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共8篇）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1
随着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大量应用乃至滥用,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AAD) 近几年来明显增多, AAD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消化科医生的关注。大量应用抗菌药物可扰乱肠道正常菌群, 使肠道的微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造成肠道的相关病理改变及出现腹泻、腹痛、腹胀等临床表现。临床上AAD的治疗多采用综合治疗, 其中补充益生菌是促进肠道微生态环境平衡重要的一环。本文就整肠生的治疗效果进行了探索、评价,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2008年—2010年住院及门诊轻中度AAD患者60例, 男40例, 女20例, 年龄25岁～78岁, 平均年龄51岁。腹泻前所患基础疾病:上呼吸道感染15例, 支气管肺炎13例, 急性胆囊炎7例, 泌尿系感染14例, 手术后11例。腹泻前所用抗生素有头孢克肟、头孢哌酮、头孢氨苄、头孢呋辛、氧氟沙星、阿莫西林、氨苄青霉素、克林霉素、罗红霉素等, 其中口服40例, 静脉用药20例。应用抗菌药物后发生腹泻时间, 最短3 d, 最长28 d, 平均11 d.将上述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种、病情严重程度、应用抗菌药物天数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1.2 病例入选标准
近期曾用或正在应用抗菌药物, 出现腹泻 (≥3次/24h) , 可伴大便性状改变, 如水样便、血便、黏液脓血便或见斑块状伪膜, 可合并下列情况之一:发热≥38℃, 腹痛或腹部压痛, 周围血白细胞升高。排除慢性肠炎急性发作或急性胃肠道感染及非感染性原因引起的腹泻[1]。
1.3 方法
(1) 全部病例确诊后立即停用原有抗菌药物, 对所有患者进行粪便菌培养。60例患者粪便常规细菌培养均为阴性, 厌氧菌培养有5例培养出难辨梭状芽孢杆菌,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应用替硝唑0.5 g, 每天2次, 口服治疗1周。所有患者给予营养支持治疗, 包括调整饮食,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肠黏膜保护及解痉、收敛、止血治疗。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用整肠生胶囊 (地依芽孢杆菌活菌胶囊) 2粒, 每天3次, 总疗程14 d. (2) 观察指标:a) 评估从服药开始到腹泻停止时间, 以天计算, 腹泻停止指12 h无大便或连续2次正常大便;b) 评估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情况;c) 观察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1.4 疗效判定标准
排便次数恢复正常, 粪便性状正常, 排便无不适感, 无里急后重或腹部疼痛, 结肠镜检查发现黏膜大致正常为显效;症状改善, 但未能恢复正常水平或结肠镜黏膜轻度炎症为有效;症状无好转或加重, 内镜检查结果无改善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腹泻缓解情况
治疗1周时, 治疗组18例腹泻停止, 对照组15例腹泻停止, 治疗2周后腹泻缓解情况见表1.
χ2=4.32, P<0.05, 2组腹泻缓解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2.2 总体疗效评价见表2.
χ2=4.71, P<0.05, 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2.3 内镜复查结果
疗程结束后, 大便常规培养和厌氧菌培养均为阴性。38例患者接受了内镜复查, 治疗组18例, 对照组20例, 显效率分别为55% (10/18) 和50% (10/20) , 无效率分别为16% (3/18) 和25% (5/20) 。
2.4 药物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1例患者出现便秘, 经饮食调理后缓解。
3 讨论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大多发生在应用抗菌药物治疗5 d～10 d, 也可早至数小时或迟至停药后3周～4周, 以氨苄青霉素、克林霉素、头孢菌素最为常见。联合使用抗菌药物比单一使用抗菌药物发生率更高, 口服比静脉用药更易发生。该病起病急, 病情进展迅速, 临床表现腹泻最突出, 出现稀便、黏液便, 严重时出现水样便, 每天多达10次以上, 部分患者排出大便中含有斑块状伪膜, 腹痛、里急后重、恶心、呕吐、发热较为常见[2]。应用抗菌药物及腹泻、大便性状改变是重要的诊断依据, 大便涂片或细菌培养发现菌群失调或优势菌生长, 肠镜检查见肠壁水肿、出血或见到斑块状伪膜有助于诊断的确立。
抗菌药物导致腹泻的机制为肠道菌群失调而致病[3], 因此其治疗的关键为恢复肠道的正常菌群及肠道微生态环境的平衡。首先停用原抗菌药物, 必要时选用优势菌抑制药物, 其优势菌常为厌氧的艰难梭菌, 可以应用替硝唑、万古霉素等。然后采用综合治疗, 除给予营养支持疗法外, 调整肠道内菌群失调是治疗的关键[4]。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口服活的益菌剂促进肠道的菌群平衡, 这些制剂包括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地依芽孢杆菌、枯草杆菌、肠球菌、大肠杆菌等。
整肠生为地依芽孢杆菌的活菌制剂, 每粒0.25 g含地衣芽孢杆菌2.5亿, 其进入肠道对葡萄球菌、酵母菌等致病菌有拮抗作用, 而对以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消化链球菌有促进生长作用, 从而可调整肠道的菌群失调。整肠生尚可使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质杀灭致疡菌, 此外, 可通过产生肠道的乏氧环境, 有利于厌氧的肠道原籍菌的生长繁殖, 恢复肠道的微生态平衡。我们采用整肠生治疗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腹泻缓解率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显示其对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有较好的疗效。并且该制剂安全可靠, 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仅个别患者有便秘发生, 常于大剂量应用时出现, 经饮食调理可自行缓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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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2
【摘要】 随着我院科学技术力量的进步与发展，抗生素的种类与数量与日俱增，随着长期大量的使用抗生素，使病原菌对抗生素产生耐用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自2008年起，在医院领导的大力倡导及相关科室的积极支持下，药剂科一直在做控制使用抗生素的相关工作。目前，主管部门已经制定出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这将更有效的遏制抗生素滥用的现象，国家卫生部已组织医学专家制定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同时还建立了评估医院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指标，以及推进抗菌药物合理用药调查和病原菌耐药监测工作。
【关键词】 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使用率；抗生素排名；病历点评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11.701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6705-01
1 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我院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我院开放床位数为907位，下半年出院人数为19858次，每月平准出院人次为3309次，平均住院天数8天，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比例为49%，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比例为31%，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比例为26%，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比例为3%，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为33DDD，住院患者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为17DDD，住院患者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为15DDD，住院患者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为2DDD，抗菌药物品种数（个）（按通用名计算）50个，抗菌药物品规数（个）（按实际采购和使用规格计算）62个，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品种数（个）（按通用名计算）31个，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品种数（个）（按实际采购和使用规格计算）27个，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品种数（个）（按通用名计算）7个，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品规数（个）（按实际采购和使用规格计算）6个，抗菌药物使用金额（元）7966827.32元，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占抗菌药物使用金额的比例46%，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占抗菌药物使用金额的比例42%，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占抗菌药物使用金额的比例8%。
2 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病历点评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预防性用药时间与手术切口类型不相符，药物选择依据不足（没有做培养及药敏实验）；更换药物依据不足（更换药物不按药敏及培养结果来确定）；用药目的不明确（治疗性用药与预防性用药不明确，治疗性用药缺乏感染诊断）；病历中使用抗生素分析不全（分析用药与实际用药不相符）；习惯性用药情况比较严重。
3 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
3.1 抗菌药物使用原则 医疗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因地制宜，制定抗生素的使用标准，实现安全、有效地使用抗生素。
3.2 正确使用抗生素，必须先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标志必须是一种细菌感染，并有明确的感染部位，感染的症状和感染的诊断。
3.3 病原体检查，选择细菌敏感性高的药物，根据细菌药敏概况药物的选择，考虑细菌耐用性，尽可能使用抗菌谱窄的抗生素。
3.4 注意合理的药物配伍，避免频繁换药，合理使用控制抗生素剂量，持续时间和药物治疗，根据不同的感染情况进行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使血药浓度达到有效的抑菌浓度。
3.5 抗生素使用应遵循预防性使用的原则 外科手术抗生素预防性使用以防止操作中可能发生的细菌感染及术后感染。内科系统在预防疾病、风湿热、细菌性心内膜炎和一些传染性疾病密切联系的预防，为老年人、儿童、糖尿病患者、粒细胞减少、免疫力低下的应给予预防用药。
4 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几个原则
加强对抗生素的应用管理，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4.1 建立由高年资人员组成的抗生素管理小组和指导小组。
4.2 加强抗生素的使用及细菌耐药性的监测工作。
4.3 加强对医院内部感染的控制措施。
参考文献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1月-2015年11月入院治疗的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患者84例, 均符合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诊断《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2]。所有患者均长期应用三代头孢或左氧氟沙星或更高级别的抗菌药物;其中重症胰腺炎19例, 胆系感染15例, 自发性腹膜炎3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腹泻, 3~30次/d, 以水样便、腹痛居多, 发热35例, 脓血便32例;大便细菌涂片均为异常, 其中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生长2例;均对用药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2例。观察组中男24例, 女18例, 年龄15~82 (49±5) 岁。对照组中男25例, 女17例, 年龄18~79 (47±5) 岁。2组患者性别、年龄、临床表现、临床检验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停用或更换为药敏实验敏感的抗菌药物, 停用其它抗炎、抗过敏等药物。对照组给予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 (金双歧,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g口服, 每天3次;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胶囊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0.5g口服, 每天2次。2组均以14d为1个疗程。
1.3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症状、体征消失, 大便镜检结果阴性, 大便细菌涂片染色分类基本正常为治愈。否则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腹泻、腹痛、发热改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治疗3、5、7、14d时的治愈率均高于同期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是指应用抗菌药物后继发腹泻, 为较常见的不良反应, 其发生率视不同抗菌药物而异, 约为5%~39%[3]。抗菌药物使用时间越长, 联合使用抗菌药物种类越多, 腹泻发生率越高, 广谱抗菌药物使用的级别越高, 发生腹泻的危险性也越高, 年龄越大, 基础疾病越多, 腹泻发生的风险也越高[4]。本组所选病例, 均应用级别较高的抗菌药物且时间较长。金双歧含有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酸菌、嗜热链球菌, 口服直接补充肠道内正常菌群, 通过磷脂酸与肠黏膜上皮细胞相互作用而密切结合, 与其它厌氧菌一起共同形成生物学屏障, 阻止潜在致病菌及其毒素对肠黏膜上皮细胞的粘附, 提高上皮细胞的防御能力, 而其代谢产物如小分子酸、过氧化氢等活性物质, 降低肠道p 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 形成化学屏障, 阻止致病菌、条件致病菌的入侵。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胶囊可以直接补充正常生理菌丛, 抑制致病菌, 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抑制肠源性毒素的产生和吸收, 达到调整肠道内菌群失调的目的。临床有报道, 金双歧能有效地预防轻中度急性感染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的发生[5]。本组采用金双歧联合应用枯草杆菌二联菌治疗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较单独应用金双歧效果更好, 明显缩短了缓解症状的时间, 提高了临床治愈率。综上所述, 金双歧联合应用枯草杆菌二联菌治疗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效果显著, 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摘要：目的 观察益生菌联合应用治疗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患者84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2例, 对照组给予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 (金双歧) 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胶囊治疗, 比较2组腹痛、腹泻、发热缓解时间及各时间段治愈率。结果 观察组腹泻、腹痛、发热改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治疗3、5、7、14d时的治愈率均高于同期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益生菌联合应用治疗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疗效显著。
关键词：微生态,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胶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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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自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收治我院的180例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患者, 其中包括男患者98例, 女患者82例, 年龄分布为9个月~82岁, 平均年龄为 (44.4±15.9) 岁。
1.2 治疗方法:
对180例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其使用抗菌的药物种类、不良反应发生的表现及部位、药物的使用方式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等多方面资料, 应用Pe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各类不良反应表现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用资料数据应用Excel表格进行录入, 采用SPSS 14.0统计软件包对其进行分析, 分析方法应用Person相关性分析, 优良率对比采用卡方检验, 配对样本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一般情况及导致不良反应的药物种类的构成比例:
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而导致98例 (54.4%) 患者发生不良反应, 其中由喹诺酮类药物引起不良反应者最常见, 多达50例 (51.0%) ;第二位的为β-内酰胺类抗生素, 可达28例 (28.6%) , 具体情况见表1。
2.2 药物不良反应部位及不合理使用表现形式:
不良反应的主要发生部位为皮肤及软组织, 共55例, 约占56.1%, 第二位的为消化系统, 共28例, 约达28.6%, 中枢神经系统3例, 约占3.1%, 心血管系统9例, 约占9.1%, 其余部位3例, 占3.1%。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形式主要包括:用药时间过长、药液浓度过高、滴速过快、剂量过大等[2]。见表2。
2.3 药物不合理使用方式与不良反应表现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性分析后得出, 与不良反应显著相关的为药物的滴速过快、剂量过大、给药时间过长、药液浓度过高等因素 (P<0.05) 。
3 讨论
近几年来, 临床上关于应用药物造成不良反应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各个媒体频频报道[3], 而其中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为抗菌药物。在袁氏的报道中, 有数据证实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占总体药物不良反应的47.94%, 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而引起不良反应者有100余例, 占到总体的50%以上, 还有前人的研究结果证实, 药物发生不良反应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频率多及使用量过大造成的[4]。因为在医院的用药过程中, 抗菌药物的使用频率最多且使用剂量最大,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5]。另外, 由于制药事业的飞速发展, 各种新型抗菌制剂飞速涌现, 临床工作人员对这些新药的使用尚缺乏科学全面的认识, 造成用药时出现药液浓度过高、给药时间过长、剂量过大滴速过快、等不良现象, 在增加患者住院费用负担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的不良反应的发生, 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6,7]。因此, 对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相关性研究很有临床必要及价值。
在本文中, 笔者通过对收治在我院的180例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研究抗菌药物的各类不良反应表现与不合理使用方式的相关性, 发现在引起患者诸多不良反应的抗菌药物中, 喹诺酮类药物最常见, 多达50例 (51.0%) ;第二位的为β-内酰胺类抗生素, 可达28例 (28.57%) 。这均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β-内酰胺类抗生素和喹诺酮类药物的品种多且应用范围广, 因此比较受临床医师的偏爱[8]。另外, 不良反应的主要发生部位为皮肤及软组织, 约占56.5%, 第二位的为消化系统, 约达29.0%。由于这些部分的临床症状较典型, 易于察觉, 相反不合理应用药物对于肝脏、肾脏及血液系统的损害则往往较隐匿, 不易被医疗人员及患者察觉, 故结果显示其发生率低。但由于这些部位不良反应的隐匿性, 临床工作人员应对患者进行密切观察, 以防漏诊误诊的发生。对进入研究的180例患者经Pe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 与不良反应显著相关的为药物的滴速过快、剂量过大、给药时间过长、药液浓度过高等因素 (P<0.05) 。证明在临床应用抗菌药物之前, 工作人员应认真评估药物使用时间、使用剂量及用药浓度, 准确合理的控制输药的速度, 确保药物的安全使用。
总结而言,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是目前造成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主要原因, 故应加强药物合理使用的管理,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医院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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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5
关键词：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合理用药
药品不良反应 (ADR) 系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1], 是由药品固有特性所引起, 任何药品都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抗菌药是各种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性疾病的最主要的治疗药物, 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成为引发ADR的一类主要药物。笔者对我院2007-2013年收集上报的138例抗菌药ADR进行整理, 分析其发生特点和规律, 为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抗菌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从我院2007-2013年度收集上报的238例ADR报告中, 抽取涉及抗菌药所致的ADR 138例, 占总例数57.98%。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 利用Excel软件分别对患者年龄、性别、过敏史、给药途径、ADR发生时间、主要涉及的抗菌药种类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根据2010年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和《新编药物学》 (第17版) 进行抗菌药物分类。
2 结果
2.1 性别、年龄分布
138例ADR中, 男66例, 女72例, 比例为1∶1.09;年龄4个月~86岁。见表1。
2.2 ADR与药物过敏史
138例ADR中, 有药物过敏史22例 (15.94%) , 家族过敏史4例 (2.9%) , 其他均为无或不详。
2.3 ADR类型、评价及结果
138例ADR报告类型为一般127例 (92.03%) , 新2例 (1.45%) , 严重9例 (6.52%) , 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药物ADR因果关系判断标准进行关联性评价, 肯定15例 (10.87%) , 很可能117例 (84.78%) , 可能4例 (2.90%) 。这些ADR病例经发现予立即停药或采取措施治疗后, 治愈117例 (84.78%) , 好转21例 (15.22%) , 无后遗症和死亡病例。
2.4 ADR与给药途径
静脉滴注给药130例 (94.20%) , 口服给药5例 (3.62%) , 静脉注射2例 (1.45%) , 雾化给药1例 (0.73%) 。
2.5 ADR与给药时间
ADR发生时间在首次用药过程最多, 其次是用药当天, 见表2。
2.6 ADR涉及的药物种类及发生频率
138例ADR中涉及药物9类计22种。ADR发生率居前三的是头孢菌素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喹诺酮类和林可霉素类并列第三, 头孢菌素类中头孢呋辛引发的ADR最多, 占总例数17.39%, 其次是克林霉素、头孢他啶。见表3。
2.7 ADR主要临床表现
报告类型为一般的ADR累及器官以皮肤及附件损害多见, 临床表现为全身或局部皮疹、皮肤潮红伴瘙痒, 其次是消化系统损害, 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 此外还有神经系统损害和心血管系统损害, 表现为眩晕、头痛、耳鸣、心悸、胸闷等。严重不良反应9例, 主要临床表现见表4。
2.8 ADR与药物间相互配伍
138例ADR中, 仅使用一种抗菌药的61例 (44.21%) ;其余合并用药77例 (55.8%) , 其中联合使用抗菌药39例 (50.65%) 。
3 讨论
3.1 重视特殊人群的安全用药
本次调查中, ≤6岁患儿ADR所占比例较高 (23.91%) , 由于儿童药物代谢酶分泌不足或缺少, 肝肾功能发育尚未完善, 对药物的清除能力差, 且对药物的敏感性较高, 细菌感染性疾病使用抗菌药后易发生ADR。而18~40岁年龄段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 与吴振波等[2]的报道一致, 该年龄段是女性月经生理周期、育龄及妇科疾病高发时期, 女性体质变得敏感, 对药物敏感性增加。≥60岁的患者由于生理器官慢慢衰退, 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功能均有所减退[3], 加上因患有多种慢性疾病需长期或终身服药, 联合用药情况复杂, 药物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几率增高, 从而导致ADR增加。上述特殊人群用药时必须特别关注, 通过选用低毒药物, 注意剂量的调整, 合适的给药途径, 尽量避免联合用药, 给药过程密切监控, 一旦发生不良反应立即停药, 避免或减少ADR的发生。
3.2 选用合适给药途径, 谨慎联合用药
138例ADR报告中静脉滴注给药>90%, 远高于其他给药途径, 且从ADR发生时间看, 首次用药过程ADR发生率最高, 提示用药过程ADR监控的重要性。由于静脉给药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 备受临床医师和患者的青睐。而静脉给药的p H值、微粒、内毒素、浓度、配伍等均是引发ADR的重要因素[4], 消毒不严、操作不当以及滴速过快也会引起输液不良反应[5], 因此, 提倡尽量减少静脉给药, 多采用口服给药的方式。合并用药ADR发生率占多数, 其中联合使用抗菌药表现较突出。缺乏安全用药信息和药物配伍相互作用知识是导致不合理配伍的主要原因[6], ADR的发生率可随用药种数的增加而增加[3]。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临床疗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而配伍不当, 会导致临床用药安全性降低[7]。
3.3 详细询问过敏史, 正确选择药物品种
本调查中, 由头孢菌素引起的ADR居首位 (占39.87%) 。头孢菌素是临床使用频率最广的一类抗菌药, 与青霉素类药呈现不完全的交叉过敏反应, 一般来说, 对青霉素过敏者约有10%~30%对头孢菌素过敏, 而对头孢菌素过敏者绝大多数对青霉素过敏, 需要警惕[8]。头孢菌素之间同样存在交叉过敏反应, 敏感体质者较多见。以报告中存在不合理选药为例, 例1:患者有头孢曲松过敏史, 因急性支气管炎静脉滴注头孢哌酮舒巴坦, 用药第2天在输液过程出现过敏性休克;例2:患者对头孢西丁和酒精过敏, 因急性咽炎、支气管炎静滴注射用阿莫西林舒巴坦 (皮试阴性) 后出现皮肤过敏反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头孢菌素类禁用于对任何一种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有过敏史的患者[9], 因此用药前应详细询问药物过敏史, 结合临床指征和细菌药物敏感试验正确选择药物品种, 减少ADR的发生。
3.4 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确保安全用药
医师在临床诊疗中, 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合理使用抗菌药, 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 方有指征应用抗菌药物, 对单一药物可有效治疗的感染, 不需联合用药。选用药物前应尽早查明感染病原病种类及细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用合适抗菌药物, 并注意用药个体化, 而不应盲目追求高疗效高利润选用昂贵、高级别的抗菌药。
4 结论
ADR监测是新药上市后再评价的重要依据, 是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及保障公民用药安全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医师、护师和药剂师作为医疗机构ADR的监测主体, 在医疗服务中应加强对ADR的防范意识, 尽可能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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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宾阳县妇幼保健院2012年1月至4月 (A组) 及2012年8月至11月 (B组) 的Ⅰ类手术切口出院病历进行调查分析。见表1。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和对比分析, 对上半年的I类手术切口使用抗菌药的切口感染率与下半年不使用抗菌药的切口感染率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结果评价Ⅰ类手术切口使用抗菌药有无必要。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比两组切口使用抗菌药物率和感切口染的发生率,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即有差异性,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即无差异性。
2 结果
2.1 两组使用抗菌药物情况:A组使用率为48.93%, B组使用率为0%, A组使用抗菌药物率明显高于B组, P<0.01。见表2。
2.2 两组发生切口感染情况:
A组切口感染发生0例, 发生率为0.00%, B组切口感染发生0例, 发生率为0.00%, A组切口感染率明显与B组相同, P=1。见表3。
3 讨论
3.1 外科手术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是为了防止切口感染, 担心切口感染后引来的纠纷, 也成为医师使用抗菌药物的心理因素。
按照2004年卫生部出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1], 清洁手术时, 手术野无污染, 通常不需要预防用抗菌药物。但至2011年大多数医师仍未能改变旧习惯, 如王永玲等[2]报道的324例清洁手术预防用药率达100%。张振才等[3]报道的52例清洁手术预防用药率也为100%。为贯彻落实《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卫办医政发[2011]56号) , 我院制订措施, 限制Ⅰ类手术使用抗菌药物后, 2012年上半年仍有近半的Ⅰ类手术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切口感染, 2012年下半年将措施上升到与绩效挂勾的高度, Ⅰ类手术使用抗菌药物切口感染的比例最终下降。
3.2 A组有48.
93%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切口感染, B组未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切口感染, 而一年中我院Ⅰ类手术切口的感染发生率为0.00%, 说明Ⅰ类手术不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切口感染, 也不发生切口感染。Ⅰ类手术使用抗菌药物与切口感染无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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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13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所有清洁手术 (即Ⅰ类切口) , 涉及普外科、骨科、心外科、神经外科、肝胆外科、血管外科和泌尿外科, 主要包括甲状腺切除术、乳腺癌根治术、腹股沟疝修补术、骨科手术、颅脑手术、心脏冠脉搭桥术、心脏瓣膜置换术、肾脏肿瘤切除术和肾上腺切除术等。
1.2 评价标准及方法清洁手术的判定及分类参照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2006 年颁布的《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指南》[1]。切口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 的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2001 年颁发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 试行) 》[2]。按月份分别统计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 软件包, 以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 进行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及散点图评价。
2 结果
2013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清洁手术合计7255 例。其中, 男性患者3469 例, 女性患者3786 例。最小年龄1 岁, 最大年龄97 岁, 平均年龄 (m±SD) (52.92±17.20) 岁。2013年和2014 年清洁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切口感染率 ( 见表1) 。
为便于统计分析, 现将清洁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及切口感染率分别进行以10 为底的对数转换 (lg) 。转换后的数据 ( 见表2) 。
以抗菌药物使用率对数值为X轴, 切口感染率对数值为Y轴, 绘制散点图。其中, VAR00003 为抗菌药物使用率对数值, VAR00004 为切口感染率对数值 (见图1) 。
以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 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下。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对数转换前, Pearson相关系数r=0.196, P=0.36>0.05。对数转换后, Pearson相关系数r=0.069, P=0.75>0.05。结果表明, 无论对数转换与否, 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均无相关性。从散点图也可以看出, 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无相关性。换句话说, 降低清洁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 并不导致切口感染率上升。
3 讨论
清洁手术 (即Ⅰ类切口) 是指手术未进入炎症区, 未进入呼吸、消化及泌尿生殖道, 以及闭合性创伤手术符合上述条件者[1]。据Cruse统计, 清洁切口感染发生率为1%。总体上看, 本院清洁手术切口感染率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由于清洁手术切口感染率较低, 围手术期是否需要预防使用抗菌药物, 预防用药能否明显获益, 存在广泛争议。
1 项双盲的随机对照研究 (RCT) 表明[3], 腹股沟疝修补术中, 试验组 (头孢唑林) 切口感染率为5%, 空白对照组切口感染率为7%,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然而另1 项纳入7个RCT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4], 行开放式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患者, 术前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能有效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和表浅手术部位感染率, 但并不能降低深部手术部位感染率。2012 年发表的1 项meta分析显示[5], 对于乳腺切除术, 术前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可明显降低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另1 项研究显示[6], 乳腺癌具有腋窝引流的患者, 术前预防应用抗菌药物可明显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对256 例微血管乳房重建术回顾性研究显示[7], 术后超过24 小时预防用抗菌药并不能降低切口感染率。
导致术后切口感染的危险因素很多, 如营养不良、年龄、不恰当的抗菌药预防用药、恶性肿瘤、腹腔引流以及切口类型等。1 项前瞻性研究表明[8], 患者年龄、手术时间以及术后留置引流装置与术后切口感染高度相关。另1项大样本回顾性研究表明[9], 手术时间的长短是导致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手术时间每增加30 分钟, 术后感染率呈线性增加近2.5%。对3284 例皮肤外科手术研究显示[10], 术后切口感染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头颈部以及指端手术、老年患者、术前切口状态以及手术者熟练程度等, 没有危险因素的清洁手术无须预防用药。对1276 例泌尿外科清洁手术进行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11], 只有手术时间与ASA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小时esiologists score) 评分与术后感染密切相关, 单剂量预防用抗菌药物可有效预防围手术期感染。
对本院2013 年和2014 年清洁手术回顾性研究表明, 抗菌药物使用率与切口感染率无相关性。换句话说, 降低抗菌药物使用率, 并不导致切口感染率上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 一般清洁手术若无高危因素无须预防使用抗菌药物,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清洁手术, 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可有效降低切口感染率, 但术后过长时间预防用药也无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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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细菌耐药性监测
2011—2013年病原菌分离和药敏试验结果从该院检验科细菌室获取。菌株鉴定采用Vitek-32型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药敏试验采用琼脂扩散法敏感试验 (K-B改良法) 和MIC法, 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和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药敏判断标准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SI) 标准执行。
1.2 抗菌药物应用
利用该院HIS系统调出2011—2013年抗菌药物消耗资料, 限定日剂量 (defined daily dose, DDD) 根据《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抗菌药物分类及规定日剂量》。用药频度 (DDDs) =某药品消耗总量/该药的DDD值。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法, r为正值代表正相关, r为负值代表负相关, 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0.8为强相关, <0.3为弱相关;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原菌的分布情况
2011—2013年共分离革兰阴性病原菌3021株, 3年各分离的病原菌所占比例均无变化, 见表1。2.2抗菌药物消耗量及排序情况2011年的抗菌药物DDDs为255456, 2012年为193345, 2013年为155024, 呈逐年下降趋势。排名前15名的抗菌药物的剂型均为注射剂。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呋辛及依替米星排名及用量占比无明显变化, 头孢硫脒、头孢吡肟及氨曲南排名及用量占比减少, 头孢他啶和头孢西丁排名及用量则增多, 见表2。
2.3 2011—2013年细菌耐药率变化与抗菌药物消耗量变化的相关性
大肠埃希菌耐药率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庆大霉素及磺胺甲恶唑的消耗量呈正相关, 而与头孢吡肟及亚胺培南的消耗量呈负相关;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与头孢西丁、头孢他啶及庆大霉素的消耗量呈正相关, 而与哌拉西林及环丙沙星的消耗量呈负相关;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与头孢吡肟及庆大霉素消耗量呈正相关, 而与哌拉西林、美洛培南、阿米卡星及环丙沙星消耗量呈负相关, 见表3。
注:“-”表示无相应数据, *表示P<0.05
3 讨论
从抗菌药物总量上看, 由于从2011年开始实施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 我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奖惩措施, 经过几轮PDCA持续质量改进[1], 抗菌药物从2011年DDDs的255456下降到2012年DDDs的193345, 再到2013年DDDs的155024, 2年累计下降39%, 也说明了有效行政干预对抗菌药物消耗影响明显。此次统计排名前15名的抗菌药剂型均为注射剂。头孢哌酮舒巴坦3年均居抗菌药物DDDs之首, 头孢菌素+酶抑制剂是为克服细菌对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的耐药性而开发的, 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头孢菌素类抗菌药联合, 充分发挥原有抗菌药的抗菌活性, 提高治疗效果。头孢呋辛及依替米星排名及用量占比无明显变化, 头孢硫脒和氨曲南排名及用量占比明显减少, 原因在于对清洁手术围术期预防用抗菌药进行了有效干预[2], 头孢硫脒和氨曲南的外科用量也逐渐减少, 同时我院对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实行会诊制度, 头孢吡肟使用量也明显减少。
鲍曼不动杆菌对各类抗菌药耐药率呈上升趋势, 大肠埃希菌对三四代头孢耐药率呈上升趋势, 铜绿假单胞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呈上升趋势, 其他趋势均不明显。常见革兰阴性细菌耐药性结果显示, 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其对革兰阴性菌有较强的抗菌活性。我院2013年耐药率检测显示,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均在60%以上, 高于国内相关报道[3], 根据2012中国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诊治与防控专家共识, 对多数抗菌药物耐药率≥50%, 应尽量根据药敏结果选用敏感药物[4]。对于可能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患者, 经验用药首选头孢哌酮舒巴坦, 利用其内酰胺酶抑制剂舒巴坦对不动杆菌属细菌具抗菌作用。铜绿假单胞菌是医院获得性感染常见致病菌, 其耐药率高, 耐药机制复杂, 所致感染可选择的抗菌药物少, 可根据药敏结果选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霉烯类, 严重感染可联用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肺炎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耐药率<30%, 与省内同类研究相同[5]。阴沟肠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西丁的耐药率较高, 在2013年均达到100%。本研究表明, 各种革兰阴性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碳青霉烯类具有超广谱、极强的抗菌活性, 对β-内酰胺酶高度稳定性, 均为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医院使用需要申请且组织会诊, 门诊不能开具碳青霉烯类药物, 因此我院用量大量下降, 虽耐药率有一定上升, 但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研究表明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广泛耐药, 可选药物较少[6]。由于阿米卡星对耳、肾及神经肌肉阻滞等毒副作用, 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除鲍曼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耐药率从2011年的23.3%上升到2013年的70.1%, 其他均无显著升高。与本研究不同的是, 台湾地区一项长达13年的研究显示, 环丙沙星使用与主要革兰阴性菌耐药率有正相关性, 其中与大肠埃希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呈显著正相关[7]。
综上所述, 虽然细菌耐药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本研究显示抗菌药物的使用正在持续改变某些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细菌耐药性的增加又会加重所谓“最后一道防线”的超广谱抗菌药物的消耗量, 有必要对临床医生和医院管理者进行宣传和反馈, 使临床更加合理且有针对性的选择抗菌药物, 防止或减少细菌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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