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性路径（精选9篇）
可行性路径 篇1
1、确立教学目标
在传统的体育教学观念下,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教学指导理念,一是体育教学主要的是传授一些体育技能和知识;二是体育教学是为了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这样一来,在两种不同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就形成了技能教学与体质教学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在这两种对峙的教学方式之外,竞技体育、主动体育、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的教学方式也随之形成。如今,以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为中心的体育教学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这是由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学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大的趋势。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体育工作者必须要结合学校的实际以及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一个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的教学目标。目标要立足学生实际,着眼长远,并且始终贯穿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这条主线,真正的为学生的身体服务,为学生健康服务。
2、改进教材内容
体育教材必须突破传统的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模式,也不能使其竞技化。科学性和实用性是教材内容确定的一个重要依据。增强学生体质和养成终身锻炼的运动习惯是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目标,学校要建立以健身、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体系,让学生在快乐运动的同时收获一些终身受益的运动知识和技能。
2.1、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为核心。
体育教学的教材可适当运用提高技能内容的,这样在增强学生体魄的同时,可以训练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此外可以选取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学生欢迎的项目,如健美操、舞蹈、球类、民族传统体育等,这些项目深受学生喜欢,对于提高学生积极性有很大的作用。
借鉴大学教学方法,可以采用学分制。将体育课的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以及课外体育活动,这样能够让学生充分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对于学生身体素质提高更有针对性,符合学生兴趣和特长发展的需要。同时,这样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以及技能的形成。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现在很多学校体育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对体育理论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欠缺,其实适当加大理论课在体育教学中的比例是有好处的。理论知识的普及有助于学生在实际训练中有针对性的指导,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的掌握技能。如不同年龄段的体质特征、身体锻炼的方法与原理、体育保健知识、自我监督和评价方法、运动创伤的预防与处理以及心理健康知识等,这些应该是学生必须掌握的一些体育理论。
2.2、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
运用成功激励的教学方式。传统的考试形式有很大的弊端,对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不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体育成绩较差的同学在这种考试体制下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这样只会让基础差的学生更差。如此一来基础不好的同学丧失了学习体育的信息,对体育产生一种畏惧感。实际上,所谓优秀生在这种考试中也是被动和无奈的。因此必须采用成功激励的方式,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以及进步程度,对学生做出合理的判断,对学生进行激励奖分。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可以将平时的奖分合统考成绩进行这算合计,形成最好的学生出成绩。
分层次教学。在平时教学和考试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基础水平对学生进行分层,提出不同的训练要求,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就会避免好学生吃不好、差学生学不好的现象。在分层教学和评价中,每一位学生都能从中得到快乐,获得成功的喜悦,学生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
3、确立课程标准
明确中学体育素质教育的目标导向。学校应该以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自身发展规律为指导,进行体育素质教育目标的建立与完善,这也是我们在实施体育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保证。
建立中学体育素质目标的教学体系。要以中学生体育素质教育目标为基础,以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对体育课程、体育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进行最大限度的优化和选择,这是建立体育素质教育运行体制的基础。
完善中学体育素质教育的评价机制。它是中学体育素质教育运行体制的主导系统和中心环节。中学生体育素质教育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机制,评价机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体育教学的实施。这个评价体系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易于操作的体育教学质量评价考核体系。
当代我国中学体育将向现代化、全面化、娱乐化、终身化和多元化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要将终身体育教育的现代理念贯穿其中,逐步从竞技体育的教学基调和模式中走出来,形成回归自然体育、养身保健体育和终身体育等多形式、多层次、多阶段、多内容的现代综合体育体系。通过转变教学方式,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以及科学调整教材结构,让学生身体素质得到加强的同时,不断认识体育的功能,感受体育的魅力,享受体育的乐趣,逐步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在体育教学方面我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如何切实提升中学体育的教育教学质量,如何更好地、最大限度的发挥素质教育的功用,这仍然是摆在体育教师面前的一个课题。
关键词：中学体育教学,可行性路,径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成明,徐登峰.试析体育游戏在中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及运用[J].内江科技,2007.
[2]林国忠.中学体育教学运用分组教学模式的探讨[J].福建体育科技,2010.
可行性路径 篇2
关键词： 临床实践教学 临床路径理念 可行性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广大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更关心身体的健康，对疾病的诊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发展，带动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同时促使高等医学教育深入改革的必要。
临床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是其研究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临床教学时必须有科学、严谨、明确的训练课程。近些年，由于各大高校扩招，医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现有临床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另外，由于《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加强，患者乃至家属不愿配合临床教学。在当今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医疗环境下，临床带教老师顾忌医患纠纷，不轻易给实习生提供动手操作计划，使得临床教学思想比较保守，造成实习生的临床实践机会不多，难以按照实习大纲完成临床技能操作训练，临床教学质量难以保障，从而严重影响医学人才的培养。因此，主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医学社会化演进，转变教育思维模式，探索一种适合现状的临床医学实践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临床路径（CP）于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医疗中心应用于医疗工作，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标志的临床治疗模式，并在欧美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1]。临床路径是医务人员共同针对某种疾病的监测、治疗、康复和护理，制订的有严格顺序、准确时间要求的诊疗计划，目标是让服务对象获得最佳医疗护理服务。CP小组中的任何一员从接诊至患者出院都要按照流程提供服务，制定流程的过程是一个充分循证的过程。
2010年，我国卫生部开始试点试病种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到目前已有几百余种疾病的临床路径，标志着我国的临床路径化管理的必然性。由此，我们意识到随着临床医疗的不断改变，传统的临床教学面临不断挑战。1995年美国哈佛医学院首先将临床路径应用到临床医学教学中，在授课时将临床路径与临床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显著，可以提高临床医师的动手实践能力[2]。
临床路径有相对固定的医疗流程，因此CP式教学模式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要开展CP式临床教学，必须建立CP文本，并以CP文本为平台，对实习医师实施教学，提前让医学生接受全新的单病种质量控制观念，为医学生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临床思维方式。科室带教老师紧紧围绕相应的诊疗计划组织临床教学，避免同科室不同带教老师授课方案、方法、方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突出教学流程的规范化。
CP式教学法在“教”的方面强调教师以引导为主，启发、引导医学生从CP的各个环节中提出问题；在“学”的方面强调医学生自主探索。实习生接触CP文本后，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疾病由表及里地进行客观分析和推理，并透过疾病的现象抓住本质，有理有据地提出各自的观点，从而培养实习生的探索能力。
CP教学法实施过程中需要执行者反复多次与患者接触交流，可创造执行者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机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利于患方配合医务人员，完成临床路径治疗，使实习生无形中增加临床技能动手操作机会。
CP的最终目标是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服务质量，包括医疗费用、住院天数等，这要求医学生必须时刻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诊疗技术，以实现CP的目标。
目前临床许多疾病的临床进程复杂、变异、不确定性较多，加以其他疾病的患者，都无法实施临床路径治疗，因此教师在应用CP式教学法时要把CP理念与现有医疗资源条件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及教学对象选择相适宜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3]。
综上所述，CP式实践教学法对于临床医学生接受全新的单病种质量控制观念，锻炼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临床思维方式，初步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方法，获取较全面、系统现代医学知识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笔者认为，将临床路径理念融入临床实践教学，可以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恩典，陈朝辉.临床教学模式在骨科带教中的应用[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4，22（8）：1354-1355.
[2]熊雁，王子明.临床路径教学与传统教学在骨科实习带教中的对比研究[J].医药教育，2012，2（7）：133-134.
[3]皮呸湘，符淳.多元化教学方法在妇产科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11）：108-109.
可行性路径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所收治的150例异位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从岁21～37岁，平均年龄（25.4±4.7）岁；孕0～5次，产0～3次，孕龄33～58d，平均（42.5±3.6) d。所有患者均有停经史或者月经正常伴或不伴有持续性阴道流血等病史，来院诊断为异位妊娠收入院，均未初次手术治疗，排除有严重的心脑血管及肝肾功能不全者。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将150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及治疗组各75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组成、孕龄、临床症状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临床护理路径内容见下表1。
1.3 观察对象
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记录术后恢复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及总住院费用，在患者出院之前发放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调查表，由患者进行填写，满分为100分。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5.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费用及患者对护理质量满意度评价调查结果见下表2。
3 讨论
异位妊娠俗称宫外孕，是指孕卵在正常着床部位以外的地方包括宫颈、子宫肌壁、宫角、输卵管等部位着床并生长发育，其主要的临床表现为突发性的下腹部剧痛，并可以伴有阴道流血及大量内出血[3]，严重者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异位妊娠是妇产科非常常见的急重症之一，随着我国改革的进行，人们生活越来越开放，而人流的概率及次数大大增加，这使异位妊娠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及时发现并进行护理及治疗是治疗异位妊娠的关键，其中护理工作占有重大的比重，良好的护理工作可以保证手术的成功，促进其术后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床护理路径由上世纪70年代美国创立并开展，其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综合性的在整体护理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护理质量，缩短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降低医疗成本[4]。其与传统的护理模式所不同的地方是传统护理模式中患者处于随从关系，盲目的按照医护之间的意图进行治疗及护理，而临床护理路径中患者处于主动状态，在整体护理的基础之上，可以参与治疗与护理的整个过程，更好的提高治疗效果。
临床护理路径与传统护理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通过健康宣传教育及心理辅导，使患者明白进行治疗的目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风险，使其降低心理上的恐惧，便于医疗及护理工作的开展；第二，通过各种细致的条文，细化护理工作，方便各级护理人员的执行[5]；第三，加强医患之间的联动性，使患者配合医护人员，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第四，有效地控制患者的住院花费，减少医疗成分，加大了床位的周转，医患双方双赢；第五，促进构建了良好的医患、护患关系，增加了患者及家属的感情投入，提高了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临床护理路径根据以人为本作为设计思路，综合了疾病、心理、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并融入了整体护理、循证医学等方法，更加科学及合理，改变了传统护理模式不重视患者、服务不规范、不周到等弊端，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的护理模式。
本研究中，采用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的异位妊娠患者其术后恢复天数、住院中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平均住院的费用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均明显优于采用传统护理的对照组异位妊娠患者。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形象直观的将患者的病情与护理过程表现出来，做到了全程监控，并加大了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接触时间，更易发现病情变化，并采取相应护理治疗措施，提高了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信赖，最终提高了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护理路径在异位妊娠手术患者的可行性。方法 选取我院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所收治的150例异位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采取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75例, 观察组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来护理,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及护理质量。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恢复天数、并发症发生率、住院费用及对护理质量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于异位妊娠手术的患者,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能够帮助患者恢复, 降低其住院费用同时提高护理的质量。
关键词：临床护理路径,可行性,异位妊娠
参考文献
[1]张彩蓉.临床护理路径在异位妊娠患者护理中的应用[J].当代医学, 2012, 18 (7) :137.
[2]魏波, 魏忠承.异位妊娠保守治疗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研究[J].当代护士:下旬刊专科版, 2012 (1) :74-74.
[3]李雪芹, 艾艳, 季平.临床护理路径在异位妊娠治疗效果的分析[J].当代医学, 2012, 18 (3) :126-127.
[4]刁杞香, 古海荣.临床护理路径在异位妊娠手术患者中的应用[J]齐齐哈尔医学院院报, 2011, 32 (5) :797-798.
可行性路径 篇4
摘 要：当前的教育改革背景下，加强对小学的音乐教育的优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就比较有利。通过小学音乐教育对学生的全面素养培养就比较有利，基于此，本文主要就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加以分析，然后结合实际对小学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和有效策略实施进行详细探究，希望能通过对小学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小学音乐；校园文化；可行性
小学的音乐教育过程中，能对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得以培养，同时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通过从理论层面对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进行详细研究，就能有助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一、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1.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没有成熟化，加强对学生的音乐教学，对学生的想象力以及情感的培养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比较有利。小学生在这一阶段的认识能力还比较低，在受到外界的影响方面比较突出，所以在通过音乐教学中，就能通过动感的音乐感染学生，让学生能够思想情感的丰富性方面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小学的音乐教育，就能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2.小学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小学音乐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对学生开展音乐教学，对学生的个人素养就能有效提升，从而为学校的文化建设的活动促进有着积极意义。音乐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贡献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只有对音乐教学的质量水平得到了提升，才能促进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有效提升，对校园文化建设才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二、小学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和有效策略实施
1.小学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分析
从实际的音乐教学现状来看，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整体的认识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还有就是音乐的教学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在课堂的教学效率水平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没有对校园文化的内涵加以有效提炼，这样就很难通过音乐教学来对校园文化建设得以有效加强。
另外，在音乐教学中对校园文化的建设方面没有科学化的体现，在校园环境文化和音乐教学之间的统一性没有良好呈现。还有就是在音乐教学的形式上没有和校园的精神文化得到有机结合。这些方面的问题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促进目标实现就有着很大阻碍。
2.小学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策略实施
为能将小学的音乐教育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得以有效实现，就要能从多方面得以充分重视，注重策略的应用科学性。笔者结合实际探究了几点措施，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就有着积极意义。
（1）小学的音乐教学要能在音乐氛围的良好营造方面得以充分重视。要能对学校的广播站的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学校的广播在不同的时间段选择适当的音乐加以播放，能够对学生起到放松的作用，这样才能对学生的学习效率提升以及心情愉悦的效果得以良好呈现。只有注重音乐氛围的良好营造，对校园文化建设才能起到积极作用。
（2）对小学音乐的教学结构要结合实际加以优化。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应用中，已经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这就需要音乐教学老师在教学的思想观念上及时转变，将新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加以应用。对音乐的教学结构进行优化，通过先进的技术在音乐教学课堂中加以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以及学习兴趣。
（3）小学的音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形式的多样化呈现，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通过音乐教学的多样化形式的实施，就能有助于校园文化的建设发展。在教学中对音乐教材的挖掘要得以充分重视，将音乐教材中的一些内容和生活相联系，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能够充满的新奇感，这就比较有助于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4）通过将音乐教学的内容进行积极的拓宽，就能让学生在音乐学习的整体水平上得到有效提升。对学生的音乐素养的培养也比较有利，通过这些相关教学措施的实施，就必然会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
三、结语
总而言之，对小学音乐教学的加强以及优化，就能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在具体的措施实施过程中，就要善于和实际的发展情况相结合，只有在这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得到了注重，才能真正的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1] 姚笛. 广西本土音乐资源在小学音乐教材中的应用研究[J]. 音乐时空. 2015（21） .
[2] 蒋海云. 舞蹈教学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重要性[J]. 新课程学习（上）. 2015（01）.
[3] 王彦蘅. 小学音乐课堂渗透生命教育的重要意义[J]. 音乐时空. 2014（01） .
可行性路径 篇5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可行性,违宪审查,宪法诉讼
一、宪法司法化概念的界定
宪法司法化, 顾名思义就是宪法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法院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将宪法直接适用于公民权利侵害的案件, 包括政府侵害和私人侵害;另一种情形则是指法院直接依据宪法对有争议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 亦即违宪审查。
然而, 以上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自然并无不妥, 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普通法院并不能进行违宪审查的情况下则需要对其概念进行具体的界定。即违宪审查 (即审查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 和宪法适用。
二、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与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到现行的宪法, 中间历经多次修改, 尽管具体内容有诸多变化,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宪法始终宣称自己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 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抵触, 一切违背宪法的行为都应当追究其责任, 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
既然宪法一直声称自己是根本法, 并且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 那么宪法是不是法律呢?这个问题或许会有些困惑, 但是可以肯定没有人能说宪法不是法。
既然宪法是法, 而且《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诚然人民法院也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也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规定不能依照其来审判案件。
当然有人会说宪法太过于抽象、原则化, 不具备操作性, 因此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如果说纲领、抽象、原则, 宪法的确具备这些特点, 但是作为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发起国———美国的宪法只有几千字而中国宪法却有一万三千多字 (包括宪法修正案) , 那如果这样说, 美国宪法就更加抽象了, 更不能作为司法化了。因此, 宪法自身特征并不能成为宪法不能进行司法化的理由。
其次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作为制约国家权利的一部法律, 它的目的在与保障公民权利, 控制国家权利, 宪法规定的权利大多是公民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权利, 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话, 那么一个人也很难说他有什么作为人的权利了, 此外, 宪法的某些权利通过具体的部门法得到了贯彻与体现, 然而还有许多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比如男女平等权就经常在现实生活中被侵犯, 却很难得到具体法律的保护, 宪法作为根本法正因为原则性, 所以才得以弥补具体法律的漏洞与不足。这时只有通过宪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试想如果宪法不能得以司法化, 那么该会上演多少不合情不合理的悲剧呢?
再次, 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依法治国,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党一直表示“我们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 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又是依宪治国, 那么宪法更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了, 而宪法要想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就不得不走向司法化。
然后, 宪法司法化绝对不是说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三权分立。西方国家三权分立, 由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使得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较为低下, 我们固然不能加以提倡, 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却不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 而我国也一直以实现宪政、法制为自己的使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加没有理由对宪法司法化说“不”。
最后, 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 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 在此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 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 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 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 往往无法为这种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 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 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 将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 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 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三、宪法司法化存在的有利条件
尽管宪法司法化目前困难重重, 但是也不乏有利条件的存在。
首先, 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受理与宪法有关的案件, 虽然这与宪法司法化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法院却在积极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批复。”这个批复可以说是最高人民法院尝试着把宪法作为其断案的依据, 无疑对于宪法司法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次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首次把一些抽象的行政行为列入其审查的范围。这也进一步表明最高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这两个批复或说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也进一步表明了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方面, 法院都具备审查权。再次就是一些地方法院的个别法官也尝试着进行违宪审查如河南省的种子案便是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尝试着进行对违法的地方法规进行审查的表现。最后就是在香港回归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发生几次与宪法和《基本法》相关的诉讼, 并且香港特别行政区多次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 并没有因为宪法过于抽象而拒绝门外, 这不仅表明宪法不仅可以进入诉讼而且也有必要进入诉讼, 当然宪法进入诉讼也正是宪法司法化的题中之义。这些宪法进入诉讼的现象也为宪法司法化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
其次, 目前很多学者都开始纷纷研究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的相关问题, 目前学者们纷纷主张推进宪法的司法化, 主要观点主要有这几种组成:美国式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 德国式宪法法院式的宪法司法化, 还有法国式宪法委员会式的宪法司法化, 当然还有学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提出中国式的宪法司法化:在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案件的处理。虽然这些观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 但是还是有其价值与意义的, 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推动。
当然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 多起关于宪法的相关案件都是从民间引起的, 说明他们的法律意识, 尤其是宪法意识的不断增强。
再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年来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备案办公室, 专门行使对抽象行为的违宪审查。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初步意识到了对于法律法规的审查, 避免其违背上位法和宪法, 这一点也可喜可贺, 当然这与宪法司法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最后, 理论与实践再次向我们证明抽象行政行为并非不可审查。如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复议机关附带提出审查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 (不包括法规、规章) , 这充分说明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是无依据的, 那么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有着类似的精神, 如果赋予司法机关以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似乎也不是问题。
四、宪法司法化模式的构建
宪法司法化, 作为宪政的重要内容,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应的途径和方式。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 大多数法治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宪法委员会或者违宪审查机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更应该充分显示依法治国的决心, 那就更有必要在借鉴西方国家违宪审查模式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关。
最高法院作为违宪审查机关。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全国人大负责, 因此纯粹按照美国普通法院模式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和受理宪法诉讼, 难免会使现在的人大权威受到限制或者说有很大的阻力。这样的违宪审查模式在我国行不通。
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关。在法国, 违宪审查的任务主要是由宪法委员会承担的, 当然法国作为有着三权分立传统的国家, 采取此种方式并无不妥。但是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 如果采取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外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的话, 那么又会陷入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受到其制约。
综合借鉴各类宪法司法化模式, 结合中国国情, 中国宪法司法化适合采用复合式机构。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 (其地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级, 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 只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 闭会期间, 独立行使相关权限) 。该委员会事宜采取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主要审查非全国人大制定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规章是否违背宪法及组织法。当然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则按照被动审查原则也即不告不理的原则, 如果需要对其进行撤销或废除, 则需要向全国人大备案, 由全国人大表决, 从而实现违宪审查的有效化、权威化。
当然, 最高法院则受理相关违背宪法造成公民具体损害的案件, 也就是说宪法诉讼, 如果出现需要审查须由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抽象行为或者涉及对宪法理解问题, 则需要向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进行咨询, 由其定夺, 对于非法律渊源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具备审查权, 以减少宪法监督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压力。
综上所述, 建立复合式的宪法司法化机构不但在理论上可行, 在实践上也有支撑其依据, 不仅不违背当前政治制度, 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全国人大的作用并且推进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进程, 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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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路径 篇6
( 一) 精准扶贫的概念
所谓精准扶贫,与传统的粗放扶贫相对应,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1]
( 二) 我国现阶段扶贫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此之后,扶贫政策也进行了不断的调整,但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1、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扶贫开发中的建设资金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财政拨付,二是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其中,政府在扶贫开发中承担着绝对的主要责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资金投入非常有限。[2]
2、扶贫标准依旧停留在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开发式扶贫,但由于扶贫目标过于笼统,其效果在后来看来并不明显,依旧有大量的人口没有得到彻底的脱贫。
3、对扶贫资金的监管措施不到位。扶贫资金被挪作他用,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资金的发放缺乏严格的审核程序等许多问题依然存在; 资金下拨后续跟踪监督工作不到位,资金发放常常由基层领导部门随机决定,缺乏有效的依据。
二、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可行性分析
社会工作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实践活动,其实践过程通常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系统化理论基础之上。扶贫也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以往的扶贫活动往往是以宏观基线来把握,依靠政府政策来制度化的推行,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细节考量。随着精准扶贫的开展,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是自然的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工作的基本职能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和家庭解决他们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其过程主要依靠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链接案主所需要却不能直接获得的社会资源。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社会工作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的认识和理解案主的致贫原因以及案主需要的社会资源。确定需要帮助的人们解决的问题属于何种性质,以便进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与精准扶贫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契合点。正因如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可操作性和可靠的理论依据。
( 二) 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可以更好的帮助社会工作者对致贫原因进行进一步阐释,更好的设定开展工作的目标。在对于贫困的致因分析中,社会工作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贫困是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还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的,对于不同的贫困致因,社会工作可以选择不同的介入点,使得扶贫的工作更加有效更加切合实际需求。
( 三) 社会工作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发展出一定目标的实务工作方法、技巧和范式。社会工作中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指导和启示。“增权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者作为受助者的代表在现有制度和体制下向社会呼吁更多的关注和权益的倾斜,促使现在的社会结构做出一些有利于服务对象的制度或政策安排。优势视角理论则强调从受助者个体的角度出发,发现受助者的优势,然后利用其优势实现自身的“自助”。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
社会工作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其主旨思想在于改进社会福利,实现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的干预,满足社会底层公民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不同于以往的开发式扶贫,其更强调的是微观的,精确性的,个性化的扶贫。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系统理论强调人和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当其中一部分出现短缺或者功能缺失时就会导致贫困。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和恢复各个部分或元素之间的协调和均衡,链接社会资源,使机体能够重新有效发挥作用,实现人或者家庭的重构,从而恢复家庭的正常功能。
( 一) 构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平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通过专业机构和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利用专业优势和链接资源功能,搭建以村落或者社区为单位的精准扶贫平台,利用平台建设从宏观上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同时社会工作的开展也可以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来进行,以社会组织为媒介推动精准扶贫的开展。[3]
( 二) 对受助者进行思想上的再造,变“输血”为“造血”。贫困者由于认知上的错误或者理性思维能力的缺乏导致其在社会中的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帮助他们获得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他助”到“自助”,达到真正的变“输血”为“造血”。
( 三) 重视贫困者的社会参与能力提升。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多与其社会参与不足和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感不强有关,使得其无从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构建贫困者利益诉求的多种渠道,建立合理的表达沟通机制,使其意愿表达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个贫困的人或者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也需要结合贫困的致因和受助者的个人情况。[4]注重差别化的扶贫方式,将社会工作的目标与服务对象一起,通过集体行动改变现有的社会现实来解决问题。在应对贫困中,社会工作主张不但要关注受助者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关注社会结构所导致的问题,倡导通过个人思想认识的改变或者通过社会制度的重新设计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颜安.忠县创新思路差异化扶贫[N].重庆日报,2014,10:15002.
[2]侯彬.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和现实选择[D].中共中央党校,2002.
[3]向德平,姚霞.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反贫困实践的空间与途径[J].教学与研究,2009,06:22-26.
可行性路径 篇7
根据史美伦女士所曾指出的, 我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对我国经济的成功转轨, 对中国经济成功融入全球化的大潮,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 提高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独立董事能以其专业知识及独立的判断, 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协助管理层推进经营活动, 从而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水平, 改善公司声誉, 提高公司价值。三是强化董事会的制约机制,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设立独立董事的本意就是要制衡公司经理层对股东利益的损害。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一方面可以制约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时是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 另一方面还可以独立监督公司管理阶层, 减轻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 保障中小股东的收益[1]。
不可否认,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 都已经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辩证的角度看, 任何制度都会有其特定作用范畴的界限, 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寄希望于独立董事法律制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况且, 如果要使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良好的效用, 还需要我们对其在我国本土的可行性予以深入探讨。当然, 我们讲移植独立董事法律制度有其必要性的同时, 也要看到不同的移植模式会具有移植成本的不同, 也可能会带来效果的差异, 其关键在于模式选择和制度变异的合理性与高效性。
一、路径或模式的选择
目前世界各国对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移植, 多有不同。本文以为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种情况、不同路径。一种情况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 比如英国所采用的移植模式, 这种模式由于其本身经济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美国的相似性, 都是实行“一元制”的公司治理模式, 显得更为直接和便宜, 对此, 本文不做过多阐述。另一种情况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对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移植 (或借鉴) ,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两大法系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一元制”与“二元制”客观差异的存在, 可供选择的路径大致有:
第一种路径, 即“选择制”模式。以日本、韩国 (包括法国[2]) 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公司法实践为代表。简单的概括是, 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大型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还是强化独立监事, 在法律上仅作任意性规定, 交由公司自己选择适用;实行独立董事的公司, 原来的监事制度随即废除, 另设执行经理。
第二种路径, 即“嵌入制”模式, 从我国长期的实践来看, 大致上体现为此种路径。即在保持监事会的基础上, 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也可以如前所述, 这是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我国的移植和发展历程的特点之一。
第三种路径, 可以称其为“借鉴改造”监事会模式, 是指借鉴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一些内涵或精神本质, 单纯改造监事会, 大力加强监事以及监事会的独立性。准确地说, 这种路径或方式, 主要是精神理念和制度的借鉴,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制度”移植。因为根据法理学的观点, 如英国法律史学家阿兰·沃森认为:法律移植是一条规则或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 或者自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的迁移;德国法学家莱茵斯坦认为:法律移植是指在一种法环境中发展的法秩序在与此不同的法环境中有意识地实施的现象[3]。另外, 我国学者也多倾向于法律移植是“采纳或引进外国某些法律或某些制度”的观点[4]。可见, 法律移植的对象不管是一种规则、一种法秩序、或是某项法律以及规范, 大多应属相对完整的制度的范畴, 而不仅仅是某种精神或理念。
另外, 理论上的第四种路径, 即废除监事会制度, 直接推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 但是由于这种方式需要对公司治理结构作较大的调整, 甚至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由“二元制”转向“一元制”, 所以推行的成本、程式、以及会导致与国内法系特点的完全剥离, 所以本文以为在没有较强制度储备的情况下, 并不十分现实和明智。
但是, 到底哪一种路径选择更为有效、更具合理性, 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或模式, 国内学者也有持不同意见。其中, 比如就有学者主张要把独立董事制度的精神融入到我国的监事会制度之中, 实行所谓的“改名易嫁”, 就是改“独立董事”之名为“独立监事”之名, 并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若干变通, 然后把改名换姓、改头易面的独立监事“嫁”到我国监事会来。这些学者认为, 这种“改名易嫁”的方略要优于现行“制度拼凑”方略。其原因在于前者较之后者可以实现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无缝介入, 从而减少制度的摩擦、冲突和不和谐, 大大提高监督的合理和效率。在具体制度设计上, 该观点认为可以把英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制度、提名任免制度、声誉报酬激励机制、以及权义责制度作一番取舍与变通后, 建立我国独立监事相对应的具体制度, 同时模仿英美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的做法, 把这三个委员会搬到监事会之下设置, 并将其组成人员——董事改为监事, 在这三个委员会中为独立监事保留过半数席位。另外, 再就重塑我国监事会并强化其功能提出具体方案[5]。实质上, 这种做法, 基本上与本文所讲到的第三种路径似乎同出一辙。其与日、韩等国的采用“选择制”模式有两种选择不同, 但也有相通之处, 只是, 这种方案单一选择的是强化并改造监事会制度, 着眼于“独立监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二、我国移植并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现实选择及可行性分析
结合以上路径或模式的分析,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移植实践, 主要还是集中于“选择制”模式和“嵌入式”模式。如上文所言, 从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历程以及立法建构来看, 选择的是“嵌入式”模式的现实做法, 本文以为此具有相比较而言的现实可行性。针对我国的公司治理背景, 这种现实选择的可行性, 主要是因为:
(一)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宗旨和理念大致相通, 在保留监事会的同时, 推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 二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价值冲突。
首先, 无论是英美法系“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的独立董事, 还是大陆法系“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的监事会, 其重要宗旨, 都体现为确保监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其次, 从经学和管理学“效率与公正”的角度而言, 独立董事在英美法系“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设置, 似乎更多的体现了对效率价值理念的追求, 而监事会在大陆法系“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设置, 似乎更多地体现了对公正价值理念的倾斜。但是, 在确保监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的共同宗旨下, 设置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司治理也并不排除对公正的诉求, 设置监事会制度的公司治理也并不排除对效率的诉求。由此,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共存的“嵌入制”模式中, 不但不存在宗旨上的根本冲突, 而且在理念上也完全可以达到较完美的融合。
(二) 在我国“二元制”公司治理的结构下, 引入独立董事法律制度, 并非局限于简单的“制度拼凑”。
换句话说,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 既存在优势功能的互补, 也存在结构有机协调的可能。众所周知, 法律移植在体现一项制度基本因子相对完整性的同时, 并不排斥对该项制度 (供体) 进行一定的创造性变异, 也不排除对现有制度 (受体) 的适时调整, 这一点也有诸多法律移植实践可以证实。首先, 针对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所具有的独立性等特殊品格、以及独立董事在出现之初就具有的主要是参与决策与监督的特定职能, 有助于“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其中董事会结构的完善和整个结构中监督职能的强化, 可以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有机结合, 可以参与公司决策, 实现对公司运作的全程、全方位的监督。准确地说, 移植并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 通过对我国公司董事会的改造, 一定程度上加强其独立性, 以及对监事会职能的适当调整, 完全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相对监事而言, 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行使以及效用, 在诸多层次上更具优势。因为根据现行体制, 监事会作为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机构, 对董事会决策的介入, 既缺乏强制性要求, 又缺乏一定程度上的体制保障, 更缺乏独立性判断的基础, 由此, 在公司某些事务方面的监督作用并不能很好的实现。应该说,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能的确存在冲突的地方, 但是, 也有着监事会所欠缺的优势功能。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 按照《公司法》以及相关规定, 完全可以对董事会职权的行使、决策的作出发挥内部作用, 在现行公司体制以及公司法律规定下, 这种参与决策的权力, 除了有利于公司决策的科学和理性以外, 必然对其监督权的实现具有有力的保障, 此为监事会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 “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的监事会制度, 也同样可以弥补单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倾向追求效率, 从而有所忽视公正性诉求的弊端。从而, 我国在移植并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同时, 完全有可能达到制度的优势互补, 当然这主要是指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的董事会制度以及监事会制度而言。当然此时, 问题就集中体现为, 我们在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时, 要合理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功能定位和职权划分, 而对于这一点, 通过我们的合理的制度设计和不断的实践发展, 是可以实现的。
(三) 相对于“选择制”模式而言, “嵌入制”模式有利于减少移植成本。
“选择制”模式下, 设立独立董事还是强化独立监事, 在法律上仅作任意性规定, 交由公司自己选择适用的做法, 实质上会造成双重成本的存在。也就是说, 这种模式下, 国内公司的治理结构会出现两种情形, 一是选择设立独立董事, 随即废除监事制度, 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改观, 由“一元制”向“二元制”转变, 其必然要求具备“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的诸多因素, 也就会导致公司法律制度与本国法系的剥离和脱节, 在本国整个法律体系仍具备大陆法系特征的情况下, 必然会付出极大的调整成本, 这种成本甚至会延伸到公司法律领域之外。二是选择强化独立监事, 在强化独立监事的过程中, 首先要对监事会制度进行较大调整, 虽然是在大陆法系公司法律制度范畴之内, 但是在调整的过程中, 恐怕也会不可避免的借鉴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理念和精神。如果采用了“选择制”模式, 那么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存在, 就要求必须具有针对两种不同选择的制度储备, 这对整个公司法律体系来讲, 其复杂、繁琐和成本可想而知。而采用“嵌入制”模式, 首先可以避免公司治理模式的根本改观, 尽可能的减少公司法律领域两大法系特征的冲突, 其次也不必具有两套各自完整而又完全不同的制度储备, 可以说, 这是一种最为合理和最小成本的制度移植。
(四)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 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我国的移植和建构,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尽管有学者讲, 我国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清晰的思路, 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就是时至今日, 关于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讨论和建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理论基础和立法尝试。尤其是我国的立法建构过程, 也是在“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之内进行的, 换句话说, 我国“嵌入制”移植并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的模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并且在《公司法》中也已予以确认。
所以, 我国移植并逐步推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是必要的, 而且采用“嵌入制”模式的现实选择, 也是可行的。
摘要：目前, 移植和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在理论上仍旧存在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通过比较, 尤其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我国移植和实行独立董事法律制度所实际采用的“嵌入制”模式, 是合理并且可行性的。
关键词：独立董事法律制度,移植,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史美仑.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 (2001年7月17日讲话) .载2001年7月17日《证券时报》.
[2]法国在1966年修订《法国股份公司法》过程中, 亦面临一元制与二元制的选择问题, 但最终其198条以及118条规定允许所有法国股份公司自由选择。
[3]潘汉典.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1990, (2) .
[4]王晨光.不同国家法律间的相互借鉴与吸收.载.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1993.217.
可行性路径 篇8
一、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一) 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支撑
医疗卫生, 全世界尚无一种理想模式。目前, 具代表性的医疗模式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全民医保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的国民健康模式。三种模式, 各有利弊。美国模式医疗费用高涨, 群众看病越来越贵, 穷人看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德国模式, 居民税负越来越高, 承受压力越来越大;英国模式, 医疗服务效率低下, 看病难问题越来越严重。
1.完全免费医疗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医疗是人的基本需求, 这种基本需求与个人的消费能力、与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密切相关。如果完全免费, 人们付出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医疗需求将大量释放, 势必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医疗费用高速增长、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全球70多个医疗制度相对成形的国家中, 只有古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 即患者看病个人无需支出任何费用。而人们通常提到的免费医疗国家, 个人仍然需要支付一定费用。免费医疗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不是一种普遍模式。我国是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 城乡、贫富、区域差距明显, 个人医疗需求差异大, 财政支付能力有限, 实行完全免费医疗不适宜, 也不现实。
2.有范围界定的免费医疗值得探索。基本医疗卫生属公共卫生范围, 为群众公平地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在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正在逐步得到改善的医改推进过程中, 要使群众感到看病不贵, 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分析, 应该对有界定的免费医疗路径进行探索。一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医改的核心理念, 从“公共产品”角度看, 是为群众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支撑。二是医改3年来, 政府卫生投入, 特别是对基层医疗卫生、基本医疗卫生的投入明显加大,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筹资压力, 为探索在范围、内容、空间上有界定的免费医疗操作路径奠定了基础。三是我国农村群众占大部分, 也是“看病贵”的主要群体。解决群众最关心、最期望、最迫切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 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二) 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财政可承受度
探索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操作路径, 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 (包括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各项具体内容的服务成本。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的职能定位就是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本文换一个角度来界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不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内容本身入手, 而从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机构着眼, 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内容界定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为群众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以黔江区为例, 2008—2011年, 黔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支出逐年增长, 当年收支基本平衡。也就是说, 现行财政投入状况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正常、发展健康。
按照医改十二五规划, 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水平将提高到年人均360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年筹资水平将超过400元, 有望达到500元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持续。
二、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益分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是对破解群众“看病贵”问题操作路径的有益探索, 必将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方面一是使群众感受到党的政策温暖, 二是使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要求得到落实, 三是使医改的具体要求得到落实。经济效益方面一是将刺激消费, 二是将提升劳动力素质, 三是将提高黔江对外开放水平。
三、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框架设计思考
黔江多年农村卫生创新改革,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运行机制, 实施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虽然操作路径将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不需要对卫生系统内部现行管理运行机制作颠覆性改革, 只需要作局部调整。
(一) 筹资调控的制度设计
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筹资途径由财政补助、城乡居民医保报销、群众就医个人支付费用3个改为财政补助、城乡居民医保报销2个。
1.财政补助途径。不调整现行的补助方式, 仍然由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设备配置和维修) 、人员经费、药品零差率补助、公共卫生补助、卫生应急等5个主要方面构成。
2.城乡居民医保报销途径。提高基金使用率, 当年基金节余控制在10%左右, 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的基金比例不低于当年基金支出55%。这是在财政不明显加大投入情况下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也是引导群众合理利用卫生资源、保证群众从医保中得到更多实惠的重要措施。
(二) 支付调控的制度设计
支付调控通过支付制度改革实现, 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1.财政补助投向供方 (医疗机构) 、城乡居民医保投向需方 (群众) 。无论是财政对基层卫生的补助, 还是医保基金支付, 采取核定总额给卫生系统的办法。政府只向卫生系统要结果, 要“群众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免费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改革结果。这种总额核定的办法, 不但能够充分调动卫生提供方的积极性, 也能够使卫生行政部门能够及时利用经济杠杆有针对性的改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2.医疗机构通过服务获得财政补助和医保基金。财政补助经费,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政府按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核拨;公共卫生经费按全市的统一政策标准核拨给卫生行政部门, 由其按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工作任务和质量进行考核划拨;药品零差率补助在现行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根据近3年使用增长比例核定标准、人员经费综合考虑全市以及我区其他行业标准进行总量核定, 划拨给卫生行政部门, 由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后统一划拨;卫生应急补助根据发生的突发卫生应急事件、卫生应急物资日常储备需要进行核定。医保管理部门按照预付的办法, 将医保基金预拨给卫生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仍然要通过深化项目付费、单病种限额付费、门诊处方限额制度、次均住院费用限额制度、人头付费、门诊处方用药规范等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医药费用综合控制措施, 严格控制医药费用增长, 提供服务后采取报销的方式获得补助。
(三) 组织管控的制度设计
1.对卫生系统服务提供绩效的管控。由政府筛选衡量卫生服务提供公平性、效率、有效性、选择性, 群众健康水平改善、居民满意度、服务提供满足度、经济风险防范的主要指标, 制定综合评价办法, 每半年对卫生系统进行一次综合考核评价, 重视评价结果的运用。
2.对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责和主要负责人履行管理责任的管控。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卫生机构年度目标任务、院长年度任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 以及采取扣分的办法对卫生常规指标、约束性指标和禁止性规定进行管控。
3.对医疗卫生人员行为的管控。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制定以工作量、工作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办法, 严格考核来实现。
(四) 关键性操作环节的制度设计
1.医保基金向基层倾斜。2008—2011年, 在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水平翻两倍多的情况下, 黔江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群众看病报销综合补偿比仅从37%提高到40%, 群众从医保中受益与基金增长比例相差太大。2008—2011年期间, 黔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获得基金占当年基金支出比例从56.05%下降到32%, 下降明显。综合以上两组数据, 应将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明显倾斜基层, 比例应达到当年基金支出的50%—60%, 以使群众更多受益。这也是落实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低水平、广覆盖”和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
2.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卫生部门必须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规范诊疗行为, 以及基本药物使用、基本医疗检查项目、药物用量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设计, 严格执行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益, 应充分考虑卫生行政部门在医保制度设计中的参与性和对医保基金使用的实质性管控权。如果卫生行政部门缺乏对应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使用医保基金的实质性管控权, 失去了利用基金这一经济杠杆深化医药费用支付制度改革的基础, 势必难以遏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3.引导群众合理利用卫生资源。目前的现状是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差, 导致综合医院人满为患, 甚至专家级医生整天忙碌于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 造成综合医院资源严重浪费, 也明显加重了群众就医负担。在制度设计上, 应采取限制性办法, 使基层首诊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真正实现“首诊在基层、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制度。
4.抑制群众就医需求井喷式释放。免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结合国家、全市明确的范围和内容, 影响黔江群众健康的主要因素, 对服务内容进行细化, 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免费, 应采取“规制”的办法防止群众就医需求井喷式释放, 造成卫生资源浪费。可以采取两种办法, 一种是对门诊就诊病人收取一定额度的挂号费、对住院病人收取一定额度的基本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部分收入应直接存入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专户, 纳入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平衡, 不作为医疗机构可自行支配的收入) ;另一种是设定个人当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住院就诊最高限额, 超限额部分个人应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
5.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群众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可以自由选择就医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必须严格遵守转诊指征, 严格执行上转病人转诊规定, 避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诿病人。可以采取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保部门通过网络审批上转病人的办法保证制度的落实。
6.避免服务绩效降低。卫生行政部门应对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提高服务效率进行严格的制度设计。实践中应不断优化绩效考核制度、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 提高运用考核“指挥棒”促进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效率提升, 引领机构发展和人员积极进取。
7.加强卫生信息系统建设。只有通过信息化手段才能实现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行为的管理, 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的管理, 对各种繁杂业务数据及时统计、分析, 及时有针对性的制定改进措施。
摘要：本文以重庆市黔江区2009-2011年阶段性医改成果为案例, 探讨使群众更加直接感受医改带来好处、更加直接享有医改成果的操作路径, 并对其可行性进行分析, 以期在群众更大程度享受医改成果的过程中深入推进医改。
宅基地有限自主流转的可行路径 篇9
1.实践探索
近年来, 广东、成渝、天津等地在农村土地改革上均有动作, 特别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非宅基地部分) 流转改革都有探索。但是, 最为敏感的宅基地流转并未能顺利铺开, 目前宅基地的流转严格限定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继2005年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之后, 广东2007年曾动议让农民的合法“一户一宅”住宅入市, 但后来未能实施。天津、重庆刚探索了“以宅基地换房”模式, 具体做法是:农民以宅基地 (包括村庄用地) 换取小城镇住宅, 迁入小城镇居住。对原有村庄范围按新城镇占地面积的土地进行复耕, “宅基地换房”节约出的建设用地, 一部分整理拍卖后充作建设费用, 另一部分为经济建设的储备用地或置换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5.12地震”重灾县 (市) 出台了联建政策, 外部资金可进入农民宅基地重建领域, 并取得合法的房屋产权证, 初步具备了流转前提。这事实上打破了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购买房产的禁令, 也是迄今为止, 通过政府层面官方许可外部居民获取农村房屋产权的唯一案例。
2.理论争议
学者对宅基地能否流转的观点争议颇大。如秦晖、文贯中等人, 历来主张土地产权归农, 流转自由[1][2][3][4]。持相反观点的代表是陈锡文、温铁军等人, 他们反对宅基地抵押和流转, 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 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5][6]党国英持相对温和观点, 反对私有化, 但主张“管住农业用地、放开建设用地;规划全面覆盖、产权平等保护”。[7]
学者观点不同的原因在于两处:①研究者价值偏好不同, 即对公平与效率、社会稳定与个体自由的二难选择上的个人偏好不同。②对事实的判断不同。如有同志认为农民缺乏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能力, 一旦放开流转会造成流离失所, 这也是南美和印度的教训;有的同志则认为农民是理性的, 还权于民、让民自主对农民最为有利。
二、最好的出路:有限自主流转
1978年之后中国土地生产经营制度经历了由人民公社向承包制转型, 并逐渐延长承包期限的改革历程, 基本做到了产权明晰, 并形成流转基础, 为规模化经营铺平了道路。但是, 由于人均耕地数量极少, 农民单纯依靠农业的增收前景极为暗淡。工业化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农民工充分分享了这一好处。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在财产性增收领域仍近乎空白。
因此笔者认为, 农民的合法自住房屋及宅基地, 完全可以有限自主流转, 充分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同时, 良好的交易制度设计, 可以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1.耕地保护与集约用地的现实需要
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耕地资源的国家, 集约用地的问题至为重要。
(1) 农民居住用地的集约问题。
对耕保的威胁来自地方政府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冲动, 也来自于农民新建房的需求。目前宅基地没有退出机制, 农民超标违建现象严重, 宅基地规模越来越大, 农地不断被蚕食, 危及耕保大局。中国有上亿亩的在用宅基地数量, 如能鼓励宅基地流转, 盘活用好存量, 在农民之间以丰补歉, 完全能够解决农民居有其屋的要求。确定时点, 冻结新宅基地的审批, 确权颁证, 盘活存量, 是从根本上扭转农地被转为宅基地的有效办法。
(2) 城市化的集约用地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中, 居民居住结构趋于楼房化, 土地应当从粗放走向集约化, 有利于耕地保护。目前的现状是很多农民长期在外谋生, 并在城里购置房屋, 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这与城区土地寸土寸金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如政府能回购复耕、借助市场力量进行置换, 则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机会。
2.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
有能力扎根城市生活的农民, 可以选择出卖宅基地。农民还可选择联建、出租、抵押, 获得收入、新住房或贷款。
3.道义上的好处:公平
由于土地用途管制, 中国农民的十八亿亩农地的产值增长空间有限。农村建设用地却不能与城区的建设用地同地同权, 坐失发展权。而土地用途管制、耕保的成本全由农民来承担, 显失公平。
相比于城区居民购买住房价格中所含的土地出让金, 农民的宅基地有福利性质。但是, 农民为中国工业化做出的巨大牺牲有目共睹。改革开放前, 农民承受了产品市场的剪刀差, 在眼下的城市化进程中, 政府低价征用了大量土地, 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 却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给农民自主房屋以直接的流转权, 是对农民的有限补偿。
此外, 过去城镇正式职工多分有福利房屋, 福利房的土地价格也有无偿性质, 1998年房改后并没影响到居民房屋的流转。在对待城乡无偿性质的土地问题, 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 在城乡之间造成新的不公平。
4.别的方案是否更好
是否有别的思路, 可以做到既对土地集约使用有利, 增加农民收入, 还能增进社会的公平?
(1) 调增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征地是国家强制行为, 由于赔偿标准并不参照土地市场价格, 堵死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道路。调增补偿标准只不过是部分让利。而且, 以征地来解决土地集约问题, 很容易刺激农民情绪, 影响稳定。此外, 征地也解决不了处于非征地范围农户的宅基地增收变现的需要。由于征地成本低, 更容易导致政府过多征地, 使集约效率下降, 影响耕保。
(2) 以宅基地换房, 移居集中居住区或城镇。
“以宅基地换房”模式相当于“变相的征地”, 难以保障农民的根本权益。当然, 以房屋作价提高了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部分化解了征地制度的缺陷。但是, 它也剥夺了农民得到宅基地增值的机会, 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由于土地统一整理的便利, 在操作上也难免有不尊重部分农民意愿的情况。
(3) “双放弃”。
成都温江所创立的“双放弃”模式, 是指政府与农民进行的自愿交易。农民放弃承包地、宅基地, 获得城镇居民身份、社保和住房。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农民自愿, 且反映踊跃。但是:①这一政策对政府财力会构成一定的考验。②在宅基地未有市场价格之前, 就“利诱”农民交地, 政府的立场难免受人非议, 也可能引起将来部分农民的反悔。
5.两点不必要的担心
(1) 自由交易会使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 危及稳定吗?笔者认为, 只要制度设计得当, 流转规范, 农民不会因为流转而失去家园。
第一, 制度设计上可以回避宅基地流转的风险。允许交易并不意味着国家退出管制。为了避免个别农民因市场风险而失去安居之所, 可以在宅基地交易前有所限定。例如, 要求出卖宅基地的农民在城区已有住房且有稳定生活来源。
第二, 绝大部分农民是理性的, 不会轻易贱卖自己的宅基地。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相信普通人的理性。不相信多数人的理性, 不相信普通人能处理好自己事务, 从而扼杀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是计划经济的重要教训。
第三, 从实证的角度来说, 也很难得出宅基地自由交易会危及农民安居的结论。中国城市居民的产权房屋已实现自由流转, 并没有出现因非理性流转而危及稳定安居的局面。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也都实行房屋地产自由流转的政策, 没有危及居民安居。至于印度、南美等地出现了城市贫民区的问题, 其原因不在于土地自由流转制度, 根本原因是工业化进程受阻。
(2) 宅基地上市可能会冲击城区地产业?由于政府是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者, 宅基地上市是否会冲击城区地产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 与违法建设的小产权房屋不同, 农民的合法房屋宅基地直接上市交易, 对城区地产业的冲击极为有限。短期内看, 住宅供应量宅基地均有住户, 一旦上市, 不构成总的居住面积供给增加。最可能对城区地产业构成影响的是城区边缘的宅基地, 而这些地区的宅基地相当部分实际已为流动人员租住, 或变相购买。所以, 短期影响极为有限。
长期看, 宅基地上市将对地产业的土地供给形成三种影响:
第一, 征用郊区土地难度加大。宅基地流转使近郊的农民宅基地价值显化, 增加了征地谈判成本和难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的圈地愿望。
第二, 城乡建设用地挂勾置换构成城区征地指标增多。在允许建设用地挂钩置换 (城区国有建设用地的增加与远郊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挂钩) 的前提下, 由于地价差异较大, 建设指标会向城区集中, 使城区政府获取建设用地的空间加大。这似乎会对地产业形成不好的影响。但是, 购买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后置换征用近郊土地, 完全是地方政府主导之下, 新增建设用地数量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范围。以地方政府对地产市场的保护态度, 在土地整理、挂牌上市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地产市场的承受力, 不会对本地地产市场形成大的影响。
第三, 部分城市居民外迁。部分资金会用来购买农民宅基地用于自住或开发。建设部门通常对楼层楼高有所限制, 这种情况会抑制可能增加住宅供给量。从需求面上讲, 真正愿意到近郊之外地带生活的市民, 只能是较富或较穷的群体, 这两类人数量并不多。因此, 外迁对城区的需求影响并不大。
综上所述, 近郊的建设用地处于政府可控范围, 远郊及中远郊对市内多数居民缺乏吸引力。宅基地自由流转不构成对地区地产业的威胁。
三、宅基地有限自主流转的可行方案
笔者拟出一种有限自主入市流转方案, 供决策者参考。这个方案的主要特色一是“有限”, 对农民初次流转前的自身经济状况有严格的要求;二是“自主”, 尊重产权, 还权于民。
1.流转的重要前提
(1) 农户须证明在城区拥有产权完整的住房, 有稳定生活来源, 社保完善。
这是确保农民的宅基地流转后不会失去住所的关键所在, 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
(2) 宅基地产权明晰, 合规合法, 使用年限清楚。
这一条将小产权房屋挡在流转范围之外, 小产权房屋是违规建设的开发房屋, 不能让开发商和乡镇政府借机将自己的违法利益合法化。依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 建议将农村宅基地使用年限定为70年。
(3) 冻结新宅基地的审批。
这也是耕地保护的需要。
2.流转范围
农村的合法房地产直接上市流转, 可打破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购房屋的禁令, 形成城乡一体的交易格局。打破城乡资源流动的障碍, 是农民取得宅基地较高价格的关键所在。惟有如此, 才能形成城乡统一的宅基地市场, 并形成公允的宅基地价格。也只有形成了宅基地市场, 才可能将政府的征地补偿向市价补偿靠拢。
3.流转利益分配
目前已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流转收益分配上都兼顾了村集体和所涉及的地农户, 属于利益均沾的分配模式。宅基地使用权的私产性质非常明显, 界限清楚, 流转利益是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年限的获利。建议初次流转利益扣除掉交易费用 (如换证工本费) 和必要税收后, 全部无保留归原农户。
4.流转后的建设管制
考虑到目前农民旧居条件设施较差, 如能在外部资金进入之后, 允许其重建, 有利于增加宅基地的吸引力, 有利于宅基地升值, 对农民有利。但是, 由于建设情况对于土地状况有影响, 对楼层、结构或建设方式应有管制。可原则上许可重建, 但应事先报建设部门批准。
5.对非公益性征地的对抗权
目前, 农民对征地没有对抗权。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表示, 要逐步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用地, 在经营性用地的取得上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循此思路, 应当赋予宅基地对非公益性征地的对抗权, 至少对非公益性征地要采用市价补偿。只有用平等谈判、市价补偿的市场运作方式, 才能真正体现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6.对规划整理的对抗权
为了集约用地或获得新的集体建设用地增量, 不少地方都有建集中居住区的计划, 通常做法是农民以放弃宅基地为代价获得新居。这种行为类似于征地, 往往是以公益性的面目出现。为了保护农民宅基地权益, 除非原址确有公益性项目, 应当允许农民有对抗权,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平等谈判对价。
7.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置换
为了兼顾扩大城区与保护耕地的需要, 国土资源部允许一些地区进行建设用地挂钩置换, 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存量不减。宏观地看, 这一政策有利各方, 是两全之策。但从微观上看, 由于置换指标后原址要求成片复垦, 能否让远郊复垦区的农民都同意放弃宅基地外迁是关键所在, 操作上能否做到遵循农民的个体自愿让人担忧。
置换指标购买是城区政府出面向农民购买宅基地的交易行为。承认宅基地使用权的私产地位, 平等谈判、公平交易, 是政府承担得起、又能避免矛盾的好办法。在置换过程中, 由于位置不同, 地价差异较大, 获利丰厚的政府承担得起市场交换的价格或交易条件。
8.允许农民或买家用宅基地进行地产开发
目前小产权现象比较严重, 国家法令严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地产开发。与其他集体建设用地不同, 宅基地本来就是住宅之用, 无论流转与否, 只要明确为合法私产, 就应当可以作为住宅开发之用, 可以外售, 并办理相关权利证书。当然, 规划、建设、房管部门监管举措也应当尽快跟上。
参考文献
[1]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
[2]秦晖.土地与保障及土地换社保[N].经济观察报, 2007-11-26.
[3]秦晖.土地私有导致社会危机是极大误区[N].南方都市报, 2008-10-08.
[4]文贯中.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N].经济观察报, 2002-09-30.
[5]温铁军.土地改革与农民利益[J].广东经济, 2008, (05) .
[6]温铁军.农村政策的底线:不搞私有化[N].社会科学报, 2008-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