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风险论文（精选4篇）
主观风险论文 篇1
摘要：房地产估价是估价人员凭经验, 按照一定的程序、原则和方法得出房地产估价结果的过程。这个过程参与者有委托人、估价机构、估价人员等, 由于参与各方原因造成评估结果与真实价值产生极大偏差, 带来估价的主观风险。主观风险严重制约着当前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发展, 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规避和预防房地产估价的主观风险非常重要。
关键词：房地产估价,主观风险,风险防范
摘要:房地产估价是估价人员凭经验, 按照一定的程序、原则和方法得出房地产估价结果的过程。这个过程参与者有委托人、估价机构、估价人员等, 由于参与各方原因造成评估结果与真实价值产生极大偏差, 带来估价的主观风险。主观风险严重制约着当前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发展, 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规避和预防房地产估价的主观风险非常重要。
关键词:房地产估价;主观风险;风险防范
一、房地产估价风险概述
房地产估价是指专业房地产估价人员, 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 遵循公认的估价原则, 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 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 对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对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价值进行估算和判定的活动。
房地产估价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都具有风险性。但是房地产估价是一种中介活动, 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以及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房地产估价风险也具有其特殊性。在一般活动中的风险往往是指效益方面的不确定性, 以及由于不确定性存在是的经济活动主体效益的不确定, 而估价风险是指估价结果与房地产真实价格偏差的程度及发生较大偏差的可能性。房地产估价过程中的参与者多有自己的主观经验或者看法, 容易导致估价结果偏离客观价格, 带来风险。
房地产估价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一项集政策性、技术性、地域性、时效性为一体的社会中介活动。房地产估价一般涉及的金额较大, 一旦工作中出现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不仅仅会给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带来风险, 而且会对政府、经济活动涉及利益的各方面带来不同的风险。因此充分认识房地产估价中可能产生风险的环节并积极防范和规避风险, 是房地产估价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房地产估价主观风险分析
房地产估价活动的参与者众多, 参与的各方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追求, 由于种种原因会造成房地产价值的故意高估或低估, 从而带来估价风险。这种由估价人员、估价机构、委托人等主观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风险称为主观风险或者是可控风险。主观风险, 根据风险源不同可以分为估价机构法人风险、估价人员风险和委托人风险。
(一) 估价机构法人风险
估价机构法人为了获得估价业务, 而迎合委托人的要求, 对房地产价值进行故意的高估和低估。在房地产估价中, 很多业务的委托人是单位。比如在房地产的抵押评估业务中, 银行也许要求客户必须到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估价机构为了获取这方面的估价业务可能会根据银行的要求低估房地产价值。同时, 房地产估价机构也可能为了获得贷款人的委托业务, 收取回扣, 对房地产价值进行故意的高估。
估价机构法人为了节约成本, 往往会求挂靠房地产估价师, 其报告均由房地产估价员来完成。房地产估价员中, 有些可能是房地产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 但也有很多是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员, 在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情况下, 对房地产价值的高估或者低估可能性很大。由于参与估价的人员的非专业性, 估价技术路线的正确性、参数选择的可靠性、估价合理性、以及估价报告合法性都很难的保证, 从而带来风险。
估价机构为了获得高额的估价费用, 而故意高估。房地产估价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房地产价值的比率来制定的,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为了获得较高的评估费用, 估价机构法人可能会要求对待估对象价值的故意高估, 从而带来风险。
估价机构管理不严, 对于报告的审核不严格和谨慎。房地产估价报告经过两名估价师签字后, 由企业法人签字, 而企业法人签名时往往不会再去研究报告的准确性。报告的内部审核不严格, 容易造成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的不合理甚至错误, 带来风险。
(二) 估价人员风险
估价人员专业能力与实践经验不足。在房地产估价过程中, 不管是估价方法的选择、估价参数的确定, 还是估价资料的收集等都跟房地产估价师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比如在房地产的市场比较法中, 选择的可比实例, 及其对因素的修正系数的确定都决定着最终的评估结果, 而可比实例的选取和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都跟房地产估价师的实践经验密切相关, 若房地产估价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参数的确定上容易造成偏差, 影响估价结果的质量。由于我国房地产估价起步较晚, 房地产估价从业资格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注册资格的门槛较低, 估价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限, 专业胜任能力和业务水平不高, 在估价业务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评估内容容易出现差错, 使估价风险加大。
估价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我国房地产估价师职业道德建设相对比较落后, 当前没有专门的房地产估价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仅仅在《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对估价原则、估价能力、保密、档案保存、收费、估价资格证书使用等方面做了规定, 没有关于同业责任的规定。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处罚措施也只在其他管理文件中有分散的、不系统的规定, 而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不够, 违规成本较低, 使得执业人员的道德观念淡薄。同时缺乏房地产估价师的考核和晋升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下, 估价师缺乏进取心, 在实际工作中态度不严谨, 在对房地产估价中的房地产状况调查只是形式, 而直接采用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去核实, 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待估对象的真实权利状况和其他情况, 造成估价结果脱离估价对象。或者在估价报告中的文字叙述中用词含糊不清, 缺乏必要的假设前提, 使得报告使用者发生误解, 容易出现差错, 最终引发经济纠纷。在执业的过程中, 房地产估价师也可能收受委托人的好处, 对委托人隐瞒的会严重影响房地产价值的事项, 不去披露和说明等都会最终造成估价结果与待估对象价值的偏差。
(三) 委托人风险
委托方往往是房地产的使用者、所有者或者其他权益人, 其对估价对象是最了解的。可是在委托评估的过程中, 可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没有如实提供待估对象的情况, 而是刻意隐瞒某些对价格不利的因素或者片面强调对价格有利的因素。委托方故意隐瞒估价标的物的真实情况, 如标的物的权益状况、使用情况、建筑设计、损毁程度等都会对房地产的估价结果造成很大影响。委托方故意隐瞒标的物的真实情况, 会造成评估结果偏离实际价值, 带来风险。
三、房地产主观风险防范和规避
(一) 认真收集所有相关资料, 明确合同责任
由于委托人提供不实的房地产状况容易造成估价结果的偏差, 在评估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要求, 每个评估项目由两个以上估价师参与, 对评估的整个过程, 包括信息收集、方法选取、报告书写和制作等严格把关, 尽量减少估价风险。对于房地产状况资料收集环节由两个估价师共同完成, 一名估价是为资料收集负责人, 另一名为房地产状况资料审核人, 着重审核资料收集员的收集过程。如果房地产状况不实造成的风险, 由负责人承担责任, 审核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在接受委托时, 在委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委托人的故意隐瞒的民事责任。这样可以加强对房地产估价师的约束, 使估价师工作严谨, 同时也增加委托人的责任, 以保证所提供信息的有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为估价结果准确性提供保障。
(二) 加强房地产估价人员的专业素质与职业道德建设
房地产估价人员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房地产估价风险, 以及发生风险损失可能性的大小。降低房地产估价人员的带来的估价风险, 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入手。第一, 提高房地产估价人员的专业素质。首先, 加强房地产估价师的继续教育, 提高房地产估价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通过继续教育, 估价师可以更新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不断关注行业新动态, 及时把握房地产估价政策的调整, 思考解决新问题的方式。其次, 加强企业间的业务交流, 提高房地产估价人员应对估价实践的能力。房地产类型、估价目的、估价方法等都比较复杂, 通过业内的估价人员之间的交流, 丰富自己的经验, 提高规避同类的风险的能力。再次, 定期对估价师进行业务水平考核, 采取激励与惩罚共存的机制, 鼓励估价师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第二, 加强估价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定期组织估价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学习和培训, 增强估价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同时由委托人和其他估价师对承担项目的估价师进行诚信打分, 定期评比, 对诚信度较低者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诚信度较高者给予一定的奖励。业务水平的提高和职业道德可以规避由估价人员带来的估价风险。
(三) 估价机构加强内部管理, 诚信经营
第一, 加强估价机构内部管理。首先, 加强对估价人员的管理, 及时安排估价人员的继续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其次, 加强对估价报告的审核。估价报告由两名参与估价师自检后, 由第三位估价师对报告中的技术路线、文字描述等进行再检, 并强调第三位估价师的责任, 以提高估价报告的质量。
第二, 估价机构法人应该提高对诚信经营重要性的认识。估价机构法人应该认识到不诚信经营获得的只是短期利益, 不利于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占有有利的位置。同时机构法人应该考虑到寻求挂靠估价师, 由非估价师做评估业务带来的风险大于其寻求挂靠节约的成本可能性, 放弃寻求挂靠。估价机构法人放弃寻求挂靠, 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业务素质和水平, 降低风险, 还可以提高估价行业的整体执业能力和执业素质, 整顿房地产估价行业的乱象, 促进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健康发展。
房地产估价的主观风险是由于房地产估价中的参与者造成的, 房地产参与的各方都持着合法、公正、诚信的原则将可以规避大部分的房地产估价的主观风险。但由于房地产估价是中介活动,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要想完全的避免主观风险, 还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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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玉霞.浅析房地产估价风险与防范[J].现代商业, 2011 (21) .
对工程风险认知的主观贝叶斯分析 篇2
核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核泄漏, 转基因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三峡大坝等水利设施有溃堤的可能性, 这些都可能导致风险的产生。对风险的定义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斯特恩 (S.B.Sitkin) 和韦恩加藤 (L.R.Weingart) 将风险定义为“决策中可能的重要结果和不想要的结果有不确定性的存在”[1]。斯特恩和帕布罗 (Pablo) 认为风险包括三个纬度:结果的不确定性 (Outcome Uncertainty) 、结果的预期 (Outcome Expectations) 、结果的可能性 (Outcome Potential) 。[2]英国医学协会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认为:风险是令人不快事件发生的可能性。[3]马丁 (Mike W.Martin) 和欣津格 (Roland Schinzinger) 在《工程伦理学》 (Ethics in Engineering) 中提出:“风险是指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或伤害发生的潜在可能。”[4]弗兰克·奈特 (Frank H.Knight) 认为, “风险表示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结果。”[5]还有其他的部门或者学者对风险给出自己的定义, 通过总结以上关于风险的定义, 如果我们看出风险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 风险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第二, 风险是不确定性的;第三, 风险可能引起某种结果或者后果的出现。如果我们用R表示“风险的不确定性程度”, P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也就是“风险发生的概率”, 用C表示“事件发生的后果”, 风险就可以表示为事件发生概率 (probability) 及其后果 (consequence) 的函数:
风险发生是可能的, 风险发生后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都与其发生的条件相关, 风险可能会带来损失。比如, 建造桥的时候, 要考虑到桥墩深度和洪水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座桥按照百年一遇的洪水建造, 那么具体某一年桥梁倒塌 (C) 的风险 (R) 的概率就是0.01。
工程风险指的是工程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 指的是工程从设计、立项、施工、使用等整个过程中所有不确定性因素的集合, 包括由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工程技术因素、人为因素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心理创伤等可能性。工程风险源于工程活动的不确定性。工程中的各种要素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工程整体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工程主体认识、实践能力的有限性;由于工程行动过程的可变性, 不确定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随机发生, 造成工程行动的不确定性, 也可能带来风险;已经竣工的工程在其使用过程中, 也存在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工程中的不确定性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 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因为工程活动是一个包含工程本身、工程所处环境、工程管理人员和工程使用者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系统。工程结构中除了考虑技术因素, 还要考虑经济要素、政治因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等。工程行动序列包括计划、决策、目的、运筹、施工、成本预算、风险控制、程序、管理、控制、标准、验收等一系列要素。工程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多学科集成应用的过程。例如土木建筑工程包含有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工程测量学、房屋建筑学、项目管理学、工程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实践。工程中的各种要素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不确定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工程整体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工程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工程实践的周期长, 涉及因素多, 导致工程具有不确定性。此外, 工程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工程项目建设过程涉及业主、投资商、承包商、分包商、咨询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政府职能部门、材料设备供应商及相关主体等。工程参与者众多, 他们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工程主体, 这意味着工程本身的矛盾性。工程从方案评估、工程选址、项目决策、可行性研究、地质勘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到建筑施工、设备安装、试运行、工程竣工、交付使用、项目后评价等全过程, 工程都处于变化和发展的状态, 工程具有变动性。工程实施过程中, 由于工程内部因素的变化、工程外部原因如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和制约, 工程可能难以按照设计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 因此就必然要对工程目标、计划、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最终使工程实现质量优、安全好、费用省、工期短等工程目标, 而要实现这样目标, 就需要工程主体对进度、费用、质量、安全等进行控制和调整, 工程在其寿命期中一直处于发展和变化中, 这就使得工程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 工程主体认识、实践能力的有限性导致工程具有不确定性。
工程主体的理论框架、认知结构、思维方法、经验背景的差异, 以及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观态度在认识过程中会产生偏差, 造成对工程不是全面、系统、动态的工程知识, 只是个别性、僵化性和分离性的工程知识, 还有可能是虚假的工程知识。
再次, 工程也是设计、研发、试验、建造、使用、维护等复杂的动态过程, 且工程项目一般周期长、规模大、涉及范围广、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 致使其在寿命周期内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 而且大量风险因素的内在关系错综复杂、各风险因素之间并与外界交叉影响。在工程的周期内, 风险无处不在、无时没有。随着工程的进行, 有些没有预料到的风险可能会发生, 同时在工程的每一阶段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工程成果在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风险, 危及周围人群的生存, 也可能存在不可预见的不确定。
某个具体工程风险, 比如桥梁倒塌的危险就是各项具体风险的总和, 跟设计因素、施工因素、超重、天气、洪水、使用年限、桥墩承重等各方面的因素相关。因此, 总的工程风险就等于各个具体因素造成桥梁倒塌的概率的总和。工程风险的复杂性不仅仅表现在涉及多种因素, 还表现在工程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风险。例如, 生物医药工程在方案设计和决策方面存在投资风险, 在研发过程中存在风险, 在建造操作过程中存在风险, 在针对客户的应用过程中存在风险, 在生物医药过程的运用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环境风险等等, 因此, 在整个工程过程都充斥着风险。除此之外, 还有针对不同的工程主体有不同的风险。工程主体一般包括工人、工程师、投资人和管理者这四类人员, 他们在一起组成工程共同体, “如果把工程共同体比喻为一支军队的话, 工人就是士兵, 各级管理者相当于各级司令员, 工程师是参谋部和参谋长, 投资人则相当于后勤部长。”[6]工程师考虑的主要是设计、施工、使用风险, 投资人考虑的主要是投资风险, 管理者主要考虑的管理风险, 工人主要考虑的是施工风险等等。因此工程风险涉及各方面不同类型的风险, 工程整个过程中的风险, 还有工程共同体不同工程主体的风险。工程风险不是一个简单函数, 它包含系统风险、过程风险、主体风险, 是多种风险的集合。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工程风险涉及工程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等等各方面的因素, 不同的利益主体, 不同阶段的风险, 还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损失, 每个类型的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又不相同, 因此, 对工程风险的认识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观点, 工程风险绝非单一的不确定性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用n E表示各种可能事件, 用REi表示具体事件Ei的风险, 用PEi表示具体事件Ei发生的概率, 用CEi表示具体事件Ei的后果。那么工程风险可以表示为:
比如, 三峡大坝工程的风险就是经济风险、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地震风险、航运风险、公众安全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等各种风险的和, 而不能简单还原为某个具体的风险。
二工程风险的认知偏差
上述工程风险涉及风险发生的客观概率。但是工程风险不仅仅具有客观实在性 (reality) 的特点, 还具有主观建构性的特点。除了客观风险外, 还有主观风险, 这就涉及主体的风险认知 (risk perception) , 就是主体对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客观风险经过主体的过滤形成的风险认识相对客观风险具有一定的差异, 如果认知主体对客观事件发生的风险的概率存在过高或者过低的估计, 这就是风险认知偏差。
认知主体对工程风险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存在认知偏差。比如, 三里岛核泄漏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但绝大部分公众对核能的应用持反对态度。经过专家的调查发现, 车祸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但是公众对于车祸的风险认知远远低于对核工程的认知, 这就存在风险认知偏差。斯洛维克 (Paul Slovic) 在1987年的“风险感知 (perception of risk) ”[7]论证了不同的认知主体的差异。他通过对妇女选民联盟、大学生、俱乐部成员和专家等四个不同认知主体对核能源、滑雪、游泳、X光等30个不同风险的对比发现:专家认为在30个不同风险中, 核能源的风险排在第20位, 而妇女选民联盟和大学生却把核能源的风险排在第1位。而专家认为风险最高的车祸, 大学生却把车祸的风险排在第5位, 专家把游泳的风险排在第10位, 而大学生却把游泳的风险排在最后的第30位。专家把X光排在第7位, 而妇女选民联盟把X光的风险排在第22位。这说明主体对风险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果我们认定具有专业的专家的认知是符合工程本来面目的话, 那么, 大学生等非专业人员就对这些工程的认知出现偏差, 也就是认知主体对风险的认知出现了扩大或者缩小, 马库斯·施密特 (Markus Schmidt) 总结了影响风险感知的扩大和缩小的心理因素。[8]
主体对风险的认知是综合各种因素得出的结果。某个工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有一个客观概率, 这种概率是可以测度的, 但是主体的认知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认知主体通过对风险的后果是否具有可控性以及可控性程度, 风险是否具有灾难性、后果是否严重、主体的预见性、主体是否能够把握风险背后的科学技术知识等等多个主客观因素有关。斯洛维克就风险熟悉性维度和风险的灾难性维度给出二维风险感知模型[7]。
三工程风险认知的主观贝叶斯分析
(一) 工程风险认知偏差的主观贝叶斯分析
工程风险有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的区分, 工程风险公式中也就有了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的区分。客观概率把概率看作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特征, 与概率的客观解释不同, 主观概率与人类的知识或信念有关。工程风险的认知主要涉及主体对工程风险的认知, 这就涉及主体的个人信念, 主体可以根据主观感觉赋予事件概率, 也就是主观概率。贝叶斯定理就是分析主观概率的, 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工程风险中的认知偏差。
在贝叶斯定理中, n是相互竞争互斥的假设, 并且是穷举的, 也就是说n中至多有一个是真的并且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也就是说对于某个具体的主体来说有个确定的概率值。对于任何一个hj来说, Pr (hj) 是获得新证据之前的初始概率, e是后来获得的新证据, 那么Pr (hj/e) 是主体获得新证据之后的主观概率。某个主体会根据信息量的变化而改变对某个工程风险的认知。例如, 新中央电视台采用了双向倾斜、悬臂对接的结构形式来保障其安全性, 但其风险性具有一定的发生的概率, 有的认知主体看到其建筑严重不规则、严重超限、大体量悬臂、巨大的自重, 使得结构特别不利于承受地震作用, 是抗地震设计极不合理的方案, 认为其设计方案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这样就产生了对此工程风险的认知偏差, 由贝叶斯定律的验前概率Pr转变为验后概率Pr (hj/e) 了。
(二) 工程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的主观概率分析
工程风险认知的差异性。认知的歧义性源自“归纳-统计解释的两可” (ambiguity of inductivestatistical explanation) 。两可就是在选取样本的不同子集时, 由相同格式的推理可产生两个相反的结果。认知歧义性表征如下:“我们所接受的科学陈述总集K包含着不同的陈述子集, 这些陈述能被用于刚才所考虑的概率形式论证的前提, 并使逻辑上相互矛盾的结论都有高的概率。”[9]比如, 在某国80%的选民根据双亲的投票立场 (女儿按照母亲, 儿子按照父亲) 来票选候选人, Y女士的母亲投了左翼候选人的票, 因而, 可以说, Y女士有0.8的概率在选举中投了左翼候选人的票。但是根据另外一个统计结果, 90%的百万富婆投票给右翼候选人, Y女士是百万富婆, 所以Y女士有0.9的概率投票给右翼候选人。Y女士投给左翼候选人和右翼候选人的概率都很高, 我们就很难预测在这次选举中Y女士到底投给哪位候选人。
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存在认知歧义性。
A对某个工程风险的主体信念
B对这个工程风险的主体信念
转基因食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 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 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 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 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的食品。2013年7月, 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 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安全的, 且是解决世界人民粮食危机的有效途径。一些研究学者认为, 对于基因的人工提炼和添加, 可能在达到某些人想达到的效果的同时, 也增加和积聚了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他们认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靠转基因解决粮食危机如同饮鸩止渴。同样对转基因进行研究的专家, 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却是不同的。这就是说, 专家对转基因风险的认识具有不可通约的差异性。风险认知的差异性表现在:即使不同个体有相同的理性, 并且具有相同的证据e, 但可能对于h具有不同的信念度。
工程风险认知的相对性。专家和公众具有不同的信念和背景知识, 对同一工程风险的信念度可能不同。例如, PX项目 (对二甲苯化工项目) 在厦门、大连、昆明等城市都引起公众的抵制, 认为其对环境和人体都有严重的危害, 甚至致癌。但2007年,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将PX定义为“第三组致癌物”, 即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人类致癌, 对环境和人类安全也没有危害。专家和公众对PX项目的认知有相对差异。
(三) 工程风险认知的变动性和趋同性分析
工程风险的认知具有变动性。贝叶斯定理区分了验前概率和验后概率, 随着主体信念的变化, 主体或者个体的信念可以发生变化, 信念会随着知识状态或者认知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比如, 广州的经济适用房金沙洲多次、多小区发生楼房开裂现象, 仅沙凤复建小区具有2万平方米楼房开裂。有人认为是熔岩地质导致地陷从而导致楼房开裂, 有人认为开发商不注重建筑质量导致楼房开裂。后来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是武广客运专线地下隧道的修建导致楼房开裂。经过此调查公布后, 原来公众对楼房开裂的原因发生了变化, 一些人改变了对工程风险的认识, 相信是武广铁路的修建导致了楼房开裂现象的出现。这就是说认知主体关于工程风险的认知是可以改变的。
工程风险认知具有趋同性。贝叶斯主义的主观概率是对个体而言的, 根据贝叶斯的主观概率只能解释个体之间的认知差异和对风险的认知偏差, 那么如何解释群体对风险的认知偏差以及如何避免个体主观概率的随意性呢?在对工程风险的认知过程中, 我们发现不管是专家间存在认知差异, 或是专家和公众存在认知的相对性, 还是认知的变动往往都是针对群体而言的。我们如何解释群体认知, 群体的认知机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四工程风险认知趋同机制分析
根据贝叶斯定理:对于同一个命题, 或者同一个事件, 或同一个假说, 合理的信念度集合不是唯一的, 可以有许多个, 只要它们遵循概率论的公理, 那么就都是合理的。这样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事件计算出的概率会不同, 但随着经验材料积累和证据的增加, 只要根据贝叶斯定理来修正先验概率, 不同主体对某个具体事件预测会越来越趋向稳定, 越来越接近后验概率。作为主观贝叶斯法发展的德·芬内蒂的“意见收敛定理”和吉利斯的主体交互概率 (intersubjective probability) 对避免主观随意性做了辩护。
意见收敛定理表明, 随着证据的增加, 先验概率的主观任意性会被后验概率的客观确定性所取代, 从而避免了主观随意性。意见收敛定理可以用来解释一个人或一群人拥有的知识程度、信念度或合理信念度不一致。意见收敛定理的核心理念在于“主体间性”, 不同主体通过接受新信息, 不断进行调整, 逐步取得一致。德·芬内蒂提出意见收敛定理, 即随着证据的增加, 先验概率的主观任意性会被后验概率的客观确定性所取代。概率的主观性在长序列中趋于稳定值。
意见收敛定理的成立暗含了一个条件, 它要求把后验概率等同于条件概率, 即条件化要求, 但对于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之间的关系却缺乏辩护。
至于不同群体之间信念度如何协调, 作为主观贝叶斯主义扩展的主体相互概率理论可以得到解释。在吉利斯的主体交互概率理论看来“这种主体交互观点是主观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这里, 概率不是看作一个人的信念度, 而是一个社会团体的一致信念度。”[10]2不同个体“确立沟通与信息交流机制从而讨论形成共同意见 (consensus) , 或者说主体交互概率 (inter-subjective probability) ”[10]174。吉利斯除了定义主体交互解释, 还提出了形成这种解释的满足条件。在吉利斯看来, 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 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往往得到一个社会群体几乎所有成员的普遍支持, 而且一个特定的个体常常通过与这个群体进行社会交互作用而获得一致的信念。同样, 不同群体的信念度也会趋向一致。不同群体“确立沟通与信息交流机制从而讨论形成共同意见”。吉利斯认为他提出的主体交互概率理论可以解释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他把群体信念度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群体成员间具有共同的旨趣, 群体的成员必须有被共同的目标所维系。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使得群体内部相互团结相互协作, 统一的信念使得群体成员行动一致共同进退。也许群体的规模和结构会发生变化, 因为某个成员可能脱离群体, 或许他认为他依靠自己就可以达到目标。同样地, 新的成员觉得跟共同体有一致性的利益时, 可能加入集体。重要的是, 这个共同的目标必须有足够强的凝聚力把各个群体成员联结在一起。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够大, 通常会有一个权威或潜在的领导来组织所有成员。另外一点是, 这个主体间性信念度必须与共同的目标有关。
第二, 群体成员间保持信息沟通。信息在群体的成员之间必须是流通的。他们之间相互交流数据和想法, 不论是群体特意组织的还是私下进行的信息沟通, 还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直接信息沟通、通过第三者的间接信息沟通。一个特定的个体常常需要与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通过信息交流形成的“公共知识” (common knowledge) 来形成了群体的一致信念度。比如, 对于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认知, 有的认知个体认为其建筑材料、设计方案、计算模型、抗震理念等都表明这个建筑是个高风险的工程, 但经过专家的解惑、媒体的宣传, 其低厚板效应、良好的延性和冲击韧性、焊接性能和抗撕裂性能, 能满足抗震设计钢结构用厚板的各种需要, 改变了这些认知个体的主体信念, 认知主体具备了公共知识, 达成了一致信念, 主体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具有了趋同性。
根据贝叶斯定理我们知道:主体间性信念度其实是一个条件信念度。在贝叶斯方法中, 个人对工程风险的概率为Pr (hj/e) 。这个概率中的e包括组成个人知识背景的信念集合。主体间性信念度在形式上也是Pr (hj/e) , 但现在e是包含着工程共同体的知识背景, 这比共同体的任何一个成员所拥有的知识背景更广泛, 同时, 也避免了个体工程风险认知的随意性。既然共同体内部各成员间相互沟通信息和观点, 如果一个个体有一条相关知识信息而其他人缺少或者存在偏差, 那么个体通过与工程共同体的信息沟通得到纠正。这样, 对于工程风险的认知具有了群体一致性。
综上所述, 工程风险具有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存在差异性和相对性, 同时还存在认知偏差, 通过对工程风险中的概率的分析特别是主观概率的分析可以对工程风险各种认知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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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风险论文 篇3
一、逆向选择时主观信用风险的产生
尽管P2P供应链金融受到各界青睐,但该模式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P2P网络借贷平台与供应链企业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贷款端在为供应链企业提供融资资金时,遭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考验。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情形还有很多,这就形成了P2P供应链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供应链融资过程中逆向选择时外部主观信用风险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贷款端对供应链融资企业实际信用风险水平的判断依赖于第三方平台信用评级报告,其可靠性大打折扣,自然不如供应链融资企业了解得全面。利用博弈论分析后发现,签订供应链融资还贷合约前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则该问题极易导致逆向选择行为。对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贷款端来说,那些有融资需求的互联网供应链企业很可能就是隐藏的外部主观信用风险的制造者。
在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贷款端和供应链融资企业分别处在天平的两端,供应链融资企业在上,贷款端在下,尽管双方都明白双方当前的处境,却没有任何措施去补救,致使信用天平始终难以达到平衡位置。由于贷款端无法有效地识别优质和劣质的供应链融资企业,它只能依据全部供应链企业的一般信用水平设定融资条款。如此一来,那些信用比较差的供应链融资企业便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向贷款端融资,而那些信用比较好的供应链融资企业则渐渐放弃向贷款端提出融资申请,进而使得投资端筹集的资金流入低信用水平的供应链融资企业。然而它们的还款能力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又正好被贷款端的审核部门所低估,从而大大增加了P2P供应链融资出现逆向选择时产生外部主观信用风险的可能性。
为方便博弈模型的使用,需要做出如下假设:(1)本文将可能影响供应链融资企业在未来阶段获得收益的一些因素统称为供应链融资企业的信用水平。假设只有供应链融资企业自身才能获得内部信息,了解其真实水平,而贷款端在审核贷款发放资格时并不清楚。(2)假设供应链企业有一个项目,将该项目分为两个阶段,或者看作两个连续的项目。认定供应链融资企业实现融资目标的标准是其通过融资运行的项目给供应链融资企业带来了高回报;反之,则认定为未实现。(3)假设按照项目实现高收益的概率不同,将概率较大的确定为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另一类则是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4)按照上一假设条件可以将供应链融资企业划分为两个类别,针对这两个类别的企业都采用提前规定好的每期固定偿还额的书面合同,即为标准还贷合约。贷款端统一制定的标准还贷合约将提供给两种类别的企业使用,理论上来说,针对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的标准还贷合约会更苛刻,但实际并非如此。
基于上述四个基本假设,本文大致可以得到贷款端与供应链融资企业的博弈过程如下:首先,供应链融资企业应针对某一项目的两个阶段或两个不同项目向贷款端提出融资申请。接下来,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贷款端在完全不知道供应链融资企业类型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向供应链企业提供两种还贷合约中的一种。一方面,假设贷款端判断其为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则会提供标准还贷合约,如果该判断正确,也就皆大欢喜;如果该判断错误,则可能需要承担低质量企业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而遭受巨额损失。另一方面,如果贷款端抱有消极的态度,认为所有申请融资的企业都是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仅提供针对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制定的合约,这时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便失去了信用所带来的红利,相反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而选择退出融资市场,只留下低质量的供应链企业。经过简单的博弈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贷款端选择提供哪种还贷合约,都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增加P2P供应链融资的外部主观信用风险。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博弈模型,寻求一个改进后的新合约形式来规避上述风险。
二、逆向选择时主观信用风险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构建
1.博弈的参与人。
此博弈有三个参与人:自然、P2P网络借贷平台与供应链融资企业。
(1)自然。在博弈理论中,自然先验地决定某类信息。
(2)P2P网络借贷平台。P2P网络借贷平台作为博弈的参与人,它能够利用规模经济和流动性服务来降低资金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多样化资产组合投资以及分担资产转换风险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暴露程度。P2P网络借贷平台只能观察到供应链融资企业所做项目的获利情况,但是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其企业类型(但该类型的主观概率又是知道的)。假设针对P2P平台而言,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主观概率为η,那么,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主观概率就是1-η,P2P平台从还贷合约中得到的期望获利值用Rb表示。为了让我们的博弈模型变得更简单,我们假设在P2P网络借贷平台之间发生的是Bertrand竞争,P2P网络借贷平台能够达到的最大期望获利值是0。假设P2P网络借贷平台仅制定出适用于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合约1和适用于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合约2,此时的适用是指该还贷合约使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期望获利值等于0。
(3)供应链融资企业。我们假设只有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称为h类,即i=h)和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称为l类,即i=l)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参与博弈,且高质量的比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获得高投资回报的可能性要大,即p1l<p1h,p2l<p2h。假设τ1和τ2分别为类型i的供应链融资企业的两个项目或一个项目的两个阶段(下文仅写两个项目代替)开始的时间,GRh或GRl(GRh>GRl)表示两个项目产生的收益。τ1时点开始进行第一个项目,需要投入资金为K1,τ2时点需要投入资金为K2;τ2时点产生的收益为GR1h或GR1l,概率分别为p1i和1-p1i,τ3时点产生的收益为GR2h或GR2l,概率分别为p2i和1-p2i。为便于后续分析,我们假设分两期开始的项目所需的投资资金都是正的,也不需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如果项目的获利是影响供应链融资企业资产的唯一因素,则供应链融资企业可以探索出一个新的融资模式,使得第二个项目完成的τ3时点,其资产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即:Max E1[W3]。
2.P2P网络借贷平台和供应链融资企业的博弈顺序。
经过Harsanyi变换后,博弈顺序如下:
(1)供应链融资企业自然先验地决定了其属于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这一点是隐性条件,只有供应链融资企业自身知道,而P2P网络借贷平台仅通过第三方提供的信用审核证明无法知晓。
(2)面对供应链企业的融资申请,贷款端有权利选择是否向其提供还贷合约。如提供则博弈继续,如不提供则博弈完成。我们将供应链融资企业的保守盈利,记为W1,P2P网络借贷平台将得到严格负收益。
(3)假设P2P网络借贷平台制定了两个还贷合约,供应链融资企业必须在两个合约(合约1和合约2)中选择一个,然后根据供应链融资企业不同的类型,P2P网络借贷平台和供应链融资企业将会得到各个不同的期望获利,至此,博弈过程就结束了。理论上来说,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能够达到均衡的,因为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行为发生在供应链融资企业之前,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行为及判断不会受到供应链融资企业选择行为产生的后验概率的影响。在受到供应链融资企业约束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合约的具体形式以控制信用风险,使P2P网络借贷平台得以实现最大的期望收益,这是我们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改进的还贷合约
根据上述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逆向选择会导致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隐藏企业的真实信息,选择标准还贷合约X1,无法实现分离均衡,从而增加了电商平台的供应链融资的主观信用风险,即逆向选择问题无法通过标准还贷合约得到解决。我们将找到一种改进的还贷合约来化解逆向选择问题,以此实现博弈的分离均衡,使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供应链融资的主观信用风险得到有效规避。第一期供应链融资企业开展的项目的收益情况以及第一期期末供应链融资企业的还贷情况都会影响第二期贷款的还款额。如果在第一期期末供应链融资企业并没有及时还贷,那么它就会受到处罚;反之,其在第二期贷款时,它们将会获得来自P2P网络借贷平台更加优待的融资条件。根据博弈论,我们希望找到2个符合以下条件的改进还贷合约来实现分离均衡的合约,满足信息甄别模型的均衡要求:(1)供应链融资企业的差异性需要这些企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合约;(2)P2P网络借贷平台提供合约时的期望收益(效用)低于不提供合约时得到的期望收益(效用);(3)使得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得到更高收益(效用)的合约无法实现。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达到信息甄别模型的均衡要求。
在博弈中,P2P网络借贷平台首先采取行动,制定了两个改进后的还贷合约g X1和g X2,要符合上述几个要求,才能够达到博弈的分离均衡状态。可以描述为:(1)IR:E1[W3h(g X1)]>W1;E1[W3l(g X2)]>W1;(2)IC:E1[W3h(g X1)]>E1[W3h(g X2)];E1[W3l(g X2)]>E1[W3l(g X1)];(3)P2P网络借贷平台期望收益(效用)为0:Rb(g X1)=0;Rb(g X2)=0。
只有使用改进后的还贷合约g X1才能保证P2P网络借贷平台和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都实现更高的期望收益(效用)。在上述条件下,我们考虑适宜于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的改进还贷合约g X1,合约的核心内容是:在τ2时刻规定第二期贷款的还贷额度,它由供应链融资企业在τ2这一时刻是否及时还贷来确定。那么,以Ω1h-表示当供应链融资企业未及时还贷时,第二期贷款还贷额度的增加额(处罚);以Ω1h+表示当供应链融资企业及时还贷时,第二期贷款还贷额度的减少额(奖励)。
1.改进还贷合约的内容。
我们选择以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和P2P网络借贷平台博弈为例(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类似),阐述改进还贷合约的主要内容。
τ1时刻,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将初始资产作为股本,开始第一期项目的投资,S1h=W1。τ2时刻,如果GR1<Q1h,供应链融资企业则需要向P2P网络借贷平台返还前期贷款GR1,反之则向P2P网络借贷平台还贷Q1h。τ2时刻,供应链融资企业将其持有的全部资产当作股本投入第二期项目,即min(K2,W2h)=S2h,当GR1<Q1h,则Ω1h-=W2;反之,则GR1-Q1h+Ω1h+。Ω1h+>0,Ω1h-<0,并且假设在τ2时刻,无论供应链融资企业的项目是否取得成功,均假设第二期投入的资金不为负。τ3时刻,如果GR2<Q2h,供应链融资企业向P2P网络借贷平台返还前期贷款GR2,反之供应链融资企业则需要向P2P网络借贷平台返还贷款Q2h。
在此情况下,按照改进还贷合约,在τ1时刻,S1h=W1,第一期的固定还贷额Q1h要符合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期望收益等于0的要求,即:
假设GR1l<Q1h<GR1h,W2h=GR1h-Q1h+Ω1h+的概率为p1h;W2=0的概率为1-p1h。为符合P2P网络借贷平台期望收益(效用)为0的假设,下面的条件是成立的:
τ2时刻,min(K2,W2)=S2,第二期固定还贷额Q2要满足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期望收益为0的条件,即:
显然,Q2h是W2h的函数,我们记为Q2h(W2h),并且GR2h>Q2h(W2h)GR2h>Q2h(W2h)。τ2时刻,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期望收益(效用)是:
在上式中,因不同的概率下W2h会有两个不同的取值,对应的概率下E2[W3h]也有两个取值。在τ2时刻,高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的期望获利值E1[W3h]为选取的两个不同概率的E2[W3h]的加权和。
2.改进还贷合约的风险规避作用。
相较于标准还贷合约,改进还贷合约在τ2时刻,如果GR1<Q1h,那么第二期贷款时,要借的更多些;反之,第二期贷款时,要借的就少些。作为处罚的Ω1h-和奖励的Ω1h+应该是现实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特别是在τ2时刻,Ω1h-必须由τ3时刻项目的期望收益(效用)来弥补。另外,无论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只要企业选择了非标准还贷合约g X1,那么在τ2时刻,就算失败,第二期项目都必须继续实施,不能再选择签订其他的还贷合约,简单来说,理性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势必会对其进行处罚,即Ω1h-。
从高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的角度来说,签订g X1和X1这两种还贷合约是无差异的,即E1[W3h(g X1)]=E1[W3h(X1)],显然E1[W3h(g X1)]>E1[W3h(X2)]必定成立。当低质量供应链融资企业在改进的还贷合约g X1和标准还贷合约X2之间选择后者时,也就是E1[W3l(g X1)]>E1[W3l(X2)]时,实现了此博弈的分离均衡,当然,这样的一组还贷合约(g X1,X2)也是存在的。根据计算推导,如果满足高质量的比低质量的供应链融资企业获得高投资回报的可能性要大,即p1l<p1h,p2l<p2h,就可以满足E1[W3h(g X1)]=E1[W3h(X1)]和E1[W3l(g X1)]>E1[W3l(X2)],此时无论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供应链企业都愿意选择改进还贷合约g X1,获得更高的期望值(获利),实现分离均衡。
通过博弈分析,我们发现这组改进还贷合约g X1可以用来规避供应链企业向P2P网络借贷平台申请融资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发生逆向选择而产生的外部主观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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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风险论文 篇4
鼻咽癌在我国发病率高, 根据国内统计, 占全国恶性肿瘤的12.4%～27.9%, 占耳、鼻、咽、喉科恶性肿瘤的60%[4]。鼻咽癌的治疗以放射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 且治疗周期较长, 由于病情和放疗的双重影响, 治疗后会产生一些放疗反应如咽喉炎、口腔炎;加上消化腺被破坏、消化液分泌减少等因素, 因此, 随着治疗的进行, 患者出现摄食量下降, 对食物的理化性状有了更高的要求等均可影响患者的营养摄入, 患者的营养风险势必增加。营养摄入不足会影响后续的治疗和康复, 还会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 医务人员应高度重视并给予合理的营养指导和干预。通过对患者开展营养风险筛查, 尽早发现营养风险, 及时予营养支持及饮食指导, 改善预后。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9年9-10月我院放疗科收治的鼻咽癌患者126例, 其中男90例, 年龄34～73岁, 平均年龄 (56.1±7.6) 岁;女36例, 年龄35～67岁, 平均年龄 (57.5±4.9) 岁。入选标准:入院前在门诊均经纤维鼻咽镜活检为鼻咽癌, 住院1d以上, 神志清, 能活动, 无水肿, 获得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没有病理诊断, 住院不满1d, 不同意参加本调查者。
1.2 方法
采用定点连续抽样, 由专业调查人员对所有调查对象在入院24h内分别应用NRS2002和SGA进行营养筛查。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的判定标准:采用BMI中国标准[5]判定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 即 BMI<18.5为营养不足;18.5≤BMI<24.0为体重正常;24.0≤BMI<28.0为超重;BMI≥28.0为肥胖。体质指数 (BMI) =体重 (kg) ∕身高2 (m2) 。NRS2002评分≥3分为有营养风险, 需要营养支持和营养监测。SGA筛查结果C级或B级为有营养不足, 也需要营养支持和营养监测。筛查方法:调查前集中培训调查人员, 采用统一的NRS2002和SGA调查表进行营养筛查, 见表1、2。晨起排二便, 空腹免鞋测定身高、体重。身高、体重计采用RGZ120型身高体重测定计 (中国江苏无锡衡器厂生产) , 体重测定矫正至±0.2kg, 身高标尺矫正至±0.5cm。
注:以三项最高分值为营养状态受损评分的最后得分, 对不能得到BMI的患者以其血清白蛋白 (sALB) 值为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结果以
2 结果
2.1 NRS2002和SGA适用性
126例调查对象全部完成NRS2002和SGA调查, 两种筛查方法在调查中的适用率均为100%。
2.2 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发生率
本组患者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分别为7.9%、22.2%和6.4%, 见表3。
2.3 NRS2002和SGA筛查结果
NRS2002筛查结果显示, 126例患者中, 68例 (54.0%) 为1分, 15例 (11.9%) 为2分, 28例 (22.2%) 为3分, 12例 (9.5%) 为4分, 3例 (2.4%) 为5分。共有43例患者 (34.1%) 存在营养风险 (NRS≥3分) , 其中10例营养不足 (BMI<18.5) 。SGA筛查结果显示, 126例患者中, 85例 (67.5%) 为A级 (无营养不足) , 35例 (27.8%) 为B级 (轻至中度营养不足) , 6例 (4.8%) 为C级 (重度营养不足) 。共有41例患者 (32.5%) 存在营养不足 (C级或B级) 。
2.4 NRS2002和SGA筛查结果比较
NRS2002筛查<3分的83例患者中, SGA评分为A级者73例, B级10例, 没有评分为C级者。NRS2002筛查≥3分的43例患者中, SGA评分为A级12例, B级25例, C级者6例。两种方法的筛查结果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
注:配对χ2检验, P>0.05。
3 讨论
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据调查, 住院患者营养不足发生率最高的是恶性肿瘤患者, 直接影响抗肿瘤治疗的进行和预后,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尽早发现营养风险, 及时给予营养支持, 将改善患者的预后。鼻咽癌患者中, 老年患者占一定的比例, 因老年患者消化能力下降, 进食减少, 放疗可能致张口困难[6], 易发生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足[7]。基于NRS2002在预测营养风险方面的优势, 因而应定期 (每周) 进行NRS2002营养筛查, 尽早发现营养风险, 及时给予营养支持及饮食指导。本组126例鼻咽癌新住院患者中, NRS2002筛查显示, 以BMI评定营养不足发率为7.9%, 营养风险发生率为34.1%;SGA评分显示营养不足发生率32.5% (B级或C级) ;说明鼻咽癌患者营养不足和营养风险问题较普遍, 需要给予营养支持或和饮食指导。针对鼻咽癌放疗患者易发生营养风险这一情况, 营养医师及其他医务人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营养教育, 指导合理选择高蛋白、高能量、高维生素及充足水分的食物和饮料;提供包括软食、半流质、流质、匀浆饮食等的合理饮食使患者主动增加摄食;指导食物加工, 特别推荐匀浆饮食 (把配比合理的食物煮熟后加水用食物料理机搅碎而成的流质状的肠内营养液) 和果蔬汁的制作;经口饮食营养不足, 配合肠内营养;经肠营养途径能量和营养素达不到需要量的60%, 时间大于7d, 应辅以肠外营养。
NRS2002和SGA具有简便、易行、相对准确的特点, 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两种营养筛查工具。本研究显示, 在筛查营养不足方面, 两者均适用于鼻咽癌患者, 筛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SGA仅用于筛查营养不足, 而NRS2002可同时筛查营养不足和营养风险。应指出的是:在NRS2002评分系统中包含了年龄评分, 即年龄大于70岁者加1分[8]。但SGA筛查指标中并未考虑年龄因素。由于老年患者消化道等脏器功能减退, 故可能面临更多、更复杂的营养问题, 因此更应重视对他们的营养支持。对年龄问题的关注, 体现了NRS2002较SGA更具合理性。因此, 对包括老年住院患者的疾病群体进行营养筛查时, 应优先使用NRS2002。NRS2002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可以筛查营养风险, 特别是对于择期手术患者, 如果在7d内准备接受大手术, 则应在总分中加入2分[8]。因此对于准备接受大手术的患者, 营养风险发生率会更高。而SGA在预测手术等可能造成的潜在营养问题方面略显不足。因此, 对于手术治疗患者, 建议使用NRS2002。
综上所述, NRS2002是迄今为止唯一基于128个随机对照研究作为询证医学基础的营养筛查工具,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推荐使用NRS2002作为营养筛查工具, 其应用更为简单, 筛查时间更短, 且均为客观指标。对于需要接受手术的住院患者和包括老年住院患者在内的疾病群体进行营养筛查时, 应首选NRS2002。肿瘤患者放射治疗期间也应首选NRS2002进行营养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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