样，只实行军事联盟，而是联盟内部各国在经济上互相支援，政治上互相协商，军事上互相配合，此时联盟已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核威慑”战略理论。自核武器诞生以来，特别是二战时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实施的核打击所产生的巨大军事效果，使西方军事家们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具大威力，认为核武器可以作为国家防务的重要支柱。此后各国竞相发展核武器和核威慑战略理论。在整个冷战时期，西方的核威慑战略思想集中反映在美国的核战略理论中。冷战期间，美国的核战略(或北约的核战略)大体经历了5个阶段。即：“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和“新灵活反应”战略。西方国家通过实施核威慑战略，与苏联为首的华约进行了长期的核军备竞赛，大大地削减了苏联的经济实力，以致最终达到了拖垮苏联的目的。

70年代后期，随着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航天

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研制和开发太空武器，并与苏联开始了太空争霸战，为此提出了“高边疆”军事战略思想。“高边疆”战略强调战略防御，它是“保护美国威慑力量最完善的方法”。“高边疆”战略思想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美国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导”(英文缩写SDI)，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1984年6月10日，美国从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发射了一枚反导弹导弹，在160公里的高空成功地击中了从加利福尼亚洲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一枚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弹头，从而拉开了“星球大战”的序幕。美国为实施该计划投入了350亿美元，苏联为对抗这一计划，也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严重地损伤了苏联的综合国力。

(三)后冷战时期(从苏联解体至今)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东西方40多年冷战的正式结束。此时，西方军事战略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军事战略的手段还在，可敌对目标却消失了。西方军事战略家们在认真分析冷战后新的战略环境后，认识到冷战后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找出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构成主要威胁的假设敌，并着手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如美国在继续奉行核威慑战略的同时，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并根据近期世界上没有与美抗衡的强大对手，但世界非军事威胁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于1992年提出了“地区防务”战略思想。克林顿上台后，又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思想，接着于又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这一具有跨世纪意义的新军事战略思想。

舆论预测应引入“战略意外”思想 篇3

【关键词】舆论预测 战略意外思想 风险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一段时期以来，在国内多个行业、领域和部门兴起一股预测潮流，人们力争对未来发展趋势、特点和结果进行预测并公开发表预测结果。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广，卷入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但是与舆论先天结合紧密的国内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对于新闻预测，特别是对可能发生和出现的重大舆论（事件）预测显得尤为匮乏；已经存在和做出的舆论预测，或者由于方法的使用不当，或者由于思想意识的相对传统和保守，导致舆论预测本身质量相对不高。本文力图从导致舆论预测本身质量不高的思想意识相对传统和保守原因来进行分析，尝试在舆论预测中引入“战略意外”思想，并强调和论证“战略意外”思想的重要性。

二、何谓“战略意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战略意外”和“战略意外事件”在语词意义上是一致的，它指的是“直接影响作为决策对象的组织或实体的事件。”这种直接影响作为决策对象的组织或实体的事件，由于自身的原因在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决策的领域，发生之后由于自身的重要，进而影响、改变了之前的决策。

就“战略意外”的相关论述和广为熟知与公认的“战略意外（事件）”呈现的事实而言，“战略意外（事件）”至少有三个特点：（1）是发生概率非常低。如果是大概率事件，由于经常发生，人们会在经常的接触和亲历中，产生应急适应性。甚至是可以提前做出比较完备的预防工作，从而使事件超出“意外”边界，进而降低了舆论生成的可能。（2）是牵涉面非常广。作为某一次“战略意外（事件）”虽然是单个的，但是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却存在着强烈的联系，对诸多领域的人们产生重要影响。（3）是影响时间深远。作为战略意外发生的事件，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即时性的，而且要在事件本身过去很久之后，仍然能够深度影响着社会的多个领域、人们的实际生活，甚至是精神深处，在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获得体现。

从以上含义和特点来看，近百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发生了四项“战略意外（事件）”。它们分别是：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倒塌和东西德国的统一、原苏联解体和“9·11”事件，就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刻性来讲，近百年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能无出其右者。

就2008年的中国大陆来讲，毫无疑问的是已经发生了自己的“战略意外（事件）”。仅仅在2008年已经过去的时间里，我们认为至少春节期间“南方大雪灾”和“5·12”汶川地震应该可以归为“战略意外（事件）”，因为它们广泛而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思想意识，甚至是行为方式，在国家层面上也成为“直接影响作为决策对象的组织或实体的事件。”

三、增强风险意识

在流动性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里，由于感染机制和效果衍生叠加效应的存在，使“战略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明显提高，但是与此相伴随的是突发性也明显提高，因而导致预测和预报的准确性难以明显提高，难度明显加大。

“战略意外（事件）”由于自身的特点，一旦发生必然成为舆论的热点和中心。因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合。”“战略意外（事件）”由于发生的概率低、突发性强、牵涉面广和影响深远，几乎天然就是舆论关心和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成为舆论热点的预测，就不能不借鉴和引入“战略意外（事件）”思想。正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佛朗西斯·福山在《出乎意料》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这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样的道理，把“战略意外（事件）”思想作为理论分析的工具，来预测未来的舆论热点就应该是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是就目前国内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关于舆论及舆论热点预测的现状来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预测总量少；二是已经做出的预测质量不高；三是预测所借助的理论和工具比较落后。导致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就目前国内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预测者来说，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思想认识相对传统，不能及时更新和丰富作舆论预测需要的理论知识工具。国内新闻业界和学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习惯和满足于舆论预测的宏大叙事，对于舆论本身的运行逻辑重视达到了偏激的程度。长此以往，必然以牺牲个体的特性和事物的偶然性为代价。对此，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的写作中早就有引用和说明，他认为“社会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或者公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强调和尊重了特性和偶然性，在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后现代社会里，我认为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在由信息社会向后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越来越符合事物的原貌。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再向后现代社会的演进进程中，高度讲究权威的科层制社会结构，在web2.0媒介技术及由其生成的web2.0文化形态的共同消解和重构下，个体的特性和事物的偶然性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彰显，对个体的特性和事物的偶然性就必须适应需要，并投入足够的尊重。所以，在这一背景之下，在200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在人民网与网友进行视频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聊天时胡锦涛主席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平时上网都看些什么内容，他回答道：“……二是想从网上了解到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到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第二个问题是能否看到网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胡锦涛主席说：“网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在整个交流过程中，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对网络媒介功能和网民意愿的重视，本质上体现了对在web2.0媒介技术环境和web2.0文化形态下的舆论及其功能的高度重视。

二是缺乏风险意识。国内新闻业界和学界在作舆论预测时，长期以来缺乏风险意识是一个普遍现象。对此，尹韵公先生解释道：“然而，据我寡闻，新闻界却很少在年初作预测功课。揆究其因，但凡预测大概难免遭遇名声风险，蒙对了不一定叫好，猜错了则肯定会淹没在嘲讽的口水中。因此，不做比做要好。”据此可见，它首先就暴露了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非但没有对预测本身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反而是仍然充满了偏见和歧视。这类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把舆论预测的准确性与新闻职业素养，甚至是职业地位高低简单地挂钩。在追求准确性的幌子和缺乏风险意识的背后，体现的是从业人员的牺牲精神和奉献意识的薄弱，甚至是缺位，背离了新闻事业“社会雷达”的预警功能。

因此，做好舆论预测的当务之急是端正对于舆论预测本身的思想认识，那就是发现和寻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在勇于担当风险和责任的前提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社会雷达”的预警功能。事实上，舆论预测之美和魅力就在于小概率，只要应用的理论思想和使用的预测工具适当，只要预测本身起到了预警功能，对于预测的准确性要求是应该有一定的弹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通常发生在非人力可以抗拒的自然地理领域的“战略意外（事件）”就更是如此。否则，那些搭好了所有框架和安排的、事件确定无疑要发生的所谓预测，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的预报上打了个“时间差”和“提前量”，虽然可能也很重要和影响深远，从而一定时间内成为舆论热点，但也只能是一种“舆论填空”。■

*本论文系安徽财经大学2007-2008年青年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安徽财经大学和谐校园建设中的学生舆论研究》，项目编号：ACKYQ0713ZD。

论陈云的粮食战略思想 篇4

关键词：粮食战略,粮食安全,粮食供应,粮食增产

新中国刚成立时, 人们对于中国政府能否解决粮食问题持怀疑态度, 有些甚至隔岸观火, 梦想大陆发生粮食危机。确实, 建国初期中国粮食形势不容乐观, 这也是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历来的难题。粮食危机如何解决?这关系到当时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 需要有大思维来解决。

一

粮食安全是传统政治安全的重要课题之一, 是各国政府都不敢小看的问题。陈云多次强调粮食工作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工作, 而且还是一项事关重大的政治工作。

(一) “粮食定, 天下定”

粮食是人类摄取食物最基本的物质, 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储备之一。陈云的“粮食定, 天下定”是一个大粮食观点, 是着眼于粮食和市场供需关系的长远远景来讲的。

在1949—1950年间, 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市场上曾经发生过四次物价波动, 主要都是粮食带动物价的上涨。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陈云在全国范围内亲自指挥调运粮食, 打击投机倒把, 稳定市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由于农业指导失误, 造成了粮食生产大幅下降, 粮食形势十分严峻, 市场供应异常紧张。1959年4月, 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同志的信中指出:“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 天下定;粮食紧, 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质, 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1]陈云认为, 和其他的商品比较起来, 粮食对于市场的作用还是重要的多。

陈云多次指出粮食波动就要影响整个物价波动, 粮食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战略物质。“粮食定, 天下定”这一理念尤为突出, 粮食的安全是反应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

(二) “无农不稳, 无粮则乱”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 无粮则乱”的声音, 陈云对此十分关心。陈云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国国情:人口多, 耕地少。

1953年大规模建设以来, 陈云已经注意到人口增长同粮食生产能力增长之间的矛盾。从1949—1979年间, 中国的人地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人均占有耕地的多少直接决定人均占有粮食的多少, 这是造成粮食长期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 陈云分析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 解决粮食问题决不能单纯依赖外源, 粮食问题的主体还是国内问题。

20世纪80年代, 陈云尤为关注中国粮食种植面积的问题。1982年10月, 陈云在给赵紫阳、万里的批示中强调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1988年陈云同江苏省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国的粮食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 以丰补歉。1985年我敲了敲警钟,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下一代人, 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 粮食也很难过关。”[2]

经历多次的历史教训后, 陈云总结出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脆弱性。“无农不稳, 无粮则乱”是陈云从经济的、政治的思想高度提出的战略思考, 这一思想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极度关怀。

二

建国以来, 中国曾经发生过四次比较大的粮食危机。陈云在解决这几次粮食危机的思路上也有区别:1953—1957年是不断完善1953年以来的统购统销政策;1959—1962年主要是压缩城镇人口和进口粮食的策略。

(一) 1953—1957年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对策

1953年是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 粮食问题遂成为建设开始时遇到的棘手难题。加之当时自由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一时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经过反复思考, 在1953年的全国粮食会议上, 陈云一共提出了八种方案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最后, 通过逐个比较, 权衡利弊得失, 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为好, 其他办法均不可行。建国初期, 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供不应求的趋势是不可能根本改变, 如果不对生产和消费加以控制, 那么本来基本上够全国人民消费的东西便会显得不足, 最终必然导致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后来, 这个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 在农村中实行了“三定”原则, 即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 实际上纠正了一些工作中的失误。

统购统销政策是在当时粮食作为一种大宗物资紧缺状态下的一种暂时措施。但是, 当粮食供应趋于缓和时, 这个政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1954年9月, 陈云指出:“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 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3]

(二) 1959—1962年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思路

20世纪50年代后期, 农业集体化速度过快, 人人享有“供给”制, 吃食堂, 粮食产量一翻再翻 (其结果是农民没有口粮度日) , 乌托邦主义占据了上风。为了缓解这场农业的灾难, 陈云主要从这样两个方面开始着手。

第一, 认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稳定农民生产情绪。1961年5月, 陈云指出如果粮食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 农民还是吃不饱, 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就不会高。“两条路必须选一条, 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 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1]陈云分析指出当时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可负担的程度。第二, 积极促进粮食进口, 缓解粮食供应紧张。1961年5月, 陈云指出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 把粮食拿进来, 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978年12月,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表示:“建国快三十年了, 现在还有讨饭吃的, 怎么行呢?”[1]会上陈云主张中国在三五年内要进口粮食2 000万吨。这些粮食供应城市市场, 有力地减少了对农民的统购数量, 实现了农业的逐步恢复。

三

就开源和节流来说, 节流固然重要, 但是从长期来看开源才是最主要的。陈云还从图书馆借来大量书籍, 系统地比较了各国农业发展的特点, 最后他指出, 农业要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

(一) 粮食增产的技术问题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 粮食增产的技术问题是新中国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首要问题。在粮食增产的主攻方向上, 陈云提倡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

第一,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首先, 陈云指出治涝比开荒有利。“治涝以后每亩产粮和开荒以后的亩产差不多, 大概都是150~200斤。”[1]其次, 陈云认为, 灌溉是农业增产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如果我们把两亿亩旱地改变为水地, 每亩平均增产150斤, 即可增产300亿斤。”[1]最后, 陈云还比较了中国南方和北方在粮食增产方面的异同。他指出南方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 而北方总的来看增产粮食是靠水。第二, 要大力发展中国化肥工业。1960年11月, 陈云在浙江考察期间提出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来支援农业。针对中国解决肥料的方针, 他认为, 必须是“土洋结合”, “有机与无机结合”。20世纪60年代初, 中国的化肥工业还处在大发展的前夜, 农业急需的化肥供不应求。1961年1月, 在关于化肥工业建设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中, 陈云指出:“每个厂的开建到生产约两年, 因此每年约有五个厂竣工, 五个厂开建。”[4]后来这些厂都一次开车成功, 使当时陷入困境的中国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效地恢复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 长期以来新中国对于农业技术的投入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 国家主导的水利工程使农民们精疲力竭, 另一方面, 农业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又相当落后。改革开放以后, 农业上提出了“第二次飞跃”, 科技的投入大大加强, 这才从根本上转变了粮食低产量的历史。

(二) 粮食增产的政策问题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政府对于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进行了两次调整。但是, 两次比较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超前了, 20世纪60年代初是落后了。

早在1954年6月讨论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时, 陈云就指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和合作化, 并且指出:“但见效最快的, 在目前, 还是合作化。”[3]根据当时对于23省15 432户农家调查显示, 土改结束时, “平均每户占有耕畜0.64头, 犁0.54部, 水车0.1部, 就是说平均每户只有半部犁、半头多耕畜, 十分之一部水车。”[5]可见, 当时农村不仅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劳动资料, 连传统的劳动资料也非常缺乏。因此, 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的发展光靠大的水利和开荒是不行的, 最快的办法是合作社。

但是, 1957年9月陈云又指出, 合作化只是给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现在农业合作化实现了, 大家还是担心吃饭穿衣问题。”[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粮食极度匮乏, 1961年安徽省在私下里搞起了包产到户。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 当时有很多人不赞成安徽省的做法。陈云不以为然地说:“安徽搞包产到户, 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6]陈云认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 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 以便尽快地恢复农业的产量。

总之, 陈云始终将粮食问题当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来看待。1980年陈云在浙江考察时不无感慨地说:“粮食问题, 稍一放松, 就会下降。只有手中有粮, 遇事心里不慌。粮食是天天要吃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粮食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7]我们要以陈云的粮食战略思想为指导, 科学地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陈云传:上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3]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陈云文集:第3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5]苏星.土地改革以后,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J].经济研究, 1965, (7) .

[6]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增订本)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蓝海战略的四大主体思想错误 篇5

它忽视了规模效益，过分强调单产品、项目的高利润性，它就象卖古董一样，片面地强调了“开张吃三年”，而忘记了“三年不开张”。

沃尔码的利润够低，但是却不妨碍它成为世界第一，它向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要利润。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蓝海是内部的蓝海而非外部的蓝海：纵向发掘无穷的潜力，进行变革，完善企业治理。未来的企业竞争，必然更激烈，这是商业社会中一切企业的宿命很多企业是很怀念过去，商家在外面排队等待提货，不愁销路的暴利时代。可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行业应该是低利润的，只有少数垄断行业、高新行业才是高利润，这就是奢侈品与大众产品的区别;在一个行业中，只有少数顶端产品是高利润的，而绝大多数产品企业应该微利经营的，这就是高端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区别;也是二八定律最普遍的规律!

蓝海战略的在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假设前提，如果一个行业无好的利润，就应该另外开辟“蓝海”，进行战略转移;如果一个产品无比较高的利润，就必须被抛弃，另外开拓新品。其致命的缺陷，就是忽略了前提，对商业社会本质的视而不见，把适用于少数行业，少数企业，少数产品的东西，硬是上升为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应该是大多数行业微利，大多数企业微利，同一行业内的大多数产品微利，作为普遍现象，如果大家都要去找什么蓝海，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蓝海吗?

第二、过分强调金字塔效应，是二技致富的最佳体现

蓝海战略就象是 中的金子塔一样，它只看到了站在金子塔尖的和最初进入的人，而没有看到如何使这个金字塔或这一流行趋势进行到底。新领域出现需要时间，在既定时期内，永远无法出现无限的蓝海，它只属于少数企业!

古时有个以钉铰手艺为生的人，路上遇见皇帝驾临在郊外。皇帝所戴天平冠坏了，就下命令叫他去修补。修完后，赏给他一笔可观的酬金。

回到山里，遇见一只老虎趴在地上呻吟，见了他，把脚爪举起来给他看，原来脚爪上有根大竹刺。他就为老虎拔掉了那根刺，老虎衔来一只鹿作为酬报。到了家里，他对妻子说：“我有两种绝技，可以立即致富!”于是在门上书写两行大字：“专修补平天冠，兼拔虎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把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当作必然的普遍规律，否则你就会被饿死的。

也注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的参与者发财，而绝大多数人是血本无归!为什么?因为那些参加 的聪明人，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透本质，或者是贪欲过剩，没有看到亏本是绝大多数人的宿命。

同样，蓝海战略也如此，当旧的市场已经日益饱和的时候，是到了开辟蓝海的时候了，但是，新的市场领域开拓需要时间，每个企业都要开辟新领域，在同一时间内，能够开拓出无数新领域吗?不行!

在一定时期内，任何行业永远都只能从事在他们当时看来是传统的领域。所以，蓝海战略所提倡的企业普遍地寻找新领域，完全忽视了新领域的培育时间。彩电企业前几年喊要突围，于是，进军高端彩电，三年过去了，市场还没有完全培育起来，假使当年所有的彩电企业都要去找什么蓝海，都去搞什么新领域，估计早都一起死了。

在既定的时间内，蓝海，永远是一片小小的海域，它绝不广阔!如果过早地进入这个领域，你就很可能成为先烈。

第三、片面强调最大笨蛋理论

片面强调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忽视了必然性，

蓝海战是战略上的投机主义，他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下一个更大的笨蛋!

期货和证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或赌博行为。比如说，你不知道某个股票的真实价值，但为什么你花20元去买走1股呢?因为你预期有人会花更高的价钱从你那儿把它买走。这就是凯恩斯所谓的“最大笨蛋”理论。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样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出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

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

有人猜测凯恩斯可能参加过报纸选美有奖投票，否则，他不可能用这么一个例子：从100张照片中选择你认为最漂亮的脸蛋，选中有奖。当然最终是由最高票数来决定哪张脸蛋最漂亮。你应该怎样投票呢?正确的做法不是选自己真的认为漂亮的那张脸蛋，而是猜多数人会选谁就投她一票，哪怕她丑得像时下出没于各种搞笑场合、令人晚上做噩梦的娱乐明星。这就是说，投机行为应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的猜测之上。

1593年，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教授到荷兰的莱顿任教，他带去了在土耳其栽培的一种荷兰人此前没有见过的植物――郁金香。没想到荷兰人对它如痴如醉，于是教授认定可以大赚一笔，他的售价高到令荷兰人只有去偷。一天深夜，一个窃贼破门而入，偷走了教授带来的全部郁金球茎，并以比教授的售价低得多的价格很快把球茎卖光了。

就这样郁金香被种在了千家万户荷兰人的花园里。后来，郁金香受到花叶病的侵袭，病毒使花瓣生出一些反衬的彩色条或“火焰”。富有戏剧性的是病郁金香成了珍品，以至于一个郁金香球茎越古怪价格越高。于是有人开始囤积病郁金香，又有更多的人出高价从囤积者那儿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1638年，最大的笨蛋出现了，持续了五年之久的郁金香狂热悲惨落幕，球茎价格跌到了一只洋葱头的售价。

竞争无处不在。微利时代的出现，让一切回归本真。放眼企业界，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个企业利润越来越低的时代，而象以往那样，跑马圈地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利润的降低，并不是末日来临，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酝酿。企业的强盛，不再取决于横向的疆域，而在于其内部的组织。商业文明的演进，其实就是组织形态不断进化的过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代商业文化的建立，企业治理的完善，组织和管理的变革，才是决定能够走多远的的最终力量。正面竞争，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无法逃避的，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蓝海战略只是一种梦想，本质不过是一种投机，妄图找到比自己更大的笨蛋。

对于国内众多中小型企业来说，只有在红海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才能最终立足。而竞争才会使商业社会的永远存在。

第四、夸大差异化策略

蓝海战略总是体现从红海到蓝海转变的差异化，但大多数的差异化都是可以很快复制的，也就是说差异化只可以带来短暂的竞争优势，而不是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

这点在日化行业就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往往是某个知名厂家成功地推出某一概念，往往在进行招商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厂家，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对其包装、成分、宣传手段等进行仿制，并利用已存在的销售网络优势和各种资源优势，进行大面积跟进。并且还会在供货价格上照顾好经销商利益，在零售价格上比竞争对手略低，在推广力度和促销力度上有可能比竞争对手还大，往往是知名品牌在做广告，而他们却在捞取利润。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 篇6

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5-01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为最广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先进政党。“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重要战略布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做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新形势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价值目标，实现中国最广大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价值目标决定着价值取向，同时，价值取向对价值目标也发挥着反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價值目标首先就是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这一价值目标决定着“四个全面”思想价值取向的人民性，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把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成果。“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群众路线，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错误。他严肃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党的群路路线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怎长得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它列于八项基本要求之首，充分体现了对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有强调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中国梦的实现是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造福人民的中国梦，正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生动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核心是全面，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小康，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新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人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惠及我国13亿多人的发展目标，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小康，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全面改革，是对人民事业有利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为长远发展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要求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的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战略举措。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阶段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战略思想 篇7

关键词：六韬,战略思想,企业管理,谋略

《六韬》一书, 在军事方面, 要求战争指导者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在军事哲理方面, 《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 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 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

而《六韬》中的战略思想, 早已超越了当时的文化甚至影响到现在。

现在看来, 六韬的核心思想——战略思想, 很大程度上与现今的企业战略思想不谋而合, 而将六韬的战略思想运用在当今的企业战略管理之中也将是今后企业管理的主题。

战略一, 强调争取人心

《六韬》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 强调“重民”、“利民”、“爱民”, 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彰显民本思想, 主张执政为民。这与企业战略管理不谋而合。只有在公司之中得到众人的支持, 才可以在各项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游刃有余。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的管理者的姿态, 或者说是态度理念。即经营理念决定公司的未来前景, 得顾客者必然在竞争市场中处于领先位置, 失去顾客的信任必然被市场所淘汰。

在《文韬》中, 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 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 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 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 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

虽然争取人心表面看来是为天下谋福利, 可更深层次的含义却是为自己本身的利益着想。争取员工人心所向, 是为了更好的维持自己得统治地位, 或者说是更好的进行更深入的统治, 同样的, 在市场上尽可能的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 争取更多的客户也是为了掠取更多的利润, 正如《六韬》开篇所表明的观点, “以饵取鱼, 鱼可杀;以禄取人, 人可竭”。

战略二, 主张政治攻心, 瓦解敌人

企业战略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军事战略。从军事的角度看, 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策划和指挥, 即依据敌对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 遵从战争规律, 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 所制定和采取的有关战争方针、政策和方法。而在政治上的争斗往往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可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战果, 从这一点上看, 《六韬》的战略思想更值得我们来深入学习。

《六韬》第二篇《武韬》中, 有《文伐》一章, 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 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 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 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 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 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 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军事与政治的关系, 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 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 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 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 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虽然《六韬》在这方面的思想只是一略带过, 并未深入解析,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能有如此先进的思想已实属不易, 当然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第三, 文武并重, 谋略为先

谋略, 自古以来就被作为最重要的战争辅助手段而深受军事家的推崇。更在六韬之前, 已有孙子兵法道出谋略的核心:兵者, 诡道也。战争, 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 同样可以运用在企业管理之中。因而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都明白这点, 若然自己会一味的在市场上同对手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的, 他们往往都会先对市场进行详细的调研, 从而做出预测和判断, 确定公司的战略目标和经营方策。就好像是智猪博弈的例子, 即使是明显处于劣势的一方仍然可以依靠合适的策略取得成功。

《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 大兵无创”, “大智不智, 大谋不谋”, 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 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 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 使人不见其智, 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 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 就要“因之, 慎谋”, 就是说要对付强敌, 要使其众叛亲离, 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 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

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 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 壮大自己, 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 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 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 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看来, 这种激进的战略思想不仅取得在战事中的成功, 也为企业的战略管理作出指导。

从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 《六韬》阐述了延揽人心孤立对手、政治攻心瓦解对手、运用谋略击败对手等战略思想, 其观点之深刻、议论之丰富, 在先秦兵书中无出其右者。更为我们今天的企业战略管理详细阐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斯坦纳.企业政策与战略[M].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2.1、斯坦纳.企业政策与战略[M].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2.

[2]、刘宝宏.企业战略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2、刘宝宏.企业战略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3]、耿弘.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及新发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 1996, (6) .3、耿弘.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及新发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 1996, (6) .

[4]、邹昭日希.企业战略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4、邹昭日希.企业战略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5]、顾客强, 刘跃明.识略六韬[M].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9.5、顾客强, 刘跃明.识略六韬[M].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9.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基本思想 篇8

一、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务特征

(一) 初创期的财务特征。

初创期是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对企业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来看, 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属于流出大于流入的状态, 筹资活动是唯一的现金来源。随着企业经营业务的发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绝对值趋向于零, 并会逐渐增加, 这是中小企业在初创期最显著的财务特征。

企业生命周期初始阶段的经营风险是最高的。这种高经营风险要求这一阶段相关的财务风险应尽可能降低。而降低财务风险的最有效途径是使用权益资本, 减少债务资本。由于初创经营的高风险性, 因此只能够吸引那些想从事高风险投资并要求获得高回报的投资者。初创阶段的企业注重内部积累, 这种高回报只有通过资本利得的方式给予投资者, 现实收益只是名义上的收益或负收益;与此同时, 初创型企业拥有较高的未来成长预期。

(二) 成长期的财务特征。

当中小企业成功迈过初创期, 就会进入成长期。成长期中小企业一般以高速发展著称。该时期, 企业已具有了一定的资源基础和生产规模, 生产技术日臻成熟, 而且有比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产品逐渐打开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 销售和利润额快速增长, 并开始多元化经营。资金收入的增加, 使企业有了进一步扩张的实力。但在该时期, 企业的经营风险仍然比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企业的市场营销费用加大, 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项目投资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 从企业的现金流量来看, 尽管现金流入量增加迅速, 但现金流出量也很大, 所以现金流量仍然是不确定的。另外, 这一时期的市场环境也不够稳定, 导致企业的资金仍然十分紧张, 当然, 此时虽然企业还有资金不足的问题, 但相比初创期而言, 外部融资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三) 成熟期的财务特征。

中小企业进入成熟期后, 增长的速度及经营风险会有所回落。由于具备了相对高的产品市场份额, 因此销售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在达到某个水平后逐步降低。企业的资金实力更强, 企业用于维持现有产品市场的资金需求比成长期扩大市场资金需求低。在初创期, 财务战略重心是抢占市场份额, 在成长期是扩大市场份额, 而现在, 则是在已有的市场份额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盈利能力, 维持已经达到的销售利润率水平。所以, 这一时期企业的融资、投资以及分配活动都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成熟期企业与成长期企业相比, 由于产品进入成熟期, 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对企业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来看, 企业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而且相对比较稳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净收益。此阶段以留存收益加负债融资政策为主, 大量债务到了还本付息期, 分红比例也在提高,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体现了企业的融资策略, 伴随着负债融资增加, 财务风险上升到与经营风险相当的程度。每股的高现金净利比例使股利支付率和支付额都会提高, 投资者此时的回报更多的是通过股利分配而不是初创阶段的资本利得来满足。

(四) 衰退期的财务特征。

企业在成熟期创造的正现金流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经营业务减少和产品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对企业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来看, 由于企业产品销售水平下降, 现金周转速度慢, 经营活动产生明显的负现金流量。对衰退期企业而言, 再投资获利的机会已经很小, 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企业继续生存或寻找转机, 因此经营风险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如果选择逐步收回投资, 会使投资活动产生正现金流量。同时, 负债融资在走向衰退的过程中会不断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正现金流量, 财务杠杆水平与财务风险随之增加, 这是衰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财务特征。

二、中小企业财务战略安排基本思想

(一) 保持良好的资本结构。

企业发展必须以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 仅靠投资者的初始投资和企业经营的自我积累很难满足正常发展的需要, 为此就要借入相当大比例的债务资本, 中小企业尤其如此。负债筹资具有两面性, 它既可以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 又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这就要求中小企业时刻保持良好的资本结构, 否则就易导致企业再筹资能力缺乏。为此, 必须在创立企业时就应根据规模筹集够必要的资本, 同时在经营过程中就税后利润应尽可能多积累, 以充实资本。因为中小企业的收益能力通常低于大企业, 加之选择外部筹资渠道也显著少于大企业, 如果利润分配过程中积累比例不高于大企业, 内部积累增长速度就会显著低于大企业, 外部筹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二)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由于中小企业在创立之时资本规模较小, 创立以后积累额有限, 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除自身营运产生的资金外, 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就显得更为必要。首先, 确保负债融资渠道的畅通。在我国负债融资是中小企业的主融资渠道, 其中又以银行贷款为主, 因此增强企业借款能力就至关重要。为此, 中小企业除了应努力加强内部管理, 切实抓好市场开拓, 扩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水平之外, 还应保持与发展同银行的良好关系, 树立企业的信用形象, 争取得到银行的理解与支持;其次, 通过私募等方式获得部分权益资金。目前, 中小企业短期资金融通难度降低, 但长期权益性资本严重缺乏。现有金融体系只对中小企业开放了短期信贷业务, 中长期信贷和权益性资本的供给仍严重不足。中小企业可以采用资本市场融资方式, 但发行企业债券的公募方式在当前的严格审批条件和资格要求下, 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是难以实现的。因此, 私募股权融资成为中小企业可以尝试的一种新的融资途径。私募股权融资不仅具有补充企业资本金的功能, 还增加了企业承担债务、扩张经营规模的能力, 有助于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同时, 它还具有筹集风险资本的功能;第三, 利用内部职工集资, 扩大资本规模。内部职工集资不仅能增强企业职工的凝聚力, 而且又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新的途径。实践中, 内部职工集资往往具有“优先股”的特征, 既可以增强企业信用能力, 又不影响企业原股东的控制权。

(三) 稳扎稳打, 切勿盲目发展。

推动企业的可持续性快速成长是每个企业经营者的强烈愿望, 但技术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及管理能力缺乏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 为此中小企业的理财思想较强烈, 企业须更为稳健。首先, 要加强运营资金的管理。运营资金管理首先应解决好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的结构比例、流动负债与长期资金的结构比例以及资产结构与筹资结构的组合战略等问题。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缺乏外部筹资能力和内部积累能力, 运营资金周转一般比较紧张, 因此在资金的使用上更须慎重, 不能急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将运营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其次, 慎重进行分散投资。中小企业通常总体资本规模较小, 分散投资很容易导致原有经营项目上运营资金周转的困难, 而新的投资项目又不能形成一定规模, 缺乏必要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 无以建立竞争优势。总之, 中小企业在进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或多样化投资之前, 必须首先筹措必要的长期资本, 以确保原有经营项目运营资金周转不因新的投资受到影响。

(四) 选择有利于资金充分补偿的会计政策。

由于中小企业发展比大企业更多地依赖内部资金, 因此再生产过程资金补偿的充分性, 对中小企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选择会对利润表项目和资产负债表项目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时应以资金充分补偿为考虑重点, 而不能过分强调当期利润实现的多少, 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金的充足和运营资金周转的顺畅。

参考文献

[1]陆正飞, 王化成, 宋献中.当代财务管理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黄国良, 陈建华.企业总体财务战略.企业管理, 2002.7.

论毛泽东的对外战略思想 篇9

一、关于创建新中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思想

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考虑新中国的外交绝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 为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毛泽东在1949年春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重要方针。“另起炉灶”, 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 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 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经过谈判, 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 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他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 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 等打扫干净, 有了秩序, 再请客人进来。为此, 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根据上述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有力地巩固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关于“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建国之初, 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 毛泽东于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 提出“一边倒”的方针。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93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 “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 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 目的是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2]6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与苏联友好, 新中国成立后, 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 所以, 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就成为这一时期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

二、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论述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论述, 是中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和平外交思想。认为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 争取持久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 时间要尽可能的长, 这是有希望的, 有可能的。”[2]213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国确定了和平的外交目标。

冷战的爆发和对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担忧使毛泽东加强了对国际形势和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应如何应对的分析。毛泽东认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 制止战争危险,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 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 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3]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间, 由于中国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敌视及战争威胁,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大, 迫在眉睫, “山雨欲来风满楼”, “燕子低飞要下雨”, “要准备打仗”, 并认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完再建设。在世界范围内, 毛泽东认为,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所以“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提出世界革命也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帝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毛泽东对尼克松明确地表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直到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再成为他分析世界形势的基本依据, 中国外交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

三、关于“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实际上有处于中间状态的许多国家, 并称这些国家为中间地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 毛泽东逐步改变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对外战略, 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20世纪60年代, 毛泽东把中间地带的概念具体化, 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他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 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个中间地带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 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 矛盾将日益加深。中间地带的发展将会产生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 并能与美苏抗衡的强大的国际政治力量。中国在努力发展与第一中间地带的关系的同时, 也力争改善与第二中间地带中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苏争霸的态势出现了苏攻美守的重要变化。此外, 由于日本、西欧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和第三世界的兴起, 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思想, 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 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 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1]600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团结大多数国家, 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关于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首先是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思想。毛泽东一贯主张,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 都应当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 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4]1461“任何外国政府, 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 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 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 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 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1466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 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后由周恩来集中阐述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其次, “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由于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怀疑观望态度, 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 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4]186

五、关于中国外交立足点的思想

对二战后大量涌现的亚非拉新独立国家, 毛泽东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 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并把它们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 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 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 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2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 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 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毛泽东的对外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制定21世纪中国对外策略,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创造者, 其对外战略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独立自主, 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尊严, 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 是毛泽东对外战略思想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思想,外交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战略思想 篇10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当前, 我国尽管取得粮食产量 “十连增”的成绩, 但粮食进口增加、 种粮效益不高、务农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问题依旧突出, 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三留守” 现象严峻。

“据我们的调查, 现在农村老年妇女是种地的主力, 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以后这些人干不动了怎么办?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新型主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

“会议”指出,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同时要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分析说:“目前, 我国农业实施的是分散种植体制, 667平方米的土地一年赚不到1 000元钱, 根本不合算。如果土地流转到种粮大户或者现代农场经营者手里, 一家种13.3公顷地, 每667平方米地赚1 000元钱, 一年就有20万元的收入。”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一些人不愿意再从事农业, 可以通过流转方式把土地租给种粮大户, 自己获得租金。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 他们有条件推广使用先进农业种植技术和机械, 发展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型现代化农业。这4种类型的新型主体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 国家要加强培训、大力支持。

周天勇强调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必须保障土地流转到种地能手手里, 防止流转到不会或者不想种地的人手里, 尤其要防止流转到非种植领域, 确保土地用在了增收粮食上。”

周天勇建议, 必须有具体的政策措施, 切实维护流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利益, 防止农村出现“失地、失保、失业”的“三失”农民, 影响社会稳定。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民

周天勇说, 要让中国农业赚钱, 必须有专业的农业种植和管理人才, 这就是“会议”提出的“职业农民”的概念。

“会议”提出“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朱启臻分析认为, 体面是指物质的富足和精神的光彩。将来的职业农民, 是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企业主, 与城市里的工人、 知识分子一个样。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 国家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 尽快培养造就出会种地、懂经营的新型企业主式的农民队伍。“会议”提出了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 制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等, 要尽快出台政策细则, 予以落实。

专家们建议, 国家要放开捆绑住职业农民发展的限制, 给他们以宽松成长的空间。取消对农民创办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工商、质监、 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运输、村镇建设、土地管理等各方面的收费;对个体工商户, 包括一些微型和小型企业, 不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而改为备案制;允许庭院和住宅经营, 允许农民进城出售农业产品。

让农村成为美丽乡村

农村环境污染不仅威胁到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 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还有一些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由于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 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 造成农村“脏乱差”现象。

此次“会议”提出了“美丽乡村” 的目标, 笼罩在重污染下的村庄既不宜居, 更谈不上美丽。各级政府要狠治农村污染源, 对于以牺牲环境和农民健康为代价的污染工厂, 该关闭的绝不手软。

据测算, 再过20年, 全国人口将达到15亿的峰值, 将有大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朱启臻说, 我们要想办法把农村建美, 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 而不是缩小版的城市。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藴 篇11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哲学意蕴

引言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立足于治国全局的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关系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关系着民族复兴，是时下党和国家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发展奋斗的主要方向。学习和领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思想内涵，从哲学视角对其进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具体体现。“四个全面”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一步。

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1]。“四个全面”，体现着中国治国理政总体框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光辉，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领全国人民发展各项事业，并取得重大成就，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福建提出“三个全面”思想，同年十二月调研江苏时将“三个全面”升级为“四个全面”[2]。“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需求，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符合当前人群群众基本诉求。“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每方面都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言简意赅，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现是党和国家奋斗的目标，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总体方向。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藴

通过前文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实施与实现的重要意义。学习“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思想内涵，从哲学视角对其进行认识非常重要。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藴：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想要使社会稳定，必须要保障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国民生活的稳定是立国之本。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面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加速发展社会事业，加强文化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增强社会发展协调性，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经之路。虽然目前我国距离小康社会仍有一定距离，但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正在不断加快，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二）全面深化改革

我国是人口大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小康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基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的利益来发展，进行产业改革、经济改革、政策改革。二零一四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年，我国提出了大量深化改革新主张，实行了许多新政策，为改革创新奠定了政策基础，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提出重大理论，从多角度全面探索深化改革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已成为我国发展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三）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文明社會建设的关键，是和谐社会、经济社会实现的关键，更是社会主义特色中国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人民群众集体意识，是实现民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都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要发展方向，这是当今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实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促进国家发展的重任。但我国党员人数众多，管党治党任务极其繁重。如果不能从严治党，就不能服民心，就不能保障党的公信力，全面从严治党是立党之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做到违纪必究，严格执纪，杜绝一些贪污腐败行为。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回应人民群众对党的期待。全面从严治党是反腐工作落实的需要，是党风、政风建设的需要，是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结束语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明确了新中国发展方向，明确了党政建设基本框架，明确了社会建设目标。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因此，我国应积极针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展开工作，加强小康社会建设，落实治党工作，进行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何家玉，落实“四个全面”守纪律讲规矩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N].南通日报，2015-02-12 A01.

[2]赵香.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N].宿迁日报，2015-01-26 A01.

[3]陈辉.守纪律讲规矩坚决惩治腐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N].盐阜大众报，2015-02-06 A01.

战略思想 篇12

1 标准化对促进生态旅游发展的意义

“得标准者得天下”。生态旅游标准化作为生态旅游产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是体现区域生态旅游功能完善程度、衡量生态旅游产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引领和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规范行业行为和市场秩序。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旅游标准化工作就是制定规矩。通过研制、宣传、贯彻和实施标准, 规范生态旅游经营人员的开发经营行为、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和旅游市场秩序,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型、资源节约型的旅游经营模式以及环境友好型的旅游消费模式, 推动生态旅游有序、良性、可持续发展。如2015年10月发生的青岛“天价虾”事件, 暴露的不仅是业主诚信问题, 也暴露出当地小餐饮业服务标准建设滞后的问题。

二是增强生态旅游产业竞争力。当前旅游市场里, 各地生态旅游产业和旅游产品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产业竞争主要是旅游服务质量和标准的竞争。标准作为产业竞争制高点, 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系统性、稳定性、方向性等特点, 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极强的支撑、引领、提升作用, 能有效保证生态旅游质量、提升旅游品质,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如我市遂昌县得益于旅游标准化建设,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近5年来旅游综合收入每年同比增长超过近30%, 已晋身为“全国县域旅游之星”。

三是助推生态旅游企业做大做强。旅游企业在贯彻和实施标准过程中, 一方面可以借助标准,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提升经济效益及市场影响力;一方面可以根据标准对导游等从业人员提出相应要求, 提升员工素质, 增强发展内动力。另外, 随着生态旅游市场的成熟, 旅游企业的品牌作用越来越凸显, 标准化能有效打造、培育旅游服务品牌, 帮助企业精准进行市场定位, 树立品牌形象, 实现做大做强。

四是促进生态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旅游发达地区相比, 我市生态旅游产业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经营形式过于单一。推行旅游标准化, 可以有效借鉴、吸收先进的管理方法, 使从业人员深刻认识实施标准的重要意义, 突破“重资源、重产品, 轻服务、轻标准”的传统观念, 进而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如我国实施《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以来,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的总数已达1.4万家, A级旅游区 (点) 已达2000多家, 带动了全国饭店、景区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2 我市生态旅游标准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十二五”时期, 我市围绕打造生态旅游名城和“秀山丽水、养生福地”的区域品牌,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系统, 加快标准修订步伐, 强化标准支撑, 逐步打响“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生态旅游品牌, 取得了一定成效。成功创建遂昌为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试点县, “温泉旅游”、“乡村旅游”、“微笑遂昌”等服务标准均为行业首创。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差, 我市生态旅游标准化水平还不高, 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2.1 观念理念滞后, 标准化氛围不浓

一是从面上看, 旅游标准化的影响力还局限于相关部门和个别旅游标准化试点县、试点单位, 旅游标准化工作尚未在全市范围形成良好氛围。二是从管理主体看, 旅游标准化还是以旅游和市场监管 (质监) 部门为主, 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参与较少, 没有形成合力。三是从执行主体看, 旅游企业标准化主体责任意识淡薄, 执行标准主要依赖政府推动、实施被动。

2.2 标准质量不高, 研修订能力不强

一是覆盖率偏低, 虽然我市已经制定了一定数量的旅游地方标准, 但主要集中于景区、饭店、旅行社等, 未能对一些新兴业态如特色小镇旅游、乡村休闲观光旅游、康体旅游等进行及时规范, 标准研制跟不上生态旅游业升级发展的需要。二是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标准研制缺少深入调研, 行业参与度低, 编制人员不熟悉编制标准的编写规范。有些标准操作性差, 与企业、市场脱节, 质量参差不齐。三是“话语权”不足。我市多数生态旅游标准在业内影响力不大, 采标率偏低, 在国际国内旅游标准界“话语权”不足, 与我市作为“中国第一生态市”的生态资源优势和生态旅游发展前景反差强烈。

2.3 落实不到位, 宣贯实施效果不明显

一是忽视过程监督, 目前, 我市除了旅游饭店星级评定、景区等级评定等标准, 相当一部分旅游标准因为缺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评价和管理, 实施效果不够明显。二是缺少社会参与。在标准贯彻和认证中, 缺乏相关利益方的参与, 尤其是缺少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消费者的参与, 旅游企业对标准监督的认可度不高。三是人才支撑不足。旅游标准化人才既要精通旅游业务, 又要熟悉标准化知识。目前, 我市这方面的人才极其匮乏, 往往是懂旅游业务的不懂标准化、懂标准化的不懂旅游业务, 很多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3 对我市生态旅游标准化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加强我市生态旅游标准化工作, 应坚持以“两山”理论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绿色、生态、共享的发展理念, 围绕培育我市“第一战略支柱产业”目标, 以实施旅游“1311”行动计划为切入点, 加快生态旅游标准体系的制定、实施和推广, 控制获取生态旅游业制高点, 以标准化战略引领我市生态旅游业向产业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3.1 坚持理念先行

加强生态旅游标准化建设, 推动生态旅游产业科学发展, 要坚持理念先行。一是更新理念。通过走出去、引进来, 学习借鉴杭州、舟山等旅游发达地区经验, 深刻认识生态旅游健康发展需要宏观指导与管理, 通过制定标准, 规范和引导生态旅游开发和经营活动, 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升级协调统一。二是高位谋划。立足我市生态旅游发展全局,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生态旅游标准规划和设计上将生态旅游与我市自然生态环境、当地人居环境进行整合, 注重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风俗文化相适应。三是增强共识。通过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当地群众以及旅游者之间的有效互动, 发动各方参与生态旅游标准的制定、管理、监督, 增强生态旅游标准共识。

3.2 加强统筹规划

生态旅游标准化建设是个基础性工作, 投入周期长、见效慢, 要加强统筹, 突出重点。一是把握重点方向。根据我市实际, 加快研制养生乡村、4A旅游景区、争创的5A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等设施配置、服务质量、绩效评价等方面的重要地方标准、协会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推动旅游企业实施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加快构建生态旅游产业标准体系。二是开展生态旅游标准化试点。配合生态旅游全域化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坚持“政府引导、行业协调, 企业运作”原则,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推动业主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着力打造精品旅游小镇、乡村旅游示范村等标准化试点示范, 以点带面推进生态旅游标准化建设发展。三是打响生态旅游品牌。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 加大生态旅游景区、重大旅游综合体、生态休闲养生 (养老) 产业集群的标准化建设, 以4A景区、争创的5A景区、休闲乡村为重点, 示范带动生态旅游业标准的推广实施, 打响“中国生态旅游第一市”和“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品牌。

3.3 突出优先领域

抢占生态旅游制高点, 制定短期、中期、长期标准制修订计划, 分阶段渐进式推进, 确定优先领域, 将一些发展迫切、行业急需的标准规范纳入近期工作, 优先研制标准规范。一是优先研制生态旅游业中风险较大领域的标准规范。如涉及旅游食品、卫生、安全等领域的标准, 保证我市生态旅游业平稳发展。二是优先研制我市地方特色旅游业态、新兴旅游业态领域的标准规范。如优先制订并实施特色小镇旅游、畲乡文化、“丽水蓝”乡村休闲观光等旅游标准, 引领旅游业朝着特色化方向发展。三是优先研制旅游目的地建设相关领域标准。推广遂昌试点县经验, 对交通、星级饭店、商贸、公共服务设施等符号、标识、标牌进行审核更新, 鼓励采用国际标准, 推动国际化长远发展。

3.4 完善体制机制

旅游标准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 并不断从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一是建立协作推进机制。从我市现阶段情况看, 政府仍然在整个体系建设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但从国际和国内发达地区经验判断, 市场力量应发挥主要作用。根据我市标准化工作实际, 建议近期应以继续突出政府主导地位, 远期则应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协作机制共同推进。二是创新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标准化组织管理模式, 构建“多元管理、分工合作”的标准化组织管理体制, 建议以旅游、市场监管 (质监) 部门为主, 其他部门密切配合, 明确责任、形成合力。三是健全实施推广体系。开展标准实施绩效评价, 确定旅游标准实施评价的认证主体和认证方式。在全市范围筛选一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通过示范带动, 加快形成以点成线、以线串面的旅游标准化格局。四是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培育并引进旅游标准高端人才, 建立旅游标准研制与认证的技术平台。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针对性开展旅游标准化培训学习, 同时以项目为载体, 通过项目研究带动我市旅游标准化人才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张明兰.国际旅游标准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下) [J].上海标准化.2008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