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体制改革

办学体制改革（精选12篇）

办学体制改革 篇1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比较多,许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校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此,2016年3月27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上海远播教育集团协办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文采撷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主持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龙岗天誉实验学校校长王飞、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张丽清参与的校长圆桌论坛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办学自主权的赋权与分配

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在讨论学校自主权问题,如何分配、赋予及运用,才能将学校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各位校长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识与思考及他们的办学经验吧。

程红兵: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不是纯粹的公办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私立学校。它是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改革学校,是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它并不是对教育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不是委托教育中介机构或刚刚退休的知名校长办学,而是由企业来办学,将学校和企业、社会等各种资源联系起来。

所谓体制机制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问题,是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学校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权力是核心。如何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分配,二是赋权,三是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既高效又规范。分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权的关键在于明确社会中介机构的边界,用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校长的权力边界。因此,程序建制、明确权力边界很关键。

我的一个教育口号就是要把学校打开。只有把学校打开,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在明德实验学校,各个委员会是学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的一个优势在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办学自主—经费自主、用钱自主、用人自主(契约型教师)……此外,校长有课程领导权,才能真正实行职权改革,改革课程结构。

曾晓东:其实,教育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学校。

卢志文:我比较提倡教育家办学。教育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公办学校本质上是“教育局办学”,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获得源于体制;民办学校中,学校的办学制度是一种法律,校长作为经理进行考察。中国经济的繁荣奇迹,是从解放企业和企业家开始的,中国教育的繁荣也将从解放学校和校长开始。只有每个细节都被激活了,机体的生命力才会旺盛。体制是一种结构,变革体制是以结构谋功能,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用,所以体制创新是一种结构创新,尽管都是碳原子,但彼此的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的物质也千差万别。

教育性质有三种力量。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是内部的力量;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结构的力量;教育技术的创新,是外部的力量。三种力量共同推动教育的进步,以结构的力量最为强大。体制改革和分配管理的意义,首先是要松开民办学校非营利属性对办校者的道德绑架;其次是要借助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政策扶持,让更多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要素聚集;再次是通过多种途径的体制改革创新,使教育家办学成为可能。民办教育不是政府财力不足时的过渡产物,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需要。大国崛起需要教育支撑,中国创造需要教育转型,社会进步需要教育助推,民生改革需要教育服务。

温州是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翔宇教育集团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旗下有10余所学校,这一多样化的道路生存需要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

王飞:深圳市龙岗区实施政府资助学校这一新的办学体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同于公办学校,也不同于民办学校,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学校。在这种顶层设计下,校长办学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可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办学校不是一两年就能办好的,是百年大计,必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体制。真正实行委员会制度,就是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民主管理制度,在管理过程中对校长权力形成监督和制衡,实现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张丽清:华中师范大学C100计划,主要是通过联盟、合作、创新,依托大学教育的特色发展优势,广泛整合校内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合作区域内教育的高位均衡、多元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在合作办学方面提出三个目标,一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开展综合改革,二是建立基础教育新的教育教学体系,三是以推进教育信息化来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在“互联网+”时代,教学改革主要是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和政府合作办学,与地方政府、大集团合作,还有就是实现三方合作,政府、机构和大学一起成立学校董事会,培训职业校长,同时管理合办学校。

学校管理采取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管理模式。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一个管理团队,大学主要负责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提升及课程教学方面的专业指导。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学平台中的一种模式,即正向合作模式,通过龙岗区人民政府与大学合作实现公对公的办学。它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一所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专业诊断评估,目前运作良好。

此外,龙岗区政府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上给予很大支持,形成了专家治学、社会参与的内部治理基本架构,华中师范大学每月会派出专家进行教学督导。

校长遇到的限制与约束

作为一名校长,他所面临的角色和功能其实在许多方面和教育局局长所面临的有很大不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对一名校长来说,面临的不仅是权力、权力分配、民主和权力的分享等,他还要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如师资培养、课程、教学、家校沟通等。那么,处于校长的位置,他们会遇到哪些限制与约束呢?

程红兵: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80%的教师是应届本科生或硕士生,所以对校长来说,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能力,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想第一阶段是地毯式听课,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课上好,还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时间非常紧迫,对我而言,作为一名校长,站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想把我30多年的想法付诸行动,思考如何将这支队伍带出来,它可能会直接影响未来教育改革到底能成就多少。

曾晓东:对程校长来说,他不仅是一个领导,还是一个老大哥,带这么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对他的智力和耐心肯定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卢志文:中国校长会遭遇方方面面的限制,但最大的限制主要来自自身及其团队。我们希望他者来改变,但我们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一些改变,才会变得更好。学校在变成教育集团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不同形态的办学样式。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每天遭遇的困惑和他人有相同的一面,当我们尝试去解决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时,已经在为他人探路,每做一件事其实都是一种摸索,可以叫“实践的思考”和“思考的实践”。大体上,这几乎是所有校长职业生涯道路中的常态,我们必须在道路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每个人都不埋怨,把脚下的路走好。

王飞:现在,学校大体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教务处、总务处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各个部门有一名主任。5个委员会是为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做出最终决策提供建议的一种咨询机构,并不是行政机构。对管理人员来说是一种监督,必须成为学校的体制给予固定下来。它的确会给学校增加很大的负担,但却可以保证学校能够健康发展,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曾晓东:王飞校长到这所学校仅数十天,但是他对行政体制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师也会到各个学校挂职当校长,我的问题是:有时大学教师来学校做督导、评估,当其提的问题与学校提的有矛盾时,校长站在哪一边?

张丽清:对于督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所提的意见,我会站在学校层面思考,看其是否适合这所学校,再进行相应的消化和处理。

IB课程看课改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简称IB课程),是由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为期两年的课程,现在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在当前中国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的背景下,IB课程能够实施下去吗?课程改革会有怎样的走向?我们拭目以待。

王飞:中国学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时要考两门语言,一是语文,一是英文。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学生要考两种语言。怎样减负,当时我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取消英语课。说实在的,增加一门语言课对学生的智慧发展有何作用,答案未必就是肯定的。IB课程发展主要集中在资金较为充足的学校,是为学生今后出国准备的课程。其实,IB课程也就是一门语言课,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学,什么时候学都能学好。我认为,办IB课程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卢志文:不管学校是公办校还是民办校,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有特色,满足选择性需求,这是底线加选择的一种思路。在管理中,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公办校本质上是一种均衡教育,课程教育要整合全国力量,而民办校应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追求极致,在市场中竞争,IB课程在这一体制下诞生,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还不够好,假以时日一定会好起来。校长领导力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变革领导力,这对校长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校长要为变革而生,如果不想变革,肯定不是一位好校长。

程红兵: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有共同规定,这一共同规定要基于学校、基于实践、基于问题而改革。IB课程,简单地拿过来,我认为是不太妥当的。也就是说,有时照搬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是可以的,但完全复制就不是自己的了。在中国办教育,可以或者必须引进先进的课程资源,但要整合到我们的课程系统中。我们第一要把学校打开,把课堂打开,结合自身特点做一些课堂结构或者学科结构上的变革,慢慢地走向完善。

张丽清: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需要,其次要看学生自己想要发展成什么样。在这一课程改革方面,特别是高中课程改革,我认为真正严格落实课程计划的高中校并不多,到底是课程设计出了问题,还是校长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为课程改变提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高考改革、用人制度改革、评价改革等,也期待高中课改能够解放校长,最终解放学生。

只有多样化的办学体制,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可能出现教育的高质量与丰富性。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研究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按照管办评分离原则促进学校自主办学,才有可能真正打造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适合学校的教育,充满多样性、丰富性与选择性的教育,即人民满意的教育,追求我们真正追求的教育理想。

办学体制改革 篇2

（第一大组

丑武江）

一、小组问题梳理

1、学院第一产业职教园区理事会，从成立到现在因活动内容少，节目少，园区建设内涵开发不够，大部分参加中高职院校因受益不高而不满意。

2、一产园区建设，内地有公司化模式，而我们园区理事会体制深层次东西太少;东泉基地建设，办学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学院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高位推动不够”。

3、“四中心，六基地”建设，园林分院向外扩张很快，但是师生方面限于人手紧张，基地为教学服务目标不清晰，参加师生感觉很累，整个分院忙于对外应付。

4、昌吉畜牧学院办学理事会目前有八个理事分会，运行机制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建设。

5、校企合作，一是一线教师与企业联系不紧密，二是在一产园区这个平台上合作层次不高，关系不密切。

6、校企合作，现在更多解决了“工”的问题，做不好，就会出现以“工”代“学”的问题。校企合作机制问题解决不好，学生就会成为廉价劳动力。

7、校企合作，学院没有统筹兼顾的统一规划布局。

二、推动学院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校企合作的思路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办学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质办学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学习规划纲要，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指明了方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群策群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新对策

1、将一产园区建设作为援疆的一个项目，争取各方面支持。

2、以国家农业高职办学体制改革项目实施为切入点，利用一产园区搭建的平台，进行校校合作、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开展理事会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提升学院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促进校企合作的发展，引领农业产业的发展，变“跟”为“引”。

3、一产园区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新疆第一产业职教园区，要发挥好园区的作用，就要让政府给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条件的企业发实习补助，或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支持等。

4、关于建立办学机制问题，实际上就是能否向下放权。在东泉校区办学，已引入市场机制，力度还需要再大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学院基层一线办学积极性。

5、引企入校，建立董事会制，在东泉校区建新疆现代养殖实训基地，将企业与学院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6、“四中心，六基地”建设要研究机制和做法，要考虑学院的承受能力，不是越大越好，要量力而行，要做精。

7、立足“大农业”，服务农业现代化，考虑学院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考虑专业的设置与建设；立足“大职教”观，构建农业职业教育新体系。

8、循序渐进，引企入校；学院参与企业顶层设计，又引入企业文化进校园，实现纵深融合；市场化运作校企利益关系；交叉育人，实现校企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

9、加大学院校企合作力度，关键点之一是提高我们培养学生的质量，学生到企业中去，能够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第二是教师能够进入企业，沉下身子，为企业解决疑难技术问题，就能受到企业的欢迎，校企合作就做的实，学院要增加教师下企业锻炼年补助天数和提高差旅补助金额。

办学体制改革 篇3

关键词 公办中小学 办学体制改革 委托管理 集团化办学 学校理事会

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不仅是对一所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建设的过程，还涉及到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与社区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在国家进行全面深化教育领域内综合改革的历史时刻，促进学校办学改革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改革的中心环节，任何关于教育领域内的改革绕过学校，都是要落空，是不能够长久为续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通过对我国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发展进行分析，明晰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轨迹，并对国内主要办学体制改革的模式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把握我国现代制度建设的关键，为正在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或即将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的区域或学校提供积极借鉴。

一、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政策发展轨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关于现代制度建设的政策发展历程大致以三个重要文件为标志，它们分别是教育部颁布落实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2010年颁布落实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纲要（2012年）》（以下简称《纲要》）。这三个重要文件的颁布落实，构成了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政策发展的整体思路。

1.《行动计划》

在教育部提出的《行动计划》中，第34条明确提出我国要深化学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建立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新要求，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文件。从政策文本的具体要求来看，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在深化学校内部管理机制的大前提下提出的，是以完善学校法人制度为抓手、实现学校内部管理新机制建设为目的的改革思路。

2.《规划纲要》

在2010年颁布落实的《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任务有：第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基础教育发展公益性原则，逐步建立政府为主体、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的全社会办学的体制，促进我国办学体制多元化。第二，落实与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为发挥学校办学自主权、实现教育家办学而非教育官员办学的目的。第三，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此项任务的顺利实施关键在确定学校校长负责制，以此为基石，推进教师代表制度、家长代表制度等民主决策机制的建立。

3.《纲要》

2012年，教育部制定《纲要》提出学校现代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加强学校内部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与民主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加强学校章建设，到2015年基本形成一校一章程的理想格局。第二，提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质量，建立民主决议机制，保证制度建立利益最大化。第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保障学校内部管理机制的廉洁、规范、高效。第四，继续深化教师职工代表大学制度建设与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建设、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机制，保障权利在阳光下运行。第五，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新机制，确实保障学校教师与学生权利，构建和谐的学校内部关系。

自步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与三次重要文件颁布落实遥相呼应，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明显体现为两条轨迹。第一条是以课题研究为载体，采取伴随课题研究过程始终的方式，此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普遍以试点为主。第二条是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该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主要表征为全域视野，在全国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在第一条轨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课题研究推动的痕迹。2003年，在我国开展首批现代化教育制度建设的9个实验区（北京西城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河西区、南京鼓楼区、大连中山区、杭州萧山区、深圳南山区、成都青羊区、海口美兰区中）全部出自中央教科院的国家重点课题“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化学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随着3年课题研究的结束，大多数试验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尝试也告一段落。继之而起的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对现代化学校制度建设的新要求与日剧增，在中央教科院3年课题研究试验区之一的深圳南山区，伴随着2007年深圳市事业单位由“养人”到“养事”的转变，深圳市教育局重新启动了包括南山区在内的现代学校制度实验。深圳市2007年关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举措被认为是延续至今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第二条依托行政体制改革而探索的开端。

二、我国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的几种典型模式

1.委托管理模式

委托管理指教育管理部门有计划地采取有偿委托的办法，把区域内一部分学校的办学事务委托给有一定管理实力的专业机构承担，双方通过契约方式在明确彼此权利、责任的前提下，通过采取体制内外对不同管理模式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改变这部分学校的管理效能与学校文化，提高这些学校的办学水平[1]。实施公办教育委托管理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第一，促进管办分离，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职能转变。通过委托管理，使教育行政部门从学校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将具体的学校运营交给专业机构，明晰了政府和学校之间的权责。第二，实现教育资源的跨区域配置。通过委托管理，可以将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引入公办学校系统，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与繁殖，更好地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第三，提高学校管理效益。学校委托管理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产生委托管理方，委托管理方管理学校的效益大于教育行政机构直接经营管理学校的效益。同时，在委托管理制度下，学校实际上置于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学生及家长的监督之下，减轻了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监督学校的成本。第四，有利于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和教育中介组织。在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受托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教育中介组织自身得以发展，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从而有效参与教育治理，促进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的形成。

2.集团化办学模式

集团化办学这一举措，以龙头学校为引领，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覆盖，引起了区域内教育资源整合、教育品牌扩张和学校教育在办学机制、学校管理、学校文化、教师发展等方面的变革，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高起点地解决了区域内优质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课题，实现了基础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双赢，无疑是一个教育创举。这些以名校为龙头的教育集团涵盖了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通过文化和师资输出、管理和体制创新等形式，实现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成为追求教育公平、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举措。公办学校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具有以下几点：第一，集团化办学创新了办学体制，通过集团化办学，打破了多年来单一的办学体制，同时也重塑了多年来公办学校单一依靠财政拨款办学的格局，通过集团化办学，为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难题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第二，通过集团化办学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盘活了教育资源，集团化办学实现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最大化满足，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效益最大化。第三，集团化办学创新了学校管理机制，集团化办学引进市场经济理念，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与运行制度，逐步建立起了符合集团化发展的内部管理机制。由于公办学校集团化办学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效果显著，近年各地纷纷推行这一办学模式，公办学校集团化办学正蔚然成风[2]。

3.新的决策权力机构：学校理事会的兴起

在传统的公办学校办学体制中，校长的任免权在教育行政部门或组织部门。致使校长的行为主要是对上负责，办学自主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干预。在一些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建立了新的决策权力机构——学校理事会。这一机构的名称各不相同，也称为董事会、民主管理委员会等，形成机制也不尽相同。学校理事会制度的优点主要有：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学校重大运营决策由学校理事会决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学校微观管理的直接干预，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二，真正落实校长负责制，使“教育家办学”成为可能。由理事会聘任、评价校长，减弱了校长对教育行政权力的依附程度。办学方式对学生、家长、社会（而非上级）负责，遵循教育规律，关注教育（而非行政）价值，这是教育家办学的基础和途径。第三，促进社会参与办学，保护相关方权益。由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出资者、教师、家长、社区代表组成的学校理事会实际上代表了学校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我国是教育行政部门办学，教师、学生、家庭这些学校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长期被忽视。只有积极促进这些利益相关方参与办学，吸纳和听取各个群体的意见，才能实现学校的民主化管理，在办学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护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三、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关键

1.坚持办学体制持续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行政管理，首先要减少行政对学校的直接干预和微观管理。建议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从自查自纠开始，严查和减少对学校过多的评估检查，改变文山会海，为学校松绑。在此基础上，对《规划纲要》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推进简政放权和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改革，最终要落实到“现代学校制度”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即通过简政放权，实行“校本管理”，使学校在财政、人事和课程等方面获得更多权力，实现学校的自主发展，从而恢复学校的活力，创造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教育文化。在继续完善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的同时，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类似美国的“特许学校”、英国“自由学校”的改革，即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在不改变公办性质、政府全额拨款的前提下，将部分公办学校委托教育家团队管理，实行教育家办学，恢复学校的自主性，从而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2.坚持依法治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立现代化学校制度，必须坚持依法治校[3]。为体现我国依法治校应确实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落实办学的第一责任人，赋予校长办学自主权，建立校长选拔机制、退出机制。第二，回归校长及团队职业管理的属性，建立学校理事会及董事会制度，减轻校长及管理团队行政束缚。第三，设立办学顾问委员会，作为学校办学的咨询机构，让学校依法办学不再被虚化。

3.推进章程建设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对外要求按照学校法律法规办学，对内就要建立学校章程，整体规划、运用好学校的这部“宪法”，为此笔者认为学校章程的建设要切实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的制定要做到“上”“下”结合；第二，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的表述要做到“形”“神”结合。所谓形，指的是结构完整；所谓神，指的是内容体现学校的特点和个性，不要雷同，阐述应繁简得当。第三，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的实施要做到“刚”“柔”结合。第四，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的修订要做到“动”“静”结合。所谓静，指的是章程和制度应具有相对稳定性，所谓动，指的是学校章程不能“一定终身”、一劳永逸，要富有前瞻，与时俱进[4]。

4.教育家办学

当前我们对创新性人才的呼吁、对素质教育的追求，关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主要聚焦在教学过程，即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但是，应当看到，之所以我国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多样化的教育模式的竞争，缺乏有影响的教育家，主要还是由于体制性障碍的束缚，由于高度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缺乏自主权和活力。因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多样化，背后仍然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需要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政府向学校授权，向校长授权，实行教育家办学，从而恢复学校的活力，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同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实质上是教育局办学，局长就是一个大校长。一方面局长不可能了解到所有学校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另一方面学校抱怨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评比多。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由教育局办学向教育家办学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局的放权。没有教育局的放权，就没有教育家办学。

参考文献

[1] 朱怡华.探索“委托管理”，促进教育公平：基于上海基础教育实践的调查与思考[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1（3）.

[2] 单大圣.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突破——以温州市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为例[J].浙江教育科学，2014（4）.

[3]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

[4] 陈立鹏.学校章程：学校的“基本法”[J].中小学管理，2013（4）.

[作者：何酉宁（1981-），女，重庆南川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讲师，硕士。]

三问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 篇4

在中国教育界,这种观点不乏拥趸———有人认为,办学体制改革的瓶颈不突破,其他方面的改革就如无源之水。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办学体制改革的三个基本方向是:一是改革公办中小学办学体制,二是发展民办教育,三是开放教育,扩大社会参与。

“对办学体制改革有一些系统的思考,应该是教育界的共同期待。”叶文梓说。在当天的论坛上,多地介绍了在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办学等方面的探索。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要向何处寻路?

购买教育服务,政府如何当“甲方”?

“公办学校培养一名小学生,市本级财政需要投入1.4万元。如果补助民办学校30%,只需要5200元。”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戚德忠介绍了温州市委书记给各部门“一把手”算的一笔账,“通过补助民办学校,可以节约三分之二的公共财政。”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共接纳随迁子女1294.7万人,10%由政府购买学位在民办学校就读。

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高教研究室主任周翠萍的研究,购买教育服务正在逐步成为上海市、重庆市、浙江省、江苏省等地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方式之一。各地政府通过购买教育服务解决特定的政策问题,并在探索中形成了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基本流程与制度体系。

“从2014年到2015年,在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成都市购买了2万多个学位,并对每生每年提供1500至3000元不等的补助。”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屠火明介绍,为补上随迁子女流入带来的学位缺口,成都市采取补助购买、全额购买的方式与民办学校合作,缓解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偏少、中心城区义务教育段学位紧张的矛盾。

在当地,42%的学生非成都生源,却只有60%的教师属于公办教师编制。屠火明说,此举是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改革传统人事制度,通过购买岗位服务的方式,解决中心城市突出的教师编制障碍和教师紧缺的矛盾,“武侯区建立了购买服务聘请无编制教师的机制,只有管理人员团队的4个人有编制,其他教师都没有编制,但因为所有教师待遇一样,就可以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这是政府在义务教育基本学位不足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阶段性举措。”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尹后庆表示,上海探索非营利制度,扶持民办学校发展,意在提供充足的学位解决地段生入学和来沪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东沟中学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一所公办农村中学,曾因为基础薄弱、办学质量不理想,师生流失严重。自2005年委托给具有较高教育管理能力的第三方管理后,师生满意度、学生学业成绩和办学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改观。

据报道,截至2015年底,上海市的委托管理已实施四轮,托管学校主要涉及发展相对缓慢学校、郊区新城新建学校和大区学校等,已累计托管农村学校158所,覆盖3300个班级,惠及12万余名学生。被委托管理公办学校的机构主要有第三方专业机构、大学、民办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类别。

“在当下,如果没有民办教育,大量外来人员子女将被迫回乡就读,造成更多留守儿童现象;大量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无法满足。”戚德忠说,“在将来,即使公共财政比较充足,但在公办保基本、民办供选择的格局下,民办教育依旧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供给方式多元化,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正在面临公共教育服务由政府提供拓展至政府、非营利组织、私人合作提供的新形势。

《报告》显示,通过委托管理、购买服务、扶持办学等方式,一些地区正通过中小学办学体制的改革,释放办学活力,拓展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导入公办学校,促进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增殖,提供更多优质教育产品。”《报告》对此作出评价。

“但是目前针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专门性文件尚未出台,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不能应对购买公共教育服务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也不能有效指导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过程。”周翠萍在研究中指出。同时,由于市场中承担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购买服务在实践中更多是内部化购买,即政府部门直接选择教育事业单位或选择刚与政府部门“断乳”的“近亲”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事项。

“这可能导致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随意性较大,社会组织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周翠萍表示。

“政府出资民间出智”的第三条道路,如何走?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没有人可以对叶文梓的提问作出准确的回答。他口中的这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学校成立于2013年,由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

“明德学校不是民办,它由腾讯公益基金提供经费支持,但是公共财政也有保证。”它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资5000万元,福田区教育局配套5000万元共同成立。叶文梓介绍,该校由福田区政府配置学校用地、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设备,每年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教育费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它也不是公办,老师的管理和工资待遇并非完全按照公办学校的机制运作”。

叶文梓将此形容为:改革公办中小学办学体制和进一步发展民办教育外,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它不是教育内部的资源整合,不是委托教育内部的中介机构、或是刚刚退休的知名校长办学,而是由企业来办学。”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说,这是办学由教育的“内循环”走向了“外交会”。

走在这条路上的还有温州翔宇集团。2013年,经过全国公开招标,温州市永嘉县政府与翔宇教育集团签约,将永嘉县投资4亿元兴建的原瓯北高级中学新校园交由翔宇教育集团兴办温州翔宇中学。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认为,这是一种管办评分离的办学体制改革模式———校舍产权国有,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第三方评价,办学主体独立办学。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研究中指出,以政府出资和民间出智为基本特征,“能够更好地发挥民办教育的体制和机制优势,特别是开辟了‘教育家办学’的现实路径,并能够有效规避当前分类管理转型期的政策风险”。

如何走第三条道路?在这些办学者眼里,关键在于尝试跨过这些“路障”。

“一个校长是发动机,用权的关键在于如何明确自己的权力边界,激发教师的权力。”明德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教育行政部门向明德学校董事会下放权力,董事会向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经理团队)赋权,再要求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规范使用权力。对于走在第三条路上的这所学校,各级权力主体如何确定权力边界,也是一个“路障”。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前提是落实与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办学自主。”程红兵介绍,学校通过规范加效益实现用钱自主,聘用契约型教师探索用人自主,同时校长也有课程领导权。

改革办学体制,是又要办一所传统“名校”吗?

对于美国平民阶层的学生来说,美国教育家杰佛瑞·加纳达就像一个超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公立学校系统广受诟病,因为体制原因,大量教师工作怠惰,导致教育质量低下。为打破僵局,杰佛瑞·加纳达开办特许学校,获得自由办学权。通过开除不合格教师、加大学习强度等方式,撬动公立学校体系改革,许多平民阶层的学生因此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

“通过教学和课程改革、有学制的弹性、自治的学校,杰佛瑞·加纳达放松了公立学校体系里面对教育捆绑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能选择好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论坛上向观众推荐了这部介绍美国特许学校的纪录片《等待超人》。

曾晓东认为,《等待超人》呈现了教育改革可以收到的成效是: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可以推进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进步。

《报告》显示,除了美国的特许学校,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后,英国的自由学校,香港的直资学校、私立学校都在课程安排上都有一定自主权。

“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我们是要引进一些名校长打造传统意义上的重点学校吗?”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出疑问。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办学体制改革应该是要解决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问题。”叶文梓说。

今年两会上,民进中央提交了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对此解释,化解当前存在的教育供需矛盾,要通过改革的办法,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供给侧结构。

(本文转自2016年08月30日《中国教育报》)

上海市学前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方案 篇5

近年来，我市两级政府对幼儿教育工作非常重视，相继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优化学校布局、合理配置硬件资源；加强薄弱学校师资、促进校际软件均衡；深入关心弱势群体、保障特殊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市幼儿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等现象还仍然存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不相适应，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一、我市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中主要存在问题

（一）对学前教育的整体规划欠合理。一是由于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功能、目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造成了对我市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专门领导、计划保障和政策规范等整体规划。二是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缺乏合理规划，造成了城乡间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优质幼儿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幼儿园办学质量相对不高。而且，农村大量集体办的或个体民办幼儿园，尽管这是目前学前教育的主体，但管办分离后，集体、民办幼儿园大多自主投资、自主经营，比较之下问题较多。三是对公办园、民办园的共同发展缺乏合理规划，缺乏良性竞争机制、合理补贴机制。由于公办园、示范园总体上具备了优越环境、保障资金、完善教学设施、规范管理等条件的优势，成为家长首选的买方市场；由于与公办园间缺乏公平竞争机制，且许多民办园经营成本相对较高、获得资金较难等，久而久之造成了公办园、民办园之间更大的差距。

（二）我市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不够理顺。一是目前市外经贸幼儿园等有条件的部门、系统举办幼儿教育状况仍然存在，由此产生了多头管理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市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体化。二是县区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由于人员、经费等实际问题，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管理不力、热情不高，即使有人管也是兼管，眼睛往往只是盯着几所公办幼儿园，对大量的民办幼儿园根本顾不过来。因而村一级民办幼儿园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很容易陷人资金少、师资差、教育质量低、生源缺的恶性循环之中，至使农村有些地方学前教育质量不高，幼儿入园率还相对较低。三是由于老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归属和性质问题还不能得以妥善解决，形成了阻碍我市幼儿教育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家庭作坊式的无证办园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问题。

（三）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不够。一是我市用于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的经费很少。由于没有刚性的规定以及对学前教育重要性认识较为淡薄等原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很少，大多只是对公办幼儿园给予一些差额补贴，农村幼儿园基本上很少给予补贴。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的经费不足，造成了我市学前教师收入普遍不高，而编制外的幼儿教师工资待遇大部分比较低。二是对民办的学前教育扶持力度不够，民办教育法规和政策往往难以得到充分落实。当前，我市的民办幼儿园由于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职后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落后，总体上缺少优质教育资源，缺少吸引力，绝大部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不会把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作为自己对工作岗位的首选；是缺少创办时期的资金投入，致使场所难以达标、教学设施较简陋、幼儿活动材料较为匾乏；政府职能部门对民办与公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有时并非一视同仁，给民办园办学带来种种困难。

二、完善我市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建议

(一)要增强政府责任意识，完善对学前教育规划体系建设力度。虽然我市学前教育是走“坚持谁主办谁投入的原则，多渠道筹集学前教育的办学经费”、依托市场发展的路子，但政府办学仍应成为学前教育的主导，只有政府在政策和措施上大力扶持学前教育尤其是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我市的学前教育才会有较大的改观。因此建议：一要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做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工作，实行正确决策和统筹规划，确保学前教育的投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中安排学前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并逐年增长。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实施意见》，在建设用地、立项与减免税收、建设费用等方面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二要不断健全对学前教育管理的地方规章，在扩大办园自主权的同时，通过办学规章来规范各类幼儿园的教育行为。要建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基金和园长基金，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在等级评定、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学前教育机构的公用事业费（水、电、煤气、场地租金等费用）执行中小学校的标准。新建、改建、扩建的学前教育机构缴纳的相关费用，参照中小学校标准执行。三是要扶持优质公办幼儿园通过名园办民园、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办学，扩大办学规模，建立“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管理体制，实行园长负责制和教职员工聘用制。此外，要鼓励学前教育机构改善办学条件，对学前教育机构使用自有资金或贷款投资更新设备、改善办学条件，给予适当的投资补贴，经费由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负担。

（二）要建立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为不同性质学前教育机构的公平竞争提供条件。民办园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已成为目前学前教育的主体。对大量的、小规模的民办园存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力气帮助他们规范办园、发展壮大，才能推进整个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保证公办、民办幼儿园有平等的发展主体地位，在审批注册、分类定级、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给予民办教育机构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同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公平公正。要加大对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努力改善办园条件，要缩小公办园、民办园在办学条件上的差距。公共教育资源是由全社会的劳动公共积累或历史遗留下的非市场机制配制形成的公共财产，包括税收和各种政策资源。民办园应当“自筹资金”，但并不排除利用政府筹集到的扶持资金和公共教育资源。我市要对民办幼儿园加强扶持，使其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上个台阶，就能使整个学前教育事业前进一大步。要通过办学收费成本化，尽量提高民办园教师的收人。政府要与家长共同出资，形成合理的、城乡基本平衡的收费价格标准。

（三）要进一步推进办园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公办园的示范引领作用。一要建立健全学前教育教研机制。建立县（市、区）、镇、园三级教研体系，根据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确立以儿童健康全面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教育教学研究，积极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市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对学前教育教研项目进行立项、评估等制度，公开向全市学前教育机构进行教研项目招标，所需研究经费由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负担。二要充分发挥优质学前教育机构的示范作用。发挥等级幼儿园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每个县（市、区）至少办好一所以上省一级幼儿园，使其成为全市课程改革、教育研究、师资培养的基地，发挥其对薄弱园所的指导作用和在区域学前教育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以公办为示范、民办为主体的多元办学体制基础上，加快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建设，并且选取民办幼儿园中的佼佼者作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典型。鼓励和扶持优质学前教育机构承担市、镇教科研推广任务。三要促进学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育与教育并重，培养幼儿健康活泼、好奇探索、文明乐群、自主自信、有初步责任感等基本素质，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和富有个性的发展。建立家园联系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宣传、指导等服务，及时与家长沟通学前儿童的发展情况，促进家庭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四要由公办园与民办园实行联合办学，以名园带民园，在教学管理、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实质性联合，一方面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真正发挥示范园在办学各个方面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办园积累有关市场发展的经验，增强竞争意识。就是说，公办与民办幼儿园要注重结合与互补，还要积极探索股份制办园、优质民办幼儿园连锁办园、规模化集团化运作的模式，以提高办学效率。在城市要构建社区、幼儿园互动的早期教育体系，依托社区由政府、房产商和业主多方办学或联合办学，小园化、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四）要理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不断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学前教育的主管部门，要切实组织实施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相关政策。要负责各类幼儿园的许可、管理和督导工作，还要考虑园长、教师的职前职后培养培训、考核和资格审定、职称评定，开展学前教育的科学研究等。要理顺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落实以教育教学辅导网络管理和乡镇中心幼儿园为龙头的业务管理体制，逐级健全管理网络。乡镇中心幼儿园或示范幼儿园要切实承担起全乡镇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工作，定期进行有关业务的培训和检查，通过组织教研活动和送教下乡提升村一级幼儿园的业务水平。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大量的指导工作，首先必须依法治园，提高园长依法办园的自觉性，从而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同时要加强教育评估，由教育部门、学生家长共同参与评估，建立起以评估为手段与导向，以家长为主体的社会化监督机制。还应按检查与评估的结果给幼儿园划分档次(而不是以公办、民办划分)，表彰先进幼儿园，设立奖励基金，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敦促调整改革甚至撤消不合格幼儿园。要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将学前教育考核指标纳入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目标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和保教质量。

办学体制改革 篇6

关键词：课堂改革；扎实管理；初中学校

一、科学引领是实施课改的动力

2011年上半年，云峰中学开始尝试课堂教学改革。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不成熟，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培训，还没有机会走出晋江观摩学习；家长传统意识比较强，对改革教学模式认同度不高。我们认为：“没有哪个成功的改革是在条件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下定课改决心，坚定课改方向，本着“先入轨后完善”的原则，摸着石头过河，从此走上了艰辛而又幸福的课改之路。

要让教师课改有动力，强有力的引领势在必行。三位校级干部主备第一份导学案，上第一堂研讨课，录拍第一堂主题教研课，主持第一场反思交流会，以实际行动影响教师，在全校掀起了说课改、行课改、真课改的热潮。

成立课改评价小组，专业指导，推进课改实施。评价组以校级领导、教务主任和骨干教师为主要成员，按照最新制定的课堂评价标准，随机听课、观课、评课，对教学工作进行适时评价反馈和研究指导。课改评价小组的成立，为课改实施提供了及时、有效的专业支撑。

示范引领和专业指导，让广大教师更加明确工作标准和努力目标，更加关注自身的专业化成长，更加主动进行课堂教学探索，学校的持续发展有了坚实保证。

二、扎实管理是课改质量的保障

加强教学常规的监控和评价。精心编制导学案，坚持提前两周备好导学案，每节课上完之后均要有较高质量的教学反思。严格作业设计及批改管理，学生作业做到“四精四必”，四精即：精选、精讲、精练、精批；四必即：有发必收，有收必批，有批必评，有评必补。提倡教师写“作业批改札记”。组织好期中、期末质量检测，发挥各类数据的功能，重视质量分析。对师生的评价更加体现科学性和人文关怀，更加注重过程，对教师进行发展性评价，对学生进行激励性评价。

实施分类管理，提高工作实效。根据各年段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工作。每个年段三周之内必须对学生进行一次评价，不同年段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评价方案，不同年段对评价结果可以有不同的展示形式。对不同年段的工作重点进行明确的要求：初一年级注重学习习惯的养成，特别是“导学案”的使用，防止学生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通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提高教学的效率，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生学会记忆，学会思考，学会总结，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初二年级做前瞻性研究，同时继续抓好“导学案”的课堂教学，抓好基础教学。初三年级树立精细化管理意识，总结借鉴历年来初三教育教学的成功经验，注重不同类别学生的科学指导。

努力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向课堂45分钟要效益。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讨和观摩，研讨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和学生的需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研究与各学科相适应的高效课堂模式，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形成典范的案例；全面推行“导学案式”课堂教学，教学设计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保证质量。

三、各类活动是推动课改的抓手

开展读书活动，创建书香校园。提倡教师主动学习，弘扬学习之风，走近书籍，让读书成为习惯。开展教育名著、课改理论、课程标准的专题讲座和知识竞赛，提高老师课改的理论水平。精心组织外出培训活动。开展以关注教师成长为主题的各类竞赛，如优质课、撰写论文、案例、反思、演讲、教育叙事和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等教学基本功竞赛，优秀者推荐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竞赛评选。

开展高质量的校本教研活动。重点抓主题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必须有明确的主题。大力扭转以往教研活动泛泛而谈、效率低下的教研风气。每一次公开课都围绕一个专题，每一次集体备课都要确定一个主题，有中心发言人，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把专题性听课议课落到实处，教师主动接受挑战，通过好课多磨、同课异构、主题研讨等形式让每个教师都参与到浓厚的教学研讨氛围中。

在培训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尽量让老师有出去交流的机会。要求老师“带着任务出去，带着收获回来”，通过回校开设观摩课、汇报讲座等形式的教研活动，达到“一人培训，众人受益”的效果。与江滨中学多次互派教师开展深度教研，每次均由校长或分管副校长带队，以教研组为单位分批次到校进课堂观课议课，交流分享经验或问诊探讨问题。与龙湖深沪片区教学联合体兄弟学校以及同为初中课改建模学校的罗山中学等学校就课堂教学改革等工作进行探讨交流。

四、分层教学是走向成功的台阶

2015年我们在初三下学期尝试数学、英语两科分层走班教学。在此基础上，2016年我们的物理、化学也开始实施分层走班教学。

根据学生某一学科的考试成绩，结合他们的知识能力水平和兴趣，将其分成宏志、宏远、宏博三个层次，组成新的学科教学集体。其中宏志班为基础层次，宏远班为提升层次，宏博班为拔高层次。“走班”并不打破原有的行政班，只是学习某些相关学科的时候，学生按各自的程度到不同的教学班去上课。其特点是教师在课堂上只教授一到两个层次的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内容，确定与其基础相适应又可以达到的教学目标，以降低“学困生”的学习难度，尽可能地提高“学优生”的学科能力。分层走班制的本质：以个性发展为本，尊重学生自主选择，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教学目标界定要科学而明确。宏志班的教学目标：侧重于基础知识掌握。学生能力要求：课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按要求做好课堂笔记；每日在校完成作业的订正，课后能独立、认真地完成布置的作业。宏远班的教学目标：侧重于方法指导。学生能力要求：有良好的预习习惯，课前能自学教材，了解新课的基本内容；有良好的听课习惯，课堂上专心听讲，积极思维，踊跃答问，敢于质疑，能用规范、精练的数学语言进行表达；有良好的复习习惯，定期进行整理和归纳知识。宏博班的教学目标：侧重于能力发展。学生能力要求：有较强的数学自学能力。主动预习，并带着问题上课；课堂上多做、多思、多答、多问、多论，思维活跃。培养良好的学科素养，勇于挑战，自我超越。

分层走班的对策如何实施？一是科学控制教学班人数，便于管理。宏远、宏博班的学生学习比较认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强，人员可以多一些。而宏志层次教学班的学生基础差，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差，其规模尽量控制。二是配备好教学班班干部。每个教学班设班长一名、卫生委员一名、学习委员两名，组成班委，负责维持教学秩序、收交本子、清洁卫生等日常管理工作，直接与科任老师和年段反馈情况。另外，设立多名课代表，使教学班级中每个行政班的学生中均有一名学科代表，同时学科代表又是原行政班班主任的联络员，及时跟行政班班主任反馈本班学生在教学班的情况。确立固定学生座次，教学班上课仍然在原教室，只是学生有变动。因此有必要固定上课座次，并注明姓名、学号和所在的行政班级，以便管理。

办学体制改革 篇7

来自全国14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及各地的校长、教研人员、公益基金会成员等500余人就如何构建政府、社会与学校的关系、扩大学校与社会在办学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等问题, 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交流。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 公私合作、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及小微学校的合法化是当前体制改革的热点;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对当前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解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和台湾振铎学会理事长丁志仁分别就美国的“择校”现象及台湾实验教育的立法与实践等话题与参会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前教育办学体制问题及改革建议 篇8

一、我国学前教育办学体制的演变史

80年代, 我国学前教育以公办为主, 少量民办学校出现。198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承认了民办学校的合法性, 也为教育发展多元化打下了基础。1988年颁布《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 使幼儿园逐渐走向全民性质。

90年代,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企业和教育机构纷纷改制, 关于幼儿教育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 提倡民办学校, 形成了良好的公办园与民办园相结合的模式。

进入21世纪后, 学前教育的发展趋于完善, 国家投入教育的力度加大, 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学前教育中去, 形式多样的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 逐渐形成了公办园示范带头, 民办园为主题的格局, 促进了幼儿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学前教育办学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城乡办学差距日益拉大

虽然国家一直主张“公办园为引导, 民办园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但实际上公办园主要集中在城市, 农村地区很少, 换而言之, 就是国家教育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投入较少。虽然鼓励民办为主, 但是民办园离开公办园和教育机构的引导与管制, 在办学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 导致农村的民办园办学条件远差于城市。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待遇差、无保障, 缺少优质的教师资源;第二、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基础设施差, 不能为幼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活动资源;第三、国家对民办幼儿园鲜少关注, 并非做到与公办幼儿园一视同仁, 无经费投入和教学资源投入, 导致民办幼儿园难以发展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恶性循环, 设施越来越差, 农村的学前教育水平与城市差距也越来越大。

(二) 政府缺少对学前教育整体的规划和资金投入

据有关数据表明, 我国正用占全世界不到1%的经费培养占全世界20%的中小学生, 可见我国与国外相比, 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这其中经费投入还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 投入到学前教育的经费就更少。公办幼儿园看当地发展情况, 多多少少还会拿到一些补贴, 民办幼儿园几乎没被列入财政补贴的范围内。另外, 政府缺乏对学前教育的有力监管和统筹规划, , 学前教育的发展比较盲目和混乱, 缺少有力的指引和发展方向。这就导致我国学前教育总体呈现出发展不统一, 水平上不去的状况。

(三) 幼儿园师资队伍水平不高

一方面由于幼儿园教师待遇普遍比小中学差, 再加上好多幼教无编制, 导致教师流动性较大。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公办幼儿园较少, 而民办幼儿园福利待遇较差, 既无稳定的保障又无良好的发展前景, 因此很难留住人才。另一方面, 幼儿教师很多都是非专业毕业, 未接受过幼儿教育的专业培训, 普遍专业化程度较低。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 幼儿教师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难以担当起学前教育的重任。再加上教师数量不足, 照顾不过来, 很难保障幼儿的安全, 导致幼儿教育事业发展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三、学前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措施

(一) 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虽然近年来学前教育逐步走向市场化, 但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仍少不了政府的监管。无规矩不成方圆, 政府只有做好全面的统筹规划, 拟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 才能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首先, 在公办园方面, 政府应多设立, 并且扩张到农村地区, 以发挥其示范带头的作用, 并加大经费投入, 帮助园区改善基础设施和教学水平。其次, 在民办园方面, 政府应一视同仁, 适时的给予财政补贴, 鼓励其发展壮大, 并积极提供办学所需物资。最后, 政府应做好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的协调工作。

(二) 鼓励公办园与民办园公平竞争

良性竞争能推动发展, 而恶性竞争只会两败俱伤, 政府作为教育事业的监管人, 应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作用, 促进公办园与民办园的和谐发展。第一、要切实贯彻公办园为引导、民办园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保证公办园与民办园平等发展, 在财政补贴、教师培训、分类定级等发面做到一视同仁。第二、对民办幼儿园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 积极助其改善办学条件,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使其处在与公办园相同的竞争机制中, 从而促进教育公平, 缩小城乡差距。第三、政府应改革幼教的福利待遇体制, 提高幼教工资水平, 也可在提高幼儿园办学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来提高教师工资, 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三) 注重培养幼儿师资队伍

第一, 对幼儿师资队伍的培养主要分两方面, 一是教师队伍的稳定, 而是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此, 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革幼教事业编制制度。目前, 我国幼儿教师在编的人数较少, 而不在编教师普遍工资低、待遇差, 缺乏有力的保障, 因此流动性较大。政府应先从这方面入手, 增加幼儿教师的编制数, 以鼓励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幼教事业中去。第二, 多多设立幼儿教师培训机构或在高校设立幼教专业, 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并提高幼儿教师的入园门槛, 使幼儿教师逐渐趋于专业化。

结语

要想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前教育的力量不可忽视, 国家要多多给予关注。人才的培养要从小开始, 精神文明建设也要全面抓, 虽幼儿教育今年来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来看, 存在问题也较多, 因此, 政府要充分予以重视, 努力改进不足、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以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摘要：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随着我国教育机制的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前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城乡差异、教育机构体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学前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我国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存在的问题论述, 继而提出优化办学体制的一些措施, 旨在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学前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1]郭维平.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办学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以浙江省嘉兴地区为例[J].中国教育学刊, 2007.

[2]赵银生.我国基础教育办学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当代教育科学, 2012.

办学体制改革 篇9

学院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校企合作缺乏行业企业的实质性资产资金投入, 那么这种合作关系就会因为缺乏物质基础而变得相当松散, 甚至不能长期维系。因此, 在学院与行业缔结的战略联盟协议中, 都对双方的资产资金投入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 刑事执行专业依托与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建立的战略联盟, 和省金华监狱、省第六监狱、省乔司监狱等合作单位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资产链接关系。譬如, 学院与省金华监狱、省第六监狱共同出资, 完成两个监狱的校外生产性顶岗实习基地建设任务;学院与毗邻主校区的省乔司监狱深度合作, 通过资产置换, 学校取得13.3公顷用地和1 500万元资金, 合作建设监狱劳教人民警察教育训练基地。

(2) 安全防范技术专业依托与浙江省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的战略联盟, 和浙江省安防产业界的43家企业单位开展校企合作, 校外建设集群式顶岗实习基地, 校内整体性引入安防企业, 由入驻企业出资, 浙江大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工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工学结合基金和奖教金、奖学金, 增强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度。

(3) 司法信息安全专业依托与浙江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协会的战略联盟, 发挥行业协会的整合资源功能, 与国内信息安全产业界的46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与开发区安防科技产业园入驻企业共建校内顶岗实习基地,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捐赠设备资产, 并由入园产品展示企业出资, 建立产业发展基金, 学院投资搭建监狱信息化展示基地平台, 展示适应监狱实际需求的最新信息技术产品, 将信息技术企业与监狱机关紧密地结合起来。

(4) 行政执行专业依托与浙江省劳动教养管理局的战略联盟, 适应从传统劳教向强制隔离戒毒的专业转型, 和省十里坪劳教所、省劳教戒毒所、良渚未成年犯管教所加强合作, 由劳教所出资、出房、出地, 建设学生顶岗实习宿舍, 学院投资装修, 配置家具、电器等学习生活设施, 共同出资攻关科研项目, 设立针对劳教所的聘任兼职教官奖教金, 在资产资金上促进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化。

2 人员链接保障了学院与行业企业的长效合作机制

校企合作的开展需要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传统的做法是在校企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基础上, 遵循惯例下发一个明确机构、人员和职责的文件, 通常是校企双方各自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负责重大事宜的协商和决策, 领导小组下设一个日常办事机构, 负责日常工作事务。但在实践中, 这种做法总是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工作无法推进。针对这种情况, 学院在示范建设中十分重视与行业企业的人员交互组合, 在机构、岗位、职责上链接双方人员。

首先, 学院与合作的行业企业联合成立领导小组, 双方人员定期协商议事决策校企合作中的重要事宜。学院设立了战略合作办公室 (产学办) , 各系明确实践教学管理办公室为校企合作实施部门, 与此相对应的是, 行业企业也都明确了具体的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 负责校企合作事务的协调和管理。

其次, 学院规定所有的教学改革与建设任务必须要有行业企业人员的参与, 实战操作性较强的工作任务由行业企业人员牵头完成, 理论知识性强的工作任务倾向于由学院专业教师牵头完成。双方人员合作开展调研、分析需求, 共同建设课程和校内外基地, 联合攻关科研课题, 通过任务载体, 将双方人员整合到共同的事业平台上, 使双方人员获得共同的职业发展。

第三, 通过示范建设, 构建了学院和行业企业双方人员的双向流动机制。根据行业战略联盟框架和校企合作协议, 学院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 履行一定时期的实际岗位职责, 按照行业企业的岗位规范和工作标准进行绩效考评, 凭绩效来认定岗位胜任度和双师资格条件。与此同时, 一批能教善战的行业企业人员来学院担任专职教官或兼职教官。有行业企业资产资金投入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由行业企业和学校共同管理。

3 任务链接使学院与行业企业真正实现了互惠共赢

毫无疑问, 学院和行业企业都有各自的组织使命, 有自己的愿景和发展战略。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 学院组织的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工作非常需要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但是, 行业企业直面竞争剧烈的市场环境, 有着自己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让学院和行业企业追求的价值和利益相互切合?示范建设经验表明, 学院和行业企业建立任务链接是形成长效办学机制体制的关键。在这个方面, 学院的法律执行、法律实务和法律技术三大类专业均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 刑事执行、行政执行等法律执行类专业人才培养, 从知识到技能、从理念到实操的转换过程中融入监狱劳教行业、职业的要求, 十分强调监狱劳教单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共同参与。在完成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学习后, 学生立即转入对应技能模块的实训环节, 经历“模拟—虚拟—实战”三阶梯的技能训练, 学生不知不觉地掌握了监狱劳教实际岗位所需具备的能力。事实上, 法律执行类专业学生进入虚拟教学环节就已经和监狱劳教工作任务相结合。譬如, 学生通过视频系统监控罪犯劳动、生活、学习、会见等现场;学生在指导教师的陪同下开展犯罪原因分析, 与罪犯个别谈话, 完成罪犯心理咨询与矫正任务;学生在节假日开展“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活动, 架起罪犯和其子女之间的沟通桥梁;学生参加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烟花节和世界休闲博览会安保社会执勤活动, 承担奥运安保、世博安保等专项执勤任务, 参加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执法大培训、岗位大练兵”汇报表演活动, 提高职业综合素质。这些实训工作成果为监狱劳教机关一线民警提供了帮助, 受到了主管行业部门和合作单位的欢迎。

(2) 法律事务、司法文秘等法律实务类专业, 针对浙江基层司法所法律事务人员普遍紧缺这个问题, 依托乡镇、街道基层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 实施了“校局联盟, 专所合作, 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合作建设法律教育服务中心, 与萧山市司法局共建法律教育服务产业发展中心。学生在这两个由当地政府管理的校外基地中实习实训, 辅助基层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为农村低收入人群及贫困群体、老弱病残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将法律事务能力培养和浙江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有机地链接起来。

(3) 安全防范技术、司法信息安全等法律技术类专业, 在校内构筑集聚式服务平台, 在校外建设集群式实习基地, 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学生能力培养链接。借助校内安防科技产业园, 整体性引入杭州信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视信科技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在校内展现, 学生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参与到真实的企业工作任务当中。同时, 学生在校外企业的精心安排下参与企业的市场调查、产品推介、流水作业生产和现场施工等活动, 很多学生甚至接受相关企业培训, 机动安排作为离职替补员工, 减轻了企业劳动力周转压力。学院在校内安防科技园建立的监狱信息化展示与研发基地, 国内安防产业界的15家企业单位投入设备, 常年面向国内监狱系统展示新产品、新技术, 教师学生可以实时体验各个展区的信息与安防产业领域的最新技术装备, 针对日益提升的监管技术需求, 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学校专业教师联合组建课题组, 带领学生组织科技攻关, 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办学体制改革 篇10

一、坚持走校企合作、产学合作、工学合作的道路

坚持走校企合作一直是我国职校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支持下, 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呈现出令人欣慰的变化和发展, 我们学院就是职校改革、发展和变化的缩影。但从我国职校教育整体状况来看, 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满足不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以及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无疑是党和国家在加强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以机制、体制创新为突破口, 也将引领校企合作走得更远。职业教育为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中急需中高级技术人才提供了良好平台, 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保障, 是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助推器。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职业院校面向区域经济发展, 面向产业需求, 积极创新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 与区域发展相协调和相融合, 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当前职业教育还在摸索发展中, 在有些方面还没有突出教育特色, 例如, 授课中实训特色不够明显;教学设计中学科体系味道还未消失;学生在学习中没有感到“学以致用”的实用性;在教师培训上也不够突出技能培训。当前我院结合自身冶金办学特色, 在实践中创新办学模式,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科学发展的道路, 让冶金行业企业专家、能手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 即在课程开发、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的过程中, 将行业企业列入职业教育, 实现教学链和产业链的有机对接, 形成由冶金行业企业参与的立体化、多层次的职业教育机制, 让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互相影响、互补融合, 竞相迸发, 为学院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的高职教育将随着政策变化, 会使高职教育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内涵式发展, 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国家政策变化,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坚持校企联合, 产学结合, 工学结合, 办特色院校, “订单式”培养社会急需的合格的人才, 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让职业教育的特色在我国教育中突显其优越性。

二、锻造品牌专业, 突出专业特色

《决定》中说:职业院校招生将逐步改变为注册入学, 高职没有门槛, 从高职院校毕业出来, 文凭还有含金量吗?“现在连大学本科毕业了都很难找工作, 何况高职院校生。”所以职校要想继续生存、发展, 就必须办出特色, 抓好学生的就业。我校应当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的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为教育目标, 以就业为导向, 构建冶金专业为建设特色和同类院校的名牌。以制造业、电子专业为骨干, 与财经管理等文科专业共同发展的结构模式。在学科上培养学术带头人, 在专业方面向深度和广度开发, 打造更多的品牌。从2013年我校开始实行自主招生, 学院又将面对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 机遇与挑战共存, 我们必须坚持办学特色。今后高职院校实行注册制进入学校, 宽进宽出, 学校就必须靠特色专业来吸引学生。我们要把特色专业锻造成品牌专业, 除了现有的冶金专业特色外, 还应该根据我们学校的教学基础及天津市产业发展趋向, 适度调整和加强劳动力用工方面的热门专业, 如, 电子、信息、财会等专业, 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接轨。我们有了自己的院校的品牌专业和名牌专业, 就会为多样化、个性化和创新型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制, 就会形成一种感召力, 形成一种催人奋进, 主动投身改革的动力。品牌意识, 品牌效应不容忽视, 在天津当前十几所高等职业教育中要想立足和长久发展旧必须注重学院的内涵建设和品牌特色, 品牌专业的优势还在于同样是职业院校, 你无的专业, 我有;你有的专业, 我优;你优的专业我精;你精的专业我强。在目前的深化教育领导综合的大潮中就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把握住深化改革的主动权, 就能把我们学院建成特色一流职业院校。

三、加强就业指导, 转变职能, 服务教学, 服务学生, 服务社会

我院多年来坚持校企联合, 特色办学, “订单式”培养, 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并设有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 使我校的各类毕业生的就业率达96%, 学生的良好素质得到了企业和社会认可。“机遇与挑战并存”, 注册入学能扩大生源, 缓解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 同时也意味着学校完全被推向市场, 肯定会让高职院校优胜劣汰, 没有了招生计划和分数线的限制后, 学校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和特色来吸引学生。注册入学是对不少高职院校的生死考验, 宽进宽出, 对学生肯定吸引力不强, 这就要求我们高职院校根据自身和市场特点摸索出一条路子。尤其是对入校后的教学培训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如何把握教学质量;如何进行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教学内容;等等。从参差不齐的学生生源中摸索出一条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是今后面临的巨大难题。今后, 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将是考核办学成败的重要标志,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要把我们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转变为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充实它的服务功能, 其主要职能如下。

1. 做好校企培养就业对接工作, 尽可能落实毕业就业岗位。

2. 以劳动市场为导向, 加强订单式培养, 学校按企业需求培养人才, 企业按订单安排学生就业。

3. 依靠天津市地理区位优势和劳动力市场优势, 走出去与行业企业建立广泛的联系,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翔实可靠的就业岗位信息。4.转变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职能, 为毕业生提供保姆式服务, 使学生放心就业。

5.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库, 一年内做好回访和调研。尽可能解决学生就业难和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通过充实转变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职能, 形成我们院校深化教育的竞争力。高职院校面临着一次深刻的革命,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必须要在更新教育观念, 理顺结构体系, 创新培养模式, 加强能力建设, 推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 全面形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尽快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总之, 职业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 最贴近产业的发展, 最贴近服务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会提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惠及人民”。让我们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EB/OL].2013-11-20.http://www.jyb.cn/china/gnxw/201311/t20131120_560317html.

办学体制改革 篇11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项目；中外合办学院；中外合办大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快速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跨境高等教育在中国的主要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也不断得以提升。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史，既可以明晰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如何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又有利于探析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如何助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一、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程

自1980年8月中国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举办中美管理培训合作项目以来，中外合作办学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分界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阶段（1980-1985）、初步发展阶段（1985-2001）和规范发展阶段（2001-2015）。这两个重大事件直接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较大发展和快速改革。在探索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主要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作项目；在初步发展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突出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和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在规范发展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显著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办大学。

（一）第一阶段的改革：中外合作项目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校较为保守，在中外合作项目上居于被动地位。1979年4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为促进经济发展，曾致函美、日、德、英、法等国驻华使馆，选派工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出国进行对口培训[1]。1980年，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着手建立第一批企业管理培训中心。1980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成立，根据中美两国科技合作计划而建立的中美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在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内举办了第一期工商管理研究班的开学典礼，开启了中外合作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先河[2]。之后，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城市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先后与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等不同的国家开展了中外合作管理项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与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于1984年9月在北京合作举办的中欧管理项目。

在这个阶段，中外高校在中外政府的主导下配合中国全国性的企业管理培训活动。从外方合作高校的情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是以外方资助为主的，这种援助形式大多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进一步进入中国的经济市场和教育市场。从办学特点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处于探索时期，主要以交流办学为主，较少涉及学位、学历等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设立在高校内部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承办国家分配的中外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发展到高校独立自主地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中外合作项目，尤其是国内急需的管理类专业的合作项目。这个转变得益于两个政策的颁布，一是1984年9月中国签署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相互承认地区公约》；二是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我国高校尝试与国外大学举办长期性的合作办学项目。

（二）第二阶段的改革：中外合办学院的形成

国际国内稳定的政治局势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办学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政府和高校合作，高校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由被动配合国家的安排转为主动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例如，1986年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作举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1987年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城市大学合作举办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班等。前者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种新模式，使两国高校间的交往由一般的学术交往发展到长期稳定的合作[3]。然而，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一度几乎使全国范围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全部中断。90年代的两件大事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出现了转机，一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与之相对应，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指导方针在1992-1993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则上不接受”转变为“慎重开放”。

在此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东部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办二级学院诞生了。中外合作项目的优势虽然很明显，但其缺点也很突出，于是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在克服合作项目的不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中方母体高校下属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设置在中方母体学校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上海市为例，仅1994年就成立了多所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办的上海交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合办的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上海斯隆商学院等多所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其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1994年建校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下属的二级学院，并没有完全独立。1995年1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把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对中外合作办学持“促进开放”的态度。在此政策背景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199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独立出来，成为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外合办独立学院。这种独立的办学模式既结合了中外双方母体高校的教育品牌、声誉，又融入了社会中的流动资本。这种办学优势使得两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者王剑波和胡亮才，都把中外合办独立学院模式作为理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4]

（三）第三阶段的改革：中外合办大学的形成

中外合办大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高校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以往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是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进行的大胆尝试。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持扩大开放的态度，并在2003年3月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把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提升到“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2004年成立并开始招生。中外合办大学是通过整合中西方教育优势，探索独特的国际化教育的模式。[5]

目前全国共有7所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5年）、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年）、上海纽约大学（2012年）、温州肯恩大学（2012年）、昆山杜克大学（2013年）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这些中外合办大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英高校合办大学；第二类是中美高校合办大学；第三类是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高校合办的大学。从创立的时间来看，教育部在2003年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外合办大学。中外合办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投资模式、管理模式和教育教学模式，赢得了较高的的社会认同。曾走访过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和联合国际学院的杨东平教授认为，这些中外合办高校的管理体制、培养方式、课程内容、教师评价标准，甚至是学生面貌都与公立高校不同。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因有较好的就业和深造机会，而使他们的招生形势越来越好。[6]

总的来看，上述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内在关联方面具有依次递进的逻辑关系。从中外合作项目到中外合办学院再到中外合办大学，是以不同的方式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提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深入改革促使中外合办大学和中外双方母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关系，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又能以多种方式引进国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形式的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准的日益提高，主要得益于国际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和日益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二、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改革中

存在的问题

（一）中外合作办学定位不清

虽然中外合作办学目标定位为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但是，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二级学院，独立设置的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和中外合办大学，在横向的高校类型和纵向的高校层次的选择中，都需要有各自不同的定位。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只有在明确办学目标、层次、规模等的前提下，才会在同一坐标位置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办出特色。以中外合办大学为例，各层次、各类型的中外合办大学有着不同的办学定位，它们的基本职能都是以育人为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协调发展，其区别在于科研和社会服务所占的比重不同。

对比现有7所中外合办大学办学许可证上的基本信息之后发现，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属于教学研究型大学，在进行本科学历教育的同时，重在培养某一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联合国际学院、上海纽约大学和温州肯恩大学属于教学型大学，以本科学历教育为主，主要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上述中外合办大学虽然都明确了各自的办学类型和层次，但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却又有不同的定位和追求。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致力于成为研究导向型的高水平大学[7]。研究型大学重在培养学术型和科研型人才，研究生占很大比例。另外，在经营策略的选择方面，中外合办大学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中外合办大学虽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提供教育服务，但中国学界目前对营利性中外合办大学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非营利性高校要优越于营利性高校[8]，这种认识非常不利于营利性中外合办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监管乏力

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管，教育部门或其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需要建立准入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并对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实施认证与注册制度[9]。评估、审核和认证是国际上通行的三种教育质量保障形式。2007年，教育部为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监管，建立了“两个平台”和“两个机制”，即依托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开通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和中外合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同时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机制和中外合作办学执法、处罚机制。其目的在于向社会公布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等相关信息。[10]

此外，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对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资质认证，并建立国外学位和办学机构信息查询系统。在中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评估和认证体系仍在探索中，目前主要是通过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认证机构进行评估和认证，以提高教育质量。比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管理学院目前都已通过三大国际认证机构的认证，即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BAs，AMBA）、欧洲质量改进体系（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EQUIS）和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AACSB）的认证。

（三）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有学者指出，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原则，完善评估机制，加强质量监控与管理，坚持规范办学，严格依法管理[11]。但从本质上看，中外合作办学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中外合作办学的经费支持问题。[12]

中外合办二级学院是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独立学院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与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二级学院相比，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和中外合办大学对办学经费的需求更大，更需要构建多元化财务支撑体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既需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又需要创新财政来源渠道。当前公共财政尚未惠及中外合办大学，国家应对中外合办大学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以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能够公平竞争。[13]

（四）中外合作办学良性竞争环境缺失

理清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可以更好地认识它们的权利，以保证其正常存在和发展[14]。从制度层面来看，保障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

首先，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问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很容易引发歧义。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界定和分类不明确，一些定位为研究导向型、非营利性独立法人机构的中外合办大学无法以事业单位的法人资格登记注册，本应投入持续发展的盈余却要缴纳税款[15]。对于缺失国家公共教育资金分配份额的中外合办大学来说，这种政策上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外合办大学的快速发展。

其次，中外合办大学在教育上的平等地位尚未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有学者把中外合办大学看作是“既非公办高校，亦非民办高校，而是独立于公、私立高校之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16]，“是介于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之间、介于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特殊办学实体”[17]，是一种“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办学模式”[18]。“这类学校可以在公与私两套制度规则之间进行运作，可以跳来跳去，进可攻退可守”[19]。这些观点表明中外合办大学具有不同于传统高校的特殊地位。中外合办大学的特殊性很容易破坏中外合办大学和公立高校、私立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

最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招生自主权不足、办学自主权较弱和产权不明确等问题，也制约着中外合办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反思

（一）政府应尊重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规律，逐步下放办学自主权

从权利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公民具有开办私立高校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20]。从本质上来看，私人开办的私立高校属于公民的自由结社，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本文通过考察各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变革的历程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并不是自主进行的，而是在国家政策的规训下逐步进行的。每种办学模式的形成，都是以教育部门颁布的新政策为前提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认识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实际的改革行动滞后于国家颁布的重要教育政策。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不利于公民办学权的实现，也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前瞻式发展。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极力吸引国外高校到本国开设分校。目前，马来西亚、中东等主要的教育进口国家或地区，都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入境办学，而且大多数没有强制规定必须和国内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21]。与之相比，我国教育的开放程度有待提高，国家应该对教育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二）政府要创造多元和谐的文化环境和良性的竞争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内部发展来看，需要清除并突破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政策性障碍，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营造更有力的支持性政策环境。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家的教育政策需要尽快完善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的资助方式，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金。另外，从地域来看，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偏少。例如，现有的7所中外合办大学都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即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上海市。地理分布极其不平衡的背后，是生源的“大城市情结”和中国高校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中央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地域发展中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以帮助不同地区各类型的高校形成良性竞争机制。

（三）政府应鼓励发展中外合办大学，发挥其助推教育改革的“鲶鱼效应”

与中外合作项目模式和学院模式相比，中外合办大学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其独立性，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的校园和教学设施、独立的财务核算、独立的招生、独立的教学队伍和管理队伍、独立颁发学位。这种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克服了中外合作项目模式和学院模式的天然局限性，使中外合作办学由依附走向独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较之其他两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办大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体制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不少学者期望中外合办大学能发挥示范作用，并凭借体制外的办学经验推动公立高校的改革创新[22]。截止到2015年5月，全国共有2845所高校[23]，但中外合办大学只有7所，仅占总数的0.25%。这意味着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及时转变观念，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鼓励中外合办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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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体制改革 篇12

关键词：干部,培训,体制,改革

新时期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与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相比, 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多头投资, 资源浪费;重复培训, 负担加重;机制单一、激励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形势需要,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科学化水平, 要建立健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 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相符合, 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衔接, 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实效的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一、创新培训思维, 为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创新提供思想基础

任何创新都是以思维创新为前提。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创新首先是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创新。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创新, 必须完成两个转变, 即由拓宽知识面转到开发人的潜能和激发人的创造力上, 由计划培训转到按需培训上。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创新, 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树立终身学习、终身受教育的理念, 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 树立干部教育培训的市场化理念, 树立干部教育培训的比较优势理念, 树立干部教育培训的科学化理念, 树立干部教育培训的法制化理念, 树立教育培训国际化理念等等。

二、整合资源配置, 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创新提供物质条件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 整合培训资源的基本思路应定位为:按照“大教育、大党校、大队伍”的目标, 本着优化结构、扩大规模、集中办学、资源共享原则, 对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师资等资源进行整合, 实现培训资源共享和培训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改革培训制方式, 增强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

要改革培训方式, 以激发干部内在的学习动力和以增强实用性为目的, 开辟多种培训形式和渠道, 组织开展研讨式、启发式和模拟式教学。要充分利用各级党校、干校和大专院校, 采取联办、代培、委培、在职等各种形式, 对培养对象进行开放式、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培养。应不断完善和推行干部培训的考试考核制度、检查督导制度和定期达标制度, 并把考核情况装入人事档案, 作为选拔干部必需的条件。

四、拓宽培训渠道, 丰富干部阅历和领导经验

要根据实际需要, 对缺乏基层工作经历和基层领导经验的后备干部, 可采取平级调动或降职留级等办法下派任正职, 使其在基层积累经验, 增长才干, 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经历较单一, 经验不足的干部, 可采取上挂任职和岗位轮换等措施, 使其熟悉宏观情况, 增加阅历和见识, 提高全面工作素质;对缺乏领导经验和全面工作能力的干部, 可采取代理、助理制及管常务、承担急难新任务等办法, 使其在重要工作中体验、探索领导工作规律, 增加全面工作经验和组织协调能力;对在实践中练就了硬工夫、真本事, 能吃苦耐劳、敢于奉献、开拓创新并经群众公认的干部, 要及时提拔使用。

五、突出重点对象, 认真抓好对高级干部、各级党政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

党政一把手的思维和领导水平关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发展大局, 年轻干部的成长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和部门发展的未来。新事情的干部教育必须具有战略思维和眼光, 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 立足现实, 着眼未来, 突出抓好高级干部、各级党政一把手、年轻干部这些重点对象的教育培训工作, 切实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

六、适度市场调节,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

市场机制在教育培训运行中的作用,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创新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当前情况而言, 体制创新中市场调节的重点应是:建立培训机构的优胜劣汰机制, 引导培训机构在竞争中以效益求生存, 以质量求发展;建立培训项目的市场选择机制, 对出国出境培训、专业技术培训等项目实行公开招标, 择优选择培训机构;改变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的划拨方式, 由把培训经费划拨给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 调整为根据培训任务, 选择培训机构, 再划拨培训经费的方式, 发挥资金对教育培训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人民日报, 2010-9-2 (2) .

[2]李小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