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差异解析（通用3篇）
主要差异解析 篇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自古辐射到亚洲的众多地方, 形成世界上几种主要的文化圈之一, 即中华文化圈 (又叫儒家文化圈)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很早就被我们的近邻日本消化吸收, 并成为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当下, 日本时常被一些西方人士称为“儒教之国”, 甚至有西方学者提出“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的说法。作为同属于一个儒家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 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学在中国集中表现为“仁”, 而“忠”在“仁”中处于关键地位, 这是适应当时封建统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产物;儒学在日本则集中表现为“忠”, 同样也是为了维护当时日本封建统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忠”在儒家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但是中日两国的“忠”文化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本文试图从“忠”文化差异来探讨中日儒文化的区别, 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日本“忠”文化的发展
中日交往的最早时间, 学说界尚有争论, 但是学术界一致认为中日最起始的交流是以文字为载体, 因为文字能反映一国的文化思想。毋庸置疑, 这种最初交往的内容同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应神天皇十五年 (公元284年) , 王仁到日本, 献天皇《论语》十卷, 后被被作为皇太子学习之用的必修书目。200年后, 五经博士段扬尔、汉安茂东渡日本, 呈天皇《礼》、《论语》、《乐》、《孝经》和《书》等五种儒家经典, 被日本皇室争相阅读。圣德太子摄政的30年间 (公元593—622年) , 致力于仿效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 改革和更新日本的社会体制, 最终目的是建立和当时中国相似的封建体制。圣德太子在公元603年颁布冠位授予制, 制定“冠位十二阶”, 包括“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阶, 其内容凸显强烈的儒家思想。圣德太子在公元604年颁布的《十七宪法》, 是最早确立将“忠”定为不可动摇的伦理道德准则。公元645年, 孝德天皇首次建立了政权, 并创建了“大化”年号, 次年颁布诏书进行改革, 史称“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无论在政权建制方面, 还是在土地分配、赋税征收、选任免职、学校设置等众多方面, 很大程度都在仿唐制, 这应是儒家思想在日本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代后, 中国的朱子学说被推上了至尊无上的地位, 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官学”。至此, 儒家思想文化在日本扎根发芽, 逐渐盛行, 形成了一个“儒教之国”的雏形。
在日本, “忠”是强制性的, 而不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思想和行为。此外, 这种“忠”在日本人心中是通过各种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都无法全部偿还清的。日本封建社会等级极其森严, “忠”是上级对下级的规定, 下级对上级的“忠”是下级的绝对义务, 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换一种说法即下级的本性是忠于自己的上级。美国学者贝拉曾指出:“忠诚是德川时代重要的中心价值, 由于受到上述所讲的有关权力普遍化方面的制约, 仍然残留着某些模糊不清的东西。这一模糊性衍生于对谁忠诚的问题。关于忠诚的道德说教通常讲的是对自己主君的忠诚, 而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内容上并无特殊性。”这种个性的“忠”让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 (天皇) 巩固了自己统治地位, 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民族的精神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愚化了自己的臣民。
二、中日“忠”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忠”的意义, 从古籍上可以追寻。《论语·八佾》中有:“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认为君先要以礼施与臣, 臣受礼要对君主以忠。可见中国的“忠”是有前提的, 作为一国之君要想“家天下”, 必须学会做到“使臣以礼”, 才能维系自己的“万代为君”。若君不施臣以“礼”, 做臣的就没必要对君尽“忠”。纵观中国历史, 宫廷动乱、武装起义等事件大都起因是君对臣民“不礼”。正如《孟子·离娄》中:“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大凡成为一国之君的历史人物无不在成事之前对有才之士以厚礼待之,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出山后, 殚精竭力地为刘备“治国平天下”;后又感恩其“礼”, 尽心辅佐后主刘禅, 《出师表》里所言就是有力的佐证。由上所述, 不难发现在中国“忠”是有代价的、有条件的。君对臣施恩, 臣受恩而后忠。只有统治阶级先“礼”后才有“忠”, 否则“忠”不成立。较之日本, 中国的“忠”可以说这是一种感情的投资。
此外, 从忠的对象来看, 两国亦不同。日本的“忠”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是对天皇的“忠”, 其二是对国家的“忠”, 日本的天皇与国家是融为一体的, 忠天皇即忠国家。而在中国这种对国家的“忠”的意识淡薄。国人通常对“忠”有曲解, 误把“忠”认为是对国的忠, 但实质上是对君主的忠。民族英雄文天祥菜市口慷慨就义, 其精神为后人所扬。如此事迹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耳, 细考之, 无不是对主的忠一不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 改朝换代频繁, 国家具有不稳定性, 与其说是忠于国家, 不如说是忠于某个朝代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的思想只能从保国家逐渐转移到保天下。即使是被认为宣扬忠国家典范的顾炎武, 其所著文章本意也非忠国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指出:“有亡国, 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 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 谓之亡天下。……是故,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见, 他认为应“保天下”而非“保国家”。
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内的忠文化有如此区别?这还得从社会的类型说起。中国社会持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的观点, 已被大多学界所认同。中国人偏重于家庭生活, 集体生活相对来说要淡漠得多。这样一来, 家庭关系在个人的生涯中尤其重要。“忠”首先始于家庭, 并发展于家庭。子对父忠, 臣对君忠。中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指出:“人一生下来, 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 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 如此则知, 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 即是种种伦理。”“是关系, 皆是伦理, 伦理始于家庭, 而不止于家庭。”在封建社会的中国, 皇帝就是一个大家的家长。“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 这种“变态”的伦理关系维系着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 可见中国的“忠”是有条件的。“忠”之上是“仁”的道德, 父母必须具有“仁”, 民之父母 (统治者) 也必须具有“仁”, 否则上下关系就会不稳定。“仁”先于“忠”, 但此前提日本从未吸收。“在日本, 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 所以, 即使作为学术理论, 也未全盘接受过。‘仁’, 作为中国伦理体系中最重德目, 被完全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外, 且没有任何其它的足以代替‘仁’来制约‘义务’的德目。恰恰是‘仁’的缺失使日本在封建社会里始终没能成为伦理社会。伦理社会其间关系准乎情理而定, 而封建社会的关系是待定的”。于是不难得出, 中日“忠”文化的差异根源, 正是由封建伦理社会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安淑英.中日文化的异同比较.宁夏社会科学, 2005, (6) .
[2]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美]贝拉著.戴茸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主要差异解析 篇2
（一）入库材料发生的材料成本差异，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差异，借记本科目，贷记“材料采购”科目；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做相反的会计分录。调整材料计划成本时，调整的金额应自“原材料”等科目转入本科目：调整减少计划成本的金额，记入本科目的借方；调整增加计划成本的金额，记入本科目的贷方。
（二）结转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借记“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委托加工物资”、“其他业务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原材料等的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差异；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原材料等的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
关于计划成本下材料成本差异的核算
材料成本差异的核算是存货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会计业务核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同时也是会计实践中应用的难点。如何提高这一部分学习和应用的效果，下面就此做粗浅的探讨。
一、明确材料成本差异核算的内容
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材料成本差异是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方式下，材料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额。但这里指的材料，不仅是“原材料”帐户核算的内容。还包括了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两部分。但材料成本差异并不核算存货的所有内容，其明细帐的设置与材料采购帐户是一致的，即对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进行核算。
二、明确材料成本差异帐户与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帐户的内在关系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按计划成本计价，是指其收入、发出、结存均按计划成本计价。但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会计核算要遵循历史成本或实际成本核算的一般原则，这样月未必须将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收入及发出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材料成本差异”是一个调整帐户，通过对“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调增、调减，反映出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实际成本，以符合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差异的调整是计划成本核算的核心问题，要做到熟练、正确地调整差异，笔者认为，必须要明确材料成本差异帐户与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帐户的调整与被调整的关系，从内涵上加以认识，而不是简单地对某些帐户的方向进行死记。这里需要再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同志认为材料成本差异调整的是其所对应的一切帐户，如“材料采购”、“生产成本”等，事实则不然，其调整的是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帐户。以原材料帐户为例，如对收入业务加以调整，假定原材料入库计划成本为100元。体现在帐簿是就有“原材料”帐户借方为100元），实际成本为105元（计划成本小于实际成本，习惯上称之为超支），则“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帐户必定在借方加以调增5元，原材料与材料成本差异两帐户共同反映出原材料的实际成本105元；如原材料入库计划成本为100元，实际成本为98元（计划成本大于实际成本，习惯上称之为节约），则“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帐户必定要在贷方加以调减2元，原材料与材料成本差异共同反映出原材料的实际成本为98元。
同样，如对发出业务调整差异，也可采用上述换位理解的方法，如发出原材料计划成本为100元，体现在帐簿上就有原材料贷方100元，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超支 2％(即100元的计划成本应负担差异之元，实际成本为102元），则在“材料成本差异一原材料”帐户的贷方必定要调增2元，两帐户反映出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为102（100＋2）元；如发出原材料为100元，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节约2％（即100元的计划成本应负担差异一2元，实际成本为98元），则在 “材料成本差异一原材料”帐户的贷方必定要调减2元，用红字反映，有的同志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不用“材料成本差异一原材料”的借方金额反映，而在贷方用红字，主要是因为发出材料体现为原材料帐户的贷方，为与被调整帐户方向一致，便于从调整的角度加以理解。
中西文化差异图式解析 篇3
图式 (schemata) 的概念最早由瑞士科学家皮亚杰 (Jean Piaget) 提出, 是一种知识系统, 是个体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将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有序存储于头脑中形成的一种长期知识构架。文化图式内容图式的一种, 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结构。本将从三个层面对中西文化图式差异进行解析。
二、中西文化图式差异层面比较分析
中西文化图式差异主要体现在人、生活、思维三个层面。
1、种族构成与民族层面差异 (race and nationality differences)
(1) 构成图式差异
中国惯以“民族”来划分文化来源构成, 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和主流文化, 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围绕其形成“一花冠芳、百花齐放”的局面。西方惯以“种族”来划分文化来源构成, 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外来移民过程而融入了许多外来种族文化形成“熔炉式”文化局面。
(2) 关系图式差异
中国民族关系体现的是“家长制”, 汉族是“家长”, 而其他55个民族如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一样, 而对于移民则抱着“主人待客”的态度。西方各种族关系体现的是“社区制”, 每个种族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社区里, 每个社区具有某种共用的自我理解和强烈的团队意识, 即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宗教活动、关系惯例、社会习惯所组成的紧密联系。
2、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层面差异 (way of life differences)
(1) 生活方式图式差异
中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生活方式图式的差异。中国图式中, 人与人之间强调“连通性 (connectedness) ”, 即错综复杂的“人脉”或“人际关系网”, 每个人的生活在建立网的过程中得以完成。西方图式中, 每个人被看作应运自然法则而生的独立个体, 在生活中有着明确的“我”和“他人”之分。
(2) 家庭图式差异
中西方家庭图式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传统的中西方家庭图式的共同特点是“父权家庭”——即女人在家庭当中处于从属和低下的位置, 女人很多时候等同于男人的“财产”。中西方家庭图式的差异更加突出。中国家庭各代之间有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联系, 祖先是“根”, 而以男姓后裔为“分枝”编写的关系则“枝繁叶茂”地壮大开来。一个个小家庭便被这种“树干与分枝”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直接影响着日常家庭活动。西方的家庭则以“父方”和“母方”为区分建立起一个关系树。各代家庭之间较中国家庭联系更加松散而独立。
(3) 教育图式差异
中国教育图示在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方面有着显著的特色。中国的教育图式可以归结为“教书育人”四个字。学习能够使人自省也是自我提升的唯一出路, “金榜题名”是受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直接检验标准。因此中国人将大学等同于出人头地的关键, 也导致了“应试教育”的悠久历史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盛况。西方对于教育和成功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他们将教育基于人的基本“开化”和兴趣上面, 强调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对于成才和成功秉持“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理念。
(4) 人与环境关系图式差异
中国人面对自然建立的是“和谐图式”, 强调“阴阳平衡、天人合一”。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礼之用、和为贵”, 当代中国秉持“创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来指导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西方, 人与环境的关系图式是“征服与被征服”敌对关系, 主张“环境为我所用”, 与人相处强调“坚持自我立场”, “有主见”, 而不是一味地“趋同”和“妥协”。
3、思维与思想价值观念层面差异 (mentality differences)
(1) 思维图式差异
中国的思维图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综合式的“整体思维图式”, 这种思维图式源自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强调各个局部要按照一定的次序和方式组成整体, 讲事情要先整体后局部, 构图强调整体意境而非局部特征, 在政治上体现为一党制的大一统。西方的思维图式是一种分析式的“个体思维图式”, 西方相对开放但不统一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希腊松散的城邦制, 也直接孕育了现代西方政治上的自由民主, 艺术表现上注重细节和比例, 语言描述上遵循先小后大的规律。
(2) 价值规范与世界观图式差异
“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之一。它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观念预设之一, 所谓"太初有道"不仅为认识明确了终极的目标, 也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依据。两千多年来, 历代思想家通过对由一系列符号和文字组成的《周易》的研究和阐发, 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整合了人们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 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框架的主要的“元结构”。“太极图”表现了中国人在不断变化的“气”的世界中追寻“阴”与“阳”的平衡。西方的哲学探索更倾向于科学的思维方式, 倾向于实证研究和不断地否定前人和自我否定。西方人不断地在“真假”、“有价值和无价值”之间选择, 因此常常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黑与白”、“善与恶”。
三、结语
关于文化图式的层次构成与分析是一个博大而庞杂的课题, 很难简单明了的加以界定和阐述, 但在现如今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 对于中西文化差异图示解析十分必要。本文对文化图式的层面划分仅基于个人的认识与研究, 有待完善与争论。
参考文献
[1]Blair, John G.McComack, Jerusha Hull.Western Civiliaz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s[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Widdowson, H.D.Teaching by Principles: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