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价水平（精选7篇）
议价水平 篇1
议价水平的高低是体现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标准。当前, 商业银行部分机构议价水平较低, 深刻影响着其价值创造机能, 如何提高议价水平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课题。
一、商业银行议价现状
(一) 差别化议价意识已经确立
存贷款利率放开后, 在贷款定价机制的设计上, 各商业银行更多地考虑贷款的风险、资金成本和目标收益, 进一步完善差别风险定价制度, 执行浮动利率贷款的比重明显提高。存款利率浮动相对落后但也日益活跃。
(二) 资产业务
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的议价谈判中, 对于大中型企业处于弱势, 对于小微型企业则处于绝对强势, 对于外资企业处于绝对弱势, 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处于相对弱势, 对于民营企业处于强势。
(三) 负债业务
对于批量化资金议价谈判处于弱势, 对于零散性资金处于强势;对于原始存款处于弱势, 对于派生存款处于强势;对于财政性存款处于弱势, 对于企业存款处于强势。
(四) 产品结构
对于传统型产品处于弱势, 对于新产品处于强势;对于单个产品处于弱势, 对于产品组合处于强势。
二、影响商业银行议价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一) 外部因素
1. 逆向的信息不对称。
一般来说, 在市场交易中, 信息不对称的形式是卖方相对于买方占有信息优势。然而在我国特殊的金融环境和法制环境下, 商业银行反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客户对一家银行信息的掌握往往就能扩展到对几家银行信息的掌握, 单个商业银行却无法充分掌握客户的信息, 而出于竞争的需要, 商业银行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客户信息交换和共享, 于是出现了逆向的信息不对称, 即买方占据信息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客户对银行的信息掌握比较充分, 如客户非常清楚商业银行对交易产品的价格水平、盈亏幅度和供给弹性;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对客户信息掌握的相对短缺, 从而商业银行无法真正了解客户的价格承受度和需求弹性。客户利用这种逆向的信息不对称, 实施信息讹诈, 操作商业银行之间的价格恶性竞争。
2. 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
利率市场化后, 客户筹资的渠道、方式将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 就贷款而言, 不同的银行会按自身的成本提供配套服务的内容、市场状况、客户信誉提出各自的利率水平, 这就为企业的选择提供了条件, 不至于产生贷不到款的现象, 仅仅是资金的价格不同。即使是银行认为不适宜放贷的企业, 也能通过存在大量风险投资者的金融市场获取所需资金, 企业筹资行为的主动性大大增强。
3. 金融脱媒步伐加快。
利率市场化大大促进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 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间接金融市场也面临着证券、信托、保险业的蚕食。更多的企业选择通过股票、债券、信托等手段进行直接融资, 商业银行主要金融中介的重要地位在相对降低。
4. 同业趋同性相当普遍。
目前, 我国的商业银行趋同性相当普遍, 包括金融产品趋同、金融工具趋同、经营方式趋同和营销手段趋同等。这些趋同性的存在和产品定价的不规范性决定了商业银行在同业竞争中竞争方式的单一性, 在争取优质市场资源时, 必然以议价让步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
(二) 内部因素
1. 营销人员价格谈判的技术性短缺。
一是对议价水平的内涵理解不清。强调议价水平不是单纯地要求高区位要价, 也不是无节制地运用价格优势营销, 而是要做到进退有据。二是缺乏对客户“软信息”的敏感性。“软信息”是指无法从企业财务报表等正式的、书面的文件中体现的信息。三是对价格谈判的意识不够, 鼓励了客户的要价积极性, 加大了商业银行价格谈判的难度。
2. 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一些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引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消极态度。一是引发部门利益的博弈行为。单独的业务部门承担着各自的经营指标, 而这些指标一般只核定业务发生量而不核定成本, 资源配置也是根据发展速度或增量确定。因此, 各业务部门通过降低价格追求业务指标的快速发展和高位运行, 从而鼓励低价营销行为。二是促使个别营销人员产生功利性心态。由于绩效考核的不严密性, 即使抢占议价优势也不能获得相应的绩效评价, 促使营销人员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追求短平快的效果, 攻取一个客户立竿见影的途径就是压低价格。
3. 产品结构的低端化。
从品种看, 创新品种少、借鉴性强、效益低;以数量而言, 提供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只有约300个, 而国外商业银行则有2万多个品种。我国金融产品创新多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 是一种吸纳型创新, 缺乏自主创新的金融产品, 且容易与金融市场需求脱节, 难以形成议价弹性。此外, 我国银行业的管理体制框架使新设计出来的金融产品往往得不到强力推广, 也影响了金融产品的议价弹性。
4. 授权机制的约束。
国有大银行内部授权、转授权机制比较复杂, 尤其是议价谈判中的授权管制较严格, 拥有议价权的管理者一般不参与一线营销, 而处于一线营销的机构和员工不具备充分的授权。营销谈判中经常出现一边议价谈判, 一边请示授权的现象。
三、商业银行提高议价水平的措施
(一) 最大限度克服逆向的信息不对称
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 价格谈判中, 谁掌握的信息更真实、全面, 谁就越能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克服逆向信息不对称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猎取客户和同业的信息, 做到三个心中有数, 即对客户的金融依赖度和价格承受水平心中有数、对竞争对手的报价区间心中有数、对自身产品的特点心中有数。要想真实地获知客户的金融依赖度, 商业银行不应仅拘泥于企业正式文件披露的信息, 更应该通过以客户关系为导向的灵活管理办法来获取“软信息”。对客户价格承受水平心中有数就是防止要价太高逼退客户, 又要防止要价太低造成利润流失。对竞争对手的报价区间心中有数就是防止客户利用信息不完全的机会诈取价格让步。对自身产品心中有数就是要求营销人员对客户所需求的、自己所营销产品的效能充分了解, 不但要了解其有利的方面, 为价格谈判加分。还要了解其不利的方面, 及时规避。还要了解产品的边际盈利点。
(二) 从结构中寻求价格的总体平衡
提高议价能力, 要打破不分客户、不分区域、不分时段、不顾客户需求简单统一的定价模式, 按照客户贡献度和风险以及业务性质差别化制定价格。商业银行在正常的经营中必然存在价格不等的交易行为, 只要能够达到赢利水平的综合平衡就能实现议价水平的不断提高。
1. 从不同客户之间寻找价格水平的综合平衡。
一般来说, 综合贡献度高, 需求弹性较大的客户, 议价能力较强, 有时候, 银行必须通过议价让步达成交易。但从这里流失的价格收益可以从需求弹性小、对银行依赖度高的客户那里寻找回来。对于较优质的大客户, 由于竞争激烈, 不降低价格无法赢得客户, 可以适度压缩价格。而对于中小客户或新兴市场客户, 银行就有较大的价格谈判优势, 可以弥补从大客户那里流失的价格利益。
2. 在同一客户不同经营期间寻找价格水平的综合平衡。
这就要求银行充分掌握客户的经营周期, 根据客户的经营周期动态实施议价措施。如果当期银行处于价格劣势地位, 而预期将来的价格谈判地位会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则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 当期做出适度的价格让步换取远期的高额收益。
3. 通过产品组合追求综合价格平衡。
如果所有的产品都实行高位定价, 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较差, 如果根据客户的敏感度采取差别定价, 那么就有可能低定价的产品收益从高定价的产品中等到弥补, 即通过低定价产品吸引客户, 利用高定价产品获取收益。对于忠实度可塑的客户, 即使我们在一些产品上让度一些价格, 也可以通过其他产品增加价格来弥补, 来达到提高议价能力的目的。
(三) 通过产品创新提升议价能力
在金融营销过程中, 新产品的议价能力比较强, 同时新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也相对较高, 客户接受价格的意愿较强。新产品的推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快”, 新产品的推出必须快于同行业, 而且必须与客户需求一致;二是“准”, 新产品的推出必须以有效的市场需求为基础;三是“紧”, 产品的研发应有连贯性, 提高客户粘附度。
(四) 风险创造价格
价格水平与风险度成正比, 追求高议价水平, 商业银行需要有承受高风险的准备。价格与收益, 与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价格越高意味着收益越大, 而风险也必然较大。因此, 提高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银行仍可以获取高价格收益, 即收益覆盖风险。当然承受风险不等于盲目承担风险, 而是进行主动的风险经营, 通过风险经验创造收益。
(五) 健全议价水平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绩效考核和资源配置方面与议价水平联系, 议价水平较低于平均值的, 相应地扣减其绩效和资源分配, 而对于议价水平较高的则给以相应的奖励。
(六) 加强同业合作
对于规模较大、谈判水平较高的客户, 则应积极寻求同业合作, 如银团贷款, 提高整体议价能力。
参考文献
[1]徐晟.金融企业营销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2]唐晓飞, 周晓明.金融市场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3]何燕岗, 吴成相, 蒋亮.综合营销提高产品覆盖度[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 2011 (6)
议价水平 篇2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大多做大企业、跨国公司的OEM, 缺乏自主品牌, 没有自己的市场营销网络,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尤其, 缺乏议价能力, 主要靠低价, 低成本竞争, 因此企业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企业议价能力既反映企业参与市场谈判交易的能力, 又反映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 是企业决策和价格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对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控制能力、合作稳定性等, 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合作实施。然而, 企业议价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企业规模、经营方式等。而这些因素集中反映了企业采购和销售产品的能力。由于中小企业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 企业的议价能力就体现在参与市场网络的水平和能力。为了剖析议价能力与网络化水平的关系, 测度网络化对议价能力影响的大小, 如何提高企业议价能力等问题, 本文基于浙江工业企业调查问卷, 运用层次分析法, 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模型, 开展议价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而剖析议价能力与影响因素的关系机理。
1 概念的界定
1.1 网络化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1.1.1 网络化的概念
企业网络化从内容上分可分为采购网络化和销售网络化。采购网络化是指企业在采集原材料、引进加工设备时, 建立一个多元的、多渠道的采购模式。一方面, 企业采购网络化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由此我们可知采购网络是一个庞大的链条,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只是参与, 不可能控制整条链, 其参与程度也就决定了企业的网络化水平。另一方面, 由于当今的产品市场已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销售网络化的参与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 因此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增加营销布点数量、提高互联网销售水平来获取共享资源, 创造竞争优势, 加快市场渗透速度, 提高对市场需求信息变化的及时性及有效性, 增强企业产品的议价能力。如中国服装制造商雅戈尔服饰公司在全国拥有100余家分公司, 400多家自营专卖店, 共有2000多个商业网点, 自从2004年以来, 雅戈尔集团进一步延伸至棉花种植, 纺织等上游产业, 以并购香港金马集团为手段, 雅戈尔又提升了设计开发能力, 国际管理经营能力, 使公司的网络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从此例看出, 网络化水平是影响企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及定位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企业销售网络化水平, 如图1所示。
1.1.2 网络化水平影响因素
企业网络化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 彭罗斯 (《企业成长理论》, 2007) , 普拉哈拉德 (《企业成功定律》, 2009) 等学者认为企业的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Davids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认为企业的成长必须具备识别和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会的能力, 并选择与环境相适应的战略。利用现有资源和适应环境能力都需要依靠网络治理能力。网络化水平是反映企业利用外部、适应环境变化的条件, 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网点布局及密度, 营销网络类型, 互联网销售占比。
所谓网点布局形式及密度是指针对目标消费人群的地理位置, 以及建立的销售网点, 根据每个城市的人流, 消费水平等确定的销售网点的数量。营销网络类型根据销售渠道来区分, 可以分为专卖连锁、大型商场、委托代理、超市、直销、批发市场、网上销售等。丰富的企业营销网络类型是企业销售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拓宽企业产品的覆盖面, 提升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 增强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印象营销, 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从而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 提升产品的议价能力。互联网销售占比是指通过互联网销售的销售额与企业销售额的比, 它反映企业利用互联网的程度。
1.2 议价能力的概念
所谓议价, 就是讨价还价, 是指“经济人”双方 (或多方) 通过谈判或协商就交易对象达成一致性条件。通俗地讲, 市场议价能力就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其它人, 如供应商、顾客、竞争者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 (唐建民, 2006) 。议价的范畴包含3个要素: (1) 议价主体, 即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一致的议价者; (2) 在达成一致的问题上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 (3) 任何一方不赞成, 议价过程就无法完成。
Ji-Ren Lee (1998) 认为讨价还价能力对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影响, 并且将企业投入的资源明确的分为了5类:土地、工厂、资本、机器设备和知识技能资源。由此可见, 技能的投入是影响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重要因素 (转自刘贤凯, 2004) 。我国学者毕克新 (2010) 认为, 技术壁垒影响企业的创新, 进而影响企业的议价能力。而对于营销来说, Dowlatshahi (1999) 认为在供应链中买卖双方议价能力大小主要受到双方的贸易在各自业务中所占的比重的影响, 双方购买材料的类型, 在市场上的稀缺性, 买卖双方的信誉, 产业市场的大小等等也会影响到双方的议价能力。企业面临两个方面的议价问题, 供应商和客户或消费者, 前者取决于供应竞争性和企业自身经营稳定性, 后者取决于企业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和创新能力等, 所以将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因素用图2表示。
由图2可知, 企业议价能力分为企业上游议价能力和企业下游议价能力, 影响上游议价能力的因素有供应数量、供应量、替代产品数量、替代品成本和市场信息程度等。影响下游议价能力的因素分为3个层面:企业规模、产品竞争力和产品销售。
企业规模进一步分为企业规模的大小, 企业团队水平的高低, 财务状况。一般来说, 企业规模大议价能力相对来说较高;企业团队水平决定了一个公司的运作能力, 是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重要指标;财务状况是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资产和权益情况, 是资金运动相对静止时的表现, 能准确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状况。
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分为产品定位、自主定价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产品定位分为客户定位和价格定位, 找准产品定位有利于企业明确产品特征、包装、服务, 也可以更加明确企业的竞争对手。自主定价能力是指企业具有一定的独占性优势, 从而可以把价格定在市场平均价格以上的能力。技术先进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对形成产品差异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也是中小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产品差异化能够使消费者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对价格的敏感性。
产品销售层面进一步分为品牌影响力、主要竞争手段, 网络化水平等。品牌是企业规模、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企业形象的一项无形资产, 具有独占性或排他性。因此, 拥有自有品牌的企业可以使企业的产品与同类产品进行区分, 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主要竞争手段体现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 反映了议价能力。
2 实证分析
2.1 样本与调查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省产品市场势力问卷调研 (面向工业企业调查) 》调查问卷。通过浙江省商务厅向各地市县各行业工业企业共发放400多份, 收回有效问卷186份。其中服装、纺织品企业74家, 食品、轻工企业51家, 汽配等中间工业企业22家, 家电企业16家, 箱包企业12家, 饰品企业4家, 生产五金的3家, 生产文具的1家。
问卷由企业相应人员填写, 课题组成员对问卷数据进行逐个分析, 剔除不正常数据, 然后按照行业, 对企业规模、经营、产品定位、营销渠道等指数进行统计分析, 结合各行业专家打分, 最后得出浙江各行工业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总体排序情况。
2.2 议价能力评价
为了评价浙江产品的议价能力, 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和问卷数据确定指标权重如表1。
从表1可知, 对于企业议价能力, 从准则层看, 其中企业营销对于企业的议价能力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企业的产品, 最后才是企业规模, 而企业的营销中占最大因素的是品牌影响的大小, 其次是网络化程度。而产品指标中, 自主定价程度越高, 议价能力就越高, 技术先进性对议价能力的影响也是占一定比重的, 在企业规模指标中, 企业团队的水平占最大因素。
从表2可知, 在不同行业中,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也不相同, 其中服装纺织、食品、家电等行业, 品牌对议价能力的影响尤为显著, 而汽配行业中技术先进性是影响最大的指标, 箱包行业中产品定位高于品牌影响力。
2.3 网络化水平评价
根据186家企业数据调查问卷, 将企业打分值进行分类, 结果为见表3。
数据来源:《浙江省产品市场势力问卷调研 (面向工业企业调查) 》调查问卷。
由表3可知, 全国营销布点数量小于100个的企业占69.48%, 说明浙江省工业企业的布点数量还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而营销网络类型小于2种的企业占到52.5%, 说明营销网络类型的不够丰富, 互联网销售占比低于10%的企业占71.43%, 反映了浙江省工业企业互联网销售环节比较薄弱。
我们用全国营销布点数量、营销网络类型和互联网销售占比来测度网络化水平, 总体而言, 浙江省工业企业的网络化水平不高。
根据表3的结果, 再结合专家打分, 我们构建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 然后通过MCE软件计算所得:网络化水平W=0.268N1+0.614N2+0.118N3, 可见网络化水平与3个因素之间呈线性关系, 即N1每增加1单位, 网络化水平提高0.268单位, N2、N3以此类推。
2.4 网络化水平影响因素与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网络化水平影响因素与议价能力用SPSS软件做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 得出结论如下: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 议价能力与网络化水平在1%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是0.262, 这说明网络化水平高则议价能力强, 反之议价能力则弱。其中全国营销布点数量、营销网络类型与议价能力在5%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分别为0.287、0.312, 说明这两个因素是提高议价能力的主要因素, 而互联网占比与议价能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回归分析方程:B=1.827+0.216N1+0.152N2, 回归方程的F检验为4.875, R2为0.392,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而t统计检验为t=3.524**, t1=2.132*, t2=1.728*,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拟合效果比较好。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与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企业议价能力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 其中企业的市场网络化水平, 也就是参与及构建采购和营销网络是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正是如此, 很多大企业纷纷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 如营销网点、加盟与连锁等, 以控制市场渠道。但是, 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 它们是参与企业联盟网络以共享市场资源, 因此, 企业要提高议价能力可以从如下几点考虑: (1) 建立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 增加员工的培训, 提高企业团队的整体水平。其中人才的培养是关键, 高素质员工才能给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保证。 (2)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加强研发投入相结合, 做好市场调查, 精准定位企业的产品市场, 提高自主定价能力。 (3) 建立丰富有效的营销体系, 建立并推广自主品牌, 丰富竞争手段, 提高网络化程度, 其中最重要的是丰富营销网络的类型。
关于药品独家品种议价方式的思考 篇3
独家品种存在的主因是没有竞争, 改变独家品种独家地位的最有效办法是提升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的研制水平, 加大对新药的研发以及仿制药的制造, 促使独家品种具有可替代性, 形成竞争格局, 打破其垄断地位。在进行独家品种议价方式研究时, 还要注重独家品种的性质、适应证等是否为独家, 针对规格和剂型覆盖较为全面的通用名独家品种, 建议采取打包招标方式;针对通用名+剂型独家要考虑在其适应证范围内, 若存在其他可替代品种建议整合招标, 引入竞争;针对无可替代的独家品种, 建议随时监测国内外价格变动情况, 尤其是进口独家品种;另外, 中药部分建议加强对药品间疗效可替代性的研究。
1 主要关键环节
从长远角度和国际经验来看, 独家品种应在多次集中采购和谈判形成的价格基本稳定且市场供应充足的基础上, 逐步实行国家统一定价或制定医保支付指导价, 按照合理的定价方式选择患者和生产企业均可接受的统一价格, 改善独家品种价格降不下来或出现上升等情况, 改善其品种在基层的中标率。
但是, 从现阶段实际情况来看, 由于缺乏有效的药品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 实行国家统一定价或制定医保支付指导价仍需一段时期的过渡和准备。因此, 应通过对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实际流程的综合研究, 逐步改进完善流程中与议价相关的关键环节, 一方面推动独家品种采购价格的调整, 使之趋于合理与稳定, 另一方面形成科学、合理的议价方式, 为议价工作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1 扩大议价区域
在独家品种带量采购中, 议价区域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采购量的多少。建议根据采购量的多少, 将议价区域划分成3个不同的范围。一是针对采购量相对较大的品种, 可以按照以省为单位进行议价或采购量大和采购量少的省联合议价方式;二是针对采购量相对不大、采购省市相对较多得品种, 可以打破省间界限, 根据地域分布或者采购量情况进行多省间联合议价;最后是针对采购量小、临床使用广泛、历史价格降幅不大的药品, 可以进一步扩大议价范围, 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价格谈判, 进行统一定价, 提升议价资本。
1.2 保证采购数量
采购数量不仅要依靠扩大议价区域来保证, 同时也要依靠科学的手段进行合理的估算, 尽可能地减小预估量与实际量之间的误差。采购数量的确定可以通过要求医疗机构上报采购计划与历史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合估算的方式来预计。同时, 也要加强对采购数量合理性评估手段和采购数量不足或超额情况下处理规则的研究。
1.3 程序化的议价流程
在以往的药品集中采购议价过程中, 基本都掺杂着诸多主观人为因素, 例如议价专家的经验、用药习惯、个人观点等, 因此, 在议价流程中, 应根据独家品种的临床适应证和疗效的相似性等进行分组, 引入中标率等客观评审指标, 尽量减少主观人为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同时, 还应加大对独家品种程序化议价流程和规则的研究。
1.4 制定科学、统一的参考价
大部分省市在制定参考价时, 基本都是参考周边省份最新中标价的平均价、次低价或最低价等, 有一定的实用性, 但这种参考价的制定方法并不科学, 没有充分考虑与价格息息相关的采购数量和配送距离等因素。现在, 随着省级集中采购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断增强, 独家品种参考价制定时, 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价格和国际价格等数据, 按照区域、采购量等因素的不同进行合理制定参考价。针对中成药独家品种, 由于没有国际价格数据可参考, 应加强药品质量评价和临床效用分析, 选择相同疗效药物作为参考品, 再利用参考品的价格来参考制定参考价, 同时, 应加强对中药独家品种上市后的历史价格分析, 采购量变化分析, 综合分析后科学地制定其参考价。
1.5 合理的议价幅度
在进行独家品种议价时, 不能一味地追求降价, 尤其是原材料不断上涨的中成药, 应根据药品历年采购价格中的最高价、最低价和平均价以及市场分布、销售份额和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进行多维度分析, 合理确定议价幅度。同时, 还应参考历史独家品种降幅和涨幅的研究来进一步保证议价幅度的合理性。
1.6 统一结算方式
保证独家品种带量采购议价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及时回款。目前各省市医疗机构的自行结算方式存在拖欠药款、回款不及时等问题, 严重阻碍了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有效进行。因此, 建议以省为单位建立省级结算中心, 同时引入银行信用担保等方式, 有效规避医疗机构的个体行为, 保证按时回款。
1.7 新型配送方式
在配送方式上, 应打破现有的药品配送企业繁杂、冗余的格局, 适应现代物流发展趋势, 建议以省为单位由1~2家药品配送企业进行药厂到配送企业间的集中配送, 再由这一到两家配送企业自己或者委托本区域的其他配送企业配送到医院, 药品配送费用采取集中支付方式结算。这有利于明确药品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等各自的权责;有利于减少生产企业在一个省面对几十个配送企业而产生的管理成本、谈判成本等费用;有利于降低药品的配送成本, 进而降低药品价格。
另外, 在研究独家品种议价模式的同时, 还要注重通过契约合同以及配套管理等手段来限制和约束药品集中采购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 保证实际采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建议
2.1 建立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委员会
建立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委员会, 由药品集中采购利益相关方代表、专家、委管理人员、省专业技术强的实际管理人员以及药品使用量大的医疗机构中的业内人士等组成, 形成国家层面的价格谈判专家组。该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可以为各省市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指导;另一方面可以负责议价相对较难的品种进行省间联合谈判, 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统一谈判, 加大议价筹码, 逐步促进价格的科学、合理。
2.2 建立全国药物经济评价指导委员会
全国各省市在进行独家品种议价工作中, 还缺乏对药物的质量评价和临床效果分析, 这也是导致部分药品价格不合理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建议建立全国药物经济评价指导委员会, 指导相关药物经济评估活动, 事先对药品进行科学的技术评估, 事后对药品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 进而为药品价格的议定提供参考依据。
2.3 建立药品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基于现阶段正处于独家品种议价模式的研究阶段,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议价体系, 建议先建立药品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在一个省市公布最新独家品种中标价格的同时, 其他省市应限期将本省市药品价格与其进行对比, 对价格差异相对较大的应及时、合理地进行调整。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省间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进度不同、招标周期过长等原因造成的不同省市之间相同药品价格差异过大问题, 同时也促进解决药品价格虚高或虚低问题。
2.4 完善药品采购数据报送制度
完善药品采购数据报送制度, 将采购量等数据共享给各省市药品采购管理部门。不管在招标中参考价的制定阶段还是采购周期中的价格调整, 采购量都应该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 以往由于药品采购分散和信息化落后等因素, 统计采购量非常困难, 因此, 各省也无法拿到参考省药品的采购量, 省级集中采购和信息化的不断加强, 使得采购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强, 因此, 建议完善药品采购数据报送制度, 将采购量数据共享给各省市采购中心, 研究考虑采购量、配送区域等因素的参考价科学制定方法,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药品量价挂钩的一种实现方式。
2.5 加强中药质量评价标准的相关研究
议价水平 篇4
针对以上的问题, 笔者根据自身多年来参与医院采购工作经验, 从审计的角度, 对如何做好小型医疗设备议价采购工作进行相关的探讨。
首先, 打好开展议价采购工作的基础。
(一) 健全完善采购制度。
行之有效、符合医院实际情况的制度能使采购工作法可依、有章可循, 促进采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1.细化制度条款, 明确采购工作流程。具体的制度能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避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提高工作效率;2.增加奖惩条款。通过制度的刚性强制所有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采购制度, 凡是因为由于违反制度、不负责任或由于个人过错给医院造成损失的, 必须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对采购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 要给予适当奖励。不然干好干坏一个样, 谁也没有积极性做好这个工作;3.对特殊采购方式要规定其适用条件。如单一来源采购、跟标采购、应急采购等, 必须明确其条件, 只要满足了规定的条件, 才可以使用特殊大采购方式, 避免以时间及、领导批准等接口逃避正常的采购程序。
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订的制度必须更详尽、更合理、更科学, 才能让采购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制度基础, 提高工作效率。
(二) 建立各类评标专家库, 为采购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头脑”。
一是在内部采购工作的过程中, 在确定技术参数和评标过程都需要专家的支持。医院的小型医疗设备种类很多, 参与招标小组的部门如审计、监察、财务及主管职能部门的专业知识结构无法满足招标医疗器械方面的需要;二是评标环节需要使用专家库, 随机抽取专家库的专家, 有利于防止供应商对评标小组成员行贿。所以, 建立各类专业专家库是提高采购工作质量、保证采购工作公平有效的前提。
(三) 重新定位各部门在采购工作中的角色, 理顺采购环节。
医院一般都没有思考参与采购工作的职能部门的功能作用, 只是形式上要求审计、监察和财务等部门参加采购工作, 不并清楚这些部门的意义所在。在实际采购工作中, 审计、监察、财务等部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起主导作用往往是使用科室和设备管理部门。首先, 职能部门因为是采购物品的购买组织者和使用管理部门, 对设备物资的市场情况一般比较了解, 而且掌握着供应商投标资格的生杀大权;其次, 使用科室有决定技术参数的权利, 也就是在对医疗设备不内行的审计、监察和财务部门的面前, 有着暗中指定供应商的魔力。一旦监督部门提出质疑, 使用科室就用诸如“如果出现……后果, 你们负责”之类的话威胁监督部门, 试问, 监督部门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下, 如何能发挥好监督职能?
所以, 为了采购工作能公平有效, 最理想的角色定位是:主管职能部门组织采购工作, 审计部门监督整个工作流程, 监察、财务作为评标会议的列席代表, 随时解决评标过程中出现相关违规及财务方面的问题;使用部门提供采购需求, 不得作为评标小组成员;临时随机抽取的专家承担评标工作。
(四) 提高采购工作中各类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人”都是决定工作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参与采购的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专业性不强, 采购工作效率及质量是无法得到保证的。采购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一是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医院可以通过商业贿赂罪犯的忏悔录教育关键部门、关键岗位人员, 警钟长鸣, 时刻提醒相关人员不要误入歧途。其次是提高采购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用奖罚分明的责任制度激励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提倡“视院如家”, 将医院的钱当成自己的钱那样使用, 将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再者, 对相关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培训。如审计人员专业是财会、审计专业人员, 需要医疗设备采购审计所必须的法律、医疗器械及招投标等方面的专业综合知识;主管职能部门除了具备医疗器械知识外, 还得学习采购及招投标方面的知识。培训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参加考试, 比如参加招标师执业资格考试, 也可以通过各类型采购案例讲座丰富工作人员的经验, 还可以到采购审计工作做得较好的兄弟单位学习先进的经验, 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其次, 监控议价采购过程的关键环节。
(一) 加强采购项目可行性审查, 防止设备购置的盲目性。对小型医疗设备的审查包括三方面: (1) 使用科室是否需要该设备。设备管理部门不能流于形式地对可行性报告看一下, 而是要到使用科室实地调查, 询问普通的医生和护士对购置该设备的意见和看法, 调查患者的检查和治疗是否真需要这样的设备; (2) 检查医院其他科室是否有该种设备, 且使用能力没有充分利用。在实际工作中, 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科室医院明明有这种设备, 且设备的使用率不高, 出于科室小团体利益的考虑, 几个科室不愿意共用一台设备, 此时, 医院不能重复购买该设备, 应该协调科室之间的关系, 使设备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3) 对购置设备的预期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进行分析。检查设备使用能否取得收费项目、检查费的价格如何确定、投资成本回收期测算、设备的使用率和使用该设备将收到怎样的社会影响力。
(二) 设备技术参数的确定。设备技术参数是决定采购工作是否公平的因素之一, 是医院是否能采购到性价比高的设备的关键, 也是防止医院工作人员受贿的关键环节。在确定技术参数的环节中, 首先要保证技术参数的合理性。技术参数要合适, 既不能高也不能低, 高了浪费, 因为高参数的设备价格相对就贵;低了, 没有前瞻性, 就失去了购买的意义。其次, 防止重要技术参数具有排他性。在医疗设备采购中, 供应商最常使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贿赂设备使用科室和设备管理部门负责人, 在重要指标参数中确定了排他性参数, 暗中指定供应商。致使议价采购工作实质上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 也失去竞争机制中“优胜劣汰”的功能, 医院难以采购到性价比高的设备。
由于不同品牌的医疗设备在价格、功能、特点、优势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设备管理部门不但需要抽调专家库的专家对使用科室提出的使用需求书进行严格的审查, 而且要对设备的性能、规格型号、发展趋势、质量维修和售后服务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和用户调研。
(三) 做好议价前的市场价格调查, 限定设备最高价格, 防止公司串通抬高价格。限定设备的最高价格, 是防止投标单位串通、抬高谈判价格、损害医院合法权益的有效做法。所以, 在对设备作市场调查时, 除了调查设备的功能型号外, 还要调查设备的市场价格, 为医院设定合理的最高限价作依据。在采购谈判中, 只要供应商报出的价格超过最高限价, 就可以取消其谈判资格。
(四) 在医院内部网和外部网公开采购信息。在医院内部网站及院外网络公开发布采购信息, 因为信息公开程度越高, 前来参加竞争的供应商就越多, 竞争就比较充分, 医院的选择余地也就大, 医院购买到性价比高的设备的几率就越高。同时前来竞争的供应商多也可以增加商业贿赂的操作难度, 在较大程度上避免采购活动中的贿赂行为。
(五) 临时组成议标小组。
从专家库里临时随机抽取专家, 一方面, 提高院方议价的专业化程度, 另一方面, 临时成立议价小组, 可以有效防止供应商知道议价小组成员名单, 在议价前贿赂小组成员。
(六) 规范议价过程。
首先, 审查议价是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是否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投标者;其次, 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是否存在主观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再者, 议价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七) 采用采购结果网上公示制度。
效仿广东省高州人民医院的做法, 择优确定采购对象, 网上公示7天。期间如有更优选择出现, 则再选择, 再公示, 如此反复。这样可以使医院购买到性价比高的设备。
(八) 认真审查经济合同。
除了审查合同是否合法合规, 条款是否全面完整, 意思表达是否具体、清晰、无歧义, 内容是否前后矛盾、有遗漏、错误, 对医院是否有潜在风险等方法外, 最重要的是以下几方面:1.确定免费保修期后的维修保养价格和重要零配件价格;2.审核售后服务条款。审查维修范围、内容、响应时间等, 并根据医院自身的情况, 要求供应商提供满足医院要求的个性化维修服务, 如机器维修期间需要替代机器, 维修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效率等;3.对方承诺赠送的配件、物品是否在设备清单中注明。
(九) 审查设备使用效果, 追踪设备质量.
医院购进设备后, 我们要对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看是否有闲置, 质量问题如何, 售后服务是否及时、快速有效, 经济、社会效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摘要：小型医疗设备的采购虽然在一定形式上遵循了医院的规章制度, 但仍然存在设备性价比低、设备闲置浪费、采购幕后交易等问题。本文通过控制采购关键环节的方法, 对如何做好小型医疗设备议价采购工作进行深入的探讨, 以期为同行们提供一些借鉴。
议价水平 篇5
长期以来,审计定价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而议价是一个双方或多方参与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审计议价即由被审计单位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参与的, 以审计费用作为谈判对象,双方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确定的审计服务价格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过程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取决于双方议价能力的高低;被审计单位审计议价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管理层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执业经历、职业背景、议价策略、议价经验等,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经历的公司管理层,更为熟悉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流程及审计议价程序,更具信息优势,其审计议价能力理应更强。
现有文献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角度研究被审计单位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审计行业专长及审计师的个人特征等对审计定价的影响(Simunic,1980;Michael Firth, 1985;Chen、Mahmoud Ezzamel,1991;刘斌等,2003;朱小平,2004),忽略了审计业务合同也属于契约,其价格的确定也是契约双方博弈的结果,而双方的议价能力决定了双方的谈判地位,进而影响审计价格的博弈结果,可见, 公司管理层的影响也是审计定价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基于此,本文从被审计单位角度,考察公司管理层的执业经历如何对议价能力及审计定价产生影响,以期为强化对公司管理层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监管,制定恰当的审计服务价格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层执业经历、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
契约观下,差异的议价能力是不完全契约产生的主要因素(Coase,1937)。审计定价既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声誉等有关,也与被审计单位的议价能力有关。审计双方都拥有对方所没有的私人信息,对于审计师而言,他们具有相应的审计专业知识,但是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他们对自己公司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对审计风险、审计时间成本的估计等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及经验,由此产生信息不对称,最终价格的确定便成为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审计定价主要取决于客户的审计风险、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及审计师与客户的相对议价能力等因素(Simunic, 1980;Casterella等,2004),即客户的审计风险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审计定价越高;审计师越努力,审计投入越多,审计定价越高;审计收费还取决于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审计师的议价能力越强,审计定价越高,反之,客户的议价能力越强,审计定价越低。管理层作为公司运作的实际执行者,直接决定各项政策的制定及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其他利益相关者则依靠对管理层实施影响来间接操控公司管理活动。公司管理层在审计谈判过程中主要有决定聘任哪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收费的高低进行讨价还价、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工作条件给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三种权力,而不同执业经历的管理层,在审计谈判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议价能力,从而影响最终确定的审计服务价格。
有丰富审计经验的管理层,对政策变动有更敏锐的判断力及规避自身风险的专业能力,可能会减少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Naiker和Sharma(2009)指出,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层对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从而对操控性应计起到抑制作用。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代表着更强的会计与财务专业知识,而财务专业性联系着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即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有一定保障;由于拥有财务与审计专长,对公司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等能进行恰当的自我评估,从而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及管理;由于熟悉事务所审计业务的程序与方法,在事务所实施审计业务过程中,能较好地与之进行沟通,双方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具有执业经历的管理层其审计议价能力较强。
Imhoff(1978)采用实验研究发现,在评价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的财务报告时,审计师比银行信贷人员、财务分析师等外部信息使用者的认可度更高。Francis和Stokes(1986)以“八大”对不同规模客户的审计定价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相比大客户而言,“八大”对小客户收取了额外的审计费用。宋献中和角雪岭(2006)指出,由于公司对年审、验资等基本会计服务的差异化需求较小, 国内有大量规模相当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供选择,因而在审计定价谈判过程中公司的优势明显,议价能力增强,以较低的价格便能获取审计服务;然而,当国内客户需求高品质、差异化的会计服务时,对能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大型外资会计师事务所需求增加,此时公司就处于被动地位,议价能力降低,从而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审计收费标准的重要因素。
此外,审计服务价格作为审计质量的显示信号,当其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市场认可的审计定价越高(O’sullivan,2000)。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谈判双方在审计定价过程中应当考虑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最终的审计服务价格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审计风险(李爽、吴溪, 2004)。审计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职业判断过程,应该预测未来审计失败的风险,因此,审计定价应包含风险溢价,即非预期审计费用。审计师在评估风险过程中,当客户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较高时,必然会增加审计强度、付出额外努力,以降低检查风险,保证审计质量,为弥补由此增加的审计成本,相应地提高异常审计费用。然而,当公司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时,意味着管理者具有更专业的财务知识技能、更精确的专业判断能力、更良好的审计沟通能力及更丰富的审计经验。因此,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管理层,审计师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可能基于过度的友好、信任而不愿意去挑战同行的判断;或者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管理层十分熟悉审计的测试方法,从而绕过测试,并依据其较强的专业预见能力,加大了相对 的谈判能 力 ,可能会影 响审计风 险的评估 (Dowdell、Krishnan,2004;Lennox,2005;Menon、Williams, 2004),而谈判能力强的公司能够获得明显的审计费用折价优惠(苏文兵等,2009;宋衍蘅,201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1a、假设1b。
假设1: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审计议价能力较强。
假设1a: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审计费用减少。
假设1b: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非预期审计费用减少。
Hambrick(1984)指出,管理人员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以及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的任职经历,对他们的知识结构、观念及工作取向有重要影响。公司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意味着管理者有着更强的财务专业知识以及审计的专业判断能力和实务操作经验,审计执业过程中的逻辑分析能力、审慎的思维、行为习惯以及专业判断中的严谨态度必然对审计谈判产生极大的影响,当公司管理层中拥有审计经历的管理者比例越大,该公司的行业专长及反审计能力越能得到强化,公司议价能力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2a、假设2b。
假设2:公司管理层中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者越多,审计议价能力越强。
假设2a:公司管理层中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者比例与审计费用负相关。
假设2b:公司管理层中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者比例与非预期审计费用负相关。
(二)管理层审计关联、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
Parlin和Bartlett(1994)、Menon和Williams(2004)指出,管理层审计关联的存在使得审计师对客户相关风险的评价水平较低,进而在审计过程中大幅度地减少审计程序,从而降低审计收费。Anderson和Camerer(2000)从心理学角度,依据投射理论预测到“校友”关系的存在抑制了审计师对其有相同审计经历的关联高管(校友)的质疑心理,降低了审计师的职业怀疑态度,进而降低客户风险评估水平及审计费用。
此外,Tan和Jamal(2001)、Basioudis(2007)研究发现, 若审计客户公司管理层中有事务所前雇员,可加强感知的客观性、作证能力、专业水平和客户管理者语言交流的方式,有助于现任审计师进行客户承接前的分析并可能导致较低的固有风险评估,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张俊民等 (2013)考察了高管审计背景与事务所关联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发现事务所对高管有审计背景的公司收取了显著更高的审计费用,却降低了对具有事务所关联关系公司的审计收费,证实了“校友效应”在我国审计市场的存在。 如果管理层有审计关联的公司,对审计独立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么会被允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审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更强、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审计费用也更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假设3a、假设3b。
假设3: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性的公司,审计议价能力较强。
假设3a: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性的公司,审计费用减少。
假设3b: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性的公司,非预期审计费用减少。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CSMAR,以及公开披露的公司财务报告,高管个人工作简历来自财务报告,对管理者曾经(现在)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判定为具有执业经历公司,在此基础上,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高管原工作的事务所的判定为该公司具有审计关联。本文选取2002 ~ 2012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Excel和Stata12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对样本进行匹配及数据计算后,最终获得8 914个有效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陈杰平等(2005)的残差法计算异常审计费用 。首先 ,在已有研 究(Smunic,1980;Seetharaman等 , 2002;Basioudis,2007;李爽、吴溪,2004;张俊民等,2013) 的基础上确定如式(1)的审计收费模型,然后分行业和年度进行回归,最后计算出残差作为异常审计费用。
式(1)中,fee为审计费用,控制如下因素:采用客户业务量(sale)和审计时间(audtime)衡量审计工作量;应收账款比(r_rec)、存货比(r_inv)和企业规模(size)衡量审计工作复杂程度;用流动性(curr)、盈利水平(roa)衡量客户经营风险;用资产负债率(lev)度量客户财务风险;还控制了成立年龄(year_gap)、国际四大(big4)等因素(Chan等, 1993;simunic,1980;Seetharaman等,2002;Basioudis,2007)。 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式(2)的多元回归模型。
根据前期的研究成果,在考察管理层执业经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时,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回报率 (roa)、财务杠杆(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控股股东性质(bshq)、行业管制(inderg)、高管薪酬(excp)、两职合一(ceo)、独立董事比例(ind)、国际四大(big4)等因素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观测值看,管理层具有执业经历的占37.8%,而具有执业经历的管理者占管理层的比重平均为2.6%,最高比例达到26.7%,仅有2.3% 的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
同时,公司总审计费用均值大约为13.286万元,最低为12.101万元,最高为15.956万元;公司异常审计费用均值大约为-0.298万元,最低为-1.469万元,而最高为1.297万元。可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客户的收费还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客户风险及审计成本有关。
此外,样本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lev)为49.2%,平均资产回报率(roa)为3%,所处行业管制(indreg)平均比例为36.3%,控股股东(bshq)为国有的平均比例为46.9%,独立董事占董事会(ind)平均比例为35.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平均为37.6%,国际四大(big4)平均值为7.5%, 即公司年报更多地被非四大事务所审计。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检验,见表3。audfirm、per_bjgg、guanlian与lnfee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层执业经历使得公司的议价能力增强,从而降低了审计费用。audfirm与ab_fee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per_bjgg与ab_fee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guanlian与ab_fee的系数为-0.01,但不显著,初步说明管理层执业经历使得公司的议价能力增强,减少审计风险溢价。 此外,还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问题,选取的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以排除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三)管理层执业经历、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的关系 分析
管理层执业经历影响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
为了检验假设1,将audfirm与lnfee、ab_fee依次代入式(2)进行回归,见表4的列(1)、列(2),结果显示:audfirm与lnfee系数为-0.096 4,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时,加大了其议价能力,能够以更低的审计费用获得审计服务;audfirm与ab_fee系数为-0.028 6,虽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公司管理层是否具有审计执业经历并不影响当期的审计风险溢价。
为了进一步检验管理层执业经历对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影响的持续性,将audfirm与下一期lnfee、下一期ab_fee依次代入式(2)进行回归,见表4的列(3)、列(4),结果显示:audfirm与滞后一期的lnfee系数为-0.110 2,在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管理层将持续影响下一期的议价能力及审计定价;audfirm与滞后一期的ab_fee系数为-0.029 1,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虽然在当期的审计风险溢价确定时不具有影响力,但却增加了下一期的议价能力,显著降低下一期的异常审计费用。上述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假设1a与假设1b,并表明管理层的执业经历对审计议价能力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2,将per_bjgg与lnfee、ab_fee依次代入式(2)进行回归 ,见表4的列(5)、列(6),结果显示 : per_bjgg与lnfee系数为-3.466,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中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者越多, 其议价能力越强,审计费用越低;per_bjgg与ab_fee系数为-2.019 1,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中拥有审计经历的管理者比例越大,该公司的行业专长及反审计能力越能得到强化,公司议价能力越强,所付出的异常审计费用愈少。
为了进一步检验管理层执业经历总体水平对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影响的持续性,将per_bjgg与下一期lnfee、 下一期ab_fee依次代入式(2)进行回归,见表4的列(7)、 列(8),结果显示:per_bjgg与滞后一期的lnfee系数为1.884 6,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中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管理者的比重将持续影响下一期的议价能力及审计定价;per_bjgg与滞后一期的ab_fee系数为-0.406 9,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总体水平对议价能力及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将持续到下一期。上述研究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a与假设2b。此外,表4显示出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四)管理层审计关联、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的关系 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管理层审计关联使得现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与审计客户之间存在较好的同事(校友) 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对于审计客户来说是有用的,如增加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Lennox,2005)、允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Dowdell、Krishnan,2004)、降低审计费用 (Parlin、Bartlett,1994)等,那么审计关联关系的存在使得公司在审计定价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增加其议价能力,减少所花费的审计服务成本。管理层审计关联对公司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的影响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
注:括号内为P值。
为了检验假设3,将guanlian与lnfee、ab_fee依次代入式(2)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的列(1)、列(2)。为了进一步检验管理层审计关联对议价能力与审计定价影响的持续性,将guanlian与下一期lnfee、下一期ab_fee依次代入式 (2)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3)、列(4)。结果显示:guanlian与当期lnfee系数为-0.060 3,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guanlian与下一期lnfee系为数0.024 4,虽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公司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时,能够以较低的审计费用获得审计服务,但这种优势不具有持续性;guanlian与ab_fee系数为-0.032 5,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guanlian与下一期ab_fee系数为-0.031 3,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是否具有审计关联,是决定当期与下期审计风险溢价谈判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结论支持了本文假设3a与假设3b,表明管理层的审计关联对审计议价能力有正向作用,本文研究结果与Basioudis (2007)利用英国资本市场数据的检验及张俊民等(2013) 利用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的检验所得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说明了“校友效应”普遍存在于国内与国外审计市场。
五、结论
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用总审计费用代替境内审计费用计算异常审计收费,用总审计费用替代审计收费指标进行回归,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文以2002 ~ 2012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全面考察管理层执业经历与审计关联对公司议价能力及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审计执业经历及审计关联的管理层,增加了公司在审计定价谈判中的优势,通过提高其审计议价能力,显著降低其付出的审计服务成本,且该种优势具有一定的持续影响能力。
本文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含义:其一,公司可以通过增强管理层的审计专业化经历与能力,提高其在审计谈判中的优势地位,从而降低公司获取审计服务的成本。其二,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经历的公司可能会增加审计合谋风险,影响审计定价机制,损害审计独立性,降低审计质量。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该类公司的审计委托及实施审计业务时,应该加强其审计独立性,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以防范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避免审计失败。
摘要：本文以2002~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管理层执业经历对其议价能力及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具有审计执业素养的管理者,其审计议价能力较强,获取审计服务的成本较低;管理层中具有执业经历的管理者比例越大,发挥审计作用越强,且该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当管理层具有审计关联性时,作用依然显著。因此,公司可以通过增强管理层的审计执业素养来提高议价能力,从而在审计定价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降低获取审计服务的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执业经历,议价能力,审计定价,审计费用,非预期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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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二次议价该管不该禁 篇6
1 二次议价政策出台背景
药品价格虚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点。在现行的政策框架内,药品价格管理有三项措施,分别是政府控制、招标采购、医保议价。由于诸多原因,这三项措施均未能遏制药价虚高。
政府控制原先的格局分为定价和指导价两种。属于政府定价的有100 种,占已批准上市品种总量的0.8%,政府指导价的具体形式为最高零售价,曾经有2 600种,占22%,两类合计不到23%,其余77%均由企业自主定价。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药价的品种只占药品总量的1/5,而且这1/5 也没有真正控制住。国家发改委从1997年至2014年曾连续30多次降低药价,但降价之后企业或断供,或更名申请“新药”,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上市。在药价雾里看花的混沌中相关管理机构也蜕变成腐败的重灾区,诸多高官纷纷落马。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态势,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于2015年5月4日印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宣布“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至此,政府基本放弃对药价的控制。
招标采购是指医院主管部门搭建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通过招标签署药品采购合同,医院只负责进货和使用。从理论上说,集中采购可以有效遏制药价虚高,但由于药品交易市场的诸多特殊性、招标机构的议价能力以及招标采购制度的固有缺陷,致使招标采购制度对药价虚高的控制收效甚微。如果仅仅看招标形成合同价的总体水平,价格是下降了。但这只是低价药和价格虚高药在一起形成的合同均数,在实际交易中低价药缺货甚至断货,价格虚高的药品依托高额的促销费用,在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段作用下使用量倍增,由此而显著抬高药品总费用。结果药品格下去了,药品费用反而上去了。在2013年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记者会上,有关领导宣称“药品价格下降了30%”,但另一份资料却显示:2009年—2013 年,全国药品制造业产值从5 800亿上升到1.83万亿元,药品流通业产值从4 026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1]。也就是说,从本轮医改启动前的2009年,到宣布药价下降30%的2013年,药品销售额由9 826亿上升到2.95万亿,增长300%。费用上升300%是真金白银,价格下降30%只是一纸合约,招标采购显然没有能真正遏制药价虚高。
医保议价是指“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的程序、依据、方法等规则,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2]。”境外也有通过医保部门运用“医保支付价”控制药价的,如德国、法国、荷兰、台湾地区,但“医保支付价”只是作用于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的结算环节,对于药品价格超出医保支付价的部分,医保机构不予认账。“医保支付价”着眼点是维持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谈判对象是医疗机构,不是药品生产经营机构,并没有撼动药品销售价。药品销售价与医保支付价之间的差额是由病人自付,还是由医院赔本,还是由药企降价,就不是医保机构过问的范畴了。在现行的药价管理体制下,病人和医院都没有药品议价权,在虚高的药价面前只能被动接受。这就决定了指望依靠医保议价遏制药价虚高只能是一厢情愿。
在现行政策框架内各种措施都没有能有效遏制药价虚高,二次议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2 对二次议价政策不宜多加责难
二次议价有效遏制了药价虚高,诸多责难有失公允。
二次议价是指在省级采购平台招标采购之后医疗机构与企业再次谈判压价。很多地区通过二次议价有效遏制了药价虚高,如安徽蚌埠市2015年年初以来通过单品种带量询价采购使药价降幅25%,打包带量采购使药价降幅17.24%,半年左右时间累计降价8 000万元[3]。
二次议价有效地遏制药价虚高,却引来了诸多质疑。无论这些质疑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有必要予以正视和回应。
质疑之一是二次议价重回“以药补医”的老路。这是混淆了增收与节支的界限。二次议价不是医院增收,而是节支,是降低医疗成本。医疗成本的补偿渠道大致有三条,政府投入,医保统付,病人自付。如果成本增加,这三条渠道的总体压力就增大。假如蚌埠市不是通过二次议价降低了8 000万元的药品支出,那么这项支出就必须以成本的方式分摊到这三条渠道。在现实条件制约下,这三条渠道的承载力都是很有限的:财政面临着预算的压力,很难增加;医保要维持收支平衡,防止崩盘;病人负担若过度增加,则有悖公益。面对补偿与成本的现实缺口,医院只能千方百计控制成本。通过二次议价降低药品支出是医院控制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二次议价恰恰是我们应该鼓励和扶持的。反过来看,如果对药价虚高束手无策,必然使“以药补医”机制绵延不绝。虚高的药价为药企的促销行为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药企赖此给医生回扣以促销药品,“以药补医”的机制就是这样在不声不响中运行,区别只在于由当初的补医院变为补医生,由明补变为暗补。二次议价挤压了药品价格的水分,从源头切断了药品回扣的来路。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凡是通过二次议价消除药价虚高的地区,也基本肃清了药品回扣。由此可见,不是二次议价引发了以药补医,而是二次议价在遏制药价虚高的同时,从源头切断了了以药补医资金链。
质疑之二是二次议价成为新的腐败土壤。这是把“可能性”与“必然性”混为一谈。凡是拥有权力的环节都有可能出现腐败,重要的是能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这一点做保障,政府定价、招标采购同样会出现腐败。如果因为有可能出现腐败就放弃管理,岂不是因噎废食?
质疑之三是二次议价导致药品质量降低。这是把药品监督部门的责任强加到医疗机构的头上。如果药品质检部门能严格把关,达不到质量标准的药品就根本不能进入市场,也就谈不上二次议价。
质疑之四是二次议价违背了公平的原则。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是公平交易的基本特点。现在一方面取消限价政策,赋予卖方充分的定价权,另一方面又禁止二次议价,剥夺买方起码的还价权,难道这就是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
还有人称“二次议价将倒逼省级基本药物中标价进一步抬高”,使“医药企业将会想方设法进行商业贿赂以保证高价药中标”[4],它无异于把招标采购机构的把关责任、医药企业行贿和招标机构受贿的违法责任、以及纪检监察部门反腐败的职务责任统统都加到进行二次议价的医疗机构头上,如此一来。二次议价就实在不堪重负了。
纵观诸多质疑,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是把不属于二次议价应该承载的职能都一股脑地加到二次议价的头上。殊不知二次议价的意义只在于控制医疗成本,缩小补偿与成本之间的差距,不宜对它要求过多、过高;其二是把二次议价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断言成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任何一项措施都有引发若干问题的可能,重要的是加强管理,防患于未然。如果能建立精细的管理,那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的。
3 应加强对二次议价的管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完善管理制度,二次议价完全有可能乱象丛生。因此必须建立严格制度以保障二次议价的健康发展。譬如如何组建二次议价的医疗机构联合团队,如何建立规范的议价程序,如何实现精准议价,如何管理成交价与招标价之间的差额等,这些都需要以“如烹小鲜”的精细在政策上明晰,在操作中规范,在运行中监督。与“一禁了之”相比,制度管理需要有负重前行的责任心和如切如磋的耐力。改革的成功,需要的正是这种责任心和耐力。
需要澄清的是,二次议价是我国药价管理在相关政策都没有能产生预期效果这一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如果这个背景改善了,二次议价的淡出也就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江宇.以什么为标准判断改革对错[J].中国卫生,2015(10):43-45.
[2]国家发改委.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Z].2015-05-14.
[3]冯立中.对话蚌埠:药品采购究竟咋啦?[J].中国卫生,2015(10):39-40.
议价水平 篇7
从1999年以来,我国逐渐建立了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行为初步得到规范,不仅初步遏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患者医药费用逐年大幅度递增的势头,而且为加强监管创造了条件[1]。但是,由于药品中标后仍不能确保药品销售, 中标企业不得不与医疗机构再次协商,以确定药品的实际采购价和采购量,这就是所谓“二次议价”。
对于“二次议价”,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不同的立场。 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3年11月21日的医药价格座谈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二次议价”,并提出将改革药品招标方式,应实现带量采购,如不能实现带量采购,应允许医院与企业自行谈判,即允许二次议价。而在同年11月25日,已划入国家卫计委的国务院医改办通报“全国基层医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结果,指出仍有地方未严格执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制度,存在 “二次议价”行为,这表明,它不支持地方药品招标过程中的“二次议价”行为。
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反复。原卫生部等七部委在2010年联合制定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卫规财发[2010]64号)曾经明文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严格对药品采购发票进行审核,防止标外采购、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药品。”然而,2015年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又允许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实行“二次议价”,但同时又规定:“成交价格不得高于省级中标价格,试点城市成交价格明显低于省级中标价格的,省级中标价格应该按试点城市成交价格进行调整。”各地对于“二次议价”的政策也不相同。一些地方严查医药购销领域的“二次议价”,例如江苏省在2015年综合医改试点方案中规定:“公立医院不得采购中标目录外产品,不得与企业进行‘二次议价’”。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二次议价”以各种方式和名目存在,例如成都市为了破除以药补医的弊病,继36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于2013年11月在所有县级公立医院推行药品“二次议价”[2]。
学术界对“二次议价”也持有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支持“二次议价”,例如朱恒鹏从赋予医院自主权的角度论证了允许医院二次议价的合理性,并且认为: “要求所有医院按照统一价格采购,将导致各种不同形式的回扣和隐性交易”;[3]曾耀莹、张颂奇从医生收入阳光化出发,提出取消药品差价率管制政策,允许医院 “二次议价”。[4]另外一些学者反对“二次议价”,例如樊玉录等认为由“二次议价”仍会引发药品回扣和药品购销暗箱操作等瘤疾,主张量价采购来遏制 “二次议价”;[5]王振平、方锐也认为“二次议价”一方面助长了药品购销的不正之风,影响招标采购中药品价格的确定,另一方面会影响药品质量,造成部分品种短缺,进一步降低了药品经营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造成社会效用损失。[6]
鉴于这种状况,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没有产生理想效果的原因以及 “二次议价”是否应该成为政策选择,以更好地控制药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人民群众医药费负担。
2省级基本药物招标制度没能有效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快速增长
从近些年来的情况来看,我国省级基本药物招标制度的实行,虽然对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快速增长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首先,西药的价格上涨趋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中成药及药材的价格整体上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在2007 -2013年,西药价格涨幅最高的年份也只有1.1%,还有两个年份价格出现了下降;而中成药及药材价格的涨幅在大部分年份都偏大,最高达到了11.9%,且只有两个年份的涨幅低于5%(参见图1)。其次,无论住院还是门诊,药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比例仍然不低。 在2007-2013年,药费在人均住院费用中所占的比例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一直在40%左右,而且同期人均住院费用中的药费上涨了45.9%。在同一时期,药费在人均门诊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也一直高达50% 左右,而且同期人均门诊费用中的药费上涨了61.1% (参见表1)。与此相比,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其药品价格构成中生产成本是主要部分,医院和药房作为流通环节的利润率受到比较严格的管制, 在价格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小一些。[8]这也是我国群众医药费负担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省级基本药物招标制度之所以没能有效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对省级基本药物招标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制约。成千上万家的医院药品采购由集中招标采购部门负责,地方政府尤其是卫生主管部门考虑到本地企业的税收、财政等因素,同时由于招标负责过程,中人员、资源有限,未必能对参与招标的企业资质和药品质量价格进行合理正确的审核。另外,拥有中标决定权的人员多是医生和官员,容易成为医药企业的“攻坚”对象,人为地提高价格,滋生腐败。只有解决了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不恰当干预,医院和医生的逐利空间才会被压缩。[9]二是不合理的药品加成政策和医疗服务低定价政策刺激医院和医生的逐利性。由于我国药品定价主要采取社会平均成本加成和“高进高出、低进低出”的政策,现行15%的药品加成率,使虚高的药品定价成为医院实现利润的重要策略。在医院的这种内在要求指引下,药品供应商通过广告和药品商品名、规格、剂型等差异化策略使自己生产的药品得以成为虚高定价载体。同时对进口药、合资药、国产新药、中成药的审批与药品合理定价脱节,还没有找到参考市场成交价的机制,为药价虚高提供了基础。再加上,我国医疗服务价格管制, 表现为医疗服务项目的低定价,这难以弥补医院的正常运作,医院难免沦到“以药养医”的恶性循环。
数据来源:2007-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2007-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3 “二次议价”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问题
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制度不仅没能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而且不能保证中标企业按照中标价格实现药品销售。后者导致了药品生产企业有与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的需要,如果医疗机构通过“二次议价”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双方就很容易“一拍即合”。然而,如果政策支持“二次议价”,不仅无助于解决已有的问题,还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3.1 “二次议价”难以带来群众药费负担的大幅降低
群众药费负担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药价,还取决于用药量。在现行体制下,医院依靠医疗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处方权监督不力,医疗机构不仅会想方设法通过“二次议价”来获得价格上的好处,还会通过增加药品使用量和加大处方来获得更大利益。[10]这就使得群众医药费负担难以因“二次议价”的实施而大幅下降。
3.2 “二次议价”将倒逼省级基本药物的中标价进一步抬高
如果医药企业在中标成功后,还需要和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医药企业为了保证利润不减少,必定会使中标价格进一步抬高,这样才会给“二次议价”留下空间。如果“二次议价”成为趋势,则医药企业将会想方设法进行商业贿赂以保证高价药品中标,贿赂成本自然由中标药品负担,降低虚高药品价格将更难以控制。
3.3放开“二次议价”会使不同层级医院的药品价格差异过大
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实力和用药使用情况和医药企业进行谈判,会造成“马太效应”。大城市的医疗机构实力强大,势必会压低药品价格,县级的医疗机构由于实力有限,在和医药企业进行谈判时会处于不利地位, 与大医院相比,小医院的药品价格更贵,这将会使得大量的患者拥挤到大医院,这与我国一直主张的实行医疗服务的分级诊疗制度相违背。
3.4 “二次议价”仍然无法发挥医保机构对价格的监督作用
现行医保支付制度是公立医院药品的主要购买者,但“二次议价”的主要参与者是医院和医药企业,医保机构甚至没有参与权,而我国公立医院实际实行以药养医制度,公立医院和社保机构同为国有机构,运转不下去最终都由财政“买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保机构监管约束医疗机构的积极性。[11]
4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购买制度
如上所述,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并引出了政策是否准许“二次议价”的争议。 然而,“二次议价”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购买制度,调整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
4.1改革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外国和我国香港的实践证明集中采购不仅降低药品价格,而且提高药品供应的可靠性。[12]首先,要分散药品集中采购权力,可以借鉴香港医保局的做法,对每年支出少于5万元的药品由竞争性谈判;每年支出大于100万元的药品,通过招标方式进行集中采购,此种方式采购药品费用约占总药物成本的70%以上。香港公共药品采购制度应用灵活,依据药物使用量和规模,采购方式随着药品使用量的变化进行调整,使得香港医管局采购的药物价格普遍比市场低60%。[13]还可以实行分类采购,具体可以把药品划分为三类,A类: 品种较小但支持较多,由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部分负责; B类:灵活处理;C类:品种较多,但总支出占费用的10%,放手让医院自主采购。[14]同时,把有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企业拉入黑名单,取消其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的资格,并建立严格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15]进而使得医药采购行为透明化、规范化。
4.2建立管办分离、独立的法人市场主体
我国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都是未独立的法人,依然是行政主导。为了控制药品的价格,建立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可是仅仅只建立采购制度,而没有改变医院的管理体制和现有的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会严重影响和制约这一采购制度效用的发挥。[16]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与医疗服务部门实现管办分开,控制政府不恰当干预,这是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形成合理价格的基础,也是防止“二次议价”的关键。
4.3制约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
制定医药服务价格涉及到发改委、物价部门、卫生部、社会保障部门等多个部门利益。当前,我国主管医疗服务价格制定的是发改委与物价部,主管药品定价的是卫计委下属的行政主管部门。[17]医疗行政主管部门不应该作为药品价格的直接制定者,而是集合医疗服务机构,发挥医疗机构团体购买优势与药品供应企业进行招标谈判,医疗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作为中立的中介者参与到谈判的整个过程,其不仅扮演协调者和监督者,还可以积极推动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适当改变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以协调好相关部门的利益关系。[18]
4.4改革医保付费机制,从后付制过渡到预付制
预付制才能使医院和医生有动力降低不合理的用药量。同时,患者或医保机构是真正的付费者,医保机构有足够的动力去降低药品的价格,其应该成为招标的主体,医院应该成为药品的采购方零销商。医保机构主动干预药品采购、使用和报销,能够促进药品合理使用,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降低药品价格,保证让老百姓能吃得起药也应该成为我国药品价格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19]
摘要：尽管我国建立了省级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但由此形成的药品价格并不合理,群众医药负担仍然过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试点省份提出实行药品“二次议价”的对策。然而,“二次议价”引起了广泛争议,此种方法并不是解决医药费用支出过快增长问题的有效措施。要控制医药费用支出过快增长,关键在于完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制度以及医院与医生的激励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改革集中招标采购办法;建立管办分离、独立的法人市场主体;制约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改变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