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精选10篇）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1

尊敬的尹会长、徐顾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金秋的九月,秋高气爽,收获的季节。今天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商业储运物流网络企业转型升级联盟会在美丽的上海隆重召开,我谨代表研究会向各位领导、嘉宾和代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1956年5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原名为全国商品储存养护技术研究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我们研究分会已迈越了初创、开拓、发展、转型的历程。我们储运人的梦,划过60年的时间轨迹,走到今天,储运人梦想的架构越来越明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各位共同纪念和见证研究分会60年华诞。同时,衷心感谢所有曾为推进我会工作呕心沥血、鼎力协作、辛勤耕耘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和广大储运物流同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为了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1952年至1956年全国各地先后相继成立了商业储运(仓储)公司,担负着集中储存保管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起着商品“蓄水池”作用。而当时商品保管养护条件和技术都比较落后,商品常发生变质或火灾事故,各地在保管商品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要研究、掌握各种商品的储藏性能和保管养护方法,才能确保商品质量的完好和安全。准确的说商品需要养护,亦即是“商品养护”这一新词在仓储行业诞生,这一工作并被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我们商品养护技术研究会也应“需”而生。最早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广州、重庆、长沙等8个地区国营商业仓储公司为核心,预示着全国商业储运网络的形成,揭开了我国仓储史上新的一页。

回顾研究会6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4个不同发展时期:

1.初创期。我会成立至六十年代初,主要是承担商业部下达的任务,研究解决各地仓储公司在维护商品质量方面存在的较突出问题。如:烟霉、糖溶、金属腐蚀及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保管等,从总结仓库实践与民间传统经验着手,进行针对性的科学实验,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基本性能和保养方法,建立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并将这些行之有效的技术与管理方法推广到各地,确保国家财产安全和库存亿万商品的质量完好,体现出商品养护技术从启蒙到传播与普及,并培养和发掘了一批养护技术人才,为下一步开展科研活动奠定了基础。

2.提高期。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商品养护技术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是实现科研工作逐步迈向规范化、科学化;二是除完成商业部下达的任务外,并开始主动出击,立项研究,解决技术难题;三是吸引了生产、科研部门特别是相关院校纷纷参与这项事业,改变了单打一的局面,逐渐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边缘科学,从而引起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确立了商品养护这一专业的地位。

3.发展期。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会迎来了技术发展与内涵深化的新高潮:一是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开始运用气调、微波、辐照、微机等来武装优化商品养护;二是将科研成果、实践经验编制成商品储藏养护技术规范、标准;三是创办《商品养护技术》会刊,不断完善丰富养护专业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四是通过向教育部建议并实现了高等院校创办“商品养护”专业;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和商业部“关于商品养护技术干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业务标准”也出台了。全国仓储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得到提高。

4.转型期。2000年世纪之交,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流通领域的商品结构和各会员单位的经营结构发生了变化。加快流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已成共识。为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逐步把研究会重点工作放在由传统的研究“商品养护技术”逐渐转移到研究“仓储物流技术与管理”上,探索推动传统储运业迅速向现代物流业转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与各会员单位一道从其创立之初就与我国的商业经济建设、仓储物流业的发展命运相系。60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我国仓储物流启蒙、认知和发展历程;60年,是我们坚持“全国商储是一家”的优良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历史过程;60年,是我国仓储物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是广大仓储物流队伍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做出的重要贡献的历史见证。

60年来,我会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业内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交流会96次;获部、省、市级科研成果奖46项;举办商品养护、物流师培训班44期,编印出版本专业书籍、规范、标准及各类资料102种727,200册;创刊38年的《物流工程与管理》会刊出版266期,发行823,400册,为仓储物流行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60年研究会工作的实践,使我们领悟到,虽然我会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环境,为什么在60年历史的长河中,能有一代又一代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储运员工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届又一届的各会员单位扶持和关爱,使其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其主要源于: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向,始终坚持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把研究会办成全国商储企业的大家庭,尽一切能力为会员单位服务,因而得到广大同行的厚爱与欢迎。

二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将取得的成果迅速转化到仓储物流管理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始终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会员单位的参与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商品养护”这个名称在储运界已人人皆知;自参与这个网络组织的活动,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和谐与亲切。

四是全国商业储运物流网络组织的支持,发扬“天下商储一家亲”精神,做到网络健全、互通有无、从无断链,保持联系不断、沟通不断、交流不断,大家集思广益,发挥团队整体的优势和力量。

五是凝聚和团结了一大批无比热情、执着追求、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积极分子,他们为商品储藏养护和仓储物流业的生态文明作出了大量的贡献,推动了传统储运向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60年的历程和业绩,她是未来发展很好的参考书和营养剂。温故而知新,激励我们未来更好的把握前进方向,不断创新。在这一个甲子的华诞之际,纪念和回顾研究会60年的发展历程,更加珍惜我会的光荣传统,铭记发展历史和经验教益,缅怀为研究会和商储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辈,敢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对进一步团结组织商储物流界力量、进一步发挥好研究会的作用、继续为中国商储行业实现现代物流梦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今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物流业的发展正从过去传统的阶段转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阶段,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国家不断出台新的创新战略,我们要顺应新常态发展要求,抓住发展机遇,我们商储物流企业要在新常态下做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加快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步伐,并形成集群集约发展。“万物互联”为智慧物流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我们仓储物流也要在“互联网+”战略的带动下,快速发展,并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使整个行业向着高效流通的方向迈进。打造智慧物流的核心价值观:开放、共享、协作、共赢。

研究分会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分发挥其作用,让我们以这60年为一个里程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承前启后,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会员,聚集一切正能量,增强总体创新实力;继往开来,愿同商储物流同行携手共进,创造美好的未来。

愿同大家一起共勉!

“健康中国”，保险任重道远 篇2

而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已为全国10.5亿城乡居民提供了保险保障，这项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大病保险制度是指政府从基本医保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为参加基本医保的城乡居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运行模式是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旨在实现“政府不多拿一分钱、百姓不多掏一分钱，保障程度大幅提高”。在银行连续降息、股票市场震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保险业一枝独秀，这几年，保险成为国家重视、政府支持的行业，与此同时，保险业也经受住了来自社会的考验。

保险业加速践行“健康中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和重要根基。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并作重要指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自我国2012年正式确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以来，保险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树立“大健康”理念，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在服务精准上不断创新，推动保险业从单纯的报销向病前、病中、病后综合性的健康保障管理方向发展。截至目前，大病保险已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保障人群超过9.2亿，使参保群众的大病报销比例普遍提高10～15个百分点。

前不久，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再次强调，保险业要始终坚持“保险姓保”，处处体现保险“扶危济困、雪中送炭”的宗旨，发展绝不能“跑偏”。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是人民健康福祉的守护伞，更是保险核心保障功能的重要体现。

探索经办模式 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大病保险试点工作的快速推进，大病保险示范效应已初步显现，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大病保险经办业务，推动了商业保险承办基本医保相关业务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多种“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意外保险+护理保险”等政企合作新模式。

据了解，除“湛江模式”、“太仓模式”、“江阴模式”等试点模式外，在广东江门市，地方政府还借鉴国外经验，联手中国人寿江门市分公司在符合条件的社区试点家庭医生诊所服务，为分级诊疗、医药分离探索新路径，被保监会称为大病保险试点模式的新突破。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共有16家保险公司在全国31个省份开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城乡居民9.2亿人，加上基本医保经办机构承保大概1.3亿人，大病保险在全国已实现全覆盖，有345万大病患者直接受益，全国大病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水平普遍提高了10～15个百分点。通过大病保险，部分案例中大病保险的实际报销比例超过了50%，全国最高的大病保险赔案实际赔付到了111.6万元。

实际上，“提升大病保险服务水平”，已成为今年保险监管开展服务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按照要求，保险行业要把握大病保险的正确定位、提升大病保险的统筹层级、强化大病保险的政策设计、建立大病保险的调节机制、打通大病保险的系统对接、坚持大病保险的独立核算，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增强承办能力 助推精准扶贫

近年来，保险业把发展大病保险作为行业发展主攻方向，着力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保险机构承办能力日益增强，一些地方实现了“一站式”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提高了大病保险结算效率，使得大病患者享受到快速便捷的结算服务。同时，保险机构还不断完善贫困地区保险服务体系，支持保险机构在农村和贫困地区设立服务网点，提高贫困人口保险服务的可及性。

2015年，湖北省通山县的一位农村小姑娘不幸得了白血病，接受了骨髓移植治疗共花费100多万元，基本医保在给她报销10万元后，大病保险又报销了69万元，报销额度从原来的10%提高到70%。

“为使每一位参合患者都能按规定享受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我们特致此函恳请协助办理，并对您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感谢！”近日，安徽泗县新农合与人保财险泗县分公司工作人员将300余封“大病保险对象便函”带到因无法联系到的患者所在村委会或村卫生室，希望找到尚未办理大病保险补偿的大病患者。

据了解，今年8月以来，人保财险泗县分公司采用多种方式，向参合农民广泛宣传，组织工作人员到出行不便的患者家中走访，现场收集资料，主动办理补偿等手续。目前，人保财险泗县公司已完成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1300余人次，金额1062.1万元。新农合管理中心也协助人保财险泗县分公司寻找极小部分“失联患者”，坚决做到“应保尽保，不落一人”。

优化保险供给 推动产品升级

作为大病保险之外的重要补充，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能够实现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有机衔接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增加医疗保障供给，降低老百姓看病个人承担费用比例，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为此，保险业积极推动保险产品和服务升级，着力优化保险供给，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

近日，保监会公布了第三批获准经营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四家保险公司，至此，已有三批共16家保险公司获准经营税优健康险产品。截至目前，已有多家获准经营险企陆续推出税优健康险产品，主要定位用于补偿基本医保、补充医疗保险补偿后自负的医疗费用的个人商业健康险。

不久前，新华保险围绕“生老病死残”五大人身风险，构建包括养老、健康、医疗、意外、寿险五大主要产品体系。新华保险总裁助理兼总精算师龚兴峰表示，这是继推出健康无忧系列、多倍保障系列重大疾病保险等健康险产品之后，在医疗险产品创新研发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据了解，经过不断创新研发，新华保险在个人医疗险产品方面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品体系：一是选择灵活。全面涵盖费用补偿型和津贴型、门诊保障和住院保障、社保目录内医疗费用和目录外医疗费用保障、政策性和纯商业性各类产品，客户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选择投保。二是保障全面。可以为客户就医过程中发生的药品费用、诊疗费用、材料费用、床位费用等提供全面补偿；涵盖住院津贴、重症监护津贴和手术津贴。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三是性价比高。采用利益倾向客户的定价方式，客户用较少的花费就可以获取足额的医疗保障。四是创新点多。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品责任创新，通过市场需求细分提供专门针对性保障，通过服务创新优化客户承保、理赔体验。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3

本次论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中国建筑节能减排产业联盟联合主办, 由《城市住宅》杂志社、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承办, 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品牌企业负责人、建筑节能领域专家等共计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旨在交流“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经验与成效的基础上, 研究十二五时期我国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和举措, 探讨如何充分调动企业及社团组织的社会责任感, 促进我国房地产业与市政公用

“建筑节能是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 也是十二五期间能否完成节能减排总目标的关键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强调, 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建筑节能减排, 一定要确立“两个理念”——第一个是要确立提高建筑使用寿命是最大的节约理念, “如果我们的建筑使用寿命提高一倍, 从目前的30年提高到60年, 就可以节约一半建材生产的资源和能源”;第二个理念是从规划、设计、施工、使用、维护和拆除再利用全过程和建筑全寿命周期综合考虑建筑节能的理念, “拆除以后的材料要考虑能够循环利用, 像在一些发达国家, 有整个房屋拆除以后平均回收利用率达到了80%, 我们却大部分变成建筑垃圾, 还占用了大量的地方来填埋”。

统计数据显示,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 同时也是高能耗、高排放的大户。民用建筑领域包括建造和使用过程消耗了水资源的50%和原材料的50%, 产生了42%的温室气体效应。民用建筑在建材生产、建造和使用过程中, 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49.5%, 其中建材生产能耗占20%, 建造能耗占1.5%, 使用能耗占28%。我国民用建筑在达到相同室内热舒适度的情况下, 使用能耗高出同等气侯条件下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到3倍, 因此十二五期间, 建筑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

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副司长郝雅风在会上指出, 当前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正在兴起,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 制订发

工程建设发展高峰论坛

节能减排任重道远建筑节能举足轻重

展战略, 投入巨额资金支持节能环保, 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研发, 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领域。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 资源环境约束突出, 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挑战。实现我国政府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标, 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这种新形势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提醒建筑节能领域从业企业, “要找准自己新的定位”, 最重要的是在十二五时期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性升级的需要, 推进自身的产品服务的升级, 发展一批新的产品, 高附加值、高端的产品。“十二五时期相对具有比较好的发展潜力的产业, 第一个产业是新能源产业, 第二个产业是节能环保产业, 第三个产业是新一代IT产业, 第四个产业是绿色制造业, 所谓绿色制造业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这样一种制造业, 我们现在战略型新兴产业七大新兴产业中, 其中有三个可以纳入这个范畴, 我们要建设‘两型’社会, 在这种新的约束条件下, 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要适应节能减排、适应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 如果在绿色低碳、在节能上率先取得突破, 企业就能够形成新的竞争力, 占领新的制高点”。

同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李秉仁强调,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80年的10%, 跃升至2010年的47%, 中国的城镇化为世界关注,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中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推进城镇化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战略。“到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的2020年, 中国能源需求量为51.6亿吨标准煤, 到本世纪中叶能源需求量达到77.4亿吨标准煤, 2050年中国能源需求总量控制在55.6亿吨标准煤,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87.2亿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的能源总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 这种挑战是现实的, 也是很严峻的”。

中国跨文化教育任重道远 篇4

关键词：跨文化教育；理念；实践；挑战；方向

一、中国跨文化教育集中于

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和外语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张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何时开始进行跨文化教育研究的？您接触这项事业的原因是什么？

张红玲：中国的民族大学通常会进行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早期的跨文化教育以民族志研究为主。我们中心有几个来自少数民族大学的博士，也在做族群研究。美国与欧洲的跨文化教育起源不同，与中国的研究也不相同。目前，对于我所指的跨文化教育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鲁子问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的跨文化教育，官方更多地用国际理解教育这个说法。

我对跨文化教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许多外语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只进行服务于外语教学的文化教育，没有将其上升至育人的层面。在外语教学中开展文化教育，主要是为了扫除学生因为背景知识的缺失而造成的理解障碍。我的博士论文是在1999年完成的，当时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非常新鲜和另类的事情，而我的论文就是以此为主题。在我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会的教授对跨文化教育持有很大的质疑。他们认为外语教师原本就是在从事文化教育，而我认为教授所指的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和我所提倡的跨文化外语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至20世纪末期，我国能够真正进行跨文化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人依然很少，鲁子问博士的论文是国内较早研究跨文化教育的文献。

我最初关注的是跨文化外语教学，近年来开始更多地关注外语教学以外的、更高层面的公民素质培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UNESCO相关文献和项目的影响。UNESCO在1992年发布的《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Cultural Development）对跨文化教育的相关概念和意义进行了阐释；1996年发布的《跨文化教育指南》（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对跨文化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教师培训、教材开发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2014年10月30-31日，我有幸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受邀专家，参加了UNESCO开展的“全球化与教育”工作会议，对UNESCO有关跨文化教育的理念、项目，以及对全球能力测评计划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世界教育信息》：跨文化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有什么区别？

张红玲：国际理解教育和跨文化教育实质上是异曲同工，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目前，上海市的中小学在市教委的指导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国际理解教育，试图将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我作为专家顾问参与了几所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项目，发现这些项目的实施推动了各个学校的跨文化教育。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课程和教材，这些项目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有限。

《世界教育信息》：有人说中国尚无正统的跨文化教育，中国的跨文化教育仅停留在跨文化外语教学层面，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张红玲：跨文化教育涵盖的内容很广，跨文化外语教学只是跨文化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只要教师有跨文化教育意识，具备一定的素养和能力，跨文化教育就可以在各类人文课程和社科课程中进行。除了日常的课程教学以外，我认为跨文化教育还应该融入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应该延伸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曾在论文里提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实施跨文化教育的模式。

二、从纵横两方面理解跨文化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非移民国家的中国来说，其跨文化教育是如何体现的？

张红玲：中国幅员辽阔，虽不是移民国家，却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其文化既可以有狭义概念，又可以有广义概念。它的文化多元性不仅限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地域文化等亚文化都可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地域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东北人和上海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就属于跨文化交际。以上是从横向来看中国的跨文化交际。从纵向来说，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经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的转变，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未婚到已婚，都会伴随着相应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转变也需要跨文化适应，因为人们在转变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些不适和冲突。通过跨文化教育，我们可以帮助人们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让人们学会尊重、包容和理解文化差异，学会灵活应对跨文化冲突。

《世界教育信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跨文化能力是不是也会自然而然地提升？

张红玲：很多研究表明，并不是在跨文化环境中停留的时间越长，人们的跨文化能力就越强。跨文化能力的提升不是必然的事情，而是需要一定的自我意识和教学干预。很多学生出国留学之后，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一定会自然提升，我们有必要对留学进行设计，并通过行前培训、留学过程中的跟进、返回之后的反思和分享等手段，帮助他们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跨文化教育工作者要提高职业素养，学会因材施教

《世界教育信息》：根据您的经验，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跨文化教育是否应采取不同的方式？

张红玲：不同人群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是有差别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认知能力往往比较成熟，对事物的理解也更深入、透彻，对于此年龄段的人，应该采取与其认知能力相对应的跨文化教育方式。对于年龄较低的孩子来说，过多的理论阐述并不适合，应该采取体验式和发现式的方法，在他们遇到问题时，适时地给予提醒，鼓励他们进行比较和对比。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常常使用的方法是角色扮演和模拟游戏。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教育的“公平问题”对跨文化教育的推广和实施有何影响？

张红玲：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待跨文化教育是西方的概念。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其实是为了让少数民族和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让他们的孩子和主流文化下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最终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成为一名合格的跨文化教育者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张红玲：首先，要认识到跨文化教育的意义，不能抱有功利思想，要对社会公平、稳定和美好怀有较高的期待。其次，跨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是培养综合素质强的年轻人，要有深厚的专业技能，热爱教育事业，从跨文化的角度帮助年轻人。再次，要有个人魅力和丰富的阅历，教育不只是说教，很多时候需要案例展现和现身说法。

四、跨文化教育重视本国文化，

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跨文化教育是不是对文化本身的关注度还不够？

张红玲：不是不够，是就事论事。跨文化教育也曾做过学生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了解情况的问卷。但当我问他们学生为什么需要知道类似于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美国的首都是哪座城市这样的文化知识时，大家都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来说，学习本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目前，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都越来越重视国学和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这样做的意义。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跨文化教育会不会对个体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感产生削弱作用？

张红玲：跨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为了让少数民族文化尽快融入主流文化，当时的美国移民或许不在意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跨文化教育并不主张让人们摆脱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而是在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的基础上，去理解别人、尊重别人，与别人相处与合作。在我看来，这才是跨文化教育的真谛。

我上课的时候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中国人若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很少，当他置身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中时，即使外语说得非常流利，生活方式也和当地人一样，在和他人交流时，如果他不能讲述自己的文化故事，通常会难以受到他人的尊重，因为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一定会把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发言人，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中国。人们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认知并充满自豪感，才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个层面进行交流。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跨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张红玲：与其说跨文化教育和跨文化培训是为了使学生了解某一具体文化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知识，不如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及其从文化差异的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学会观察、判断问题，并基于身份的认同，选择适当的交际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而跨文化冲突的相关理论就可以指导人们应对在沟通的过程中出现的误会或冲突。跨文化教育和跨文化培训更多的是在意识、情感、态度和能力层面帮助学生，教会人们按照文化的普遍规律，通过观察和有意识的体验去探索新环境。所以，跨文化教育和跨文化培训的主要目的不是了解新的文化习俗，而是通过学习新文化，学会探索陌生文化的普遍规律，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有了跨文化能力（包括意识、情感、技能等），才能比别人更快、更好地适应陌生文化，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有效合作、和谐相处。

《世界教育信息》：跨文化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跨文化教育对多元文化包容度太大的话，会不会影响社会和谐？

张红玲：我认为接受过跨文化教育的人，学习过跨文化交际的人，应该是一个善解人意、拥有包容心、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们的跨文化教育就是要培养利于社会和谐的人，能够成为社会润滑剂的人。

五、中国跨文化教育时不我待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目前跨文化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有哪些？

张红玲：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将跨文化教育上升到了公民教育和国家战略的层面，大部分采取的是学校教育的形式。美国的跨文化培训做得比较多，更多的是跟企业、组织人员的流动、培训有关。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在中国推广跨文化教育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张红玲：目前，国家还没有给予跨文化教育足够的重视，顶层设计还不够，中层实践主体的作用也不明显，国内缺乏有这种意识和理念的人，人们对跨文化教育只是片面的了解。

《世界教育信息》：在中国，是不是人们总是把跨文化教育当成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独立的学科来看待？

张红玲：目前在中国，跨文化教育还没有落脚点，也没有一个学科归属。人们往往以为跨文化教育没有回报，所以还没有靠近它的意识。我认为，跨文化教育可以成为国内教育学刊物的重要内容。我们不应该因为它的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去关注它。目前，跨文化教育虽然尚未经过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我会继续关注，这也是我2015年博士招生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黄志成.跨文化教育——未来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N].中国教育报，2009，01（3）：2.

[2]张红玲.以跨文化教育为导向的外语教学：历史、现状与未来[J].外语界，2012，（2）：2-7.

中国大银行走向国际任重道远 篇5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全球200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名单，全球21家最大的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的银行，其中排名第五的中国工商银行还是全球最盈利的金融机构，其市值超过了任何一家美国银行。该银行2011年的收益达到330亿美元，资产为2.5万亿美元。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资产均达到1.9万亿美元。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在2010年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221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

有迹象显示，中国这些大的商业银行正在准备走向国际化。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从纽约到荷兰，中国工商银行正在开设分行或是收购当地的银行分支机构。2011年，该银行出资6亿美元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的资产。它目前正在巴西大量招聘人才。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级客座教授鲍泰利表示，中国一直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中涉及让中国的国有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时间。福布斯杂志援引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负责公司财务业务的一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银行将比过去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该分行过去两年发放了20亿美元的贷款。他表示，建设银行今后两年将扩大在美洲的业务。1986到1990年期间在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研究员的罗小朋博士认为，目前是中国的银行走向国际的好时机，但是他对中国是否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力量来把握这个机会持怀疑态度。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塑造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是国家重大战略课题。然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 如何将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成功地向世界展示, 现实中还面临着不少困境。在对已有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中法文化年为例, 分析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因素, 思考目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回顾中法文化年及中法关系

中法文化年 (Les Années Chine-Franc e) 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 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 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3]。“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建国以来中国与他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化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受挫, 两国关系受损, 随着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到欧洲窜访的达赖, 中法关系可以说降至了1991年来的最低点。2009年4月1日《中法新闻公报》发表, 表面上看来中法关系似乎在历经了种种坎坷之后恢复平静并步入了正轨。

二、分析影响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以中法文化年及其后中法关系的风云变幻为切入点,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这些影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一) 大众媒介的影响

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起着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媒介所构建的世界。由于各国的传媒因政治、经济的因素, 往往只从本国的角度看问题, 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议程设置”有选择性的再现或者扭曲客观真实世界。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媒介所呈现的就是绝对真实的, 从而形成不正确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 便具有顽固性和长期性, 导致国家形象传播的“马太效应”, 而文化传播形象与国家形象高度关联, 因此最终将导致跨文化传播的负面效果。

中法文化年举办之时, 法国的新闻媒体对文化年给予了高度重视,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积极参与文化年的报道。法国各大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了“中国文化年”。很多媒体从几个月之前就开始了相关的报道, 不少媒体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报道文化年的活动, 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4]。法国媒体对中国文化多层面的展示, 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在法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把视角转到当前中法关系和法国媒体对华报道上, 会发现随着中法关系的逐步恶化, 法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被描述成一个缺乏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国家。这极大损毁了中国的形象, 影响了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可, 使得跨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影响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是指,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有一种模式维护功能。在这种功能的作用下, 文化圈自身有选择与自我保护功能: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来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 便容易被接受, 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而如果外来的文化对原来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 维护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 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5]。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发挥与一国的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整个大环境呈现相对协调稳定的局面时, 模式维护功能对外来文化体现出比较包容的一面, 接受度较高。反言之, 文化模式维护功就会冲突排斥外来文化, 导致跨文化交流受阻。2004年中法庆祝建交40周年, 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法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在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环境里展开的, 且受到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此中法文化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向法国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

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英法等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法国国际大国地位一落千丈。法语也渐渐没落, 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与此同时汉语热席卷全球。而且在近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而言, 法国一直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虽然中国现在的飞速发展再次证明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优秀, 但是要让法国人心甘情愿地欣赏和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文化自我保护意识, 恐怕很难一蹴而就。所有这些因素, 使得法国容易对外来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东方文化产生一种防范心理。

(三) “文化自我诉求”作用

“文化自我诉求”理论告诉我们, 自我诉求的存在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中对其他文化是一种合目的的“映现”而不是合规律的再现。体现为对他者形象合目性的建构, 并由此造成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认, 跨文化传播中, 关键在于他者存在的意义, 自我与他者既是一种认知结构关系, 更是一种价值结构关系[6]。

中法建交近半个世纪, 中法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法美关系。2003年, 法国由于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然而中法关系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法国与中国拥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 共同利益越多, 双方的关系基础越牢固。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中法关系更为紧密, 高层互访不断。出于诉求共同利益, 这一时期法国愿意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 这为中法文化年活动提供了契机并最终取得了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在非洲影响的日益扩大, 对法国来说都是对本国利益的损害。中法关系开始恶化, 并最终降到冰点。法国担心本国利益会受到中国的挑战和挤压, 缺乏安全感。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构成了威胁, 出于自我利益保护, 文化方面体现为阻碍抵制中国文化对其传播, 致使中国文化在法的接受和认可一时陷入了困境。

三、思考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

综合分析以上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目前中国跨文化传播中所处的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 媒介影响力

李普曼在分析大众媒介时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 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7], 体现为大众媒介的定型作用。大众媒介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表现渠道。“媒介定型”可能会人为的制造屏障, 阻碍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8]。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跨国传媒公司实现的。目前全球主要的几大传媒集团都来自西方国家, 他们掌控着传媒霸权。研究表明, 跨文化传播中, 影响人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认知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再现。西方国家掌握了传媒霸权也就相当于掌控了文化霸权。我国媒介由政府主办, 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浪潮中, 媒介集团化发展趋势渐现, 但是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旧很有限。我国跨文化传播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但是对于西方社会来说, 普遍对代表政府声音的媒介宣传表示不是特别信任,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媒体影响力角度来看, 我国跨文化传播要想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提高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要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增设跨文化传播相关的课程。培养一大批既精通中文和外语, 又能很好地把握中外文化差异的传媒人才。二是借鉴西方跨国媒体集团的经验, 实施我国国际媒体的本土化战略。引进西方传媒人才来我国新闻机构工作, 这样可以让西方受众对我国媒体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 有利于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媒体高度与国际接轨, 从而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可信度。三是在信息化的今天, 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掌握先进的传播技术, 加强数字媒体建设, 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品牌。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们日报社发表讲话时谈到“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 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全方位的提升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二) 理论研究与发展

跨文化传播理论兴起、发展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1945年之后美国就开始研究跨文化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最终成为传播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自此该学科一直平稳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 20世纪70年代, 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时, 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分的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 我们才从国外引入跨文化传播学的理念。90年代中, 大陆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跨文化传播的著作。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与美国的研究差距还比较大[9], 我国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理论发展的不足, 我们要鼓励吸取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精华, 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文化特色,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积极将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在跨学科的研究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此外要尽可能多地开展定量研究, 数据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切实地了解跨文化传播对象的个体差异, 真正落实外宣工作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原则,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 跨文化传播的平台

我国政府向来支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开展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促进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局限于以官方形式出现的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 因此取得的效果难免不尽如人意。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依托一个更为系统、更为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平台。除了官方性质的传统外交手段以外, 还要积极利用公众外交手段, 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前提是首先需要在国民内部大力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让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为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到自豪, 而不是去追捧麦当劳、肯德基、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时髦”。只有这样, 当接触到国外受众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 国外受众也会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气。民间的声音, 才是传达和输出民族文化的最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 在对外输出文化的媒介选择上也要下功夫, 我们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视觉形象意识。运用传统的汉字手段向外输出中国文化, 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社会, 只有用现代意识去关照、“包装”传统经典文化, 并转化为生动的可感受的传播形象, 才具备面向大众传播的前提[10]。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其交互性强、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等众多特点, 开展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方位多角度渗透性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回顾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 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体制上一直由党和政府领导, 对外传播的主要作用不是“报道”而是“宣传”, 偏重于政治性内容。政府垄断了对民族文化意象传达的权力。在西方“他者”的视角上看,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独立解放的, 但同时也是单一的、敌对的、空洞的[11]。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总体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大大提升。我国开展了中法文化年, 中俄国家年等各种海外文化年活动、在全球成立了两百多家孔子学院等汉语教学机构、中国歌唱家相继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开设国际频道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和文化精髓。

北京大学的关世杰认为, 依照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 十年内, 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的传播力名列世界前茅, 应该不成为问题。的确, 按照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进程, 我们有理由坚信, 十年内能够赶上世界对外传播强国。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必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回顾是为了前瞻。在前瞻的欣喜之余,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例如我国媒介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跨文化理论研究和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平台亟待进一步拓宽;媒体政策和传播管制尚需更为宽松等等。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 但行进道路仍旧曲折, 因此认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目前参与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科研项目开题报告——工业标准元数据的出版需求 (PRISM) 研究。

参考文献

[1]拉里·A·萨摩瓦, 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A].跨文化传播新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3]http://baike.baidu.com/view/91186.htm[DB].

[4]http://www.cctv.com/culture/special/C10779/01/index.shtml[DB].

[5]杜骏飞.弥漫的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徐小立, 秦志希.自我文化诉求视角的传媒跨文化传播[A].跨文化传播新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8]李巍巍.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J].新闻爱好者, 2008, (5上) .

[9]关世杰.中国跨文化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 2006, (12) .

[10]戴文红.媒介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J].传媒观察, 2008, (2) .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7

2011年1月2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任重道远——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首届艺术大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副院长王能宪、高显莉、田黎明、隋庆树,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张旭光、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邵大箴,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曾来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等嘉宾和参展艺术家,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研究》、《美术观察》、《美术》、《中华文化画报》等媒体人士共二百余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张庆善首先讲话,对新时期以来美术研究所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断开拓进取所获得的成就表示祝贺。邵大箴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美术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方面双重并进,为中国美术理论的与时俱进做出的努力。吴为山介绍了美研所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挖掘学术资源,充分发挥老中青研究人员的作用,在科研、创作、教学三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实践。

本次展览展出了美术研究所建所近六十年以来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王朝闻、蒋兆和、王雪涛等四十多位曾经在该所工作过的老一辈艺术家和在职研究人员的一百五十余件绘画、雕塑、书法、摄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美术研究所在美术理论研究之外的创作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展出作品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与作者的研究方向、学术主张、艺术观念相一致,它表明美术研究所正在自觉地找回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传统,也是沿着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研究、教学、创作三足鼎立的办院宗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悉,展览画册《任重道远——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首届艺术大展》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展览同期出版。

跨越发展任重道远 篇8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我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 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农业生产对机械化作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 农村中“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意见指出, 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将农机所有者、使用者紧密联结起来, 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 实现了土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实践证明, 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 是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有效途径, 是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形式, 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的主导力量, 对于促进我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见同时要求, 至2015年广东省农机合作社总数将达到1500个。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9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很大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相对还较为薄弱，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日，《今日中国》杂志采访了中国中建设计集团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冯铁宏，与其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等问题交流了几点看法。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哪些因素助力？

冯铁宏：首先，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由于我们的管理很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始终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依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

其次，是需要大量诸如我们这样的研究、咨询、设计等专业机构，需要分别具备建筑、城市规划、考古、历史、地理、材料、岩土等等专业素养的人携起手来一起推动这项工作。因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的文化遗产类型非常丰富，如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壁画等，不同遗产类型的保护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来做。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类型多、数量大，但遗憾的是，具备相应专业素质要求的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还太少。为此，政府、高校等正在努力，国家文物局也组织了很多专业培训活动。

第三是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中国从南到北、自沿海到内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素质的高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存在差距。当然，这并不是说偏远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做得一定不如沿海地区好，反而有些沿海或中心城市因为急于开发、紧盯经济效益，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各地，遍布各个角落，而且不断有新的文化遗产被发现。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很难对其实施及时全面的监管，这就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广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第四是媒体的宣传引领。媒体直接面向大众，如果能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宣传和介绍，包括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技术手段、如何推进等进行介绍，宣传保护利用工作中的正确做法，同时指出并纠正错误做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包括国内各地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现在我们相较之前已经有了更多的交流，但与中国这么丰富并且还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化遗产资源相比，交流还需继续推进。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有不少像《威尼斯宪章》一样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性准则，但是各国之间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比如说，东西方建筑和文化是有差异的，古代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可以久经风雨，东方建筑则多土木结构，常需翻修维护，这造成了东西方对文物建筑保护真实性认识的差异。东西方都认可“一个文物只有真实才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观点，但西方人最初认为文物建筑应尽可能少干预，如罗马斗兽场就保留了残垣断壁的状态；东方人则认为对古建筑的岁修就是我们的传统，不能被认为是损害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历史上，日本的伊势神宫依照造替制度，每隔20年要把神宫完全重建一次，这符不符合真实性原则，曾引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热烈讨论。后来，国际同行齐聚日本，经过认真研讨，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重新定义了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国际交流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而这种认同，才是真正的认同。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何在？

冯铁宏：文化遗产是各地区的宝贵资源。首先它可以增进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来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广深”对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一些城市。相对应的现象是：我们的许多村庄空了。这些村庄以后怎么办？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我认为文化遗产是有作为空间的：保护好、利用好各地方的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感，能让他们因生活在那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能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做出“新文章”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当地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许多大城市如今已经不堪重负，这对解决大城市病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让西方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去了，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识很多却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该只输出经济，还应有文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已经有很多认识和理解，需要将其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西方社会研究、思考和学习，包括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

第三，对国民的教育价值。我们建国后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运动，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冲击。一些传统美德“流失了”，不好的行为被“无序释放”。而文化遗产中蕴含了许多好的、朴素的价值观，充分挖掘，可以起到耳濡目染、教化人心的作用。而这部分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恰恰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

《今日中国》：中国文化遗产产业目前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它是否适合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冯铁宏：我认为，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受管理、专业力量不足等条件限制，以往我们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视为第一要务，大部分遗产保护好后就放在那里，相关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从大产业链来说，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挖掘出很多具有经济回报的内容，只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中国国内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比如故宫，它的文创产品吸引人的程度就很高。但其他景点大部分存在旅游体验单一、提供给游客的产品单一等问题。我们的文创产品缺乏创新，整体水平太“Low”。其实我们许多的文物点都非常有吸引力，价值独特。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辅以一定的前期投入，完全可以开发出极具内涵、类型多样、具有不同价格区间的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等。

换句话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们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必须研发、制造出能满足公众、游客需求的文创产品。

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趋于平稳，产业发展也已过了“抓大求全”的时代，需要我们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弘扬和践行“工匠精神”，深耕细作，对每个地方、每个类型、每个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细分，将其“基因”挖掘出来，再结合各地方特色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去开发产品，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此外，还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一个定位、功能清晰的行业组织来引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整体发展；二是中国的每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之后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没有规划实施的反馈机制。

《今日中国》：您的团队近些年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冯铁宏：我们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编制完成了省级层面的《吉林省长城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编制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后续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指导文件，也使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进入了第二批国家考古遺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中；我们编制完成的《安化风雨桥—十义桥保护修缮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目前，正在进行《中东铁路建筑群公主岭俄式建筑群J10建筑修缮方案》的设计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篇10

记者: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标准是国际公认的重要质量技术基础,品牌是质量水平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必须充分发挥标准化的支撑引领作用和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您认为,标准、质量和品牌之间存在怎么的关系?

杨建东:习近平总书记对标准、质量、品牌都有一系列的深刻阐述,例如:“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品牌是信誉的结晶,一个品牌一旦在老百姓心目中确定起来,就可以成为质量的象征、安全的象征,老百姓就会放心的购买和消费。”这些论述为我们精准的把握经济新常态,着力推动我国经济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型提供了根本的遵循。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原则目标需要标准做规划的预期,过程的控制、结果的评价与考核,也就是说,无论是调结构、去产能、还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都要通过标准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制定“硬约束”的具体指标,否则,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是难以落到实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通过提高标准与质量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改善有效供给,保障有效需求。我们老百姓对品牌的认同就总体而言是标准和质量的认同,由品牌效应给企业带来增值的无形资产,其背后是有形的标准与质量的支撑。

标准的终极目标说到底就是择优与固定,也就是不断地将质量与效率指标进行优化选择,并以文本的形式将其记录和固定下来,以便于标准作为依据指导质量工作的实践,使标准成为质量的依据,质量成为标准的结果。

“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所谓的固有特性其实就是标准的符合性,所谓满足需要的程度其实就是达到标准的水平。这种固有的特性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硬标准;而主观性实际上就是软标准。

如果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标准就是企业生命的灵魂,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发展。

“品牌”是指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品系列的认知程度,是可以带来增值效益的无形资产的。

纵观全球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凡是标准大国、大区无疑不是质量、品牌的大国、大区。标准、质量和品牌,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它们互为基础、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得益彰,有着显著的“木桶效应”,任何一种顾此失彼就会使“短板”影响到整体水准。

记者:随着标准、质量和品牌观念的推广,大家越来越认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在此时,政府部门应该怎么做?

杨建东:我认为,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该到位的要及时到位。

一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就应该坚守职责不缺位。正因为标准能够管到的是已知风险,大量的未知风险标准还管不到,产品质量客观上还存在安全风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百姓安全的守护神,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质量安全的职能职责。政府标准管理的着眼点应放在强制性标准的制修订和贯彻实施上,将质量管理的着力点放在质量安全底线的研究与设定上,要建立完整配套的质量安全风险预测与管控机制,将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另外,市场信号还有失灵的情况,还会出现由于质量和标准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逆向选择,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质量的产品不一定能卖出高价钱,而高价钱不一定能够买到高质量的产品。这时,政府就应该出面优化质量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质量与标准信誉明示机制和质量权益的保护机制,让消费者有的放矢地购物,明明白白地消费,让市场机制发挥良性作用,让“货币选票”投向高标准、高质量,为品牌的创建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管不好的事就千万不要管。质量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品牌实现的路径是市场。既然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那么这种满足需求的对象肯定是广大消费者和灵活多变的市场,固有特性如何达到满足需求的程度,这种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太复杂,变数太大,任何一个政府代替企业去开展质量创新、品牌创新活动,无疑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将质量活动的主体交给企业,将品牌实现的路径交给市场。海尔、格力、华为、中兴等中国的国际品牌恰恰是在我国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家电和高新领域中产生的,而不是靠政府的红头文件、考核评比、专项活动等带来的。

另外,在如何认识标准水平上,还有误区需要澄清:标准指标是不是定得越高越好?不一定,因为有一个质量管理成本的问题,标准指标定的越高,就意味着质量管理成本也越高。因此,企业总是在标准的高低与质量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企业标准的科学性在于质量成本权衡点的准确性。另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层次的消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政府制定统一标准来协调这种差异,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如果以市场为导向,让反映市场灵敏的自愿标准来协调这种差异,通过不同的质量标准等级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需求,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是不是国家标准的水平就代表着高于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呢?是不是国际标准的水平就代表着高于国家标准、区域标准和协会标准呢?显然不是,所谓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一般情况下只是表明适用范围,而不一定代表标准水平的高低,例如:国际标准表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易活动时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在各种利益博弈中,经过广泛民主协商达成一致的“平均值”,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亦是如此。而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往往是企业的内控标准,这是因为企业为了突显比较优势,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往往将自主创新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与标准进行深度融合,将企业标准水平锁定在高于“基本要求”和“平均值”的上限。我们的企业往往在津津乐道地宣传自己的产品达到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该明白你达到的是“基本要求”和“平均值”。正因为停留在“基本要求”和“平均值”的企业太多了,产品的同质化过剩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困局。更有甚者,有些企业投机取巧,在通用标准的“基本要求”和“平均值”的下限做文章,打擦边球,玩猫腻,坑害消费者。在良性的市场机制环境下,这种企业必定“短命”。

记者: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在中国品牌论坛上指出,在全球步入品牌经济时代之际,做强做大中国品牌,是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您认为,在做大做强中国品牌过程中,标准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建东:一是要进一步发挥先进标准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离不开先进标准的引领和保障”是王歧山同志的原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标准化活动的本质就是选择和固定——有序运行——再选择再固定。产业的分布在时空上往往处于分离状态,要使这种分离状态的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得以实现,标准起着纽带和聚集作用,先进的标准“纽住”的和“聚到”的肯定是先进的产业集群,反之,落后的标准“纽住”的和“聚到”的只能是落后的产业。标准具有择优的筛选机制,可以通过标准水平的高低实现优胜劣汰,使按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始终保持强劲的竞争活力,反之,使按落后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淡出市场,例如:欧洲汽车采取了欧5、欧6的尾气排放标准,使不符合这一排放技术和标准的汽车制造商淘汰出局。LED节能照明技术问世后使许多的未采用LED技术的企业不得不面临着停产和倒闭。我们要应用新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的产能,就应该科学地采取标准化技术措施,将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标准有机地结合,使标准选择与固定的运行机制,将那些通过新技术改造提档升级了的产业选择与固定下来,将那些落后的产能淘汰出局,从而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二是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与标准化深度融合的能力。技术创新成果只有与标准结合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这是因为标准具有统一性的同时还具有排他性,一项新技术一旦融入公认的标准之中,就意味着技术路径被确定下来,在同一领域很难形成新的技术体系,同质生产企业要么退出这一技术领域,要么成为这一技术领域的追随者。这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强势企业都想通过技术规则——标准的公认性、普适性、约束性、统一性,将自己的技术和知识纳入主流技术和知识的原因之所在。

三是进一步增强标准竞争的能力,通过规则优势将产业推向国际价值链的中高端。虽然一项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标准的主导者和标准的追随者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标准的主导者往往通过将品牌与标准捆绑,通过国际招标来形成以标准化为基础的产业链分工,通过主导标准,来决定产业价值链的分配比,从而获得持续稳定的垄断利润,而标准的追随者只能充当标准“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代价,拿到手的只能是“辛苦钱”、“血汗钱”。例如:当下最流行的苹果手机i Phone,据美国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三位教授合写的《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利润》的分析,可以看出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手机(i Phone),就因为品牌+标准,独占总利润的58.5%,其次是原料供应国占总利润的22%,再次是韩国,拿到总利润的4.7%,美国(非苹果公司)拿走总利润的2.4%,中国拿走总利润的1.8%,欧洲拿走总利润的1.1%,日本和台湾分别仅拿走利润的0.5%,其他利润构成约为8.8%。这充分说明当下“技术创新+自主品牌+技术标准=左右产业价值链的分配比”,这就是强势企业在国际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背景下,站在产业链的高端实施品牌和标准战略,获得持续高额利润最简单、最典型的竞争策略和数学模型。

四是进一步提高企业以标准作为载体,传播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我们当下,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期不仅仅考量的是企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还要考量企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与推广能力。而新知识、新技术最普适和最直接的传播方式就是以标准作为介质,这就意味着谁将新知识、新技术与标准融合的能力越强,谁的竞争能力就越强。这是因为标准具有通过锁定技术实现锁定市场的效应,标准的主导者往往先入为主地通过标准的传播和放大效应来锁定技术、控制市场,使标准化了的技术和产品形成一批稳定的消费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消费方式与习惯,后来者的技术和产品即便进入市场,生产者、经销者、消费者都要为改变已有的消费方式与习惯付出巨大的成本。例如:无线局域网标准WIFI与WAPI之争,虽然WIFI有些技术(安全性)不如WAPI,我国在政策上也力挺WAPI,但WIFI先行一步将其技术纳入到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之中,通过标准锁定了技术,又通过技术锁定了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使用WIFI习惯的消费群体,而且还形成了与其相配套的产品与技术服务体系,若要改变这一现状,不仅消费者不买账,而且由此带来的巨大成本,谁来买单?又如:腾讯推出QQ后,其技术和配套服务标准已被大众广为接受,这一网上互动的方式已成为大众主流消费习惯,微软的MSN技术再好也很难跨越已经被标准锁定和中国大众习惯了的QQ技术和配套服务。

记者:最后,请您谈一谈您认为的中国标准、质量和品牌之路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