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思想（共12篇）
传统法律思想 篇1
中国古代外交是一种以中国为绝对中心的对外交往模式,这样的交往模式被称为“宗藩体系”。早在先秦时期,分封制作为“宗藩体系”的萌芽已经出现在历史中。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完善,周朝时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宗藩关系,逐渐演变成整个华夏文明圈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即中国为宗主国,其他国家为藩属国。在这样的外交体系之下,先秦时期的“和合理念”、“家国思想”得以保留与传承,而且中国作为区域霸主的地位也形成了诸如“天朝上国”、“华夏中心论”等外交思想。
一、和合理念
“和合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核,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无处不在。所谓“和”,指的是和谐、和平、和睦、平和、亲和等意思,其中以“和谐”一词最为妥帖。可以说“和”是矛盾的相对运动,是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平衡协调,是推动事物更新发展的动力。而“合”与“和”是相通的,《管子》一书中曾写道:“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得,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他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
在对“和合理念”进行具体阐释时,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给出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具体解释。董仲舒所提的“天人合一”主要强调的是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而“和为贵”则强调和谐相处对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和而不同”则是对同一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对个体存在的特殊性有了充分认识之后的调和。笔者认为,“和为贵”应该是各个国家相处的基本准则,而“和而不同”思想则是各国之间展开合作的准绳之一,这也恰好切合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在中国古代,孔子曾将“和而不同”思想应用到处理社会关系上去,并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在国内社会,由于绝对权威的存在,许多“不和”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手段解决。但是在国际社会,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各国纷纷以本国国家利益出发,出现各种分歧在所难免,因此只有各种不同思想得到充分的交流沟通,才能使国际社会正常运转,才能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和平合作的社会,是一个求发展的社会,霸权暂时只能退居二线舞台,以“共营”实现“共赢”才是主流倡导所在,因此“和而不同”思想对现阶段国际关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外交领域上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家国思想
国家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当中,实际上是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直到近代,才由孙中山先生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提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家国思想”,“家”与“国”各有所指,前者是公卿士大夫的封地,后者则是各诸侯的封邦,先有“家”才有“国”,“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保障。
在“家国思想”中,儒家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天下一家”,他们憎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以强凌弱,以众报寡,争城夺地、民不聊生的动乱局面,向往民族和睦,国家统一,四海升平的“大同”世界。很显然,人们为了自家、本族、本国的利益而以他家、他族,他国为仇敌,相互攻伐掠夺,搞得国无宁日,“大同”社会便无法实现。因此,要实现天下“大同”,必须首先树立“天下一家”的观念。
不可否认,“天下一家”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是先贤们对于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但是这种思想的过于理想化,即使是在礼乐尚存的西周都无法实现,在现代利益至上的外交环境更是无所适从。总的来看,“家国思想”虽然仅仅是一种美好设想,但是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三、天朝上国
宗藩体制由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分封制演变而来,其格外强调宗主国(当时为周天子)的中心地位,强调藩属国(诸侯国)对于其宗主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补充,首先儒家强调“华夷有别”,其认为应该将中国与外邦做一个区分,只有华夏中原是正统,而其他民族、部落则是未开化的蛮夷,并提出“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而这一思想逐渐演化则成为华夏中心的主张。
同时,在古代中国,历代皇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在意识形态上宣称“皇权神授,天子独尊”,皇帝是奉天之意、承天之运来统治天下的,天之下,都必须接受天子的统治,就像《诗·北上》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地理上,中国的古人都将华夏作为世界的中心,而开展外交活动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天朝上国”的思想。
总的来说,从西周时期宗法制、分封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和合理念”、“华夏中心主义”、“家国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外交思想。这些思想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外交思想奠定了基础,对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唐莫尧,诗经新著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8.
[3]来可鸿,大学·中庸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传统法律思想 篇2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而衍生发展成的，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全面地学习与研究传统养生文化。
中国文化是指产生于历史、积淀于人们的普通心理中，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潜质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复合体的综合型文化，其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万物与吾一体”的整体和谐，它具有重自然技艺的倾向和整体直观的直觉思维，缺乏严密的分析思维传统和形象逻辑系统。正是构建在这种中**体文化之上，中国传统养生学才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养生思想体系。
一、气一元论思想
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气”是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在宇宙自然和一切生命体之间，充斥着一种至精至微、无所不在、运动变化的物质实体——“气”。这种“气”构成了宇宙的本体及规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切现象都是“气”变化的结果。“气”既决定和支配着天地万物与人类生命的存在，又将人的生命存在同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同一内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彼此之间互相储存而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的系统。
从这种原始唯物的观点出发，古人认为，人的生命运动的本质也在于‘‘气’’的变化。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就是说，人的生、长、老、死都是气的变化的结果，人体内的“气”变化过程决定了人的生命运动。
人是地球上最高级、最复杂的生命体，其内部的“气”变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参与人体生命运动的“气”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医学里就有先天气、后天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等名称，它们都是参与和决定人的生命整体中不同层次上的“气”变化过程的基本物质。养生学所讲的“气”，指的就是这些与人体生命运动密切相关的无形的基本物质。
这种元气一元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特征，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构成人的生命的基本物质，因此，养生的中心就是如何养护人体内部的元气。
以道家为主体的古代养生家认为，元气是生命之根、生命之源，人的形体精神都由这一根本要素所决定和支配。元气损耗，则生命枯萎；元气充盈，则生命旺健。因此，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与方法，养生总是以养气、补气为宗旨。《内经》也认为先天元气于父母，是父母之精所化。它根于肾脏，藏于丹田，经由三焦而达全身，推动着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和本源，决定着人的强弱寿天。“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大矣哉!”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和养生学认为，决定人体寿天强弱的不仅是先天精气或后天水谷营卫之气的盛衰多寡，而且还有元气在人体内存在的状态。元气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变化的，其变化形式有动、静、聚、散、升、降、开、阖等。元气既为生命之根本，它的运动规律也就是人的生命规律，而这些运动规律又是由元气的阴阳变化决定的。元气的运行如动、散、升、开为阳，静、聚、降、阖则为阴。中国传统养生就是依据和把握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认识与积累下来的阴阳规律，也就是用元气活动的规律来养生、健身。
在传统养生学中，各家各派都是依据元气学说来设计和发展自己的养生术。在养生实践中，导引、行气、服食、房中等各种手段与方法无不依据元气运行的规律来进行锻炼，以达到养生的效果。由于气贵充盈流动，所以传统养生术的调摄行气大致有以下几点： 顺时以益气。先秦以来，天地阴阳之气随四时五行变化，自然大宇宙影响人体小宇宙的观点已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人们在考虑如何使元气充盈流动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因此，要达到益气的效果必须顺应四季变化，即顺时以益气。
谨食以助气。先天元气靠后天摄入的水谷营卫之气来补充，因此，饮食对于元气补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则生气，不调则损气。
导引以行气。气贵充盈流动，滞郁就会引起疾病，所以，呼吸吐纳和导引以促进元气流动与新陈代谢，就一直受到养生家的重视，推崇备至。人们认为，通过导引吐纳可以调理气息，畅通气机，促进阴阳平衡流动，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防病治病，起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二、天人合一与整体把握思想
“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人类在一定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或看法。中国古人认为，人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具有相适应的关系，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因此，体现在传统养生学中的这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关系就被称为“天人合一”整体观。
以“天人合一”为特色的人天观对传统养生文化影响极深，中国古代养生家将人体养生活动置于一个大的系统环境中去考虑和认识，按照自然法则和规律来养护生命、炼养形神。这种影响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
一是认为人体内部环境系统与外部客观自然环境系统是统一的，有共同变化规律，因而人的养生活动应该注重“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就是要求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气候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养生方式，即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
道家有很多气功方法都很讲究时间性，或按一月的晦朔弦望练功，或按一日的生气(子时至巳时)、死气(午时至亥时)的差别来练功；而服食养生和房中养生更讲究季节性。
二是认为人的身体器官结构与宇宙结构相应，并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将天人结构巧妙地组合在同一个结构体系中。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两者是息息相连的统一整体，人体构造与宇宙结构相应共同组成天人结构的体系。古代养生家根据天人大小宇宙的理论，从宏观的外在宇宙规律来指导人体养生实践，并在具体的养生活动中，以人体内在变化来体验融人天地自然中的个体心理境界，从而达到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同构的观念使中国养生文化同古代哲学的自然天道观紧密相联，它对传统养生术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三、重人贵生与积极主动思想
中国古代贵人重生思想的含义是天地万物中人为贵，而人则以生为贵。这里的“生”是指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早在先秦期的道家，曾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庄子不仅提出了“尊生”的主张，而且还宣扬“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生，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天下莫贵于生”(《淮南子·泛论训》)的观点。这种贵生观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
贵生观是中国古代长寿养生思想中最基本的认识范畴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念很早就已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中国文化意识的一个内在成分。这种为道家所力倡的贵生观与儒家学说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结构，贵生观给中国养生文化的繁衍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气候，它使中国文化趋向于在理性规范下追求养生健身的价值。
《尚书·洪范》将“寿”视为人生幸福之首，《诗经》“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些都表现出寿天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意识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性思考，包括影响寿夭的自然因素以及人类行为的作用，等等。
《内经》曾从人体自然生长规律出发探讨人的盛衰寿天机制，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分别探讨了男女的生长衰老规律。《内经》不仅为中国养生文化奠定了一个基于客观认识基础之上而又充满积极精神的寿天观，而且还体现出先秦文化那种特有的理性思索和探求精神。中国古代的寿天观注意到了自然界各种客观因素对寿天的影响。
关于人的行为对寿天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人的后天行为这一认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认识之一。这种建立在贵人重生基础之上的认识，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划时代的养生观念之中，它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养生学积极主动的思想。这个养生观念最早见于汉末魏晋间的道教典籍《龟甲文》《抱朴子》《仙经》《西升经》等，后来为养生家们广泛传播和引用，是中国传养生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这种积极的人天观强烈反对汉代以来儒家天人感应和谶纬学说以及佛教传人后带来的浓厚宿命论思想与悲观人生态度，主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生命与自然规律的关系。虽然这种观点带有一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在中国养生思想发展中却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养生文化的基本哲学根据和认识基础。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曾表达过这种人天观和养生思想：“后天之弱者当之慎，慎则人能胜天矣。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犯，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十分科学和可贵的，它是“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养生态度和人生观的精彩注脚。而儒家的董仲舒也得出了“寿有短长，养有得失”的看法，认为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人的寿数。
因此，重视生命、积极进取、反宿命论等态度和观点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内倾思维与反观自心思想
中国传统的身心炼养长寿术实质上是一种内向型文化，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倾性思维趋向的特点。这种养生模式主要建立在高度自我的、自足的、自律的基础和原则之上，意在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操作技术和手段来实现个体自我的内在生命和潜能的开发及完善。反观自心与思维趋向，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注重向内反照自心，于沉思之中体察真谛，于静默之中了悟人生，以体验内心世界的精微与广大，来感知外在世界的本质，推求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尽心知性以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等，都是在反观内心的体验中获得仁心与天道相融相通、至善至大的经验和精神的享受，其独特的体验开掘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及精神在世界中的地位，并在一整套修行术的实践中体验到精神的乐趣和物质的丑恶。由此推崇隐逸的生活方式，古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正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这种生命意境。
中国传统养生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道德的自我约束和心理修炼，其实质也反映出内倾性的思维趋向特点。对比中国传统导引术与现代西方体操，前者是内向的、自我的，内向的个人身心体验与实践之中，体验一种神奇的、超意识的快感，心理上要至虚至静，凝神于中，反观于心，着眼于发展内脏器官的生理功能，提高内在生命力。它使人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是自然和社会的一个有机细胞，潜心于理解和感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个体关系。
这种内向文化特征首先在称谓和术语上即有普遍的显现，在中国传统的武术、导引、气功、禅法等领域中，如内功、内劲、内气、内息、内观、内视、内炼、内养、内修、内药、内丹、内动、内家拳等等，俯拾皆是。另外，还有许多与“内”字相关相通的词语，如反观、存思、存神、守内、守
一、还精、归根、止观、禅观、返本还元、意注丹田等等。
这种反观自心、注重内在体验、强调发展人的内脏器官的功能，即由“内壮”而达“外壮”的独特养生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独特思维特点。
五、动静适宜与形神统一思想(一)动静适宜的观点
在中国哲学和养生思想史上，动与静是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是物质的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还说：“静即含动，动不舍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说明动与静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体存在着“动与静”的变化，如阴气主静，是人体的营养根源；阳气主动，是人体的运动动力。形属阴之静，代表物质结构；气属阳之动，反映生理功能，人的生理变化等皆可用动静来概括。
“心神宜静，形体宜动”，是动静兼修的体现。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形体养护，以动为主。动静适宜，才能“形与神俱”，达到养生的目的。《道德经·第十六章》提出：“致虚极，守静笃”，要求以“致虚、守静”的功夫，达到心境的空明宁静状态。“静则神藏，躁则神亡”“欲延生者，心神适恬静而无躁扰”，就是说，人能养神，神守则身强。反之，神不藏而躁动不安，则伤神而致病。当然，心神宜静的“静”不是绝对静止，而是“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形体宜动，华佗作五禽戏是“动”，可以用于治病疗疾的具体实践中，五禽戏“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在传统养生中被用于运动形体以养生长寿的方法主要有小劳、导引、按摩和舞蹈几类。“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由于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可以促进精气流通，使气血畅达，增强生命力，所以古代养生家主张通过各种身体活动，如导引、习武等来达到“一身动则一身强”的目的。总之，心神极欲静，形体极欲动，只有动静有常，才能心身健康。
在中国养生史上有主静和主动的不同养生学派。老庄学派强调静以养生，重在养神；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动以养生，重在养形。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古代养生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质上，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无论是主动还是主静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适宜，才能有利于健康。
气功锻炼中的动静有内外之分。内静为精神内守，外静为形体安静；内动为气息运动，外动为肢体运动。练静功时，要静中有动、外静内动；练动功时，要动中有静、外动内静。静功锻炼之后，可配合形体活动，如八段锦、五禽戏等以期求得动静适宜。(二)形神统一思想
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养生学的重要命题。早期的养生学，唐代以前多为形神问题，主张“形神共养”。唐宋以后多称为性命问题，主张“性命双修”的炼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即不仅要注重形体的养护，而且还要注意精神的调摄，使得形体康健、精神健旺，身体和精神都能均衡发展。“形神共养”是在“形神统一”观的指导下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对人体客观性和价值意义的肯定之上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关论述形神的问题，很多是从养生角度去论述的，先秦时期庄子在养生问题上主张“养神而养性”，提出了“形为神舍”“神守形”“物将自壮”“形乃长生”等神形观。较之庄子，荀子更明确地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命题，主张在“礼”的指导下的“治气养心之术”。《黄帝内经》从养生医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了唯物主义形神观——“人始生，先成精”，即形体的本源是精的化生，各种生命组织器官构成的形体，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基础。神依赖于形，形又以神为生命的标志。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析 篇3
【摘 要】传统法律文化在清末变法之际，制度层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实质却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释法律实施的实然和应然的冲突，有利于深刻把握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实践。文章从礼法关系变化、法与和谐、息讼、德礼、人情的关系等角度考察、探析传统法律文化。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礼法 和谐 人情
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 “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以上几种观点各具独特的视角，但都体现了以下几点：一是学科视角的转变，从文化学到法学。二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三是研究活动性质的变化，由纯对象之争到方法之争。
二、礼与法的关系考察
法律文化的特征在于与“礼”这一概念的复杂关系，理解法律文化不能孤立地考察法本身，而应从法与礼关系的发展来研究法律文化。
（一）礼的起源及含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二）礼与法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
（一）对和谐的不懈追求
古代的和谐指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精神,既包括对自然也包括对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自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就是打乱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自然的秩序。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对生态的保护，如秦律中对违天时狩猎的处罚；二是始于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唐律•断狱》“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违时行刑，被视为逆天之道，会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刑杀是剥夺生命的屠戮，“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所以刑杀当在秋冬以与时令相符。三是无讼观念，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虽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多讼都不是社会的追求，讼作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从来不是古代法律的目的，但中国似乎更有特点，无讼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标准。
（二）对道德和礼的追求
这里的礼既有礼制也有礼义。从历史的发展看，法（刑）的产生即是维护礼治，西周的“明德慎刑”思想就有了偏“德”（这里的德不是指道德）之意。而张中秋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表述，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引经决狱”和研究律学，从解释法律这种侧面迂回实现维护礼治。但此时引经决狱本身即表明礼和法还是分立的。西汉宣帝“亲亲首匿”入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引经入法”，借立法之机把“八议”（曹魏新律）、“准五服以治罪”（晋律）、“官当”（北魏律）、“重罪十条”（北齐律）入法，礼的内涵、制度得到法律的确认。隋唐承旧制，把礼奉为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凡礼之所认可的就是法所赞同，反之，礼之所去亦法之所禁，即“礼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后汉书•陈宠传），达到了“唐律一准乎礼”。
（三）法的工具性价值的突显
中国法在产生时也有自己的核心，也有公平正义的因素，《说文解字》中“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有公平判断之意。但这种核心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体系，即人伦道德，经统治者整理后的礼（周公制礼），法的价值就在于礼的实现，法本身没有产生自己的完整内核，虽然也有公平正义的追求，但公正的标准在于礼，而不是法。简言之，法在维护“礼”的实现的工具性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同时，不自觉地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这在晚清政府修律中的“礼法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民国时“立宪与共和之争”都有体现，礼的过分强大拘束了法律的自我进化。
（四）重人情轻“法律”
“人情即法，重于法”，第一个法指的是法的价值，是判断法的标准，第二个法指的是具体的条文，即法条是维护人情的工具，必要时可以破法容人情。最重要的是当法与情冲突时，不能轻易破法容情，而须等到法律的修、改、废的原则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西方也有宗教规范等与法的权威对抗，犹如礼义与法的对抗，但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占据了上风。而在中国争取权威的斗争中，源远流长的“人情文化”占据了上风，人情的强大压灭了法的权威，即使有严格执法的个例，但却不能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认同，因为法本身的价值不是最终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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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 篇4
一、儒家的教育思想
儒家教育思想体系完备, 观点鲜明, 一直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它被视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想, 其地位的牢固不破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林中的一面旗帜。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 他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教育理论, 后经儒家学者的不断整理完善, 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思想体系。
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倡“述而不著”, 基本上没有作品留存于世, 现存的《论语》一书, 后世学者认为是其弟子编著用来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 并非孔子本人所著。孔子一生直接提出的教育观点其实并不多, 都是后人总结其教育经验概括出来的。但其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 在这之中主要有四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即仁与孝、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要义。孔子兴“礼”倡“仁”, 为社会确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准则。[1]而“仁”作为一种内在的真实情感, 是无法通过外力施加的。达到孔子要求的“仁”需要做到克己复礼, 控制自己的私欲, 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高尚品质。
子曰:“有教无类。”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历代学者对于该思想的解释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东汉马荣解释为:“言人所在见教, 无有种类。”黄侃则认为:“人乃有贵贱……本无类也。”尽管说法不尽相同, 但大家都认为教育应该平等, 不讲阶级不论贵贱, 在教育过程中应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孔子提出虽然人们的出身不同, 等级种类有所差异, 但都有资格接受教育。本着这样一种无私育人的人生追求, 孔子创办私学, 招收学生, 积极推动礼治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发展, 极大促进了学术交流。
“因材施教”并非孔子独创, 而是后人从他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得来。孔子认为每个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都不同, 可能受人格、智力、思维风格等的影响, 应视情况而制订不同的教学方案, 这一点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材施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不同个体的接受能力不同, 教育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孔子认为教授知识不能填鸭式教学, 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订不同的讲学内容。对于能力好的学生要教授高深的道理, 对能力稍差些的学生, 就要教授普通的道理;其次, 学生的个性不同, 引导的方向和手段必须有所差异。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源出孔子的学生子夏。这同样是基于孔子的教学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关于这一理念中的“优”字的争论有两种声音:一说“优”指“优秀”, 义指学业优异者可以为官。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优”即“悠闲”、“闲适”, 也就是说, 学有余力的人才可以出去做官。这两种解释在本质上其实并不冲突, 只有学的优秀了才能学有余力, 从而更好地走向仕途。在这之前的西周教育主要是为国家输送人才,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点, 所以儒家教育被称为入世教育, 孔子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 培养学生对国家忠诚的品质。
二、道家的教育思想
道家教育思想与儒家教育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 是中国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道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时期, 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 它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其创始人老子为代表的稷下黄老学派, 这一学派虽以老子为代表但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墨守老子思想, 而是融会贯通吸收各家所长;另一派则是以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为代表, 这一派在继承和发展老子主要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自由的追求。
1. 老子的教育思想
道家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指老庄哲学, 其中老子思想中“道”与“贵柔”的教育理念影响最为深远。老子思想的核心“道”, 是指存在于万物和自然之中最初最本质的东西。这里的“道”并不是指我们日常所见的实物, 而是事物的根源, 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衍生的。“道”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意思, 它作为世界的本源, 其实是指一种规律, 人们只有依规律办事才是“道”。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依据教学规律和教育原则教授知识。[2]
老子的教育思想中的“贵柔”是一种教人处事的美德。老子教育人们“不争”, 意为不要去与人争夺, 应该珍惜时间从而深刻的认识自己, 处事时要抱着谨慎、柔弱的态度, 只有这样为人才能处于上位。老子曾以水为喻认为天下间的事物只有水是最柔弱的, 水虽然柔弱, 但攻坚克强的东西却没有能比过水的。弱胜于强, 柔胜于刚, 天下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却很少有人能反思这一点。
2. 庄子的教育思想
庄子不但继承了老子的教育思想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然无为”, 提倡顺从人的本性。庄子一生有很多作品留世,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庄子》一书, 此书被认为是庄子本人和庄派后学所著, 集中地反映了庄子的教育思想。庄子提倡“行不言之教”。其文章往往充满哲理、恢诡谲奇。他认为, 人们应该遵循自然之道, 顺应自然规律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绝对的自由, 以求在自然中得到启示, 收获知识。[3]
三、佛教的教育思想
佛教虽然是一种宗教, 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 其教育思想融合了部分儒家、道家的教育思想。如果说儒家和道家的教育思想多是关于实践方面的, 那么佛教的教育思想更多的则是体现在精神方面, 它是对儒家和道家教育思想的有益补充。
1. 众生平等
在佛的眼中一切人和事物在本质上都是不存在任何差别的, 是平等的。一草一木皆平等, 花、草与人一样都享有生存的权力, 都可以自由地享有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在中国很早就有平等的观念, 佛教主张在教育中人们没有种族阶级之分, 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在教育实践中, 佛家也提倡众生平等的思想, 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教育过程中要求教育者要认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受教者, 且真诚有耐心, 不随便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2. 个性化
禅宗与其他思想流派有所不同, 主张“教外别传”、“我心即佛”、“不立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强调个性感悟, 认为个体对外物的感知具有决定作用, 注重激发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由于“众生平等”的观念, 禅宗在教育上尊重人性, 注重个体差异, 认为即使人们有资质、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但通过学习都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在学习的过程中, 禅宗主张引导个体自己去感悟, 通过内心去感受一切, 通过内心的求知信念去自己感悟知识, 反对常规性的灌输, 要求尊重个体发展而不强加外力影响。
3. 生活化
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校教育只是其众多形式中的一种。禅宗在教育过程中提倡生活化。在禅宗教育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师生共同耕种、采茶耕地的情景, 任何地点和生活实践都是禅师们点拨学生、启示世人的题材。万物都是上天的馈赠, 一切事物和人都具有佛性。佛教主张的修行, 多数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感悟人生。[4]教育亦如此, 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实践在生活中找到答案。
参考文献
[1]黄济, 郭齐家.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3-77.
[2]陈大超, 韩立君.儒、道教育价值观比较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4 (5) :60-63.
[3]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122-125.
我国传统养生思想和方法 篇5
1.宇宙自然
为什么条条江河归大海?为什么春去冬又来?为什么月球围绕着地球，地球围绕着太阳，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来，依照某种规律旋转这、运行着，片刻不息?这，便是宇宙，便是大自然。
2.“道”的内涵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概念，它体现了自然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变化的法则。简言之，易学旨在论一阴一阳之道。《周易》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情以至于命。”其核心内容是讲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道”是物的自然法则，天地万物是由“道”所产生的。
道教养生学以道教的宇宙生成理论为依据。《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又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规律仍为自然无为，必然要逆人欲之所为。
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乃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来得的。无论在政治或人生态度上，都主张自然无为，即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这种观念称为“生态智慧”。“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这说明人的生命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能分离，得“道”即可长生，违“道”只能短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
(二).清静无为
老子倡导的静神养生观，其精髓可用八个字来概括：
“少私寡欲”——养生的内涵;
“无为处世”——养生的方法。
1.虚静
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燥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不仅主张为政应求清静，人生的活动也应在烦劳中求静逸。在繁忙中静下心来。故宜“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的纷争，能够致虚守静，就可把握根本。他极力倡导“无欲”、“无求”、“无知”、“无为”的思想。其意是指要淡泊无为，无忧无虑，返扑归真，处于自然状态，保其精神，全其性命。
2.“无为”
《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天下万物在生生化化中反复运转，但无论怎样运转变化，都是源于“道”的本体，事物的对立面正好体现了“道”的运动。这句格言告诉了 “有道无”又从“又到无”的深刻哲理。指导人们共同实现“无中生有”、“有生万物”的目的。
《道德经》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其义是修道者要天天反省自己，减少杂念，减少再减少，直至没有杂念，就能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名言。不能望文生义，要领悟它的精神境界。
3.“无为处世”的含义有如下三点。
无为是相对有为而言，含有一种相生相成的道理;
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即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勉强作为;
无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没有贪欲、杂欲，但不能没有发展。没有杂欲是一种美德，但创新是一种社会责任。若仅仅满足安贫乐道，止步不前，幸福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把“无为而无不为”理解为在“在无为中生存，在有为中发展”。才能有健
康的身体，稳定繁荣的生活。
(三).以柔为贵、弱者变强
老子对‘道’的解释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所讲的“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老子恰恰看到弱而无用的东西之大用。例如：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强”，
“洼则盈”，“曲则全”，“后其身而身先”，“柔弱胜刚强”，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守柔曰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以柔为贵、弱者变强的原理：
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
传统管理思想的当下力量 篇6
但是这样的颠覆和变革，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是分阶段的。它最开始影响和颠覆的，一定是那些传统效率比较低的领域。这些领域通过好的信息技术，实现了效率比较大的改善和提升。所以，它对事物的影响也是渐进式的。
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对整个内容市场，甚至包括法律服务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很多人看到的是，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律师了，好像传统的这些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要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普惠带来了市场空间的巨大扩张，看到人们创造内容和消费内容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看到人们基于互联网法律服务需求和供给的急剧扩大。在中国报纸、杂志、电视的年代，或许只有一两亿人是用户，而今天可能七、八亿人是用户。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被一个趋势裹挟，就忘记了还有另外的东西并没有被替代掉。传统有效率的东西，一定是最后被冲击或者是替代的，不是说它不会被影响，而是在今天，它依然行之有效。假如我是一个信贷员，如果跟一个人面谈可以给银行带来5个亿的存款，我当然愿意驱车跟他面谈30分钟，而不仅仅是跟他在微信上交流。如果说只是在我的银行卡里存五千块钱，那则最好通过网银，连柜台都不用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其实柳总那天跟年轻人的沟通中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平衡”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智慧。在今天，在移动互联的风都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去讨论一下“平衡”，讨论一下万有引力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觉得《柳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就像《中庸》中有过这么一句话，“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做企业虽然有些人会做的广大，有些人会做的精微，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平衡。
柳总的管理思想，核心还是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看联想走到今天，包括柳总自己的管理三要素里面，都是把人的因素放到了最核心的地位。特别是柳总自己也说，管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界定、理解管理，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还需不需要管理”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文化永远会存在，文化的力量也永远会影响着我们。 （根据论坛嘉宾演讲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分析 篇7
1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发展体现了3个阶段, 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以生产动力和技术手段的发展变化为特点, 在不同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分析, 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具体体现在自然思想、美学思想和伦理思想3个方面。
1.1 自然思想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相互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就有所体现, 天、地、人“三才”理论就是对于自然思想直接呈现。以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 构成了对于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规律性揭示, 并在农业文明形态的转化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三才”思想强调的是人们既要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也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创造性的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尊重自然的规律性, 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优势互补, 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自然思想无论是在古代和现代, 都体现了整体性的思考,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中, 人们的劳动生产实践和自然环境中间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始终作用于传统农学的发展过程, 并且产生积极的影响力[3]。
1.2 美学思想体现
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体现了形式美, 农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性和审美价值呈现。对于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审美客体来说,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 作用于自然, 并且实现对于自然的美学影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实践中蕴含着传统美学的基础和条件, 以天、地、人的“三才”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技术思想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呈现[4]。在儒家思想的论述中就有着“春耕、夏耕、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 而百姓有余食也”之说, 强调的是四季规律, 耕种生产的节奏之美, 反应了不同时节的农业生产的美学对称。四个季节的生产应该呈现规律性的美感, 把握整体的节奏, 如果打破这个美学和谐性, 就会造成农业生产实践的环境破坏。美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体现表现为和谐均衡的特点, 反应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规律。
1.3 伦理思想体现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研究重视对于天人合一哲学思考, 反映了传统人际关系中的道理伦理标准。在农学思想中, 人们讲求的是以道驭技、以人为本和经世致用的思想, 通过人类道德价值的标准呈现, 实现技术上的科学创新, 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归属。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意识呈现来看, 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敬,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保持的是重视的态度。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更加和谐[5]。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导下, 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是建立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符合人与自然的伦理标准来提升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 推动农业生产的效率实现。
2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性作用, 这些经验都是在反复的实践积累起来的,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传统农学思想的呈现必然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1 尊重自然规律,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传统农学思想已经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 农业生产要受到环境、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开展始终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农业文明到现代生态文明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重视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 对于农业的建设始终要协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实现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道路。传统的农学思想包含了农时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种的文化内容, 这些思想内容无一不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而现代农学的研究更是要实现对于农学思想内容的学科细分, 发现更多的自然规律性, 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多的条件, 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同步的发展, 将自然规律转化为农业发展的优势, 实现生态农业的稳步发展,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2 推崇技术创新, 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传统农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上创新动力支撑,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体现在生产工具、耕作方式和农业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人们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探索中创造性的设计出了新的农业技术, 逐渐实现人力的解放, 为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而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更需要重视科技创新的力量, 充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让人们的思想意识活跃起来, 从生产实践中寻求最佳的农业生产模式。技术的创新和农学思维方式的创新需要实现协调统一, 在整体性的统筹规划中, 实现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2.3 强调精耕细作, 重视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
传统农业生产通过实现生产技术的创新, 不断追求生产效率的提升, 在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模式上满足更多的人的物质供应需求。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技术上不断的寻求突破, 强调精耕细作, 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更是要继承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通过加强生产环节中的管理创新, 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认知关系中形成整体性的统筹兼顾, 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土地, 保持农业生产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发挥最大的资源型优势, 保证循环农业的持续性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实现生态状况的思考, 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的研究更是要遵循这些客观规律。
3 总结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继承性, 在长久的经验积累中形成了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等重要的思想内容, 为农业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经验财富。现代农业生产应该保持可持续性、生态性、多元化经营的发展, 以生态农业的多种价值实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带来更多的保障, 在继承和创新中实现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有机结合, 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1]苏黎, 陈红兵.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传承及启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2) .
[2]苏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化特征及成因分析[D].沈阳:东北大学, 2008.
[3]熊帝兵.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2010.
[4]陈碧.农道双修:道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关系研究——《道教农学思想发凡》评介[J].宗教学研究.2013 (6) .
传统法律思想 篇8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创新型法律人才为目的,借用医学上的诊所概念和方法而实行一种开放性的法律教育方法,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从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法学院的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法律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代理真实的案件,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让学生从法律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
显然,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方式与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式正呈现出逐渐融合、吸收的态势,我国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在传统法律教育的基础上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诊所依托人大的“大学生志愿法律援助中心”和“人大刑事法律科学中心”重点突出刑事法律;清华大学的法律诊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重点,武汉大学以行政诉讼法为授课重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诊所则更突出反家庭暴力和环境保护的内容。自2000年开始,福特基金会一直致力于诊所式法律教育项目在中国高校法学院、系的宣传和推动工作,2002年7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在珠海成立,至2006年4月,全国已有45所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律系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笔者认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必将对完善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法学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实现与我国传统法律教育有机结合,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合格法律人才,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在行动中学习”也为我国法律教育的改革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的思考。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功能
1. 法律角色的体验
诊所式法学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全真的体验环境,实际的法律问题就摆在学生面前,学生有机会扮演各种可提供实务经验的法律角色。在这样的实务背景下,事实充满变数、当事人的意愿模糊不清、法律适用具有争执性甚至遭遇司法失范现象等,这些问题让学生身临其境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要求他亲自思考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学生不仅要关心案件的成败,也要关心当事人的感受及其他所有关联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真切体认法律角色的行为特点、执业环境等,这将为其日后的执业搭建一个顺利过渡的平台。
2. 综合技巧的提升
诊所式法律教育中,指导教师采用多角度、多方位和多层次的教学方法来丰富教学内容。课堂内的教学主要采用角色模拟、互动式、提问式和讨论式等方法;课堂外则一般把学生置于“律师”的角色,让学生学会“像律师那样思考”,办理真实的案件。这就超越了传统课堂的局限,教师将指导学生如何了解“法的空间”中各行为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法律职业(尤其是律师职业)的行业特点、行业技巧,向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让其在实践中正式接触调查取证、谈判调解等程序操作,熟悉司法实务,掌握与当事人和法官的沟通技巧,并感受到以知识服务社会的成就感,从而提升综合素质。
3. 职业道德的培养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趋利性、多元化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意志薄弱者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很容易失去自我,因而职业道德的培养与强化非常必要。学校有责任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逐渐培养起职业尊崇感及道德感,认真考虑今后可能遇见的道德挑战并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法律诊所教育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使学生了解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增强其实现社会正义的崇高使命感。实践过程中当学生遭遇权大于法、司法腐败或不正当引诱等社会失范现象时,教师即及时加以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建筑抵御诱惑的心理防线,避免学生接触复杂社会后迷失自己。
三、传统法律教育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结合
1. 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教师学生共同探索
在传统法律教育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大多数时间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远比案例复杂得多,学生仅凭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学生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要完成接待当事人、分析案情、调查取证、查阅资料、参与庭审等一系列活动,在诉讼的各个环节,还可能遇到各种难题和挑战,这在课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需要师生共同探索,通过教师对一般办案技巧的讲授和学生对具体案件的办理的结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一方面学生完成了代理,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教师从中汲取相当的教学经验,实现了教学相长。
2. 从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课内外并重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地点大大超出了课堂,扩展到了法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甚至包括看守所、取证场所等等,这些地点都可以成为生动的教学“课堂”。在这种教育形式下,学生被置于真实的环境中,需要充分调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并将其付诸于司法实践,要想达到这个要求,课堂上有限时间内所学的知识很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查阅资料,寻找自己在隔离开的部门法教学当中没学到的东西,或者相互讨论、向老师请教一些在课堂上讲述过而又不知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的知识,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通过这种途径学习到的知识远比消极接受灌输得到的知识牢固得多。
3. 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转变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
法律教育的真谛应当是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合格的法律人才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传统法律教育使得法学学生不可缺失的社会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办案能力等得不到足够的锻炼,这是我国当前法律教育的一个遗憾。吸收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学生在承办真实的案件过程中,要接触社会现实,完成从收案到结案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这些参加实务的经历无疑会大大增强他的法律工作能力,在磨炼和体验中逐渐成长,完成角色转换,在步出校门后能迅速适应职业要求,减少学习成本。
总之,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无疑是契合法律教育改革的理念的,对于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大有裨益。
摘要：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一直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基本原理和系统的法律知识，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与操作能力的培养。而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其独到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超越了传统教育的课堂局限性，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克服了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必将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结合
参考文献
[1]甄贞．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陈中泽．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与借鉴[J]．交通高校研究，2002(2)．
[3]潘志学，石贤平．高职政法类专业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可行性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
[4]肖永平．法律的教与学之革命[J]．法学评论，2003(3)．
传统法律思想 篇9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
(一) 岩佐茂生态思想的核心
为了确立生态伦理学的核心, 岩佐茂抛开过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分法”, 把“人”与“自然”二者择一的主体观, 转换为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类关系之中, 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并以此重新定位生态伦理学的核心, 正是认识到人类对“利益”的无尽争夺而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 实际上也是对“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批判认识的结果。
(二) 岩佐茂生态思想的制度设想
岩佐茂在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时, 也把组织生产的社会制度问题放在重要环节上。岩佐茂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但是, 他所要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但是, 社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不仅关注环境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2]。他没有看到我国当前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他的理论目的是想以生态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博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 而纯粹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一) 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
“道法自然”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本, 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老子看来。“道”是产生万物的过程, 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 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 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老子的“道法自然”正式将自然作为一种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来。“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在世的状态与过程, 体现了一切存在者的当下生存状态和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 儒家“仁民爱物”的生态智慧
儒家对自然的关切是一种推己及人, 由人及物的扩展。把人类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 儒家的人际道德是基本道德。自然道德是次要的, 二者的关系是以人的血缘亲疏联系的逐步向外扩张。儒家对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的爱, 在伦理学上是从仁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的扩展。
在自然观上,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三才”——天、地、人的协调一致。儒家孔子对“天”是抱着一种阙疑的态度的, 他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 而是自然主义地对待“天”的运行, 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将“天”确立为“天命”;而荀子则明确为“天道”。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自然观体系。荀子进一步肯定了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在荀子看来, 宇宙是由天、地、人三要素构成的, 它们应分施不同的职能。正是这三种职能的匹配, 才构成了宇宙整体的运行。荀子赋予中国古代“三才”学说以新的意义。用“三才”的思想表达出了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三) 佛学“尊重生命”的博爱意识
佛教不是生态学, 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保思想, 具有独特的生态观。佛教认为, 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 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之中.而且以潜伏的状态存在于无生物中, 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清净佛土, 真爱自然就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天然使命。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强调“依正不二”, 即生命主体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从佛教思想来看, 虽然佛教的信仰并不能解决人类对生物的保护问题, 但佛教的道德信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却无疑是有价值的。
三、二者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岩佐茂生态思想都是从整体论的哲学基础出发, 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体的观点来看待二者的关系, 反对单纯强调其一而忽略其二的重要性。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的角度, 强调“君子有好生之德”。岩佐茂则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 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途径上, 要注重人的自省与内敛, 通过个人修养来实现和谐。在最终实现的和谐状态上,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要实现的是回归原始的和谐, 是一种没有充分发挥人的特有品质的低层次的和谐, 岩佐茂要实现的则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一种高层次的和谐。
岩佐茂对生态伦理核心内容的新定位, 启发人们思考构建生态文明的有益方略。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 鼓舞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我国虽然经济一时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源的迅速枯竭却会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如何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 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说, 岩佐茂环境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 开发与保护环境并重,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 加上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 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 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 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其目标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 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 注重保护自然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我们, 开发自然资源时,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更应优先考虑生态效应, 要知道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还应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提高人类认识、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因此,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 既不能单纯的强调开发, 也不能单纯的强调发展, 而应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协调起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
(二)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美丽中国
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 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一方面能够缓解我国资源、能源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达到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
(三) 正确消费,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含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思想。他倡导的生态消费观, 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分析当代社会出现的非理性的消费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 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大众消费很不理性的现象, 过度消费、盲目攀比等一系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出现。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 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进行合理、适度消费, 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
小结
当然, 岩佐茂的生态思想是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为背景来研究的, 其理论不乏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约束性, 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也并不尽完善。而我国传统的生态思想由于以当时特定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加上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 使得其理论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因素。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当今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 批判性的、有选择性的借鉴这些理论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
[1]孙玉健.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阐释—从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伦理观谈起[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4) :87.
[2]孙玉健.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岩佐茂的生态伦理观—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应用与发展[J].天府新论, 2010 (6) :32.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12-11-09 (03) .
传统法律思想 篇10
1.1 从设计理念角度分析, 缺乏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专制统治持续时间长久, 大部分大型园林建设都是为皇亲贵族所特制, 在建设时工程巨大, 耗费大量金钱和劳力。这类气势恢宏的园林建筑往往是重视表面的建设规模而忽略内在的建设理念, 思想空洞, 在现代已经失去其现实意义。
1.2 从功能需求角度分析, 实用性较小
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园林设计作为皇亲贵族游玩赏乐的地方, 大多都是设置在宫廷或贵族庭院,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一切园林设施都是根据游赏者的日常活动和心理需求进行设计的。随着现代社会变更, 人们对园林景观的要求有所提高, 这类实用性小的大型古典园林建设就不再成为时代的潮流。
1.3 从空间尺度角度分析, 占地面积较大
我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往往倾向于供皇亲贵族陶冶性情、游玩小憩, 涉及的地域广, 有许多大型的人工绿化, 可远观而不可亲近。而在现代, 由于城市的迅速变化导致城市内寸地寸金, 这种占地面积大且实用性小的园林建设已经为时代所淘汰。
2 园林设计中传统思想的积极内涵
在我国, 园林设计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熏陶, 形成了一定的园林设计风格, 虽存在局限性但仍有其积极内涵。我国的古典园林设计糅合了传统的古典艺术、百家文学、思想哲学中的思想精华, 结合儒家思想的任何中庸之道, 建设“成教化、助人伦”的园林景观;利用自然环境进行设计施工, 形成自然气息浓烈的游赏园林, 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且完美阐释了道家思想中“人道”和“天道”的统一结合;在园林设计中注重细节, 力求树木花卉、美石假山、小桥流水的完美阐述, 重视人在视觉、听觉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都值得现代园林设计进行借鉴。
3 园林设计中现代思想的韵味
由于时代更新, 现代社会变化速度快, 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转变。对于生活中一切的追求转变为高效、和谐、便捷。园林设计结合了现代思想中的精华, 从对自然的尊重为基础, 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补充建设, 结合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 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 建设符合当前信息化、城市化、生态化生活理念的园林景观。
4 园林设计中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契合分析
园林设计中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契合就是指传承传统园林的设计特色结合在现代园林设计之中, 既要展现我国丰富的文化思想底蕴, 又要充分体现园林景观的使用性能, 让人们在享受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心灵释放。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在园林设计中如何做到对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有效结合。
4.1 将园林设计回归自然,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自古以来, 我国各个朝代的园林景观设计者多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精工设计, 现存大部分园林作品都体现出设计者和施工者的娴熟技巧、细腻心思, 将花草树木进行有序管理, 将小桥流水进行修饰布置, 将天然石块进行雕琢细刻。在可持续发展观理念的渗透下, 现代的园林设计讲究回归自然, 响应自然, 在保留自然景观的同时将事物按照自然理念进行设计, 使所构成的园林景观体现了亲近自然的传统思想和回归自然的现代思想。
4.2 在固有思想的影响下, 结合当代思想做创新设计
园林作为一种建筑活动, 具有其特定的意义。由于我国古代封建思想存留时间长久, 平民百姓对于园林景观十分陌生, 固有思想认为园林景观为贵族所有。而在现代, 园林景观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 因此园林设计应糅合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元素进行景观设计, 从路边的一排排高大乔木到红色旅游景点前的一座人物雕像, 都是根据现代人们的心理需求和视觉需求进行设计的。结合传统思想和当代先进思想做设计时, 可以树立更多鲜明的标志性园林景观, 以满足人们的现代心理需求。
4.3 保持细节设计, 同时注重实用性能
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进行有机结合, 是园林设计创新的思想源泉, 既保持我国园林设计特点, 又在此基础上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融合提升。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园林设计还能满足现代人的使用需求, 这是传统园林所不具备的特点。在古代专制统治思想的影响下, 古典园林都是以皇亲贵族的游乐为设计目的, 只服务少部分人。而在现代, 人们要求园林设计符合现代人生活需求, 休闲、娱乐、便捷成为基本要求, 园林景观既要赏心悦目, 又要有适当的娱乐场地让人们进行休闲娱乐。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时既要保留原有的设计技巧, 又要注重实用性能, 减少大型园林的修建, 注重城市中每一部分的园林建设, 提高园林设计质量。
摘要：本文从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契合点入手, 在现代园林设计中进行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有机结合, 克服园林设计中传统思想的局限性, 发展其积极内涵, 在现代思想的结合中得到设计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园林设计,传统思想,现代思想
参考文献
[1]夏建统.用自己的方式祈祷——当代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挑战[J].中国园林, 2008 (4)
传统道德与中国古代法律 篇11
关键词 传统道德 中国古代法律 宗法伦理 道德教化 礼教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中国自古都有着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的传统。通过对百姓的道德教化，统治者能够有效地统一百姓的思想，从而贯彻了礼治的实施，实行其统治。具体说来，可举出以下几种典型制度：
（1）乡官教化制度在《周礼》既已有所记载，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中都有在乡、里中选出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执掌本地教化的制度，并且皇帝还会经常赏赐这些老人，足可见统治者对百姓道德教化的重视。（2）“礼养高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相当重要的行政活动。尊礼高年老人，尊养年高德昭者，是导正风俗，教民敬老孝顺、安分守己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对于道德教化也是十分有作用的。（3）为了劝导尊老敬贤忠孝悌顺之风尚，中国历代还相当重视“乡饮酒之礼”，这也可以看作是教民正俗之行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乡饮酒之礼，就是乡间宴饮之礼，为了教导敬老尊老、礼敬贤能的风尚，防止卑幼者及小民百姓犯上僭上。这种礼仪发展到明清，成为了直接教士教民的教化仪式。（4）除以上三者，中国历代还有奖励孝悌、力田、孝义、节烈的制度和惯例。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
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化，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上去看。我们要认识到，宗法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一切社会组织的最大精神维系纽带。其核心内容是“亲亲”、“尊尊”，也就是对于尊亲属的敬爱义务和对于长上的敬从义务，强调对父母的爱和对兄长的尊敬。这种原则引申用于政治，要求百姓忠于君主、敬从官长。这可以从“国的家化，君的父化”和官民关系的“父子格局”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在很多制度方面都体现了对这种宗法伦理原则的维护，譬如，分封制、恩荫制、养老制、存留养亲制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宗法原则在中国各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都致力于维护这样一种“亲亲尊尊”的社会组织原则。另外，从作用上看，中国古代法律有着“定名分，使人不竞”的极具特色的作用，这也是法律对宗伦理原则维护的体现。法律确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身份和义务，并以此制止人们之间的相互竞争，特别是以下僭上，这实际上就是对宗法伦理原则的维护。从而，也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和谐的目的。
统治者如此重视道德教化，足以见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维护道德，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致力的一个目的。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很多规定都是以传统道德为原则制定的。立法应符合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实现。那么，当法律和道德相冲突时，应如何取舍呢？
中国古代一般的观点都认为，道德重于法律，二者冲突时应屈法律而全道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传统观点的思想基础，法律只不过是道德的文字化，法律的目的在于辅助道德的实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多认为道德是“本”“纲”、“体”，而法律不过是“末”、“目”、“用”。道德是法律的法律，是法律之母，比法律更具有权威性。法律在中国传统观点中只是被当作“术”而使用。
中国古人如何看待传统道德与法律，从他们司法审判中的“原心论罪”原则可见一斑。
“原心论罪”是中国古代屈法律而全道德的总原则。这个“心”，有时又称为“情”或“本”，指的是人的行为动机。“原”就是推究，依据；“原心”、“原情”或“原本”，就是“自道德评价出发”而不是仅从行为的结果出发。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动机是道德的，那么即使产生了违反法律、有害社会的后果，也应根据道德减免其罚；如果动机不道德，即便行为本身看来不犯法、也未产生有害的社会后果，仍应给予刑罚。
本着这样的原则，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经常有法律给道德“让道”的现象。
子孙出于“孝”道，隐匿、包庇父祖的犯罪行为，甚至为了隐匿父祖而犯了新罪，常可能不受到法律追究。同样，父祖隐匿子孙的犯罪，兄弟之间相互隐匿，甚至奴仆为主人隐匿，虽然都有害于法律的尊严和实施，但因符合“慈”、“友”、“悌”、“忠”的道德，而常为司法者所宽宥。这就是所谓“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是法律所提倡的，是典型的法律规定中的“让道”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让道”现象。子孙出于“孝”心为父祖复仇；弟出于爱敬兄长之心（“悌”）为兄复仇；朋友之间出于“狭义”而代为报仇雪耻，奴仆、妻妾出于忠主、忠夫之心而为之复仇等等，这些都严重危害着国家的秩序，危害着法律，危害着国家的司法主权，但都常受到法庭的宽宥。法律虽屡屡禁止复仇，但法官却屡屡依据道德宽宥复仇而杀人者。甚至有人因依法处罚孝子而受罚。父祖殴杀、杀死子孙，主人殴杀奴仆，丈夫毆杀妻子，师傅殴杀其徒，只要是最初的动机是道德的，是出于“教训”之类的“好心”，那么虽然构成了法律上的伤害、杀人之罪，也多可以得到宽免。卑幼者犯罪如果是迫于尊长的指使和威逼，如果是出于“孝”“悌”“忠”之道德心或不忍也不敢违抗尊长的旨意而去犯罪，也常常能收到司法官的宽宥。
总之，中国古代常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等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司法之中。凡动机符合这些道德的非法行为，都有可能被减免发动处罚；相反，凡动机违背这些道德的行为，即使合法，都有可能被给予刑罚。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许多制度，如荫蔽减刑制度，相保与株连制度，村留养亲和承祀制度，亲亲相为隐，复仇原则与制度，准五服以治罪，严惩对尊亲的不敬、侵犯行为等等，都处处体现着对宗法社会中传统道德的维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的地位往往是高于法律的。法律是统治者实施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而道德则是最根本的原则、制度，也是一种高于法律的对百姓的根本性统治。法律维护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又帮助法律更好地完成其职能，即统治者统治的实施。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传统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骨子之中品性，不可能轻易摒弃。发展到近代，很多传统道德思想与西方思想形成冲突。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大量引进西方法律制度，而无法有效贯彻实施的原因。
传统道家思想与现代设计文化 篇12
我们常常置于这样的质疑声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离我们现代人有多远?我们生活于一个光怪陆离由声、光、电构成的奇幻世界, 网络、高科技充斥各个角落。那些听起来有几分学究意味的“之乎者也”还能吸引我们这些新兴人类吗?“很潮”的“八○”、“九○”后也许更会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道家思想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与艺术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些玄奥、深邃, 读来也有几分拗口的辨证论著, 能够指引我们的艺术创作吗?
道家思想又称老庄思想, 老子为其创始人, 后庄子继承并发扬之。其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体系的两大流派。《老子》一书, 原著洋洋洒洒也不过五千言, 《庄子》一书也就短短三十三篇。有学者说, 它们是一字就涵盖一个观念的好文章, 一句就涵盖有三玄三要的妙义, 阐述了为人行事的法度、方法及要义。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处处充满着艺术设计的印迹, 而艺术设计中又处处渗透着道家思想的精华。现代流行的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和谐设计、可持续设计等都可以在老庄思想中找到其理论渊源。现代的艺术设计是怎样与传统的道家思想不期而遇, 发生电光石火般的激情碰撞的呢?
一、“空有相生”——空白
传统道家思想里有许多对立统一具有辩正意味的概念, 如老子曾说过:“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这些具有对立转化性并在生活中极其普通常见的语汇却包含了许多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 可以说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此运用于艺术设计, 可以创造出更多富有诗意与想象空间的设计作品。
“有无相生”这对概念曾广泛应用到中国书画、诗词、音乐、建筑等各个领域, 设计文化作为生活的艺术自然也概莫能外。“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 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一种虚无。“空则有, 有则空”形成具有思辨性的一个悖论。其体现到中国山水画中, 便是计白当黑的“留白”;拓展至艺术设计中, 便是有容乃大的“空白”。无中可生有。“空白”是设计者按照设计画面反向思维的特点所形成的一种想象空间。 (“反者道之动”就是反向思维的理论原点。) 它具有视觉的愉悦性、想象的机巧性以及设计中以少胜多的多价值性。在设计中, 空间可分为实空间与虚空间。虚空间是一种无形但又不可忽略的“气场”, 它与实空间相结合才能构成整个画面的完整性。空白是设计中的计白当黑或者说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种空白, 看似无形之境, 实乃设计者的匠心独运, 笔未到而意已至。正如清代笪重光所著《画鉴》中所说:“虚实相生, 无画处皆成妙境”[1]。空白亦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意象表达的一种方式。“意象”是现代设计语言中的潜语言成分, 渗透了设计者的理念、意念、情感等诸多“意”的因素。老子曾说过:容器的中间是‘空’的, 因而可以盛东西;房屋的中间是‘空’的, 因而可以住人;车轮的中间是‘空’的, 因而可以转动。虽空实则有, 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生相克, 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宇宙。
空白也是设计的生命与灵魂, 它可以对画面进行有机分割与空间支配, 使空间变得更加合理化与人性化。“空白在设计中的特殊艺术感染力和典型运用, 正负图形的设计, 让人们领悟到在着意于实形视觉设计的同时, 应该懂得虚、空的价值, 有效地利用虚形进行创作, 会使设计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显示出艺术化同形的魅力。”[2]现代广告招贴广泛运用空间的虚实对比, 如一幅以保护水资源为主题的公益招贴 (图一) 。以黑白两色分割整个画面, 由于水资源的浪费与破坏, 丰满的鱼头衍变为只剩骨头的鱼身, 大量的黑白空间留给人们去思索与回味。因此, 空白既是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语言。它并非空洞、苍白、虚无, 而是体现了中国艺术中含蓄、洗练、隽永的一种精神特质。这种特质也是间接源自于道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贵柔”。
二、“弱者道之用”——贵柔
《道德经》第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弱”从字面的本义来看, 是带有负面、消极的含意, 即柔弱、脆弱、弱小, 但老子所谓的“弱”, 是带有着强大张力与弹性的。虽弱实强, 是一种能屈能伸、收放自如的精神。《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坚强者, 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 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因此, 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 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道家主张“守雌”, 偏于阴柔一面。这和儒家主张“自强”, 崇尚阳刚一面, 形成儒道之间的互补。
“柔”与自然界中“水”的力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 弱之胜强,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水无形, 表面柔弱, 柔情似水;内在强大, 无坚不摧。天下最柔弱的是水, 最坚固的也是水, 其流动不舍昼夜, 有时甚至会摧毁一切。人应当像水一样。这就是“上善若水” (《道德经》第八章) 的含义。其与《淮南子·原道训》中所谓“天下之物, 莫柔弱于水, 然后大不可极, 深不可测, 修极于无穷, 远沦于天涯”之语相类。事物不是孤立静止的, 弱的一方会向强的一方转化, 所以老子不遗余力地倡导处柔守静、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
在许多的设计作品中, 设计师把道家思想中的“贵柔”思想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设计理念中, 创造出许多既具人文性又具现代性的优秀之作。他们也热衷于把“水”作为自己设计创作的母题。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 (图二) , 整座建筑坐落于瀑布之上, 以粗犷的岩石和长条石为材料, 色彩对比强烈, 造型简洁大方。建筑与自然界的山、水、石、树和谐地融为一体, 传达出“回归自然”的朴素人居哲学观。
三、“返璞归真”——恬淡之美
《道德经》第三十五章曰:“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三十章曰:“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中国艺术历来是十分推崇“淡”的, 区区一个“淡”字涵盖了中国传统文人雅士们的许多审美理想。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宁静淡泊而致远”。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简淡、枯淡、清淡等审美意境比比皆是。而古人们对平淡美的追求也折射到现代人的艺术实践中。现代社会的多重诱惑常使人沉溺其中而倍感迷惘与困惑, 去物质化、保持平常心是人们正视与面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生活方式。以此投射到艺术设计中去, 就是要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简约之境。道家反对用礼仪规范来束缚人性, 反对用仁义礼乐雕斫人性, 主张保持人性的自然本真。他们所追求的形上境界与儒家一样具有审美性质——自由而愉悦。庄子在《庄子·天地》中关于复杂的事物表象对人心的影响有过这样的论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 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 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 困颡中;四曰五味浊口, 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 使性飞扬。此五者, 皆生之害也”。这和老子追求与造化同工的大巧与“致虚极, 守静笃” (《道德经》十六章) 的人生境界一脉相承。
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崇尚简约的风格, 摈弃繁缛多余的装饰, 甚至裸饰, 如起源于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主义的“极简主义” (Minimalism) 。欧洲现代主义大师、德国包豪斯学院的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 (Mies Vander Rohe) , 倡导“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其特色在于将设计的元素、色彩、照明、原材料等简化到最少的程度, 但对材料的质感要求却很高。包豪斯 (BAUHAUS) 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典范。其所聘任的教师都是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及权威的艺术大师。如瑞士画家约翰·伊顿 (JOHANNES ITFEN) , 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就经常引用中国的老庄哲学, 要求学生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观察与诠释世界。
因此, 简约的设计通常并不简单, 而是含蓄, 往往能够臻于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艺术境界。这与老子所说的“少则得, 多则惑” (《道德经》二十二章) 有许多相合之处。
四、“道法自然”——和谐之美
道家思想的核心就在一个“道”字。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或者说是缘起。这个字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 这个极具抽象性的道与具象的艺术设计之间构建起联系的桥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它揭示了天人之道, 只有顺天应人, 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 万物之源的道要法于自然, 而自然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是各种关系在形式上的协调与统一, 是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道法自然被西方许多现代艺术家和设计师认为是“最大的人本思想”和“最符合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个道法自然是追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艺术历来讲求“以和为美”、“天人合一”, 在艺术作品中贯注的思想感情也必然溶合着天地之气与神灵之魂。
和谐是一种美, 和谐也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设计中的对称、韵律等都统摄于和谐之中。和谐化设计是未来设计的主流, 使设计在以功能化为基础的前提下, 体现出产品、人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和谐思想渗透于成功设计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如安徽“水井坊酒”的包装设计 (图三) , 就充分体现了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和谐。设计汲取了绵延千年醇厚的酒文化元素, 其散发出来的传统韵味儿如酒香一样四溢, 呈现出古朴典雅的艺术特色。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人们对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和谐居住环境文化向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 追求天人合一, 主张美源于自然、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中国和谐居住环境以自由、变化、曲折为特点, 并以人工美与自然美相结合, 追求虽有人作, 宛自天成的艺术效果。”[3]
和谐之美是一种大美、至美、真美及自然之美。
五、结语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及美学精神, 探索其与当代设计的契合之点, 可以为当代设计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 更能贴近于人的性灵, 也更能达到令人甘之如饴、回味无穷的艺术佳境。
摘要：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处处充满着艺术设计的印迹, 而艺术设计中又处处渗透着道家思想的精华。现代流行的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和谐设计、可持续设计等都可以在老庄思想中找到其理论渊源。本文分别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空有相生”、“弱者道之用”、“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四个方面来阐述道家思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宏香.无中生有——论平面设计之空白.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4
[2]罗胜京.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艺术百家, 200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