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差异化（共11篇）
产业差异化 篇1
在中国电信带领下, CDMA终端产业链获得了迅猛发展, 越来越多厂商进入CDMA终端开发和设计, CDMA终端也越来越丰富。
受访企业:
华为终端中国区总裁王伟军
中兴通讯
宇龙酷派副总裁苏进
伴随着中国电信移动用户不断提升, CDMA终端产业链从小到大, 走向繁荣。在3G规模方面, CDMA目前已和TD-SCDMA、WCDMA成三足鼎立形势。从终端来看, CDMA在高端、中端及低端市场都占据一定份额, 且厂商支持数量及力度越来越大, 仅2012年新增手机厂商就有40余家。
未来, CDMA产业链将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方案、平台、业务及盈利模式, 用户数量会进一步提升, 用户终端体验会越来越好, 同时会使更多的参与厂家通过CDMA终端产业链受益。就CDMA终端发展趋势, 《通信世界》采访了华为终端、中兴通讯以及宇龙酷派三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交易会:新产品集体亮相
《通信世界》:据悉, 业界预计此次“天翼3G手机交易会”中国电信手机采购规模将超过去年的4000万部, 本次交易会贵公司将主要展示哪些新品?
华为终端:华为终端智能手机中高端产品齐亮相将成为此次展会的一大看点。展出的产品包括人气新品麦芒A199、具有高性价比的G610, 还有在国内市场颇具美誉度的D2等, 而目前大家比较期待的全球最纤薄智能手机也将在在现场亮相。
中兴通讯:此次采购规模较去年相比有大幅增长, 我司产品准备也非常充分, 本次我司展示的新品主要有4.5寸千元时尚智能机N909、5寸HD高清四核双网双待“青漾”智能机N986等重点明星机型。
宇龙酷派:宇龙酷派一直是CDMA的忠实支持者和拥护者, 宇龙酷派高、中、低端的产品布局都和CDMA紧密联系。2012年酷派提出了公司的移动互联网战略PMCC, 今年酷派首款PMCC手机也将考虑在C网首发。
千元机:性价比越发凸显
《通信世界》:在市场竞争激烈情况下, CDMA千元智能机将呈哪些发展趋势?厂商如何获得成功?
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千元机从最初的2.8寸千元智能机发展到目前4.5寸四核千元智能机, 产品配置、屏幕、产品性能和体验提升的非常快, 这与智能机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 后续的千元智能机发展趋势会更多关注目标用户需求, 并持续提供最终用户更好的用户体验。
华为终端:市场是以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华为终端通过建立合理的产品结构, 打造精品, 提高用户体验。华为终端坚持精品策略, 但精品不一定是价高的产品, 无论在哪个价位的产品, 都要打造出精品的感觉。华为终端通过软硬件技术的不断升级, 提高智能手机综合性能, 给用户最好的体验。今年以来, 专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麦芒A199等产品也受到了用户的青睐和好评。
宇龙酷派:从目前CDMA千元智能机发展的情况来看, 国内外厂家都加强了投入, 竞争越来越越激烈, 主要呈现以下趋势:价格会逐渐拉低, 性价比越发凸显;大屏幕高分辨率成主流;四核及以上将成为标配;多模、双待成趋势;外观设计更趋于时尚化、用户体验感全面提升。面对日益严峻的千元智能机市场, 厂商应提升研发能力, 缩短研发周期, 争取首发优势, 在价格同质化的情况下, 应注重ID设计、提升用户体验, 以吸引更多的用户。
高端机:核心点提升品牌
《通信世界》:2013年初众多厂商推出大屏幕高端手机, 力图获得规模和利润双丰收。在低补贴时代, 企业该如何发展CDMA高端机?如何提升自己利润?
宇龙酷派:宇龙酷派是目前国产手机厂商中惟一推出单品售价超过4000元的高端手机品牌, 我们认为, 一款产品或者一个品牌要树立高端形象,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产品的规划具有前瞻性, 即硬件配置要超前, 拥有主流的高端配置;注重用户体验, 包括UI、系统等人性化的优化;优质的售后服务;坚持微创新, 具备差异化的卖点;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及溢价能力, 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转变用户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培养用户忠诚度。对于国产高端手机而言, 要提高利润, 必须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通过品牌的提升来提高品牌及产品的溢价能力, 转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观念。
华为终端:华为终端在夯实千元智能机市场的基础上, 不断发力中高端市场, 2013年, 华为终端推出了拥有极致体验的Ascend D2等出色产品让业内感受到了华为布局中高端市场的决心和实力。华为终端坚持“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 并通过在研发、渠道和服务等方面的不断投入给用户带来最好的智能终端体验。
中兴通讯:低补贴阶段大屏高端智能手机提升利润空间的方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注重产品用户体验、加强渠道建设和持续品牌宣传。今年我司也推出5.7寸高端大屏手机GRAND MEMO, 该产品的电信版本很快会到最终用户手中。
LTE手机:众厂商准备就绪
《通信世界》:对CDMA运营商未来LTE手机的需求, 贵公司有哪些准备?具体产品研发情况如何?
华为终端:LTE是华为优先级最高的战略投资方向之一。除了共享无线14000名研发人员、11个海内外研发中心的大平台外, 华为还专职投入超过4000名工程师致力于TD-LTE的研究与开发。而在标准、芯片、终端、系统设备以及业务应用, 华为也进行了全面投入, 并在各个领域均有斩获, 成绩斐然。
中兴通讯:中兴通讯在LTE技术和终端上的储备是很充分的, 我们的LTE终端在北美、欧亚等区域已经大规模发货, 针对中国电信LTE手机需求, 我们正在积极跟踪参与, 并按照中国电信LTE网络商用时间点, 第一时间推出LTE终端产品。
宇龙酷派:从目前国内手机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 3G仍然是国内发展的主流, 但LTE 4G必然是发展的趋势, 今年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4G元年。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 酷派已研发出了首台TD LTE原型机, 并在今年4月发布同时支持TD LTE及FDD LTE五模十频的LTE 8920手机, 在海外市场, 酷派去年8月在美国上市的LTE手机酷派5860E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台。因此, 酷派已具备了LTE相关的技术储备并具备商用的条件。
产业差异化 篇2
“游戏是儿童的工作，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要关注儿童成长，必须关注儿童的游戏；要关注儿童的游戏，必须重视儿童使用的玩具”。【1】“玩具教育活动符合幼儿学习特点。”“玩具教育活动为幼儿操作性学习活动提供了可能”。【2】皮亚杰认为：“智慧的发展是环境的因素和先天的遗传构造两者之间互动而来的。”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玩具是游戏的物质前提，幼儿要玩耍必然离不开玩具。【3】“感知觉和语言的训练，可以通过我的教学用具来体现”。【4】
从这些言论就可以说明，古今中外的专家都同意，玩具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工具。而在欧美，一般的玩具已经不能够满足幼儿园的需要，它们需要更专业的学具。因此在过去七十年，专门为幼儿园设计和生产学具的企业快速成长，已经成为独立于玩具的产业。反观中国，虽然是全球玩具主要加工基地，也是拥有最多幼儿园的国家之一，但是相比欧美，幼儿园学具产业不成气候。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论证了制造工具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和动物主要的本质区别是动物只能依靠自身的器官，本能地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东西来生存，而人能够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某种程度上讲，工具是人的双手把人的思维成果“物化”，可以说，工具装备反映出一个行业的综合科技实力和生产力水平，行业人才的思维与创造水平。例如部队的军事实力和武器发展的关系；工厂的工业生产力和机器制造力的关系。所以教师与学具实际上是一体的，学具只是代表了教师智能的“物化”。
欧美幼儿园学具产业和课程发展的关系
（一）欧洲学具产业的发展过程。
著名幼儿教育家蒙特梭利女士曾经尝试在现有的玩具找合适的学具，但没找到，只好于1920年，找荷兰一所规模很小的木工厂为她生产她自己设计的第一批学具。她要求采用质量最好的原木材，而且加工要求非常严格。木工厂的负责人很配合，一一满足她的要求，生产的也就是第一批蒙氏教具，【5】直到今天，这所木工厂Nienhuis Montessori还在生产蒙氏教具，产品的基本设计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加工的工艺更严格，生产的产品质量更高。现在这所公司每年生产几万套蒙氏教具，销售遍及全球一百多国。而且在蒙氏后人指导下，每年不断增加延伸产品，它的年产值已经是以亿元计算。除了“蒙特梭利”，在德国的福禄贝尔和意大利的瑞吉欧课程模式也体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
（二）美国学具产业的发展过程。
1954年，美国一位女士创办了一家叫Lakeshore Learning Material的公司，专门销售产品给幼儿园。刚开始时，她只生产、设计幼儿园需要的美术材料，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在1965年推行第一个学前教育计划，幼儿园需要大量专用的学具，【6】于是它快速发展。今天，它已经是一家跨国的幼儿园学具供应企业，年产值达到几十亿。它常备产品有六千多种之多，每年更新百分之十。仓库占地几万平方，采用最先进的自动化管理，员工只要把一个贴了条纹码的纸箱放到运输带，运输带就会把纸箱送到货物的位置，然后机械手就会把需要的货物放到纸箱里，接着再到下一个位置。完成后，纸箱就会直接从十条滑道其中一条滑到在等待的集装箱，然后就送去给客户，效率之高是要目睹才明白。类似的企业在美国有好几百家。
从欧美学具产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教育和商业合作的成果，也代表了商业运作对教育发展的价值。没有商业运作支持，教育发展就未必能够发展得这样顺利。反过来，教育的需求也促进了产业的发展，这是欧美资本社会的情况。但在我国，幼儿园学具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否反映了我国幼儿园教育并没有象欧美对学具一样的需求？而西方的这种商业的模式是否就是唯一的模式？ 幼儿学具产业和幼儿教育发展的关系
在欧美发达国家，类似刚才那些公司是很多的，它们不断设计出不同的工具给师使用，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幼儿园的教师需要怎样的工具，它们聘请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和幼儿园教师沟通、和教育部门沟通，然后在此基础设计对教师有实用价值的教学工具。这些学具对教育发展带来以下的好处：
（一）能够让教师专注教育本身，把更多时间放在孩子身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教师要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法应答，形成合作探究的师生互动。”制作学具需要收集资料参考设计，然后要找合适材料，最后还要动手制作。这些都需要大量时间，利用市场上合适的学具，能够节省教师这些时间，更专注于孩子身上。这一点对我国大班额的特点更为有意义。
（二）建立幼儿园知识管理体制。“幼儿园没有充分认识知识共享的作用，忽略了对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8】外国的学具都是经过专家和一线教师经过反复研究的成果，教师在运用这些学具的过程，也学习了这些创造的智慧。同时它们能够作为一个标准化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承载使用的方法和变化，这些是教师应用的智慧。教师就能够通过这类的学具得到了自身智慧的沉淀、积累，同时达到师师共享。也就成为幼儿园的知识管理系统。
（三）能够促进教师间接指导的能力。《纲要》指出“教师直接指导和间接指导的活动相结合，保证幼儿每天有适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活动时间”，但是“间接指导”和“自主”很容易变成“放羊”，采用合适的学具就可以帮助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蒙氏教具，福禄贝尔的恩物和瑞吉欧课程的美工操作桌，孩子在操作学具过程就得到有价值的经验，于是“间接指导”和“自主”的教育要求就相对容易完成。
（四）教学的导向并且开拓教师的思维。在应用一个教具时候，教具的结构会导向教育的发展。例如《纲要》里的要求“建立良好的常规，避免不必要的管理行为，逐步引导幼儿学习自我管理”。很多美国幼儿园老师使用“噪音控制器”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个“噪音控制器”就像一个小交通灯一样有红、黄、绿三个灯，只要预先设计好噪音的控制指数，假如孩子在教室里的噪音超出了预设的控制指数，它就会从绿灯跳到黄灯，假如噪音很大，红灯就会亮起，并且会响起警报。【7】这样的学具能够帮助教师控制教室的噪音,而且是采用了一个间接指导方法。避免了教师和孩子之间的直接摩擦，通过这种工具能够容易引导幼儿学习自我管理。
（五）能够让课程快速复制发展。“蒙特梭利”课程进入我国不到十年，发展迅速，占领了很大的比例。陳鹤琴、张雪门的课程，虽然更适合我国的情况，而且在国内应用的时间更长，但是现在知道“蒙特梭利”的人可能比认识他们的还要多。相信是因为“蒙特梭利”的学具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教学条件，老师相对容易操作，通过这些学具，父母也相对容易理解背后的理念。
从以上可以看到学具是教育智慧的“"物化”“，就象军工业能够放大战士的战斗力，学具也能够放大教师的教育能力。同時和军工业在某一程度能反映该地区军事能力一樣，学具产业的发展，在某一程度也反映了该地区幼儿园教育的发展。我国幼儿园学具产业落后的反思
既然学具产业对幼儿园的发展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是全球拥有最多幼儿园的国家之一，有接近十多万所幼儿园，而美国只有几万所幼儿园，但为怎么相比美国，我国幼儿园学具产业发展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局面？这不是我国的老师没有创意，在教育部多次组织的“自制玩具比赛”活动中，我们也见到有很好的创意作品。原因可以从政府以经济学思维改革幼儿园，东西方在人力资本思维本质的差异和家长对游戏中学习理解不足，这三方面分析：
（一）政府以经济学思维改革幼儿园：“以„市场逻辑‟代替„教育逻辑‟……有人甚至用„创造性破坏‟来形容当下的幼儿园改制。”【9】把幼儿园社会化是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政策，根据调查，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社会力量办学，所以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幼儿园投资的目的是迎合市场，宁愿更多投放在门面的装饰。华东师范大学学前系教授李季湄就曾经说过：“我国幼儿园的投资都是用来贴门面的！”
到不同的大城市看看，就看到我国幼儿园的投资一点都不会比欧美先进国家的幼儿园少，不过投资都是贴在门面上的东西。就像瓷片、地材、橡胶地等。所以这类产品发展迅速，例如，我国很多幼儿园为了显示高档，把好好的草地铺了塑胶地垫，塑胶地垫产业发展在过去十年已经赶英超美。【10】但是这些塑胶地垫在欧美先进国家是不允许在幼儿园铺装的，因为会散发出有的气味，孩子个子矮小，在户外活动就会吸进体内，而且他们肝的排毒功能还没有成熟，所以对他们造成一个长远的隐形毒害。【11】可是我国很多幼儿园为了市场需要，对这些能看到的装饰非常舍得投资，反过来用在学习上的学具，因为家长看不到，也不懂，大多是到批发市场，用低廉的价格买一些不知产地，质量没有保证的廉价的玩具给孩子，一大堆这样的材料就当做学习的学具，就是我国幼儿教育界投放教玩具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当教育市场化就出问题？因为当你市场化，就肯定倾向于迎合市场。不过教育服务是应该让客户花钱来学习、来改变。教育不是给客户牵着走，所以教育是很难市场化，市场化的后果就是迎合客户牺牲专业。
除了迎合市场外，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是另一个问题。“深圳公办园转企所造成的事实是，22家公办园在转企后迅速分化，除极个别幼儿园还遵循教育性的办学原则外，绝大部分幼儿园都通过各种方式，如增加班额、扩大班级规模、节约培训开支等方式来开源节流。学前教育中以幼儿的身心发展为中心，为幼儿提供适宜课程的观念在改制园中已严重错位。幼儿园无法完全以幼儿为中心来开展适宜的教育活动。同时，优秀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为了补充师资，幼儿园只好大量招用临时工。”【12】
因为有市场推动，所以我国幼儿教材及兴趣班课程的产业发展蓬勃，差不多所有幼儿园都在用教材及兴趣班课程。在欧美先进国家幼儿园是很少使用教材的。而中国幼儿园里的教材是千奇百怪，从学科到思维，到礼仪，到理财什么都有。
更可悲的现象是幼儿园本身不去提高教学，培训老师，而是引进不同机构的课程进行不同课程学习的模式，很多幼儿园就像一间商场一样，把硬件装修漂亮然后外包。数学班就跟某某机构合作，英语班就跟某某合作，思维班就跟某某机构合作，幼儿园只是一个空架子，里面是没有任何内涵。这就是我们中国幼儿园开源的情况。而为了节省成本，方法是采用标准课程，然后就不断更换老师。也就是最近几年，这种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的原因，但是这些都是在摧毁我们幼儿园教育的未来！
欧美幼儿园大部分都是公立的或者得到资助，这种体制很清楚就是教育机构，跟经济没有挂钩，所以可以坚持专业，它们知道对孩子有价值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学具及材料，于是就推动了学具产业发展，而我国则因为市场化，于是推动了建材业、教材业、兴趣班的发展。
（二）东西方在人力资本思维本质的差异：在历史上，我国一直是强国之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它的出现让欧洲国家追过了中国。据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书统计，西方16个发达国家的生产总值从1820年到1980年间增长了60倍之多。而工业革命其中一种思维革命就是重视人力资本，分工细化。日本和西德二战被炸平以后，为什么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Gary Becker解释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在起作用，因为战争摧毁的主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则是基本保留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本在战后合适的政策和有利机遇等条件下，很快就重新绘出更美更新的图画，使日本和西德很快地厕身于主要工业强国的行列。如果人力资本摧残到一定程度，如教育失败等，物质资本尽管十分丰裕，动态演化的结果也会趋于低收入均衡。”【13】欧美的思维就是建基在这种重视人力本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计算成本时，人力资本是主要考虑的元素，如何放大人力资本也成为一种思维的习惯。
其中一种放大人力资本的元素是分工合作。“前三十年能以工业化初期的形态取得优势，内在力得以释放，每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相对都是简单劳动。比如打工者今天可以盖大楼，明天可以刷油漆，大后天可以去送外卖。而在下一个三十年，这种日子就要结束了。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第三甚至第四产业蓬勃兴起，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发展的那一天，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如何不断优化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专业，以迎接下一个、再下一个更高分工度的社会。”【14】
分工是促成人力资本成为专业的关键原素，分工能提高使命感，在专业范围内追求完美，在艺术范围追求艺术完美、在学术围追求学术完美，只要具备使命感，工匠也能成为大师。就象米开朗基罗开始也是匠，最后凭着这种精神而成了大宗师。
所以在欧美的观念里，幼儿教师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专业的工作，老师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专注在她们自己的专业，她们的专业是和孩子沟通，和孩子交流，为孩子提供他们需要的学习环境，并在此过程中促进自身教学水平的成长，其它和幼师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应该分工给其它专业，例如生产制作学具就应该是另外一个专业行业。这等于医生一样，医生的价值不在制药，不在生产医疗设备，他的专业是在判断这个病人需要怎样的治疗，然后对症下药。专业就是做好分内事，做好核心价值的事。
我国从来没有把幼儿园教师看成专业，就像第五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术研讨会代表们说的：“幼师学生到民办幼儿园就业后，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比较严重，专业成长没有动力，专业道德缺失比较严重；在践中，有的幼儿教师不仅掌握的知识是错误的、陈旧的，也缺乏一种判断知识适宜性的能力。”【15】可见在我国民办幼儿园从来没有把幼儿教师看作专业，也从来没有重视这个人力资本，导致幼儿教师身兼多种职务，包括没必要的大量自制学具，这样的后果是老师没有充足的时间专注专业发展。
另外我国在传统上是重视仕官，轻视商人、工匠，工商是知识分子所不屑的行业，所以我国大部分高学历的人都是往仕途发展。从商的，包括生产玩具的都是文化水平低下的人，所以也没有能力配合教育需要给予支援。欧美则相反，从事工商业的许多都是高学历的，所以能够为幼儿园老师提供很好的支援服务。这样的循环弊端是老师的专业没法真正获得提高，最后受害的还是我国的下一代。
（三）中西方家长对幼儿教育观念差异：”“勤有功，戏无益，”"是我国传统思想，而且绝大部分家长都不了解幼儿教育的意义，所以很多家长都以为学习二手知识就是教育，上学就应该有教材，有作业。于是当她们选择幼儿园时就更多关注传递二手知识的教材，而并非学习一手经验的游戏，自然不会关注幼儿园的材料是有价值的学具还是随便的一些玩具。现在也有另一种极端思想的家长，虽然不追求学习，但是可能是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受支配的童年，过分放大了自由，曲解了自由，把放纵等同自由，所以也不会关注幼儿园的玩具。
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玩具是世代相传的，游戏中学习是大部分人的成长经验，玩具是传递家族智慧的载体，家长自然具备能力去判断玩具的质量，也会关注幼儿园用的是怎么玩具。根据我国国情，创出有自己特色的学具产业的蓝海
以上的种种问题说明了我国情况和外国很不一样，我们不能够„抄‟欧美发展的路，只能够学习背后的意义：“以人力资本为本的思维模式”。欧美的社会体系适合以商业的产业化，作为放大人力资本的方法。我国情况不同于欧美，应该把理念提升，发挥创意，设计适合我国情况的方案。
广东学前专业委员会游戏与玩具研究部最近组织的“简易材料教学活动比赛”就是其中一个创新的思维。首先在观念上把“学具”看成为随手可得的“简易材料”，例如旧报纸等；把“产品”看成是“以简易材料为载体的教案”；把“产业”看成“可以自由下载教案的网站”；把“比赛”看成“设计和生产产品”。然后通过比赛，收集作品，经过专家评审，挑选有价值的作品，放在网站给老师无偿下载，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特色的“幼儿园学具产业”。
产业差异化 篇3
摘要：自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之后，中国文化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多不成熟之处。文章采用比较发展的视角，借助霍夫斯泰德有关文化维度的研究工具，归纳总结各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驱动机制与实践发展经验。这些特征既是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有益经验。最后，文章对如何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新驱动机制；文化维度；差异化
一、 文化产业的动态差异性
现代文化产业是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都被高度浓缩在文化产业的差异化定义之中。以下我们通过定义的比较来展示发达经济体文化产业的差异。
英国——创意产业。其定义如下：创意源于个人的智慧运用，以知识产权形式出现并以此实现收益，不断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新的增長动力。范围界定相对宽泛，具有创意性的服务业也包含在其中。总体看，音乐、建筑设计、视觉表演、娱乐软件开发和数字出版物等近年来发展迅速。
日本——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在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发展，发展范围比英国更为宽泛，除去演出、影视、展览、新闻、娱乐内容、还包括体育与旅游，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等形式都包含在产业范畴之中。
美国文化产业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其创造的价值超过了许多传统工业，因而被称为版权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主要有三个大类：一类是娱乐与电子传媒业；二类是印刷与出版业；三类是旅游相关的产业。
韩国文化产业范围参考自《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包括传统的美术品、服装服饰、特色食品、历代文物；新兴的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广播、游戏软件、网络娱乐内容、创意性设计等。
综合上述四国的特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颁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产业范围的两次调整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正在进行局部微调以期逐步完善产业框架，创新产业驱动机制，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文化产业。
二、 创新驱动机制差异化的根源与国别比较
1. 文化产业驱动机制分类与文化差异性分析。国内学者雷光华、傅才武、宋丹娜以及霍步刚（2009）等分别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以及政策路径等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本文在参考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加入文化差异等因素重新对各国文化产业的产业驱动机制进行分类：市场驱动型与政策驱动型。前者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它们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阿罗、罗默以及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趋势下，突出个人的创意与才华，通过工业化生产模式产出大量可复制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其迅速形成了现代文化产业；政策驱动型的代表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充分借鉴了别国发展的经验基础，结合本国经济发展中特有的产业支持政策，最大限度实现了后发优势。
对于不同创新驱动机制背后的文化差异根源需要我们借助通过文化维度进行分析。
整体看英美两国因同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文化渊源，在文化维度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中国、日本与韩国虽然同处于东亚地区，但在五个维度上都却存在相当的差异，最小为2，最大则达到62。
从局部上看，我们通过五个维度分别说明：
第一，权力距离。美国、英国不是很看中权力，它们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比其他国家要逊色不少；中、日、韩三国由于国家体制的关系，较之英美等西方国家更为注重权力的约束力。这种差距对于文化产业中个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重要影响。英美的文化产业中市场行为多于中日韩，而政府的行为则是中日韩多于英美。
第二，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与人们的行为倾向有着密切关联，即风险偏好与不确定性呈现反向趋势。因而以个人为主体的经济单位富有活力，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中国与英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相接近，对于中国文化资源广泛分布的地理特征和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特征而言，有助于激发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发展的民间积极性；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日本与韩国，个人强烈的工作进取心和团队合作意识推动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个体地位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
第三，个人与集体主义。美英两国均强调个人的作用，成就属于个人，又以自由发挥为基础。其开放性使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能，来自市场的奖励是对智力资源流入的有效奖励，也是人本开放主义成功实施的关键。中日韩的社会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企业与员工相互依赖，很多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价值就等价于是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两者的分离就意味着价值的同步消失，所以文化产业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力求对参与人给予最大的关注，使他们以集体形式存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
第四，男性与女性社会。前者强调事业成功，而后者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鉴于文化产业消费的特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应满足消费者偏好为前提实现效用最大化。日本是显著的男性化文化，中美英非常接近，韩国则是具有最富女性化气质的文化，韩国电视剧的题材是休闲时间中最优选择便是有力的证明。
第五，长短期导向。在长期导向的国家中人们更加注重长远目标，愿意为目标而不断奉献，东亚三国都注重长期，特别是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一直强调传承性；在短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当前的生活和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英美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态具有典型的时尚性。
结合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存在很多交织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客观上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充分借鉴不同经济体的经验，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完善自身的产业创新驱动机制。
2. 基于国别角度的比较。
（1）英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英镑危机、欧盟成立等多重压力下，1997年5月英国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提出把创意产业作为振兴英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到2011年，伦敦被公认为是全球三大广告都城之一，欧洲第一电影制作中心，创意机构密布，并拥有全球客户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伦敦的情况看，英国文化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集群发展之路。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其创新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创造与交流，而知识的创造与交流是通过教育机构、科研中心等媒介，这类交流媒介可以保证交流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集群内的有制度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侵权行为。
（2）日本的文化立国政策。日本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鉴于其国内资源禀赋不足且长期以来受制于生产原料外部进口，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将历史资源最大限度投入到现代生产模式中。此举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即时收益，而且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并弘扬了新兴文化。同时，考虑到本国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规模有限的不足，日本确立了以全球市场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终极空间，发挥自身制造业方面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形成经贸——文化产品——文化软实力——经贸的循环发展模式。
（3）韩国的文化政策支持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韩国经济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衰退。为扭转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借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复苏。为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韩国政府自1998年开始先后设立了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等国家级的专门管理机构。随后为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将文化产业振兴院以及主管电影产业发展和游戏开发等五个不同机构合并，成立“文化产业支援机构协议会”。与管理机构相配套出现的是专项基金，包括政府专项基金，地方专项基金以及康采恩式的集团基金等形式。它们分别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对外出口，直接资助个人创业者以便其发挥文化才能。
韩国对本国的人才是其发展文化产业的另一大特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创意，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又是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为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大力培养文化的专门型人才，例如专门从事电视剧拍摄的专业化团队，负责演员市场的职业经纪人，娱乐领域的软件设计与开发人才等。除了专业人才外，韩国还注重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和国际营销人才，负责文化产业管理及海外的推广工作。
（4）美国文化产业的“三位一体”发展。美国作为新大陆于17世纪登上世界舞台，其国民除印第安土著外大都是移民的后代，其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人文特点，使得一个没有历史文化遗产，缺少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能够不断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高度杂交的文化。好莱坞作为一座梦想制造场，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大量人才和资金，拍摄大量不同文化题材、不同时期典型人物形象的大片，借助规模经济作用，创造了无数票房神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再好的创意也必须有付诸实施的手段。以美国电影业为例，大量的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一具有风险的产业中，希望借助眼球效应实现高回报率。美国华尔街自身具有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文化产业也从其不同形式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受益良多，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通过版权制度的建设保障了文化产品未来收益的排他性占有。美国电影业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将数量一定、题材不同的电影组合在一起，此举为投资人有效分散了非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得稳健型投资者（人寿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大量参与其中。具体融资的方式包括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贷款支持和资产证券化等不同形式。在美国，知识资产证券化已运用于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这一形式将更多人的利益通过文化产业关联在一起，实现了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泛社会化的现实。
三、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机制的措施
第一，从权力距离出发，协调产业园区聚集模式的主导模式。根据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渐进式改革中优先试点再推广的成功范式，我国应该通过产业园区的模式实现产业聚集。创业园区的经济实质是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成本，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行政监管等方面的措施为创始期的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减少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这类园区通常有两种模式：市场导向模式与政府主导的模式。到目前为止，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多采用地方政府主导模式。由于市场体制不够完善，各方面的基础条件薄弱，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存在缺陷，所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政府应该尽量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果，不进行刻意园区建设，而应该对已经自发聚集了创意产业企业的地方提供可行的制度保障。另外鼓励依托大学模式而建立的产业园区，这类园区适应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产学研的价值链整合实现美国硅谷式的发展。
第二，綜合不确定型规避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中国在文化专业人才与相关人才的培养上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战略。韩国文化产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人才作为智力资本的载体是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文化产业承接工业发展的基础成果，其服务业的属性使得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更多依靠个体创造力的输出与转化。韩国政府培养人才的模式还充分考虑到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需求，既重视了创造环节，也关注了实现环节。我国文化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既有丰富的市场需求，也有社会文化资源储备，能够在不确定型回避较低的人文环境下满足不同专业特长的文化人才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但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相比则较为落后，产业内分工与协作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个人的创新工作缺少保障，致使相当数量的人才和产品无法与市场融合，因而需要建立企业组织来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产权保护成本。我国在学习韩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出发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机制，深挖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属地化与引入机制并行。
第三，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看，促进文化与资本、科技三者融合，经济效益与价值引导并重。男性化社会强调事业的成功，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企业为经营主体，贡献产值和获取利润。以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为例，它们是好莱坞在全球展示的标志。这些美国的文化企业无一不是通过内部资本的集聚实现内生性发展，再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资源整合，最终形成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我国文化体制市场改革方兴未艾，很多企业尚未改制，需要以市场化改革来培育一批企业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领路人，这一过程需要行政垄断性企业通过机制改革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以便挖掘相关行业中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此外，技术创新使得文化产品的质量大大提升、传播范围延伸至全球可以到达的各个角落，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代代相传成为启蒙社会青年群体的最佳途径。
女性化社会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和生活质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由市场组成，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即文化事业。政府应该以社会大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公共财政体系构建覆盖城市与乡村两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力争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为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
第四，从长短期导向着眼，塑造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对外经济各领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给中国对外发展平添了许多交易成本，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我国通过国家形象宣传片等文化产品表达我国未来和平与共赢的发展战略。同时，我国也在大力加强文化领域的贸易发展和对外投资的输出，在获取贸易利益的同时，展开国际文化交往合作以建设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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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小东.创意产品出口、模仿威胁与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学季刊，2014，（3）：1239-1260.
重点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中国东盟农产品虚拟水贸易问题研究”拓展性成果（项目号：13FJY009）。
作者简介：金哲松（1954-），男，朝鲜族，北京市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产业组织理论；陈方（1982-），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产品贸易、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韦苏倢（1978-），女，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广西大学行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产业差异化 篇4
本文试图在豪特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统一框架来分析产品的最大化差异、最小化差异和中等程度的差异, 从而解释由于横向产品差异化导致的产业集聚和对应的市场结构。
一、产业集聚与横向产品差异化两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 此处为一维产品差异化。假设有A和B两个企业, 它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 (这里的完全相同的产品可理解为除了企业位置和消费者的运输成本不同, 产品的其他方面都相同) , A企业在长度为L的轴上, 具体位置为距离该轴最左端的a处 (0≤a≤L) ;B企业也在长度为L的轴上, 具体位置为距离该轴最右端的b处 (0≤b≤L) 。同时假设a+b≤L, 因为如果a+b≥L, 就意味着B企业靠近L轴的左端, 而A企业靠近L轴的右端, 相当于位置互换。A企业的交货价格为PA, B企业的交货价格为PB。以上假设条件可用图1表示:
所有的消费者均匀分布于长度为L的轴上, 每单位长度代表一个消费者, 每个消费者购买一个单位产品。某个距离A企业所在地x单位长度的消费者从A企业购买一单位产品的价格为PA+αt1x+ (1-α) t2x2, 而某个距离B企业所在地y单位长度的消费者从B企业购买一单位产品的价格为PB+αt1y+ (1-α) t2y2。其中:α为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或等于1的权数, 反映线性运输成本和二次型运输成本的分配关系。当α=1时, 豪特林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为线性运输成本;当α=0时, 豪特林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为二次型运输成本。t1和t2为一单位距离的运输成本系数。消费者的分布点表示消费者最喜欢的产品特征量, 而各企业的位置则表示各企业产品的特征量。所以, αt1x+ (1-α) t2x2表示一个距A企业x单位长度的消费者购买A企业一单位产品的效用损失, 这对于B企业而言也是一样的。同时还假设消费者购买一个单位产品所得的效用肯定大于保留效用, 那么产品能覆盖整个消费市场。
本文的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两个企业分别选择位置 (产品选择) ;第二阶段, 在位置确定的基础上确定各自产品的价格。每个企业的目标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均衡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两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我们采用后退归纳法求子博弈完美均衡解。
如果两个企业的产品价格相差不大且价格不高, 就有一个位于x*处的消费者 (对于B企业而言则为y*处) 从A企业购买产品和从B企业购买产品是无差异的, 即满足下式:
由式 (1) 和式 (2) 联立求解可得:
位于x*左边的消费者必购买A企业的产品, 这样他所得的效用最大, 故A企业所得需求为:qA=x*+a。同理, B企业所得需求为:qB=y*+b。即:
为方便研究, 假设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为零, 此时A企业和B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以上利润函数满足凹函数条件, 故可求一阶导数, 可得:
由式 (9) 和式 (10) 联立求解可得:
其中:PA和PB为A企业和B企业在第二阶段的最优价格策略。由第二阶段价格策略推出第一阶段的位置策略, 那么把式 (11) 和式 (12) 代入利润函数可得:
为求企业的最佳位置, 对A企业和B企业的利润函数求导并整理可得:
对式 (15) 和式 (16) 来说, 右边第一项毫无疑问是正值, 关键是分析第二项。“L+3a+b”与“L+a+3b”实际上是对称的, 分析其中一种即可。因为:0≤a≤L/2, 0≤b≤L/2。所以:Max (L+3a+b) =3L, Min (L+3a+b) =L。
当取Max (L+3a+b) =3L时, 令2αt1- (1-α) t2 (L+3a+b) >0, 可得:
当取Min (L+3a+b) =L时, 令2αt1- (1-α) t2 (L+3a+b) <0, 可得:
这样可得到三个命题:
命题1:当时, 无论a和b取何值。同理, , 这意味着A企业和B企业都往中间移动 (结合图1看) , 直到a和b都为L/2为止, 也就符合产品差异最小化的要求, 形成了最紧密的专业化产业集聚。α=1时, 豪特林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为一次型运输成本, 这是上述情况的一种特例。在此种情况下, 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
命题2:当时, 无论a和b取何值。同理, , 这意味着A企业和B企业都往两边移动 (结合图1看) , 直到a和b都为0, 也就符合产品差异最大化的要求, 形成了松散的专业化产业布局。α=0时, 豪特林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为二次型运输成本, 这也是一种特例。在此种情况下, 市场为寡头垄断市场。
命题3:当时, a和b取任何值时, 。这时A企业和B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企业既不在中间位置也不在边界位置, 而在中间和边界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也就是说, 产品差异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 而是中等程度, 并形成了对应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在此种情况下, 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两个企业的位置a和b随α的变化而变化, 其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
三、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社会福利分析
社会福利 (又称“社会剩余”) 包括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本文模型中, 由于每个消费者都必须购买一个单位产品, 生产者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从而总消费者个数既定, 说明总的产品生产量既定, 这意味着总的生产成本不会随着企业的位置和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生产者剩余等于产品价格乘以产品需求量减去生产成本;消费者所获得的总效用是恒定的 (因为单个消费者获得的单位产品的效用是既定的) , 那么消费者剩余就等于总效用减去每个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价格和运输成本。所以, 社会剩余就等于所有消费者的总效用减去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由于生产成本既定, 社会剩余就由运输成本决定。
1. 从社会角度看企业最佳位置的选择。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 价格变量没有出现在社会福利分析之中, 真正需要分析的仅为运输成本, 而运输成本仅和企业位置有关。所以, 这里只用考虑企业位置而不用考虑价格。因此, 从社会角度看, 如果要求得两个企业的最佳位置, 就需要使总的运输成本最小化, 从而也就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对某个处于x位置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他从A企业和B企业购买一单位产品发生的运输成本相同, 他的位置应该满足下式:
从社会角度看, 这就说明处于区间[0, (L+a-b) /2]的消费者购买A企业的产品, 处于区间[ (L+a-b) /2, L]的消费者购买B企业的产品。要求得两企业的最佳位置, 只需求解下式:
最后求解可得:a=b=L/4。这也就是说, 从社会角度来看, 两个企业的最佳位置为距各端点四分之一处。这时的运输成本为:
2. 社会福利分析。
(1)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即时, 两个企业位置的最优策略为:a=b=L/2。这时的运输成本为:
(2) 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 即时, 两个企业的最优策略为:a=b=0。这时的运输成本为:
(3) 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 即时, 两个企业的最优策略为:。这时的运输成本为:
3. 豪特林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运输成本的关系分析。
从C (1) 、C (2) 、C (3) 与C (0) 的比较很容易得出如下关系 (即命题4) :
命题4: (1) C (1) >C (0) 。 (2) C (2) >C (0) 。 (3) C (3) ≥C (0) , 当α=L/ (t1+t2L) 时, 取等号;否则, 取大于号。
从上面的关系可以看出, 本文提到的三种情况都没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其中: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得到的社会福利是最少的。在第三种情况下, 社会福利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多, 在区间中逐渐接近最大化水平, 当α=L/ (t1+t2L) 时, 就意味着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区间中, 社会福利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多, 逐渐远离最大化水平。这和经典的市场结构理论有差别。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 但是本文得出的结果却与此不同。原因在于, 如果消费者类型相同, 的确可得到经典的市场结构理论的结果;但如果消费者类型不同, 它们有不同的消费偏好,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就未必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就如本文所得的结果一样。所以, 消费者类型不同时, 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就如命题4中的情况 (3) , 有可能取等号, 这时意味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四、结语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运输成本的函数形式对博弈的结果有重要影响, 从而对产业集聚和市场结构产生影响。本文的运输成本函数取介于一次型和二次型之间的形式, 从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结果:不但有产品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差异, 从而分别得到紧密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完全竞争市场、松散的专业化产业布局和寡头垄断市场, 还有中等程度的差异, 从而得到相对紧密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垄断竞争市场, 这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如何形成产业集聚, 本文的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有着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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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芬·马丁著.史东辉等译.高级产业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产业差异化 篇5
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发展差异；劳动力成本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刘易斯转折点；产业集聚效应；要素成本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26；F4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42-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现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作为区域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的大国经济范例之中国，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初期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行快速起步。大量针对2005年之前的情况的研究的确表明，我国的产业是向沿海地区聚集的（范剑勇，2004；罗勇 等，2005），这源于在产业发展初期存在一个自我强化的效应（Krugman，1991）。然而，随着中西部区域经济的追赶，要素禀赋以及成本收益在区域间状况的改变，中西部地区逐渐开始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传统制造业具有在中国内部的区域之间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蔡昉 等，2009）。阮建青等（Ruan et al，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纺织业已经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符合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形成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寻求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的基本理论的（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
那么，作为难得一见的一国内的“雁阵模式”的范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是如何发生的。其中，在产业集聚、要素成本等决定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诸因素中，哪些因素和机制诱致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此，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相关经济数据，描述在这一期间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进而了解各因素在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包括初期的集聚以及后期的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存在的差异。总之，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测算诠释我国特有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一个“大国”版本的区域间“雁阵模式”的发生机制。
二、劳动力成本冲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
1.区域发展差异
我国的区域之间在人口和劳动力禀赋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从人口资源和劳动力构成上看，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上的潜力。我国总体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且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由此带来了老年抚养比的快速提高；同时根据相关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在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胡英 等，2010），也就是说我们可获取的显示性人口红利将趋于终结。但是，作为地域广泛且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而言，其东部与中西部在人口的发展和增长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虽然很难准确描述各区域在各年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变化，但是可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该时点上不同区域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进而对区域间人口红利状况做出大致的推断。图1给出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有更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4.53‰），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5‰以上。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将较东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多延续一段时间。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也会略早于全国整体及中西部地区。
2.劳动力成本冲击
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决定的，企业只需支付劳动者生存工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劳动力，在这个阶段，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7；Zhang et al，2011），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也就是说企业开始逐渐给劳动力提供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种工资的上涨是补偿性的，补偿一直以来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生存工资。这样补偿性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劳动需求层次提高带来的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给不同类型的企业造成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别。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上是不一样的，因而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同。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资本来从事生产，从这个角度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可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更多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也低。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是无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低端劳动者与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因而，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而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见图2）。
如图2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求的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开始快速上涨。在2004年之前，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少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之后，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开始超过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而言，在未来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成本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相应的利润则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侵蚀。
进一步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各自的情况则可以发现（见图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显著低于中西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的一些投资倾斜政策使得其综合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推动了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占总成本，还是占总利润的份额都在大幅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开始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已开始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在劳动力成本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的诱致因素
正是由于区域发展状况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影响的不同，从大约2004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曲玥 等，2013）。那么，产业在区域间的布局是什么因素决定的？诱致产业布局变化和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于过去几十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最主要的优势来源于大量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那么我们在考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和转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从区域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产业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冲击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在产业形成的初期，首先会受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趋向于往同一个区域集中（Krugman，1991）；而随着产业逐渐发展成熟，要素成本和其他综合生产经营成本开始逐渐发挥对产业形成的作用，引导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在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历程中则表现为：首先，得益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摇篮；随着制造业发展逐渐成熟，同时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受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向劳动力成本、综合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为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制造业形成、发展和转移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构建产业形成模型，观察制造业的形成受制于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在区域制造业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中，各因素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以县级区域制造业的资产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县域产业经济的形成过程；解释变量包括产业集聚度、综合税负成本（具体为每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商总税收水平）以及劳动力成本；同时为了控制县域经济体规模，在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K为县域制造业资本水平，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popu为人口数目由于在1998年和1999年的统计数据中未能涵盖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数据，为了得到更多年份的情况，同时考虑到本部分内容所需的预测值以及移动平均值等指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部分的模型里舍弃掉工资（劳动力成本）变量，但包含观测值在各年份相对完整的综合税负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产业形成的影响效果与综合税负成本类似。 。
为进一步考察哪些因素诱致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我们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整体的比重的变化分解为各因素的贡献效果：依据每年样本数据估计出县域制造业资产决定方程，反推得到各年各县制造业资本水平的预测值，再根据各因素的均值和系数，将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上述各解释变量的贡献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各年样本数据估计县域资产水平的决定方程为：
接下来，我们根据式（6）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份额的变化率分解成3项，发现大约在2004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占全国的份额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动，因而把整个时期分为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段（见表1）：2000—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而在2004—2008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说明制造业先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后逐渐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是为了控制县域经济规模的影响，而这一变量可能包含了一个县许多方面的综合特征，因此其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产业集聚效应和综合税负成本效应。通过分解各因素在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效应，我们发现：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产业集聚效应有了明显的下降，由2000—2004年的5.62%下降为2004—2008年的-0.04%；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由0.97%下降为-0.16%。而对于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甚至在2004年前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1.95%），当然，在2004—2008年的下降更为迅速，下降了9.79%；与此同时，在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间段，产业聚集效应的变化不如全部制造业大，但综合税负成本效应的变化远远大于全部制造业。可见，目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承担的综合税负成本（扩展来说就是要素成本）是诱致产业形成和产业转移的最重要因素。
四、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
前文以全国统一的产业形成模型，分解并解释了产业集聚和要素成本在诱致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初在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而后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的贡献，结果表明：在产业形成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主导了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积聚；随着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发展成熟，成本因素（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诱致因素。那么，作为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分别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
接下来，考虑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分别对沿海和内陆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以考察起步较早的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在制造业形成上的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的做法是，在模型中控制县域的固定效应，分析不同区域各影响产业形成的变量对县域制造业形成的动态作用效果。在上述模型的每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其与时间（所在年份-初始年份）的交互项，同时还加入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t代表年份；T代表以1998年为起始年的时间（即“所在年份-1998”），D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wage为县域工资水平（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 effect）。
我们分别估算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县域制造业资产总量的决定因素模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1998年和1999年的职工工资的数据，故而采用不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1998—2008年的样本，采用包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2000—2008年的样本。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2。
应该说模型估计的结果较好地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在沿海和内陆的形成以及产业转移的发生。首先看总体制造业的情况（见表2）：对于沿海地区内部而言，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产业集聚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沿海和内陆之间，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并不明显），模型中唯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综合税负成本。这说明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潜力有限，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经营成本已成为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在加入工资变量后，包括产业集聚在内的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工资变量与产业集聚等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代表要素成本的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效应有所增强（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较显著地为负），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形成初期更多地受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但在后期产业集聚的效应减弱，而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效应逐渐增强。
再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见表3）。根据同样的模型对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随时间而减弱比制造业整体更为显著（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显著性也更强），也就是说，制造业近来发生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同时，产业聚集效应基本上不显著了，甚至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呈现出负效应；而在决定产业形成或者产业集聚的因素中，工资（劳动力成本）起初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哪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工资（劳动力成本）逐渐阻碍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聚集。这些都说明，经济和产业发展初期吸引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力量是产业集聚效应；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和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时，沿海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要素成本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相关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此同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其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挑战；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并依托其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而承接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于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成功渡过中等收入阶段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本文根据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考察在刘易斯转折点（通常所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同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多年来在沿海地区聚集的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后开始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其原因在于，以往沿海地区吸引制造业聚集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要素成本效应在引导产业向欠发达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则逐渐增强，这种态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更为显著。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顺应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进而引导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要素资源相对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支撑；同时，也为今后如何实现制造业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以继续拉动全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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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差异化 篇6
当前产业集群在东部地区已得到快速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却发展缓慢、步履维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如今是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开篇之年,借鉴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适合的产业政策,促进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是西部崛起的关键,也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区位商法和空间基尼系数,对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和以甘肃省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进行识别和比较,在了解其产业集群类别和特征的基础上,以期对西部地区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集群区域比较
目前国外产业集群区域比较研究较少,而国内对产业集群进行区域比较的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站在国际的视角,将国际上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经典产业集群作比较,例如盖文启等[1](2004)在《国际典型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与经验启示》中将美国硅谷地区、英国剑桥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国际上成功的三个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它们发展的经验以及对21世纪我国高新科技产业集群的六点启示。第二类是站在国际、国内两个角度,将国内的某些产业集群与国外成功的产业集群作对比,得出发展国内产业集群的思路,如朱海就等[2](2004)在《企业网络看产业集群竞争力差异的原因——浙江和意大利产业集群的比较》一文中,从企业网络的角度对我国浙江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意大利的进行比较,认为网络的组织化程度越高,产业集群的竞争能力越强,浙江产业集群应从提高企业网络化的程度方面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第三类是站在全国的视角,将我国某些产业集群进行相互比较,各自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对其它地区已经或正在形成的产业集群提供发展的依据。如罗若愚[3](2002)在《我国区域间企业集群的比较及启示》中将“原生型”浙江企业集群、“嵌入型”广东企业集群和“衍生型”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进行比较,总结出它们形成的原因以及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建议。陈利华[4](2002)等在《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兼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比较研究》一文中,将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区域产业集群,分别从发展模式、区域创新能力、境外资本吸引力、品牌化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发展两区域产业集群的对策。 然而以上研究中所涉及的产业集群,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均是历史上形成较早,且发展相对成熟的集群,所涉及的区域都是本国的发达地区,对我国欠发达地区鲜有涉及,更没有将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和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做出比较分析,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1.2 产业集群识别方法
产业集群的识别方法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定性的方法:主要有区位商法、企业调研法等;另一类是定量的方法,主要有空间基尼系数、主成分分析法、多元聚类分析法等。上述产业集群识别方法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在运用时往往要几种方法同时使用,从不同的侧面做出分析,对于特殊的区域,更要对现有的方法做出一些改进,许继琴[5]在《我国区域层面产业集群识别方法研究—区位商法的改进》一文中,针对宁波市产业集群的特殊性,在区位商法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计算多个年份、多个指标的区位商值,调整了区位商的临界值,运用空间基尼系数作为辅证等,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在区位商法的基础上结合空间基尼系数,对广东省和甘肃省支柱产业集群进行识别并对其分布状况做出比较分析。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5,6,7,8,9,10],本文对国内外主要且实用性较强的产业集群识别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如表1所示。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
产业集群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但各地区发展方式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东部地区在历史、地理、政策的机缘下起步早,发展快、水平高,集群模式相对优越;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及机遇等原因,产业集群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集群模式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本文选取了广东省和甘肃省两省的支柱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将以它们为代表对东西部地区产业集群进行比较分析。旨在识别各自的优势产业集群,同时,更好地认识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差异,以便为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优化和模式提供借鉴,进而为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指导。
如表1所示,在产业集群识别方法中,区商法虽属静态分析,但该方法简单、直观、数据易得,且能很好地反映一个产业的专业程度,可以用该方法作为产业集群识别的主要方法;而空间基尼系数量度了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反映了产业在空间上的紧密关系,属于动态分析,可以较好地弥补区位商法的不足。基于此,本文在区位商法的基础上结合空间基尼系数,对广东省和甘肃省的支柱产业集群进行识别并对其分布状况做出比较分析。
2 相关概念与数据来源
2.1 区位商(LQ Location Quotient)
区位商用以表明产业规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undefined,在该公式中,i表示第i个产业,j表示第j个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第i个产业的产业指标,产出指标可以是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均总数、企业利润等。若LQ大于1,则表明该产业专业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集聚优势;若LQ等于1,表示该产业专业化程度等于全国平均水平,没有形成明显地集聚;若LQ小于1表示该产业发展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没有形成集聚[11]。
在计算广东和甘肃两省的区位商时,本文采用的是2010年两省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通过计算得出两省支柱产业的区位商值。
2.2 空间基尼系数G(Space Gini Coefficient)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G=∑i(Xi-Si)2,其中,Xi是i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Si是该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后来这一系数被用于衡量产业集群地理集聚状况,系数越高(最大值为1)表明产业在地理上愈加集中。该方法简便直观,但是空间基尼系数只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情况,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LLISION and GLAESER[12](1997)提出了新的集群指数(the index of concentration),把产业组织的差异考虑进去。在有垄断的情况下,这个指数要求用{1-∑iXi2}去除基尼系数,以消除企业规模过大,使基尼系数失真的结果。目前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运用该系数来测定产业集群程度。
2.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由于广东省中小产业集群众多,且门类分布广泛,数据收集难度较大。为了有效地对两省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分布状况做出比较,本文选取了两省的支柱产业作为衡量标准,两省的支柱产业既是两省的核心产业,也是体现产业集群发展状况最集中充分的产业。
依据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广东省和甘肃省《2011年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了两省支柱产业的区位商(LQ值)和空间基尼系数(G值),计算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由表2可知在广东省的支柱产业中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医药、纺织服装和森工造纸五大产业已经形成产业集群,且都具有较高的产业空间集聚度,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地理联系十分显著。甘肃省的支柱产业中已形成集群的是前六个,且LQ值相近,没有较大的差距;同样的,这六大产业也都呈现出很高的空间密集度。
3 广东省和甘肃省产业集群比较分析
3.1 两省集群的分布状况及特点
从支柱产业集群形成状况来看,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中有五个已经形成集群,分别是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森工造纸和医药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和电气机械是传统科技型产业集群,是在对外加工贸易、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纺织服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是在广东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下形成壮大的;森工造纸是广东战略新型产业,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产物,该产业充分地将科技和资源结合在一起,资源得到了合理高效的利用;医药产业集群是借助广东庞大的科研院所和科研能力的力量走上集群之路的,并带着现代科技的优良基因日益壮大。可见,从集群分布领域看,广东的产业集群中既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群也有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既有历史上基于资源的依赖性而形成的集群,也有近年来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形成的企业群落;既有改革开放以来就逐步形成,至今已发展至成熟阶段,空间高度集聚、产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也有得益于政策的倾向,协会的大力扶持而渐渐成长起来,尚处于发展期的产业集群。可见广东省的支柱产业集群,涉及领域广泛、门类多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是历史、地缘和政策三者合力的结果。从集群性质分布看,广东支柱产业集群中有四个技术密集型集群,一个劳动密集型集群。广东的产业集群大多属于科技型集群,这与广东省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重视科学技术的研发和运用是分不开的。
甘肃省八大支柱产业中形成集群的有六个,分别是石化工业、有色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食品工业和煤炭工业。这六大产业集群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依托于甘肃省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形成的高污染、高排放型的重工业集群比如石化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另一类是依托于甘肃省的矿产资源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有色工业;第三类是依托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形成的加工制造业产业集群,如食品工业。因此甘肃省的产业集群基本是资源型产业集群。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甘肃充分了利用资源优势,又过度依赖这一优势的结果。
从产业集群内企业规模和数量来看,广东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集群内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形成了良性的竞合关系。这得益于市场拉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甘肃产业集群除了食品加工业外,其余都是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其它中小企业作为配合,集群内近似垄断,缺乏竞争,配套企业只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参与生产,集群效率低,难以发挥集群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这一方面是政策主导的结果,另一方面,甘肃中小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或无力涉足也是其主要原因。
3.2 两省产业集群形成原因对比分析
广东的产业集群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嵌入型”产业集群。它们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广东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低成本优势吸引外来企业直接投资,建立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基地,并且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规模。依据广东产业集群不同的发展形态,储小平等[13]将广东的产业集群描绘成三种形式: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产业集群。现在还有一种产业集群,即是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结合创新网络,并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形成的企业集群,如广东医药产业集群,广东药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素有“南药”的美誉,自古就盛产多种药材,近代即是药材的集散地,现在更是发展迅速,从而成为广东的战略新型产业,并有一大批科研院所,从事药业研发工作,产学研融为一体,高效配合。从集群形成的动力来源来看,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形成的以专业镇经济为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14],还有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外资推动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集群。
纵观甘肃产业集群,其形成多是在本地现有矿产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之下,在一个行业形成一家或几家国有大型企业,其它企业完成相关配套服务参与进来,进而形成集群,属于资源加政策型集群。政府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群模式。
3.3 甘肃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甘肃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较好的结合了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资源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并成为甘肃省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然而这种产业集群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①无法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甘肃的支柱产业集群大都是在矿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基础上,而此类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一旦资源枯竭,由此而形成的集群势必会丧失优势和竞争力,甚至可能会消失。②结构单一,国有大型企业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效率低下。资源型制造业集群中,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权,一批中小企业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实质性的经营中,这势必造成活力缺乏、效率低下。③集群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初级产品利润较低,而集群企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通过创新,延伸产业链,发展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市场竞争力,但单一的市场结构,无法形成一个拉动式的创新机制,阻碍了创新。
一个合理的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应该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供应商的专业配送,又有下游企业的配套服务,集群内部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反观甘肃的资源型制造业集群,如果将这些集群中销售额排名前三位的大企业排除在外,其余的企业几乎微不足道,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集群。甘肃唯一符合现代集群应该是的食品加工业集群。甘肃的食品加工业有大小700多家企业,涉及饮料、肉类、农副食品等多个部门,规模大、竞争激烈、市场庞大。但其产品同质性引发的低水平过度竞争,又使集群内部网络化组织程度不高,同业无序竞争。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信任、合作、嵌入、相互锁定等特征在内的网络关系。曼斯菲尔德曾创立的创新技术扩散模型,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内部技术扩散过程中的行为,其逻辑曲线如图1所示。
曲线为S型,N为采用创新技术的企业数, t为时间,说明技术是不断随着时间扩散的,而且有较高预期利润和较低的绝对资本需求的技术将扩张最快。甘肃食品工业进入门槛低,资本要求相对较少,拥有相对较高且稳定的利润率,技术要求不高,且政府没有合理的规划,一旦出现某个有潜力的类别,便会吸引资本、人员的大量涌入,市场饱和之后,便会产生竞相压价来换取市场的局面,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4 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对甘肃经济发展的启示
4.1 产业集群的区域优势比较
表4可以看出,区域优势不同,产业集群的分布与特点也不同。广东省发展集群的优势是政策、地缘、劳动力的低成本,且集群分布广泛,兼有传统集群和新型集群,高科技集群和劳动密集型集群;甘肃发展集群的优势是丰富的矿产资源、西部大开发的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性。甘肃要加快本省经济发展,走集群化之路,既要借鉴广东等东部集群发展的成功经验,又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区域优势,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创新型集群产业,以改变集群结构过分单一,发展滞后的局面。
4.2 对甘肃省的启示
首先,集群的发展要深深根植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之中。集群的根植性最重要的是切合本地的实际,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广东依其市场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吸引外商投资,逐步形成了加工业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而不断发展。而甘肃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利用自然资源这一优势发展以有色金属等为特色的新材料产业的同时,更要培养该领域的骨干企业,使其带动一批有技术,敢创新的企业加入。通过政府规划,对新材料产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创新等,进一步将该产业培育成甘肃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和集群产业。
其次,抓住机遇,尤其是政策性机遇。国家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广东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而西部地区,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借此契机,可以加大力度调整产业布局,培育和发展一批政策主导型的创新型产业,如现代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不同于广东省外商投资拉动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甘肃的信息产业集群应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投入,形成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改善中小企业的投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走集群化之路。生物产业可以建立在本省的中药材资源基础之上,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大学、科研所的科研能力,加快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第三,提升产业集群网络化程度是集群竞争力构建的核心。走集群化产业之路,发展现代产业集群,不仅要注重集群产值、利润的增长,更要关注集群内产业链的整合和创新机制的建设,特别是集群网络化的构建。集群网络化构建关键是要建立企业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培养企业之间信任、合作、嵌入、相互锁定等特征在内的网络关系。因此,重新整合产业布局,延长产业链,形成开发—采购—生产—分销—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提高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合理分布各个链条上的企业数量,注重网络化协同,就可以减少无序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提升集群的竞争力。
5 结语
产业差异化 篇7
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化战略是企业基本的竞争战略。陶瓷文化创意企业数量较多、规模较少、多数陶瓷文化创意产品价格较低、企业间竟争激烈是目前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在目前的产业状况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要通过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是不合适的,因此,基于差异化战略来设计商业模式可能是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设计的较好选择。
一、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模型
(一)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关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了较多的研究。IBM研究中心研究员Sugato Bagch等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价值主张、能力、资源、能力和资源的联系;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授Michael Morris等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产品和服务组合、市场范围、核心竞争力、市场定位、成本和收入及定价、投资模式;国内西南财经大学曾涛博士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价值对象、价值主张、价值实现方式、内部构造、资源配置、价值潜力;厦门大学翁君奕教授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价值对象、价值内容、价值提供、价值回收;等等。
在参考国内外主要专家、学者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价值对象、价值主张、价值实现方式、核心竞争力。(1)价值对象。价值对象是指企业在采用某个商业模式的情况下,需要选择的与企业价值交换活动的对象。在决定价值对象之后,企业商业模式的相关定位才会出现,价值对象也就成为了商业模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2)价值主张。价值主张是指企业需要选择与价值对象进行价值交换的内容,也就是指企业能为顾客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能给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商业模式价值主张和商业模式的价值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对象不同,其商业模式价值主张自然也就不同。因此,企业价值对象的不同,企业商业模式的活动也将会产生不同的差异,透过企业商业模式所有活动的设计与执行,企业将其特定的价值主张传递给顾客,为企业创造财富。(3)价值实现方式。价值实现方式是指企业与外界进行价值交换时,如何选择其价值实现的企业资源整合的方式,包括了价值交换渠道的构成及作用方式等。价值实现方式也体现在企业的内部资源整合方式方面。企业的内部资源整合方式指的是企业如何在既定的价值主张下进行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4)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是将企业资产和运作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身组织能力,是企业推行内部管理性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的结果。核心竞争力影响了企业商业模式的长远价值创造,是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二)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模型的构建
在明确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模型,模型如下:
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种,与一般企业和文化产业相比,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在构成要素上有其特殊性。在与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相比较的基础上,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作更具体的说明,比较如下:
二、基于差异化战略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实现路径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可通过产品差异化、品牌差异化等实现价值对象差异化、价值主张差异化、价值实现方式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差异化,找到基于差异化战略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实现路径。基于差异化战略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实现路径如下图所示: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差异化。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差异化可从特色差异化和质量差异化两方面来实施。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特色差异化指陶瓷文化创意产品在设计、功能、样式、包装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一般企业可通过研发来实现。根据产业经验证明,产品的特色大部份来源于产品的设计,陶瓷文化创意产品更是如此,因为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意主要体现在设计上。陶瓷文化创意产品质量差异化是指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的美观性、耐用性、功能、可靠性、精致性等其他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属性的概括。根据陶瓷文化创意产品在美观性、耐用性、功能、可靠性、精致性等方面的差异,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可实现其产品质量的差异化,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差异化。品牌差异化是指企业通过适当的传播媒介,传播企业的产品信息,树立产品的良好形象,与市场中同类别或相似产品实行有效隔离。如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的法蓝瓷品牌,以其独特、亲切、时尚、人文、艺术的品牌风格实现了与其它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品牌的有效隔离,从而实现了品牌差异化。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差异化可从品牌功能性差异化、品牌情感性差异化、品牌自我表现型差异化三个方面来实现。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在建立品牌功能性差异时,需要深入对顾客和市场进行研究,力争开发出更能满足特定目标顾客的产品新功能或创造产品的附加功能,同时,在品牌识别中着重突出和强调产品的特色功能,最终实现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品牌的功能性差异。品牌之所以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给品牌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企业要在众多可供选择的人类情感之中,赋与一种最适合的情感内涵到自己企业的品牌当中,实现品牌情感性差异化。很多情况下,有些顾客之所以会优先选择某个品牌的产品,是因为这个品牌能够帮助其显露自已独特的个性。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品牌的自我表现型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实现:通过一个有个性的信条来标榜该企业的品牌,让这一信条赋予顾客一种独特的个性。同时,有针对性的传递给顾客最渴望拥有的那种个性。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营销差异化。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营销差异化可从营销渠道差异化和广告差异化来实现。营销渠道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单位和企业外部的代理商与经销商、批发商与零售商组织而成的结构,通过这种结构,以实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在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营销渠道上可立足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实现有特色、差异化的营销渠道。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广告差异化可从广告媒介的差异化和广告表现策略的差异化两方面来实现。现代广告媒介有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还有近些年出现的网络、楼宇等平面媒介,产业中的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可选择适合自已的差异化广告媒介。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广告表现策略的差异化可以从广告主题、广告创意、广告作品中的多种元素等方面入手来实现差异化。
摘要：差异化战略是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重要思路。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价值对象、价值主张、价值实现方式、核心竞争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种,与一般企业和文化产业相比,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在构成要素上有其特殊性。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可通过产品差异化、品牌差异化等实现价值对象差异化、价值主张差异化、价值实现方式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可从特色差异化和质量差异化两方面来实施;品牌差异化可从品牌功能性差异化、品牌情感性差异化、品牌自我表现型差异化三个方面来实现。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差异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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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动漫产业的发展与市场差异 篇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6年所颁布的《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示, 所谓“动漫产业”, 其是以“创意”为产业核心基础的, 借由漫画、动画创作为基本表现载体形式的, 涉及书刊、影像制品、电视电影等多种传播方式及相关动漫形象产品、玩具、游戏、海报销售的一种特殊生产经营产业模式。
就目前全球动漫产业而言, 其产业结构大体可以归纳为动漫播出产业、动漫出版物产业、Online与移动动漫产业及相关动漫形象产品等衍生产业。目前, 伴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动漫产业以其娱乐性与文化性, 逐步迈入其产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二、中外动漫产业发展及其现状
1、国外动漫发展及其现状
就国际动漫发展而言, 其动漫产业主要起源自日本, 早在12世纪初, 日本制作出了史上第一本漫画《鸟兽人物戏图》。19世纪80年代, 日本漫画逐步获得了发展, 小规模漫画制作逐步出现, 后由于二战的爆发, 其漫画产业被迫搁浅。到了20世纪60年代, 由于受现代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及众多漫画作家的推动性影响, 日本漫画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并逐步向动画领域转向, 最终形成了。直至今日, 动漫作品已摆脱其传统的单一娱乐性产品, 转而变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出现于大众面前。
2、国内动漫发展及其现状
我国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 其可追溯于20世纪40年代, 当时中国出产了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 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动画的起步, 也是当时亚洲最早的动画片。随后到了21世纪70、80年代, 我国动画迎来了其发展的一个小高峰时期, 《葫芦娃》、《宝莲灯》、《黑猫警长》等经典动画相继出现, 在当时引发了一阵动漫热潮。但之后几年, 随着改革开发的发展, 国外动画产业的逐步进入内陆, 其严重冲击了当时国内动漫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当时我国对动漫业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动漫业曾一度搁浅。
直到近些年来, 随着世界动漫业的不断发展与我国政府对动漫业关注力度的加大, 我国动漫业逐步获得复苏。据有关数据显示, 截止2011年底, 中国动漫产业产值达到了100亿元, 相关动漫题材的衍生品市场销售也达到了将近500亿大关, 2011年动漫业年终产量大14万分钟, 相较于2005年增长了将近30倍以上, 不知不觉中一场动漫热已逐渐席卷于中国大江南北。
现今我国动漫业发展迅速, 《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电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9年新春, 《喜洋洋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19天内创8000万票房纪录, 2010年, 《喜洋洋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电影一路飘红, 最终创下1.28亿元的惊人国产动画票房神话。2011年《喜洋洋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10天内票房过亿, 而当下随着2012年1月12日《喜洋洋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上映, 有专家预计, 其有望突破2亿元票房大关。可以肯定的说, 我国动漫产业未来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三、国内外动漫产业市场发展差异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 伴随着世界动漫热潮的兴起, 我国动漫产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就目前我国动漫业整体发展水平而言, 其与国际动漫产业水平相比, 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之所以会出现此问题, 我们可以从政府态度、民众意见等多角度方向予以考虑。
1、政府方面
(1) 国外政府态度与政策
据有关资料报道, 2005年, 动漫产业正式成为日本第四经济支柱, 每年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当下日本国内, 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动漫产业的培养。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用于动漫产业项目开发与利用之上, 每年其文化厅都会拨出20亿日元左右, 专门用于对“动漫、电影制作产业的振兴”工作。
其实如日本一样, “动漫界新起之秀”韩国与“动漫电影霸主”美国, 在对其动漫产业发展问题上, 也都始终保持着全力扶持的态度。美国“337条款”、《专利法》、《贝耶-多尔法案》的出台, 及韩国KOCCA (文化内容振兴院) 组织的设立、首尔动画中心 (SAC) 、韩国游戏产业开发院 (KGDI) 的成立, 无不显示出其对于国内自身动漫产业的高度重视程度。
(2) 国内政府态度与政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主要还是注重于对传统农业、工业生产的投入, 而在对动漫产业的投入与政策关注力度上, 相较于美日韩三大动漫大国, 其还有着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动漫市场上, 完整的动漫产业链的缺乏、动漫基础制作资金不足、政府关注力度不高、产业集群效应不显著等问题, 是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2、民众方面
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 西方比较注重对精神的享受, 这一点从当年经济危机时期, 好莱坞电影事业的迅速崛起我们就可以看出。同时西方人对于动漫电影的态度也较为积极, 可以说美国人很多人都有着一颗乐观且年轻的心。然而对于中国而言, 其则不然。其实, 就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根本而言, 正是由于我国这种“动漫等同于幼稚”的传统观点理念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国动漫企业的快速发展。个人看来, 动漫的观看其实无分大人与孩子, 究其实质, 动漫产业的发展, 所依赖的除了政府及企业的经济支持之外, 还需依靠于人民大众的关注与支持。
四、结语
结合于全文论述, 我们不难发觉, 当下我国动漫产业对比于几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 但其仍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是由于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在政策与态度上对动漫产业的不重视, 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大众对于动漫产业的不正确理解。而要想实现我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 就需要政府对政策管理加强及民众传统意识的改革, 以此实现其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摘要：本文以“动漫产业”基本概念定义为出发点, 对我国及国外动漫发展历史及其现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并对其国内外动漫产业市场发展中所存在的差异性进行了深度的讨论与研究, 最终得出要想中国动漫产业发展必须依靠企业、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与关注的结论。
关键词：动漫产业,中外动漫发展,市场差异
参考文献
[1]邓健:《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瓶颈的思考》, 《产业发展》, 2010年5月。
[2]王静:《中国动漫产业政策探析》, 东北大学, 2009年6月。
[3]孙琦:《动漫产业投资问题论析》, 山东大学, 2008年4月。
产业差异化 篇9
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差异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尽管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界定,但一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相结合、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的产业[1]。虽然它与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技术密集、创新驱动的特点,但我国在20多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适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并大力培育和发展,并不是新瓶装旧酒、仅仅起个新名词,两者在产业的性质、内涵、范围和发展阶段等方面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1.1 产业性质不同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超出传统产业、具有全新经济形态的产业群;而高新技术产业则是在传统产业经济形态下的技术高端化。也即从产业性质的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新能源为动力,以新材料为原料,使用智能技术或生物技术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它的生态性。与传统产业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高排放、高污染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二是循环性。传统产业大量消耗土地、森林、水、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存在系统性、机制性浪费,而新兴产业是循环经济,可多次再利用。三是智能性。传统产业是自动化的,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则以现代通信、网络和智能控制技术为基础,生产高度智能化。四是福利性,传统产业是过度消费性产业,追求产量最大化,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根据需求多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追求福利最大化[2]。
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都强调新技术,但在产业性质上,高新技术产业仍是在传统经济形态下的产业技术水平高和研发投入高。事实上,经合组织(OECD)就是主要根据总的R&D强度(直接R&D强度、间接R&D强度)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的标准。我国也参照这一标准,用科技人员占全体职工的比重、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产品和生产的复杂程度等确立了五大类高新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及航空航天制造业等。从实际发展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投入强度相对传统产业要高得多。到200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强度已达到1.48%,几乎是同期制造业平均水平(0.75%)的2倍。但五大类高新技术产业之间很不平衡,占我国整个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为48%的电子及通信制造业和比重为27%的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R&D投入强度都很低,尤其是超过1/4的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占我国整个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仅为0.04%,还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3]。表明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不仅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很低,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而且还存在着与传统产业类似的资源消耗和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扩张,长期依靠资金、土地和资源的大量投入追求短期规模效益,致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除航空航天、医药制造业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产制造基地,处于产业价值链中利润最低的一环。
1.2 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
产业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企业群体组成的复杂系统。任何系统演化一般都呈现出阶段性,产业演化也具有阶段性特征。从产业技术、组织、规模和环境等划分产业生命周期演化的阶段,一般认为,产业演化过程大体包括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阶段[4]。
我国从国家层面拟重点培育发展的七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而言,大都是刚刚兴起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的产业,目前技术水平还较低,产业规模还较小,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形成或成长阶段。当然,对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由于技术基础、产业规模、市场发育、组织形式等不同,分别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体对新能源产业而言,该产业正进入产业演化的成长期。新能源泛指刚开始开发利用或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及能源综合利用等。目前,该产业总体处于成长期,但各子行业发展成熟程度参差不齐。欧美等发达国家该产业总体处于领先地位[4]。
我国新能源产业已在许多领域取得众大突破,一些领域产业规模还相当大,如太阳能光伏产业已在全球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2008年我国该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1 000亿元[4],但绝大部分产业分支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并存在着生产制造在国内、核心技术和市场销售两头在国外的问题;市场规模还较小,新能源并网发电量额不足5%;产业政策等市场环境很不完善。
其它如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大体处于产业演化的成长期;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则处于形成期。
而从我国传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看,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大都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期或快速成长期。以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近80%的电子与通信制造业和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两者统称为信息产业)为例,该产业已开始进入产业演化的成熟期[4]。这可从该产业规模大、利润下降、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低、技术依存度和贸易对外依存度提高等方面明显看出。信息技术产业虽然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主导产业,但其主要是依靠外资投资推动的,产业技术附加值很低,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利润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产业利润下降造成的。2000—2006年,电子与通信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计算机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航空航天制造业利润率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仪器仪表制造业利润率也提高了2.6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各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比例都不同程度有所提高,只有计算机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比例不升反降,从0.72%下降到0.58%[6],且专利申请量不仅在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所占比重最低,而且还主要依靠三资企业支撑。充分说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虽然规模巨大,产业增加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以加工贸易为主,整体技术水平和专利产出很低,现这一产业已演变为一个研发活动较少的加工制造业[4],已经不属于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定义的范围。
1.3 产业范围和领域不同
按照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意志准则、市场需求准则、技术自主准则、产业关联准则、就业带动准则和资源环境准则等六大准则,国内政界和学界对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提出了比较一致的看法。2009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把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节能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作为国家层面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省市也很快据此结合本地技术、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实际提出了自己的重点扶持产业和主攻方向,如上海将LED半导体照明、物联网与TD-LTE通信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与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江苏则将节能环保、软件及服务外包与物联网、医药及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电网、新材料等,分别作为本省市重点发展的产业。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我国于1991年为应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知识经济的挑战,结合我国当时经济科技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以R&D投入为标准,确定了前述重点发展的五大类高新技术产业范围,各省市也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确定了在本省市重点发展的方向。国家和主要省市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对照如表1所示。
上述比较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我国传统高新技术产业虽在部分领域有所交叉和重合,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10～20年高成长的新兴产业,是与传统所言的高新技术产业范围领域是有较大区别的。
2 地方培养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思路和政策措施
总结我国20多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遵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联系与区别,我们认为,我国新时期地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取如下的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
2.1 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有效指导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科学选择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时期我国抢占未来国际产业发展制高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动”,必须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有效引导。国家有关部门要按照《决定》的总体要求,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体系,有效指导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方选择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时,一方面要与国家已确定的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呼应,在国家的总体框架内培育和发展本地的重点产业;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本地在国家整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定位和产业基础、科技条件、资源禀赋的特色和优势,遵循差异性原则,突出重点,避免和克服地区间已经出现的过度重复和低层次竞争,避免为追求短期规模效益和争取国家优惠政策,以新瓶装旧洒,宽口径地将一些技术、产业已经成熟(如上述的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不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的传统高新技术产业纳入到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去。
同时,为有效克服我国长期存在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内的产业发展中单纯投资驱动、盲目扩张、重复建设的痼疾,国家和地方要按照产业发展规模与增加值率考核并重的要求,设置产业进入的技术门槛,增加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考核指标,促使地方政策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制定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办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发展情况列入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内容。为此,国家科技部应尽快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梳理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利用已有的统计基础和渠道,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试点,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分类和范围,在我国五大类高新技术产业分类、统计的基础上,形成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口径,为国家和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行分析、监测、评价提供准确的基础信息。
2.2 强化产业自主创新,选择适合本地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模式
新兴产业发展的一般路径,是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产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应用,逐步降低产品成本并培育和激发市场需求的过程。但纵观我国20多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大都是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快速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实现规模短期内快速扩张的,产业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甚至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工厂,由于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和缺乏创新能力,产业技术路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陷入“引进——规模扩张——整体落后——再引进”的轨迹,造成产业发展始终受制于人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分领域已经出现。如在风电领域,虽然我国风电机组装机容量大幅度增长,但我国风电设备却依赖于进口,尤其是高端的技术设备以及国产设备的设计几乎被国外厂商所垄断。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先要转变产业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在突破产业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功夫,而不是急于求成,在技术研究开发——建厂投产——规模扩张的新兴产业发展进程的后端入手,以追求短期规模效应。其次,要根据我国和本地技术创新能力及资源实际,针对不同产业特点采取不同的自主创新模式:对我国已有较好技术基础、本地特色自然资源优势突出的产业领域,如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等,要强化科技资源统筹力度,通过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组织形式,采取集成创新的模式;对于技术整体落后,尚未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发展快速的领域,要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但仍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尤其重视在技术整体体系中的某一环节取得突破,掌握局部主动权;对重大前沿性领域,积极争取和利用国家重点支撑项目,突出重点,集中加大R&D投入,扶持原始创新。其三,要根据产业发展演化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要求,选择不同的技术路线: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孕育、形成初期,通过超前技术研发,奠定产业发展技术基础,同时允许多种技术并存竞争,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形成主流技术路线;在产业发展已明朗化时,不是通过引进技术、扩大规模盲目跟进,而是要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和本地已有的技术基础和优势,选择适合本地产业发展和优势技术路线加快发展,尽快形成主流产品和标准,同时,认清并根据我国新兴产业在国际产业生命周期的位置,既要看到国外一些新兴产业形成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又要抓住我国和本地在另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与国际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机遇,从而重点选择与国际基本同步、本地又有相当技术基础的不同技术路线。
2.3 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园区,重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建立了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和较为完善的产业组织形式——遍布全国各省市的8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中介体系,聚集的科技创新人才、网络化的科技创新平台以及适于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运行机制、体制和政策保障体系等,为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各地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高新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重点和高新区产业发展新的生长点,依托高新区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而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大规模地扩张。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一是要依托高新区产学研创新联盟、大学科技园、创新孵化器等技术创新平台和高新区已有的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完善服务集群内众多中小企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如大连高新区管委会投资近4 000万元建立动漫游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动作捕捉平台、音频采集平台等),用于大连动漫产业内企业的研发;二是依托高新区良好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引进领军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如江苏2000年前在光伏产业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引进海外太阳能专家施正荣在无锡高新区创办太阳能公司,起步阶段在政府9个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快速成长,到2005年该公司的销售收入就达到2.26亿美元,利润率达30%,被誉为“暴利标签”。在“暴利标签”的感召下,一批本省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光伏产业,先后建立了300多家相互配套的关联企业,形成了从高纯多晶、硅片、电池、组件等系统设备到光伏应用产品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到2008年,江苏光伏产业实现产值9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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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家喻,张俊利,韦东远.当前信息生物和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特点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46-48
产业差异化 篇10
摘要：区域性差异是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文章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发展数据从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内生力三个角度对其进行量化，三个维度的量化结果均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依据量化结果就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区域性差异；定量分析
一、 引言
就国内而言，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迈入快速发展轨道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可知，1978年～2013年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占比共经历了“一二三”“一三二”“三一二”三个阶段；自2014年起，三次产业就业占比首次呈现“三二一”模式。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的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期。从宏观层面来讲，这一变化使得我国产业结构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稳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将会日益凸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其中的一个，该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国内学者张平（2007）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时指出，产业结构的区域性差异是造成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近期，王智勇（2013）通过研究进一步证实区域差距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由此可见，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增长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该时期的重要任务。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从而更好地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数据，应用统计核算法和已有的结构转型动力分解模型，从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内生力三个角度来对这一差异性进行量化。之后，依据测算结果就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比较
1. 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性差异。图1描述的是1993年～201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产值变化情况。
图1较为明显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从动态视角来看，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为了能够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来对其进行量化。在统计核算中，三次产业贡献率是指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某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可按如下公式计算（石韵珞，2011）：
有关1993年～201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1。
从上述测算数据来看，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性差异可以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来分析。首先，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区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主导产业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第一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6.04%；而二、三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47.87%和46.09%，并且二、三产业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总和高达93.96%。由此可见，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二、三产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第一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不足15%；而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差距都在10%以上，其中中部地区二、三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差距高达20.98%。从这一点来讲，第二产业可视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其次，从产业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3.08%，略高于东、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中部地区为54.38%，位居三大区域之首；第三产业的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6.09%、33.40%和37.27%，东部地区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2. 产业结构转型速度的区域性差异。在结构转型理论中，劳动力占比变动情况能够较好地刻画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图2描述的是1993年～201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劳动力占比变化图。
图2清晰地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为了能够更进一步明确这一差异性，我们以各产业劳动力年均变动幅度作为该产业转型速度的衡量指标，从产业结构转型速度的视角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其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1993年～201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分别以年均3.16%、2.20%和1.63%的速度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分别以年均1.40%、1.34%和1.24%的速度上升。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型速度要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型速度略快于西部地区。对于第三产业而言，西部地区劳动力占比以年均3.65%的速度上升，而东、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年均变动幅度分别为2.75%和3.34%。这表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结构转型速度要快于东、中部地区。
3. 产业结构转型内生动力的区域性差异。现有的结构转型理论（Herrendorf，2013）认为，促使产业结构转型的市场内生力来源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就需求端而言，由于不同产业品之间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收入水平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就供给端而言，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和全社会资本深化引起不同产业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通常将由收入水平变动、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深化引起的产业结构转型分别称作收入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于泽（2014）等人通过构建三部门结构转型动力分解模型，從全国层面测算了上述三大效应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相对重要性。依据现有分析框架，对于一个包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用a，m，s）的三部门的结构转型模型，其结构转型动力分解表达式如下（推导过程见参考文献（于泽，2014））：
鉴于上述模型能够从深层次揭示结构转型，本文利用该模型对1993年～200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内生动力的差异性进行独立测算。各区域三次产业产值和劳动数据通过各省统计年鉴加总得到，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依据文献[7]中的省级数据加总得到，产值和资本以1978年为基期（单位：亿元）。由于上述分解并不能完全排除各效应间的相互影响，因此该分解结果反映的是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依据表3从相对重要性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共同特点是收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在结构转型中的重要性要大于技术进步效应。此外，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收入效应在各区域结构转型中具有绝对优势，其平均贡献度分别达到86.51%和83.64%。对西部地区而言，收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从平均值来看其贡献程度分别为54.44%和50.66%。单纯就技术进步效应而言，其在东、中、西部地区结构转型中的平均贡献度分为6.46%、1.87%和3.74%。该数据表明，技术进步效应在促使东部地区结构转型中的贡献度要强于中、西部地区，相比之下，技术进步效应在中部地区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微弱，其平均贡献度仅有1.87%。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各区域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除了要注重发挥收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作用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努力提高技术进步水平来发挥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
三、 有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从多角度证实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性差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调整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述研究表明二、三产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处于失衡状态。综合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和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两方面数据可知，尽管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转型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但第三产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要远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在加大第三产业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注重培育优质产业，进而激发第三产业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 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层次，激发潜在市场需求，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研究表明由收入水平提高引致的收入效应是促使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使得我国各区域消费层次良莠不齐，部分潜在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对此，可以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覆盖深度，同时建立稳定长效的工资增长机制来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激发潜在市场需求，以实现消费层次的提升，进而促进各区域产业结构转型。
3. 实行差异化外商投资战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来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东部地区在技术水平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东部地区应重点加强先进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资引进力度，同时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来提升东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引资政策的制定方面则需要依据其资源禀赋特色，发展与该地区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在有选择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同时，通过利用外资技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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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高速增长阶段收入分配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项目号：14AZD019）。
作者简介：戴腾辉（1988-），男，汉族，河南省新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董永亮（1985-），男，汉族，河南省固始县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地方治理。
产业差异化 篇11
关键词：华坪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
差异化战略被认为是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 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 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华坪芒果种植区是云南芒果产业发展当中较为特殊的种植区域, 以适地适种为种植原则, 对现有自然资源进行充分地利用, 使华坪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了芒果晚熟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加强华坪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的建立, 为华坪芒果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华坪县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的整体思路
差异化, 其内涵在于突出特色, 使市场空隙得到弥补。产业差异发展战略, 是以企业层面延伸到行业、产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主要在于根据产业发展规律与本地资源优势以及产业基础、发展前景密切结合, 把时代发展对于产业的要求作为基础, 立足发挥自身特色以及自身优势, 通过强势发展、错位发展以及优化发展, 将自身优势转变为行业、产业内的竞争优势, 实现产业的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成为产业内的核心竞争力, 并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差异发展战略在产业内积累了一段时期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水果类的芒果产品来说, 其实是非基本需求类的一种农产品, 人们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弹性, 同质竞争将会引起芒果产品价格的跳水, 制约芒果产业的发展, 而差异发展战略则是确保华坪芒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要素。目前, 华坪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 突出的就是晚熟这一特色, 根据华坪县的区域性、芒果产业的发展基础以及资源条件等, 努力避开区域竞争, 将华坪芒果的特色优势转变为产业竞争优势, 构建华坪芒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探讨华坪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
(一) 致力于晚熟品种的发展, 提升芒果产品熟期的差异优势
云南省处于亚热带以及热带高原性季风气候区, 夏季和冬季的温差不大, 干湿两季比较分明, 而且气候根据海拔不同的高度呈现出垂直性的差异。由于云南省的特殊自然气候环境才形成了华坪芒果产区, 华坪也应该充分地利运起这一气候特点。当前, 华坪芒果产区栽培的品种主要是红象牙、圣心、凯特等芒果品种, 应加快芒果优良品种的筛选与引进工作, 将华坪县域内的芒果品种结构配置好, 形成华坪的自然产期调节优势, 转变区域芒果种植为优势芒果种植区。
(二) 加强规范化芒果生产体系的构建, 提升芒果产品的质量
在有效运用华坪自然产期调节优势的前提下, 华坪芒果还应该加快华坪芒果规范化生产体系的建设, 按照产业及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以及国际标准规范华坪芒果的品种筛选、栽培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芒果加工、礼盒包装、贮藏运输等各个环节, 使华坪芒果产业发展向着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促进华坪芒果产品的品质有效提升。
(三) 加强资源的整合, 推动组织差异战略的实施
当前, 华坪芒果产区的土地经营模式主要是个体农户经营, 这种小、散且乱的经营模式制约着芒果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对此, 可运用专业协会、合作社、农贸公司、种植基地以及合作农户等新型芒果种植生产组织方式, 把华坪县内的分种植户统一起来, 整体规划, 加强管理。通过芒果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 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实现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格局, 提升广大芒果种植农户的积极性。另外, 还要对芒果种植农户进行芒果种植的培训工作, 提升种植水平, 促进芒果种植的规范化, 使芒果产品的质量差异降低, 提升抵御市场风险以及不良自然灾害的能力, 促进华坪芒果产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 推动华坪芒果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四) 推动华坪区域化产业布局的形成, 打造华坪战略品牌
科学合理的统一规划华坪芒果种植区域, 通过合理的布局, 努力实现芒果种植品种、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产品销售、礼盒包装等方面在华坪县区域内的统一, 加强乡、村为基础的芒果种植群体的建立, 努力打造一县一品牌的芒果产业区域化品牌生产格局, 打造华坪芒果战略品牌, 并发挥品牌优势, 通过品牌高档礼盒装等营销战略, 发挥品牌价值, 提升经济效益。
三、华坪芒果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 芒果产业增长迅速
1990年华坪县被列为云南芒果基地县, 立项之后华坪的芒果种植规模不断地扩大, 随着近年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芒果种植更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多个百公顷芒果示范基地、十公顷以上的科技示范园、市级的双百示范亡、科技示范村等逐步建立。华坪县共计7个乡镇以及22个行政村, 芒果种植主要集中在石石龙坝、荣将、中心镇这三个交通比较便利的乡镇, 芒果种植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占地面积。栽培的芒果品种主要有肯特、圣心、凯特、海顿、爱文、红象牙等。2015中国丽江华坪芒果产业发展推进会上有关人员代表丽江市政府的讲话指出, 要围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培育壮大优势特色农产业”的目标, 大力指导、支持丽江华坪芒果产业的发展, 在华坪县建立了1万亩国家绿色食品芒果基地, 8万亩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芒果基地。通过华坪芒果产业发展推进会, 努力实现产地、销地、生产大户及流通企业之间的零距离对接, 并为芒果的产销找寻重要的平台, 通过农商携手共同开拓市场的方式, 运用有效地措施以及优质的服务, 实现华坪芒果产业与流通渠道全方位的合作, 为销售终端提供优质、绿色的芒果产品, 形成产供销各环节无缝的对接, 使华坪芒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二) 华坪芒果品种结构趋于合理
近年, 华坪县农业科技部先后引进了43个芒果品种, 并从中筛选出了具有较好市场前景且可以将华坪优势体现出来的金煌、爱文、海顿、台农、圣心、吉禄、凯特、肯特等中晚熟良种, 并在华坪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种植, 使这些品种成为主栽品种。尤其是凯特、肯特、圣心、吉禄这4个9~10月份成熟的晚熟芒果品种, 使我国9~10月份上市芒果较少的缺陷得到了填补, 具有较好的市场优势。同时, 为了更好的转换新品种, 技术人员摸索出了适宜大树嫁接的时期和嫁接的方法, 研究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芒果晚熟品种嫁接改良技术, 通过快速育苗法, 使苗木供应有了保障, 也缩短了新品种的结果时间, 提升了经济效益。
(三) 华坪芒果产业化经营产业链初见雏形
近年, 华坪成立了芒果专业技术协会、村级协会, 还建立了芒果营销公司, 同时注册了芒果品牌商标金川红, 这一华坪具有代表性的芒果品牌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A级产品, 并允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芒果产品已经在全国大范围内畅销。另外, 华坪县大力扶持并成立了富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华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并对芒果市场进行专业的研究以及品牌宣传工作, 致力于芒果营销工作的开展, 并逐步建立起华坪芒果市场网络, 实现统一种植、改良芒果品种、统一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采收销售等, 旨在实现华坪芒果品牌的统一、商标的统一、规划的统一、技术的统一、包装销售的统一等, 并通过基层协会跟踪加强技术指导工作, 至此华坪芒果的营销体系初步建成, 并向着产业化经营格局发展。
四、结语
当前, 华坪芒果产业发展已经初见雏形, 而华坪芒果产业要想健康且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探索华坪芒果产业差异发展战略措施, 充分发挥华坪芒果的种植优势, 推动华坪芒果种植、管理、包装、销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 使华坪芒果产业为当地农民创收增值, 提升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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