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2024-06-14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共12篇)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1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 主动创新的企业才能建立优势。创新型的文化因为可让企业具有持续的创造力, 成为企业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从理论的角度为创新型企业文化构建一个系统的机制模型, 不仅可以清楚创新型文化如何形成, 怎样转化, 还可以理解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这对创建创新型文化的实务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 创新型企业文化的界定

企业文化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 它是一个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重要表征。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种类型, 其定义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概括地讲, 说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关注内容。这些观点认为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种以创新为文化主体和核心内容的文化类型。比如, 企业创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企业在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以及创新的物质形态的综合, 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的制度和规范、创新的物质文化环境等 (宋培林, 2000;刘焕荣, 翟秀玲, 刘惠萍, 2001) 。再如, 创新型文化是具有长期的、多样化、创造性和风险意识等特点的, 并以未来发展为导向的文化 (张钢, 许庆瑞, 1996) 。

另一类关注氛围。这类观点认为创新型企业文化是能够激发、培育和创造企业创新的土壤。如, 创新文化是指建立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 无论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 还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都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体系和文化环境。创新型文化是组织内一种培育创新的文化, 这种文化能够唤起不可估计的能量、热情、主动性和责任感, 来帮助组织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目标。再如, 它是组织内一种奖励创新和鼓励冒险的文化, 这种文化能够激励和奖赏杰出工作者, 对于快速变化的环境, 突然出现的危机和突然发生的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 作为一种文化, 它必须渗透到组织的骨髓中去。

各种观点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综合地将创新型企业文化定义如下: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种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念、经营理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 它是能够激发、培育和推动创新活动的企业文化类型。

2 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机制模型

创新型企业文化是长期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 内部因素则涵盖了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诸要素。企业作为社会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又势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 外部因素作用于各个内部因素。创新型企业文化形成后, 它会激发和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 这些创新基本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 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我们在研究创新型文化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后, 将两者整合到统一的系统中, 便得到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机制模型 (见图1) 。

3 外部因素

创新型企业文化主要依赖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这两个外部因素。

3.1 社会文化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构成, 企业文化植根于当地文化, 不同国家的企业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同时, 社会文化也直接作用于企业内部的各要素。学者Hofstede自1967年到1973年, 调查了IBM分布在全球各国的员工, 累计发放问卷超过10万份, 通过五个维度——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避免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avoidance) 、男性特征 (Masculinity) 、长期性导向维度 (Confucian dynamism) 来测定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按照Hofstede的文化指标体系, 我国属远东文化群, 社会文化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权力距离较大、个人主义较弱、避免不确定性较弱、男性特征中等和长期性导向较强。

学者们对创新型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Charles O'Reilly对医药类、消费者产品类、计算机类、半导体类和制造企业的500多位管理者调查后, 得出了能够促进创新的因素为:鼓励冒险、奖励变革、开放性、共同的目标、自治权、行动中的信念。全员参与创新是组织内创新的关键要素 (Karen Anne Zien 和Sheld A. Buckler, 1993) 。Charles A.O'Reilly和Michael L.Tushman (1997) 就组织如何提高创新绩效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 调查对象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美国的2000多名管理者, 涉及的行业有采矿业、金融业、健康护理业、制造业、消费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最终研究发现, 即使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行业, 但所有公司在提高创新绩效方面都拥有共同的基础性规范:挑战现状、容忍失败、鼓励冒险、提供资源和开放的信息。

我国的社会文化对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构建影响深远。人们不偏好不确定性, 就会求稳定, 安于现状, 不会鼓励冒险。人们的长期性导向明显, 可以容忍眼前的失败, 集体主义意识强, 这些都有利于对创新的全员参与。而等级观念较重又在一定程度上扼杀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可见, 中国社会文化对企业创新利弊参半。

3.2 经济环境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企业经营面向的是国际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 企业间的竞争也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平台上。产品同质化严重, 竞争日趋激烈, 这使得企业只有不断地学习、持续地创新才能取得竞争优势。新经济环境下的人们关注生态, 要求企业能够实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尊重自然、维护生态的发展理念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可, 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命题之一。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是现代企业需要秉持的核心理念。顾客需求是企业经营的起点, 所有的创新活动应基于这个基本点。企业在提供产品的同时, 实际也是在输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顾客在购买产品的同时实际也表明他们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可。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经营活动面对多样化的供应商和消费者, 它需要建立一种能为大家共同接收的包容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本身就可以激发创新的文化。注重生态、以市场为导向、兼容并蓄、持续学习等是新经济环境赋予企业新的要求, 它们既是企业文化创新的外在要求, 也是企业文化创新的导向。

4 内部因素

组织内部对创新型文化构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涵盖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

4.1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这种精神在整个公司的渗透, 即一种战略导向, 该导向以创新、冒险和前慑性为特点 (Covin 和 Slevin, 1991) 。熊彼特指出,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 他们破坏均衡的市场结构并从中攫取利润;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创新, 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正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 才实现了创新的利润。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公司的创新与风险创业等行为上。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是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家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企业家不仅是“创造性的完善者”, 而且是“创造性的开拓者”;不仅是“适应性的管理者”, 而且是“建设性的管理者”。其次, 企业家还需具有承担风险的精神。企业家精神从本质上看, 是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 其中包含了行为动机的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理性化。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表现为以经济价值优先, 在这样的社会里, 增加全社会的财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目标, 而不断创新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因此,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企业家的创新动机予以完全的认同和支持, 并以创新精神来规范企业家的行为。这就使“创新精神”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4.2 人力资源

企业的创新需要全员的参与。重视开发人力资源, 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有利于创新型文化的形成和组织绩效的提高。Enrique Claver (1998) 提出组织内促进创新的人力资源要素特征包括:不断学习, 团队工作的必要性, 公司成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和主动性, 员工拥有一定从事自己感兴趣创新活动的自由。公司内全体员工都要拥有冒险精神, 共同的责任感。企业内部员工的开放思想的交流与分享, 可有效激发创新思想的出现。创新包括创造力和执行力两个层面, 创新思想产生后需要依靠成员的执行力去实施。创新型文化要求组织成员在具有共同愿景的基础上, 能够相互信任, 真诚沟通, 善于进行团队合作;要求他们对改变现状怀有热情, 并且愿为组织的进步去主动思考。人力资源成为组织创新重要的内在源动力, 直接影响组织的运作绩效。企业应该对员工进行创造性训练, 鼓励创造性思维, 引导员工自发地进行组织学习, 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 培养员工全员的经营意识、自我思考的意识。

4.3 管理制度

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层面, 它体现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 同时外化为员工的行为和有形的物质形态。有的学者将创新型文化定义为可以激励组织创新的文化类型, 也就是说, 组织内部对创新活动要有良好的激励机制。Teresa M.Amabile (1997) 将组织制度激励列为激发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组织激励制度的内容很宽泛, 它包括对创新活动的公平性, 公平对待每项创造性的成果;对创造性的认知和奖励, 及时发现并确认创新成果;发展创新思想的形成机制, 从创新思想的萌芽到成型的整个过程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保证创新思想的快速流动和转化, 在机制上促使创造性思想加快流动并对其能作出迅速决策。除了激励制度本身外, 组织决策程序的快速性和灵活性对组织创新也非常重要, 它影响创新的速度和效率。企业在制度建设中应充分考量其对创新型文化形成的影响, 建立能够激励和促进组织创新的企业制度体系。

4.4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创新型文化生存环境的重要变量。Enrique Claver (1998) 认为适应创新的组织结构应该具备几个基本特征:组织结构应为分散型结构;组织应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允许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系统思考而不是片段或零星思考。在促进创新的环境中人人平等, 大家可以积极参与, 所以, 官僚组织结构对创新的扼杀是无庸置疑的。为了提高决策的效率, 组织扁平化得到广泛的认可, 它也有利于组织成员, 特别是企业基层员工贡献智慧和做出决策, 参与度的提高让创新活动更加频繁。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完善, 组织边界日益模糊, 虚拟组织随之出现。虚拟组织具有强柔性度, 具有高度的组织灵活性, 快速的反应速度和高效输出特征, 大大压缩了管理层级, 能够充分实现合作和共享, 为创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微软、耐克、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在组织虚拟化方面效果卓然, 它们极大地整合了全球资源, 成为重要的创新中心。

5 创新型文化的输出要素

企业文化通过导向、激励、凝聚和辐射等功能影响企业创新的方向和内容。创新型文化可促使企业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从而形成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内容, 三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5.1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指企业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进现有生产工艺和组织方式, 以发现和控制新的原材料、开辟新市场、生产出新产品, 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盈利水平乃至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技术创新是以企业文化为平台的, 并通过其对企业文化的支撑体现自身价值。创新型文化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效率, 同时它也在价值判断和核心理念方面对技术创新进行引导。不同文化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知也不同, 崇尚低成本企业文化的企业会通过技术改造尽量控制成本, 为顾客提供低价的产品, 而致力于为顾客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则会建立技术平台去整合资源。企业精神凝聚着企业员工的人心, 鼓舞创新的士气, 形成创新的强大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技术创新将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企业文化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

5.2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对现行制度修正和完善的过程。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 优化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合理配置各种要素, 能使企业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外部环境多变性的趋势, 满足自身内部的一系列创新要求。企业制度体现企业文化的核心, 创新型文化催生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创新文化也需要激励制度的保障。所以, 在一定意义上, 文化和制度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创新是创新型文化的重要产出之一, 也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产权制度、激励制度等的创新可推动技术创新工作, 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

5.3 管理创新

创新型文化所能激发的创新思维很多体现在管理的创新上。管理创新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方式, 以实现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人才的现代化, 具体包括企业领导者管理思想和方式创新、战略管理创新、财务管理创新、技术管理创新、业务流程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及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等。管理活动存在于企业的各个细节, 因此, 管理创新也无处不在。持续的创新给企业带来生命力, 很多优秀的世界500强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就在于管理的不断创新。如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发明的“群策群力” (work-out) , 成为大企业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药方。GE现任总裁杰夫·伊梅尔特的“增长流程六要素”的理论让公司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 获得好的利润。

6 结语

创新型文化是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形成的, 外部因素主要是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 组织内部的因素则包含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外部因素也直接作用于各内部因素。创新型文化会促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出现, 这三者相互关联, 互相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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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海昱, 黄德春.创新型企业内涵新探[J].科技管理研究, 2007 (4) .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2

一、构建廉政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不断加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明显增强,党员思想出现了多样性的局面。因此,加强廉政教育,建立健全廉政文化教育长效机制,增强党性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对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够治国兴邦,为民造福,用之不慎,也可以身败名裂,祸国殃民。在反腐败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很多领导干部感觉到“角色冲突”带来的冲击与压力:既是“公家人”,又是社会人;既代表公共利益,也有个人利益。“官德”的失范体现出道德自律在“经济人”本性面前的力不从心。这些权力异化、权力寻租的突出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有建立健全党性教育的长效机制,保证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发挥模范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第二,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是全面提高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党建科学化是我们党一切事业的根基。当前世界正处于知识社会和信息爆炸时代,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千变万化的新情况、错综复杂的新局面层出不穷,“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恐慌”、“本领恐慌”、能力低弱、作用退化甚至腐败变质等严重问题。公权寻租的泛滥,固然与我们现行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有关,但归根到底是腐败者的权力观、人生观、价

值观错位,这样的腐败价值观在起着根本性的诱导作用。因此,必需要顺应潮流探索创新,建立健全一套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系统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廉政教育体制机制,促进广大党员干部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思想道德进一步净化和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第三,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效途径。依托弘扬廉政文化,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建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核心是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实践证明,党性问题是由社会环境、制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党的先进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证;既要靠个人自觉,又要靠严格管理;既要靠集中教育,又要靠常抓不懈。因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要建立健全使党员干部“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用“教育引导人、制度约束人、法律规范人、利益驱动人、环境改造人、管理监督人”,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教育。第四,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腐败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毒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培养共同的理想信念,建设“良好的道德规范”,清除侵入党健康肌体的毒瘤,保持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构筑和谐社会防腐倡廉的堡垒。

二、当前廉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加强廉政教育和党性教育,建立健全廉政教育成效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不少的弥足珍贵经验,但依然存在着教育对象的扩大化、教育内容的泛泛化、教育过程的形式化、教育方式的简单化等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第一,对廉政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偏差。不少党员干部,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存在错误的认识。片面认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对象和教育重点是领导干部,搞廉政文化是“干部生病,群众吃药”;廉政文化是软指标,往往“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廉政文化建设工作量太大,涉及面广,影响和分散查处腐败分子工作和精力。第二,廉政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相互融合不足。一些地方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的性质、理论等与文化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而是生搬硬套,就廉政抓廉政,就文化抓文化,导致了廉政工作、文化“两张皮”,使廉政教育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感染力不强,缺乏教育亲和力。第三,廉政教育工作缺乏合力。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大力协助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有些地方只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单打独斗,唱独角戏”;有的地方仅强调党政部门的作用,仅着眼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而没有真正调动和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缺少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造成上面热、下面冷的现象。第四,廉政教育长效机制尚不完善。有的地方某些虽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收到了较好效果,但由于没有建立长期有效地运行机制,形式上缺少进一步创新,活动不能持久深入,结果使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只红火一阵子,不能持久坚持,文化节目缺少持续供给的作品,其他活动出现断层;有的缺少责任机制,没有检查监督,没有奖励惩罚措施,使廉政文化建设只停留在“文件”和任务部署上。

第五,廉政教育形式主义严重。有些地方的廉政文化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各种展出、演出、宣传一哄而上,热闹一阵子;有的是热衷于标新立异,追赶时髦,搞概念炒作,求一时的轰动效应,领导出席,媒体宣传,只有声势,缺少实在的效果;有的“轰轰烈烈搞形势、认认真真走过场”,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活动“作秀”。

三、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转变观念,创新机制,进一步增强廉政教育的科学性,体现党性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性,使廉政教育更有说服力,预防腐败更有推动力,反腐倡廉更有号召力,积极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

(一)明确廉政教育工作目标,切实增强廉政文化的思想性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勤政廉政为主题,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一个讲廉洁、崇诚信、守法纪的良好环境,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尊廉崇洁、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思想道德情操,增强党员干部的从政修养,自觉养成守法、诚信、自律的良好行为规范,抵制腐朽思想和不良风气的侵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找准廉政教育推进新平台,切实增强廉政文化的实效性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中,我们把廉政文化教育活动与其他工作有机结合,注重以下三个结合,突出廉政文化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首先,坚持与执政理念教育相结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理念,也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注重利用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次,坚持与机关效能建设相结合。通过机关廉政文化建设活动,进一步提高机关工作效能,规范机关行政行为,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干部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再次,坚持与机关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渗透、影响和辐射作用,借助机关文化生动、灵活的特性,结合机关工作特点,将廉政思想融入各种文化活动中,使广大机关干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得到勤政廉洁的教育和熏陶。

(三)找准廉政教育推进着力点,切实增强廉政文化软实力 围绕“廉”字,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社会,充分发挥文化功能,切实增强廉政文化“软实力”。

1、读书思廉,增强廉政文化的互动力。清廉以自守,激浊以扬清。净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是廉政教育的根本。根据部门情况、行业特点和岗位实际,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积极开展“读廉政书、听廉政课、写廉政文”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反腐败导刊》、《中国监察》、《纪检监察报》、《廉政准则》等廉政书刊,督促党员干部熟读精思,认真撰写心得体会;组织开展各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上廉政讲台、讲廉政党课”评选和“党风廉政知识”测试活动;举办“读廉文、思廉政、树形象”专题讲座,让党员干部决定理想信念,恪守宗旨意识,树立“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等“三本账”的观念,增强腐败风险意识。

2、教育倡廉,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注重分类施教,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出现的不同问题、不同的阶段,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真正做到入情入理、入

心入脑。因人施教,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对领导干部着重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享乐关和亲朋关等“五关”教育;因事施教,针对出现的不同问题开展教育,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抓好任前教育、任中教育和离任教育;针对重点部门、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容易滋生腐败的问题,强化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尤其是突出管人管财管事管项目的政府“强力部门”这个重点,抓住在这些“强力部门”有“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这个关键;针对节假日、婚丧嫁娶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问题,加强廉洁自律教育。

3、谈话促廉,增强廉政文化的预警力。坚持完善谈话制度,把谈话教育作为关心干部、帮助干部、爱护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来实施,全面开展任前谈话、诫勉谈话、廉政谈话等为主要形式的预警促廉机制。对新提任或转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告诫他们廉政从政;开展信访诫勉谈话,实施信访“四书告诫”,达到保护干部、教育干部的目的。

4、典型导廉,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充分挖掘、积极提炼身边勤政廉政方面的先进典型,组织观看《任长霞》等勤政廉政正面典型专题片,举行优秀党员事迹报告会,开展学习先进典型事迹活动,形成弘扬正气、尚廉倡廉的社会风尚;以案说纪,把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作为警示教育的事例,增强自我约束意识,经常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达到查处一案、治理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3

摘 要: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文化与科技协同发展的新途径。在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下,以系统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应用系统动力学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划分为创新产出、创新网络、创新支撑和创新资源四个子系统,构建了各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SD模型,并应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系统仿真来分析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影响因素及运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系统由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运行机制构成;融合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创新政策力度、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及主体间关系连带等均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区域创新网络;融合创新;文化科技;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4-0024-0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4.04

一、引言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是区域创新主体、文化科技创新资源及外部环境等系统间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效途径。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科技融合展开了相关研究,谭希培(2013)从文化和科技两者间关系入手,提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正向关联[1];吴晓雨(20

12)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探讨科技对文化产业作用机理,认为科学技术创新对于改善文化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还有一些学者也从区域发展层面出发分析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对策,刘学华(2013)通过对上海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培育龙头企业等发展对策[3];江光华(20

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研究如何推进北京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提出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建议[4]。总的来说,这些学者均是从宏观视角,对文化科技相互影响关系、融合政策的探讨,鲜有学者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过程中实际运行机制问题,即文化科技融合影响因素作用路径进行分析,仅有部分学者对文化科技融合机制开展了相关研究。雷舜东、熊源等(2012)采用实证分析,建立了文化科技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析了文化科技融合作用机制,是少有的通过定量分析文化科技融合机制的范例[5]。

综上分析,尽管关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等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目前文化科技融合效率仍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文化科技融合是复杂系统问题,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过程难以形成有效运行机制,区域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效率低等;二是在研究文化科技融合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更多集中于定性分析和案例推演,定量分析较少,难以表现区域内文化科技融合各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具有耗散性的运行机制。基于此,本文从区域创新网络视角出发,将文化与科技融合视为复杂的创新网络系统,通过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与仿真系统模拟融合过程中个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开展深入研究。

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的系统分析

(一)区域创新网络理论分析

区域创新网络主要关注的是以创新为目标的创新主体间互动学习所构成的网络制度环境。傅首清(2010)将区域创新网络定义为区域内创新主体、产业服务体系及平台等各种因素进行配置的资源整合体系[6]。喻科(2011)从产学研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配置和发挥资源最大效能的一种协同创新模式[7]。区域创新网络主要强调区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协作而建立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从而产生单个要素无法实现的效应。融合创新是技术创新系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则是来自文化产业和科技产业两个不同领域,跨行业的相互参透,区别于传统的产业内部的协同创新模式。因此,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涉及多创新主体及要素的复杂系统问题,对于单纯研究文化与科技两者关系的回归分析等常规方法很难加以透彻分析,创新网络视角下在探索这种具有复杂性的协同创新系统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上具有显著的优势,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拟创新性的引入区域创新网络理论,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问题视为具有复杂性的区域网络创新系统,并展开系统分析。

(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的子系统分析

Forrester(1989)提出在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中,首先需要根据运行实际确立系统边界[8]。由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影响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的因素较为复杂,且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运行的实际情况,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包含在四个子系统之中,即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子系统、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分别表征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具体来说,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子系统是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融合创新的目标;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描述了区域内文化产业、科技产业及相关利益主体间融合创新的稳定性并与外部环境形成平衡的网络环境;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主要衡量文化与科技融合过程中知识的转移与人才流动过程;创新支撑子系统表征了文化与科技实现融合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及网络平台的支持。四个子系统具体分析如下:

1.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子系统主要包括经济效益产出、社会效益产出和新文化业态产出三个方面。其中经济效益产出受到新型文化业态产出和社会效益产出的影响。具体来说,经济效益产出主要是指文化产业收入即主要由科技成果转化率、企业生产运作能力及企业动态营销能力决定;文化的傳播度和文化产业再生产力影响社会效益产出;新型文化业态产出则由文化科技融合能力和文化科技融合水平等因素决定。

2.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由创新主体网络密度、创新主体网络关系连接强度和创新主体匹配性三个维度构成。其中创新主体网络密度指区域创新网络内创新主体数量及相互关系的存续情况,由创新主体数量和关系连带进行度量。创新网络关系强度主要指创新主体之间互动和沟通的频次和效果,由沟通频率和沟通效能来表示。创新主体匹配性主要是从创新主体资源互补性和组织文化的相似性两个方面进行测度。

3.文化与科技融和创新资源子系统主要由网络内外部知识集聚、人才集聚及资金充分支持构成。文化与科技能够实现融合创新的资源主要来源于网络内外部知识,人才和资金的流动。网络内各创新主体间知识的转移主要受到知识提供者、知识源和知识接受方等因素的影响。人才流动主要取决于区域内产学研合作水平。

4.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主要由区域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文化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四个方面构成。其中创新网络平台是指基于互联网云技术应用下搭建集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服务中介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为一体的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它受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及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完善度的影响。文化创新能力是实现文化发展的实质,主要受到文化创新理念,文化创新机制及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的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是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重要支撑要素和发展动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动力则是指科研人员对于科技创新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产学研合作水平又是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合作水平则影响科技成果和科技创新人才的产出。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建模与仿真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情况和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系统流程图(见图2)。模型主要包括状态变量、常量、速率变量、表函数以及平滑函数等,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阐释了影响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相互影响机制。同时,为了确保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准確性和科学性,本文设定如下假设:1.本文假设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存续时间为5年,创新主体根据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决定是否继续维持融合创新机制。2.为突出本文的重点,本文对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的划分,不考虑文化产业不可商业化的部分。3.政府政策的重大变革以及非正常情况下所导致的合作体系崩溃不作考虑。

(二)模型参数的设置

影响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多维性和理论性,且区域创新网络视角下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为此,在实际中很难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相应的数据,并且通过分析国内外现有的关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文献及实例发现,基于数据分析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并不多见。为此,造成对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变量初值的设定很难以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运行的历史数据为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原毅军(2013)等的研究,利用平衡态赋值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设置[9]。

(三)结构方程设计

L1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INTEG(SMOOTH(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子系统+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文化与科技融合支撑子系统+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6)

L2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子系统=SMOOTH(ln(0.2*文化与科技融和创新支撑子系统+0.3*文化与科技融和创新资源子系统+0.5*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新型文化业态+社会效益产出+经济效益产出)-融合创新损耗,6)

创新支撑子系统、创新资源子系统及创新网络子系统均对创新产出子系统具有重要影响;但考虑到实际运行状况,假设影响权重分别为0.2,0.3和0.5。此外,考虑到状态变量均是累积的过程,不会将突增的现象作为长远趋势,因此本文采用平滑函数,其他状态变量不再做解释。

L3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SMOOTH(ln(创新主体匹配性+创新网络关系强度+融合创新网络密度+0.2*文化与科技融和创新支撑子系统+0.3*文化与科技融和创新资源子系统),6)

L4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INTEG(SMOOTH(人才集聚+知识集聚+资金支持),6)

L5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INTEG(SMOOTH(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文化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环境),6)

R1经济效益产出=企业动态营销能力*企业生产运作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率

R2社会效益产出=文化传播度*文化再生产力

R3新型文化业态=STEP(文化与科技融合水平*文化与科技融合能力,12)

由于新型文化业态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即文化科技融合达到一定程度,因此用阶跃函数进行模拟。文化科技有效融合一般在一年后出现一定的成果,新型文化业态有所发展。因此,假设从12个月后,就会产生新型文化业态。

R2网络平台运行机制=RAMP(IT能力*IT资源*互联网云平台应用,3,20)

考虑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对文化科技融合产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为了更真实的模拟,本文采用斜坡函数。同时,IT能力、互联网云平台对于网络平台运行机制的影响并非立即产生,而是经过知识吸收,整合等过程,假设其从第3个月开始发挥作用,且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而到第20个月时,IT能力、互联网云技术及IT资源等影响因素对于网络平台运行机制趋于稳定。

R3人才集聚=STEP(人力资源数量*人才集聚水平,12)

A1融合创新网络密度=RAMP(创新主体数量*(0.4*直接关系连带+0.6*间接关系连带),12,48)

A2融合创新网络关系强度=创新主体沟通效能*创新主体沟通频率*0.5*融合创新网络密度

C1创新政策力度=0.3

C2直接关系连带=0.3,间接关系连带=0.7

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形成的初期直接关系连带起主要作用但比例相对较少,而间接关系连带占比较大,随着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逐渐形成,通过网络信息搜索和共享,网络间直接关系连带和间接关系连带逐渐转换,两者的平衡最终随着主体间信任机制的形成而区域稳定。因此,直接关系连带初始值设为0.3,间接关系连带设为0.7。

C4互联网云平台应用=0.5

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演化和仿真分析

(一)模型有效性检验

由于系统动力学是对现实情况的模拟与仿真,主要关注SD模型的合理性远比参数的选择更为重要,因此,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检验主要采用理论检验方法,着重考察模型结构的有效性、一致性和适应性。本文借鉴王其藩(2009)的研究[10],在已有的系统流图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模型结构测试法进行检验,体现四个子系统及整体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判定系统机构模拟结果与相关的行为规律一致性情况。为此,本文进行了模型结构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模拟期内创新网络子系统、创新支撑子系统、创新资源子系统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系统皆呈上升趋势。具体来说,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系统表现出非线性增长趋势,当融合创新网络内各主体对于融合创新产出满足时,创新网络关系更加紧密,网络主体间关系连带和沟通效能增加,不仅保证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还推动了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和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的有效运行。此外,创新资源子系统和创新支撑子系统又能够作用于创新产出子系统,从而形成循环反复的反馈作用机制,提高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

其中,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在融合创新机制的前期和后期,即存续的0-24个月和48-60个月上升速度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在形成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建立的初期,政府及创新主体投入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或网络间的关系强度和網络密度都比较弱,上升速度缓慢。而创新机制运行的后期(3-4年)后,融合创新网络内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相对完善,维持在稳定的范围之内,上升速度趋于下降;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资源子系统在前期表现出减少的趋势,这是因为形成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前期有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产出几乎为零,相反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并没有因为资源投入而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我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政策现状相符合。相关政策及创新平台的建立均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推广,因此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初期,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支撑子系统并没有呈现下降趋势。本文所建模型与显示情况拟合度较高,能够反应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模型的可靠性较高。

(二)模型灵敏度分析

本文所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包括四个子系统、若干影响因素及各变量间的关系主要根据文献推理估计,使用较简单的数学方程进行描述,变量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通过灵敏度分析可以检验变量和参数变化对整个系统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在灵敏度分析中,如果参数改变导致相关的行为曲线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那么该参数对SD模型的敏感的;反之亦然。通过对SD模型的反复调试发现,需求市场预测、创新政策力度、互联网云平台应用、创新主体关系、产学研合作力度,因此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灵敏度分析。

1.需求市场预测和创新政策力度

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初期创新政策力度及准确的市场需求预测对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市场需求对文化创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评估,才能实现创意内容丰富化,满足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因此,本文通过调节创新政策力度和需求市场预测,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变化。具体来说,将创新政策力度调节为0.2、0.4、0.6;将市场需求预测调节为0.1、0.3、0.5。从图4可以看出:改变创新政策力度可以提高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创新政策力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于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则越弱;同时市场需求预测越准确,文化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提升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因此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更加有效。

2.互联网云平台应用

完善融合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的措施可以通过提高互联网云平台的应用、加强IT资源的整合及IT能力等方面入手。从图5可以看出,互联网云平台应用由0.1调整到0.3再到0.5,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有显著的提高,进而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产生影响,说明加强互联网云平台的应用可以整合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主体间资源,强化资源共享和提高知识传递速率,降低信息滞后或偏差的概率,从而对整个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系统带来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斜坡函数对互联网云平台应用的描述,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融合创新进程发展,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在第30个月之后影响区域平稳,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云平台应用在0.3时对于网络创新平台运行机制的影响要大于0.5时,这是因为应用前期网络云平台具有资源搜寻和整合优势,能够对文化资源和主体优势资源进行大范围的挖掘和整合,因而促进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快速形成,如果加强其应用,知识和信息的转移速度放缓,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区域稳定。

3.融合创新网络主体关系

通过仿真模拟发现,融合创新网络密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主体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融合创新网络主体间关系连带对文化科技融合网络最为敏感。因此,将创新主体直接关系连带由0.2调整为0.4。由图6不难看出,创新主体间直接关系连带越强,越有利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间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吸收,从而使得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子系统更加稳定,创新机制有效性也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分析图6可知,0-24个月期间,直接关系连带具有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形成的初期直接关系连带决定主体间网络密度,间接关系连带作用较小;48个月之后间接关系连带发挥其搜寻优势起到主要作用,其次如果融合创新网络间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直接关系连带优势也将逐渐减弱,因此,合理协调创新主体间关系,才能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的提升。

4.产学研合作力度

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条件下,假设产学研合作力度由0.2逐渐提高到0.6。从图7可以看出:促进产学研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产学研合作,一方面可以实现在满足双方效用基础上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还能够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是科技转化能力的基础,通过科技转化能力改变文化传播的路径、文化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内涵和人文内涵,最后丰富文化创意,实现“内容为王”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目标。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结合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际的运行情况,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网络系统模型,明确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影响因素和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機制的SD模型,通过Vensim PLE软件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同时,通过对模型中较为敏感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发现,创新政策力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互联网云平台及主体关系连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影响。根据上述灵敏度分析,得到如下启示:

(一)适度的政府引导机制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

创新政策力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从仿真结果来看过度的创新政策力度并不能进一步提升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反而使网络内主体产生惰性,影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市场需求预测越准确,文化创新能力的经济价值越高。政府应引导形成“市场需求—科技研发—文化转化—进入市场—产业化发展”的全新融合模式,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实现文化创意内容丰富化。

(二)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的完善,直接影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传递

互联网云平台的应用有利于提高融合创新主体间互动、资源共享及协调主体间合作模式,提升文化科技融合能力。因此,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健全创新网络平台运行机制,充分利用IT资源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和科技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使之成为文化科技融合的润滑剂。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

产学研合作的实质是“异质性”主体间的联盟,产学研合作力度越大,对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能力的影响就越强。为此,政府在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提供基础设施、物质支持的同时,更应该在文化企业与科研院所以及高校间“牵线搭桥”,积极引导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对于大型文化企业,特别是具有完善科研设施的文化企业,不仅要鼓励其参与产学研合作,还要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防止出现因为对产学研过度依赖而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对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形成稳健的区域融合创新网络,而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又受到网络密度的影响

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网络建设中,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文化中介服务机构,推进文化企业与科技企业合作,为文化科技创新网络的形成提供桥梁,提高文化科技转化效率,另一方面,完善主体间信任机制,使得创新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亲密关系和非正式交流机制,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吸收,增强主体间关系密度,形成稳定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机制。

(特约编辑:陈国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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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舜东,熊源.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2(8):45-49.

[6]傅首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科技产业生态环境互动机制研究——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区为例[J].管理世界,2010(6):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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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毅军.产学研技术联盟稳定性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34(4):50-54.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4

关键词:创新战略联盟,契约治理,关系治理,技术创新

一、引言

当前,各国纷纷将文化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全国各地为了抢占文化科技产业核心地位,纷纷组织各文化企业、科研机构、运营商等成立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地方文化科技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创新战略联盟成为推动文化科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战略联盟是由多个企业或者组织构成的复杂性合作组织,通过整合企业组织间的资源,开展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新产品开发,可以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共同开发,获得互补性的技术创新能力,缩短研发周期以及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实现组织内部的知识分享和技术创新,推进产业链中各方的价值创新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企业绩效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创新战略联盟中的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但是不同行业创新战略联盟形成、治理的差异性及其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略。在创新战略联盟中其治理机制主要分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契约、关系治理是孕育、扶持、促进创新的基础,设计良好的契约、关系治理机制能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

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非线性交互、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在不同情境、不同行业下,企业结成联盟的动机不同,会影响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治理机制以及整体运作效率,从而导致联盟整体和个体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从全球文化科技产业技术发展来看,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仍然滞后于美、欧、日、韩等国家,产业链环节有所缺失、厂商整体综合实力均较弱、技术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进行有效治理,实现投入与产出效益最大化,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的策略和适配性治理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解决投入与产出、成果与质量之间的投资与回报不匹配问题,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哪些差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为研究对象,研究联盟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及形成的影响,以此探讨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治理机制与信任关系。

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组织间的契约关系是创新战略联盟得以稳定存在并产生生产力的联系纽带。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机制是以构建组织间关系的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为核心,通过对正式规律、流程的确立规定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边界,依托非正式的共享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构建组织信任与组织承诺,以此来协调组织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减少联盟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证合作关系的建立、共同目标的实现以及合作绩效的提高。苏中锋(2007)认为,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正向的影响。

在创新战略联盟中,组织内部各企业之间经营合作的策略具有模糊性,目标导向存在缺失,交易对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组织间的合作呈现出偶然性和或然性。Das和Teng(1998)认为,联盟中合作关系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以实现共同的兼容利益、减少非机会主义行为为目的。一个设计合理的治理机制能在制度、政策以及市场等方面有效降低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降低交易风险。契约治理强调的是以契约的方式来建立合作关系,有效的契约治理能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实现创新战略联盟中的资源最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其对联盟整体绩效的正向影响,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Merges(1999)对专利联盟研究发现:规章制度是推动联盟形成的主要因素;基于行业联盟的组织协作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建立正式的行业规则,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推动技术创新。

关系治理则依赖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及共同行为预期,其目的是提高信任关系作为整体的利益,有利于创造、维护和促进伙伴之间交易和谐。良好的关系治理能够加深联盟伙伴间的互信和交流,增强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技术扩散,从而加速个体企业这一学习过程的完成,因此其对创新战略联盟整体绩效和企业个体绩效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Zhang(2003)研究发现,通过关系来治理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合作,能够增加其出口,提高企业绩效。Ferguson(2005)对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及其投资者进行研究,发现交流、公平、弹性等关系对整体的合作效率和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由于创新战略联盟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合作伙伴的协作,创新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契约、关系范式来决定,良好的制度能为联盟间潜在的交易风险行为提供契约制约,并给予合理的行为规范指导。因此,良好的契约、关系治理有利于组织间的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绩效。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契约治理对关系治理的制定、实施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2: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的制定、完善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3:契约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H3a:契约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

H4:关系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H4a:关系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

H5:契约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构建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6:关系治理对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构建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2. 信任关系与技术创新。

以信任关系作为基础的契约关系治理规范,在推动企业技术合作、提高合作绩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任关系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的黏合剂,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合作的交易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冲突的解决;同时,信任关系也具有不确定性、易逝性、风险性的特征。根据契约上的监管制度,建立各种信息披露机制、监督机制乃至评估机制,可以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中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减少集体行动的障碍,出现一个正和的博弈结果(鄞益奋,2007)。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关系环境中,创新战略联盟内部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互补,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还可以促进联盟的形成、发展和有效的合作,有利于发挥联盟企业间的协同作用,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及创新能力。但是,联盟中的信任关系通常会受互为矛盾的目标扰动:企业之间必须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同时又希望限制对方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以保证联盟的顺利进行。

信任关系是合作的基础,是所有交易的核心问题。创新战略联盟合作的本质是资本禀赋的相互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关系。组织间合作的绩效与信任程度相关,通过信任关系,合作各方能有效探索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进行产品和工艺创新,实现组织合作效益的最大化。在创新战略联盟中,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利于形成组织依赖和组织认同,从而使联盟内部企业更愿意进行知识分享、技术合作;而知识分享、技术合作的过程又促进了知识探索与利益提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实现整体的技术创新提升。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良好的信任关系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7a:良好的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中企业的技术合作。

H8:良好的信任关系对创新战略联盟中的知识分享有正向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通过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知识、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推动联盟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共同提升。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有以下方式:一是基于现有同质性知识的利用式创新,该方式整合现有同质资源,实现产品过程创新并降低成本;二是基于异质性资源的探索式创新。而创新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资源能够在合作伙伴之间流动,知识获取具有易得性和易学习性的特点,通过知识分享,能有效实现知识的吸收再利用,推动技术合作。企业对知识的掌握和吸收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而企业通过联盟的方式可以整合企业间互补性的知识,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促进联盟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资源依赖理论观点来看,如果企业间的联盟组织形式具有互补性的特征,那么合作伙伴间都可以获得相互所需要的资源,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组织内部显性或者隐性的知识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保证联盟的绩效能够提升。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9:创新战略联盟中的知识分享可以有效推动联盟中的技术合作。

H10:创新战略联盟中的技术合作可以有效推动联盟中的知识分享。

H11:技术合作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提升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12:知识分享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提升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创新战略联盟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包括形成规模经济、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及进入成本、减少交易费用、从组织伙伴间获得学习资源、减少企业对不受其控制资源的依赖、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一种组织合作形态,有利于推动新的产业技术的出现,提高联盟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通过有效的契约、关系治理能推动联盟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知识资源的分享,并通过技术合作有效推动技术创新。

根据上述假设,形成本文研究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 测量指标及问卷设计。

为了保证测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量表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并根据本研究目标和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和调整。在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信任关系、技术合作、知识分享以及技术创新的操作化定义和衡量方法上,主要采用或参考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科技部相关评价指标,在确定正式问卷之前,结合对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实地考察与调研,对问卷进行了调整和修订。

契约、关系治理方面涵盖创新战略联盟的相关契约治理支持、关系治理支持、利益保障等指标主要来源于科技部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评估工作方案》。关于创新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测度主要参考Mc Allister(1995)、鄞益奋(2007)的研究,依托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从情感信任及认知信任等方面进行测度。创新战略联盟中的企业间技术合作采用Canals(1998)、Prahinski(2004)的量表,主要包括联盟内的技术转移、吸收等方面。知识分享在Wong(2008)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的流动性、同质性、异质性以及获取等方面进行了测量。技术创新量表主要参考Sher(2005)、Schreiner(2009)的研究,从自主创新能力及合作创新等角度进行测量。

2. 问卷样本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涉及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因而研究对象需要具备明显的创新以及企业间合作的特征。此外,产业技术研发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各个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协同合作,因而形成了密切合作的特点。文化科技产业具有技术更新快、企业创新能力强以及知识密集的特点。就我国而言,文化科技产业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构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国已经围绕文化科技产业新兴增长点展开并购及战略合作,如通过加入创新战略联盟调整企业内部结构,进行平台开发,同横向及纵向的行业建立合作等,通过建立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汇集各方研究资源,推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利用重庆市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访问对象为重庆市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内的企业及其供应商,接受调查者主要是各个企业里直接负责技术研发与创新的部门领导或管理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公司副总,他们不仅对技术创新拥有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并且对相关战略联盟的运作与治理也足够熟悉,保证了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有效。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创新战略联盟内部企业的背景资料;二是创新战略联盟的政策与技术创新,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问卷共发放420份,回收380份,其中有效问卷3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7%。

四、实证分析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首先采用软件SPSS 22.0分析与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计算,得知整个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4,说明整个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均很好;各共同因子所组成的项目的Cronbach'sα系数超过0.8,说明这些因子内部一致性较好,满足信度要求。随后,进行了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KMO统计量的值为0.875>0.8,Bartlett统计量的值为6824.664(自由度为325),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0<0.001),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直接斜交转轴法,因子抽取方法为主轴法,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的共同因子的解释变异总量的前6项,累积解释变异总量为74.415%>60%,因子载荷大于0.5,表示6个因素的建构效度良好,剔除无关量表后得到共同因子题项,如表2所示。

表3列出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相关系数及Cronbach'sα值。从表3可以看到,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满足显著性要求。当进行单独分析时,数据为文中所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有效的支持。还可以看到,契约治理、关系治理、技术创新、技术合作、知识分享、信任关系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863、0.861、0.921、0.711、0.937、0.897,均大于0.7,表示各变量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各因子的信度很高。区别效度是指量表检测结果与其他不同特征的变量不相关联的程度。表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小于Cronbach'sα值,表明量表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2. 结构方程模型。

为了对各项假设进行检验,需在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上确立测量模型,通过评估一系列的嵌套模型,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后,再确定最终评估模型。本文在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确立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结构方程初步测量模型,模型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到,χ2/df、CFI均未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因此根据模型修正参数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一般认为:χ2/df的值应该介于0.0与3.0之间,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观测数据与模型拟合得越好。由表5可知,本文的χ2/df值为2.555<3.0,为可接受模型。模型修正后的RMSEA为0.070<0.08,满足适配标准。赋范拟合指数NFI取值范围为0~1,其中NFI=1对应于最好的拟合,NFI=0对应于最差的拟合,本文模型NFI值=0.904接近1,表明是较好的拟合。CFI为相对拟合指数,当CFI>0.9时,表示模型可以接受,本文模型CFI=0.904>0.9,说明是较好的拟合。TLI为规范拟合指数,TLI接近1表示拟合良好,本文模型TLI=0.921接近1,说明是好的拟合。对修正后模型检验结果进行的适配检验充分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程度较高,该模型与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小,其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表明该模型可以有效解释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契约关系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表6为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估计与检验结果,图2描述了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关系。

注:N=322;***、**、*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的水平上双尾检验显著。

注:各数值表示标注化路径系数;实线表示检验结果满足显著要求的假设路径;虚线表示检验结果不满足显著性要求的假设路径。

从图2可以看到,除H5、H7a、H10之外的所有假设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契约治理至信任关系的路径虽然未得到证实,但是契约治理仍然可以通过关系治理的中介作用来改善创新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尽管创新战略联盟制定了相应的契约制度来推动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但研究发现联盟信任关系的形成更多是由组织内企业间情感、认知及共同价值目标导向驱动。Zollo(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间的熟悉程度、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产生信任关系,促进稳定的组织间关系的形成;同时,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更多是基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治理而形成。契约治理则更多是从规章制度层面对创新战略联盟发展进行战略性布局。此外,对于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建立更多是基于产业、地域的聚集性特征以及技术研发的共同目标导向而形成,因而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有效推动联盟组织网络间的技术合作以及信任关系的形成。

信任关系与技术合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得到证实,可能是创新战略联盟间企业技术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多是由利益导向决定的。虽然创新战略联盟可以有效推动合作伙伴间情感基础的建立,较容易得到其他企业的信任,从而提高合作伙伴间的认知程度,有助于共识目标的达成并增强合作行为的一致性,但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更多是由社会资本推动的,只有单个企业社会资本的网络层面有效叠加实现了帕累托边界外所产生的超额租金,才能推动企业付出更多的努力构建联盟关系,进行技术创新。在对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调研时我们发现,由于文化科技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之一,其具有高风险、高投入、不确定性等特点,其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合作更多是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通过创新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有效进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企业间的利益最大化。因而,联盟间的企业技术合作行为更多是共同目标导向决定的。

技术合作与知识分享之间的显著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可能是因为:文化科技产业属于文化产业,部分企业为了实现技术独占,规避被“山寨”的风险,防止合作伙伴搭便车行为,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虽然创新战略联盟形成基础是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但是企业间仍然存在相对竞争关系。此外,结合实际调研的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运行现状来看,虽然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信息资源的流动和交互,但是在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内部还是依然存在大量碎片化、独立的知识资源系统,由于这些系统都处于分散、异构、相互封闭的状态,致使信息资源难以共享,不能有效发挥最大效益。

从契约、关系治理方面来看,契约治理对关系治理、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技术合作、契约治理对技术合作均存在正向影响。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效果及总影响效果方面,根据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路径值进行计算。契约治理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029、间接影响效果为0.264、总影响效果为0.293;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118、间接影响效果为0.384、总影响效果为0.502。由此可见,从契约、关系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来看,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重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为对象,研究了文化科技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1. 关系治理比契约治理更能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

契约治理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对产业的整体布局以及发展方向进行把握,而关系治理则更多关注于细分领域即沟通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在现实中,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更多是基于企业自身利益来考虑,契约治理则关注于整体创新战略联盟布局,关系治理则是着眼于企业具体发展需求而建立。因此,在构建创新战略联盟的过程中,关系治理能更多地发挥自身优势,创造良好条件,推动产业的发展。

2. 信任关系在创新战略联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可知:(1)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联盟间的知识分享,进而推进技术合作,最终提高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水平;(2)信任关系能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创新战略联盟是通过那些在地域空间上、产业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企业共同构建的。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战略联盟这种合作形式提高了自身与外界的联系,也提高了企业与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形成更多的业务合作关系。Senge(1998)、Dhanara(2004)的研究表明:创新网络中组织相互信任是推动知识共享的前提,信任对合作伙伴间隐性或显性的知识转移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当前我国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更多是以共同价值导向为主导;非正式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创新战略联盟的良好运行,实现联盟间的价值协同、信息共享,培育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因此,关系治理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间的信任关系建立。从联盟企业间的信任与创新产出的研究也发现,信任关系中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均对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Ahuja G.,2000)。就创新战略联盟而言,组织间的关系治理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降低组织间的约束成本,推动创新战略联盟内的知识共享,提高创新战略联盟不可模仿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所以,创新战略联盟内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有效实现相互合作,推动知识的转移和流通,提高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水平。

3. 知识分享、技术合作对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是由于创新战略联盟内的知识分享可以提高对显性或隐性知识资源的利用,弥补技术降低带来的信息冗余。创新战略联盟中互补性资源具有难以模仿、难以替代、难以流动的特征,通过创新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有效获得互补性资源,形成产业的规模经济、创造协作,大大提高联盟中企业的合作契合度,减少认知偏差,推动新资源、新技术的产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虽然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契约、关系治理与信任关系、知识分享、技术合作能有效推动创新战略联盟的技术创新,但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现实中技术性较强并且具有明显技术合作特征的行业和组织,所以本文样本选择行业、样本容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研究更多是从整体角度对创新战略联盟的契约、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对于创新战略联盟内部微观的运行机制、组织关系、网络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将会是未来进行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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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二明,徐凯.资源互补对机会主义和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12(1).

创新机制抓党建民族文化焕活力 篇5

近年来,依托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澜沧县深入实施以‚拉祜文化兴县‛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创新党建工程,形成了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相互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突出政策性抓民族团结。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为载体和桥梁,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友爱,结合拉祜族、傣族、佤族、爱伲族(哈尼族)、彝族、布朗族等民族文化特色,县财政每年划拨120余万元民族文艺表演专项经费,在全县组建了以精通民族语言党员为主体的132支民族文艺表演队、党建工作文艺宣传队,充分利用佤族新米节、傣族泼水节、拉祜族葫芦节等传统民族节日,通过举办民族节庆活动,将党的政策法规、党建知识编排成通俗易懂的‚本土‛民族歌曲、小品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方式传递党的声音,展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一年来,在20个乡(镇)开展‚文艺兴边‛、‚送戏下村‛等演出活动650余场次,近15万边疆民族党员群众在享受民族文化的同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凝聚起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意志-1-

和力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澜沧县雪林乡南盼村在创建和谐边疆中,村党总支部精心将‚党建、防毒、防艾‛知识编排进南盼村佤族文艺表演队的佤族语节目中,定期举办军警民联席联欢会,开展民族团结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氛围,打牢党建工作基础。

突出民族性抓宣传教育。全县158个村党(总)支部在通过拓宽载体,紧密结合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基层党建的宣传教育的机制和形式。一是宣传机制上融入民族文化。把民族文化建设纳入全县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规划,各基层党组织建立‚支部+民族文艺表演队、民族党建工作文艺宣传队‛的民族党建文化工作例会、联席会议、联合表演等制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党建文化宣传活动,在全县形成了支部联动、党群齐动、村村互动、齐抓共管的‚民族文化宣传‛格局。如在第九届中国普洱茶节澜沧分会场的庆典活动中,以民族民间文艺表演队党员为骨干,组织了拉祜族、佤族、哈尼族等8个民族民间文艺表演队512人,演出了以‚品千年古茶,唱快乐拉祜‛为主题的21个原生民族民间歌舞节目,有力推进

了民族团结和拉祜文化大融合。二是宣传教育方式上体现民族文化。以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为契机,组织民族文艺表演队、党建工作文艺宣传队重点在民族众多、宗教群众较多的村寨,编排民族文化节目,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进村入户活动,把先进文化带到全县的村村寨寨,把科技知识送到了田间地头。同时,制作民族语言‚党员科技示范户‛电教片,在各村、组巡回展播,宣传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激发民族党员争当‚双带‛党员的意识。三是在村级活动场所建设中展示民族文化。村级活动场所的建筑风格上突出当地主体民族文化特色,与当地自然景观相协调,做到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农村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对新农村建设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在活动场所的功能作用发挥上,每月由民族党建工作文艺宣传队的党员干部上好一次民族语言党课,以提高为基层、为拉祜、傣、哈尼、佤、布朗族等群众服务的能力。突出群众性抓组织活动。全县各级党组织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为阵地,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每年大年初三,澜沧县城广场都开展春节拜年活动暨民族文化大展演活动,来自全县的男女老少云集在县政府广

场,笙歌摆舞,尽情地展示全县各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演艺风采,成为澜沧县独具地方特色的一个传统民族文化节日和精神文明盛会。各基层党组织和民族党员带头组织群众参加民族贺歌、礼节歌等学唱活动,广大党员群众每天晚上在广场开展跳民族健身操、三脚歌、太极扇等活动,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他们不仅唱响了澜沧,还唱到了全市、全省、全国。如上允镇淘金河小佤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在第三届云南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普洱市选拔赛上荣获原生态唱法二等奖;拉祜、爱伲、布朗等72名民族民间艺人,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澜沧江畔踏歌声‛录制,拉祜族、佤族、爱伲表演队参加了文化部在山西太原举办建国六十周年《中国原生态民歌展演》活动,拉祜族达保兄弟组合《婚誓》获得铜奖;糯扎渡上甘坝爱伲《竹筒调》获得优秀节目奖。老达保雅儿艺术团参加了文化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举办《天簌之音》全国原生态民歌展演等等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参与基层党组织民族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在党组织活动中体现民族文化特色,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

文化引领激活力机制创新提品质 篇6

【关键词】文化引领打造团队变革形式自主发展

宝应开发区国际学校创建于2010年,是一所崭新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现有教师162人,平均年龄35岁。教师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乡镇学校选招的成熟教师,他们敬业勤奋,但缺乏研究意识,文化差异较大;二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直接招聘到新岗位的年轻教师,她们有知识有朝气有活力,但无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建校六年来,为融合这支队伍,催生教师不断“拔节”,学校在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积极搭建多维平台,努力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创设优质环境和条件,以达到激活潜能、迸发激情、生长智慧、提升品质、促进成长的目的,进而实现学校和谐发展、特色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 文化引领,让专业发展走向自觉

(一) 价值认同,积蓄动力

刘铁芳博士说:“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核心与关键,乃在于个体教育意识的全面觉醒,即个体是否开始拥有了自己独到的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理解与觉悟,并把这种觉悟渗透在自己新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从而使得教师个体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的思想资源逐渐摆脱外在的常规或者权威性认识,而转向个体自身。”如何实现教师个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逐步渗透到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如何让教师逐步摆脱外在的常规、权威性认识而转向个体自身的发展?这是我们校长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教师只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才能驱动积极的自我诉求,发挥主体精神,不断自我挑战,自我加压,自我更新,大胆进行尝试,使自己日臻完善,实现“职业—专业—事业”的自我提升。我们积极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兼容西方先进文化,着眼学校的未来发展,精心提炼了“博雅”的核心理念,致力孕育“博容世界,雅行天下”的校训和“博纳于微,雅贯于行”的校风,引领师生举止文雅、谈吐儒雅、情趣高雅、气质优雅,努力实现打造“优雅校园、儒雅教师、文雅学生、高雅家庭”的办学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素养的现代公民。在教师中开展了“今天,我们怎样做一位有尊严的教师”“如何提升价值、实现教育的幸福”等专题讨论,充分酝酿,精心策划,将“博纳于微,雅贯于行”的校风渗透到教师的教学教研,激发变革创新的热情,形成价值认同,提升精神境界,积蓄发展动力。

(二) 搭建平台,助推发展

建立长效机制。教师成长既包含内心的生长与提升,也包含制度的推动与促进。我们立足校本,建立机制,精致过程。一方面通过制度文化不断规范人、引导人,制定“名师工程”方案,完善《校本培训实施条例》《骨干教师评选管理办法》《教师读书段位考核细则》,增强教师“追求卓越”的意识与规范;另一方面通过聘请教研员、县内名师为学校骨干教师为导师,通过长期的名师帮带活动机制来锻炼人、激励人。每学期开展3-4次名师指导活动,深入课堂,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心与心契合。与此同时,校内建立名教师帮带机制、师徒结对奖励机制、课题组共同体研究机制、骨干教师考评机制,合力共进,促进教师共同成长。

定位发展坐标。国外学者研究教师的职业生涯都认为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伯顿提出三阶段说:求生存阶段、调整阶段、成熟阶段。卡茨提出四阶段说:求生存期、巩固期、更新期和成熟期。而休伯曼则提出五阶段说:入职期、稳定期、实验和转变期、平静和保守期、退出教职期。三位学者各自提到的“调整阶段”、“更新期”及“实验和转变期”,实则都强调了教学反思、重塑自身的重要性。为促进教师自主成长,学校指导每位教师制定成长“蓝图”——《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规划》,指导每位教师从自身出发,对自我研修、专业引领、互动合作、任务推动等方面作了专业规划,明确每年争创目标,引导教师积极追求新目标,努力实现新发展,为教师专业成长架好“支点”。根据教师的现有状况,制定了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三大工程”:青年教师“强基、脱颖工程”,骨干教师“拔尖、提升工程”,名师“领雁、示范工程”。青年教师“强基、脱颖工程”:要求每位青年教师在结拜师傅的指导下每个月做到“四个一”:阅读一本教育教学名著;写一篇读书笔记或读书随笔;上一节汇报课;写一篇教育教学论文。骨干教师“拔尖提升工程”:要求每位骨干教师积极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示范教学有创意,课题研究有实效,教学反思有质量,期末考核有档次。名师“领雁、示范工程”:成立了“特级教师和名师工作室”,负责指导教师专业成长及教科研工作,领衔课题研究,把脉教学现状,示范课堂教学,推荐经典书籍,分享优秀成果,让名师资源的引领渗透在各个方面。

(三) 把握“关键”,激活潜能

有专家指出:优秀教师不是培训出来的。绝大部分优秀教师将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和关键书籍列为自己成长的三个法宝。作为一个管理者,应牢记自己的使命,要让更多的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就必须为教师们创造一些关键的事件,引荐一些关键的人物,推荐一些关键的书籍。我校一位英语青年教师工作极其认真细心,课上得有板有眼,十分注重家校联系。我发现她是一位可塑之才,便让她外出观摩省教育学会“蓝天杯”赛课活动,接触名师,更新理念,开阔视野。名师的课,激活了她的成长欲望。2012年她在教学设计获得省“蓝天杯”一等奖的基础上,请学科名师指点,看特级教师课堂实录,读教育理论书籍,多方磨课研课,从教育理念到教学环节,从师生互动到教学细节都做了精心准备,终于在省“蓝天杯”竞赛中荣获一等奖。这对我们新建学校的老师来说是一件大事,为了更好激励群体、启迪大家,学校特地举行报告会,让她汇报自己从萌发想法到实践学习、竞赛获奖的心路历程,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学校建校以来,已有10多名中小学学科老师在“蓝天杯”教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青年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总会有种种意外的干扰,对此,我认为必须通过读书去吸纳新的经验,提升自身的敏锐感觉和思考能力,最终形成职业自我。因为有人说:读书能养正气、骨气、才气、锐气。阅读的重要之处正是在于这种价值的引领、文化的积淀和精神的滋养。也只有通过阅读,年轻老师才能在职业生涯中安顿好自己,实现心灵的安宁和富足,找准成长的坐标,心无旁骛地走上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上学期,我们向全校教师隆重推荐《给教师的建议》,让他们带着自己的思考阅读名著,举行多次读书沙龙,畅谈读书心得。教育家朴素的教育思想和富于个性化的教育实践让我们获益匪浅,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读出了自己的发现和体悟,语文老师读出了教育家珍视“词”的原因、热爱课外阅读的秘诀;数学老师读懂了教育家对于“练习”的忠告;艺术老师读出了“儿童的智慧在手指尖上”;科学老师读出了“兴趣、想象”的重要;班主任读懂了关于“爱”的提醒;管理者读明白了如何对教师加强“教育思想”的领导……

二、 打造团队,让专业发展走向共赢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没有完美的人,但有完美的团队。”团队意识是我们这所新建学校发展的基础,而基于问题研究的合作是教师最有效的发展方式。我们引导教师共同分担任务,共享群体智慧,让他们在教育教学、教科研实践中体悟合作之道、体验共享之乐。

点上:强化备课合作。基于“有效研课”的共同愿景,我们把全校教师按照年级学科组成20多个备课组,认真组织“一目三案”式的校本集体备课。“一目三案”就是针对一篇课文或一个专题所制定的“三案”(粗案、通案、个案)的备课形式。一是做好个体“粗案”。充分挖掘个人的潜力,引导教师把重点放在分析教材和开发利用教学资源上,每位老师努力大量占有资料,收集信息。二是磨好主备“通案”。在大家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先由主备人进行教材解读,接着进行教学思路的讲述,突出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再集体研讨教法、学法,再由主备人进行试教,组织同组的老师进行观摩。三是形成各自“个案”。根据听课情况,每位老师作必要的反思,并根据班级及个人实际再次进行个性化的备课,最后进行课堂实施。“一目三案”的集体备课形式的实施,激发了老师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也使团队合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线上:深化课题合作。基于“科研兴教”的共同愿景,立足课堂,实施大课题覆盖,多学科推进,多层面研究。引导教师从解决教学实际问题出发,走向群体合作研究,努力把“困惑”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课题”,把“课题”变成“成果”,人人参与,人人研讨,人人提高,使每个教师在合作的研究中找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学校现有省市县立项课题18个,为把课题研究落到实处,通过两条途径调控课题研究团队的结构:一是让骨干教师自主组建研究团队,如课前预习、留守儿童教育、学习习惯、兴趣培养等微型课题,由教师自主生成发现的课题、形成的研究团队在教科研中心备案,学校给予一定的研究经费;二是实施学校申报的省市县级课题时,由中标的领衔教师组建研究团队,定期完成规定的研究任务,激活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校长和行政领导从组织管理转移到参与、引领、服务上来,充分激活教师研究学习的自主性,促进教师综合素质发展。

面上:优化校际合作。基于“优势互补”的共同愿景,我校与市县名校结对共进,观摩课堂,参与活动,联动发展。我们依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的通知精神,和邳州市小学实行结对帮扶、对口支教。每学期安排教师借班上课、研课,进行互访交流,开阔视野,增进友情。我们以长三角“千校万师”结对共进为契机,和浙江绍兴市秀水小学、上海市工商附小建成研究共同体,定期开展网络教研活动,上海开放前沿的教育理念、浙江绍兴深厚浓郁的人文气息,给教师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同时也提升教师运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今后,我们将与港澳台的知名学校乃至国际名校进行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以先进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素养的学生。

三、 变革形式,让专业发展走向创新

教师教研要从他律走向自律,根本动力在于教师对专业成长的自身需求。校长要变管理为引领。坚持以放权为特征,以项目为手段,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做好学术导向的引领者,研究性学习的示范者,勇于改革实践的开拓者,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课程领导力,把准学校发展方向,走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初步形成如下几种富有成效的校本教研活动方式。

半日教研一段时期,我们开展以提高教师教研素养的“静校教研”活动,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等学生放学后校园静下来,让教师坐下来进行系列教研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教学业务水平,便于管理,也便于考核。由于我校年轻女教师较多,放学后她们的家务事务较多,静校教研中心静不下来,特别是冬天回家还有安全隐患。我们针对校情师情,进一步解放思想,倾听教师诉求,把每周的教研活动时间进行整合,安排五个工作日中的一个半天,确立“工作即研究,教学即研究”的理念,以学科组为团队,定时定地点按计划进行半日教研,集体备课、听课评课、专题研讨、读书交流等,激活了教师内力,也提高了研究效率。

同课异构在集体备课时,为探讨不同教法所取得的效果,我们倡导“同课异构”。在执教前,我们先对执教者的教案进行审核,一定要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教法,然后再进行课堂实践。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执教的教师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念去进行实践,并进行实践的反思,总结得失,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艺。通过同课异构的活动,不仅使教师提升了教育教学的理念,也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真正达到了促进教师成长的目的。

博雅讲坛为了利用本校名师及骨干教师的资源,我校启动每周一次的“博雅讲坛”。每次活动前都先确立一个主题,主题的内容为当前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话题。参加论坛的形式视内容而定,有时一人,有时多人,坛主必须在活动前备好课,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好课件,每次发言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参与教师就讲述的内容进行现场提问,再由发言人进行现场解答。最后由坛主将各人的观点进行整合,形成研究成果供大家分享。论坛不仅发挥了名师与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提高了教师参与校本教研的热情,也拉近了青年教师与骨干教师的距离。

专题辩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如学科课堂教学要不要模式,一线教师要不要写论文,课堂上要不要分层组织教学?为了能把这些问题辩个清楚,论个明白,我校开展了专题辩论活动。我们以为,专题辩论不在于辩论的结果输赢,我们更重视辩论的过程,尤其是辩论前资源整合的准备。专题辩论提高了教师言语表达、信息整合、交际应对等方面的能力,更是思维与智慧的激情碰撞,自信个性与团队精神的比拼演绎,极大地焕发了教师们学习研究与参与激情。

磨课与磨文磨课与磨文是我校教研管理由粗放走向精致过程中生发的一种新形式。磨课团队有老教师,有年轻教师,主体是骨干教师。老教师从经验方面谈思路与学法,青年教师从教材方面谈氛围与创意,骨干教师从过程方面谈细节与技巧,更多的是教学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的比较与打磨。磨课的过程,既有整体框架的构思,亦有精彩细节的揣摩。课例在一次次的试教和打磨中走向精致、走向完美。磨文有两种形式,一是将推荐优秀教育教学论文,供大家学习欣赏,学习先进的理念与思想,学习鲜活的理论与案例,学习精辟的观点与缜密的论证,学习独到的视角与巧妙的构思……二是将教师撰写的教育教学论文进行展示,然后就文章进行剖析,从选题、内容、论点、论据、文采等方面进行解读,肯定优点,提出修改意见。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研究 篇7

一、现阶段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现实作用分析

(一) 有助于充分满足学生对个人职业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的创新发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学习专业技能以及理论的积极性, 使学生养成自主创新能力, 还能够使学生对个人发展的需求得到满足。在某种意义上, 创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能够为广大高职学生就业以及创业提供基本的保障:首先, 对于学生更容易、更快捷地接受各种社会资料非常有帮助, 有利于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生存以及发展能力的形成;其次, 能够推动高职院校的管理模式、学习模式以及教育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 对广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等诸多环节进行有效的优化整合。使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最终能够适应社会需求。

(二) 有助于满足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的不断创新能够为其自身建立社会需求型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现阶段, 高职教育旨在为社会培养富有创新精神以及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为实现其教学目标, 应该完成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 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完善。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 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对于企业来说,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迫切需要引入大批具备高技能以及高素质的社会需求型人才。对于高职院校来说, 其文化育人机制不仅能够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而且还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除此之外, 通过创新高职院校的文化育人机制, 能够为中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注入新的活力。

(三) 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对于高职院校, 其文化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对所培养人才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日益推进, 同样需不断对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进行创新, 最终能够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同时, 高职院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校园主流文化的形成, 从而使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得到推进。所以, 利用文化育人机制的创新, 能够推动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社会责任感, 充分结合人文素质以及科学素质, 从而推动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高职院校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高职院校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然而, 其文化育人机制创新过程中仍然具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学生综合素质一定要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培养, 但是我国高职院校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作用方面缺乏充分的认识,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效果, 使其创新仅仅成为一种表面现象, 并最终阻碍了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 高职院校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

现阶段, 中国教育相关部门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同时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相对较少, 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形成阻碍, 严重制约了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除此之外, 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相对较高, 所以, 高职院校一定要努力将自己的实验室以及校外实训基地建立起来, 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提供条件, 从而为社会发展培养需求型人才。然而, 在资金以及时间严重不足的前提下, 很难配置上较好的实践性教学设施, 从而使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工作的顺利实施有非常大的难度。

(三) 高职院校在文化育人机制创新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

对于文化育人来说, 其机制创新属于一个崭新的方向, 随着高职教育机制改革的日益推进, 大部分高职院校均构建起一套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然而却缺乏科学性以及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在创新文化育人机制推进过程中, 缺乏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 使得高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各行其是, 而学校很难对教师的创新水平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估, 从而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效率产生影响。

三、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若干策略分析

(一) 努力构建有效的文化育人机制

对于高职院校, 要想使文化育人机制的不断创新得以实现, 需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探索, 对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模式进行积极借鉴, 结合自身特点, 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的创新机制。

第一, 充分认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重要性, 切实加强对其的广泛宣传。通过宣传教育使学校领导以及教师能够认识到文化用人机制应该与时俱进, 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以培养学生集理论、技能、道德素质于一体为目标。毋庸置疑, 只有广大教学工作者能够认识到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意义, 才能够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需求型人才。第二, 开展多样化的文化育人机制活动。可以鼓励许多优秀的教师主动参与到技术创新以及教育创新的工作实践之中, 建立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团体, 开展社团创新活动。同时, 依据法律规定, 在创新活动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并对创新成果进行大力推广, 使师生的探索和创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 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大量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通过创新型活动的开展, 能够使广大师生养成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还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创新的成果, 同时, 还能够构建起创新长效机制, 最终能够为文化育人机制的创新活动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此外, 通过开展创新工程的方式推动文化育人机制创新工作的实施, 为创新文化育人机制的全面推进提供保障。

(二)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完善的网络文化教育体系

在创新文化育人机制的探索过程中, 应该将文化当做重要载体, 不断拓宽育人机制的内容。特别是随着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为高职院校网络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了丰富的高科技技术手段, 从而使文化育人机制的创新得到推动。教师通过多媒体教学, 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生动形象的教学过程, 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一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广泛应用, 学生接受信息的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同样有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 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应用最新的网络技术, 并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内涵以及重要性进行积极宣传, 搭建畅通的校园网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校园文化建设, 使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得到有效拓展。开展网络心理咨询教育, 对学生的心理以及行为进行正确引导, 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另一方面, 努力与其他高校以及外网进行有效对接, 实现信息的共享。此外, 建立一支专业的网络文化教育团队, 负责网络管理、网络维护以及利用网络开展文化教育等工作。

(三) 努力创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思路及内容, 提高教育质量

文化育人机制创新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创新文化育人机制, 才能够使教育质量得到提升, 推动高职院校事业不断前进。高职院校的文化育人机制同样应该与时俱进, 在创新中推动教学质量提高。

第一, 应该努力实现总体思路的创新发展, 根据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向“高”、“新”、“精”方向发展。教师应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 吸引学生, 使他们的探索精神以及创新意识得到激发。确定学习的重点专业以及精品课程, 通过重点专业和精品课程带动广大师生努力探索、积极创新。第二, 努力改革现有教学方式及内容, 实现创新。教师应该尝试着将文化育人工作的展开向社会拓展, 切实加强和媒体、企业以及社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积极建设良好的社会实践基地, 使校园和社会之间能够构建起一种良性互动模式。例如, 现阶段非常普及且十分实用的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方式。第三, 应该积极对内容进行创新。教师应该努力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具体来说, 可以将课堂延伸到社会中, 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对学生展开教育, 使学生的视野有所扩增, 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从而真正提高学生主动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四) 巧妙运用课内以及课外教育, 开展人文教育

针对高职院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非常缺失, 以及存在严重的重技能、轻素质的现象。在高职院校教育过程中, 应该考虑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具体来说在课内可以开设人文素质的必修课, 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在课外可以开展环境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等诸多方式, 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摘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充分满足学生对个人职业发展需求, 有助于满足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需求, 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创新主要存在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文化育人机制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缺乏合理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等问题。为实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创新持续发展, 今后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方面策略:努力构建有效的育人机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完善的网络文化教育体系;努力创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手段;巧妙运用课内以及课外教育, 开展人文教育。

关键词: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机制,对策

参考文献

[1]陈云涛.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三维文化”育人体系个案分析[J].高等职业教育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 2007, (04) .

[2]张建华.论高职院校多元文化的育人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 (36) .

[3]徐永慧, 郭艳坤, 朱晗.多元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初探[J].北方经贸, 2011, (05) .

[4]尹国华.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5]许芳奎.构建基于人才培养过程管理的高职院校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A].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阶段性成果集 (天津卷) [C].2010.

[6]刘立华, 季一木, 葛敏.高校全员育人创新机制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01) .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8

关键词: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机制创新

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因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在性质、功能、地位和发展道路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领导方式、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上进行革新。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可以统称为先进文化产业。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由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过程还将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把上述文化的三种形态作适当的区别和联系,正确处理其关系,是必要的。然而,它们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相互促进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它们之所以可以统一起来,是根源于文化产业产品的商品性与意识形态性可以相容,以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以统一。只有以文化产业的方式去办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才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才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充分调动以党和人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并建立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应机制,使主体创造的文化客体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尤其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更应该提倡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确立全球性视野和战略性思维,在全球化文化产业运动变化中把握其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研究和把握国际文化产业发展链上的新联系、新属性,探索其新本质和新规律,扬长避短,力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实现有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自主性、独创性和拓展性,开辟发展的新境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凸现,为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我国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则为建立发展文化产业的促进机制提供了保障。因此,推进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时机已经成熟。

一、实施三大战略性调整

1、战略性调整的第一个决策:

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遵循一般发展规律,建设我国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必须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文化产业是精神生产力的当代形态,有别于一、二、三次物质产业,在人类正在面临的“科技综合体革命”中,我们把它命名为“精神产业”,以凸显其“精神”特征和“当代生产”特征,体现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猛发展,相应的,其理论研究也走在前面,但其根本缺陷是,只停留在“文化工业”层面上,没有从基础理论和精神生产的现代形态上作深人研究。然而,在西方,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观念已成为社会观念并深人人心。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借鉴他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性理念,形成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精神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崭新体系,赶超人类文明的新水平。必须发挥优势,建构门类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发达,文明程度高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占得先机,并保持其超强势头。然而中华民族却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和丰富资源;有通过改革开放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有经过长时期努力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成建制、成规模的精神生产技术设备和硬件设施。因此,按照六大支柱产业建构门类齐全的精神产业体系正值其时。

必须推进“两大创新”,做好制度创新这篇大文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我们推进体制创新,目的是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我国的精神产业,总体上处于后发状态。但从辩证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后发未尝不是一种优势。比如我们的科技、教育比较落后,但因为后发,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直接借鉴当代科技和教育的最新成果,不必走漫长之路。而且,落后可以激发奋力拼搏、勇于超越的进取精神,这正是促进落后向先进转化的重要动力。只要我们勇于突破阻碍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把办文化事业转变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学习和认真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那末,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产业必定能在实现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发挥中坚作用。必须跟踪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前沿信息。我们不单要了解文化产业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状,更要明了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高主动性,避免盲目性,决心在未来竞争中先拔头筹。

2、战略性调整的第二个决策:

结合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按照特殊规律,突出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系统中支柱产业门类。

首先,在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层面上,必须确立文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原则,从而实现宏观决策逐步由以物质生产为重心向以精神生产为重心的战略转移,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大挑战。其次,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在战略上,清晰地规划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文化产业几大门类支柱,如教育产业、智力产业、技术产业。集中力量做强做大几个产业,实现大集团突破,抢占文化制高点,力争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战术上,集中全国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力资源,瞄准方向,力争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个战略性项目、某项战略性技术、某项关键性产品和某个枢纽环节,实现重大突破,抢占新兴产业、边缘产业的桥头堡,兴名牌、推精品、出力作。

三、战略性调整的第三个决策:

根据科学性、先进性、预见性和发展性原则,合理规划中国先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精神生产力布局。

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的科学性,指的是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在产品、产业规划布局上的协调、合理、美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先进性,指的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人的观念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预见性,指的是发展精神产品和精神产业要具有未来眼光、宽广视野和历史洞察力,能把握住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发展性,指的是要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精神产业和文化产品永葆繁荣兴旺和长盛不衰。

据此,应当确定下列两大规划预期:预期之一,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素质,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提升精神产品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含量;提升社会和公民的文明程度。从而提升中华民族全面赶超先进文明的内蕴力和发展力,为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文化动力支撑。预期之二,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中的生产力布局。首先,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布局。在特区、沿海城市和发达地区,可利用原有优势,集中人才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科研活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还可设立文化产业发展特区,生产高、精、尖和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顶级产品,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在其他地区可凭借自己的优势,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和一批文化支柱产业;形成特色鲜明、利用一切显现的和潜在的文化资源优势的精神产业门类。其次,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并重的方针,着力发展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产品。

二、建立四大发展机制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产业规律的导向机制。

其一,政治导向。文化产业的政治导向,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有利于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有利于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实践过程中创新方式方法,一是变指令性为导引性。.文化政治导向的运作方式不能满足于以往的灌输、说教等形式,而要由硬变软,把思想教育和灌输的政治内容内化为人们思想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把以传播者为中心变为以接受者为中心,潜移默化地培养文化消费者的政治立场,使受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接受。三是变狭隘的突击的政治宣传为广泛的持续的、春风化雨般的人文浸润和理性教育。其二,观念导向。其关节点是摆脱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上的误区,摈除把文化产业只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观念;摈除把一切文化产品都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摈除文化只是娱乐休闲的观念;摈除文化非商品性的观念。从而确立文化产业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的观念确立经济文明观、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观念;确立文化产业的市场观念;确立文化产业的全球观。其三,产业导向。其目的是尽快确立文化的产业化导向,构筑产业化发展框架,出台符合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产业向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按加人WTO要求加快与国际接轨;要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钟阳胜:《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9

一、构建立体化的管理网络

学校发展离不开组织领导与管理落实。学校以校长室领导下的各科室的工作部署为纵线, 以行政联系各年级部和各教研组、年级部主任联系各班级为横线, 各项工作网络式、交叉式部署开展, 形成密集高效的管理网络。

(一) 设立年级部

学校邀请年级部主任参与校务会议。年级部主任将学校的工作部署直接传达到本年级各班级。我校发展到现在已有47个班级, 2160多名学生。为了更扎实有效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我们根据学生年级特点分成了6个年级部, 分别是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每个年级部设置部主任, 负责本年级各项学校工作的传达、布置、检查、落实、评价等工作, 对班级管理、教学工作做好全面的指导, 协调任课教师、班主任、各处室的工作, 增强年级部凝聚力建设, 带领本年级部“争先创优”, 在学校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学校每年举办的运动会、读书节、科技节、艺术节, 开展的“‘校园十佳歌手’评选”“狂欢节”“美食节”“元旦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都离不开年级部的组织协调。正是因为有了年级部高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 学校每年的活动才能办得红红火火。

各年级部都建立了QQ群, 教师们可以在群里共享各种资料。以年级部为单位组织的各种体育娱乐活动, 拉近了教师们的距离, 融洽了相互间的关系, 营造了温馨和谐的工作氛围。

不少学生偏科现象较为严重。对此, 教师自发成立薄弱学科学生导师制, 由一位教师带几个学生, 定时义务为他们补习功课。

(二) 行政联系年级部、教研组工作

学校任命12位行政人员联系6个年级部, 指导并支持年级部开展工作。每天早上, 他们就在自己所联系的年级部里巡视, 看看学生到校早读情况, 将情况及时反馈给班主任。平时也经常到所在年级部了解教育教学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建设性意见, 提高年级部工作实效。年级部有什么困难, 教师们也总是第一时间找联系人, 由其出面帮助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的再上报校长室。这样的工作思路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期末, 他们又参与该年级部的班主任考核、“文明班级、五星班级”的评比等工作, 为表彰先进、挖掘典型搜集大量资料。

每位行政人员根据自己的任教学科申报联系的教研组, 参与教研组活动与教研组文化建设, 积极发挥学科特长, 对所在教研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 促进教研组快速发展。期末, 他们对所在教研组进行考核、评价, 并参与该组教师的评优晋级工作, 为学校推荐先进、完成考核提供重要依据。各教研组在各自联系人的带领下, 制定教研组发展纲要, 明确教研组发展方向。比如初中科学组以“科学”“技术”“生活”为文化核心, 将科学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目标是开设具有姚北特色的校本科学课程;初中思社组以“shi”为文化核心, 意为“时”和“实”, “时”包括时事、时代、时政等内容, 而“实”则包含了工作踏实、专业扎实的意义; 初中数学组将文化核心定位为“圆”, 即以学生为圆心, 以导学稿教学为半径, 画一个面积无限大的圆; 小学英语组则结合我校中小学一体的特点, 提出扎实推进中小学英语教育、凸显英语特色、成就终身发展的共同愿景。

二、建立激励性的考核机制

学校在考核制度上积极创新, 不是仅仅考核个人, 而是按团队考核, 不拿教师与教师比, 而是拿备课组与备课组比、教研组与教研组比、办公室与办公室比、年级部与年级部比、整所学校与其他学校比。

如2012年中考, 我校274名考生在激烈的竞争中, 以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 顽强拼搏, 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余姚中学自主招生中, 有14名学生以高分被余姚中学提前录取, 录取率在全市35所公立学校中排名第一;普高上线人数193人, 上线率为70%;考生优秀人数达到153人, 优秀率为55.84%, 合格人数为245人, 合格率为89.82%, 在全市公立学校中均居第二。这一成绩是九年级全体教师共同奋斗的结果。25位教师凝心聚力, 同舟共济, 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拼搏。他们一起携手, 有经验共同分享, 有问题共同解决, 有困惑共同探讨。正是在新老教师的互相合作研究中, 他们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 学生成绩得到了提升, 学校倡导的团队文化得到了提升。他们是学校团队文化最好的诠释。为此, 学校在教师节表彰大会上, 特别设立了“优秀团队奖”, 表彰2012届九年级教师团队。

又如我校的中考科学成绩位居全市公立学校第一, 这离不开九年级科学备课组的4位教师团结一致, 努力奋斗, 不计得失, 互相合作。星期天下午, 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为学生补差的身影;晚上9点后, 我们经常看见他们还在忙碌地批改作业;在课间的这段时间, 我们经常看见他们叫来学生悉心地指导……学校为表扬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取得的成绩, 特别给他们颁发了“特殊贡献奖”。

此外, 学校于2012年2月隆重举行了“感动校园十大新闻人物”和“老师, 您的教育我崇拜”颁奖典礼, 以表彰、奖励为学校无私付出不求回报的教师典型。颁奖现场感人至深, 全体师生都在典礼中受到了一次洗礼。

三、建设民主化的管理团队

学校高度重视行政班子的建设, 把师德崇高、思想开拓、业务精专、功底深厚、兼有特长、身心健康的优秀年轻教师, 选拔到行政岗位上来。选拔坚持公平竞争、唯贤是举的原则, 培养他们具备挑战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超前意识、信念意识、开放意识、合作意识。班子成员团结一致, 分工明确, 责权落实, 重大问题由校长办公会议、行政会议讨论决定。

学校召开一年一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向大会作学校工作报告, 相关行政领导作工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提案答复等,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征集教职工的意见与建议。学校发动教职工开展教风、学风评比活动, 组织教师起草或修改一年一度的教职工分配方案, 积极推进校务公开, 学校重大事情张榜公布, 并在教师会上通报, 做到公开透明, 阳光操作。学校建立了由党、政、工、团、教职工代表组成的校务公开监督组, 监督财务管理、招生、教师职称评审的考核和奖励等工作。几年来, 学校遵照规范程序办事, 按照制度实施校务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家长、全校师生的监督。

学校在制度建设、课堂改革方面也与全体教师积极沟通, 通过座谈、访问、问卷调查、建言献策等多种途径, 搜集并征求教师的广泛意见, 尊重并采纳教师的合理建议, 使学校层面的决策能被绝大部分甚至全体教师认同、接受。在此基础上, 学校工作的开展都是愉快、顺畅、高效的。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10

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基础,虽然我市在文化人才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长远看,秦皇岛市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过于保守,尤其是新兴文化人才不足,与周边的一些文化强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文化人才的类型单一。首先,我市缺乏既能把握文化发展趋势又精通文化专业技能的复合型高素质管理人才,在人才上的这种能力缺失,严重制约着我市文化改革的推进。其次,我市文化人才的分布不均,现有人才大部分都集中在传统文化领域,而在由高科技引发的如网络、动漫、 游戏、广告创意、多媒体技术等这些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新兴文化方面,我们的人才培养则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才培养的盲区。

(二)缺乏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市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许多艺术从业者都是通过封闭的自我学习来提升自身的素质,这种方法不仅提升速度慢,同时即使培养出来也只是提升个体,对于我市文化人才的整体培养没有明显效果。其次,目前施行的职称评定政策过于保守,重资历、轻能力,存在着明显的论资排辈现象, 想要晋升只能通过“熬”这一方式,优秀的年轻文化艺术人才没有一个合理的上升通道。

(三)人才断层问题严重。文化艺术人才老龄化严重, 几十年来活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直是少数的一些人,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在某些领域起支撑作用的依然是即将退休甚至是已经退休的返聘人员,因此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文化人才断层现象。

文化人才在培养和使用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已制约了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步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便是改革我们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找到一套适合我市实际情况的人才储备使用方案,使我们能够引进和培养出更多的文化人才,同时让我们的原有人才能够更加人尽其用,让新老人才为我市的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我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座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我市虽然已成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但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还有着许多需要完善和提高的方面,这其中以设施建设、设施开放、设施监管方面的问题尤甚。目前来看,我市基础性文化设施发展的速度很快,覆盖面较广,但高档次、 高水平的设施却明显不足。拿演出场馆来说,我市海港区范围内可供大型演出的仅有文化广场和工人文化宫等少数几个地方。这其中,属于现代化场馆的仅有文化广场演出厅, 但由于其担负着多种演出任务,在场馆建设时需要兼顾各个方面,导致了其舞台面积、灯光舞美、音响效果的不足。演出一些普通剧目尚可使用,但一旦承接了高水平的演出,其设施和舞台的落后就显露出来,导致许多优秀的演出达不到应有的标准,影响观众的观演积极性和高水平院团来秦演出的积极性。

公共文化设施是公共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把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变成了一种政绩工程,只顾着装潢门面而忽略了设施的实用性。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任何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都应把实用性作为第一建设准则,不能只建不用、多建少用,否则就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馆的监管工作。要保证这些场馆设施完全用在公共文化服务上面,坚决禁止将这些场馆设施挪作他用,尤其是严禁将其用于商业租赁或拍卖。例如,有的单位把原本应该用来免费开放的场馆出租、出售给一些企业,赚取一些蝇头小利,这严重影响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初衷和使用,对此我们要严厉查处,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

三、解放思想,敢于打破传统,将文化体制改革真正落实

面对已经到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一定要拿出更多的智慧、更大的勇气,采取更有利的措施将改革进行下去。我们要大胆创新、扎实推进,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入手,不能瞻前顾后、裹足不前,要勇于打破常规、破除桎梏。要敢于创新,探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等朝阳产业的融合,为新兴文化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把握改革重点,发挥秦皇岛自身的文化旅游优势, 努力在河北文化改革中体现秦皇岛元素,在全国改革中发出秦皇岛声音。

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拉开了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文化改革中,如何结合秦皇岛实际,把握好文化改革发展的脉搏,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为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起到助推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11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一、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创新应遵循的原则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源于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作的一次著名的讲演。其后不久,“为人民服务”演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在我党七大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贯彻在我国政府作为的各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也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原则展开。文化权利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享有公共文化的权利必须由政府履行公共文化的义务来保障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对应主体是广大人民,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明白这一机制是为谁服务,只有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想人民之所想,供人民之所需,将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做到根本上“为人民服务”,也是其提供机制创新的根本出路。(2)科学性与实用性强相结合的原则。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还应坚持科学性与实用性强相结合的原则。要让广大人民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切实能够享受到服务,科学性与实用性缺一不可。因此,无论是起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还是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亦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制,都应当建立在追求科学合理与实用的基础上,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落到实处。首先,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要着重于科学性。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依据科学,遵循规律,才能更好的促进事物的发展、维持事物的稳定。机制也是如此,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制的改革不能想当然,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就仓促上马,即达不到目的,也劳民伤财。其次,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应当着眼于实用性,不能始终高屋建瓴,不接地气。提供机制的运行,如果没有实用性,就如水中月、镜中花,看得见但抓不住,始终是在做无用功,产生不了效益。(3)联系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的原则。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可以比较的。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也应把这种联系性和可比性考虑在内。有鉴于此,联系性与可比性就成了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坚持的原则。联系性与可比性原则的内涵可以作如下理解:从横向上理解,纵观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形成联系与对比。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制创新,既要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但又切不可照搬照抄,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创新出真正适合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从纵向来看,具体到我国内部,由于历史、气候、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各个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时候,也要如前一点所述,遵从联系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的原则,更好的把握创新方向,加快改革步伐,真正构建出适合本地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相对于横向来说,我国国内的各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情况更容易把握,也便于联系对比。从具体类别上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包含于公共服务中,其他还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将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制与教育、卫生、医疗等产品的提供机制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的创新提供经验,也可反向作用于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形成良性循环。

二、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制对策

文化馆工作机制的创新 篇12

融合创新是技术创新系统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1],而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是文化系统、科技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系统三者间深度融合的复杂系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有关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科技的作用关系,以及对特定区域科技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对策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科技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如谭希培等[2]通过分析文化和科技两者间的关系提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正向关联,龙莉等[3]从文化科技政策视角对科技政策创新如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区域发展层面分析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对策[4,5]; 但从融合创新实现路径的角度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相关研究很少,如陈英武[6]以图书出版行业为例,分析了科技创新作用下文化产业的适应力以及发展路径, 并提出了以 “文化产业的科技适应力”为主体的分析框架。

综上可知,目前多数研究认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是由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若干要素形成的复杂系统,且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从总体上看: 其一,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定性方法进行分析,定量研究不多; 其二,虽已有学者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相关变量的选择过于单一,且多从静态视角分析其作用机理,难以体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其三,已有文献集中于从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对于文化与科技反馈作用机制及其作用路径的研究少有涉入,然而,后者更符合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反馈机制的真实情况,更有利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识别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反馈作用机制,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基本原理,构建文化系统和科技系统的动态模型,并通过系统仿真来确立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反馈作用机制,以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理论,并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效率的提高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2文献回顾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研究已成为目前学者的关注焦点。自2011年以来,大量关于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这为本文对二者的反馈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目前,多数学者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视角探讨科技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机理,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对于改善文化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7,8]。 而从融合创新视角分析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规律发现,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深度推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提高文化创新的驱动力。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对科技反作用角度出发,指出只有在循环反馈的作用机制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与创新。钟荣丙[9]通过对文化科技一体化发展趋势分析,提出了文化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实现途径。李辉等[10]从文化消费等方面分析文化发展对科技需求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纵观已有研究,虽然学者们关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进行了大量探索,但是至今尚没有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关键问题———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路径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 同时, 学者们大多采用理论推演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探析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中,由于文化系统和科技创新系统反馈作用机制所导致的复杂性、耗散性以及不确定性,缺乏对融合创新系统动态发展规律的深层次的定量分析。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运作过程, 基于理论推演方法的分析很难对系统间复杂的关系进行清晰、准确的文字描述; 同时对于案例研究方法,由于其是基于各地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实践总结所得,尚需进一步检验所得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为此,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作为研究方法,对文化系统、科技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系统三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揭示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路径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3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SD模型构建

3. 1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因果关系分析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思想,首先需要确定系统边界[11]。由于影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因素较为复杂,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因此,本文结合已有成果,建立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反馈机制, 提出由 “文化系统—科技创新系统—外部环境系统”三大子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相互耦合而形成的复杂开放系统,且具有多变量、多回路和耗散性的反馈结构。按照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相关影响因素, 将系统划分为科技创新系统、文化创新系统,两个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相互联系,因此形成了往复循环的反馈回路; 此外,两个子系统又存在于社会和市场环境中,受到国家文化、科技政策以及文化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分析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反馈机制及其重要影响变量,就必须要对影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正常运转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回顾和梳理。

本文通过SD方法分析了文化系统、科技创新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系统等变量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因果反馈回路( 见图1) ,其中 “S”代表正反馈, “O”代表负反馈; 最后建立起一个包含变量和数学方程的系统动力学框架,从而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反馈机制进行长期动态的定量仿真和模拟。

由图1可知,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因果关系中主要包含了12条回路,即12条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现路径,见表1所示。

通过对上述12条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创意内容丰富化作为衡量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表征的是文化产业发展中 “创意和内容为王”的理念,主要受文化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影响,两者与创意内容丰富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文化创新能力是实现文化创意的重要手段, 本文所指的文化创新能力不仅包括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凸显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方面的创新。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是衡量文化创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主要变量,只有生产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文化创新产品,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是衡量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的关键指标,其表征的是将科学技术融入到文化创意库,将文化创新机制与科技创新融合起来的能力,不仅对文化创意内容丰富化具有重要影响,还代表未来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发展潜力,主要由文化转化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两个子因素间相互作用形成。其中,科技转化能力受到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而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与文化转化能力具有正向关系。

科技转化能力和文化转化能力是决定文化科技融合能力的重要变量,其中科技转化能力是指对从科技创新能力中获取的与文化相关的内容进行吸收、 转化的能力,是科学技术向文化创新过渡的中间环节,通过创新文化产品形式、优化传播路径以及改善文化表达方式3个路径实现科技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同理,文化转化能力指的是对从文化创意中获取的,能够推动科技进步的内容进行转化和应用的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理念、健全文化机制以及完善创新环境三方面。

科技创新能力对文化科技融合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艺术科技科研项目完成数代表与文化科技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成果; 科技创新动力指的是科研人员对于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激励机制完善度等因素的制约; 而产学研合作力度则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合作力度越大,从产学研联盟中获得的研究成果与文化创新人才就越多。

3. 2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SD流程图

3. 2. 1模型基本情况及假设

本文在上述因果关系图的基础上,引入状态变量( Level) 、速率变量( Rate) 、辅助变量( Auxilia- ry) 以及常量( Constant) 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系统流图( 见图2) 。

按照系统动力学方程设定基本原则以及各系统变量实际意义对各个变量的数学公式进行设定。在该系统中共存在4个状态变量、7个速率变量、4个常量以及20个辅助变量。同时,为确保仿真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1) 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实际运行情况, 本文假设模拟仿真的初始时间为2005年; ( 2)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是由科技转化能力和文化转化能力直接决定的,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科技转化能力和文化转化能力越强,文化科技融合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 3) 为简化模型,本文假定毕业生人数是由招生人数和未毕业人数决定,而招生人数主要取决于文化教育机构从业人员数。

3. 2. 2参数设置

在对模型方程进行设定过程中,各参数的选取和确定都是通过调研和分析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所得的数据,主要参考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06—2013) 》。具体来说:( 1) 对于模型中状态变量初始值的设定,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和相关经验数据,其中文化艺术科技科研项目完成数和毕业生人数初始值均来自于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6》,分别为300个和19 572人; 而文化科技融合能力和创意内容丰富化初始值则是根据相关经验和统计数据计算所得,文化科技融合能力的初始值为5,创意内容丰富化的初始值为2。( 2) 针对模型中出现的4个常量都是通过上述统计年鉴获得,其中文化艺术科技研发机构的初始值为122个,中高级职称人数为188人,文化教育机构从业人员数为13 952人,文化部门教育机构数为186个。

3. 2. 3主要方程设计思路

L1创意内容丰富化= INTEG ( 文化创新能力- 文化创新中滞碍因素,2) 。

R1文化创新能力= 文化产品形式+ 文化传播路径+ 文化表达方式;

文化创新能力主要通过文化产品形式、创新性的文化传播路径以及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3个层面构成。

A1文化产品形式= 0. 3*科技转化能力;

借助科技转化能力能够对文化产品的外观、具体表现形式产生正向影响。从我国有效专利构成情况来看,外观设计专利占比约为35% ,能够成功转化的比例相对更低,因此相关度假定为30% 。

L2文化科技融合能力= INTEG ( 文化转化能力+ 科技转化能力,5) 。

R2文化转化能力= ( 创新环境+ 文化创新机制+ 文化创新理念) * 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

通过创新环境、文化创新机制和文化创新理念3个维度实现文化对科技的反作用,且反作用的强弱受到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的影响,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越高,文化转化能力越强,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越大。

A2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 Intermediary market ( Time) ;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文化中介市场日益完善,因此本文采用表函数对文化中介市场完善度进行衡量,具体的表函数设定为:Intermediary market=Lookup[(2005,0)-(2012,0.9)],(2005,0.2),(2007,0.3),(2008,0.5),(2009,0.6),(2010,0.7),(2011,0.8),(2012,0.9)]。

L3毕业生人数= INTEG ( 招生人数- 未毕业人数,19572) ;

毕业生人数通过文化教育机构招生人数和未毕业人数之差表示,其中初始值由统计年鉴获得。

A3科技创新动力= 0. 001*毕业生人数*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程度;

科技创新动力主要取决于具有相关专业基础的毕业生人数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的完善程度两个方面。由于当前我国大中专毕业生在就业中普遍存在专业不对口问题,造成与文化相关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影响创新动力,因此假设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并具有一定科技创新意愿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1‰。

3. 2. 4模型有效性检验

模型有效性检验是判断SD模型预测性和准确性重要的标准。文化科技融合能力主要是通过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文化艺术科技科研项目完成数和毕业生人数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重要变量,为此,本文以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06—2013 ) 》 为依据,并将2005年的值作为初始值,使用Vensim PLE软件对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不难看出,除2007年外,系统仿真值和实际值的误差率很小,平均误差率小于5% ; 而2007年文化艺术科技项目完成数的误差率较大的原因在于2007年文化艺术科技研发机构数量减少,且高级职称人数从2006年的972人减少为2007年的944人,导致科研项目的申请数减少,使得2007年科研项目完成数大幅下降。因此,根据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的原理,从整体上看,模型能够较好模拟现实中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路径及实现情况,满足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要求。

3. 3参数灵敏度分析

系统动力学是对现实系统的模拟,其研究对象较为复杂,且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函数描述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因此,为了使模型模拟分析和政策推荐更具科学性,本文采用灵敏度分析方法对模型中较为敏感的参数和政策进行研究,经过模拟以及对相关行为曲线变动差异的观察发现,产学研合作力度、激励机制完善度、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以及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等4个变量对模型较为敏感。

( 1) 产学研合作力度。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条件下,将产学研合作能力由现行数值增加0. 1,并对产学研合作力度进行灵敏度分析可知( 见图3) ,促进产学研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产学研合作,一方面可以实现在满足双方效用基础上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参与产学研合作不仅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等,还能够极大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是科技转化能力的基础,通过科技转化能力改变文化传播的路径、文化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内涵和人文内涵,最后丰富文化创意,实现 “内容为王”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目标。

( 2)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程度。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通过对模型不断进行调试发现,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程度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产出具有正相关关系( 见图4) ,文化创新的激励机制完善程度是决定文化科技人员科技创新动力的主要因素。同时, 文化企业和研究机构激励机制是否具有竞争性、能否满足员工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对文化科技人员积极申报科研项目的行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文化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 一些激励条款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对文化科技人员难以形成 “正强化”效应,限制了文化科技人员创新动力和人才效用的发挥,对提高文化科技融合能力、丰富文化创意内容产生负向影响。

( 3) 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图5是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将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调整了0. 1后得到的仿真结果,得出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市场需求本身不易被察觉和评估,且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作用,因而,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市场需求对文化创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评估,才能实现创意内容丰富化, 满足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

( 4) 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提高文化转化能力、健全文化对科技的反馈机制主要可以通过完善文化中介服务体系来实现,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在文化和科技转化中具有桥梁作用。本文所指的文化中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文化市场中介组织体系以及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从图6可以看出,将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提升0. 1,文化科技融合能力与创意内容丰富程度增加,说明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具有相关关系。但是相较于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而言,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的影响在2005—2010年这一阶段并不十分显著,而从2011年开始相关行为曲线变化显著。究其原因,是因为在2011年以前,文化中介服务体系长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而自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强中介机构建设,加大金融对文化支持力度的决议后,文化中介机构进一步健全,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展开,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4模型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结合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际运行情况, 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因果关系模型,通过因果关系模型明确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实现路径和运行模式;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Vensim PLE软件对模型进行有效性仿真研究发现,模拟情况和实际运行情况拟合度较高,所建SD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通过对模型中较为敏感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力度、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程度、市场需求预测准确度以及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影响。根据上述灵敏度分析,主要得到如下启示:

( 1) 产学研合作力度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产学研合作的实质是 “异质性” 主体间的联盟,产学研合作力度越大,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能力的影响就越强,为此,政府在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提供基础设施、物质支持的同时, 更应该在文化企业与科研院所以及高校间 “牵线搭桥”,积极引导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对于大型文化企业,特别是具有完善科研设施的文化企业,不仅要鼓励其参与产学研合作,还要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防止出现因为对产学研过度依赖而产生 “挤出效应”[12],从而对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 2)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程度对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激励机制对文化科技人员具有强化作用,有利于提高研发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和项目申请的积极性,提升文化科技融合能力, 因此,文化企业和文化研究机构可以健全创新激励机制,明确项目申报、科研成果与研发人员科研奖励的具体比例,提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但是,激励机制的完善和全面贯彻实施与文化企业的绩效并不完全正相关,构建和实施还需考虑机制设计和实施的成本,如果成本大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生的收益,那么完善的激励机制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 3) 市场需求预测越准确,文化创新能力的经济价值越高。政府和文化企业要充分发挥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中的导向作用,积极改变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反馈机制中的 “闭门造车”现象,引导形成 “市场需求—科技研发—文化转化—进入市场— 产业化发展”的全新融合模式,提高文化创新能力, 实现文化创意内容丰富化。

( 4)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产出受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的影响。在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文化中介服务机构、推进中介机构企业化,为文化科技相互转化提供平台,提高文化科技转化效率; 另一方面,政府引导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合作,为科技与文化转化能力提供资金支持,创建文化金融服务新模式,即: “企业评估— 担保机制—资金支持—科技创新—文化转化—进入市场”,以此解决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文化创意市场繁荣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确立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反馈机制中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影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弥补了当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的不足,还为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提供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但是本文在建模过程中对于相关变量的选择和参数设定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采用统计学相关方法对相关参数值进行设定,以进一步提高模型运行的准确性和结论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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