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

媒介地理学（共9篇）

媒介地理学 篇1

摘要：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中心”与“边缘”、主流与“他者”、异托邦等呈现出丰富的媒介文化层理。此外,政治图景与性别、族群等社会空间也借助媒介与物质地理被构建起来,媒介还可以视为社会群体为争夺地理空间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地理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意义生成与解读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媒介地理学,文化意义,地理学想象力

世界会因为我们观察角度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面目。物质的外观加上无形的意识作用形成了多样的地理。地形、地貌、距离、中心、边缘等指标可以将一个个空间描述为有形的状态,并可能影响人们在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认知。而实际上,地理学中地点、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筑的真实世界更是人们应予以关注的对象。世界图景的形成依靠的是物质的地理景观、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用以描述景观的媒介。在媒介塑造的空间中,到处都充满了地理的隐喻。景观、地域、边界可以被用来描述人们接触到的种种文化现象。媒介、文化和地理在多个层面上联系了起来。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媒介地理学承继了文化地理学中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并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各种媒介文本中的文化意义的生产。媒介地理学更加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1)城市、人群、习俗、性别等在媒介中的反映,都能置于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

一、作为一种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是人感官的延伸。(2)这一著名论断极度扩大了媒介的指涉对象并建构起更为广阔的媒介地理空间和生动多样的媒介地形图。随着媒介形式的扩张,触角的伸展,传统的地域界限无可避免地被打破,虚拟与现实的情境更是相互渗透,建构起全新的文化空间。由于媒介在地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媒介与地理的日益交融,使得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这个源于交叉学科领域的概念逐渐受到重视。它不仅强调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塑作用,更重视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3)

(一)镜与像:媒介呈现世界

镜与像,可视为对媒介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描述或者是对此种关系的一种比喻。媒介是镜,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只要进入了媒介的视野,便能够显示出现实的某些印象。但它又不完全是镜,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空间,同时还折射出深藏在表面之下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正如镜面总有边框一样,媒介也有边界,因此媒介总是通过有限的视角来呈现局部的空间景观。当人们面对镜中之像时,就不能不对镜本身予以充分考虑。正是镜与像之间的虚实相生,才构筑起不同的社会认知。而且,人们从镜中去发现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媒介中的世界并非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它对世界图景的描写也并不纯粹客观或直白。媒介中呈现的地理或世界形貌应该被理解为媒介与地理、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单纯的镜面反射。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通过表意过程建构意义,呈现给阅听者关于世界的图景。(4)因此,虽然世界是可知的,但在现实中它却是一个被建构的意义的集合体。尽管媒介中的图景未必完全与现实吻合,媒介也未必可靠,借助媒介所进行的观察也许会阻碍我们对事物真实面目的了解,但如果离开了媒介,人们对现实的探知必将有限并残缺不全。

(二)媒介:物质与文化的混合体

媒介从来就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冰冷的工具。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media is message),便在媒介单纯的物质形态上增添了新的意义。而施拉姆在谈到媒介时更是将其比作组成夏夜星空图像的灿烂星云。(5)媒介总是用来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无论是用语言、声音、文字还是图示、影像,都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创造了文化。媒介文化与媒介技术往往紧密相连,从而生成网络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等等。而媒介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被受众用来进行信息消费的手段,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某种媒介形态的占有,就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例如,城市与乡村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消费比例和模式上就体现出城乡文化的差异。媒介消费的主要情境与背景还可以被用来描述不同的文化概念和特性。在对网络媒体的使用上,男性与女性网民的数量多少以及关注信息内容的差别也透视出社会中的性别文化。此外,媒介所塑造的公共领域与权力、层级的关系以及社会集群等,都是媒介的技术与文化层面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层面的意味,不仅不会被其物质和技术属性所遮蔽,二者反而会相互影响。

(三)媒介对文化地理的关注

媒介地理学是这样一种视野:它跨过学科的边界,从众多的媒介文本中去深入挖掘地表之外的社会内涵。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重点,主要表现为对多种地理的关注。除了地理地貌上的差别,一些构想出来的空间比如性别、民族、社群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而形成了差异。这些差异并非自然的反映,很大程度上经由主观意志的投射,并通过媒介文本反映出来。

一些地理学家认为,现象环境(真实的世界)与行为环境(人们根据文化代码和惯例所形成的对世界的感知)二者的结合,世界才获得意义。沿袭文化地理学理念的媒介地理学,打破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固有界限,将文化充分融入地理的景观中,并通过媒介的文字、视像、声音等手段予以描绘。权力的层级关系、政治经济的地缘因素、性别之间的气质差异等等都能被纳入想象的空间中,被媒介绘制成为意义的地图。由于现实中的地理要素与这些文化层面的内容交织构成更为生动的图景,所以这些想象的地理比真实的风景更具有吸引力。

二、基于媒介地理学的文化研究

迈克尔·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电影、电视为例描述了“成倍增长的媒体空间”,实际上就是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大卫·哈维则认为各种电影和摄影制造的影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6)从电影中提供的世界景观来进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由于存在着与“真实”世界的差异,电影中所展现的世界样貌受到地理学家的质疑。但他们也同样认为电影并非单纯的反映外部事物,而是以影像的视觉方式提供了意义的图景。(7)艾肯与佐恩(Stuart C.Aitken&Leo E.Zonn)主编的《地方、权力位置与奇观:电影地理学》(8)一书对电影的观看场所、电影媒介本身以及电影中的景象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地理形式作了探讨。莫利与罗宾斯(Morley&Robins)则更关注电影及其他电子媒介利用文本进行的文化生产。在《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与文化边界》(9)中,他们认为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政治,因为拥有不同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式。

某些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戏剧化的文化事件还引发了关于“奇观地理学”(geography of spectacle)的研究。文化庆典、博览会、运动竞技、主题公园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景观,经过了大众媒介的放大,就更成为一种充满诱惑性的“奇观”。当然,“奇观”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像,而是被媒介所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合。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奇观社会》(Spectacle Society,1967)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按照“奇观”概念所建构的媒介社会与消费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更为具体地展示了大众媒介文本中的奇观文化,并对媒体奇观中所透视出来的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问题予以剖析。(10)性别的社会差异也是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向之一。以琳达·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从社会空间占有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权力的不平衡作了大量研究。她于1999年主编的《性别、认同与地方:理解女性主义地理学》深入探究了地理学与女性主义交叉所展示的新型景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技术媒介与人体相结合,提出“电子人”(cyborg)的概念,以审视当前在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以及父权主义视点作用之下被动的女性生存空间。!"#

台湾学者王志弘译介了大量国外著作,他本人也探讨了媒介城市空间和地理景观。如《影像城市与都市意义的文化生产:〈台北画刊〉分析》(2001)、《流动地景与时空操演:台北捷运系统与都市经验》(2000)。刘纪蕙主编的《他者之域:文化身份与再现策略》(台北:麦田出版,2001)收录了研究电影呈现地理及文化景观的多篇论文。由于台湾新电影的叙事背景与台湾的地域、地方感等联系异常紧密,所以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电影作品经常被研究者用作媒介地理分析的样本。此外,更多的广告、建筑等作品也与影像相联系,成为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如颜忠贤的《影像地志学》(台北:万象出版,1996)、李清志的《建筑电影学中空间类型的比较与解读》(台北:创兴出版,1996)等。

国内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主要涉及媒介技术(如网络)带来的地理形貌的改变以及具体的媒介文本所透视出来的地理层次。邵培仁在一系列论文中论述了网络对媒介地理形貌的颠覆(《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2002)、媒介产业与城市的关系《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群与能量集聚》并对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加以探讨《媒介地理学: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陈晓云的《城市电影研究》系列(1990~1992),陈卫星的《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2005)等文章则可视为以电影媒介为立足点对城市中的人群、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图景所作的研究。

三、结语

彼得·杰克逊曾指出:现在我们的地方经历完全经由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什么、读到什么所中介,而媒体却只有到最近才逐渐获得地理学家的认真对待。!"#媒介中所再现的形象,对于人们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大量针对媒介或文化所作的研究来看,虽然没有使用媒介地理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已运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经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分析。尽管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但这种研究视角已经存在并具有几个大致的研究方向:第一,媒介产业化之后形成的经济地理形式。一些大型媒介集团(如维亚康姆、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等)建立,它们跨越不同形式的媒介形态并将触角伸入不同的地域范围,于是多样化的媒介地理格局随之产生。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些媒介集团更能显示出其对于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支配作用与影响力。第二,当承载着文化的媒体通过全球化、跨地域的扩张之后,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资源优势和媒介霸权,也会由此产生文化强势与弱势的对抗。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对东方世界所造成的后殖民主义影响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媒介侵袭而导致的文化交叉地带所呈现的复杂情形,往往产生冲击与对抗之间的矛盾,而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不可忽视。第三,对于媒介文本所呈现的地理人们的感知往往会受到影像以及文字等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由于各种媒介形态作为中介,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尤其是电影、电视中的地理,常常被用作媒介研究的样本。经由媒介的作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元素常常被加入其中,而影响人们的感知结果。例如西美尔(Georg Simmel)与本雅明(Walt Benjamin)等人对城市空间的关注。第四,网络以及数字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地理格局形成不小的冲击,原有的物质地理空间被颠覆并重建,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了有关地理的新的隐喻。因此,媒介对于地理的反映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描写或肤浅的再现,而是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空间意义的建构,人们可从中获知想象与真实交织而成的多样的地理版图并解读更深层的文化含义。

注释

1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P.63￣66

2[2]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3[3]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第63￣66页

4[4]斯图亚特·霍尔著,黄丽玲译:《〈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体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载于James Curran,JanetWoollacott编:《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第73￣122页

5[5]施拉姆著,游梓翔、吴韻仪译:《人类传播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第201￣207页

6[6]大卫·哈维:《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173页

7[7]Browne,Ray:Book Review:Place,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A Geography of Film,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Bowling Green:Fall1994.Vol.28,Iss.2;p.215

8[8]StuartAitken and Leo Zonn(eds).(1994)Place,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A Geography of Film,Lanham,MD:Rowan and Littlefield

9[9]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10]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11]Haraway,Donna.(1991)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A].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p149-181

12[12]Peter Jackson:Maps of Meaning,London:Routledge,1994:p22

媒介地理学 篇2

在人类被网络征服之前，抓紧征服网络

问：电脑与网络实际上组成了一个高级的“人机系统”，它不仅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人的思维器官，增强了人的信息搜集、存贮、加工、传播的能力，而且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人的身体器官，提高了人的身体能量和控制能力。那么，电脑与网络由此带来的新能力、新生活和新文化，人们都是欢迎和拥护的吗？为什么？人类的选择和对策又是什么？

答：同任何重大变革一样，传播革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昔者仓颉作书（创造文字），而天雨（下）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人类传播史反复证明：人类在传播活动中每项惊天动地的重大发明都会使人们同时产生欣喜和恐慌心理。今天，电脑与网络的发明犹如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也正在引起人们产生新一轮的欣喜和恐慌心理。电脑在操作上的难度让许多人敬而远之、望而却步。网上信息垃圾、信息病毒、信息雪崩、信息盆地和信息污染、信息侵略等更是让人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因此，尽管电脑与网络有着巨大的魅力和能量，它也无法吸引每一个人都去同它拥抱和亲吻。

但是，在网络席卷全球和蔓延世界的背景下，历史的车轮将不会因一些人的好恶而停滞不前。事实上，不仅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文化将会改变，我们外观和内心都将被重塑。我们已经没有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唯一能够选择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用电脑与网络传播方面的知识来修炼和武装自己；在网络还没有全面征服人类之前，抓紧寻找征服网络的种种对策；在未来仍在我们手中之前，抓紧设计和规划新的未来。

企业宣传片的媒介地理学策略 篇3

一、企业形象的涵义

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也是企业的表现和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 这种印象和评价是公众综合认识的结果。[1]在竞争日趋激烈和信息传播纷繁的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形象已经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良好的形象是企业的巨大财富和无形资产。

二、宣传片对企业形象的塑造

企业宣传片是目前宣传和塑造企业形象的最好手段之一。它能非常有效地把企业形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直观地展示给大众, 诠释企业的文化理念, 已成为时下企业必不可少的企业形象和广告宣传的工具。[2]

企业宣传片也叫企业专题片, 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对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 给予集中、深入的报道, 阐明创作者的观点的纪实性影片。企业宣传片既有新闻的真实性, 又具备艺术的审美性, 是介于新闻和电视艺术之间的一种电视文化形态。

企业形象宣传片可以是以叙述为主的短片, 详细描述企业的发展历程、地理环境、文化理念、产品、市场、人才、未来展望, 也可以是以形象为主的短片, 通过一些象征性的事物, 反映企业的整体形象。

三、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宣传片

媒介地理学 (Geography of Media) 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它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 及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的不同地理样本, 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 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3]媒介地理学探讨的地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因素的融合。

在媒介地理学视野中所关注的区域地理及文化特征, 在企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背景下, 对于企业形象塑造和传播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帮助。

首先, 企业宣传片呈现了所在地的地域特征、文化特色和经营管理理念。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的人们在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下创造出来并适宜这种生态环境特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各民族区域生态环境不同, 由此形成的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宣传片中注重企业所在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运用, 借助人们对某一文化的内涵和历史的感知和理解, 来强化企业独有的文化品位。

其次, 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生活环境、阅历、思维模式、性格和价值观等会影响企业文化。企业代表人物会赋予企业某种性格, 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SOHOO (搜狐) 的CEO (执行总裁) 张朝阳曾这样说:“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我创办的搜狐及其对周围人的影响, 就构成了一种搜狐文化, 是一种轻松、自然、向上的文化。我们把这些信息通过媒体传播给大众。”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经验会造就不同的个人品格, 也会造就不同的企业文化风格。

第三, 对于不同的区域市场所使用的宣传片应该有所不同。成熟的市场和新市场应该区别对待, 在成熟的市场各级客户对企业和产品都有了一定的认知, 针对他们所做的宣传片是要将他们现有的认知系统化, 统一化。而对新市场来说, 主要是将企业形象和产品功能特点等传达出去, 先获得认可和接受。

第四, 要考虑各文化区域受众的口味和接受心理。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不同地区的受众有不同的生活水平、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消费习惯和生活节奏等等, 造成了受众对企业信息的理解和认同都不一样。

第五, 宣传片的创作者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媒介地理学认同和理解生活, 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媒介创作者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 自然地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形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而精神生活形态中就包括媒介的生产与传播活动。

四、结论

企业需要争取的就是媒体的受众, 包括消费者、投资者、政策制定者等。在大众传播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市场性表现都证实了商品经济是如何把媒介受众转变成媒介消费者, 从而为媒介与企业的合作找到了新的合法性。企业宣传片就如同企业的一张活动名片, 一张展现企业风采和地域文化的视觉名片, 它以影视多媒体技术为手段, 利用声音、影像等元素, 随着音乐的节奏, 让人们在轻松的环境之中就可以去真正了解一个企业的精神、文化和发展状况。以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去指导企业宣传片的策划, 针对企业战略营销计划和要求, 洞察分析目标观众心理和愿望, 有效地利用企业宣传片, 为企业提高品牌张力与市场拓展力。■

摘要：在技术水平广泛提高的社会里, 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质量的竞争, 更是形象的竞争。企业宣传片是宣传和塑造企业形象最好的手段之一, 它利用各种多媒体技术, 通过听觉和视觉的艺术再现传播给员工和公众。本文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企业宣传片中所体现的地域特征、文化特色, 针对不同的区域市场, 使具有不同地理“看”法的受众都能够获得对企业的形象、理念和模式的认知和认同。

关键词：媒介地理,企业形象,宣传片,文化,地域,受众

参考文献

[1]《中小企业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研究》李艳松,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2]《提高企业宣传片在形象产品推介中的效力》郝幸田, 《企业文明》2008年10期

媒介地理学 篇4

地理信息系统在媒介生物性传染病研究中的应用

媒介生物性传染病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研究方法在采样、数据整理、分析等方面已不能满足流行病学检测和研究的需要,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正好可以满足其需要,在媒介生物性传染病的研究中有广阔的前景.

作 者：林华亮 刘起勇 作者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北京,102206刊 名：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VECTOR BIOLOGY AND CONTROL年，卷(期)：18(2)分类号：P208关键词：媒介生物性传染病 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分析

媒介地理学 篇5

电影《亲爱的》与《失孤》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3月上映,两部电影表现了“打拐寻子”的同一主题,内容和故事情节都注重表现父母寻子的艰辛和令人动容的亲情。除了其商业目的之外,电影还想要达到一个效果,即号召全民关注走失儿童,帮助寻子家庭的父母,这对打拐这个社会问题来说十分重要。票房成绩仅仅能说明部分传播效果,但就其深层次的传播效果来说,传递的公益理念是否真正震撼心灵、发人深省,还要从媒介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本文基于网友对影片的评论内容来探究它们各自在影响受众认知方面的表现手法和效果,以及它们在受众情绪情感和行为倾向上做出的努力并取得的效果。

一、认知方面的比较

随着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来源,而认知是人心理活动的基础,因此传播效果的基础应当是媒介对认知的影响,只有通过影响认知才能影响人的行为。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在《媒介心理学》中提出认知真实的建构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掺入其中,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事实或魔力窗口,即相信媒介信息呈现的是事实”,[1]也就是媒介建构的认知真实,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信息的自主认知。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前者,媒介对认知真实的影响及其效果。在故事情节和基础的信息方面,影片《亲爱的》和《失孤》都是根据真实事件和经历改编而成的,并且向受众传递了故事应有的信息,包括主人公的背景、遭遇的过程以及结局,都能够在认知层面对受众产生影响。并且影片的演员都是国内一线明星,知名度都很高。这在影片的前期宣传时很有帮助,能够迅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完成心理效果上的第一步。但是它们在细节和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

首先,电影《亲爱的》完整地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寻子过程,其中主线故事的角色有4个,孩子的丢失原因与过程、父亲艰辛的寻子之路、母亲痛苦的情感挣扎、孩子被拐后的生活以及寻回孩子之后的故事都在演员用心的表演下展现给了受众。支线故事的角色也都是比较完备的,故事的细节十分丰满。除此之外,影片中的街景、出租屋、火车站等都与现实生活十分相似,这样一个逼真而具有典型性的故事环境加上故事本身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就足以使受众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此外,影片按照时间顺序流畅进行的叙事结构也能够激活受众的认知图式,使电影传递的信息迅速地进入受众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取得良好的认知效果。

而稍后上映的电影《失孤》虽然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是它的叙事风格则明显不同。其仅仅将故事的大致轮廓用口述的方式勾勒出来。两位主人公的家庭都没有得到正面的表现,完全依靠主角们断断续续的讲述拼凑起来,让观众自行想象。没有形象化的展示,仅仅依靠语言描述的信息,在注意筛选或认知加工过程中极易消失,这可能会使得受众在认知层面产生怀疑。人物真实性也是一大弊端,主角刘德华的一口“港普”和井柏然的一口北京话与角色形象完全不符,加上两位演员在受众原有的认知图式中已经有了位置,此次形象的突破更加困难。网友在影评中提出:“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有多少人能凭借本能记忆记得两个主角的角色名字,其实,他们一个叫雷泽宽,一个叫曾帅,但是,我们只能记得,一个叫刘德华,一个叫井柏然。”[2]受众对于角色的认知尚且停留在浅层甚至怀疑的阶段,对于电影故事和传达的理念的认知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先实现了认知层面的效果,人们才能对影片内容作出评论。无关评论的正负,评论的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部影片在认知层面的效果。豆瓣电影评论区中,关于电影《亲爱的》的短评有72969条,影评有1876篇;而电影《失孤》的短评有17537篇,影评584篇。这种对比说明:信息足够真实和形象,并且符合受众的认知图式才能进入受众的认知加工过程,取得认知层面的效果。但认知层面的效果只是一部分,受众的心理变化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二、情绪方面的比较

媒介心理学除了对认知层面的研究,还包括对情绪情感的研究。情绪上的传播与互动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在认知基础上可以产生移情作用,在认知上的效果体现为共识,而情绪层面上的效果则是共鸣,一部作品能够得到受众情绪情感上的共鸣,才算是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它是以个人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伊扎德(1977)认为情绪具有动力性,它可以组织并驱动认知和行为,积极情绪可以感染人,提高认知效果、积极采取行动。在大众传播领域,诉诸情感已经被证实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技巧。两部影片共同的主题是帮助寻子家庭,打击拐卖儿童。这一公益理念同样需要情绪情感的介入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人们在观看寻子家庭的悲伤和艰辛故事时产生感动的情绪,在行动中才会更多地关注走失儿童,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

影片《亲爱的》对情绪情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亲情这个情感触发点上,以演员表演渲染的悲伤情绪最为突出,三大主演在剧中哭泣的镜头多达12个,被称为“催泪弹”,明显的情感流露最能引起受众的心理共鸣。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和辛格提出:情绪状态是由认知过程、生理状态和环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受众在观影过程中,受到电影故事的讲述、虚拟环境的展现、演员情绪的感染而产生了悲伤、同情、感动的情绪。而且亲情是具有共同价值的感情,更容易使受众产生感动情绪。豆瓣评论中有318条短评表示自己在观影时哭了。除了悲伤情绪,还有焦虑、无奈、迷茫等情绪情感都通过镜头展现在观众面前,加上逼真的故事环境,影片成功地将人物的情绪情感移入了受众心理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诉诸情感的传播技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对于客观理智、专业知识强的受众,该类电影则被批评为亲情泛滥和煽情。

影片《失孤》同样也有情绪上的渲染,但痛哭流泪镜头只有5个,相反,电影还删去了本可以出现的抱头痛哭的场景。它的情绪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以及背景音乐的运用上。主人公在失望时,落寞的神态、蜷缩的姿势以及舒缓、沉稳的背景音乐,都在传递一种悲伤的情绪体验;而且影片不仅渲染一些消极悲伤的情绪,还会表现一些愉悦的积极情绪,这种全面的情感体验不能让人潸然泪下,但却能舒缓过于强烈的情感,超越情感宣泄的过程,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

总之,情感具有动力功能,能够激发人的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感动是一种情感,极其感动的情感经历可以演变成帮助寻找走失儿童的行为动力。在传播情感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对情绪的多样化表现,防止刻意煽情和极端情感而适得其反。

三、在行为方面的比较

认知和情感部分的效果大多会影响到受众的态度,而态度则是一种主观的评价,真正检验公益理念宣传效果重点是受众行为。影片并非重点呼吁大家看好自己的孩子,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打拐行动中,扩散转发寻子信息、留意丢失儿童才是公益传播最终的目的。新媒介心理学对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新行为主义中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对示范行为的观察学习而得以形成、提高或加以改变的。”[3]媒介信息为受众营造一个拟态环境,大部分受众对于拐卖儿童这件事情没有具体的经验,因此他们会通过媒介进行观察学习,模仿媒介中出现的行为,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榜样的影响力是无穷的。因此,电影宣传公益理念想要在行为层面上产生效果,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影片中树立积极正面的榜样,帮助受众习得一种热心助人的亲社会行为。

影片《亲爱的》的情节中,符合这种榜样标准的角色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出场时间不到1分钟,两句台词为主人公提供了最关键的寻子线索,另一个角色“高夏”帮助的对象是带着“人贩子老婆”帽子的“李红琴”,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向福利院要回养女抚养权,这种特殊的情景下,角色的榜样示范作用并不明显。在影片《失孤》中,帮助两位主人公的角色共有5个,包括警察、学生、旅客、志愿者等,他们或是帮助转发信息,或是经济上援助主人公,或是主动提供信息,非常清晰地向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四、媒介心理学角度的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和比较,两部影片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层面各有其特点,而单纯从电影票房和网络评分来看待二者的传播效果都是不合理的。影片所要追求的效果是将商业和公益两种目的结合在一起,想要达到这两个层面的胜利,就既要吸引受众眼球,还要起到引导受众的作用。电影的宣传和发行是一个部分,但根本原因还在电影内容本身,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层面提出对此类电影建议如下:

首先,在认知层面,要为公益理念创建一个真实的故事环境,避免产生认知不协调的状况。故事的叙述、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塑造也应当符合人们的社会认知图式,这样才能使得影片中蕴含的公益理念顺利进入认知加工过程。其次,在情绪层面,充分利用情绪的感染和推动作用将影片角色的情绪移入受众心理,产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动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要注意防止落入煽情的窠臼。第三,在行为层面,树立正面榜样,这样的榜样应当是具体真实的,帮助受众习得亲社会行为。

媒介心理学的视角为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以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传播现象和传播效果,这个新视角提醒我们将受众的心理分层细化,在调查受众需求和行为的基础上关注情绪等方面的变化,也帮助我们分析复杂的传播现象,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传播技巧。但是认知、情绪、行为三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媒介心理学全部的内容,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传播效果,关于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的内容值得在传播领域深入探讨和研究。

摘要：媒介心理学将媒介视为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注重研究媒介信息对人们产生的影响。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与彭三顺导演的《失孤》两部影片主题相似,并且都加入了公益理念,对二者进行分析发现,影片《亲爱的》更加强调在认知和情绪层面上对受众进行引导和感染,而《失孤》则更加注重在行为上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票房成绩上评判影片传播效果。本文基于媒介心理学分析,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为电影中公益理念的宣传提出建议。

关键词：《亲爱的》,《失孤》,认知,情绪情感,行为

参考文献

[1]哈里斯.媒介心理学[M].相宝德,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15,48.

[2]当说“港普”的安徽农民遇到一个一口京片子的福建孩子以后……[DB/OL].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419441/,2015-03-20.

[3]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9.

[4]刘京林.媒介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的比较研究[J].现代传播,2011(5):131-132.

[5]蔡靓.电影的情绪效应——论电影的情绪元素对人的心理的影响[J].台州学院学报,2010(01):66-69.

警方案件报道中的媒介心理学 篇6

关键词：警方案件报道,媒介,心理学

理智与感情的冲突, 常常出现在我做警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特别是2012年轰动厦门城的小鑫炫被害案。

美国学者哈里斯在《媒介心理学》中说:“媒介, 尤其是电视, 是国家和文化社会化极为重要的工具。”对于儿童来说, 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文化认知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介完成的, 主要是电视。小鑫炫被害案从案发到破案前后10天, 全城关注, 作为公安口电视记者我不能不第一时间追踪报道。

2012年4月12日17时26分, 小鑫炫和同学一起回到厦门市湖里区乌石浦源泉山庄。同学进了家门, 鑫炫却没有进去。当晚18时, 家人发现孩子没回来, 非常担心。从附近路面监控发现, 林鑫炫进入小区后, 就没有再走出来。家长怀疑, 林鑫炫被装进车里带走了。

4月13日, 在湖里公安分局江头派出所的帮助下, 鑫炫父母将前一天傍晚小区附近所有监控视频拷贝回家。这一天, 微博上开始转载小鑫炫失踪消息。

4月15日17:20, 4条血迹搜寻犬进入乌石浦源泉山庄小区, 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 刑侦专家、社区民警、协警现场勘查办案。这是厦门警方在寻人方面运用的最高规格的搜寻办法。

4月17日, 警方对外公布了鑫炫走失的视频, 并通报了此案进展。监控中一名白衣男子疑似是最后接触小鑫炫的人。警方称, 暂无有价值的线索, 但会全力寻找林鑫炫。

4月21日, 新浪微博“厦门警方在线”发布:“厦门市警方在泉州、德化警方协助下, 于21日16时20分许在德化县城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明 (男, 32岁) 、18时抓获刘某峰 (男, 22岁, 两人均为德化县龙门滩镇人) 。林鑫炫已于案发当日不幸遇害”。

案件水落石出。小鑫炫走了, 新闻渐归平静。但报道过程的纠结和困惑让我至今深思。

这组报道我和同事先后采写播出了13条电视新闻报道, 从《10岁男孩离奇失踪引发关注》、《鑫炫还未找到, 社会各界热心帮助》、《警方正在全力查找小鑫炫》、《警方网络澄清儿童失踪不实传言》、《小鑫炫全国网友喊你回家》、《小鑫炫失踪第九天父母期盼平安》, 再到《小鑫炫已不幸遇害》、《鑫炫遇害亲友网友哀悼》、《凶嫌是堂兄弟供认犯罪事实》、《玩六合彩欠债产生歹念》、《父母心碎凶嫌曾上门假慈悲》、《市民对犯罪分子残忍行径表愤慨》, 最后一篇是《专家:从小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 呼吁社会、学校、家长, 要给孩子补上防拐骗这一课。

对于这样社会关注的案件, 警方顶着破案的压力, 十分不愿意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公安机关与新闻媒体, 从本质上讲, 都是通过职能行为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的部门, 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实践中, 两个系统的组织性质、职能任务、业务内容、价值取舍均有不同。新闻媒体的职责在于及时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实施广泛的舆论监督。在全面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今, 媒体奉行市场标准, 注重公众口味, 只要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都可以拿来报道, 愈是新奇、鲜活、刺激, 新闻价值愈高, 正是“人咬狗才是新闻”。对于公安机关而言, 新闻宣传是树立良好形象的手段, 根本目的在于推进公安工作发展, 因此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大力弘扬主旋律。于是, 警方与媒体产生分歧, 一方竭力搜索的内容, 恰是另一方尽量回避的, 由此形成了矛盾冲突。近年来, 各家媒体采取了更加灵活有效的运作方式, 比如线索举报奖励等, 在不少突发事件现场, 处警人员还没赶到, 新闻记者已经纷至沓来。对此, 警方则紧紧抓住当地媒体主管部门宣传部, 以办案需要、社会稳定等由头, 杜绝媒体记者提前介入大案要案的采访报道, 对内加强纪律约束, 没有公安局宣传处批准, 民警不能擅自透露案件信息。

怎么办?与警方同行, 和谐互动, 是我做警方案件电视新闻报道的诀窍。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媒体离不开丰富的公安宣传资源, 公安机关也需要新闻媒体宣扬公安精神和公安风貌。这是一种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关系, 关键是找准契合点, 促进警方与媒体的双向沟通互动, 化解分歧, 求同存异。

什么是新闻?有一个定义是说:“对任何发生在24小时以内事件和涉及持续关注事件的报道。”事件本身并不一定是最近发生的, 但它必须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以前所未知的联系。一般来说, 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包括五个特征:人性化、戏剧和冲突、事件性、新颖和离奇、与现行主题相关性。根据这些特征, 警察队伍是肥田沃土, 是富有吸引力并挖掘不尽的新闻宝库。当然, 对电视记者而言, 要求更多。一个案件发生后, 广播、报纸、网络可以通过事后采访、走访推理、现场照片、耸人标题等手段达到报道目的;对电视记者而言, 如果没有亲临现场, 没有现场画面, 再大再离奇的案件, 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接手公安口以来, 我常常为没有画面而抓狂, 无论是发案现场或者抓捕过程。随着接触增多, 我开始沉下心, 一方面和公安领导搞好关系, 争取支持;一方面和基层民警互动, 主动请缨跟派出所、办案中队随警作战, 而且表示服从警方宣传纪律要求, 声明只是先摄录办案过程, 积累素材。

2013年11月3日下午, 海沧辖区9岁的小女孩娜娜失踪, 50个小时后警方找到尸体, 经法医检验确定是溺水身亡。小鑫炫被害案之后, 类似的警情让厦门市民的神经很敏感很脆弱。海沧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不敢大意。各家媒体都第一时间做了报道。侦办期间, 警方拒绝透露更多的办案信息, 一直到案件水落石出。事实上, 侦办过程我是全程跟随参与, 无论是查阅监控, 还是民警研判, 甚至通宵跟随侦办民警入户走访寻查, 但我始终按照要求发稿, 没有提前爆料, 没有过多的炒作。这样的互动过程中, 我跟基层民警、警方领导建立了互信关系, 也为电视新闻报道取得第一手的画面资料。

2013年10月25日,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 漳州市警方与深圳警方联手, 出动150多名警力, 先后抓获涉嫌绑架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光、赖某金、赖长某3名主犯, 及涉嫌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的张某龙等7人, 缴获黄金169公斤, 价值四千多万元, 侦破深圳“9·23”全国最大绑架案。这起跨区域大案, 其中厦门警方协助缴获赃物黄金15公斤。由于多年从事公安新闻采访报道, 在工作中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和默契。当获取到警方行动的消息后, 为了能获取第一现场画面, 我让同事带上设备一起驾车赶赴现场, 记录下民警在现场搜赃的每一个过程。作为电视新闻, 有了前期的画面积累, 我们栏目在11月1日播出了《关注深圳特大绑架案:公安部高度重视警方全力侦破》、《关注深圳特大绑架案:我市警方配合追缴黄金15公斤》这两条新闻。

除了跟警方互动, 取得权威信息来源, 善于在海量的消息中明辨真伪也是如今公安口记者需要掌握的技能。小鑫炫被害案破获过程中, 关于寻找小鑫炫的微博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这些转发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 有些网友干脆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换成小鑫炫的照片,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期间传言不少, 人贩子组织进入厦门的猜测搞得家长们人心惶惶。在一个“人人皆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 在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 专业媒体人不免也受到影响, 着急表现出“正义、责任、理性、建设性”。为了吸引眼球, 一些专业媒体人甚至放弃自己的坚守, 对一些社会新闻, 毫无克制地炒作、煽情, 甚至披露一些诲淫诲盗的细节, 比起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站, 影响更恶劣。

2014年1月8日, 厦门某纸媒头版大标题《厦大女生厕所惊现‘偷拍门’》, 二版大版面文字加图片, 震撼报道, 不仅本地居民、厦大师生关注, 福建省委、省公安厅、甚至国家教育部都过问。正当各界议论纷纷时, 当天19:07新浪微博“厦门警方在线”发布说“厦门警方证实‘厦大女生厕所被偷拍案’已于2012年7月破获”。原来, 是该媒体警方报道跑口记者为博眼球, 通过网络论坛搜索“旧闻”重新编辑炮制的图文报道。是啊, 同行都这么浮躁, 叫警方兄弟怎么敢轻易发布案件?

新闻可能是大众最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一个媒介领域。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 尽管所有媒体都打着服务公众的高尚口号, 却都面临经济压力, 面临“收视率”的考核, 因此新闻总是被放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商业媒体的追求就是广告商投入的广告, 而广告商的投入又取决于这家媒体受众的数量以及构成。因此, 媒体受众的数量和构成就决定了媒体的内容。“所有这些并不是说编辑或电视制作者不负责任地取悦公众需要, 而是说在媒体经济生存压力的约束下必须考虑这些需求。”

经过多年的“较量”, 如今警方也很理解媒体在报道新闻时的心理, 他们不断加强“舆情公关”培训, 善于利用媒体掌握舆论主动权。通过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治安通报会、案件通报会、专项整治行动等, 主动邀请媒体记者随警采访, 满足媒体的传播需求和传播关注点, 让记者“无暇”跑负面线索或者自主采访。这种形势对公安跑口记者是相当大的“杀伤力”, 被动等采访通知, 往往都是无关痛痒的盗窃、诈骗之类小案件, 主动探寻阻力重重不说, 还会被“封杀”。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加强监督。这对新闻媒体和公安机关都不例外。作为公安口记者, 我推崇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说的:“无论你如何专业, 也无论你浸泡的时间有多长, 担任一个记者, 最需要的仍旧是你的情感, 无论是对这个社会的情感, 还是对你所报道的事件与当事人的情感。”

参考文献

[1]《媒介心理学》[美]哈里斯著, 相德宝译

[2]《关于警方与媒体合作双赢的理论探索》 (胡玫)

[3]《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作用》

媒介地理学 篇7

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地理学研究人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和突破地理。(1)电视剧作为电视媒体特有的一种节目形态,集中表现了电视人、电视媒介与地理环境、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电视剧中,人物活动和剧情发展的地理环境被不断地复制和重构,在电视剧地理景观的不断呈现和创造中,剧情和人物活动被赋予新的“地理”涵义。电视剧传播的过程,就是传播者和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剧这一媒介载体不断呈现地理、审视地理和突破地理的过程,这在电视剧对外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突破媒介地理:国产剧对外传播势在必行

在当前中国大陆的电视荧屏上,播出的电视剧有国产剧和引进剧之分。前者主要指大陆的电视台或电视剧生产机构出品的电视剧,而后者则包括来自中国港澳、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和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的电视剧。这种划分方式既是沿袭一贯用法的结果,也是基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考虑。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都与内地有着不小的差别。从媒介地理的角度来说,它们与韩国、日本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被置身于异质传播主体的地理版图中。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国产电视剧对外传播的客体,主要指包括韩国、日本等世界其他国家的电视观众,但为了论述的便利,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胞也被划分在这一接受人群中。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剧的走俏到这几年韩剧的风靡,以及声势长久不衰的港台剧、引进剧在中国电视市场已风光多年。中国电视产品的对外传播始于1993年。到2005年,我国电视剧出口额已突破一亿元人民币。但同期韩国电视剧出口额已超过1亿美元。中国大陆电视剧的外销市场包括中国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日本、韩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市场,其中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但从2005年开始,由于受韩剧的冲击,国产电视剧市场在港台、东南亚等地区急剧萎缩,增幅明显放缓。以台湾市场为例,2004年的播出量为2000集,而2005年上半年则不到500集。(2)与此相比,韩国电视剧却风靡东南亚地区,甚至进入了欧美主流市场。

在当今世界,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与国之间争夺的焦点,文化产业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韩国等国家已把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揽子支持计划和政策。来自广电总局的数据表明,2004年国产电视剧已达505部,共12265集。而当年全国电视台播出容量约为7000集,其中还包括1000集的引进剧,能够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约为5000集,库存集数几近一半。另有数据表明,目前每年内地电视剧制作公司的总投资约50~60亿元,能在市场中回收的资金约为20亿元。(3)国产电视剧突破媒介地理的限制,在全球背景下寻求新的媒介地理版图进行对外传播已势在必行。

二、地理区隔与空间置换:国产剧对外传播的障碍分析

“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4)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由地理区隔所带来的传播环境和目标受众的差异,是影响国产剧对外传播的主要障碍。这种差异分别表现在对两个空间即电视剧传播地理空间和电视剧文本意义空间的置换上。

(一)地理空间置换:国产剧传播遭遇异质环境

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环境会影响传播的效果。传播环境的构成要素复杂多样,影响国产剧对外传播的环境要素主要有以下三种:

1、政治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5)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来看,电视剧所呈现的地理景观常常被认为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如宫殿和长城。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6)西方国家都十分看重传媒的作用,不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对其他国家进行传播,也利用各种方法减弱他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意识形态不同和实力日渐强大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树立为假想敌的中国,其媒体传播内容受到的限制更多,中国媒体的跨文化传播因此只能取得有限传播效果。

2、传播制度

施拉姆在其《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总结了四种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相对应的传播制度理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苏维埃理论。但无论实行哪一种传播制度,任何国家的媒介管理机构都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本国的文化产业政策。以韩国为例,2002年《还珠格格》在韩国播出时的盛况空前。当时该剧被韩国SBS电视台引进,在夜间11时播出,结果横扫韩国三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收视率。韩国将此事视为一次深刻的“教训”,此后KBS、MBS、SBS三大主流电视台很少再播放中国的电视剧。

3、传播渠道

国产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平台主要有电视频道播放、光盘音像制品两种方式。在电视频道方面,我国电视台电视剧常常一天连播数集,电视台对播放电视剧的投资回报主要靠播广告的方式回收,然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则并非如此。“在欧美地区,很多电视台都是不播电视剧的,纪录片、脱口秀节目倒是广受欢迎……而一些播出中国国产剧的华语电视台则是要收费的,所以影响力也不会太大。”……“比如日本,全国总共才7个频道,播起电视剧来一周才一集,不像中国的电视剧在几十个频道遍地开花。这造成了观众对电视剧的需求并不高。”……至于光盘音像制品,则是目前国产电视剧在欧美市场存在的主要形式,但“跟中国人成套成套地购买音像制品的习惯不同,国外观众包括华人都是租录像带看的,很少有人会买,所以这块市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7)

(二)文本空间置换:不同观众对电视剧内容的他样阐释

电视剧是媒体所创造的意义空间。在这里,电视人通过特定的形式、方法或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叙说故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格式,它在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具体情景中不断地被重复。腰挎左轮枪的牛仔、漫天黄沙的荒野、印第安人、牛仔裤……这些元素建构了美国西部片的空间图景,生成了西部片的空间意义。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中,这些地理景观对于电影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故事本身,没有它们,故事就无法生成,主题就无法体现。

然而,媒介空间对于不同的目标人群来说,其意义未必相同。黄河、长城、龙、鼓乐、舞蹈、帝王等人文地理符号,在不同的中国历史剧中不断建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地理景观,生成着有关中华文明的空间意义。对于华人传播群体来说,共同的历史意识为他们提供了理解文本的经验。然而,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些文化地理景观的涵义却有可能被误读。结果是,电视剧文本的空间意义在观众那里被阐释性置换,电视剧的文本意义则因此而改变。

三、国产剧对外传播的媒介地理学策略

国产剧要“走出去”并取得对外传播的良好效果和经济效益取决于多种因素。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电视剧产业链环节的打造、相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调节机制的完善等,都影响着传播的效果。但是,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剧对外传播,必须充分“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8)由此观照这一传播活动的全过程,传播者应对国产电视剧的产品制作、市场选择、销售渠道三个方面作出全新的考量。

(一)产品策略:聚焦“游客凝视”,加强对外创作

国外电视观众对中国电视剧的兴趣点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们在收看中国电视剧的过程中希望得到什么?旅游社会学中的“游客凝视”观点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根据约翰·伍瑞(John Urry 1990)的说法,当不同国家的人们进行面对面互动时,“许多这样的互动带有‘游客凝视’(toruis gaze)的特色,即游客对他在国外旅行期间将会获得的奇异经历的期待。”(9)例如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到英国旅游时,他们可以从靠道路左侧行车这种经历中获得乐趣。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学家进一步指出,游客大都不希望他们的经历过于离奇。“人们经常更喜欢熟悉环境中熟悉的饮食所带来的那份舒适。对奇异和熟悉的两种相反事物的要求,正是游客凝视的核心所在。”

因此,一方面,国产电视剧的生产者和创作者应树立更强的对外传播意识,在题材选择、剧情把握、语言符号等方面更加重视国外观众的地理特点和地理看法;另一方面,国产电视剧创作仍应立足本土和民族文化,不能片面地去迎合国外观众的口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力求在坚持地域性的同时,寻找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连接点,使作品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既传播了地域民族文化又能揭示人性在深层次上的共通性。”(10)如此,才能吸引住海外电视观众的眼球,满足其对于异域文化的审美期待。

(二)市场策略:开发传播版图、培育全球观众

媒介地理学认为,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同是一部《越狱》,在中国获得了热烈的追捧,而在美国早已跌出了电视剧排名的前20名。原因何在?有人撰文分析认为,中国人看《越狱》图的是题材的反常和内容的新颖,纯粹是为了在茶余饭后获得一点小刺激。美国人的口味要比中国人更重些,对于《越狱》中体现的亡命、暴力和反抗,并没有太多不同于其他大片、凶杀片的感受。而对含有大量婚姻解体、不忠、不伦恋、吸毒、谋杀、离奇死亡等内容的《疯狂主妇》则予以青睐。

因此,根据受众审美趣味和收视习惯的不同,国产电视剧对外传播的受众应首先锁定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这一地理圈内。地域上的接近、历史上和现代的频繁交流、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会对媒介内容形成相似的地理看法。

此外,要积极开辟新的市场。从长远看,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中国文化产品要想在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在那里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产品一争高下。有学者把电视媒体形容为“全球客厅”,那么,电视剧就应借助这一平台培育全球观众。借鉴美剧《越狱》等剧目的传播方式,国家文化产业部门应鼓励各种文化产品生产和交流机构把我国的一些早期优秀电视剧免费提供给国外电视台播放或在国际互联网上免费提供下载。这样,通过培育国外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长期坚持下去,有望培育出中国电视剧的国外消费群体。

(三)渠道策略:引导地理群集、推动能量聚释

中国电视剧进出口机构必须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实现地理群集,在地理群集的同时推动能量的聚释。

目前,国产剧向海外发行的模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一些从事文化贸易的文化公司和中间商进行交流,其中,依靠中间商发行占70%左右;而韩国,为了推广的需要,已在海外纷纷设立分支机构。

在电视剧向海外推广的过程中,渠道畅通至关重要。由于我国从事电视剧海外发行的公司大部分规模较小,因而常常在对外交流中处于弱势地位。只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这种在国内电视剧制作发行领域处于极为强势地位的公司,才能在与海外电视台谈判时,凭借其资源优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与对方讨价还价,赢得贸易上的相对对等。因此,在加入WTO后,不仅中国传媒自身要做大做强,集中优势资源生产优质媒介产品以参与国际竞争,而且,作为传媒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环节的文化交流公司等服务机构也必须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与对方平等对话的地位。

做大做强与地理群集是相辅相成的。当今中国各种电视台、报纸纷纷把总部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在该处设立分支机构,就是因为传媒群集于此,能充分实现人、财、物、讯的交流与共享,有利于自身的做大做强。因此,国家文化产业主管部门应积极引导电视剧贸易等文化产品交流公司的地理群集。群集也有利于它们通过合并、参股等多种形式实现联合,实现做大做强,有利于把他们的资源和力量积聚起来释放,例如合作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建立建设电视剧海外销售的统一交换平台等。

参考文献

(1)(4)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2)《国产电视剧进军海外市场遇到韩流步伐变缓慢》,21CN娱乐

(3)《内参:机构选股方法》,www.cnfol.com

(5)[德]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页

(6)[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7)余姝等:《“三大桎梏”导致国产电视剧海外市场不乐观》,《羊城晚报》2005-10-30

(8)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广告大观》(媒介版)2006年第1期

(9)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媒介地理学 篇8

一、从新闻事件传播过程中来探究相关伦理问题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 传播的要素主要包含在“5W” (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中, 即: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借助这个传播模式, 本文将重点探讨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各要素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一) 事件本身及其传播效果

中国进入了转型期, 公共场合伤人事件多发, 是社会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表现。犯罪分子伤人是进行情感宣泄和报复社会。这些事件一发生便迅速成为微博的热门话题和新闻的头条, 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议程, 进而引发了社会普遍的恐慌情绪。而媒体最初的报道, 都为后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样板, 所以类似的手段被犯罪分子频频使用。

近年来, 学者们对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的伤人镜头对人的攻击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以下四个重要发现:首先, 直接教给了个体怎样进行攻击行为;其次, 使个体不再对攻击行为进行抑制;再次, 使人们对伤人事件习以为常, 甚至对伤人行为变得“麻木”;最后, 使人们觉得伤人事件是生活中的必然行为[1]。这些犯罪分子处于社会底层, 常常因个人遭遇某事件而对社会怀有一种仇视, 但是又找不到正确的宣泄途径。从媒体大规模的报道中, 他们发现缺乏防御能力的人群, 于是选择从他们入手。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新闻事件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是却带来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媒体的伦理失范行为较多,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标题触目惊心, 争夺眼球, “迅速砍杀”、“割喉”等极富有刺激性的字眼, 如新华网《3岁男童找妈妈途中遭人当街割喉身亡》;二是大量血腥图片流出, 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如兰州火车站伤人事件未经处理的血腥照片在网上随手可以搜索到;三是详细描述案发现场, 特别是对目击者的详细采访, 还原了血腥的现场;四是对犯罪分子进行“英雄化”地塑造或是对其怀有隐隐的同情, 如《南平·杀童事件》对郑民生的报道。

(二) 传播者和受众的伦理

在新媒体语境下, 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因此这里将二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上文中提到的媒体报道中的示范表现时, 有些行为是媒介组织故意为之来吸引眼球, 但是更大部分的行为是传者的无意为之, 而自己的传播行为是否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伦理问题根本没有考虑过。

对职业媒介工作者而言, 在报道社会伤人公共事件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道德的困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是记者的天职, 所以大量拍摄现场的图片视频, 采访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 还原事件经过。但是这些记者在专业主义上的追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伦理问题:一是采访目击证人, 让其讲述杀人者是如何伤人、捅刀子等过程, 宣扬了暴力, 替潜藏的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样板;二是对伤亡家属的细致报道, 让家属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亲人惨死的场景, 对他们造成了“二次伤害”;三是对死伤者照片姓名的刊登, 如伤亡名单公布, 可能涉及到死伤者的隐私问题, 对其家人也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在进行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报道中, 由于事件多为突发性事件, 记者可能仅仅考虑到专业主义, 而没有进行上述的伦理道德分析而带来了很多问题。

而原本是受众的“公民记者”在社交媒体上, 也成为了积极的传播者, 在此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涉及到多方面的伦理问题。大部分的网民没有接受过新闻传播的专业训练, 对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几乎没有概念。由于没有专业的“把关”, 大量现场的血腥图片传至网络, 大量现场目击证人对现场的描述传至网络, 甚至出现了谣言, 如“6·16河北邢台火车站门口发生伤人事件”, 渲染了恐怖的效果, 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恐慌;同时, 在舆论方面, 网民出现较多情绪化的、极端性的言论, 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不安。

为什么网民要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转发伤人事件的情况而忽略其潜在的伦理问题?因为网民使用这种媒介是要满足自己的某一心理需要, 这也是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突发事件发生后, 人们因受突然环境变化的影响, 原来的心理平衡遭到了破坏, 需要寻找到一种方式使之恢复平衡。通过转发发布消息的行为, 能够满足“利他”的心理需要, 如当时在网上转发量比较大的“恐怖袭击时如何逃生”的微博。心理学者指出, 这种行为是由他人所处情景, 然后联想到当自己身处同样的情景下会怎么处理的一种情绪反应[2]。

网民在此类事件的传播中, 为什么会发布一些谣言, 如谣传成都春熙路发生伤人事件, 进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呢?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根据对“二战”中谣言的研究, 导出了著名的谣言公式:R=Importance (重要性) ×Ambiguity (模糊性) , 谣言传播与事件对相关人员 (受众) 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 当两个变量中有一个为零时, 谣言就会消失[3]。在社会突发的公共场合伤人事件中, 具有突发性和重要性, 而由于中国的传媒体制, 一些重要消息可能受到封锁, 使得事件具有模糊性, 这样谣言势必会产生。不安是谣言传播的重要动力, 人们可能会制造一些说法来化解不安, 这些说法原本是一些推测性的判断, 在传播过程中就成了事实性的判断, 成为了谣言。所以, 很多传谣者只是通过发表自己的一些推断来减轻不安, 而不是主观故意的造谣者。如果对事实的传播都缺乏实证性的考虑而进行谣传, 那么这些传者更不可能考虑到背后的伦理问题。

在评价此类事件时, 为什么部分网民会发出极端言论, 进行极端化的传播?因为网络的评价往往具有匿名性, 评价者往往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 对事件进行一些极端化情绪化的评价。虽然网民的言论本身都带有一些情绪化的、感性的特征, 难以避免;但是这种泛道德化的评价, 对认识社会问题的实质无益, 对解决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帮助, 而且会引发社会的过度焦虑和诱导不良情绪的宣泄。

在新媒体的语境下, 受众作为“传者”的媒介伦理更是令人堪忧。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几乎没有媒介伦理的概念, 但是他们在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媒介组织的伦理

在社会公共伤人事件的报道之中, 媒介组织时常处于矛盾之中。如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将一些血腥的照片和刺激性的文字放在头版, 在吸引受众的同时也违背了新闻伦理要求;如果遵循新闻伦理要求和国家的相关管理, 又会在新媒体和外媒的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 最终经济上难以为继。

目前中国媒体是“企业化的经营, 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这会使媒介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与遵守国家行政管理之前矛盾重重。在重大伤人事件中, 一般媒体不能独自参与报道, 只能等新华社通稿, 看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却使得网络谣言四起, 动摇民心。

二、公共场合伤人事件涉及到的理论初探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对媒介伦理的定义进行了阐述, 认为媒介伦理是主要围绕着准确性、公平性、隐私权等方面, 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 考虑如何抉择的原则和方针[4]。在这个定义下, 媒介伦理仅仅包括职业传播者的伦理, 在新媒体、媒介全球化和中国转型期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 新媒体理论

在新媒体时代, 特别是社交媒体, 正在使传播“去中心化”, 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传播力[5]。这种传播力来源于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 他们不仅仅是受众, 还是传者, 他们能够自行选择、生产和发布。因此, 社交媒体时代, 公众不仅成为信息的主动使用者, 而且还成为了新闻和信息的生产者[6]。如果仅仅关注职业传播者而忽略受众的伦理问题我们将无法应对。

因此, 斯蒂芬·沃德提出了“开放的媒介伦理”的概念, 打破了“传播者—受众”的二元分化, 强调了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7]。在传统媒介环境中, 媒介伦理是闭合的, 仅仅针对传媒人;在新媒体时代, 媒介伦理是开放的, 它关系到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人, 无论是传播信息还是谣言, 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一般网民, 都包括其中。

(二) 媒介全球化理论

媒介全球化, 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从地方向全球扩展的活动过程, 包括媒介生产、销售和传播的全球化, 以及媒介经营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8]。新媒体技术不仅仅打破了“传播者———受众”的二元分化, 还打破了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 实现了全球传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文化、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会引起人们对一些媒介伦理核心价值理解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 克里斯蒂安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具有性别包容性的、种族多元化的媒介理论, 包含了人类尊严 (human dignity) 、真实 (truth) 和非伤人 (nonviolence) [9]。真实涉及新闻专业主义, 人格尊严和非伤人涉及到了新闻伦理道德;同时它也指出了传播活动的目标, 在专业方面追求真实, 在个人方面追求人格尊严, 在社会方面追求非伤人、和谐。

(三) 中国转型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来,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 在经济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在社会上表现为从伦理型社会转为法治社会[10]。在这个转型期里, 人们不再认同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 但是也不完全认同各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和传播的全球化, 新伦理中包含较多复杂成分, 难以实现共同认可的标准, 这也直接导致目前中国媒介伦理的混乱。随着进一步的市场化, 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 各种传媒问题凸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假新闻泛滥;二是新闻“寻租”, 出卖良知与正义;三是新闻炒作, 不尊重人格尊严。

在新媒体的崛起、传播活动的全球化和中国进入转型期这三大背景下, 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中国传媒事件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脱离这些背景, 可能难以就某一传播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难以探求其伦理问题的根源。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涉及到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 属于比较复杂的新闻事件, 本文主要从其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所涉及的基本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以探求传播到此类事件的伦理标准。

三、传者的伦理抉择

在这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传者 (专业媒体人、媒介组织和受众) 都遭遇了伦理困境, 特别是专业传媒人遭遇着专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两难境地, 媒介组织遭遇着盈利与伦理的两难困境。下面本文将从人文主义原则和波特方格模式入手, 试图走出这样的困境。

人文主义原则就是要在报道中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11]。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报道中, 尊重受访者的隐私, 注意伤人细节的尺度, 而不能仅仅追求眼球刺激。因为任何时候“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 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12]。在社会公共场合的伤人现场, 如果没有救援人员, 记者的第一要务是救人而不是拍照。

当然, 一方面需要重视人文关怀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而是要在追求本质的真实。媒体应“在赋予意义的情境中, 对当时的事件进行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13]”。这里“智慧的报道”就是要求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式, 应该讲究方式方法, 既要维护好人的人格尊严, 又要体现人文关怀。而“真实和全面的报道”也是新闻报道的要求, 如果除去这两项, 仅仅有人文主义, 就不能称之为新闻报道了。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家拉尔夫·波特创立了一种推理方格 (命名为“波特方格”) ,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得到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14]。如下图1所示:

定义即是定义所面对的情况, 分析自己所处的境遇;价值观即是确定自己选择的价值观, 明确自己所站的立场;原则即是运用道德原则来帮助自己判断决定, 比较出名的一些原则, 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绝对命令;而忠诚即是确定自己需要忠心的对象, 思考自己应该对谁负责。

在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中, 记者面对刚刚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属的特定情境下, 应该怎样进行伦理抉择?第一步“定义”, 记者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现场, 应该怎样进行报道?如果采访受害者家属, 将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是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 但是这样会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二次伤害。第二步确定“价值观”, 到底是选择采访受害者家属、拍摄受害者照片, 还是选择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感受和人格尊严呢?一般情况下, 新闻专业主义至上者会选择直接采访拍摄受害者和家属, 而新闻道德至上者会采取温和的方式报道。第三步确定“原则”, 选择新闻专业主义至上者会选择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强调人类的行为必须以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为基础, 认为行为的结果是决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重要因素[15], 这本质上就是是把结果看做正义与否的标准;而选择新闻道德至上者会选择康德的绝对命令, 即不论做什么, 强调方法和手段同样重要, 为了实现正义的结果而采取非正义的手段也是不可取的。最后一步是“忠诚”, 选择忠诚的对象, 如果选择忠诚报社, 会选择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采访, 获取更多独家新闻, 尊重了读者的知情权;如果选择忠诚于采访对象, 就不会拍摄血腥的照片, 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认为“尊重报道对象永远高于对读者负责[16]”。

四、结语

对中国目前发生的传播现象进行媒介伦理分析时, 在新媒体崛起、媒介全球化和中国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去理解, 将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 只要涉及到人的地方, 就要面对伦理选择的困境, 目前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选择标准, 但是克里斯蒂安的全球媒介伦理和波特方格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选择的方向。媒介伦理的规范除了在传媒行业中得到重视外, “公民记者” (即网民) 的伦理问题将愈加严峻, 因此加强对新闻受众的媒介伦理学教育非常必要, 这将进一步促进传媒行业和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

摘要：本文在新媒体、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三大理论背景下, 对媒介伦理进行了重新释义。在新的媒介伦理语境下, 运用拉斯韦尔5W模式, 对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并试图用波特方格使传播者走出此类事件中的伦理困境, 为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报道与传播提供相对合理的范式。

媒介地理学 篇9

何谓社会原因?这需从我国近现代的新闻发展史及与当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来阐述。我国新闻发展的高潮应从晚清时期各界人士纷纷办报时算起。那是一个信息量巨大,时效性要求很高的时代。事件发展态势瞬息万变,而当时人们又急需这样的信息,有了这样的受众心理,便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也就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从这一时期到21世纪前的一段时期,很少有人去研究受众心理。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主导了这一局面的出现。动荡的年代,一个生命攸关的时期,往往一个小事便能引发全体性的关注,所以当时的新闻媒介都以关注事情本身为主。因为有了事件就一定会有受众,这种传播心理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党报理论的影响下,也导致了社会新闻文化的单一性。而当时的人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新闻文化。正因为思想的禁锢,才导致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等情况的出现,给当时的中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文化的缺失,也是在当时政治格局下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角度来看,晚清时期国力衰微,民生凋零,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现状下,创刊者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好自己的事业,而在当时,他们认为只需关注民生疾苦,关注时政制度,关注中西思想便可获得成功。依靠这种传媒思路,有些刊物是取得了成功,如《申报》《苏报》等,但也导致大量信息被重复宣传,一批弱势者被淘汰出局。新中国成立后,虽说经济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对于新闻传媒事业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国内少数的新闻传播类专家开始着力研究新闻心理学,但这门学科在21世纪以前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发展态势。只有经济水平的增长,新闻媒体在能够维持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时间去研究受众的心理。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心理学也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得益于政治和平、经济发展、文化自由的社会整体环境。

新闻心理学是新闻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同时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研究领域本应将两者相结合,但在实际探索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导致了侧重点的偏向。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已然有了所谓的“中国偏向性”心理问题。

一、以宏观促微观

在现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各类媒体。在传统新闻媒体处于劣势,新媒体发展态势愈趋良好的境况下,理应进行一些思索,各类媒体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更好地发展。

报纸: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占据了媒体宣传端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媒体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遇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时,传统的步伐明显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所以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来重新规划传统报业的发展道路。

电视: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视觉观念,对于宣传新闻媒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电视的互动性较差,虽比报纸有了进步,但还是不能够满足用户真正的互动心理。

网络: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从1987年9月20日钱天白教授发出第一封E-mail开始,到1994年4月20日NCFG正式连入internet这段时间里,中国的互联网一直都在艰苦地孕育着。时至今日,成熟的网络技术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当然也包括新闻传媒业。而且也真正解决了与用户实时交流的问题,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比传统媒体快得多。

那么,报纸、电视、网络三者如何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强大的媒体效应呢?所以,此时应制定一个宏观的媒体发展规划,取之长,补之短,才能持久共存,繁荣新闻事业,而最重要的便是关注受众的感受。笔者将这三者引起受众注意的程度进行了排序,具体如下:一是网络;二是电视;三是报纸。

互联网是一个分众媒体,它提供的是一种双向的沟通方式,并能将信息按照用户的个人情况和需求进行个人化定制。信息的选择和使用完全按照用户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决定。所以,受众会更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找相关的资源。

电视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传播工具,声画并茂,可以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播放效果与受众接收效果较好。

当今社会,相对于网络与电视而言,报纸的受众接收范围较小,时效性较差,一般隔天出刊。另外,生动性、趣味性也不如网络和电视,这也大大降低了受众的阅读欲望。

由此可见,受众的注意力决定了受众的选择。而受众的选择又决定了受众能否进入自我传播,进而保证传播活动的正常进行,即“受众决定媒体存亡”。所以,当受众接触到报纸、电视、网络这三者时,感受各为不同。新闻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上,其作为受众主体,对媒介信息的需求相当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众需求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众的注意力,从而间接影响受众选择。所以要制定一个三者有机结合的宏观运作方式。一方面,要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另一方面,可取长补短促进各自的发展。网络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电视具有视听性强的特点,报纸具有保存性和权威性强的特点。那么,当发生一个新闻事件时,网络可以实时更新与用户交流互动,电视可将新闻视听化,更具可读性,来吸引更多的阅读群体,报纸可深入挖掘此次新闻事件,撰写深度报道,来探索更本质的东西。这样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以宏观的角度来制定微观事宜,有了详细的分工要求,各种事情便有章有法,此为“以宏观促微观”。

二、以理论促实践

何谓理论?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务知识的理解和论述。也指辩论是非、争论和讲道理。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概念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一种或一系列现象。而现象为何物?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现象即物质,即为实践。任何事情都必须有良好的思想意识作指导,才能不走弯路,取得物质上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具有目的性、计划性、主动创造性、自觉选择性;意识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无论哪个受众去接触报纸、电视、网络这第三者,都是被动地接触传播者的思想。所以,当受众接触到这三者时,当受众被动地接受传播内容时,当理论化为物质时,理应思考,其所传播的物质言论是否妥帖,传播的理论依据又是何处来的?假使信息的传播者思想理论认识不正确,导致言论的不妥帖,难道受众也要跟随其思想一起误入歧途吗?自然不是如此。作为一名受众,面对报纸、网络、电视上各种纷繁的信息,我们理应要有最基本的辨别能力。这其中,对受众影响力最大的应当是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受众不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网民的“传受角色一体化”倾向十分明显。

近年来,各种反转新闻层出不穷,究其根本,一方面是网络的碎片化导致信息收集不完全就借助网络这一高效平台发布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众的信息取向倾向性明显,这其中社会观念因素与受众的求真心理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作用。“新闻受众之所以需要新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能够向他们提供有一定时空环境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可视、可见、可触的人或物是现实的真实,它们区别于文艺作品所反映的高于生活的真实。现实的真实可以满足新闻受众对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的认知需求,而生活的真实则主要满足受众认识生活和审美方面的需要。”[1]无论是网络发布问题还是受众接收问题,这其中,理论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除了明令的新闻法规,还制定了明确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新闻法规是一种法律条文,它把国家意志以立法形式强制新闻工作者服从;而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自立的行为准则,它借助舆论力量促使新闻工作者自觉遵守。新闻法规是一种他律,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自律(行业的自我约束,个人的自我约束),两者相辅相成,促使、鼓励新闻工作者完成社会使命。”[2]然而,这与现实相融合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今新闻传媒业竞争激烈,各个传媒机构都争抢头条,这也必将导致一部分新闻从业者放弃了严谨求实的新闻理念,转而追求点击量等大数据,导致一大批未经核实的事件被披露。也正是因为受众长期以来被社会道德所绑架,所以遇事时便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教师与学生,弱势方永远是学生;医生与病人,弱势方永远是病人;城管与小贩,弱势方永远是小贩……诸如此类的道德绑架,数不胜数,这就是对理论认识的不准确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所形成的局面。

所以,应该以“理论促实践”作为行为准则方针,只有上层思想正确,才能减少或者避免下层实践失误。不管是对于新闻传媒事业本身来说,还是对于受众群体来说,都应做到这一点。只有保持“以宏观促微观”与“理论促实践”的思想状态,巧用电视、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才能减少事件的争议性,才能让受众获取更加真实有效的信息内容。

摘要：在新闻心理学大角度下,把握电视、报纸、网络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以宏观来促使微观框架完善,以理论经验来指导媒介的实践活动。政治、经济与文化,这三者之间相互交融又相互制约,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都蕴含在这三者之中。这几者的有机结合,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体系。

关键词：新闻心理学,媒介,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